宣公
平州
《水经》：“济水过临济县，又东北，迤为渊渚，谓之平州。”州，古洲字。平州，济之渊渚名也，汉为平安县，在湿沃侧。湿沃，今蒲台县地。杜云：“在泰山牟县西。”未是。
崇
杜但云“秦之与国”，不记其地。而任公辅谓在京兆鄠县甘亭。按：鄠于夏为有扈氏，于殷为崇侯虎之国，文王伐而灭之，其地入周，未闻以封诸侯，去镐京密迩，固周畿内地。周自有周之崇，非殷之崇也。且鄠在上林苑南，与杜陵接壤，北隔渭水。周京故地已为秦据，赵穿岂能帅孤军，穿秦境，南涉渭水而侵之？晋虽渡河得少梁，而去鄠犹远，则此崇国必在渭北河湄，虽与秦而地则近晋。杜氏阙之，犹知慎也。
黄
桓十七年，盟于黄。杜云“齐地”，而未详其处。今以公子遂如齐之途计之，齐都临淄，鲁往当迤东而北。汉琅邪郡有横县，读如黄，应是其地。垂则应在鲁近地。故遂以辛巳卒；而壬午讣已闻，为之去籥。杜《解》：“垂，齐地。”非是。
舒蓼
舒蓼应是一国。舒不一种，故曰众舒。汉有舒县，又有龙舒。大抵庐江、舒城、桐城、潜山皆群舒之境，舒蓼其一也。故徐已取舒，而楚又灭舒蓼，杜云“二国”，非是。舒既折入于徐，蓼国在安丰，今霍邱地，文五年楚已灭之，岂一国而再灭乎？且《经》文亦当分别言，不应灭二国而统以一灭之文。
根牟
杜云：“今琅邪阳都东有牟乡。”按：阳都乃齐人迁阳之阳，非东夷国。东莱郡有牟平，今宁海州；又有东牟，今文登，地滨海而僻夷，根牟自应在此。抑此连“齐侯伐莱”为文，与“莒伐杞取牟娄”同，则取之者齐也。根牟应为莱邑，非国也。《公羊》以为鲁取，齐师方在莱，鲁岂能越莱而取其东国乎？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范宁谓：“《传》例言日不言朔，食晦日。则此丙辰，晦之日也。‘己巳，齐侯元卒’在晦日之下，当有闰。”拘守《谷梁》之说既不可通，则曲为之辞，其陋甚矣。夫丙辰为四月之晦，则四月之朔非丁亥则戊子；推而上之，前年十月朔日当为庚寅，月中不得有癸酉。惟丙辰为四月朔，然后可推前年十月为己未朔。“癸酉卫侯郑卒”，其十五日而后癸巳，征舒弑君为五月八日。范宁何此之不知邪？《春秋》纪闰凡二：一不告月，一葬齐景公，皆于岁杪。故刘仲原言是时历法多谬，每置闰于岁终。左氏以闰三月为非礼，盖周历之鲁莽，上不合于天时，下不宜于人事，不待无中气之月，而或前或后，强谓之闰。秦之后九月实仿于此。则四月之后，周历无闰可知，而安得以丙辰为四月晦哉？若日食必朔，而历家疏谬，或前或后，故杜氏曰：“不书朔，官失之”，言历官之失也。孔子志行夏历，以立万世之法，故或言朔，或不言朔，以著其失。范宁小儒，恶足以知之！
邲
《水经注》：“济水合荥渎东南流，得宿须口，济水于此又兼邲目。”京相璠曰：“在敖北。”敖者敖山也，在今河阴县。传称楚子“次于管”，在今郑州。“晋师在敖、鄗之间”，渡河而南，正在河阴，滨河之南岸。背水而阵，于法当败，宜其掬指舟中也。《水经注》所云“济水有邺目”者，河济于此合流，故济有邺名，盖郑之北境也。河阴去郑州五十里。
税亩
税亩之说，诸家不同。考之于《传》，左氏言“不过藉”，《公》《谷》皆言“什一”，以讥其不然，乃未明言其税法之重轻，故或以为什取其二，或以为仍什一而但废助法。《传》无明文，则当熟绎《经》文以求之。《经》但言“税亩”，则非加赋也。故谓“于公田之外，又税其一”，于说不立。然鲁之什二，后不经见，必自此始，则朱子“十而取二”之说自伸。以实求之，言税亩者，谓无亩而不税，故曰履亩。助法一夫百亩，非仅百亩也，唯上地不易之田为百亩。一易中地则一夫二百亩；再易下地则一夫三百亩。助法初定之时，民或间一岁再岁而易耕以休地力，迨其后人众而力有余，熟耨而粪之，皆成熟地。先王亦明知后之必垦为肥壤，正以此宽民力而劝之耕，所谓仁之至也。唯公田则百亩而无莱，莱犹今之荒也。 私田则以三等酌其中，盖二百亩而名曰百亩。今此履亩，则凡已耕之土，尽入税额。盖先王虽名什一，而实二十而一，税亩则无尺土漏于税外，以周制较之，什而二矣。此法李悝、宇文融师之，名为清奸弊以裕国，而殃民甚矣。观“履亩而税”之文，则群疑尽释，三《传》之说皆可通也。
宣榭
“室有东西厢曰庙，有室曰寝，无室曰榭。”《尔雅》既有明文。庙以祀先，朝践于堂，事尸于室。无室而何以祭？胡氏谓是宣王之庙，他无考证，独据吕与叔《考古图》 敦之文耳。宋人风尚以畜古器为雅，欧阳永叔、赵明诚以搜辑金石文字示博闻。于时多赝为之以求售者，莫能诘辨。则此 敦者不知出何人之手，而可据以释《经》乎？杜氏谓“讲武屋别在洛阳”者，其说甚允。榭本与序通，有堂无室，于射为宜，今之演武厅犹其遗制。而宣王讲武于成周，《吉日》《车攻》，《诗》有明证，岂不较信于未知真伪之铜器邪？若《公》《谷》以为藏乐器之所，则以射必有乐，或于榭侧有乐器之府，榭火而乐器毁，因传闻而遂以为乐器之藏耳。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范氏《谷梁传·注》以癸卯为六月晦日，而置后“己未盟于断道”为闰月。按：是年正月有庚子、丁未，若六月癸卯晦，则正月有丁未而无庚子；但六月癸卯朔，则抑有庚子而无丁未。故杜氏以蔡侯申之卒为二月四日，斯为精确。盖《经》文偶脱“二月”二字，犹“壬申公朝于王所”之脱“十月”也。唯六月朔日癸卯，则断道之盟为十七日。范氏巧护《谷梁》，不知历算，与十年日食同。
成公
作邱甲
邱甲之制，胡氏援引考证详矣。顾增乘、增甲之疑，尤属未安。据搜红之车千乘为计甸增乘之征，而以《汉书》一成核之，六十四井而旁加一里为成，旁加一里者加八井也，一成之田七十二井，千乘之赋为田七万二千井，计地方二百七十里稍弱，与《汉书·刑法志》、马季长《论语注》、朱子《鲁颂传》所云三百十六里有异。乃鲁地有今平阴、泰安、兖州、曲阜、宁阳、泗水、鱼台、单县、济宁、汶上、费县、沂水之境，规约成方，岂但二百七十里？搜红之车，不待增乘而已足。况史克所颂“公车千乘”，僖公已然，在邱甲未作之先，非昭公时始有，是增乘之一疑也。抑据楚人二广一乘百二十五人为增甲之征，而甲者以甲士得名，一车之中，车正御右止于三士，虽楚二广亦然，则一乘止于三甲。若得臣之战长狄、齐庄伐卫有驷乘者，偶然贾勇之事，非成法也。一乘四甲，不赘一甲乎？倘增步卒而不增甲士，不得名增甲，是增甲之一疑也。尝以郑氏《王制注》参考之，周公定天下，九州方七千里，名山大泽去三之一，其为名田者约三千三百万井。以一成出七十二步卒乘之，当有三千三百万人为兵，计唐之府兵，宋之禁军厢军、昭代京外卫所之兵制不足以当其百之五，即隋炀征高丽、开河之役，亦不逮其十一。虽三代之兵不如后世死于战争之酷，而劳民罢敝于原野，亦不忍言。是民何不幸而生于三代之世，罹如此之荼毒，曾先王而忍于虐民如是乎？足知李靖之言，不仁之甚，非古之果尔也。若包子良谓十井而出一乘，则八十家而七十二人为兵，天下无非兵矣。竖儒之言，诬古以祸生民，有如此之憯者！按《诗》称“公车千乘，公徒三万”，则每乘止三十人。而《司马法》十井为通，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徒二十人。则原无七十二井出百十二人之法，而井止三家，亦无八家之数。大约秦火之后，古制无稽。释《经》者勿掇拾残阙，强立繁重之法，为殃民者之口实，儒者之立心，当如是而已。侈淹博而重为不仁之说，天所不佑，非但如作俑者之无后也。
茅戎
《括地志》云：“茅亭，茅戎也。秦穆公自将伐茅津即此戎。在陕州河北县西二十里。”按：秦穆伐晋，济自茅津，非伐茅津也。魏王泰之误显然矣。所谓茅亭者，在今平陆县境，晋地也。大河之滨，通津所在，非戎所可杂处；去成周亦远，无患于周，周亦不应涉晋地以伐之。按：王子晋之攒茅之田，地在河内修武，以田与晋，而西阻太行，戎固依山而处。周于文十七年败之于邥垂。邥垂，汉为新城县，在今伊阳县，则其为伊、洛以北之戎，夹河而介于河内，明矣。
新筑
《太康地记》：“乐陵国有新筑县。”乐陵地在今山东武定州，齐、卫交界之境。卫侵齐而齐迎之与战也。
新宫
不言宣宫而言新宫，刘质夫以为神主未迁，其说是也。然谓其二十八月未迁主为缓而不恭，则又非是。卒哭之后，主祔于祖庙，祥祭皆于祖庙行之。丧毕吉祭，必待时享之月，因行大袷，祖庙迁而上，新主乃居祖庙，而时享必于四仲之月。周正以建丑之二月为仲，则二月立新主入庙之月，而是月之内，三旬各有柔日，卜吉乃祭。今此甲子前有癸亥，卜或不吉，则须乙亥祫祭，主乃入其庙宫，则于灾之日，主尚未入，亦不得讥之为缓。主未入而哭，诚于礼为过，但将欲入庙而庙火，更待后仲月吉祭方行，灵羁妥侑，亦足动人子之哀，礼以义起，亦未为不可。刘氏讥之，过矣！抑于此而见诸侯五庙之制，周衰文胜，其滥甚矣。迁庙之礼，近迁而上，孙居祖庙，于其将迁，稍加丹垩而已。使然，则当其未迁，宣公从祖而祔，僖公之主固在庙中，当名僖宫，不名新宫。言新，则创始为之于二昭二穆之外矣。见于《经》者，炀也，武也，桓也，僖也，不复以昭穆名而从其谥，盖不知其凡几矣。
三望
胡氏于“三望”之说，前后自相刺谬，已据《公羊传》言祭泰山、河、海矣，复取朱长文之言，谓泰山礼所得祭，故不书，而独纪三方。其说新巧，释《经》之大忌也。礼：天子有方望，无所不通。言四者，举其方耳。《周礼·注》：“四望”，五岳、四镇、四渎。略举之，其望十三。如周都镐京，西望唯吴岳，余或北或南，皆在其东。望者，不至其地，遥拟其方，望而祭之也。泰山在鲁封内，若特祭之，自当至其山麓。望乃因郊而祭，泰山去曲阜东北百里外，则此亦遥望而祭之耳。鲁既僭郊，因而僭望，而礼损于天子，则就近而望焉，于岳则泰山，于渎则河，于大川则海，而四镇不与。泰山既其封内，亦半属齐。东侵莒地有诸郓，则亦潮之所及，而与海通。其时河虽北流，不径鲁境，而济水自荥渎与河合而复分，则亦河之支流也。故东望祭海，西望祭河，北望祭泰山，《公羊》之说为尤。三者实指其所祭山川之数，非于“四望”去一而三也。若如天子之“四望”而去其一，则北镇医无闾，北岳恒山，皆北望也，又岂鲁所得祭乎？故惟《公羊》之说为长。胡氏察之不详，故言之靡定，此释《经》之所以难也。
琐泽
杜云：“琐泽地阙。”按：襄十一年《传》称“诸侯之师右还，次于琐。”杜云：“荥阳苑陵县西有琐侯亭。”其地在荥阳、新郑之间，郑地也，晋会卫于此，正二国之中途。泽者以水得名，应即琐也，犹鄢陵之或称鄢也。
壬申公孙婴齐卒
“十一月无壬申”，以十二月丁巳朔之推可知，故杜云“史误”。而《谷梁传》曰：“致公而后录。”盖婴齐之卒，以《传》言梦征之当，自洹水之上，去郑近而去鲁远；且从公伐郑，无先归在途之礼，则其卒应在十月壬申，及公告至，乃追书之。卒以壬申，从其实也。书于十一月，公归，柩随以返，乃成丧也。此《谷梁》之义，精矣。
正月庚申晋弑其君州蒲
何氏《公羊注》曰：“起正月见幽，二月庚申日死也。”盖因前年十二月丁巳朔推之，庚申当为二月五日，故曲为之说也。乃据是年八月有己丑，十二月有丁未，则正月固有庚申，左氏于前年岁终置闰，“月乙卯晦杀胥童。”厉公见弑于正月之五日，非二月也。周历粗疏，置闰必于岁终，与秦同，亦于此可见矣。
襄公
次于鄫
杜云：“鄫，郑地。在陈留襄邑县东南。”襄邑，今睢州境内，以宋襄公葬此得名。其东南，柘城也，为宋邑明甚，何云郑地？《传》云“晋败郑徒兵于洧上，于是东诸侯之师次于鄫以待晋师”，则是密迩相闻，襄邑去郑甚远，岂能知其克捷而不进？《水经》：“洧水又东过郑县南，鄫水从西北来注之。”字正作“鄫”。鄫与潧通，音侧真反。《诗》《孟子》作溱者，传写之误。溱乃湖广临武县水，南流入海者也。鄫、洧合流，可谓之洧，亦可谓之鄫。其水东过洧川西华，经陈地，又东入淮，于宋全无干涉。盖诸侯之师在洧川，故《传》云：“以鄫之师侵楚焦夷及陈。”焦夷当是谯郡，今之亳州。顺鄫水而东，则陈与谯受兵矣。鄫与鄫国之鄫，字同音异。鄫国音疾绫反，此读如臻。
九月辛酉天王崩
《杜氏》以长历推之，辛酉为九月十五日，推至二年五月，当为癸卯朔，则月内无庚寅；六月壬申朔，九日庚辰，十八日己丑。而《经》载“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郑伯 卒”“七月己丑葬齐姜”，殊为舛错。盖于元年己丑岁终置一闰也。唯有闰，则二年正月乙亥朔，三月甲戌朔，五月癸酉朔，十八日庚寅夫人薨。六月癸卯朔，月中无庚辰，故《传》以郑伯 卒为秋七月。七月壬申朔，九日庚辰，十八日己丑葬齐姜。知《经》之书郑伯卒于六月者，传授之误也。成十七年丁亥岁，已置一闰于十二月后，至己丑岁杪才二十四月而复置一闰。盖周末厉法大坏，以五年再闰为死法，故三年一闰，又阅二年而复闰，全不计气盈朔虚之实，而月唯死守经朔一大一小，乃以二日月见西方、四日未见为灾异。其疏谬诬天如此，此夫子所以欲行夏历也。
善道
宿州有善道驿，盖古名之仅著于今者，宋地也。正吴西北以会中国之便道，与龙亢之向、濠之锺离相栉比。杜云“地阙”，未详。
莒人灭鄫
左氏以莒恶鄫之赂鲁而灭，晋以亡鄫讨鲁，莒人伐鲁以疆鄫田，是莒用兵伐而灭之也。《公》《谷》则谓莒人以子为鄫后，窜其宗以绝其世，事同于灭。盖见昭四年取鄫，疑莒既灭之，不当与 、邿同文而复灭于鲁。乃莒之以子冒鄫后者，岂非世子巫乎？使《春秋》恶其窜冒，罪均于灭人之国，则不当轻许巫以世子之称。且自是以后，鄫不再见，则安得复有己姓之鄫子？左氏谓著邱公不抚鄫，鄫叛莒而鲁取之。杜氏因谓鄫为莒邑。参观而酌之，盖灭鄫实用师以灭，既灭之后，莒因立其子弟为鄫君，以服役于晋。故晋不讨莒而讨鲁，盖职贡未亡，而姒姓之鄫则已灭也。昭公取鄫，鄫取莒之属国。二《传》传闻未确知既灭之后有己姓之鄫，因为之说耳。《经》于此类，必待推求而后知，如一须句，僖公取之，文公复取之，非善通者，亦且如王安石之讥《春秋》为断烂邸报矣。
邢邱
邢邱之“邢”从形旁之开，篆作井， 国之“ ”从 。音同而文
异，地固不同。 侯之国，初封在顺德府 台县，汉曰襄国，后迁夷仪，在东昌府聊城县，卫灭之，地入于卫。 邱，非国也，地在怀庆。《韩诗外传》云：“武王伐纣，至于邢邱，修武勒兵，更名邢邱曰怀，宁曰修武。”怀，今武陟县也。然怀之为名，自虞、夏已然。《书》曰：“覃怀底绩。”《史记》：“秦使五大夫绾伐魏，拔怀；后二岁，拔邢邱。”《索隐》曰：“邢邱在武陟县东南二十里，平皋是也。”《括地志》亦曰：“平皋，古邢邱邑。”则《韩诗》以怀为邢邱，亦相近而非。应劭以 邱为 侯国，而曰：“自襄国徙此。齐桓时，卫人伐 ， 迁于夷仪，其地属晋，号曰邢邱。”不知从开之“邢”与从 之“ ”，判然为二。故臣瓒《汉书·注》云：“邢是邱名，非国。”而颜师古直斥应说之非，谓“晋侯送女于邢邱，盖谓此。”其说是也。《汉书》于赵襄国县注曰：“故邢国。”《后汉书》：“平皋有邢邱，故 国。周公子所封。”则范晔仍应劭之误，而臣瓒又折其非。杜氏于宣六年“赤狄伐晋，围怀及邢邱”注云：“今平皋。”是已，乃又以为郑地之邢亭。明属晋邑，在河内，晋启南阳而有之，与郑隔河，相去甚远，安得属郑？邢亭之名，他无所见，唯野王西北，京相璠谓是邗亭。“邗”“邢”字相近，乃故邗国，因而错乱，抑与邢邱相去二百里，何杜氏之不审而无定论也！
己亥同盟于戏
以五月有辛酉推之，则八月癸未当在下旬。据杜《解》“十二月癸亥门郑三门”为月五日，则辛酉当为五月晦日。八月朔日庚申，癸未为二十三日，十一月庚寅朔，己亥为十日。而下推明年五月，当为丁亥朔；甲午灭逼阳，乃其八日也。此即合经文前后推之，昭然可见。十二月不得有己亥，《传》言十一月，自是传写者误一作二，而《传》言闰月戊寅，十二月己未朔，则戊寅不得在闰月，明年五月亦不得有甲午。此杜之注释《经传》善救其失者也。特以“闰月”为“门五日”，则不如疑而阙之。
柤
京相璠曰：“彭城逼阳县故城东北有柤水沟。”逼阳在今沛县，柤在其境内，时尚自为国；逼阳灭，地乃属宋，其南则徐也。会柤之师既就近而围逼阳，则柤在逼阳明矣。杜云“楚地”，盖据战国时楚灭徐、宋后地界言之，非当时疆宇也。晋会吴以谋楚，岂就楚地以结言哉！
亳城北
亳有三：偃师为西亳，于时为周畿内地；考城为北亳，于时为宋地；亳州故谯为南亳，于时为东夷或徐境；俱去郑远，郑方受围，不得越境受盟。杜云“郑地”，郑不得有亳城也。二《传》作“京”者是已。京者，故叔段之邑，在今荥阳、新郑二县间。“京”“亳”字相近，京大也，亳亦大也。殷谓之亳，周谓之京。故左氏之《传》误。
澶渊
杜氏云：“在顿邱县南。”顿邱今开州也，此宋真宗渡河拒契丹处。考之张晏、应劭所说，乃繁渊，非澶渊也。大名有繁水，南乐在其南，故南乐谓之繁阳。《后汉·郡国志》沛国杍秋县故属梁国有澶渊聚，注云：“襄二十年盟于澶渊。”其地在考城之南，丰、沛、砀山之间，宋地，故谋宋灾亦会于此。后世以繁渊为澶渊，而沛、梁之澶渊隐，盖自杜氏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此年及二十四年皆比月书日食，此释《经》者之大疑也。盖日之发敛于南北者，其黄道四十七度八千六百分，万分历。 凡一百八十二日六千二百十二分强而反。约略计之，凡四日而行一度稍弱，积一月之日，凡七度有奇。而月之出入黄道，二十七日五分日之一强已复反故道，余二日五分日之三，凡行三度八千八百分强，凡差三度有奇，安得比月而入食限邪？且九月十月乃建申建酉之月，密迩分前，月行黄道内；二十四年则在七月八月建午建未之月，密迩至后，月出黄道外。而日之发敛疾徐不随月为差，何得比月而食，若出一轨？故刘炫以为传写之误，而姜岌、一行、郭守敬皆谓必无比月而食之理。唯董仲舒以比月而食为大异，则不知历法而徒守旧闻，曲为之说也。凡《春秋》所书日食，舛错甚众，其故有三：传写之误，一也；失闰，二也；周历疏错，不能自信，置算法而求之占候，如谷梁氏以亏伤而知食之鄙论，日食之后，人情惊愕，偶有氛珥侵其一隅，即诧传为日食，史官不审而书之，三也。今以郭守敬法上推往古，凡《经》所书，或不日，或不朔，皆史官之失；抑有月分谬错者，则历法不精，置闰不当之误。今据《授时历》所较定；隐三年己巳食者，己巳实朔，史失之；桓三年七月壬辰朔食，《大衍历》及姜岌所推壬辰乃八月朔，失闰也；桓十七年十月朔食，《大衍》《授时》皆十一月，失闰也；庄十八年三月食乃五月壬子朔食，既失日失朔，又讹“五”为“三”；庄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食，《大衍》《授时》皆七月，失闰也；庄三十年九月庚午朔食，乃十月，《大衍》《授时》所推皆同，失闰也；僖十二年三月庚午朔食，姜岌、《大衍》《授时》皆五月也，传写误“三”为“五”；僖十五年五月食，《大衍》《授时》皆四月癸丑朔食，既失闰，史官又失日失朔；文元年二月癸亥朔食，姜岌及《大衍》皆三月，失闰也；宣八年七月甲子食，杜预以为七月晦，非也，盖十月朔，史失朔而传写又误；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朔食，乃五月乙亥朔食，以《经》朔为朔既误，而又失算，历谬之尤者也；成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食，乃十一月，姜岌云“失闰”是已；襄十五年八月丁巳朔食，姜岌及《大衍》《授时》皆七月也，失闰；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推之皆入食限，《经》所书是也，其十月庚辰朔，八月癸巳朔皆已过交限，则必无食理，此算不精而占候者以氛珥为食也；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食，乃十一月，姜岌、《大衍》《授时》皆同，失闰也；昭十五年六月丁巳朔食，五月也，失闰；昭十七年六月甲戌朔食，《大衍》《授时》推之皆九月，传写误也；定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食，《授时》在十月，失闰也。详元李谦《历议》。
雍榆
杜云：“汲郡朝歌县东有雍城。”于时齐侯已取朝歌，其锋甚锐，鲁若逼近而屯，遏其归路，必相争战。既有畏而次，岂敢压齐垒以相临乎？按：《后汉书》东郡燕县有雍乡，燕，南燕，今胙城县，在卫辉东南。朝歌今淇县，在卫辉西北。胙城南接曹州，渐向鲁境，非齐西向之冲，可进可退，叔孙豹有畏而次，自应在此。杜《解》失之。
重邱
杜但云“齐地”，未详其处。应劭曰：“安德县北五十里有重邱乡，故县也。”今按：《汉书·地理志》平原郡有重邱县，盖在德州、陵县二邑界。晋帅诸侯之师自东昌之夷仪进攻齐之北境，齐既纳成，遂盟于此。
门于巢
“门于”者，攻其门也。士丐门于 门，公门于阳州，皆围而攻之。杜说是也。杜于成十七年舒、庸人道吴围巢注：“巢，楚邑。”则非巢国。然吴、楚江北接壤之地，未闻更有巢邑；而楚已并群舒，吴之争地必径巢国。巢、楚与国，为楚捍吴，必下巢而后可向楚，故先攻之。不言伐巢者，吴本志伐楚，不为巢兴兵；巢之拒吴，亦为楚守也。若《谷梁》责巢不饰城请罪，胡氏责吴子不假道释甲，则皆迂而不切事情。
昭公
虢
此所谓东虢也。北虢在大阳，夹河之壤，平陆、陕州皆其地，乃虢仲之国。而此东虢则虢叔之封，郑桓公东迁，有虢、桧之地，故为郑邑。西自汜水县，东至荥阳，皆虢故封。《穆天子传》“畜兽于东虢，号曰虎牢”，汜水也。荥阳有虢亭，《后汉书》曰虢叔国，此则虢之故都，地入郑而犹明曰虢。晋、楚之会，会于此。
郓
说者以谓有三郓，非也。西郓，汉为廪邱，今为郓城县，字一作“运”。东郓在故东莞，今为沂水县。《后汉·郡国志》云：“东莞有郓亭，齐为昭公取而居之”，此郓也。其地与莒接壤，或为莒，或为鲁，故曰：“莒、鲁争郓，为日久矣。”文十二年城诸及郓，为鲁邑。及成九年又为莒邑，而楚入之。盖宣、成之间，莒复取之于鲁。不见于《经》者，所谓“内失地不书”也。
疆郓田
“疆”者，聚土为堑，其外沟之，为关以通出入也。《周礼·封人》：“凡封国，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郓本莒邑，鲁先世尝取之莒，而未毁莒封别为己封，至是复取之，乃扩其旧封，包郓于内，欲使长为己域。言“田”者，邑城在内，田在外；“疆”，其田之四界也。必帅师者将有筑掘之役，恐莒来争，以重兵临之也。杜但云“正其封疆”，未得委悉。
防兹
杜氏分防兹为二邑，谓防在平昌县西南，兹在姑幕县东北。按《经》言“牟娄及防兹”，地异则言“及”，则防兹非二邑也。《汉书》独载琅邪郡有兹乡县，《后汉书》唯载平昌有蒌乡，云是牟娄，注云“有防亭”者，亦徒据杜预之说，非他有证。则其为二邑非三邑，明矣。
纳北燕伯于阳
《公羊》作“纳公子阳生”，其谬明甚。阳生立于哀公六年壬子岁，卒于十年丙辰岁，去是年辛未四十五年，若此时已出奔在燕，而拥兵以入，当已二十矣，其死也犹谥曰“悼”乎？且于时孺子荼未生，阳生何所嫌而奔燕？故曰其谬明甚。阳，《左传》作唐，杜云：“中山有唐县。”按：中山之唐在燕之西，飞狐口、倒马关之左。自齐而往，绝燕而过之，孤悬西隅，高偃不能悬军深入，北燕伯亦不能远恃齐以为援，且又鲜虞国都，非燕地也。足知杜说之非。按《汉书》涿郡有阳乡县，当是燕地，盖在文安、大城之间，为燕、齐之孔道，正不当从《传》作“唐”，而以中山之唐当之。
州来
州来，书“入”又书“灭”，则其为国无疑。而杜云“楚邑”，当由《传》言“楚子狩于州来”，谓是其邑耳。如楚子田于孟诸，孟诸岂亦楚邑乎？州来国小，服役于楚，游猎其地，唯其所为耳。《前汉·地理志》：“下蔡，故州来国，在今寿州。”楚之东侵，疆域止于舒、蓼，未尝北至寿、颍。州来之亡，实亡于吴。若平王曰：“州来在吴，犹在楚也”，则言其国已灭，他日己取之为尤易耳，非州来之先已在楚也，若为楚邑，则已失之，何言“犹在”哉？
冬有星孛于大辰
《公羊传》曰：“大火为大辰，伐为大辰，伐，参也。 北辰亦为大辰。”夫彗体无光，傅日为光，其出也必于黄道为近。北辰在极北至幽之处，不得有孛，则其非北辰明矣。参之名为大辰，他无所考。唯大火为大辰，而刘向言滥于苍龙之体，则是在房、心、尾而光及七宿也。然有疑者，《经》不系月而但言冬，则是尽一冬而恒见矣。自建酉之月至建亥之月，皆冬也。而以《月令》考之，建戌之月日在房，建亥之月日在尾，心方随日以没，大火隐而孛亦不得见。且大火在天汉之西，《传》抑云“西及汉”，唯参于周正之冬夕见东方，而汉在其西，言“及”者，亘东西而远及之谓，则又似刘向之说为不审。参观众说，似以《公羊》“伐为大辰”之说为长。
许世子止杀其君买
诸家之说，唯陈氏谓止真同商臣、蔡般之大逆。而程子曰：“蔡般、许止疑同，故皆书‘葬’。”斯据《经》以为定论。盖君弑而不书“葬”者，君而见弑，必于己有慝，故既正贼臣之罪，而复以不成丧贬其君，圣人之精义也。若子之于父，则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父虽不父，不为贼子分过，故使成丧而书“葬”，原其父所以甚其子也。比事而观，子之弑父不同于臣之弑君，大义昭然矣。楚 不书“葬”，则不以王爵与之之例，又一义也。左氏云“饮太子之药卒”，此实录也，是止之以毒弑父也无疑。又云“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乃左氏之臆说耳。若《谷梁》以为“不尝药”，曲为止辨。夫尝药者亦尝其毒否耳，若病所服药，则平人饮之无伤，而姜、桂、芩、连，反其证则杀人，岂平人尝之而病者即可饮乎？即云不尝药，亦必止知有毒故不尝也。传《经》者必欲为赵盾、许止解，使滔天之恶与不知道之臣子同罚，则欲甚盾、止之罪，而宋万、商臣皆可末减矣。以《经》断之，止之毒杀其父，为覆载不容之大逆也无疑。若左氏云“舍药物可也”，尤为不孝之口实。程子言：“父母病，委之庸医之手，是大不孝。”然则为子者但以避药杀之名，视庸医之温凉妄投而疾视其死乎？且仓猝之疾，医不及至，子自知方可以使生，而逡巡避嫌，致令暴殒，其恶不更甚乎？释《经》而为曲说则贼道，故唯程子及陈氏之言为正。
盗杀卫侯之兄絷
凡《春秋》所书盗，皆下大夫以降而擅杀人者。三代无草野弄兵寇掠之事，盖列国林立，国必有军，卿行必有旅，无能犯也。自陪臣执国命，始各有徒众，藏兵甲。《春秋》深恶其坏封建颁爵之大法，故自卿而下，名不登于《春秋》，盟会侵伐则称“人”，杀君与大夫则称“盗”，不如后世之史，草窃之寇匹夫而得以名见也。左氏求名不得之说，曲而迂矣。乃胡氏谓齐豹为司寇，例得书名。不知唯天子之司寇为卿，侯国之司寇亦下大夫耳。孔子为鲁司寇，且不得与三桓等，况豹仕于絷而又见夺乎！胡氏据《檀弓》之文，归罪于宗鲁，不知孔子之告琴张，乃君子慎择交游之精义，非《春秋》讨贼之大法。责宗鲁可也，释齐豹之首恶其可乎？齐豹非卿而书“盗”，又何疑焉！又絷，二《传》作辄；出公不应与伯祖父同名，左氏为是。
胡
杜氏失注。《括地志》：“胡城在豫州郾城县界。”其地在陈之东，蔡之北，南近于汝南。《后汉书》：“在汝阴县”。
鹆
鹆，寒皋也，一名寒号虫，当冬无毛，穴处而呼号达旦，俗谓其鸣曰“得过且过”。其粪，方书谓之五灵脂。其鸟不耐寒，故不逾济。《公羊》传写之误，“ ”讹作“鹳”。鹳本音贯，注《公羊》者读之为权，因曲为之说，诬已。陆佃不知 鸲之异，谓南人剪舌教之作人语者，尤为疏陋。“ ”音瞿，“鸲”音章句之句。鸲鹆者，鹁鸠也，俗谓之拔哥，巢而不穴，岂足为异哉！
定公
容城
应劭、郦道元俱以南郡之华容为容城。华容今监利县，在汉南三百里，滨大江而与郢密迩，使许迁于此，郑岂能深入楚地而灭之？许自城父迁析，依楚北境以自固；而召陵之会，改而从晋，故不敢复居于析，背楚而北迁容城，虽无所考，大要在宛、洛之东，汝、蔡之北。故皋鼬之会，许男未归而已迁，亟避楚也。郑以夙怨，就近而灭之。其非华容决矣。
柏举
《水经注》：“举水出gui头山，历赤亭下分为二水，注于江，谓之举洲。吴、楚陈于柏举，即此举水。”庾仲容《荆州记》作莒。京相璠曰：“柏举，汉东地，或作洰。”按此，则柏举当在汉川、云梦之间，所谓举水者，疑今之竹筒河也。故《传》曰：“自小别至于大别。”盖汉北也，而京相璠谓之汉东，非是。
沙
杜氏：“阳平元城县有沙亭。”是沙鹿，非沙也。魏郡，汉自有沙县，今为涉县，乃古沙侯国，正在卫北齐西，而西御晋之孔道。齐、卫相结叛晋，自应在此。
从祀先公
释《经》者以《经》为主，以《传》为辅；资《传》以证《经》，不可屈《经》而就《传》。《经》言“从祀先公，盗窃宝玉大弓”，相连成文，非二事明甚。盖阳虎从定公以祀，因作乱而掠宝玉大弓以叛。“从”者，阳虎从也，不言“盗从”者，不可加盗于祀先公之上，且当其从祀，尚未为盗也。《中庸》曰：“陈其宗器。”则宝玉大弓以祀而陈，而虎因得窃之。合二句为一事，顺读之，大义自昭然矣。《传》称“禘于僖公”，《经》不言“禘”者，乱从中起，不成禘也。乃三《传》皆以为升闵于僖上，释“从”为“顺”，则当音纵，于文义殊为牵强。或其时有升闵于僖上之事，亦未可知。庐陵李氏谓逆祀为臧文仲所为，非季氏之恶，阳虎欲暴季氏之罪，不宜以此。乃三桓赐族，季氏有费，皆出于僖公，则升僖于闵，自季氏之欲，而文仲迎合之。是诎僖正以抑三桓，此不足以破三《传》之说。特《传》言“禘于僖公”，方且拟僖公于太庙，固未尝不尊崇僖公，而杜氏云“退僖公，惧于僖神”，则曲为之说。要使有此，亦鲁自从公论而厘正，非虎之假公以济奸也。胡氏据冯山之说，谓始祀昭公，尤从千载后悬为臆揣，既不言昭而言“先”，又于“从”字之义无取。《经》所书，重在窃玉弓而不在祀，言“祀”者所以见当祭而难作，为乱之大者。观下重言“得宝玉大弓”，知圣人之于宗器之得失，必详其始末也。
夹谷
《传》曰：“祝其，实夹谷。”汉有祝其县，属东海郡。范晔《书》因载：“祝其，春秋时曰夹谷地”，《注》云：“定十年会齐，孔子相。”晔《书》又云：“祝其有羽山”，则其为今淮安之海州，明矣。其地乃郯、莒之境，非齐、鲁地，不应远涉而会于此。按莱芜、淄川皆有夹谷：在莱芜者，郦道元谓是家桑谷；在淄川者，一曰祝其。则此夹谷为淄川之境，鲁东齐西，正其地矣。《春秋》之祝其非汉之祝其，古今异名，勿容混注也。
郓 龟阴
此郓，西郓，今郓城也。 在汉蛇邱县，与侨如围棘之棘相近，当在汶上县之北。龟山在泰安州；阴，山之北也。三邑皆夹汶之壤。盖齐取郓以居昭公，并取二邑之田。昭公不能有而奔晋，齐遂据之。故六年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围郓不能克；而八年公两侵齐以争之，至是乃归于鲁。
垂葭
《传》云：“垂葭实郹氏。”而杜云：“高平巨野县西南有郹亭。”甚哉，杜之徒务博记而不揆之事理也！《传》云：“使师伐晋，将济河。”邴意兹决策，遂济水而伐河内，齐、卫之君皆在焉。杜曾不思钜野之去河内相去几许，而云在钜野邪？钜野，鲁地也。卫欲伐晋而东驰，狂者不尔也。按：郹音古阒反，实与湨通；以水言则从水，以地言则从邑，一也。湨水出济源，至温县入河，实河内地。晋师不出，未与交兵，故曰“次”；已逼晋境，故邴意兹曰：“数日而及绛。”钜野之说，舛谬较著。《后汉书·注》引杜说为信然，相承淆讹，弊流后学，弗能止也。
脤
杜《解》：“祭社之肉，盛以脤器。”按：古无脤字。从辰从肉者，古唇字也。若云以蜃饰器，字当作蜃，大蛤也。盖似今之螺钿。祭祀之器，未闻以蜃饰之；即令有之，亦不当舍肉而言器，舍器而言其饰。按《祭礼》有脀，郑司农曰：“脀，俎实也。《礼》所云先生之脀，折胁一肤一是也。”孔氏音之承反，徐铉音署陵反。
定姒
定非谥也。盖季孙薄于君母，哀公或非定姒所出。《传》谓不赴不祔，则亦不谥。从定公而称定姒，若曰定公之姒氏耳。若以为谥，则襄公之母姒氏已谥定矣，兹复谥定姒，与皇祖姑同宗庙之中，何以别乎？
哀公
句绎
杜云：“邾地。”按：后小邾射以句绎来奔，小邾人安得以邾地附鲁？杜于彼无以自解，但云：“句绎，地名。”辞之穷也。绎一作峄。绎，今之峄县，孟子所生，而史云孟子驺人。刘荟《驺山记》云：“邾城北有绎山。”宣十年，鲁伐邾，取之。后邾复取之。《经》不书者，失地不书也。此则邾之邑也。若句绎，则小邾地，非绎也。《汉书》东海下邳县《注》云：“峄山在西。”《后汉书》谓之葛峄山，云本峄阳山，《注》云：“山出名桐。”《书》所谓“峄阳孤桐”是也。“句”“葛”音相近，句绎盖即葛峄。下邳，今淮安邳州。小邾在邾南，葛峄亦在峄山之南，明此为小邾地。杜《解》非是。
用田赋
田赋之说，诸家各异，要当以《经》文为正。《国语》所载孔子之言，“田出禾刍米不过是”，正与经合。“用田”者，言不用户口也；“赋”者，赋之为兵也。《传》曰：“悉索敝赋。”孔子曰：“可使治其赋。”皆谓兵也。杜氏以为赋其马牛，何氏以为敛取其财物，自不如陈君举益兵之说为当。盖兵车之马牛，自官所畜牧，非取之民，于《周礼》可考其大略。《武成》言“放牛于桃林，归马于华山”，不言远之民间。卫文公季年三百乘，乃有 牝三千。《鲁颂》侈言在垌之马自足给兵车之用。公家所养，不待求于民也。至谓一成之田出长毂一乘，尤为不典。兵车制极精好，非民间所能为。《考工记·车人》、《轮人》之法，极详极慎，非国工不能，自司空之属官司典造，使责之朴吝之农民，则折辕毁轮，为敌擒耳。其言商贾出之者，亦非。商贾集于津要之地，假令方百里之国，地僻非货贿所通，区区一二贩夫而供能一国之兵车牛马乎？或商贾之税入于泉府者，储以资修治之需，非全倚之以求盈也。杜氏又谓家财之外又征其田，则是加赋，而不可谓之用田。用田者，言舍其所宜用之夫家，而用其所不宜用也。今世有所谓随粮带丁之乱政，与此略同，特其所赋者使为兵，尤加虐耳。周制虽寓兵于农，然当定彻法之初，略用井里为夫家之率，虽云百亩而一夫，乃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别，则抑或三百亩而一夫，且无职事者其夫家之赋自若。迨其后遵用一定之户籍，时有登耗，皆以丁口之众寡为准，大约不出于定额之上下。盖田止供粟，而人以赋兵。至于春秋之世，莱田渐垦成熟，且有山麓水涘新辟之壤，田溢于夫家之旧额者多矣。宣公税亩，已无不税之田，而兵制未改。成公作邱甲，兵渐增，而犹据画井之邱甸，旧籍之夫家以为率。至于此，则用田亩起赋，不问人之众寡，但有田若干亩而即赋一兵。其赋之多少虽无可考，要之尽废夫家之籍，唯田是役，商贾游民坐食而无征戍之苦。唯然，民固以田为大害，必且弃先畴为游惰，以祈免乎锋镝。此苟简之政，厉农之尤酷者，而乱国邪臣藉口以为无游移无规避之良法者也。故曰“用田赋”，置夫家于不用之谓也。然则所谓“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为成，出长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者，以甸成定兵制而不论夫家，且兵赋之数如此其繁重，盖好战乐杀之士为此说，而托为《司马法》以殃民，非周先王之制为然也。三代兵制无可考，以鲁言之，方五百里为田二十五万井，而《诗》曰“公徒三万。”大国三军，其数止于三万七千五百。要皆以户口之版籍，酌用其丁壮，而必不以田为率明矣。汉以下儒者释《经》，多承战国之邪说，诬为先王之典。若周制，则孟子时已去其籍，又经秦火之后，尤无足征。惟据《经》文以求本义，尚不致以辩言乱政毒天下。
郧
杜注云：“郧，发阳也。广陵海陵县东南有发由亭。”以郧为发阳，以发阳为发由，辗转求合，何其牵强而失真也！且鲁之会吴，卫、宋皆与，因延吴而晋之中国。海陵，今扬州之通州海门县地，僻在江海之隅，方春秋时为轮蹄之所不至，必非会盟之所。京相璠曰：“琅邪姑幕县南四十里有员亭。”姑幕今莒州，乃吴、鲁所由通之径。员本音运，加“邑”亦同。《公羊》作“运”，以音相似而讹耳。自当以姑幕之员为是。
黄池
黄池，黄水也。水出小黄之黄沟，经外黄至沛入泗。黄水所自出谓之黄沟，一曰黄池，在今杞县之西，大河之南。故《国语》曰：“吴王夫差起师，将北会黄池，掘沟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沛。”盖自沛溯黄水而上也。云“商、鲁之间”者，商，宋也。黄水经外黄，今考城县，宋地也。以地考，吴子但溯沛、黄二水，未尝济河而北。杞县在河之南，与考城相近，黄池在此必矣。杜云：“封邱县南有黄亭，近济水”，则在大河之北，失之。
《春秋稗疏》卷下终
《春秋稗疏》全书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