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解放与今文家的活动
清朝中叶思想界所以销沉的原故，一由于考据学的垄断一切，一由于政治上的有意压迫，前章已经都提过。到了仁宗、宣宗以后，政治上的威力已经减杀，考据学的气焰也渐低了，因此自然起了一种反动，向思想解放的路上去走。这种反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理学对于考据学的反动，一方面是考据学中今文派对于古文派的反动，两者都给古文派考据学家以一种大打击。
先说理学派对于考据学派的反动。原来理学自经过宋、元、明三朝的极盛之后，虽经清初学者的极力攻击，势力迄未大杀。考据学鼎盛以后，尽管学者们怎样鄙薄宋儒的空疏，而朝廷的功令却仍然以宋儒为正统。天下学塾所读的经书仍然是以朱注为准，科举考试也一本宋儒之说，考据学对于当时势力最大的科举制度竟未能侵入，因此理学仍然在一般智识阶级社会中占极大的潜势力。到仁、宣以后，考据学的成绩既达到极高地位，再不易有什么新发展，那种咬文嚼字的工夫，做久了也令人厌倦。加以时代变迁日烈，内忧外患纷至迭来，考据学家应付不了那样的时局，转是高谈心性的理学中出了几个有魄力有血性的男子，如同曾国藩、罗泽南、江忠源、李续宾等一般湘军名将，都是受过理学陶冶的人。自湘军戡定了太平之乱以后，理学和考据学的优劣由此试验出来，人心遂不免又趋向学理。曾国藩以盖世的勋名来提倡理学与古文，因此桐城派古文家与宋、明理学的结合愈密，成为一种特别的学派。不过曾国藩死后没有什么得力的继承人物，理学终于没有十分恢复他们的固有势力，末流虽有吴汝纶等古文家竭力赞助新学，但没有多大建树。而林纾以非桐城嫡系的资格替桐城派和理学对新思潮来辩护，终于失败而去，理学自然因此也更加不振。清末一部分人受了日本维新的影响，颇有提倡阳明学派的，但在思想上也没有什么成就。
对于思想界有很大影响的，还是考据学派中的新派今文家。原来今古文之分起于西汉经师门户之见，最初西汉传经派别虽多，但大致皆用当时文字，至西汉末年始有古文经传出现，与旧有各家大不相同，当时两派已争论很烈。到东汉末年，古文派大昌，郑玄以古文家大师的资格遍注群经，自此以后古文家遂成为经学正统，千余年来未之或改，今文各家之学说大部分都已佚亡，更无人加以理会了。
到了清朝因为复古的关系，转而对于古代学术思想节节加以解放，最初对宋学怀疑而返于汉、唐，其次又对晋王肃文学怀疑而返于东汉。到中叶以后，郑玄的古文学既已垄断一切，此后再求进步就非对于他加以怀疑不可了。因此清朝中叶以后所起的考据学新运动就以郑玄和一切古文学派为攻击的目标了。
今文学派最初研究的中心是《春秋公羊传》，其次遍及诸经。启蒙的大师是武进庄存与，其同县后进刘逢禄继之著《春秋公羊传何氏释例》，始张大其说。到魏源和龚自珍出来，今文学始确然成家。其后今古文派分道发展，而思想新的人大率趋向今文派。到廖平和康有为出来，今文学派的势力就影响到各方面了。
今文学派虽似乎与古文学派研究的目的相同，其实根本精神大不相同。古文学派在极盛时代，大家只是抱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其所研究者都是名物训诂等具体事物，故于思想界无多大影响。今文家则不然，第一他们的研究注重微言大义，不屑屑于枝叶问题，因此颇有新奇的思想发现，如所谓“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等非常异义可怪之论，都是今文学家的创获。第二他们颇留心于经世之学，不似古文家的硁硁自守，故后来能于实际政治社会发生影响。第三他们颇能容纳异派，对于西学，对于佛学，都能采纳容受。这三点都是今文学派的长处，他们的短处是不免牵强附会，加以推尊西汉的结果，所有西汉儒者的荒唐悠谬之说都尽量采用，将儒学变成一种神秘的胡说，转不如古文家的硁硁自守为尚能免过了。
清朝仁、宣以还，国势日渐凌夷，故今文学家之趋向经世致用亦系时势所迫，不得不然。今文学的大师如魏源著《海国图志》，龚自珍著《西域置行省议》等，都是有关时事的文字。太平乱后，内忧外患愈亟，思想界自然更趋重时务，因此种种关于时务的著作逐渐出现。到南海康有为出来，著《新学伪经考》，以大胆的态度推翻古文家的壁垒，建设起今文学家的完全系统来，就今文学家而言，康有为实在可算是集大成者。不过时事愈变愈亟，西洋的学术思想逐渐输入，不但抱残守缺的古文学派无法应付，即今文学也不足范围人心。因此康氏的思想也不能不随时势为演进。他第二部名著《孔子改制考》完成的时候，已非复汉学所能范围，到第三部名著《大同书》成功后，他的思想更解放到极点了。康有为后来虽然思想再不能进步，并且日趋退化，成了落伍的人物，但论晚清思想界推清廓陷之功，不能不推他为第一。
康氏的学说在思想界没有什么大影响，但在实际政治上却发生影响不少。他和他的弟子梁启超从事变法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但间接唤起一般人心，后来在国内造成一大派政治势力，至今不灭。
梁启超的影响于中国思想界，在他后来亡命的时代，早年宣传今文学派影响并不很大，故我们放到后章再讲。他的同志谭嗣同却可以代表当时的思想界。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自幼亦接近今文学派，后又好王夫之之学，又治佛学，皆略有所得。他的思想最为勇决，所著《仁学》一书，于辛亥革命前二十年已提倡革命暗杀排满等说，真是思想界的先觉。他虽然身死于戊戌变法运动，但《仁学》在他死后仍发生很大的影响。
晚清的思想界虽然受今文派的影响很深，但其实学界的正统仍是古文派，因为古文派虽然过于拘谨，在思想上没有什么建树，但他们所用的方法乃是严格的科学方法，所得的成绩乃是正确可靠的成绩，无论谁也推不倒的。清朝末年的古文派考据学大师如陈澧、孙诒让、俞樾都是很出色的人物，就中如孙诒让著《墨子间诂》，陈澧著《东塾读书记》中评论汉、宋诸学，皆与思想界有关。但影响最大者还算章炳麟。章炳麟是俞樾的弟子，他的经学、文字学都造诣很深，所著的书如《国故论衡》、《检论》等都很精绝。中年以后专提倡种族革命，影响于政治思想界更大。他虽然是古文学家，但后来研究佛学和西学的结果，使他的思想内容更加廓大，非复考据之学所能范围的了。
晚清时代还有一种潮流也是值得注意的，就是佛学。佛学自宋明以后久已衰微，清朝中叶虽有彭绍升、罗有高等人提倡，但势力不大，影响甚微。到今文派兴起以后，因为他们都是勇于改革的思想家，故颇能采纳佛学之长。龚自珍受学于彭绍升，晚年受菩萨戒，颇提倡天台宗，魏源也受过菩萨戒，康有为则好华严宗，其《大同书》受华严宗的影响极大。梁启超也好华严宗。有杨文会者最精于佛学，深通各宗学说而专以净土教国人，晚年息影南京，以刻经弘法为事，所刻出的佛经很多，于思想界极有关系，梁启超和谭嗣同都受他的影响，谭氏的《仁学》即受佛学的影响而作者。梁氏晚年颇研究佛教的历史，也很有功于学界。此外章炳麟也研究法相宗，很有心得。到民国以后，梁潄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欲会同中、西、印三种的文化，也是佛学所发生的影响。杨文会死后，弟子欧阳竟无设支那内学院于南京，造就佛学人才，虽于思想界尚无大影响，但就校刻经典而论，已嘉惠学者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