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陆对峙，已到达了宋代理学展演之最高峰。同时从吕祖谦到叶适，浙东史学已崭然露头角。朱、陆以下，理学上没有更大进步，但史学则继续有传人。此下姑举三人略加述说，这已在宋末元初了。
金履祥字吉父，兰溪人，学者称仁山先生。先事同郡王柏，同登何基之门。基师事黄榦，榦以“真实心地刻苦工夫”勉之。其为学宗旨，只在熟读四书。晚年尝谓：“《集注》义理自足，若添入诸家语，反觉缓散。”王柏从受教，基以胡宏语告之，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间。”柏少慕诸葛亮，自号长啸。年逾三十，读《论语》至“居处恭，执事敬”，惕然曰：“长啸非持敬之道。”遂更号鲁斋。其学虽笃信朱熹，而时有创见。谓《大学》“格致”之传未亡，无待添补。谓《汉志》有《中庸》说二篇，当分“诚明”以下别为下篇。谓《太极图说》“无极”一句，就图上说，不以无极为无形，太极为有理。于《诗》《书》亦多有更定。欧阳修尝言：
经非一世之书。传之谬，非一人之失。刊正补缉，非一人之能。学者各极其所见，而明者择焉，以俟圣人之复生。
朱熹有此见识，有此气魄，叶适掎摭，王柏崇信，貌似不同，其实都从此等见识与气魄来。因此，经学遂透进了史学的范围，远为此后新经学开先路。
履祥则更进一步深入史学范围里，他于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之书，靡不毕究。但宗旨则在濂洛之学。他从王柏及事何基，那时已是南宋末年，国势阽危，任事者束手罔措。履祥独进奇策，请以舟师由海道直趋燕蓟，捣虚牵制，以解襄樊之围。他叙述洋岛险易，历历有据。宋亡，屏居金华山中，著书以殁。后人谓何基清介纯实似尹焞，王柏高明刚正似谢良佐，履祥则兼得之二者，而并充于一己。尤为明体达用之儒，为浙学之中兴。履祥有《通鉴前编》《论孟考证》诸书，而《论语考证》多发朱熹所未发，于朱说多所抵牾。不默守师承，也和王柏同样。朱熹素不喜浙学，不喜浙学之治史，不料身后却由浙学传其学髓，此所谓金华学派。履祥又传许谦，直到明初宋濂诸儒，还是远承这派的余澜。
朱熹学派，流传在闽中与江右者，都无大兴发，支离、乖戾、固陋，无不有之。只在浙东有振作。这因朱学已和二程不同，他自己实已转移到书本考索上。因此默守训诂传注者，皆见为不胜任。只有透进史学范围的，始能再有所光大。这一层，在熹本人却未悟到。学术思想之转变，往往当身者不清楚。这是其一例。浙中朱学，一支是金履祥，另一支是黄震。
震字东发，慈溪人，学者称於越先生。度宗时，震进言当时大弊，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几获罪。宋亡，隐居穷饿而卒。他曾师事王文贯，文贯是辅广学生。辅广初从吕祖谦，后问学于朱熹，己是闽学与浙学之混血儿。著书散佚不传，但他的学统则流衍有光。在蜀有魏了翁，在闽有熊禾，在浙则再传而有震。震之学，则以独得于遗籍者为多。默识而冥搜，大抵以自求其心之所安而止。有《日钞》百卷，折衷诸儒，于熹亦不苟同。这一点，和王柏、金履祥近似，但履祥一派，由许谦传宋濂，皆以文章著，故声采发越。而震则独与其弟子唱叹海隅，不免稍见暗澹。
他曾说：
二程先生讲明周子之说，以达于孔孟，由性命而归之躬行，其说未尝不兼举。后有学者，宜已不待他求。不幸有佛氏为吾儒之异端，庄列之戏诞，遁入禅学，又为异端之异端。虽其无父无君，丧失本心，正与孝弟相反。奈何程门言心，彼亦于此时指虚空而言心；程门言性，彼亦于此时指虚空而言性，不惟大相反，而适相乱。彼之虚空，反以高广而易入；此之切实，反以平常而易厌。故二程既没，门人弟子多潜移于禅学而不自知。虽晦翁朱先生，初年亦几陷焉，后始一切反而归之平实。平生用功，多于《论语》，平生说《论语》，多主孝弟忠信。至其言太极性命等说，乃因一时行辈儒先，相与讲论而发，亦本非其得已。文公既殁，其学虽盛行，学者乃不于其切实，而独于其高远。讲学舍《论语》不言，而必先《大易》。说《论语》，舍孝弟忠信不言，而独讲一贯。凡皆文公之所深戒，学者乃自偏徇而莫知返。入耳出口，无关躬行。汉唐老师宿儒，泥于训诂，多不精义理。近世三尺童子，承袭绪余，皆能言义理。然能言而不能行，反出汉唐诸儒下。是不痛省而速反之，流弊当何如也。
这一番呼吁，却很像晚明顾炎武。炎武《日知录》，也竭力推尊他。他又说：
万事莫不有理，学者当贯通之以理，故夫子谓之一以贯。然必先以学问之功，而后能至于贯通之地，故曾子释之以忠与恕。盖理固无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贯通者，己私间之也。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忠恕既尽，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贯通。故忠恕者，所能一以贯之者也。圣贤之学，首尾该贯，昭然甚明，初未尝单出而为一贯之说。奈何异端之学既兴，荡空之说肆行，尽《论语》二十篇，无一可借为荡空之证者。始节略忠恕之说，单摘一贯之语，矫诬圣言，自证己说。以为天下之理，自成一贯，初无事于他求。是不从事于博文而径欲约礼也，不从事于博学详说而径欲反说约也，已非圣贤教人本旨矣。甚至挑剔新说，谓不必言贯，此道不必贯而本一。呜呼！此“有物混成”之说也，而可以乱圣言哉！愚尝考其故，其端盖自春秋战国来矣。夫道即理也。道者大路之名，人之无不由于理，亦犹人之无不由于路。谓理为道者，正以人所当行，欲人之晓然易见，而非超出于人事之外，他有所谓高深之道也。周室既衰，士之得志于当世者，外此道而为功名，则为管、晏之功利，为苏、张之纵横，为申、韩之法术。不得志于当世者，外此道而为横议，则为老聃之清虚，为庄、列之寓言，为邹衍之诬诞。然得志于当世者，其祸虽烈，而祸犹止于一时。不得志于当世者，其说虽高，而祸乃极于万世。凡今之削发缁衣，呵佛骂祖者，自以为深于禅学，而不知皆战国之士不得志于当世者，戏剧之余谈也。凡今之流于高虚，求异一世者，自以为善谈圣经，而不知此即禅学，亦战国之士不得志于当世者，展转之流毒也。
这一说，仍还像晚明顾炎武乃及清初颜元诸人之意见，但他说来却别具深趣。他认为聪明智慧之士，不得志于当世，而又没有深切薰染到孔子的教训，他们便会舍弃忽忘了世事而论道。他们之所谓道，则只是高虚，求异于人，而因此以为害。
他又说：
高者沦空虚，卑者溺功利，不力辨之，则行之者差。周子、程子，始又不得已而详于言。周、程既没，学者谈虚，借周、程之说，售佛老之私。向也以异端而谈禅，世犹知禅学自为禅学。及其以儒者而谈禅，世因误认禅学亦为儒学。以伪易真，是非瞀乱。此而不辟，其误天下后世之躬行，将又有大于杨、墨以来之患者。文公朱先生，于是力主知行之说，必使先明义理，别白是非，然后见之躬行，可免陷入异端之弊。此其救世之心甚切，析理之说甚精。学者因其言之已明，正其身之所行，为圣为贤，何所不可？顾乃掇拾绪余，增衍浮说，徒有终身之言论，竟无一日之躬行。甚至借以文奸，转以欺世。风俗大坏，甚不忍言。然则今日其将何以救此？亦在明吾夫子之训，而深以言之轻出为耻。其形于言也，常恐行有不类，惕然愧耻而不敢轻于言。其见于行也，常恐不副所言，惕然愧耻而不敢不勉于行。则言日以精，行日以修，庶几君子之归，而不致骎骎陷入虚诞欺妄之域，则可无负文公知行并进之训矣。
这一节，上半意在批评如陆学之专务践履而忽讲明，下半则指摘朱学末流之仅有议论而更不躬行。顾炎武激于明学末流之病，特提“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两语以为学的，其实震在宋末已早说了。
上述金履祥，纯粹是朱熹传统。黄震则夹有吕祖谦，王应麟却兼可追溯于陆九渊。但两人学术最后归宿都在朱熹。应麟字伯厚，鄞县人，学者称厚斋先生。父撝，为楼防高弟，昉是吕祖谦学生，后又从游于史弥巩，弥巩是杨简门人。应麟既承家学，又自从师于王埜，埜是真德秀弟子。而德秀则号称为得朱学之正传。应麟又和汤汉交游，汉亦兼治朱、吕、陆三派之学，与应麟邻墙而居。朝夕讲论濂、洛、关、闽、江西之同异，永嘉制度，西蜀史学，沙随古《易》，蔡氏《图书》，通贯精微，剖析幽眇。汉说：“我阅人良多，惟伯厚乃真儒。”大概吕祖谦本主和齐斟酌，不名一师，浙学都有此风气。应麟兼师诸家，综罗文献，可谓是后起之秀。他中进士后却说：“今之事举子业者，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于是闭门发愤，誓以博学宏辞科自见，果得中。蒙古灭宋后二十年始卒。自拟志节于司空图、韩偓。后人说他入元曾应山长聘，其事无可考。纵有之，山长究非命官比，无损大节。他著书极浩博，《困学纪闻》二十卷，尤为后世推重，以与顾炎武《日知录》相拟。为后来清儒学术开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