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形势与文学发展概况
本时期包括从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匪帮叛变革命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的这一段时间。这是中国革命力量遭受了挫败而后又继续深入地发展的时代；这是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达到政治上的成熟并推动革命的新高涨的年代；这是中国的反动统治者以白色恐怖残酷地镇压中国革命，大规模地屠杀广大革命群众的年代；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中国的卖国政府，强占了我国的东北，并想进而席卷全中国的年代；同时，这也是我们新文学的伟大的奠基者和导师——鲁迅在党的领导之下号召和领导全国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向反动统治者及其帮凶、帮闲的走狗们进行坚韧不屈的战斗的年代。在这一段时间里，从五四运动时期起就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基本方向，而且后来一直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新文学运动，有了非常显著的进一步的发展。“在鲁迅领导下的左翼文艺运动时期，愈来愈多的革命作家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上来。在这同时，全国各地工农民主政权地区中也开始产生了工人和农民自己的文艺运动。这就为后来抗日战争时期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进一步的发展准备了基础。”(1)
为了更深刻地了解本时期文学发展的概况，简要地叙述一下本时期的国内政治形势是完全必要的。
自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进行了反革命的大叛变，同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集团的武汉政府举行了反共会议，革命的武汉这时也变成了反革命的根据地。宁汉合流以后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一些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为反对人民而参加了反革命，并把自己转化为买办资产阶级，转而充当了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它比以前的反动统治者——北洋军阀——更加彻底地投靠帝国主义和更加残酷地剥削和迫害中国人民。血腥的大屠杀在全国各大城市里大规模地展开着。他们的口号是：“宁可枉杀千人，不可走漏一个。”根据下面几个不完全的统计，就可以想见当时反动统治者对于中华民族的菁华——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所进行的屠杀，是如何地残忍和灭绝人性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清华大学等十一校的《救亡通电》说：“奠都以来（按即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建立南京反动政府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记。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又据中国红色救济会统计：从一九二七年北伐革命失败到一九二九年的这两三年内，工农群众、革命青年和共产党员被杀害的约有四十五万人。又据另一材料说，从一九二八年一月到八月，最少有十万的工人和农民遭到了反革命派的残害。一九二八年以后，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杀害的革命者更是没有方法统计了。这一个时期，反动统治下的中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
但是毛泽东同志也这样地告诉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2)就这样，党一方面向中国人民指出了继续革命斗争的必要，同时并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恢复革命斗争的正确道路。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南昌举行了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八一”起义。同年十月，毛泽东同志率领新成立的一支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区域成立了湘赣边区工农政府。以井冈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在各地起义武装先后会合后，逐步地扩大了起来。在这个期间，党所领导的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西等地区的游击战争和土地斗争，也都有了发展，陆续成立了几支红军和几处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九年，毛泽东同志与朱德同志所领导的红军向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进发，并以江西瑞金为中心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冬天开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和他所领导进行的革命战争，以及其他同志在其他地区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和他们所领导进行的革命战争，成了新时期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内容，成了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势力，成了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最大威胁和全国劳动人民的最大希望。”(3)从一九三〇年起，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的中国红军连续粉碎了蒋介石四次疯狂的进攻。十年革命与反革命的国内战争过程，就是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反革命“围剿”与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红军与革命解放区的人民的反“围剿”斗争的过程。当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东北，而且迅速地扩大它的侵略范围的时候，党首先主张武装抵抗，并且领导了或积极参加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国工农红军宣言愿在停止进攻红军、保证人民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的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停战议和，以便共同抗日。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退出了江西根据地，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以一年的时间，进行了而且完成了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到达陕西北部，与陕北红军部队会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它使全国人民对于革命前途和抗日救国运动的前途有了希望。它使全中国全世界相信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相信了为着战胜当时在中国得寸进尺的日本帝国主义，非要依靠中国共产党不可，非停止反共的内战不可。”(4)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京学生举行了抗日救国大示威的“一二·九”运动。抗日救亡成为了全国人民最迫切的共同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收到了巨大的效果，而且迅速地促进了全面抗日战争的实现。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当日本帝国主义以芦沟桥事变为借口，对中国实行新的进攻的时候，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终于爆发了。
这就是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这十年内的国内政治形势。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之下进行着和发展着，而且是作为一种宣传、教育的武器，紧密地配合了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成为整个革命斗争不可缺少的一翼。
首先应当指出来的是，本时期的革命文学运动是在反动统治者多方面迫害和摧残之下，经过了许多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艰苦奋斗和英勇牺牲，才获得伟大的胜利成果的。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这样地指出了本时期文化革命的特点：“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农人民。从当事者看来，似乎以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一定可以‘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都是积极的结果。……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可以知道，作为文化革命之一环的革命文学运动，在本时期，也是在反动统治者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之下逐步深入和壮大起来的。
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对于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拘捕、监禁以至于屠杀。正如鲁迅所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的(5)。当时反动统治者对于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屠杀和迫害无所不用其极。一九三〇年秋天优秀的人民演员、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会员宗晖被杀于南京。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在上海，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秘密杀害了我们的革命作家、左联会员柔石、胡也频、白莽、李伟森、冯铿（他们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此后，先后在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被杀的，还有洪灵菲、应修人、潘漠华(6)等。他们也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国内知名的诗人和作家。瞿秋白同志（他也是左联会员），是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匪帮杀害的。鲁迅也是时时处在险恶的境地，随时有在敌人卑鄙的暗算下失去生命的可能。其余各地作家和爱好文艺的青年被拘捕和杀害的更是不可以数计。当时的革命文学运动，正是在党的领导之下，踏着烈士们的血迹，艰苦而英勇地向前迈进的。
国民党反动政府除了进行最卑劣最残酷的屠杀、拘捕而外，它还利用了特务匪徒捣毁进步的文艺团体和书店、查禁进步文艺书籍的方法来摧残和压迫革命文艺运动。鲁迅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7)一文中曾经这样详细地叙述这方面的实况：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的艺华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们所袭击，捣毁得一塌胡涂了。他们是极有组织的，吹一声哨，动手，又一声哨，停止，又一声哨，散开。临时还留下了传单，说他们的所以征伐，是为了这公司为共产党所利用。而且所征伐的还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书店方面去，大则一群人闯进去捣毁一切，小则不知从那里飞来一块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为这书店为共产党所利用。高价的窗玻璃的不安全，是使书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几天之后，就有“文学家”将自己的“好作品”来卖给他了，他知道印出来是没有人看的，但得买下，因为价钱不过和一块窗玻璃相当，而可以免去第二块石子，省了修理窗门的工作。
以上是捣毁进步影片公司和书店的情况。关于查禁进步文艺书籍，鲁迅继续写道：
压迫书店，真成为最好的战略了。
但是，几块石子是还嫌不够的。中央宣传委员会也查禁了一大批书，计一百四十九种，凡是销行较多的，几乎都包括在里面。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是被禁止的，而且又禁到译本。要举出几个作者来，那就是高尔基（Gorky），卢那卡尔斯基（Lunacharsky），斐定（Fedin），法捷耶夫（Fadeev），绥拉斐摩维支（Serafimovich），辛克莱（Upton Sinclair），甚而至于梅迪林克（Maeterlinck），梭罗古勃（Sologub），斯忒林培克（Strindberg）。
除了大批查禁书籍，另外还有大批刊物（计有七十六种）被禁止发行，而由左联主编刊行的文艺杂志如《大众文艺》、《南国月刊》、《拓荒者》、《北斗》、《现代小说》等也都先后遭到了查禁(8)。反动统治者对于革命文艺运动的摧残和防范，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但是仅管这样，我们的革命文艺运动，不唯没有因之动摇和低落下去，相反地，它在反动统治者的种种迫害和摧折之下，是更加旺盛和壮大起来了。
一九二八年，文艺界展开了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鲜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把革命的新文学运动向前推进了一步。同年三月，代表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利益的《新月》月刊出版了，他们的那种“山羊式”的“文学无阶级”的腐朽理论，马上遭到了革命文学阵营的有力驳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经过鲁迅、瞿秋白等的翻译而被介绍了进来。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在党的领导之下，在鲁迅、茅盾和创造社、太阳社的团结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六月，中国封建法西斯的走狗“文人”们发表了《中国民族文艺运动宣言》，主张“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这种甘心为其主子——帝国主义和中国法西斯统治者——服务的可耻面目，也立刻受到了鲁迅和左翼作家的无情揭露，而他们终于也销声匿迹了。一九三二年展开了与“第三种人”的斗争，批判和驳斥了苏汶一流人物的超阶级的“文艺自由”论，指出了这种主张的虚伪性及其反动实质。当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地侵占中国的土地，而国民党反动政府高唱“安内”然后“攘外”的时候，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响应了党的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力量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初步地形成了中国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这十年内，我们有了鲁迅的那些具有高度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的杂文著作，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不朽的丰碑；我们有了《子夜》和其他许多反映时代的真实面貌、以革命的思想教育人民的著名作品。在这十年内，在国民党所统治的广大区域内，在党的领导、扶助之下，革命的文艺运动始终是前进着的，而且是带着一种不可克服的力量在胜利地前进着的。
在毛主席所直接领导的老革命根据地，在工人、农民、劳苦知识分子自己的革命政权下面，文艺运动也开始了它的新阶段——第一次初步和工农兵结合起来了。它配合了而且影响了蒋介石统治区域内的革命文艺运动，并且为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指示和开辟了一条新的光明的道路。在老革命根据地，革命文艺运动也是胜利地进展着的。
这就是本时期文艺运动的大概情形。
二 左联成立前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9)中说：“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因为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当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时候，一般积极的青年都跑到实际工作去了，那时还没有什么显著的革命文学运动，到了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显明，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戮共产党及革命群众，而死剩的青年们再入于被压迫的境遇，于是革命文学在上海这才有了强烈的活动。所以这革命文学的旺盛起来，在表面上和别国不同，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扬，而是因为革命的挫折。”这一段话很确切地说明了革命文学运动乃是在中国革命遭受了挫折，反动派对革命的群众大举疯狂屠杀的艰苦情况下，开始展开和旺盛起来的。也就是说，是因为革命的挫折（实际上是革命的深入），这才“把在这以前在青年和先进的工农群众中激荡着的，对于革命理论，对于生活和现实社会及历史的理解等等的思想问题和要求，正式作为主要的课题提到文化和文艺运动的日程上来了”(10)。
革命文学口号的再度被创造社提出，而且还展开了一次比较激烈的论争，便是适应着现实情势和思想运动的新的发展而产生出来的。
一九二八年，创造社的主要成员，除郭沫若、成仿吾等外，又加入了新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诸人。除出版《创造月刊》、《洪水》外，又出了一种刊物《文化批判》。一直到一九二九年二月被国民党封闭以前，创造社一直是提倡革命文学的有力的团体。与创造社同时提倡革命文学的，还有太阳社。它的主要成员是蒋光慈、钱杏邨、孟超等。出版过《太阳月刊》、《海燕周刊》，《太阳月刊》停刊后又创办过《新流月刊》，一九三〇年还出版过月刊《拓荒者》。这些刊物，在革命文学的提倡上也有过相当巨大的影响。
革命文学的倡导和论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开端。创造社和太阳社最大的功绩，就是他们最先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一口号，倡导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正如鲁迅指出的：“提出这一名目来，使大家注意了之功，是不可没的。”(11)他们的另一个功绩，是积极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革命文学倡导者力图使文学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但是由于他们大多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世界观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改造，加上受到国内和国际“左”的错误倾向的影响，因而在提倡革命文学的过程中，也表现出缺点和错误。首先，是他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前的形势缺乏正确的了解，从而在文艺运动的性质、任务和策略等问题上，都有一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错误认识。其次，他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鲁迅后来指出，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12)。
而这，是更显著地表现在创造社和太阳社两个团体把鲁迅、茅盾当成是革命文学的假想的共同“敌人”，而集中力量来进行攻击上。
创造社和太阳社对于鲁迅的攻击，一方面不免纠缠在籍贯、年龄和态度等许多不相干的问题上，而失却了论争的原则性的意义，另一方面则又是夹杂着意气的没有实际内容的近乎谩骂的词句。这些，没有疑问地，都是从狭隘的宗派主义情绪出发的。
其实，鲁迅当时不唯没有诋毁革命和嘲笑革命文学，相反地，他还对当时的革命文学运动提出了许多非常有益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的高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它所具有的深刻丰富的思想性，是越到后来越发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了。鲁迅在一九二八年所发表的与创造社论战的文章(13)，都可以看出他的作为“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14)的一贯精神来。鲁迅固然也嘲笑了革命文学的追随者中的某些个人的言行，但没有“嘲笑革命文学的本身”。而且鲁迅的革命现实主义者的根本精神，也是显露在他的文章中的：他对于那些“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官僚和军阀始终抱着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同时他又主张严格地批判自己（他说“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而这二者正是鲁迅在后期思想上向科学的共产主义伟大跃进的坚实基础。如果我们结合他在前一年——即一九二七年所说的“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15)一段话来看，则鲁迅当时对革命文学与作家思想改造的重要性的认识，是已经达到如何可惊的高度了。这些话对于“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是会有着很大好处的。
在《文艺与革命》一文中，鲁迅这样有力地说明了文艺与革命的正确的关系：
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正人君子者流深怕这一着，于是大骂“偏激”之可恶，以为人人应该相爱，现在被一班坏东西教坏了。……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他，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
美国的辛克来儿说：一切文艺是宣传。我们的革命的文学者曾经当作宝贝，用大字印出过；而严肃的批评家又说他是“浅薄的社会主义者”。但我——也浅薄——相信辛克来儿的话。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那末，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
但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稻香村”，“陆稿荐”，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顾客，我看见也并不比“皇后鞋店”里的多。一说“技巧”，革命文学家是又要讨厌的。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
这不只是很生动圆满地为我们说明了文艺的武器（宣传）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了作为武器的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正确关系。对于当时正在大力倡导着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来说，这也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意见。而这和当时那些反对革命文学的人的意见是很明显地有着原则上的区别的。瞿秋白说：“《三闲集》以及其他杂感集之中所保留着的鲁迅批评创造社的文章，反映着二七年以后中国文艺界之中这两种态度，两种倾向的争论。自然，鲁迅杂感的特点，在那时特别显露那种经过私人问题去照耀社会思想和社会现象的笔调。然而创造社等类的文学家，单说真有革命志愿的（象叶灵凤之流的投机分子，我们不屑去说到了），也大半扭缠着私人的态度，年纪，气量以至酒量的问题。至少，这里都表现着文人的小集团主义。这时期的争论和纠葛转变到原则和理论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艺学说的介绍，那正是革命普罗文学的新的生命的产生。而还有人说，那是鲁迅‘投降’了。现在看来，这种小市民的虚荣心，这种‘剥削别人的自尊心’的态度，实在天真得可笑。”(16)这应该是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这一次论战的最正确的结论。
创造社和太阳社对于茅盾的攻讦，也含有宗派主义倾向。茅盾并没有反对革命文学，他对革命文学运动的意见，虽然有不正确的因素，但也有很中肯的部分。他对于创造社和太阳社来说，也应该算是有益的“诤友”的。
创造社和太阳社与鲁迅和茅盾的争论，后来因为发现了共同的敌人（“新月派”）而终止了下来。新月社是由中国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代理人徐志摩、胡适、梁实秋等人组织的，他们在一九二八年创刊《新月》月刊，主张“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反对革命文学运动。有了这个外部的真正的共同敌人，彼此才开始感到有化除一切成见，在共同目标下团结作战的必要，这才停止了这一次论争。
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虽然有着上述的缺点；但总起来说，这一次的论争也还是有着不少收获的。第一，通过这一次论争，关于革命文学的实质是认识得比以前更为清楚了；上一时期提出的笼统的革命文学口号改成了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革命作家的阶级立场和文艺主张，较之上一时期更为明确起来了。第二，经过了这一次论争，大家对于革命文学运动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统一战线问题，因为发现了共同的敌人而感觉到有特别深切的需要了。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说：“真正的革命文艺思想正在这一时期开始深入的发展。在这新阶段上，革命文艺思想经过内部的斗争而逐渐的形成新的阵营。这种不可避免的斗争提出了新的问题，这已经不是父与子的问题，也不仅是暴露指挥刀后的屠伯们的问题。这是关于革命队伍的战略的争论。”指的也正是这一方面的收获。最后，第三，是通过这次论争，大家都认识了认真学习和译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和文艺理论的重要性。即以鲁迅而论，他说他在这时期“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17)。他在一九二九年译出了片上伸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在一九三〇年，除译出了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外，还译出了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苏联的《文艺政策》和雅各武莱夫的长篇小说《十月》。此外，创造社的人们在此时期也翻译和介绍了一些科学的社会科学书籍。这种理论上的译介工作，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向前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和指导的作用。
所有这些收获，都为一九三〇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三 左联的成立和理论纲领
在一九三〇年三月间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它成立后所进行的一连串艰巨的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之下，依靠着鲁迅的战斗和领导，然后才可能胜利地进行着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文艺运动的进一步的深入和高涨，标志着中国革命作家以文艺为武器来配合整个革命步调的战斗要求的加强，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新文艺运动上的重大的指导作用和胜利收获。
如前所述，当革命文学阵营内部正在进行着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的时候，代表中国买办资产阶级思想和利益的“新月派”，却对论争的双方都表示了敌对的态度，对于革命文学极尽反对和攻击的能事。共同敌人的发现，大大地促进了大家紧密团结、共同为革命文学运动而斗争的一致要求。于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个革命的文学团体，就经过酝酿、筹备的阶段而终于成立了。
成立的经过是这样的：在党的领导下，一九三〇年二月十六日，鲁迅、沈端先（夏衍）等邀集在上海的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开了一个讨论会，一方面“清算过去”，一方面“确立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关于过去的文学运动，大家认为有四个缺点是应该指出和纠正的，即：（一）小集团主义乃至个人主义；（二）没有应用科学的文艺批评的态度和方法来进行批评；（三）对于真正的敌人——反动的思想集团和普遍全国的遗老遗少——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四）把文学提得太高，而忘却了文学的促进政治运动的任务，成为为文学而文学的运动。关于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大家认为最重要的有下列三点：（一）严厉的破坏旧社会及其一切思想的表现；（二）宣传新社会的理想和促进新社会的产生；（三）建立新的文艺理论。讨论结果，大家都认为必须团结所有革命作家来从事这个运动，成立了一个国内左翼作家组织的筹备委员会，负责进行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工作。
经过了两周的筹备工作，到了三月二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便宣告成立了。当时参加联盟的有：鲁迅、郁达夫、沈端先、画室（冯雪峰）、钱杏邨、蒋光慈、冯乃超、田汉、李初梨、柔石等五十余人。大会上通过了筹备委员会拟定的纲领，成立了常务委员会，通过了“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成立国际文化研究会”、“成立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发生左翼文艺的国际关系”、“发动左翼艺术大同盟的组织”、“确定各左翼杂志的计划”等十七件提案。首先出版的杂志是《世界文化》，以后为左联盟员陆续主编的有《萌芽》、《拓荒者》、《现代小说》、《大众文艺》、《北斗》、《文学月报》、《文艺新闻》、《新文艺讲座》等刊物。盟员数量后来日渐增加，全国各重要地区都建立了分部。
左联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理论纲领全文如下：
社会变革期中的艺术，不是极端凝结为保守的要素，变成拥护顽固的统治之工具，即倾向进步的方向勇敢迈进，作为解放斗争的武器。也只有和历史的进行取同样的步伐的艺术，才能够焕发它的明耀的光芒。
诗人如果是预言者，艺术家如果是人类的导师，他们不能不站在历史的前线，为人类社会的进化，清除愚昧顽固的保守势力，负起解放斗争的使命。
然而，我们并不抽象的理解历史的进行和社会发展的真相。我们知道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变成人类进化的桎梏，而其“掘墓人”的无产阶级负起其历史的使命，在这“必然的王国”中作人类最后的同胞战争——阶级斗争，以求人类彻底的解放。
那么，我们不能不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攻破一切反动的保守的要素，而发展被压迫的进步的要素，这是当然的结论。
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
艺术如果以人类之悲喜哀乐为内容，我们的艺术不能不以无产阶级在这黑暗的阶级社会之“中世纪”里面所感觉的感情为内容。
因此，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我们的理论要指出运动之正确的方向，并使之发展，常常提出新的问题而加以解决，加紧具体的作品批评，同时不要忘记学术的研究，加强对过去艺术的批判工作，介绍国外无产阶级艺术的成果，而建设艺术理论。
我们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不能不参加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向国际反无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斗争。
从这个理论纲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到了本时期——特别是左联成立以后——是大大地向前迈进了。首先，不同于上一时期的“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笼统含糊的提法，左联成立后的新文学运动是坚决而鲜明地表示要“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了；其次，我们所要求的革命文学，也不再仅是“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而是以“无产阶级在这黑暗的阶级社会之‘中世纪’里面所感觉的感情为内容”的文学了；最后，关于理论指导的重要性，这时也有了充分的认识和必要的注意了，如“加强对过去艺术的批判工作，介绍国外无产阶级艺术的成果”，在建设艺术理论的工作上，在文艺运动的正确发展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我们的新文学运动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但是，左联成立时所通过的理论纲领，仍是有着缺点乃至错误的。除把“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作为对象来反对，表现了“左”倾错误外，主要缺点是：没有把作家的深入生活和思想改造提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日程上来，同时，也没有号召和策动更多的作家们来参加革命文学阵营，因之也削弱了战斗的力量。而这些，鲁迅在当时便已经看出和指出来了。在左联成立会上，鲁迅作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他说：
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Salon”是客厅的意思，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是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
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不待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18)
鲁迅在这里指出的，正是说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必须深入实际生活，必须在艰苦斗争中克服自己浪漫谛克的幻想，必须全心全意地为劳动人民服务，而不是想得到劳动阶级的“从丰报酬、特别优待”；一句话，必须首先成为一个革命的人，然后才可以成为一个革命的作家。这种见解完全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出发的，而且，也是与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根本精神完全一致的。
关于左联成立后的工作，鲁迅在讲话中也指出了几点：“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学上的战争是有的，但那范围实在太小，一切旧文学旧思想都不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旧派的人倒能够闲舒地在旁边观战。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如果人多了，则翻译的可以专翻译，创作的可以专创作，批评的专批评；对敌人应战，也军势雄厚，容易克服。……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鲁迅的这种具有指导性的讲话，没有疑问，对于左联成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是起了巨大作用的。左联是领导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性的革命文学团体。它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一、它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领导革命的和进步的作家，与国际左翼作家一道，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同文艺战线上的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持久不断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且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二、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建设上和文学创作上，左联的成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三、培养了大批新作家。
从一九三〇年左联成立，到一九三六年初左联解散，这期间，左联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但是，由于我党在此期间先后经历了李立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这不能不对前进中的年青的左翼文艺运动发生影响；此外，苏联的“拉普”也对左联起了不好的作用。因此，左联在建立了巨大功绩的同时，在一些问题上也有“左”的毛病，如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主张文艺全盘彻底大众化，搞飞行集会等，至于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冯雪峰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一书中，曾作过这样的分析：
但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六年期间的形成左翼阵线的思想和文艺运动，也还是统一战线的；不过一则受着当时分裂政局的直接的影响和当时特别险恶的情势的压制，客观的困难很大，使一般不很坚定的进步分子和自由主义者发生动摇、妥协和消沉的普遍现象，甚至有不少人屈服于反动势力了。二则由于这种困难，由于这种在一般文艺思想界存在的畏怯的现象，由于当时内战的政治形势的影响和险恶的压制，反映到我们主观上，我们便屡屡接受了机械唯物论的思想影响，对于中国社会关系和革命发展形势便常有不正确的分析和理解，在我们所领导的文艺运动和论理上当时便有了著名的所谓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了，这在后要再谈到的。——由于以上的两种原因，这时期的文艺运动和思想斗争上的统一战线，便大大地缩小，首先，我们除了显明地同情我们运动的人以外，便很少去策动广泛的一般作家振作起精神，来与我们共同奋斗了。那时留在左翼之外的文学者和作家就有很多，他们虽然有些消沈，对于斗争采取旁观的态度，但他们并不属于反动的文化阵营，他们也都深刻地不满于反动的政治和文化，其实都在苦闷里的，不过战斗的意志不很强；但我们当时没有怎样去策动他们战斗，以致没有造成更广大的统一战线。
这是一段很重要的分析。它首先指出了左联和由左联所领导的文艺运动都是统一战线的；但这个统一战线却并不是广泛的，它没有策动和团结一切战斗的力量，它还存在着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不正确的倾向和作风，这自然影响了和减削了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上的对敌斗争的力量。其次，它也指出了造成这种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原因：一是在白色恐怖下一般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消沉、动摇甚至于向反动势力妥协的情况，使得左联采取一种比较狭隘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作风；一是受了机械唯物论和教条主义的不良影响，错误地分析和估计了中国当时的社会关系和革命发展的形势。而这二者自然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
总之，左联的功绩是巨大的，主要的；它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但这是次要的方面。
四 关于大众化的讨论
我们曾经指出：五四运动时期提倡白话文，实质上反映了广大人民对于文学艺术的共同要求，是文艺大众化运动一个最初的起点。因为伴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扩展、深入，伴随着中国工农群众革命意识的迅速觉醒，同时也伴随着革命文学运动的方向和道路的日益明确，文艺大众化的要求也一天比一天更加迫切和普遍起来。在一九二八年展开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里就说过：“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克兴在《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评茅盾君底〈从牯岭到东京〉》一文里也说：“以后革命文艺是应该推广到工农群去。那末，文句应该通俗化，应该反映工农的意识。”这些话都很显然接触到了这么一点：革命文学必须反映工农群众的思想和要求，它必须具有比较通俗的形式和为工农所容易了解的语言，然后才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是革命文学运动中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
一九三〇年左联成立时，在大会上通过了成立“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的议案。这时对大众化的重要性有了比较充分的估计，把它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中心口号，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基本路线和创作方向而提出来了。同年三月和四月出刊的《大众文艺》（第二卷第三、四两期）上，鲁迅、郭沫若、沈端先、冯乃超等都发表了关于文艺大众化的意见，就这个问题展开了首次讨论。这次讨论也提出了关于旧形式的利用的问题。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左联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这样强调了“大众化问题的意义”：“为完成当前的迫切的任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确定新的路线。首先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此问题之解决实为完成一切新任务所必要的道路。在创作，批评，和目前其他诸问题，乃至组织问题，今后必须执行彻底的正确的大众化，而决不容许再停留在过去所提起的那种模糊忽视的意义中。”这个决议，重视文学的大众化，无疑是正确的；但其中要求“执行彻底的正确的大众化”，却是一种脱离实际，因而在当时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一九三二年，瞿秋白发表了《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19)，又在《文学月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大众文艺的问题》一文(20)，接着便在《文学月报》和《北斗》等刊物上再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一次的讨论，除了进一步明确大众化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首要任务而外，还鲜明地提出了“大众文艺应当写什么东西”的问题。而把这个问题阐释得比较清楚的，要算是瞿秋白的《大众文艺的问题》一文。他说：
革命的大众文艺应当写什么东西？这问题应当分两方面来说：
第一是形式方面。首先要说明的是：革命的先锋队不应当离开群众的队伍，而自己单独去成就什么“英雄的高尚的事业”。笼统的说什么新的内容必须用新的形式，什么只应当提高群众的程度来鉴赏艺术，而不应当降低艺术的程度去迁就群众——这一类的话是“大文学家”的妄自尊大！革命的大众文艺必须开始利用旧的形式的优点，——群众读惯的看惯的那种小说诗歌戏剧，——逐渐的加入新的成分，养成群众的新的习惯，同着群众一块儿去提高艺术的程度。旧式的大众文艺，在形式上有两个优点：一是它和口头文学的联系，二是它是用的浅近的叙述方法。这两点都是革命的大众文艺应当注意的。……
因此，革命的大众文艺，应当运用说书，滩簧等类的形式。自然，应当随时创造群众所容易接受的新的形式。……这在实际工作开始之后，经验还会告诉我们许多新的方法，群众自己会创造许多新的形式。完全盲目的模仿旧的形式，那就要走到投降的道路上去。
第二是内容方面。革命的大众文艺和一般的普洛文学运动一样，现在，创作的中心口号，应当是：“揭穿一切种种的假面具，表现革命战斗的英雄。”可是特别要注意的，是明了真正大众之中的革命敌人的意识上的影响在什么地方。这是文艺战线上革命斗争的重要任务。……现在，必须深刻的了解革命文艺的任务，是要看清了当前的每一次事变之中敌人用什么来迷惑群众，要看清了群众的日常生活经常的受着什么样的反动意识的束缚，而去揭穿这些一切种种的假面具；要去反映现实的革命斗争，不但表现革命的英雄，尤其要表现群众的英雄，这里也要揭穿反动意识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动摇犹豫，揭穿这些意识对于群众斗争的影响，要这样去赞助革命的阶级意识的生长和发展。
革命的大众文艺因此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题材。最迅速的反映当时的革命斗争和政治事变，可以是“急就的”，“草率的”，大众文艺式的报告文学，这种作品也许没有艺术价值，也许只是一种新式的大众化的新闻性质的文章。可是这是在鼓动宣传的斗争之中去创造艺术。可以是旧的题材的改作……可以是革命斗争的“演义”……可以是国际革命文艺的改译。可以是暴露列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侵略的作品，可以是“社会新闻”的改编……革命的大众文艺也应当去描写劳动民众的家庭生活，恋爱问题，去描写地主资产阶级等等给大众看。这最后一点，值得特别提起大家的注意：因为直到如今，革命文艺还是不能够充分的执行这个文艺斗争的特殊任务。
瞿秋白的文章，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说明了大众文艺应当写什么东西的问题。一方面给予了旧形式的利用问题以比较正确的说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正确地规定了大众文艺的主要任务和它所应该表现的内容，并指出了“革命的大众文艺发展的前途，应当成为反动的大众文艺的巨大的强有力的敌人，应当成为‘非大众的革命文艺’的真正的承继者。”
其次，这一次的讨论，也提出了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向大众去学习”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作家熟悉大众生活的问题，也是作家的思想改造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文艺大众化始终是一个好听的口号名词而已。当然，这一个问题的彻底解决，在本时期是不可能的；但提出了它，而且还在某种程度内适当地解决了或者是着手去解决它，这就说明了革命文学的巨大进步。瞿秋白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中这么说：“‘向群众去学习’——就是‘怎样把新式白话文艺变成民众的’问题的总答复。”又说：“这需要到群众中间去学习。在工作的过程之中去学习。……不是群众应该给文学家服务，而是文学家应该给群众服务。……‘不跳下水去是学不会游水的’。这里，将要有真正的机会去观察，了解，体验那工人和贫民的生活和斗争，真正能够同着他们一块儿感觉到另外一个天地。要知道：单是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是不够的，还要会象无产阶级一样的去感觉。”起应（周扬）在《关于文学大众化》(21)一文中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中国的革命文学作品到现在还是充满着‘革命’的词藻的生硬堆砌，‘突变式’的英雄的纯粹概念的描写，对于被压迫者（很少是真正的无产者）的肤浅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对于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含泪的讽刺。要肃清这些残余的要素，只有到大众中去，从大众去学习，产生健全的大众作品。”
这样的提法，已经触及问题的核心了。这是把作家的生活和思想的大众化当成是文艺大众化的首要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够创造出那种既具有革命的思想内容，而在艺术形式上又能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作为运动和创作的基本方向来看，这是完全正确的。
再其次，这一次大众化的讨论，也提出了几个实行的方案，即：（一）举办工人夜校，（二）建立工人读书会，和（三）发展工农通讯运动。而这三者当中，发展工农通讯运动又是最主要的一项。它是要以工农通讯员为新的群众的文艺团体的骨干，使“工人和农民自己，在这里可以学习到运用自己的言语的能力。而一般‘文学青年’，才能够学习到大众文艺所需要的知识。普洛文学将要在这种集体工作之中产生出自己的成熟的作品”(22)。但这种运动的展开，在当时不能不遇到很大的困难。在反动政权下面，想在工农大众中进行启蒙教育的工作，是会遭到无理的禁止和迫害的。例如夜校和工人识字运动，在当时只能冒险秘密进行，而参加工作的作家和文艺青年，也有因此遭到反动政府逮捕的。
最后，这一次讨论，当然也不能不接触到大众文艺的语言问题。瞿秋白在他的两篇文章（即《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和《大众文艺的问题》）中都着重地提到了这一问题。他说：“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彻底的俗话本位的文学革命。没有这一条件，普洛大众文艺就没有自己的言语，没有和群众共同的言语。”他主张：大众文艺应该用“现代中国普通话”来写，因为“在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里，在现代化的工厂里面，他们的言语事实上已经在产生着一种中国普通话（不是官僚的所谓国语）……这种大都市里，各省人用来互相说话演讲说书的普通话，才是真正的现代中国语。”(23)关于大众文艺语言问题的讨论，在一九三四年，因为主张文言的“沉滓的泛起”（汪懋祖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展，而且很自然地接触到了汉字的难易和以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汉字的问题。提倡汉字拉丁化形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文化运动。虽然当时因为反动派的压迫和禁止，同时文字改革也是一种长期的艰巨工作，想一下得出正确结论和显著成效是不大可能的事；但这一次的讨论，总算是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引起了广大的注意，对于今后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是尽了开辟道路的作用的。
这次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一方面遭到了反动派的压迫和反动文人的破坏，而另一方面，在论争中也暴露出某些混乱思想和一些错误论调。除了前面提到过的那种脱离实际的“彻底”“全部”大众化之类的空谈以外，还有人在提倡“大众化”的时候，否定“五四式白话”，说白话文也是大众所不懂的，应该与文言文一起抛弃。这里，有必要着重指出瞿秋白的几篇文章中的这类错误。他在《学阀万岁》(24)、《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大众文艺的问题》等文章中，混淆文字改革与文学革命的关系，片面强调只有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实行了“文字革命”，才算真正实现了文学革命，才算有真正的大众化的文艺。从这种形式主义的观点出发，瞿秋白就几乎全盘否定了五四文学革命及五四以后新文学的成就。他说“这次文学革命……差不多等于白革”，“是失败了，是没有完成它的任务，是产生了一个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他把新式白话的新文学说成是一种“‘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瞿秋白的这种观点，实质上只不过是五四文学革命中的形式主义理论从“左”的方面的一种发展罢了。此外，瞿秋白在论“大众文艺”的语言问题上，有某些字句很可能使人误解为语言是有阶级性的。同时，对于民族统一语（汉语）的发展过程的分析，也有个别地方存在着偏向。
在这次关于大众化的讨论中，鲁迅针对某些混乱思想和错误观点，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了精辟的论述。他在一九三〇年发表的《文艺的大众化》(25)一文中便提出了一些比较切实可行的步骤和办法。他说：“在现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不过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但那文字的程度，恐怕也只能到唱本那样。”鲁迅指出，那种“此刻就要全部大众化”的观点，“只是空谈”。因为当时还只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若要大规模的实现文艺大众化，“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他是把文艺大众化问题与现实的政治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而得出切合实际的正确结论的。以后，鲁迅在一九三四年所写的《论“旧形式的采用”》、《门外文谈》(26)等文章中，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见解：（一）告诫从事大众语文的人，应当把自己当作“大众中的一个人”，“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即是说要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而不能站在人民群众之外，更不能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这是文艺大众化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二）指出“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27)，文艺大众化及大众语文的提倡也必定会有斗争；鲁迅深刻地指出：“文言的保护者，现在也有打了大众语的旗子的了，他一方面，是立论极高，使大众语悬空，做不得；别一方面，借此攻击他当面的大敌——白话。”(28)（三）指出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一面有消费者的艺术，一面也有生产者的艺术”(29)，这两种艺术既相互对立，又互相影响。因此，注意于大众的艺术家，应该充分重视劳动群众创造的优秀文艺，而在采用时也“仍要加以提炼”。（四）针对讨论中涉及的旧形式的利用问题，阐明了新与旧、采取与革新之间的辩证关系：“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30)（五）指出讨论中否定“五四式白话”的谬论的形“左”实右的实质：“虽然好象很急进，其实是在替敌人缴械。”(31)鲁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充分肯定了五四以来白话文的成就，同时也指出它仍然存在的缺点是未能“明白如话”，因而主张“竭力将白话做得浅豁，使能懂的人增多”(32)。此外，鲁迅还特别强调实践，反对空谈高论，他说：“单是话不行，要紧的是做。”(33)又说，“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34)，“目的只是一个：向前”。鲁迅的这些精辟见解，代表了这次关于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在当时所可能达到的高度。
五 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
自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我国东北后，由于蒋介右反动政府对外坚持不抵抗、对内实行他的“剿共”的血腥的法西斯政策，于是日本的侵略范围在短时期内很迅速地扩大着：一九三一年占领东北全境，一九三二年一月进攻上海，一九三三年占领热河和察哈尔的北部，一九三五年占领河北的东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根本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状况。抵抗日本的进攻成为全国人民紧急的任务和普遍的要求。”(35)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人民书》，这就是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名的“八一宣言”。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对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反日的民族革命高潮，不但推醒了全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中更落后的阶层，使他们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而且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知识分子，现在也转入革命。……在反革命营垒中，是新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的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阵线是扩大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党的决议明确指出：“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力量，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更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全国人民热烈地响应了党和毛泽东同志的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团结抗日，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和奋斗目标。而这种情况，也很自然地反映到新文艺运动上来。文艺界本身也深切地感到用文艺的武器、团结从事抗敌救亡工作的迫切需要。当时，上海文艺界党组织，失去了和党中央的联系。一九三五年冬，从《国际通讯》、《救国时报》上获知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于是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一些文艺家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开始发表文章，阐明“国防文学”的主张，并于一九三六年初，解散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应该说，中国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是从“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开始的。（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之下，还有“国防诗歌”、“国防戏剧”等方面的应用。）周扬在《现阶段的文学》中说：“华北事变以后，中国的形势起了一个新的基本的变化。远东帝国主义并吞了整个华北，又在准备并吞全中国，亡国的危惧把一切不愿做亡国奴和卖国贼的中国人逼上了一条唯一的道路，就是一致向侵略者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全民族救亡的统一战线正以巨大的规模伸展到一切的领域内去，文学艺术的领域自然也不能例外。国防文学就是配合目前这个形势而提出的一个文学上的口号。它要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总流。”
在“国防文学”口号之下，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成立了中国文艺家协会，参加的有王任叔、王统照、艾芜、朱自清、茅盾、郭沫若等一百二十余人。成立宣言中说：
文艺作家有他特殊的武器。文艺作家在全民族一致的救国阵线中有他自己的岗位。中国文艺家协会在今日宣告成立，自有它伟大的历史的使命。
是全民族救国运动中的一环，中国文艺家协会坚决拥护民族救亡阵线的最低限度的基本的要求：团结一致抵抗侵略，停止内战，言论出版自由，民众组织救国团体的自由。
是文艺家的集团，中国文艺家协会要求作家们切身权利的保障，要求同一目标的作家们的集体的创作和集体的研究。
中国文艺家协会特别要提议：在全民族一致救国的大目标下，文艺上主张不同的作家们可以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文艺上主张的不同，并不妨碍我们为了民族利益而团结一致；同时，为了民族利益而团结一致，并不拘束了我们各自的文艺主张，向广大民众声诉而听取最后判词。
这时，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除了“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外，另外又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鲁迅在病中发表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对这个口号作了如下的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托洛斯基的中国的徒孙们，似乎糊涂到连这一点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战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梦’者，我想，也是极糊涂的昏虫。但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自然，太多了也使人头昏，浑乱。”(36)
从鲁迅所发表的谈话中，很显然地可以看出，他并不是把两个口号看成是根本对立的；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的关系，应该是“总的口号”与“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的关系；同时，理论上特别强调不能停止阶级斗争，不能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接着鲁迅、曹靖华、巴金、靳以、以群、杨晦、田间、吴组缃等六十七人签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宣言中说：
我们，文艺上的工作者，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现实，工作从来没有放松过争取民族自由的奋斗。……所以到现在当民族危机达到了最后关头，一只残酷的魔手扼住我们的咽喉，一个窒闷的暗夜压在我们的头上，一种伟大悲壮的抗战摆在我们的面前的现在，我们绝不屈服，绝不畏惧，更绝不彷徨，犹豫；我们将保持我们各自固有的立场，本着我们原来坚定的信仰，沿着过去的路线，加紧我们从事文艺以来就早已开始了的争取民族自由的工作。我们决不忽视或是离开现实，反之，我们将更加紧紧地把握住现实。我们不敢过大的估计自己的力量，但我们将为着目标的伟大，忘却自身的渺小。我们相信各部门的文化工作在任何时期都没有一刻可以中断的，我们以后将更加沉着而又勇敢地在这大动乱的时代中，担负起我们的艰巨的任务。我们愿意接受同意我们的工作的人的督促和指导。我们愿意和站在同一战线的一切争取民族自由的斗士热烈的握手！
部分“国防文学”主张者认为，文艺界已有“国防文学”的口号，不应再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新口号，他们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提出了责难（部分文章对鲁迅提出了严厉批评）。于是，双方就两个口号展开了一次热烈的论争。八月间，鲁迅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他说：
……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其次，我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我对于“文艺家协会”的态度，我认为它是抗日的作家团体……但不能以为有了“文艺家协会”，就是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告成了，还远得很，还没有将一切派别的文艺家都联为一气。那原因就在“文艺家协会”还非常浓厚的含有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我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志，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意见。我提议“文艺家协会”应该克服它的理论上与行动上的宗派主义与行帮现象，把限度放得更宽些。……自然，我还得说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无误及其与“国防文学”口号之关系。……这口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但问题不在这口号由谁提出，只在它有没有错误。如果它是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它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瞭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为了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么它是正当的，正确的。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一方面纠正了许多人对于这两个口号含义的不正确的理解，同时也指出了这种不正确理解的产生根源是残存在某些作家中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
两个口号的论争，是在革命为适应新的形势而实行大转折的时刻进行的。革命文艺阵营内部的这次争论，是必然的，有益的。论争的双方都主张抗日救国、反帝反汉奸，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两个口号论争过程中，宣传“国防文学”的部分文章，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在正确地强调建立统一战线的同时，却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有所忽视；正确地注意到民族矛盾比重的上升，但有些忽视阶级矛盾。其次，表现了宗派主义情绪。鲁迅对革命文艺队伍内部（包括“国防文学”论者和部分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人）各种错误思想的批评，是为了更好地在文艺界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在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发表后，论争近于尾声。一九三六年十月初，由巴金、王统照、包天笑、沈起予、洪深、周瘦鹃、茅盾、陈望道、郭沫若、夏丏尊、张天翼、叶绍钧、郑振铎、郑伯奇、赵家璧、鲁迅、谢冰心、丰子恺等二十一人签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主张言论的自由，急应争得”，因为“唯有言论自由，然后能收全国上下一致救国的效果”。
这样，就初步地形成了中国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时期开始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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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邵荃麟：《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载《人民文学》1953年11月号。
(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3)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4)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5) 《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6) 应修人、潘漠华两人都是湖畔诗社的诗人，诗集《湖畔》（1922年出版）和《春的歌集》（1923年出版）的作者。应修人牺牲前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潘漠华被捕前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
(7) 1934年11月作，载《且介亭杂文》。
(8) 1931年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查禁的书刊有228种，1934年被查禁的文艺书籍有149种，1936年被查禁的社会科学书刊有676种。以上仅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
(9) 载《二心集》，1930年作。
(10) 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
(11) 《鲁迅书信集·致曹靖华》（1930年9月20日）。
(12)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13) 均收在《三闲集》中。
(14)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15) 《而已集·革命文学》。
(16)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17) 《三闲集·序言》。
(18) 《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19) 现收在《瞿秋白文集》第三卷中。本文最初发表于1932年3月左联出版的小册子《文学》上，署名史铁儿。
(20) 现收在《瞿秋白文集》第三卷中。最初发表时署名宋阳。在《文学月报》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也是用的这个笔名。
(21) 《北斗》二卷三、四期合刊。
(22) 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
(23) 《文集》第三卷：《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
(24) 载《文集》第三卷。
(25) 见《集外集拾遗》。
(26) 载《且介亭杂文》。
(27) 《且介亭杂文·中国语文的新生》。
(28) 《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
(29) 《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
(30) 《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
(31) 《鲁迅书信集·致徐懋庸》（1934年8月3日）。
(32) 《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
(33)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34) 《且介亭杂文·中国语文的新生》。
(35)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36) 载《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