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由唐入宋，是个转变的关键。宋诗自苏、黄出，开启了一种“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风气，语言渐趋于散文化。到江西派盛行，诗风就更加生硬僻涩了。江西而后，永嘉四灵和江湖派继起，规抚姚合、贾岛，作风和江西不同，而取径愈狭。正如俞文豹《吹剑录》所云：“局促于一题，拘孪于律切，风云色泽，轻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求如中叶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长篇大章之雄伟，或歌行之豪放，则无此力量矣。”所以严羽在《沧浪诗话》里大声疾呼地指出，“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诗辨》）元代诗风，好奇诡，尚纤巧，沿着新变的道路，每下而愈况。变极思复，到明朝初期，力宗盛唐，倾向于复古，就成为诗坛普遍的风气。
闽中十子以林鸿为首，而这一诗派的诗歌理论则具体地体现在高的《唐诗品汇》里。
《唐诗品汇》成于洪武年间，凡九十卷，共选录六百二十家，诗五千七百六十九首，又拾遗十卷，补录六十一家，诗九百五十四首。是一部比较全面的、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型唐诗选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明初闽人林鸿始以规仿盛唐立论，而实左右之，是集其职志也。”此书凡例之前，有一段很重要的自述：
先辈博陵林鸿尝与余论诗，上自苏、李，下迄六代：汉、魏气骨虽雄，而菁华不足；晋祖玄虚；宋尚条畅；齐、梁以下，但务春华，殊欠秋实；惟李唐作者，可谓大成。然贞观尚习故陋；神龙渐变常调；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故学者当以是为楷式注114。余以为确论。……及观沧浪严先生之辨，益以林之言可征，故是集专以唐为编也。
这里不仅揭出了编选的宗旨，而且可以看出高氏的诗学渊源，是推衍沧浪之绪论的。
沧浪谓论诗之法有五，一是体制，二是格力，三是气象，四是兴趣，五是音节（见《沧浪诗话·诗辨》）。《唐诗品汇序》一开头就说：“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故有往体（即古体）、近体、长短篇（即长短句）、五、七言律、绝句等制。莫不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侈之于终。至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也是从辨体入手，而进一步评论作家和品藻作品的。全书分体编次，以类相从；每类目录之中，将入选作家分别归纳为各种不同的类型，并缀以短论，品第其高下。其论纲则概括在序言里。它所论述的主要是唐诗的分期问题，以及各个时期各体诗歌的特色。
《沧浪诗话·诗体》曾说，“以时而论”，唐代的诗歌有“唐初体”，（原注：“唐初犹袭陈、隋之体。”）“盛唐体”，（原注：“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元和体”，（原注：“元、白诸公。”）“晚唐体”。高在沧浪旧说的基础上，用历史的眼光，把唐诗发展明确地划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凡例云：“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至于宗教徒、妇女以及生平失考的作者则列入“傍流”，不以时期论。这样的分法，其中贯串着一个总的精神，即正和变的关系。高是意图通过正和变的辩证来阐明唐诗的发展规律的。
何谓正？正是正格，正体，正调，指唐诗尽变六朝绮靡之习，复归于雅正而言的。这当然以开元、天宝的盛唐之诗作为代表了。开、天以前为初唐。以初唐为“正始”，指的是诗风转变之际的良好开端，说明初唐诗歌在“袭陈、隋之体”而外，还有开启盛唐的另一个方面，因而把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划作唐诗兴盛的准备阶段。正和变是相对而言的。有“正风”就有“变风”，有“正雅”就有“变雅”；由正到变，牵涉到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一系列的问题。以“正变”连缀成词，是说由正以观变，虽变而不失其正；亦即序文所谓“本乎始以达其终，审其变而归于正”的意思。他以元和作为中唐和晚唐的分界线，而把唐诗之变断在自元和以后，分体系之于韩愈、孟郊、张籍、王建、李贺、李商隐、杜牧等人。其论韩愈、孟郊的五古，有云：“今观昌黎之博大……其诗骋驾气势，崭绝崛强，若掀雷决电，千夫万骑，横骛别驱，汪洋大肆，而莫能止者。又《秋怀》数首及《暮行河堤上》等篇，风骨颇逮建安，但新声不类。此正中之变也。东野之少怀耿介，龌龊困穷，晚擢巍科，竟沦一尉。其诗穷而有理，苦调凄凉，一发于胸中而无吝色。如古乐府等篇，讽咏久之，足有余悲。此变中之正也。”举此以概其余，可以看出高所谓“正变”精神实质之所在。“余响”则是于极尽变态之中，多少还能看出一些盛唐的流风遗韵。“正始”和“接武”属于正的范畴，“余响”属于变的范畴；而正与变又是互相联系着的。
序云：“观诗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时，因时以辨其文章之高下，词气之盛衰。”高唐诗分期之说，是在这种理论认识上提了出来的；其所分的四个阶段，基本上符合于唐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了阐明唐诗发展的过程，每个阶段不可能不有个大致的时间断限。然而各个阶段又不是可以截然划断的。凡例云：“间有一二作家特立与时异者，则不以世次拘之。”从个别的作家来看，其间又有互相交错之处。如陈子昂的五古和李白同列“正宗”，即其一例。这样，就比较明确而又圆通地解决了唐诗的分期问题，而且把各个阶段贯通为一个整体。所以王士禛称赞这部书说：“宋、元论唐诗，不甚分初、盛、中、晚，故《三体》注115、《鼓吹》注116等集，率详中、晚而略初、盛，览之愦愦。杨士宏《唐音》始稍稍区别，有正音、有余响，然犹未畅其说，间有乖谬注117。迨高廷礼《品汇》出，而所谓‘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皆井然矣。”（见《香祖笔记》）
序文中有一大段论述唐诗风格，从初唐到晚唐，涉及的作家很多。虽然品题有些不够确切之处，但他颇能注意到每一个时期总的趋向和共同的风貌；但同时又十分强调同一时期不同作家的艺术特色。在各个时期中，突出“盛唐之盛”；而在盛唐里，又有“正宗”、“大家”、“名家”和“羽翼”的区别；并且这种区分，是因体而异的。如王维在五、七言律及五言绝句为“正宗”，在五、七言古为“名家”，在七言绝句则为“羽翼”，即其一例。
毫无疑义，“正宗”是高认为最能代表盛唐风格的典型。其五古一类，列陈子昂、李白为“正宗”，并释之曰：“使学者入门立志，取正于斯，庶无他歧之惑矣。”这也就是沧浪在《诗话》中开宗明义所强调的“入门须正”，“不失正路”，“以汉、魏、晋、盛唐为师”（《诗辨》）之意；而高则就不同的诗歌体制，分别举出最能代表盛唐诗风的作者作为楷模，这就把沧浪的理论具体化了。
《唐诗品汇》里，各体诗都列入“正宗”的仅李白一人，而唯一标为“大家”的则是杜甫。为什么于“正宗”之外另立“大家”呢？这两者并无高下之分，而是两种不同属性的概念。所谓“正宗”，固然寓有评价作家的用意，但侧重的是作品所代表的风格，因而李白之外，还可在不同的诗体中列入其他诗人，如陈子昂、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李颀、崔颢乃至崔国辅、祖咏、张谓、贾至、崔曙、万楚等。尽管这些诗人造诣的深浅不同，在文学史上影响的大小、地位的高低各异，然而就某一诗体而言，他们同样是能够代表盛唐诗风的。至于“大家”，则纯是就这一诗人的成就而言，所以李、杜而外，就不容有第三人分堋角立了。既然青莲各体都列入“正宗”，“大家”一席就为少陵所独占。高之所以这样安排，其用意包括两个方面：
自从中唐以来，李、杜优劣的问题聚讼纷纭，高认为无论扬杜抑李或抑李扬杜，都是不公正和不全面的。《品汇》论李白七古云：“虽少陵犹有让焉。”论杜甫五律云：“杜公律法，变化尤高。”论五言排律云：“排律之盛，至少陵极矣！诸家皆不及。”意思是说，李和杜各有短长，互不相掩。这种李、杜并崇的态度，在理论上也不难从《沧浪诗话》里找到它的来龙去脉。《诗话》云：“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亦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别离》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诗评》）严羽在并崇李、杜的前提下，阐明两家风格的异同，指出其偏胜独至之境；高推衍沧浪余绪，其着眼点则在诗歌形式的运用方面。后来王世贞在《艺苑卮言》、胡应麟在《诗薮》里续有论述，都是沿着这条线索向前发展的。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高虽然并崇李、杜，但却认为最能代表盛唐诗风的是李而不是杜。这也是从沧浪那里得到启示的。沧浪论诗，宗主盛唐。在他看来，盛唐之所以为盛唐，其时代风格的特征，乃在于：“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诗辨》）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李、杜二家，天马行空的李白，自然“无迹可求”；而“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集大成的杜甫，则体裁明密，格局精严，是有规矩法度可以窥寻的。他说：“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少陵如节制之师。”（《诗评》）就是这个意思。高于杜甫五古引元微之与沧浪之说，于七古引王介甫之说，于“正宗”之外，表而出之，推为“大家”。以“正宗”属李，以“大家”属杜，而有时又并称李、杜为“大家”，于以见两人俱臻极诣，不容轩轾；而两家诗风各异，又不容混同。这些地方，正体现了沧浪微恉。
“名家”及“羽翼”和“正宗”、“大家”相对而言；“大家”和“名家”有高下之分；“正宗”、“大家”和“名家”、“羽翼”又有主次之别。既有“正宗”、“大家”，又有“名家”和“羽翼”，就更全面地反映出盛唐诗歌的全貌以及风格流派间的相互关系。
沧浪教人学诗，“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高通过唐诗的编选，确立名目，把各个时期、不同类型、不同成就的诗人安放在一定的位置上，从而清楚地指出了学习唐诗的万户千门，大途小径；而要其指归，则以盛唐为宗，李、杜为主。从这个意义来说，《唐诗品汇》无异于是《沧浪诗话》的示意图。
沧浪以禅喻诗，主张妙悟，从气象证入。高谓论诗，“苟非穷极精微，超神入化，玲珑透彻之悟，则莫能得其门而臻其壸奥矣。”（见《序》，下同）。沧浪《答吴景仙书》自诩“于古今体制，若辨苍素，甚者望而知之”（见《沧浪诗话》附录）；高也强调必须“辨尽诸家，剖析毫芒，方是作者”。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继承和影响的关系。高所得，较沧为肤浅；《唐诗品汇》所收的诗歌，广博有余，精深不足，也由于他在艺术见解上吸取和承用别人的多，而自己的真知灼见较少的缘故。但沧浪之论，有时不免蹈入玄虚，令人难以捉摸；高此书，从辨体入手，以时为经，以人为纬；用理论作为指导，从编选的方式方法具体地体现理论，反而显得切实一些。因而，它就成为一部有理论体系、有严密组织，自具特色的选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明史·文苑传》谓终明之世，馆阁以此书为宗。厥后李梦阳、何景明等摹拟盛唐，名为崛起，其胚胎实兆于此。平心而论，唐音之流为肤廓者，此书实启其弊；唐音之不绝于后世者，亦此书实衍其传。功过并存，不能互掩。后来过毁过誉，皆门户之见，非公论也。”提倡盛唐，在这一点上，说高此书开李、何之先河，是不错的；然而高并没有主张摹拟之说。倘若我们把它和清代代表格调派的唐诗选本——沈德潜的《唐诗别裁》联系起来，似乎更能看出此书对后世的影响。
我国古代的诗歌选集，内容是异常丰富的。能够流传久远，具有一定质量的选本，其中必然贯串着一条理论批评的线索。编选的方式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以为《唐诗品汇》不仅是研究唐诗的重要选本之一，而且这种编选的方式方法，在今天也还有值得借鉴和吸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