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中
【补】“周武有孟津之誓。”（《左传》昭公四年）
“一月戊午，师渡於孟津。”（《书序》，见《汉书律历志》）
△辨逆流疾风之说
《淮南子》云：“武王渡于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疾风晦冥，人马不相见；武王操钺秉旄而之（云云）。”余按：此亦“风折，雨洒兵”之事而传闻异词者，不可信。故不采。
【存参】“戊午，度於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师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与婺女伏，历建星及牵牛，至於婺女、天鼋之首。”（《汉书律历志》）
【备览】“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武王乃作《泰誓》，告於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於天，毁坏其三正，离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史记周本纪》）
△吴或、蔡沈、顾炎武疑《泰誓》
齐、梁以来所传《泰誓》三篇，语多浅陋，先儒往往有疑之者。吴氏云：“汤、武皆以兵受命，然汤之辞裕，武王之辞迫；汤之数桀也恭，武王之数纣也傲；学者不能无憾。疑其书之晚出，或非尽当时之本文也。”蔡氏跋《牧誓篇》後云：“此篇严肃而温厚，与《汤誓》相表里，真圣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尽出於一人之口。岂独此为全书乎？”顾氏云：“商之德泽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纣，乃曰‘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雠’；曰‘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雠。’何至於此！纣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雠之，岂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晋间人之伪撰者邪！吴氏、蔡氏盖已见及乎此；特以注家之体，未敢直言其伪耳。”
△伪《泰誓》掇拾之谬
余按：纣之无道，《尚书》言之详矣。《牧誓》严而不怒，直而不绞，圣人之言也。《微子》意存规戒，指陈无隐，语曲而忧深，情切而意悲，忠臣义士之言也。《酒诰》、《无逸》、《立政》等篇，亦皆和平庄雅，无可议者。独此《泰誓》三篇，数纣之罪，切齿腐心，矜张夸大，全无圣人气象。圣人伐暴救民，何至於此！岂惟武王必无此言，三代以上从未有如是之言也！至其语虽皆有所本，而重复杂乱，绝无章法，即移上篇语於中篇，移中篇语於下篇，亦未见其不可。然则何所见而必分为三度言之乎！先儒之论当矣。惟是篇中所采经传之文舛谬累累，先儒尚多有未及者，略缀数则於左：
△古籍称《泰誓》者五条
“天视自我民视”二句，本之《孟子》。“我武维扬”五句，本之《孟子》而少改之。“民之所欲”二句，本之《春秋传》。“纣有亿兆夷人”四句，本之《春秋传》而少改之。“予克受”六句，本之《坊记》。原文皆称《泰誓》云云。虽於上下文义未甚融洽，然於理无大谬，不必深论。
△“虽有周亲”条之分割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四语，今见於《论语尧曰篇》，而不言其所引何书；玩之殊与誓词不类。且其文本相连，兼与上下之意相属；今割而分之，以“虽有周亲”系“同心同德”下，“百姓有过”系“自我民听”下，则於文义不属。况六句中删其中二句而但引首尾，亦非引书之体。
△“天佑下民”条之删改
《孟子》引《书》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今改其文，云“惟其克相上帝”，可也；云“宠绥四方”，则不可。宠也者，尊之也，贵之也；天可以宠君师，君师安能宠四方乎！《蔡传》以宠为爱，亦强为之说耳。又删“惟我在天下”五字，而云“予曷敢有越厥志”，全失《孟子》之意，而语气亦不完。且《孟子》引《泰誓》“我武维扬”，“天视自我民视”，皆称其篇名；而此但称“《书》曰”，亦恐非《泰誓》中语也。
△“同德度义”语失苌弘意
《春秋传》苌弘对刘子云：“同德度义，《泰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则是《泰誓》之文止後四句，而“同德度义”乃苌弘之言。“同德”云者，即下“同心同德”之谓也。今采此四语而改之以入中篇，又采“同德度义”句入上篇而增“同力度德”於上，如此，则“同德”乃《孟子》“德齐”之意，而德犹不足恃，又视其义何如，不但与下“同心同德”之语不伦，失苌弘之本意，而德之与义岂容有浅深轻重之别乎？况此五句果皆出於《泰誓》，苌弘何得独掠此一句以为己言也！
△“除恶务本”为伍员语
“树德务滋，除恶务本”，本《春秋传》伍员谏吴王语而少改之。不但不如原文之善，而此言乃霸主之臣施之於敌国者，若王者则必无是言，况可施之於共主乎！且伍员不称“《书》云”，则非《尚书》文明矣。
△“时哉弗可失”为阖闾语
“时哉弗可失”，本《春秋传》吴公子光语而少改之。夫武王之伐纣，以救民耳，岂富天下哉！使纣改过，或纣死而嗣君贤，武王之所深幸也。今如此言，则是武王幸纣无道，惟恐过此以往，後人改纪其政而不得灭之耳，──正与楚斗伯比策随之意略同，──岂圣人之心乎！
△《史记》采《泰誓》无三篇中语
历观三篇，无非掇拾前人之语；而引用失当者十之八九，小者乖於文义，大者伤於名教。使武王光明磊落之心，忠厚和平之意不白於後世者，皆此三篇之惑之也！嗟夫，王肃之徒伪撰此书，不过欲绌郑学而伸肃说耳，而岂知其诬圣人而惑後世至於如是乎！昔司马迁亲从安国问《古文》，而《史记》所采《泰誓》文无三篇中一语，则三篇非孔壁中原书明矣。乃後儒反以《史记》所载者为伪。岂亲承其人者反得其伪，而数百馀年後绝灭失传之馀反得其真乎！余不解其为何理也！故今三篇之文概不采。至其年月之谬数，纣罪之附会，说已见前《商纣篇》中及前篇《初伐纣条》下。
【备览】“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周语》）
【存参】“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陈。甲子昧爽而合矣。”（《汉书律历志》）
△辨胶鬲候周师之说
《吕氏春秋》云：“殷使胶鬲候周师。武王曰：‘将之殷。’胶鬲曰：‘何至？’武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胶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果以甲子至殷郊。”余按：武王伐殷，诸侯会者八百，烽燧所及，纣岂容不知之，而待胶鬲之候！胶鬲，商之贤臣而不见用，至伐殷时非已死则去或废耳，安得尚为纣所倚任！若鬲怀禄不去，坐视殷亡，则亦不成为胶鬲矣！此皆後人妄撰，以见武王之有信耳，非实事也。故不录。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髟矛}、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於尔躬有戮！’”（《书牧誓》）
△《牧誓》与《伪泰誓》之相反
吾读《泰誓》，而知武王之必斩纣头悬诸太白，必不封武庚於商也。吾读《牧誓》，而知武王之必封武庚於商，必不忍斩纣头而悬诸太白也。何者？《牧誓》数纣之罪，不过曰“惟妇言是用”而已，“惟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而已；其暴虐百姓，奸宄商邑，虽纣主之而实大夫卿士之成之也。玩其词，揆其意，克商之後必将此暴虐奸宄者尽诛之以快人心；至於纣，即使不死，亦不过废而迁之，使不得一有所为，不得复用此暴虐奸宄之人，如越句践之居吴王於甬东者而已，非惟不肯灭其社稷，亦必不肯残其身，况於已死而尚毁其尸乎！而《泰誓》数纣之罪，则曰“淫酗肆虐”，曰“罪浮於桀”，曰“残害万姓”，曰“毒四海”，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曰“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甚至斥为“独夫”名为“世雠”，念除恶之务本，必殄歼之乃止。玩其词，揆其意，克商之後必生执纣而甘心焉，然後始泄其忿；至於武庚，不杀亦已幸矣，亦必窜之流之，其尚肯封之乎！由是言之，《牧誓》与封武庚之武王一武王，《泰誓》与悬纣头之武王又一武王也；言《牧誓》之言者必不忍言《泰誓》之言，言《泰誓》之言者必不能言《牧誓》之言也；忍悬纣头於太白者必不肯封武庚於商，肯封武庚於商者必不忍悬纣头於太白也。然则此二篇必有一真一伪，此二事亦必有一是一非，显然而可见也。犹之乎匡章不忍欺死父之必不欺生君，胡广不肯舍一猪之必不舍身命也。《牧誓》一篇，出於伏生、孔安国壁中，而先行於两汉；《泰誓》三篇，出於齐、梁之际，而晚行於隋、唐。武庚之封，与《诗鸱》、《东山》合，与《书》、《金》、《大诰》合；纣头之悬，则经传从未有一言及之者。此果孰是孰非，孰真孰伪，学者苟平心而察之，不难辨也。如《牧誓》果武王之言，封武庚果武王之事，则《伪孔氏古文》与《逸周书》所记不可信也明矣。吾与作《伪书》者无怨，顾伤古圣人之事见诬於後世，故不忍於不言。说并见前《孟津之誓》及後条下。
△高定论《牧誓》之谬
《唐国史补》云，“高定读《牧誓》，问其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父曰：‘应天顺人。’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岂是顺人？’父不能答。”余按：武王与纣原非君臣；但商纣世为天子，周乃一侯国耳。故晋韩厥及司马侯皆以周喻晋，以纣喻楚，《孟子齐人伐燕章》中亦尝以周喻齐，以纣喻燕，皆若敌国然者，至以“赏于祖，戮于社”为非顺人，语尤乖谬。行军必有赏罚，岂无赏罚始为顺人乎！《费誓》云“汝则有大刑”，“汝则有常刑”，鲁公之征徐戎亦不得谓之顺人乎！且此乃《甘誓》语，何得用之以讥武王！不知其父何以不能答，作书者又何以载之为美谈也？说并见前《文王篇》中及後条下。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汝，无贰尔心！’”（《诗大雅》）
【补】“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孟子》）
【备览】“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於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史记周本纪》）
【存疑】“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逸书武成》）
△《武成》“咸刘”之可疑
按：武王之伐纣，据《孟子》以民为“崩角稽首”，据《史记》以纣为“自燔於火”；而此文乃云“咸刘商王纣”，若大行诛杀者，语殊可疑。盖《武成》一篇本多言过其实，故孟子止取二三策，而谓“血流漂杵’之事无之。况此篇乃安国得多十六篇者，非若二十八篇以《今文》读之者可此；蝌蚪之文本不易识，亦岂能保无文字之偶误，故汉儒称为残缺不全，绝无师说，固未可尽执为实也。惟其出师月日可与他书互证，有不容尽废者。故列之於存疑。
【附录】“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左传》昭公十五年）”
【附论】“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
苏氏云，“孔子盖罪汤武，曰‘大哉，巍巍乎尧、舜也！’‘禹，吾无间然’，其不足於汤、武也明矣。使文王在，必不伐纣。纣不见伐而以考终，或死於乱，殷人立君以事周，君臣之道岂不两全！而以兵取之，而杀之，可乎！”由是世之论者皆以文王不伐商，而武王伐之为非是。余独以为不然。圣人者，奉天而行者也，故孟子曰：“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文王之不伐纣与武王之不得不伐纣，皆天也，故孟子曰：“取之而民不悦，则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民悦，则取之，武王是也。”盖文王之时，诸侯新服，周化犹未大行，而纣贤臣尚多，其虐未甚，故文王可以不伐商；至武王之世，商之贤臣已尽，而纣暴虐滋甚，民困而无所告，为武王者安能晏然听其骈首而就死乎！当商之末，诸侯相吞并，西方则崇为大，东方则奄为大，中州之地，大河南北，则殷之王畿也。文王起於西陲，故先伐崇与密；至武王而克商，至成王、周公而後践奄；自西而东，化以渐及，先後之势然也。故曰“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犹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後大行。”言其三世相承以共安天下也，但武王当其中耳，不得遂以此为圣人之优劣也。“高子曰：‘禹之声尚文王之声。’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门之轨，两马之力与？’”夫禹与文王之乐未必即无高下，然必不在於追蠡，则武与文之优劣亦不在於伐商与不伐商，王与帝之升降亦不在於征诛与不征诛也。如以其迹断之，是以追蠡而论乐耳。《记》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学。”皆以文、武并称，从未有歧而二之者。是孔子於文、武，其尊信无以异也。且《论语》者，後人之所记，非孔子之所自著也，其论尧、舜、禹亦仅一见，则圣言之遗者尚多。今也据孔子之赞舜、禹而遂诬孔子之罪汤、武，则孔子尝称稷，即可谓之罪契，尝称周公，即可谓之罪召公矣：欲诬圣人，亦何患於无辞乎！夫可以取信者孔、孟而已，孔子未尝斥汤、武也，则曲为之说曰，孔子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也；然则孟子不必讳矣，而孟子不惟不斥，且表章之，苏氏不复能曲为说，则直曰“孟子之言不可为训”而已。孔子既未尝言，孟子之言又不可为训，则虽欲不入於杨、墨，不可得矣！至所称两全之术，尤为纰缪。何者？武王之伐纣，不过欲救民耳；以民困於水火而不能待纣之死，是以伐之，非贪其地而灭之也。若殷别立贤君，武王又何必强之事己。且夫力能靖殷，使之不至於乱，而不肯一援手，乃冀幸其自相屠戮而享其利，而脱己之恶名，此岂圣人正大光明之心也哉！详苏氏之计画，皆曹操、司马懿狐媚窃国者之所为，盖以利天下之心揣武王，故欲进之以此，而不自知其肝胆之楚、越也！至谓纣见杀於武王，则亦承《史记》之谬耳，武王岂有是事也哉！张子厚云：“一日之间，天命未绝，则为君臣；当日命绝，则为独夫。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此为武王解，似矣。然天下事未有不以渐者，天命之绝岂在一日；况君臣之分犹天泽之不可更；昨日竭忠贞而奉之矣，今日称干戈而加之，可乎！且夫孟津之会，诸侯不期而至，《史记》文耳，武王未必不告之也。纵果诸侯自来，要亦闻武王之伐商而会之耳；武王早至孟津，则诸侯早会，迟至则迟会，如之何其可以一日之间为天命去留之界也！盖殷天命之去当在文王之世，故《书》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诗文王》之篇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命已去而久不肯伐商，是以谓之“至德”。若至孟津之会而後决，则文王之伐密伐崇，三分有二，庸得不谓之跋扈乎！盖凡论周事者皆为《史记》所误，而以文王之为西伯，专征伐，为纣之所赐，故以後世君臣之分断武王之是非。不知殷衰以来，圣贤之君不作，诸侯固以渐而叛矣；周介戎、狄之间，乃商政所不及，及其浸昌浸大，诸侯归之，又商所不能臣，自文王之世固已未尝一日臣於商矣，况武王乎！《牧誓》曰：“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夫曰“于百姓”而不曰“于万方”曰“于商邑”而不曰“于下国”，则是纣之号令止行于其畿内之明证也。故凡真古书之文，未有谓桀、纣之令行於天下者；惟伪书乃往往有之。如《汤誓》及此篇，皆马、郑相传之真《古文尚书》也，则其文但曰“率割夏邑”，“奸宄于商邑”而已；而《伪古文尚书》之《汤诰》则曰“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矣，《泰誓》则曰“残害于尔万姓”，曰“毒四海”矣。何者？《伪书》撰於东晋以後，彼固以汉、晋之事例之也。学者苟能分别观之，则不但古圣人之真可识，而古书之真伪亦可辨矣。由是言之纣与文、武原无君臣之分而但为名号正朔所存，苟非大无道则圣人亦不忍轻黜之，苟其大无道则圣人亦不敢擅庇之，文、武岂有二道也哉！是故论文、武者但当问其实为纣臣与否，而不必问其伐商与不伐商。果君臣也，则虽以曹操之不篡汉而罪与丕无殊；果非君臣也，则虽以武王之伐商而至德与文不异。惜乎世之论者皆不折衷於此，信杨、墨者则以汤、武为罪人，尊圣人者亦但以天命为解释；《六经》之晦，圣人之受诬也久矣！余既有见於此，不忍不言，然言之亦未必其有信之者也。嗟夫，自战国至秦，世道之一大升降也，杀人动数十万，民之死者十而七八，卒灭先王之法，焚《诗》、《书》，废礼乐而後已，何以至於是也？以自文、武以後八九百年，无圣人为天子者以救之也。然则使汤不放桀，武王不伐纣，将不待後世而即为战国可知也。夫果不待後世而即为战国，则当孔、孟来生而尧、舜之道久已泯没，孔、孟且无所承以传於後，人类几何而不尽，即不尽而几何不为禽兽也！呜乎，後世之人所以尚能生全而异於禽兽者，汤、武之功也；赖汤、武之功以生，而遂奋其笔以訾汤、武，以为千古之罪人，世之背本忘恩未有如是之甚者也！且夫以汤、武之放伐为罪者，黄老氏之言也；黄老氏之言，杨氏之言也。後之儒者耻言杨、墨而自以为能辟异端，然论圣人之事则皆祖述杨、墨之剩言而不自知，呜乎，吾不知其所辟者何异端也！故今於汤、武王之事特详辨之。说并见《成汤》、《王季》、《文王》、《伯夷》篇中。
△辨黄钺斩纣之说
《史记周本纪》云：“武王至纣死所，自射之；三发，而後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太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元钺，县其头小白之旗。”余按：圣人之伐暴，以救民也，非雠之而欲甘心焉者也。桀虽虐，汤放之而已；使纣不死，武王必不杀纣；况於已死而残其尸，何为也者！春秋时灭国多矣，於其君也迁之而已，尚未有杀之者；况商周之间风俗尤厚，而武王，圣人也，安有已死而残其尸者哉！观於武王之封武庚，圣人之心可以见矣，必无悬纣头於旗以示﹃者。若武王之雠纣如是，则必尽杀其子若孙；即不然，亦必囚之放之，乌有反封之者哉！《史记》之言盖本之《逸周书》，刘向所谓“孔子所论百篇之馀”者也。此本战国时人所撰，其中舛谬良多，不可为实；《史记》误采之耳。惟贾谊《新书》谓“纣死之後，民之观者皆进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为仿佛於圣人之心。然古者风俗淳厚，厉王之暴，周人流之於彘而遂已，不甘心焉也；乌有纣死而商民残其尸者哉！故并不录。
△辨革殷祝之事
《本纪》又云：“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立於社南；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荚祝”云云。余按：此亦采《逸周书》之文，非其事实。执剑牵牲，自有有司职之，非师傅大臣之事，观《顾命》之篇可见矣。其祝文亦依傍《牧誓》之语以成文者。故皆不录。又按：《周书》之文多与《史记》异同而皆不若《史记》之语完善：疑《史记》所采者本书而今《周书》则传写而致误者也。
○武王下
【补】“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论语尧曰篇》）
△“大赉”事实
按：《史记》称武王克商：散财发粟，所谓“大赉”盖即指此。故次之於此。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同上）
△真孔与伪孔解‘周亲”之不同
朱子《论语集注》云：“孔氏曰：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是以“周亲”为商之亲戚也。余按《论语集解》，孔安国云：“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箕子、微子，来则用之。”安国初未尝以“周亲”属商，以“仁人”属周也。盖此本承上文“大赉”二句，言周虽有亲戚，不敌善人，故赉之耳。上文之周既指武王，何为此文之周反属之纣，上下作两解乎！至以为武王所自言，而谓商亲之不如周，抑又夸矣。朱子此文本之《伪书伪传》，《伪书伪传》乃晋以後攻康成者之所伪撰，朱子乃不从真安国之《论语注》而反引伪安国之《尚书传》，且云孔氏云云，安国之诬将望何人为白之乎！然安国之所释亦尚未尽：此本记武王事，管、蔡尚未间王室，何由诛之；“仁人”兼天下之遗贤言之，亦岂得专指微、箕！细玩此文，乃圣人不私其亲而惟求天下之贤才，与共天禄，正与上章成汤之言相表里。“周亲”二句，即所谓“帝臣不蔽，简在帝心。”也。“百姓”二句，即所谓“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也。故孟子曰：“先圣，後圣，其揆一也。”故读此章可以见圣人贵德尊贤，大公无我之心；而约非刘氏不王，特秦、汉以後之事，未足语於唐、虞、三代圣帝哲王之度量也。以“周亲”为商亲，失其旨矣。“百姓有过”，蔡氏《书传》以为“民皆有责於我，谓我不正商罪”，亦非是。故今考而正之。此文非《泰誓》语，说已见前篇中。
【备览】“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疑与氓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一作宝）玉。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军。”（《史记周本纪》）
△辨咨询周公而散财发粟之说
《尚书大传》云：“纣死，武王召太公而问焉。太公曰：‘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不爱人者及其余。’召公曰：‘有罪者杀，无罪者活；咸刘厥敌，毋使有馀。’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亲。’武王於是乃封墓，表闾，发粟，散财（云云）。”《吕氏春秋》云：“武王命周公进殷之遗老而问众之所说，民之所欲，乃发钜桥之粟（云云）。”余按散财、发粟、表闾、封墓诸大政，皆武王未克商时心所欲为而不能者，一旦克商，自当即时举行，不待访之於人；而太公、召公皆圣贤之臣，何容见不及此，而但以杀戮导武王乎！此皆後人附会之言。故并不录。
【备览】“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设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诸侯执豆笾，逡奔走，追王太王父、王季历、文王昌。”（《大传》）
△三王追尊当在牧野时
追王之说凡三。《史记》以为文王受命称王，而追尊古公、公季皆为王。文王称王，先儒固多驳之；苟文王未尝称王，则二王亦非文王之所追尊明矣。《中庸》以为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而无文王。然《书金篇》文大王、王季於武王之世已皆称王，则《中庸》所称亦不然矣。唯《大传》以为武王在牧野时，三王同时追尊，於理为近，与《尚书》文亦合。故今从之。说详见前《文王》及後《周公》篇中。
按：《本纪》之散财发粟，即《论语》大赉之典；《大传》之设奠追王，即《史记》享祠之事。故连类而次之。
【备览】“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馀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史记周本纪》）
△封殷当在散财後
《史记》此文在散财发粟之前。按：散财发粟与释囚表闾皆如救焚拯溺，不可旦夕缓者；若封殷立监，似当从容议之。故移置於此。监殷止管、蔡二叔，无霍叔说见《周公相成王篇管蔡商条》下。
【备览】“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同上）
△《伪武成》不必改定
《伪尚书》中有《武成篇》，乃缀辑经传《孟子》、《戴记》之语而采《汉书律历志》所引《武成》原文以冠之者。虽无大谬於理，而亦毫无所发明。且既为诰体，而通篇皆叙事，殊不相称；其文亦杂乱无章。《蔡传》疑之，是也；顾不肯纠其伪而为改定其文，岂知改定更不免於杂乱乎！况既叙伐商之文於诰前，则所谓诰者仅寥寥数语，而亦仍是叙事，初无所白於诸侯者：《尚书》宁有此诰体邪！故今不采其文而但载《汉志》所引之原文。
【备览】“济河而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乐记》）
【备览】“散军而郊射，左射《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笏，而虎贲之士说剑也。”（《乐记》）
【附论】“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左传》宣公十二年）
△楚庄论武王之可信
余按：春秋之时，周室微弱，楚地方千馀里，僭王问鼎，其目中固已无周矣，且距武王仅四百年，文献具存，藉使武王有一二端未满人意，《诗》、《书》所言之有虚美，楚子必无不知，必不代为之讳，乃其颂武王如是，则是武王原无可议，《诗》、《书》所言皆实事也。春秋时诸侯，自桓、文以降，莫如楚庄贤者：县陈而复封之，克郑而复舍之，虽汉高、光及宋祖、唐宗能之乎！是其才识盖有大过人者；是以士会称其“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盖深贤之也。乃其称武王，若於己有天渊之限，泥之隔者，虽自谦之词，然何至於是！然则武王实大圣人，非後世贤君所能及；虽贤君莫不心折於武王，未有敢致不满於武王者也。盖当其时，汤、武之世未远，杨、墨之说未起，故知之真而服之笃。自战国以後，异端横行，非尧、舜，薄汤、武，学者习闻其说而不能辨其是非真伪，以故从风而靡；不但刘知几、苏子瞻之属以为可议，以为非圣，即笃信好古之儒亦往往於武王有憾词焉；岂非邪说之易惑，特识之难遇哉！吾愿世之学者以三代以上论武王者论武王，而毋以战国以後之论武王者论武王也。
【补】“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庙。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於周庙。”（《逸书武成》）
【存参】“大寒，在周二月（即夏正十二月）己丑晦。明日，闰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惊蛰（古本正月中气，近世误为雨水）。四月己丑朔；甲辰望；乙巳旁之。”（《汉书律历志》）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论语尧曰篇》）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同上）
△《尧曰篇》纪武王新政
《论语》之记此两节，何也？所以纪武王之新政也。圣人之征不道也，非利天下也，以正天下也。权量法度，古圣人之所以定民志而正风俗者也。权量不谨，则巧伪日滋，奸民得其利而良民受其害；法度不审，则奸吏得以上下其手，而民无所措手足，虞、舜所以“同律度量衡”也。古之圣帝名臣皆有大功於世，其子孙皆当世守其祀而不改。当商之季，贤圣之君不作，诸侯惟以力争，强吞弱，众暴寡，圣帝名臣之裔殄灭者盖亦不少矣。至於任官用人，尤经世之大政：官废则民事无由理；不得其人则虽有官而事不治，反以病民者有之矣。观於伯夷之居北海，太公之居东海，天下之大老且犹如是，则贤才之伏处於草茅者固不可以枚举，但无由尽归於周耳。贤才不用，百姓何由得安，是以武王起而伐商以正之也。使武王不伐商，则圣帝名臣之祀遂听其灭绝乎？奸民乱俗，奸吏害民，遂听其纵恣乎？职废而不举，贤才隐居而不任职，遂听其自然任斯民之重困乎？吾知上帝之心必有所不忍，而圣人敬事上帝之心亦必有所不安也。故曰圣人非利天下也，以正天下也。兴灭继绝即《史记》所称封蓟、祝、陈、杞之事。举逸民即上文“周亲不如仁人”，《周颂》“求懿德，肆时夏”之意，即成汤所云“帝臣不蔽”也。後世学者习见汉、晋以後之事，遂以为三代亦复如是，而以利天下之心度古圣人，甚至有以汤、武之征诛为得罪於名教者；而岂知圣人光明正大之心不若是哉！故今表而出之。
【备览】“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书序》）
△“邦诸侯”
按：诸侯之封当在归自商以後。故次之於此。
【附论】“孟子曰：‘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孟子》）
△“不泄迩”
按：此文似指克商後诸大政而言。故次之於此。
“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诗大雅》）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同上）
△宅镐
武王宅镐，未知的在何时，《史记周本纪》亦无之。然此似不可缺。故因“无思不服”之文次之於此。
△辨武王营洛之说
《本纪》云：“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周公旦曰：‘曷为不寐？’王曰（云云）又云：‘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瞻洛、伊，毋远天室。’营周居於洛邑而後去。”余按：此本《逸周书》之文，其意浅而晦，其词烦而涩，与《尚书》大不类。且周公之宅洛，以殷民之迁也；是时不惟未迁，兼亦未畔，宅洛何所取焉？将以为朝会道里均也，则又无一言及之。盖後世之人闻周公之宅洛而不得其故，揣度之而以为武王之所命耳。而商邑、豳阜相距千里馀，亦非能望见者。故不录。
“绥万邦，屡丰年。”（《诗周颂》）
【存疑】“周饥，克殷而年丰。”（《左传》僖公十九年）
△克殷年丰之可疑
按：《诗》但谓克殷之後年丰耳，非必谓克殷之前而饥也。饥以兴师，圣人恐不如是。甯子但欲赞文公以伐邢，遂不觉其言之过当，将使後世好战而不恤民者以是藉口。故列之於存疑。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单；为坛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壁秉，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壁与，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壁与。’乃卜三龟，一习吉。启龠见书，乃并是吉。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能念予一人。’公归，乃纳册金之匮中。王翼日乃瘳。”（《书金》）
△《金》祝代当在访范前
按：此事在《书金篇》，乃因成王之迎周公而追记此，非谓其必在《洪范》、《旅獒》後也。《史记》以为十三年事，故记之於“访范”之後。然余观三代以上皆以逾年为二年，恐当在访范之前一年。故次之於此。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书洪范》）
△《洪范》称“祀”
此篇据《春秋传》以为《商书》，故称“十有三祀”，用商制也。今篇在《周书》中。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陆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ル。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同上）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同上）
【备览】“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为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武王因其朝而问鸿范。”（《尚书大传》）
△访箕之年
箕子之访，据《尚书大传》及《史记》皆当在克商後二年；而刘歆《三统历》独据《书洪范序》，以为即在克商之岁，因移克商事於武王之十三年。余按：《洪范》云：“惟十有三祀，王访於箕子。”《序》云：“武王克殷，以箕子归，作《洪范》。”（见《汉书》，今《序》与此小异）此但追叙箕子至周之由，为作《洪范》张本，非谓作《范》必在克商年也。奄之践在成王之初，《武》之章称武王之谥，然詹伯、楚子皆蒙“武王克商”之文言之，盖特原其事之所始，与《传》文之先《经》以首事，後《经》以终义者同，不必其事定在此一时也。刘歆不达其意，遂误以为武王克殷在十三年，是犹《史记阙里志》见《春秋传》孟懿子学礼之文载於昭公七年而遂以为孔子十七岁时事也，亦凿之至矣！惟《大传》以为封朝鲜而後陈《洪范》，《史记》以为陈《洪范》而後封朝鲜，其说较为小异；然亦无大关於得失。要之，皆在克商之後二年；陈范在十三祀，则克商固当在十一年也。嗟夫，自《汉书》载刘歆之说，以克商为在十三年，《伪古文经传》因之，遂分《书序》四言为两年事，《蔡传》驳之，又并归之於十三年，而武王之事遂杂乱不可考；一语之误解，其所关岂小事哉！故今载《大传》之文以正《三统》之误，使其源清而後其流可得而渐也。说并详前卷中《观兵》、《伐殷》两条下；汇而考之，事理自晓然矣。
△《伪书》经传多本刘歆、王肃
大抵《伪古文经传》多本之刘歆、王肃，岂孔安国所传，司马迁、赵岐、郑康成、杜预诸家皆不之见而独歆与肃二人见之乎！借令歆与肃独见之，又何故不明言其出於《书》之某篇而窃之为己说以欺人乎！然则其书出於歆、肃之後明甚。奈何世儒皆不之察也！
【存参】“武王封箕子於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置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後汉书》）
△辨《麦秀》诗
《史记宋世家》云：“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乃作《麦秀》之诗曰：（《尚书大传》作微子事）‘麦秀渐渐（《大传》作“蕲蕲”）兮，禾黍油油。（《大传》作“蝇蝇”）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大传》作“不我好仇”）余按：此歌有怨君之心，无伤旧之意，其词亦大不敬，必後人所拟作，非微、箕所为。故不载。
【存疑】“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左传》宣公十二年）
【备览】“《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於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於缀，以待诸侯之至也。”（《乐记》）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子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篇》）
△辨武王作《大武》之说
《吕氏春秋》云：“武王伐殷，荐俘馘於太室，乃命周公作为《大武》。”《纲监大全》因之，於武王十四年书“作乐曰《大武》。”余按：楚子所引《武》乐三章中，有“於皇武王”。“桓桓武王”之语，则断非武王所自作矣。故郑、孔及《朱传》皆以为武王崩後，周公作此以象武王之功。然则“载戢干戈”之颂亦未必即武王所作，《传》但本武王之克商而言之耳。不但此也，禹之《夏》，汤之《》，文王之《南龠》，亦未必皆其人所自作。但乐以象德，季札所赞者其乐也，即其人也，故并附於其人之篇後。遂皆以为其人所自作，则误矣。
“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史记周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