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有一特征，即自西周开国，周公制礼作乐，列国诸侯贵族阶级，无不受诗书理想之教育。迄于东周，左氏传所载春秋时代君卿大夫遗闻逸事，嘉言懿行，随在可证。孔子始在社会讲学，百家继起，战国诸君，尊贤养士，其风益炽。秦汉一统，封建改为郡县，乃有士人政府之成立。受教育之士，未必全上政治舞台，多数隐沦在下。从政受职，亦有高卑。但政府礼贤下士之风，则相承不辍。虽帝王宰相，其对卑职下僚，乃至遁退在野者，亦多崇敬，史不绝书。直迄清代之末，古今一贯，其风犹存。近代国人，则多斥自秦以来两千年政治传统为帝皇专制，然即以此一政风，加入思考，可知君尊臣卑，乃政治制度所宜然，而士贵王贱，亦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特殊观念特殊风气，有非晚近国人高呼民主政治者之所能想像。下文偶举数例，恕不能详。尝鼎一脔，亦庶略知其味。
汉高祖以一泗水亭长，略如当前偏县小乡一警察派出所所长。其人本未受良好教育。遇人戴儒冠，则取而溺之。其无礼如此，亦乃表现其一种反抗心理。及其得天下，尝过鲁，乃以太牢祠孔子墓。则其心中已受尊儒感染可知。晚年昵戚夫人，欲易太子。吕后用张良策，卑辞厚礼，为其子惠帝邀致商山四皓，年皆八十余。一夕，四皓从太子见高祖，须眉皓白，衣冠甚伟。高祖怪问之，四皓答。高祖惊谓：“吾求公等数岁，公等避逃我，今何自从吾儿游。”四皓对：“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太子仁孝，恭敬爱士，故臣等来耳。”事毕，高祖召戚夫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遂为戚夫人楚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汉高祖毕生在戎马中，跃登开国皇帝之大位。晚年诛戮功臣，韩信、彭越虽拥广土强兵，曾不厝怀虑间。乃于此隐遁山林四老人，独踌躇崇重，爽然自失，内心充满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压迫感。纵以儿女私情，亦不得不翻然改图。此种心理，实大值后代国人之玩味。
汉文帝召见贾谊，谊年二十余，文帝大赏异之，欲不次超迁。绛、灌诸功臣言，洛阳少年初学，专欲擅权。文帝不得已，出以为长沙王太傅。岁余征见，宣室对语至夜半，问及鬼神事。文帝不觉自移其座席近贾谊。语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又拜为所爱少子梁怀王太傅。梁王出猎，坠马死，贾谊亦愧怍而卒，年仅三十三。文帝孙武帝，又召贾谊孙二人任用之，位至郡守。其一贾嘉，最好学，昭帝时列为九卿。此见文帝之不获任用贾谊，乃为异世所同情。故武、昭皆著意擢用贾生之后人，而史官又备载其事以传。又何帝王专制之足云。
东汉光武帝，以王莽时一太学生，起兵光复汉室。一时太学同学如邓禹等，攀龙附凤，位登宰辅。严光独变名姓，隐身不见。光武心念旧游，图其形貌遍国求之，得于会稽钓泽中，安车征至。光武亲幸其馆。又引入宫内，论谈旧故，相对累日。因问，朕何如昔时。光对，陛下差增于昔。夜留共卧。欲官之，不屈。归耕富春山。此一故事，千古流传。西汉商山四皓，已老年，尚屈赴太子之召。严光与光武同学，光武有天下，严光尚年壮，慕为巢父，而光武终物色得之。同榻留宿，情同手足，乃竟放归。光武在帝位十七年，复加特召，光竟不至。八十卒于家。光武伤惜之，诏下郡县赐钱谷。中国自秦代亡，而上古封建贵族之王室遂以消失。两汉之兴，皆以平民为天子。而光武犹能不忘其早年士人修养之情意与风范。明、章继承，家风家教，益明益显，较之西汉惠、文二帝犹有过之，而无不及。则帝王专制之制度又何由而来。
郭泰亦一太学生，获见河南尹李膺。膺时名高海内，士被容接，名为登龙门。乃忘其名位，而与泰友善。泰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辆。泰唯与膺同舟而济。众宾视之，以为神仙。自郭泰事，稽之上古，下考后代，中国政府之帝王卿相，以及社会中之士人，其身份阶级，可分可合，若即若离。故曰“作之君作之师”，又曰，“天地君亲师”，则在全国人心中，君师并尊，而士人之为师，抑犹有高出于为君之上者。如孔子之为至圣先师是已。即如汉文与贾谊之宣室夜话，如光武与严光之宫内共卧，如李膺与郭泰之同舟济河，彼等当时之心情意态，岂不从政者忘其尊严，而在不自觉中，一如同为一士人。故中国传统政治，其中央、地方之政府，尽由士人组成，当名为士人政府。士人则代表民众，帝王世袭，则利便于广土众民一大国之一统。而为帝王者，亦必深受士人之教育。其中所涵蕴之精义，则有难于详申者。一诵史乘，事证俱在，亦可不烦详申矣。
下及三国，天下已乱，但从政阶层与士人阶层之融和会合，沆瀣一气，则更深更甚。曹操为汉相，刘备奔迸流离，穷而归之，操表以为左将军，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一日，操从容谓备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备方食，失匕箸。于时正雷震，备因谓操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于此。”两人皆一世枭雄，此番对话，固是充满了不同寻常之心情与机变。但其相与之间，亦皆不失一种书生本色。今人读史，其自身已远离了中国传统所酝酿之士人风情。则对此故事，亦将难以体会其当时之真味。及备去荆州，闻诸葛亮名，三顾于草庐。时亮年二十余，躬耕于野，固是绝无所表现。而备以汉朝左将军之尊，并为举世群雄所重视，而不惜三度枉驾，乃始得见。两人从此情好日密。备自称得遇诸葛，如鱼之得水。及备永安病笃，召亮，嘱以后事。谓曰：“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又为诏敕后主曰：“吾亡，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此等处，岂当以政治体制看？以君臣身份地位看？唯若以中国传统读书人间之相往还视之，则寻常可解。
两晋以下，门第鼎盛，士人阶层与政治阶层间更形混一。抑且士阶层之气势地位，尤见为凌跨在政治阶层之上。元帝东渡，登尊号，百官陪列。命王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至于三四，元帝引之弥苦。导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帝乃止。若谓秦汉以来，中国政治已走上了帝王专制一途，则何以到此又忽然冒出门第来，有此王与马共天下之形象。大抵南朝诸帝，其朝位固犹踞百官之上，其君臣间之尊卑倒置，则率可以此为例。
下及唐代，复睹统一盛运，唐太宗尤为中国历史上一杰出英明之帝王。高祖武德四年，寇乱稍平。太宗为天策上将军，留意儒学，于宫城西作文学馆，收聘贤才，杜如晦、房玄龄等十八人，并以本官为学士。分三番，递宿阁下，给以珍膳。每以暇日，访政事，讨论坟籍，榷略前载，无常礼。命阎立本图像，使褚亮为之赞，题名字爵里，号十八学士。在选中者，天下慕向，谓之登瀛洲。此在当时，一方面固是一政治集团，亦可称为一革命集团，而在同时则显然是一士人集团。治中国史，讨论中国文化传统及政治体制者，于此从政阶层与士人阶层之融和无间之一特别形象，诚不可不深加注意。及玄宗开元时，亦仍于宫中含章亭别有十八学士，绘其图像，皇帝御制赞。嘉话流传，迄今犹有知者。顾何以于中国古人重视社会群士胜于朝廷百官之此一番遗意，乃漫不加省。言政治则必曰专制，言社会则必曰封建。唯求以西方名词，强自诬蔑中国历史，必求证成中国两千年来之传统政治为无一是处而后快，斯诚不知其用心之何在矣。
宋以下，门第衰绝，群士皆以白衣进。而士之在政府，其气势地位乃益进。姑举神宗一朝之情势为例。神宗亦宋代有志大有为之一好皇帝。唯其当朝有新旧党之争。此为士阶层之争，而为帝王者亦无奈之何。王安石在英宗朝，已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识其面，朝廷常欲授以美官。神宗为颖王时，韩维为之讲论经义，神宗称善。韩维曰，非维之说，乃维友王安石之说也。神宗即位，乃召安石。初入对，神宗问方今治当何先。安石曰：“陛下当以尧舜为法。”神宗曰：“卿可谓责难于君矣。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卿意，可悉意辅朕。”安石遂大用。观其一时君臣对话，固皆不失传统书生气味。研究一民族之文化，于此等千古相传神情之常然处，不当不更加以深切之体会。
司马光与王安石同负盛名，神宗即位，首擢为翰林学士。光力辞，曰：“臣不能为四六。”神宗曰：“如汉制诏可也。”光曰：“本朝故事不可。”神宗强之，竟不获辞。在当时神宗意，亦唯知重士尊贤。王安石司马光同是当时一名士，在神宗心中，同占重要地位。神宗之重视此两人，亦由当时群士之公论，神宗固别无私意存其间。此下新旧之争，则更非神宗所预知。司马光既不赞同王安石之新政，而神宗则一面信任安石，一面亦仍欲重用光。光曰：“陛下徒荣以禄位，不取其言，是以大官私非其人。”于是神宗终不能不许光之退，然仍不愿其离去，乃许其设局继续编修资治通鉴。司马光不愿居汴京，欲迁居洛阳，神宗仍许其以局自随。光居洛十五年而书成。刘恕、刘邠、范祖禹，皆许随局编修。二刘皆有官位，许以原官随光。独祖禹仅登进士甲科，未仕，乃宁愿牺牲仕途，亦随光在洛十五年。及通鉴书成，光乃荐祖禹为秘书省正字。祖禹之得仕，乃违反于当时之政治体制。其时安石尚当国，尤爱重祖禹，乃祖禹竟不往谒。凡此等事，皆当时政治阶层中事，但必当从士人阶层中之传统风气中去求了解。若专以政治言，则此等事皆与规章法制无合。唯有深晓于中国文化传统中士阶层之风气习尚，则上自帝王宰相，下至卑官隐逸，同此一矩矱，同期于趋赴，无足深怪。故刘安世尝言：“金陵亦非常人，其质朴俭素，终身好学，不以官爵为意，与温公同。但学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学。而诸人辄溢恶，谓其为庐杞李林甫王莽。故人主不信。”则当时之党争，明系士阶层中一学术思想问题。故刘安世谓其邪正有别，而宋神宗则双方兼重。司马光在当时，俨然以政府之政敌自居，而神宗始终优礼不稍衰。此又岂帝王专制之谓？故凡有志研讨有宋一代之政治情势者，与其求之帝王之身，实不如求之当时之群士，更易直捷明了其一切症结之所在。今日国人，于中国社会四民之首之一士传统，既漫不经心，则无怪其论中国文化之一切无当情实。则谓中国乃一专制政治与封建社会，其又何怪。
王安石在神宗初年，为经筵讲官，又争坐讲之制。其意谓，论职位则君尊而臣卑，但讲官所讲者道，帝王亦当尊师重道。于是安石坐而讲，神宗立而听。神宗对安石之益加尊信，此一事宜非无影响。此亦帝王之尊士，自有其历史传统，不得谓乃以助长其专制。安石后，程颐以布衣为讲官，亦争坐讲。正言厉色，又时有谏诤。时文彦博为太师平章重事。侍立，终日不懈。上虽谕以少休，不去。或问颐：“君之严，视潞公之恭，孰为得失。”颐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职辅导，亦不敢不自重。”同时司马光、苏轼辈，则皆疑颐之所为。今试以现代人目光评论，又岂得以王安石、程颐为正，而文彦博、司马光、苏轼之遽为不正乎？评论一件事，宜可有正反两面之意见。即如文彦博、司马光、苏轼诸人，彼等岂亦赞许帝王之专制。历史事件，又岂得不精心细究，而轻以意气加以评判。
在中国历史上，开国之君与其同时之士最疏隔者，在前为汉高祖，在后为明太祖。而明太祖尤甚。但历代开国，士儒之盛，唐初以外亦首推明初。明太祖对士人，亦多方罗致，无所不用其极。洪武十五年，国学成，行释菜礼，令诸儒议之。议者曰：“孔子虽圣人，臣也。礼宜一奠再拜。”太祖曰：“圣如孔子，岂可以职位论。昔周太祖如孔子庙，将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师，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于左右之言。今朕敬礼先师之礼，宜特加尊崇。”儒臣乃定其仪。
尝窃谓西方政教分离，上帝事由耶稣管，凯撒事由凯撒管。神圣罗马帝国，乃中古时期教会中一幻想。故在西方政治自成一集团，不如在中国，政治集团即同时为一士人集团。中国历史有孔子，非宗教主，而为历代帝王所共尊。中国传统政治历代取士标准，亦必奉孔子儒术为主。政统之上尚有一道统。帝王虽尊，不能无道无师，无圣无天，亦不能自外于士，以成其为一君。明汪仲鲁朱文公年谱序所以谓“师道之立，乃君道之所由立”。但明太祖既得天下，乃私欲尊君道于师道之上，而遂罢废宰相制。清初，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倍加诃斥，以明太祖之废宰相为大不道。
近代国人，必斥秦以下历代政治为帝王专制，则孔子亦不得辞其咎。故民初新文化运动，盛倡民主，非孔亦题中应有之义，故有打倒孔家店新口号。唯论语春秋，其书俱在，是否提倡帝王专制？二十五史及三通九通诸书亦俱在，是否其一切制度及其故事皆为帝王专制？义理考据，而皆明备。若必以帝王专制作定谳，则此诸书，唯有弃置不读。本篇所举，乃属随手拈例，无当于九牛一毛，亦仅姑妄言之。非必欲回护中国传统政治，然亦足资必欲鄙斥中国传统政治者作一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