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唐书》书年号各有得失各史遇一岁数改元之年，书法不一，有以最后所改之号冠于岁首，而其下仍按月书明所改号于每月之下者。顾宁人谓司马温公《通鉴》创为此例，非也，乃温公仿宋子京《新唐书》，而《新唐书》又本之李延寿《南、北史》耳。唐以前各史，凡一岁改元者，皆以下诏之日为始，按月顺书。如陈寿《魏志。三少帝纪》上书嘉平六年十月庾寅，下书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吴志。三嗣主传》上书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书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沈约《宋书》前废帝即位之次年书改元永光，八月书改元景和，十一月被弑，明帝即位，书改元泰始。刘句《旧唐书》中宗即位，正月书改元嗣圣，二月武后废之，书改元文明，九月书改元光宅是也。此最为得实，然亦有不明析者。即如唐高宗显庆六年三月改元龙朔，是年既以六年书岁首，而三月以后即为龙朔元年，故次年岁首即以二年起，竟似六年之后继以二年，几令阅者不甚了了。《南史》、《新唐书》、《通鉴》以最后所改之号书于岁首，诚足以醒眉目矣，然又有窒碍而难行者。如宋前废帝永光元年，正月以下永光也，八月以下景和也，十一月明帝即位，泰始也。若以最后所改之号冠于岁首，则是岁即应书泰始元年。然其时废帝尚在，明帝未立，何得抹煞一帝？故《南史》以废帝后改之景和书于岁首似矣，而十一月以后则另书泰始元年，不几于以一年作两年乎？《南史》又惧其如此，乃于泰始元年之下书云：是岁即大明九年也。大明孝武年号，止有八年，并无九年。《南史》即欲醒眉目，只应书是年即景和元年，乃虚架以大明九年之号，不亦诬乎？《新唐书》则并不嫌抹杀一二帝，以曲就其成例。即如睿宗即位之岁，五月以前中宗神龙年号也，六月韦氏弑中宗立少帝重茂，改元唐隆，则少帝号也，七月少帝被废而睿宗立，始改元景云。则景云以前尚有中宗、少帝二君，何得尽行抹煞，而预书景云于岁首乎？究不如旧史书法为正。若恐所改年号不见岁首，如唐高宗显庆、龙朔故事，本年既以六年起，次年又以二年起，不见年号，恐阅者疑误，则不如每年岁首皆书年号，则断不虑其瞀目矣。
按《旧书》又有自紊其例者。高宗开耀二年二月改元永淳，若循其顺书之例，则岁首应书二年（开耀之二年也），至二月始书改元永淳，乃是年岁首不复书二年，而即以永淳起，则又何也？及永淳二年十二月改为弘道元年，是夕帝崩，则弘道年号仅得一月，且已书于永淳二年内矣，而《中宗纪》又特书弘道元年，另作一行，不几于以一年作两年乎？又武后自载初元年改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明年正月为一月，《新、旧书》俱循此例，故岁首起正月，次腊月，次春一月，至十月即为岁终，故历年纪载俱无十一月之事，以十一月即次年岁首正月也。直至久视元年始复唐制。乃《旧书》万岁登封二年尚未复唐制，却书十一月孙万斩陷瀛州属县，而次年又书正月，不几于以一月作两月乎？昭宗乾宁六年八月改元光化，而是年正月即已书光化。及光化四年四月改元天复，而是年正月即已书天复。天复四年闰四月改元天，而是年正月即已书天，不又自乱其例乎？《新书》书年号处亦有不明者。《旧书》武后长安年号只有四年，其明年即书神龙元年，以是年有张柬之等讨乱，中宗复位，改元神龙也，此正合《新书》以最后所改号冠于岁首之例。乃《新书》于是年岁首反书长安五年，而《中宗纪》又特书神龙元年，岂非自乱其例，且亦以一年作两年乎？
○《新、旧唐书》本纪书法互有得失《旧唐书》书法多有不合于古者。《史记》高祖初起事称刘季，及封沛称沛公，王于汉称汉王，登极始称帝，此古法也。《旧唐书。高祖本纪》：高祖初为唐王时，秦公世民改封赵公，乃书云徒封太宗为赵国公。又高祖进位相国时，隋帝令其立四亲庙，其时高祖尚未为帝也，乃云立皇帝祖已下四庙于长安通义里第。此皆书法之失者。《新唐书》于秦公之改封，则书徒封秦公世民为赵国公；于立庙，则书高祖进位相国立四亲庙。又《旧书》叙高祖先世处，即云皇祖虎，武德初追尊景皇帝，庙号太祖，陵曰永康；皇考丙，武德初追尊元皇帝，庙号世祖，陵曰兴宁。先将武德登极追尊之号叙于此处，故于武德初难于再书，但云追谥妃窦氏为太穆皇后，陵曰寿安而已，一似登极时只追谥窦氏，而不及祖考者。《新书》则叙先世处，但书祖考本官，而于高祖即位后乃书追尊四代考妣及妃窦氏。又《旧书》太宗未为帝以前，于《高祖本纪》内即称太宗，固非，及太宗为帝后，则本纪内或称帝，或称上可矣。乃贞观三年又书夏四月太宗始于太极殿听政，皆非史法也。《新书》则《高祖本纪》内太宗皆称名，《太宗本纪》内皆称之。又高祖传位后，太宗即位于东宫显德殿，高祖尚在太极殿，直至贞观三年始徙居于大安宫。乃《旧书》则于《高祖本纪》武德九年传位后即云尊帝为太上皇，徙居宏义宫，改名大安宫，则似传位之日即徙宫矣；而《太宗本纪》内贞观三年又书徙宫事，转起人疑。《新书》则《高祖本纪》内叙明贞观三年始徙宫，故于太宗贞观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宫事自觉一览了如。高宗上元二年皇太子弘之死，实武后杀之也。《旧书》但书皇太子弘薨，《新书》则书天后杀皇太子弘（《旧书。弘传》内亦不载被鸩之事，但云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寻薨，《新书。弘传》明书之）。《旧书》武后垂拱三年封王子成义为恒王，隆基为楚王。按成义等皆睿宗子，是时睿宗已立为帝，则其子不应书王子。《新书》则云封皇帝子隆基为楚王。又中宗之反正，乃张柬之等起兵讨乱，迁武后于上阳宫，而奉以复位也（《新唐书。李多祚传》：敬晖等定计后，王同皎请太子至玄武门，斩关入）。乃《旧书》云：张易之等反，皇太子率左右羽林军桓彦范、敬晖等诛之，是日上传皇帝位于皇太子，徙居上阳宫，竟似中宗之自能讨乱，并传位之出自武后矣。《新书》则书：春正月，张柬之等以羽林兵讨乱；甲子，皇太子监国，大赦改元，丙午复于位。又开元二十五年，皇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并废为庶人。《旧书》不言杀，则但似废而已。《新书》则书皆杀之。史思明既降后，至德三载（即乾元元年）四月复反，旧书不书，但于是年十二月书安庆绪被王师所围，求援于思明，思明援之，复陷魏州，一似思明未尝反，因庆绪求援而反者。《新书》则于是年夏四月先书史思明杀范阳节度副使乌承恩以反，而后书援庆绪之事。又唐自穆宗以后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如武宗之立，由仇士良乘文宗不豫矫诏立之也。乃《旧书。文宗纪》云：正月，上不康，诏立亲弟颍王为皇太弟，权勾当军国事，皇太子成美复为陈王。竟似出于文宗之意矣。宣宗之立，亦由马元贽乘武宗不豫立为皇太叔也。《旧书》亦但云遗诏以皇太叔光王柩前即位，竟似武宗凭几之诏矣。懿宗之立，亦由王宗实、丌元实矫诏所立也。《旧书》但云宣遗诏立为太子。昭宗之立，亦由杨复恭当僖宗既崩，率兵迎立之。《旧书》但云上暴疾，宣诏立弟寿王杰为皇太弟，是夕帝崩，皇太弟即位，则更似授受得其正矣，此等大事，皆不据实直书，何以示惩戒耶！《新书》一一著之，此皆《新书》书法之过于旧书者也。然《新书》书法亦有可议者。《旧书》书秦王与薛举战，败绩。《新书》不言秦王，但云刘文静及薛举战于泾州，败绩，以是时秦王卧病，文静主战而败故也。然军令责在主帅，岂得委之偏佐乎？既据实书偏佐主战而败矣，则偏佐之有功者亦应据实书其姓氏，乃贞观四年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生擒颉利可汗，《新书》则书李靖俘颉利可汗以献，而张宝相不书，以靖为主帅故也。参之刘文静书法，不几自乱其例耶？又天宝十五载安禄山反，鲁炅与贼将武令战氵蚩水，败绩；哥舒翰与贼将崔乾战灵宝，败绩。皆非与禄山战也，而《新书》皆书与禄山战。至德元年房与贼将安守忠战陈涛斜，败绩，《新书》亦书与禄山战。贼将阿史那承庆破颍州，执太守薛愿，《新书》亦书禄山执薛愿。及郭子仪败贼将崔乾于潼关，则又书崔乾而不书禄山，则《新书》书法亦未划一也。又《新书》于致仕、丁忧、降黜皆书曰罢。刘仁轨、许敬宗等致仕皆书罢，房玄龄以母忧去职亦书罢，姚元之出为刺史亦书罢，武三思辞司空，武攸暨辞司徒，亦书罢，遂使善去者与降革无异，何其漫无分别耶？又房玄龄以丁忧去职，未几起复，《旧书》书法甚明。《新书》则于其丁忧也，但书房玄龄罢，继又书玄龄起复，起复者，不终丧而授以官也，今但先书罢，则起复二字有何来历耶？《旧书》：神龙三年七月，皇太子重俊与羽林将军李多祚等率兵诛武三思、武崇训，遂引兵自肃章门入。帝登玄武楼临轩谕之，众散去，遂杀多祚。重俊出奔，为部下所杀。是诛三思、崇训后乃败也。《新书》但云皇太了以羽林兵诛武三思，不克死亡，则似三思等未被杀者，此又《新书》过于好简之过也。《旧书》：元和五年定州将杨伯玉为乱，拘行军司马任迪简。别将张佐元杀伯玉，迪简谋归朝，三军惧，乃杀佐元。是为乱者乃伯玉，非佐元也。而《新书》云义武兵马使张佐元反，伏诛，则竟似佐元为乱首矣。《新书。张弘靖传》：刘总以所部内属，诏以弘靖充卢龙节度使。弘靖至幽州，不能协军情，为所囚。数日，军士稍悔，诣弘靖谢，愿改心事之。弘靖不答，众曰：“公不赦我矣！”遂取朱克融为留后。是军吏之囚弘靖在先，立克融在后也。乃《新书》本纪书卢龙军兵马使朱克融囚其节度使张弘靖以反，则又纪、传之自相牾也。又镇州军乱，节度使田弘正遇害，军中推牙将王廷凑为留后。《新书》本纪书成德军大将王廷凑杀其节度使田弘正以反，盖《新书》之意专归罪于据位者。然首谋作难与乘机攘据究属有间，若一概书为乱首，何以别于李茂勋等之逐帅窃据者耶？此又《新书》之错误也。贞元二年四月，李希烈为其牙将陈仙奇所鸩，仙奇以淮西归朝，诏以仙奇为淮西节度使。六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仙奇，自称留后，诏即以少诚知节度留后。乃《旧书》于少诚杀仙奇一事并不书，但云以淮西兵马使吴少诚为蔡州刺史知节度留后，则仙奇何往耶？《新书》既书吴少诚杀其节度使陈仙奇，自称留后矣，而于李希烈之死，但书李希烈伏诛，而不书仙奇杀之之事，则仙奇之为节度，因何授耶？此则《新、旧书》两失之矣。
○《新、旧唐书》本纪繁简互有得失《旧书》主于详明，《新书》主于简括。即如二十一帝纪，《旧书》几三十万字，《新书》仅九万字，此其大较也。然《旧书》本纪凡生杀予夺之事皆略见其所由，而《新书》则必一一考之列传而后见，此亦两书之各有得失者也。今即以本纪观之，《旧书》于太宗为秦王时，降薛仁杲，破宋金刚，走刘武周，擒窦建德，降王世充，败刘黑闼，皆详叙其武功，正见太宗年少英武，算无遗策。《新书》乃各以数语括之，虽本纪体贵简严，然登极后命将出师，皆有主帅任其功罪，自可于各列传见之，未登极以前身为总帅，不详叙于纪内，将叙于何处耶？前史于汉高成皋、广武之战，光武昆阳、邯郸之战，未尝不详叙也。又《旧书》武德元年追谥隋太上皇为炀帝，此大事也，而《新书》不书。是年李密旧将徐世以黎阳及河南十郡降，赐姓李氏，此为世入唐之始。三年，秦王大破宋金刚，伪总管尉迟敬德降，此为敬德入唐之始。《新书》亦不书。秦王擒窦建德、王世充，献俘京师，斩建德于市，流世充于蜀。《新书》但言建德伏诛，而流世充不书。贞观四年李靖大破突厥，获隋皇后萧氏及炀帝之孙正道，送至京师。《新书》但书破突厥，而不书获萧后等事。是年帝与群臣论“隋文帝疑群臣不可信，故事多专决，朕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以一人之虑？惟当选天下之才，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旧书》书之，正见太宗致治之本，《新书》亦不书。十六年，诏复隐王建成为隐太子，改封海陵刺王元吉为巢刺王，此为惭德之悔。是岁高丽大臣盖苏文弑其君高武，此为征高丽之由。《新书》皆不书。高宗咸亨元年追王武士，葬其妻，令文武宫及外命妇送至便桥，此见武后权宠渐盛，《新书》亦不书。仪凤二年，遣高丽王藏为朝鲜郡王，扶余隆为带方郡王，各归国安辑余众。此二人本高丽、百济之君，被擒入朝，至是遣还，遂世有其国，则亦一大事也，而《新书》不书。圣历二年初为宠臣张易之、昌宗置控鹤府，寻改为奉宸府，班在御史大夫下，二幸臣之见于本纪始此，《新书》亦不书。中宗即位在东都，神龙二年正月始获武后灵驾还长安，《新书》亦不书。睿宗景云元年追废韦后为庶人，安乐公主为悖逆庶人，此国法所当书者，《新书》不书（《新书。中宗纪》谓帝崩由韦后及安乐公主进鸩，而《安乐公主传》反不明书其事）。玄宗开元十三年初置广骑，此为府兵变制之始。十七年八月五日上诞辰，百僚请以为千秋节，此后世诞日置节之始。二十四年始移考功贡举遣礼部侍郎主之，此为侍郎知贡举之始。二十八年以寿王妃杨氏为女道士，号太真，此为纳杨妃之始。二十九年以幽州节度副使安禄山为平卢军节度使，押两番、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此为宠任禄山之始。天宝九载禄山进封东平郡王，节度使封王自此始。十三载禄山奏立功将士，请超授告身，于是权将军者五百馀人，中将者二千馀人，此见禄山权宠之极。十五载肃宗即位灵武，上皇在蜀，使韦见素、房、崔涣赍册书及传国玺至，此亦肃宗正位大事。《新书》皆不书。至德二载上皇还自蜀，肃宗奉迎，父子相见，臣民悲喜之状，《旧书》最详，《新书》尽删之。此等事不于本纪详叙，将于何处纪述耶？又《通鉴》：肃宗借回纥兵收京师，与约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玉帛子女归回纥。”及收长安，叶护欲如约，元帅广平王拜于叶护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守。愿至东京如约。”叶护即从命，百姓军士皆泣曰：“广平王真华夷主也。”此正见代宗为太子时能屈己为民，有君人之量，宜于《代宗纪》内详叙，而《新书》不载。代宗广德二年，宰臣及内侍鱼朝恩与吐蕃盟于兴唐寺。德宗建中三年十一月，朱滔、王武俊、田悦、李希烈各僭号称王，相连为逆。此何等大事，而《新书》皆不书。此皆《新书》之过求简净而失之太略者也。又按《旧书》本纪，穆宗以前尚稍存书法，穆宗以后竟似腐烂朝报，凡内而拾遗、补阙，外而刺史、观察，其迁黜生卒亦一一书之，真不成史体。又如李绅、李德裕以吴湘狱坐贬，《宣宗纪》内叙此案几三千字，尤属芜秽。《新书》惩其太烦，乃别为体例，只书宰相之除拜罢免，而方镇惟军乱易帅则书之，其他则否，是以纪载简严，绝无冗沓。然其例亦有时而窒碍者。如《文宗纪》太和元年诏横海节度乌重幸讨李同捷，十一月又云横海节度使李寰讨李同捷，盖重幸卒，以宫授李寰，使讨贼也。《新书》不载生卒，则一横海也，忽而重幸，忽而李寰，观者不几瞀乱耶？宰相之除拜罢免，既在所必书矣，会昌元年二月以李绅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大中七年以郑朗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以及蒋伸、高璩、刘邺、王铎、崔彦昭等之入相，皆一概不书，则并自创之例亦更多删削，未免太简矣。至于各帝诏命及唐初九锡文、禅位诏，《旧书》一一载之，累幅不尽，《新书》尽从删却，一洗繁芜，此则仿《南、北史》体例，又不可以太略议之也。然《旧书》亦有失之略而《新书》补其所未及者。高祖起兵，本非素志，乃太宗与刘文静、裴寂定谋，后因寂以告高祖，并以晋阳宫人私侍事迫之，高祖乃从。是太宗本谋不可没也，观刘文静等传可见。《旧书》于高祖、太宗本纪绝不叙及，《新书》独详之。《旧书》叙高祖起兵时隋室大乱，但云是时群盗蜂起，《新书》则历叙刘武周、林士宏等四五十人，一则见当时群盗鼎沸，一则群盗内魁杰者可量为立传，其馀则第见姓名于此而可不必一一立传，是虽繁而实简也。《旧书》但以“群盗蜂起”四字括之，而列传中仍不为一一立传，则诸反者大半不见姓名，成何记载耶？又顺宗嗣位不数月即传位，临御日浅，本无事可纪。而其为太子时，身历危疑，几于废黜，赖李泌调护得免。及沮裴延龄、张渠牟等入相之事，韩愈所谓天下阴受其福者。又德宗时宫市之弊最甚，顺宗太子，欲谏之，王叔文曰：“恐有小人间之，谓殿下收群情。”太子谢曰：“非先生不闻此言。”此亦见其留心时事，并乐听谏言之德。又《朱Г传》：Г围奉天，德宗危甚，皇太子督兵苦战，贼乃败。是顺宗为太子时多有可纪，自应总叙以见其为人。乃《旧书》并无一字。穆宗未为太子时，吐突承璀欲立丰王恽，而恽母贱，不当立，乃立穆宗为太子。宪宗崩，陈弘志杀承璀及恽，穆宗始即位。《旧书》亦不载。他如武后永昌元年以薛怀义为新平道大总管，延载元年又以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至令凤阁侍郎李昭德为长史，鸾台侍郎苏味道为司马，此见武后宠幸怀义之极。而《旧书》俱不书。天宝十四载颜真卿起兵河北讨安禄山，张巡起兵与贼战雍丘，及永王反于丹徒，至德三载郭子仪等九节度之师有鱼朝恩为观军容使，及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杀安庆绪，此亦皆当时大事，而《旧书》一概不书，此又《旧书》之疏略也。
○《旧唐书》多国史原文《旧唐书。武士传》赞云：载窥他传，过为褒词，虑当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笔，凡涉虚美，削而不书。是修史时未尝无别择，乃仍有全抄旧文而未加勘订者。如《唐临传》云：临孙绍为给事中，先天二年，今上讲武骊山，绍以修仪注不合旨坐斩。时今上既怒，乃坐绍于纛下，李邈遽请宣旨斩之。按先天乃睿宗年号，所谓“今上”，据《新唐书》则玄宗事也，盖玄宗时方为太子讲武也。又《徐有功传》云：有功没后，中宗既赠越州刺史，今上践祚，窦希请以己官让有功子忄仑，以报旧恩泽。《王上金传》亦有“今上”字，皆谓玄宗也。《窦威传》：窦氏自武德至今，再为外戚，一品三人，三品以上三十馀人，尚主者八人，女为王妃六人。其所谓“今”，亦谓开元时也。可见此四传皆玄宗时国史原文，故曰今上也。《陈少游传》：代宗益厚待少游，上即位，累加尚书。所谓“上”者，德宗也。《曲环传》：环以战功加特进太常卿，上初嗣位，土番入寇，环又破之。所谓“上”者，亦德宗也。此又皆德宗时国史原文也。他如《郭元振传》云：筑定远城，为行军计集之所，至今赖之。五代修史时定远城久属塞外，何云至今赖之？此亦必开元中国史原文也。又《崔元翰传》李公在滑台，辟元翰为从事。按史传例皆书名，岂有称公者？此亦必崔氏志传原文也。
顾宁人谓《旧唐书。职官志》称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国家，《经籍志》称唐曰我朝，以为修史诸臣不忘唐朝之厚意。不知皆唐国史原文，不及改订耳，非修史者故存忠厚也。近日王西庄又谓此书修于后唐，后唐自以继唐后，故以唐为本朝，并非因仍唐代史官之笔。此亦曲为之说。后唐时而犹以玄宗、德宗为今上乎？此非国史原文乎？
○《旧唐书》编订之失《旧书》列传七十二卷既有杨朝晟，乃九十四卷又有杨朝晟，五十一卷既有王求礼，乃一百二十七卷又有王求礼。考其事迹，实系一人两见，并非两人偶同姓名者。又列传目录韦安石下有韦况，而传中竟无况。《韦安石传》末谓其兄叔夏另有传，然列传中竟无《韦叔夏传》。编订如此，则修史之草率可知。又张士贵，唐初功臣，乃编入高宗时诸将程务挺等传内。元献杨皇后在杨贵妃之前，乃编在贵妃后。此皆《旧书》之失当者。《新书》李渤、裴、李中敏、李甘、白居易皆元和、长庆时人，乃编在张柬之等五王之前，此又《新书》之失。○《新唐书》改订之善《旧唐书》无《兵志》，则有唐一代府兵、广骑等制于何纪载？无《选举志》，则明经、进士诸科之沿革于何稽考？列传内无“公主”一门，则柴绍妻之佐成帝业，安乐公主之弑逆，太平公主之谋变，于何纪载？无“奸臣”一门，则李林甫、卢杞、崔昭纬、崔缁郎、柳璨等之奸邪，于何示诫？《新唐书》增其类，一一传之，较为详备也。《旧书》有志无表，《新书》增《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亦更周密。又《旧书》武后编入本纪，故《皇后传》内不复立传。《新书》则既有《武后本纪》，又有《武后传》，或疑欧公作纪，宋公作传，各不相谋，遂致重出。不知本纪专载改朔易号、用人行政诸大事，而淫秽琐屑之迹，本纪中既不便书，又不可全没其实，是以纪、传两存。观传中所叙皆本纪所不书者，是不得谓欧、宋二公彼此不相参订也。《新书》又增立《藩镇传》，使各镇传袭杀夺，展卷了如，尤为明晰。诸传中又有各从其类、较为允当者。杜伏威、李子和，《旧书》皆列群雄中，子和附《梁师都传》后。然伏威降唐，终于长安，子和虽僭号，及归唐后，能以臣节终，至高宗时始致仕，则何得尚列群雄内乎？《新书》改入唐臣列传，当矣。武士，《旧书》列功臣内。按士乃武后之父，唐初起兵，并未与谋，又无战功可纪，何得入功臣传？《新书》改入外戚。杨国忠，《旧书》在列传，《新书》亦改入外戚。李湛为李义府之子，义府谄附武后，而湛与敬晖等诛二张，复中宗，可谓能干盅者。《旧书》乃附于《义府传》后，未免皂白不分。《新书》既列义府于《奸臣传》，而湛另附《李多祚传》后。《旧书》以狄仁杰、王方庆、姚同传。仁杰、方庆皆忠于唐，合传固宜；不过醇谨，始终为武后信任，何得并书？杨再思最谄武后，《旧书》乃与朱敬则等正人同传，《新书》则改狄仁杰、朱敬则、郝处俊等同传，而杨再思与窦怀贞、祝钦明等附武、韦者同传。豆卢钦望，《旧书》亦与李敬则同传，《新书》以其依阿取容，改与苏味道同传。《旧书》张说、郭元振同传，《新书》以说与苏同传，以当日燕、许并称故也。陈希列旧附《张说传》后，以说子均、俱降贼，希烈亦降贼，故连类书之。然此等奸徒与燕公名臣同传，可乎？《新书》则以其附李林甫，乃与林甫同入《奸臣传》。《旧书》张、王琚、王毛仲与李林甫、杨国忠同传。按等三人皆尽心于玄宗危难时者，何至与林甫等奸权同传？《新书》改与刘幽求、陈元礼等同传。王钅共本王方庆之孙，若依《新书》之孙附其祖后之例，则应附于方庆传后。《新书》以其侮权致败，另与杨慎矜等同传，则又各以类相从，且钅共与慎矜事多相涉也。吉顼《旧书》在《酷吏传》，《新书》以其能定来俊臣之死，及奏称皇太子为元帅应募者日数千人，又说张易之劝后召庐陵王，故改入列传，与魏玄同等同卷。孔颖达、颜师古、啖助、马怀素，皆有功经史，《旧书》在列传，《新书》改入“儒学”。李淳风精于术数，《新书》改入“方伎”。刘太真、邵说、于劭、崔元翰、于公异、李益、李贺等，皆以词藻称，别无事迹可纪，《新书》改入“文艺”。符令奇为田悦将，密谕其子归朝，而身自被害，临死骂悦不绝口，此忠节最著者，《旧书》仅附其子传后，《新书》改入“忠节”。蜀人朱桃椎隐居不仕、浮沈玩世，《旧书》附见《高士廉传》，《新书》则另入“隐逸”。仆固怀恩、梁崇义、李怀光等，显为叛逆，朱玫、王行瑜，擅立襄王カ，《旧书》俱在列传，《新书》俱改入《叛臣传》。李绮，《旧书》附《李国贞传》后，《新书》以其叛逆，亦改入《叛臣传》。《旧书》姚令言、张光景、源休、乔琳、蒋镇、洪经纶、彭偃七人皆入列传。按此七人皆臣于朱Г者，Г以反逆，既传于末卷，此等从逆之徒反入列传，可乎？《新书》尽削之，而附于《Г传》后。此皆《新书》之改正旧失，斟酌尽善，更无可议者。又有《旧书》有传而《新书》删之者。乐彦玮、赵仁本、赵德兴、张光辅、刘从一、顾况、张敬则等，本无事实可纪也。祖考孙事具《乐志》中；傅仁均事具《历法》中，故亦不立传也。有《旧书》无传而《新书》增之者。如姜宝谊为刘武周所执，逃归，又从裴寂讨宋金刚，被执不屈死。此岂得无传？《旧书》乃不立，《新书》增之。昭宗母王氏，虽听出甚微，然帝母也，岂得无传？《新书》增之，并记其弟瑰除黔南节度，为杨复恭沈于桔柏江之事。萧颖士一代文儒，海内称萧夫子，外夷亦愿请萧夫子为师，《旧书》乃无传，仅于《韦述传》后附数语，《新书》增入《文艺传》。嗣襄王カ为朱玫所立，僭伪凡九月，始伏诛，此岂得不记载？乃《旧书》无传。《新书》则附于嗣襄王亻黄之后，此尤子京亦之考订精博，固未可轻议也。
○《新唐书》编订之失《新唐书》编订亦有可议者。立《宗室世系表》，李唐一代支属，固属灿然，然列传中既有《诸王传》，则其子孙已附于其祖之后，虽无表亦自可稽。至《宰相世系表》，其一门数相，如萧氏、崔氏等，为之疏其支派，尚属有说，其一姓仅一相，而必为之详叙家世，不几于代作族谱乎？若欲以见谱学之博，则又非可仅谱宰相而已，此欧公好博之过也。子京又别立“蕃将”及“宗室、宰相”二卷，亦属无谓。既立“蕃将”一门，则不论时代，凡蕃将皆入卷内，如尚可孤乃代宗、德宗时人，而与太宗、高宗时蕃将同卷，转使观者时代易淆。其宗室、宰相亦可各附其祖之后，否则于其祖传内书明某另有传，而以其人别传于各朝宰相内，自觉明晰，今乃并为一卷，果何所取义耶？又“卓行”一门尤属蛇足。阳城为谏议，裂麻一事，足为名臣，则入于列传可矣。司空图生逢末造，隐居却聘，列之“隐逸”可矣。《旧书》以城入“隐逸”，图入“文苑”，固非，《新书》别以“卓行”处之，亦甚无谓也。马三宝，《旧书》在《柴绍传》末，《新书》改传裴寂等功臣传内。然三宝本绍家奴，自应附《绍传》为是。苑君璋，《旧书》在群雄内，附于《刘武周传》后，《新书》以其降唐，改入列传，与罗艺等同卷，是矣。然高开道亦尝降唐，封北平郡王，《新书》又列之群雄内，何也？或以其既降又叛故耶？然罗艺降唐后仍以反诛，《新书》又编入列传，亦不画一。贺知章以诗名，老始致仕，《旧书》列于“文苑”，当矣，《新书》乃入之“隐逸”。欧阳询父子品虽正，然于经义无所发明，王绍宗亦但工书，孔若思亦只多识古今，乃俱列之“儒学”。李百药、令孤德、李延寿等皆精史学者，而不入《文艺传》。晚唐诗人温、李并称。《旧书》俱入“文苑”，《新书》则专列商隐，而以廷筠附《温彦博传》后，以廷筠乃彦博裔孙也。然《新书。商隐传》又云商隐本李裔孙，则又何以不附《传》后耶？（按《旧唐书》子孙因敬业之乱，诛杀殆尽，贞观中有土蕃将徐舍人，自言五世孙，武后时其祖逃于蕃，族属已多不能归，然则子孙已无有在中国者，《新书》谓商隐是其后，亦恐未确。）且《新书》体例，凡祖孙父子相继有官者，皆于其祖传后牵连书之。如《萧传》直至萧遘等，《杜如晦传》直至杜让能等，《刘政传》直至刘崇龟等，《于志宁传》直至于琮等，《温彦博传》直至温廷筠等，《韩休传》直至韩洄等是也。乃褚亮及子遂良，杨于陵及子嗣复，何以又不连传而各分卷耶？李齐运亦宗室之后，《新书》以其因言利进，故不附于祖传后？不几自乱其例耶？王乃王方庆之裔孙，《新书》以其工谄媚，故亦不附于《方庆传》，而与杨再思等同传。然再恩及武后、中宗时人，则肃宗时为相，以之同传可乎？张易之、昌宗自应另立《嬖幸传》，乃《新书》以之附《张行成传》后。行成为唐名臣，易之兄弟非其子，不过子族了耳，猥以相附，尤属不伦。刘全谅本无可纪，本传内不过数语，而其父客奴当安禄反时，为国立功，其事迹见于《全谅传》者数百言不止，则应立《客奴传》，而以全谅附于后。乃《新书》反附客奴于《全谅传》内，亦轻重倒置。既立《藩镇传》矣，则不必更为区别，但相次为传，据事直书，而其人之贤否自见。乃田弘正、李洧尽忠王室，特摘出另编列传，则其馀岂皆叛臣乎？刘济恭顺不失臣节，且出兵助讨王承宗。刘总以卢龙归朝，请天子置吏，欲革藩镇世袭之弊。张仲武始终一节，为国立功。王士真岁贡常数十万，比幽、魏二镇最为恭顺。王元逵出兵助讨刘稹，王景崇亦出兵助讨庞勋、黄巢，皆有功。弘正既另入列传，此等何以仍在藩镇内乎？然犹曰身未离本镇也；李载义归朝后又为山南西道节度，何以仍列卢龙藩镇内乎？程怀信之子权入朝后，又移宁节度，何以仍列横海藩镇内乎？李维简斩关赴难，为国纯臣，何以仍附于《李宝臣传》乎？此又《新书》之自乱其例者也。且又有不必立传而《新书》传之者。裴矩功绩俱在隋朝，入唐则已老，无事可纪。《隋书》已有传矣，《新书》何以又传之？赵光逢为朱梁相，光嗣为后唐相，于唐室无事可系，此听其入《五代史》可矣，《新书》何以传于赵隐之后？氏叔琮、朱友恭皆朱全忠之臣，来监于朝者，故欧公入之《五代史。梁臣传》中，《新书》何以传于《柳璨传》后耶？又有应立传而《新书》反不立者。薛怀义擅宠武后朝，威震天下，《旧书》列入“外戚”，固非，《新书》以其无类可归，遂不立传，仅于《武后传》内纪之。中宗四子最幼者殇皇帝重茂，当韦庶人被诛，重茂尚在帝位，太平公主废之，睿宗始立，此岂得无传？《新书》缺之。《旧书。方技传》有僧玄奘及神秀、惠能生等，《新书》以其非“艺术”，遂删之，竟使此数人不列于史。抑知神仙可入“方技”，佛教独不可入“方技”乎？况《晋书》佛图澄、鸩摩罗什、昙霍等皆入《艺术传》，岂非前史成例，而必去玄奘等不入“方技”乎？又唐之末造，李茂贞称兵犯阙，韩建邀驾临幸，杀十六宅诸王几尽，其事在王室最有关系者，岂得无传？乃《新书》惟李克用叙入《沙陀传》内，余皆无之。岂以时涉五代，应入《五代史》耶？然同时杨行密、刘仁恭、罗绍威等，《新书》又传之，何也？况氏叔琮等皆梁臣，尚入唐传，茂贞等本唐臣，反不立传乎？立《叛臣传》是矣，然唐帅臣之叛者不少，如刘辟以反诛，仅附于《韦皋传》后，刘展亦以反诛，亦不入《叛臣传》。而陈少游逆迹未甚著，特私附李希烈，没后尚赠太尉；董秦始终讨贼立功，晚年始失身于朱Г，似亦可少逭其罪，乃俱编入叛臣内，亦颇失当。黄巢未入仕即起兵反，与在官而叛逆者不同，宜别立《流贼传》，乃与安禄山、朱Г等同列逆臣中，似亦非类。《明史》以李自成、张献忠别为《流贼传》，觉斟酌尽善也。又庞勋之反，骚动半天下，凡二岁而灭。其后高仙芝、黄巢等继之。唐之亡实始于此，宣与黄巢等同立一传。乃仅附见于《康承训传》中，此亦《新书》之失检也。●卷十一○《新唐书》得史裁之正吴缜《纠缪》谓《新书》多采唐人小说，但期博取，故所载或全篇乖牾。然李泌子繁尝为泌著家传十篇，《新书。泌传》虽采用之，而传赞云：繁言多不可信，按其近实者著于传。是《新书》未尝不严于别择。今按唐人小说所记佚事甚多，而《新书》初不滥收者。如《王播传》不载其“黎饭后钟”之事，《杜牧传》不载其扬州狎游，牛奇章遣人潜护，及湖州水嬉、绿树成阴之事，《温廷筠传》不载其令孤问故事，答以出在《南华》，遂遭摈抑之事。《李商隐传》不载其见摈于，因作诗谓“郎君官贵，东阁难窥”之事。此皆载诗话及《北梦琐言》等书，脍炙人口，而《新书》一概不收，则其谨严可知。然此犹稗官也。刘秩为房所器，出兵，尝曰：“贼曳落河虽多，岂能当我刘秩？”郭暧尚升平公主，夫妻有违言，为公主所诉，代宗慰郭子仪，有“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之语。此等事司马温公及范淳甫曾采入《通鉴》，则非讠叟闻可知。而《新书》《秩传》、《暧传》、《公主传》俱不载。然此犹曰非旧书所有也。杨绾四岁时，坐客各举一物，以四声呼之，绾指铁灯树呼曰“灯盏柄曲”。钱起客湖湘间，遇鬼吟“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之句，后入试，用以押官韵，遂登第。傅孝忠善占星，姜师度喜穿漕渠，时人语曰“孝忠两眼看天，师度一心穿地”。史思明攻太原，李光弼使人为地道，突出擒贼，贼惊呼为“地藏菩萨”。此皆《旧书》所载，《新书》以其稍涉于纤且俚，遂削而不书。则其立言有体，较之《晋书》、《南、北史》专以新奇悦人耳目者，其卓识固不同矣。《段秀实传》则采柳子厚所撰《逸事状》以增之。《鱼朝恩传》则采苏鹗《杜阳杂编》以增之。《旧书。良吏传》无韦丹、何易于，则采杜牧《樊川集》以补丹，采《孙樵集》以补易于。此岂得谓徒摭小说也？亦有琐言碎事，《旧书》所无，而《新书》反增之者。如《韦皋传》：李白为《蜀道难》以讥严武，陆畅为《蜀道易》以美皋，此亦见皋之能好士。《李贺传》：韩愈、皇甫至其家，贺即赋《高轩过》，及出游得句，即投古锦囊事。《陈谏传》：尝览染署簿，悉能记其尺寸。贺与谏本文人，无他事迹可纪，此正见其才，非好奇也。
○《新唐书》列传隶事之当《旧唐书。张柬之传》有柬之驳王元感三年丧当三十六月之论，全载其文。《新书》尽删之，以柬之功在社稷，此论非所重也。而其论终不可废，则反载于《元感传》内。《旧书。李宝臣传》有田承嗣被讨，私使人说李正己一段文字。按此事应详于承嗣、正己传内，《宝臣传》何必详叙？《新书。宝臣传》但云承嗣以甘言绐正己，正己止屯，诸军亦不敢进。又天子使中人马希倩劳宝臣，宝臣赆以百缣，希倩怒投之地，宝臣惭，于是部将王武俊说宝臣私与承嗣通谋。此事自应载《宝臣传》，乃《旧书》反详于《武俊传》，《新书》则《宝世传》详之，而略于《武俊传》。又武俊后为李惟岳部将，时为惟岳所忌，乃自贬损，出入不过三四人。此事自应入《武俊传》，《旧书。武俊传》乃不叙，反叙于其子《士真传》内，更觉无谓，《新书》改入《武俊传》。此皆《新书》隶事之详略得宜也。又韩昌黎《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谓宪宗即位之明年，乃元和元年杨惠琳伏诛也。下云“又明年平蜀”，则应是元和二年矣。然《新、旧唐书》本纪及《通鉴纲目》皆书元和元年三月杨惠琳伏诛，十月刘辟伏诛，则平夏、平蜀俱在此一年，而非次年始平蜀。故《梁溪漫志》指昌黎“又明年”句为误。《新书。吴元济传》全载此碑，却删去“明年平夏”句，并删去“又”字。但云“明年平蜀”，谓即登极之明年也，尤可见其不苟下笔如此。
○《新唐书》文笔《旧唐书》列传之文高下不等，其简当完善者，类多国史原文。如《郭子仪传》本裴所撰是也。一经修史诸人之手，辄芜杂不伦，至有市井俗语，亦一概阑入，绝不检点者。今略摘数条于此。如《王武俊传》：武俊与朱Г、田悦、李纳一同僭号。《高尚传》：安禄山至东都，见官军四集，惧而责尚曰：“汝元向我道万全，今四边若此，向西至关，一步不通，万全何在？更不须见我。”《史思明传》：思明临死骂曹将军曰：“这胡误我！”此等语直是戏曲中打诨，岂可施于文字？子京力矫其弊，宁简毋冗，宁僻毋俗，于《旧书》各传无一篇不改窜易换，大约事多而文省，语短而意长，过《旧书》远甚，一经对勘，优劣自见。其有仿古逼肖者，如《刘济传》谭忠激济伐王承宗一段文字，绝似《战国策》，刘总谋杀济一段文字，又似《左传》。至其用古语处，如叙战功，则第以一“多”字概之，乃本之《周礼》战功曰多及《国语》董安于多是也。《齐映传》：上令前马传诏旨。不曰马前，而曰前马，亦本之《国语》勾践为夫差前马是也。《奸臣传赞》：三宰啸凶牝夺晨，皇甫将蕃黄屋奔，思质败谋兴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张表臣《珊瑚诗话》谓七字韵语，非史载所宜。不知此正用《汉书。蒯、伍、息、夫、躬传》赞之体。盖蒯、伍诸人皆奸佞，故子京于《奸臣传》亦仿之。《藩镇传序》全用杜牧之《罪言》，此亦仿史迁《秦本纪赞》全用贾谊《过秦论》之例。可见前辈学有原本，下笔不苟，宜欧阳公服其用功深也。《旧书》纪传后有论，尚仍四六体，惟《顺宗纪》则全用韩昌黎散文耳，且论后有赞，虽仿范史，究亦繁复。《新书》改四六为古文，又删除韵语，尤为得体。张巡、许远同功共事，叙巡功则远在其中。《新书》于《巡传》既详叙战功，故《远传》不复复叙，但辨其身后被诬，而引昌黎之说以明之，更见代裁之妙。《朝野佥载》记李畲母事，有御史禄米不出脚钱之说。《新书。列女传》记畲母事，则改脚钱曰车庸，《王钅共传》又曰脚直，此皆避俗就雅之法。《通鉴》裴度讨蔡，临行谓宪宗曰：“臣若灭贼，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新书》则云：贼未授首，臣无还期。较《通鉴》语更为简劲。此可见其炼字炼句之工也。特其过求简净，有时或不免晦涩者。《旧唐书》武后阅骆宾王檄，至“一А之土”二句，叹曰：“有此才而不用，宰相罪也。”《新书》则述后语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旧书》杨师道妻前夫之子赵节，《新书》改为师道妻异姓子，虽似避俗，然不如前夫之子为易晓。况“前夫子”三字亦有所本：《魏书。长孙稚传》“以后妻罗前夫女妻陈兴恩”，则未为无典也，而“异姓子”三字转不典。《通鉴》董昌将僭号，谓人曰：“谶云：兔子上金床。我生太岁在卯，明年复在卯，二月卯日卯时，吾称帝之秋也。”《新书》改云：“我生于卯，明年岁旅其次，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时当即位。”语虽稍文，然不是武人语，且又遗却卯时矣。又《通鉴》宦官杨复恭与假子守亮书曰：“吾披荆榛立寿王，既得位乃废定策国老，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新书》改云“奈负心门生何”，则更颓弱无味矣。又有全代古人作文者。《姜皎传》，《旧书》载玄宗宣布其功之诏系四六，乃唐时原文也。子京既不欲以四六入史，则但摘其大意可矣，乃改作全篇散文，首尾完善，一似翻译者。《薛登传》，《旧书》载其谏选举一疏，《新书》既欲存之，则用其原疏可矣，乃通首全为代作，如“陈篇希恩，奏记誓报”等语，原本所无，戛戛独造。取古人之意，自成一家言，此又从前修史者所未有之例也。又《王传》，《旧书》为中丞，与左仆射李绛相遇，不避道。绛上疏论之，事下两省。两省奏，元和中伊慎居师长之位，太常博士韦谦削去旧仪，今李绛所论，于礼甚当。是两省因绛疏而有此议也。《新书》则竟以两省所引韦谦事并入绛疏中，未免私智自用，且诬古人矣。至其造语用字，尤多新奇者，今略摘于左。《太子瑛传》：李林甫数称寿王美，以揠妃意（揠谓迎合也。时武惠妃擅宠，寿王其子也。林甫欲倾太子而立寿王，故云揠也）。《诸公主传》：懿宗女卫国公主卒，许群臣祭以金贝火之，民取煨以汰宝（谓取灰炼出金宝也。《通鉴》谓取庭祭之灰汰其金也）。《柴绍传》：唐兵与桑显和战，绍缭其背，败之（谓绕出贼后也）。《苑君璋传》：衿肘变生（谓变起肘腋也）。《李回秀传》：挠意谐媚（谓曲意阿附也）。《裴矩传》：池酒休（即酒池肉林也）。《宇文士及传》：通淳勤（即通殷勤也）。《萧传》：亡不旋跬（即不旋踵也）。《萧廪传》：厉止夜行（即禁示夜行也）。《李峤传》：无所嫁非（谓无所委罪也）。《苏传》：朝鼎夕玷（谓迅速伏诛也）。《张说传》：逭暑（谓避暑之），祈陈哀到（谓陈情切至也）。《李甘传》：啮疽刳┩“（谓孝子吮痈割股也）。《李朝传》：胖然无避屈（谓泰然无所顾也）。《裴胄传》：蔓劾峭诋（谓株蔓以劾且丑诋也）。《王传》：良金厚革（谓坚甲利兵也）。《康承训传》：痍痕士（谓创残之兵也）。《孔巢父传》：铲迹民伍（谓晦迹于编氓内也）。《藩镇传序》：肱髀相依。《李正己传》：辅牙相依（皆谓互为唇齿也）。《李宝臣传》：嫁急热为表里（言急难相救也）。《李载义传》：扌失＜疒只＞邮人（谓鞭责邮人成疮也）。《李正己传》：矢液流离（谓溲溺俱下也）。《藩镇传赞》：引妖就螟（即谓即聋从昧也）《吴兢传》：不殊如带（谓不绝如带也）。《李光弼传》：揠贼本根（谓拔其本根也）。《李嗣业传》：以长柯斧堵进（谓军士列如堵竞进也。《通鉴》云军士执长刀如墙而进）。《马传》：漂血丹渠（谓血流满沟皆赤也）。《房传》：十年不谐际人事（谓不交涉世务也）。《史思明传》：筑城未冥（谓以泥涂衅也）。此皆极意避俗，戛戛独创者，未免好奇之过，然尚多新辟可喜。至其好用”叵“字代”不可“二字，如《桑道茂传》福寿叵涯，《薛颐传》卒叵之测，《张巡传》时人叵知，《贾饣束传》叵耐何，《安禄山传》叵可忍，又《承天皇帝传》以没奈何为末耐何，《李泌传》以率尔为帅尔，此则徒以新巧避陈俗，未免同卉犬筱骖之诮张矣。子京于《郑余庆传》谓其奏议好用古语，如”仰给县官马万蹄“，有司不晓何语，时人讥其不适时。何以子京明讥之而又自袭之也？《旧唐书》亦有涩语，如《韦渠牟传》：朝士皆元刂蹄甘乱以附渠牟。○《新唐书》多回护《新书》于名臣完节者虽有小疵，而于本传多削之，盖亦为贤者讳之意。如褚遂良恶刘洎，遂诬之至死，是遂良生平第一罪过。乃本传中绝不及，仅于传赞中略见之，而详其事于《洎传》。遂良又于江夏王道宗有隙，诬其与房遗爱谋反，流象州。又尝构卢承庆、李乾，皆坐贬。及贱买中书译语人地，为韦思谦所劾。此皆遂良短处，《新书》各见于道宗、承庆、思谦等传，而本传不载。马周初为御史，韦挺为大夫，不之礼。及周为中书令，遂沮挺入相，又中挺运粮辽东，事见《挺传》，而《周传》不载。张易之诬魏元忠有不臣语，引张说为证，将廷辨。说惶遽欲从，宋谓说曰：”名义至重，不可陷正人。若不测，吾将与子俱死。“说乃以实对，元忠得免死。此事见吴兢、宋传及《通鉴》，而说本传但云张易之诬魏元忠，援说为证，说廷对谓元忠无不顺语，忤后旨，流钦州，而绝不及宋邀说之事。张嘉贞与说同相，说恶之，因其弟嘉犯罪，怵嘉贞素服待罪不入直，遂出为幽州刺史，说代其处，事见《嘉贞传》而《说传》亦不载。张嘉贞为定州刺史，立颂恒岳，庙中有祈赛钱数十万，嘉贞以为颂文之功，纳其数万，事见《旧书》，而《新书。嘉贞传》亦不载。姚崇荐李由黄门为侍郎，外托引重，实去其纠驳之权。崇又以韩思复沮捕蝗事，出思复为德州刺史，事见及思复传，而《崇传》不载。玄宗欲相韩休，李林甫知之，遂荐休。休既相，德林甫，乃引林甫为相，事见《林甫传》而《休传》不载。《通鉴》郭子仪以副使张昙性刚，谓其轻己，听吴曜之谮，奏诛之。田承嗣既降，郭子仪应之缓，承嗣复叛去。而《新书。崔光远传》子仪与贼战汲县，光远援之不力，及光远守魏，与贼战，子仪亦不救，故败。此数事皆子仪短处，而子仪本传不载。赵景与陆贽同相，贽恃久在禁庭，以国政为己任，乃徒景门下侍郎。姜公辅奏德宗云：”窦参尝语臣，云上怒臣未已。“帝怒，乃杀参。时谓公辅所奏窦参语，得之贽，云参之死，贽有力焉。又贽素恶于公异、于劭等，既辅政，乃逐之，事见景及公辅、公异等传，《旧书。贽传》亦载之，而《新书》本传不载。此皆欲以完节予其人，不忍累以白璧之玷，固用心之忠厚，亦作史之通例也。其于文士尤多所回护。如《王维传》不载其入侍太平公主，弹《郁轮袍》求及第之事。郑虔污伪命六等，定罪谪台州司户，而《虔传》末尝云”终不臣贼“。邵说奏德宗，自叙陷于史思明本末，盖以雪其陷贼之丑。刘禹锡自作《子刘子传》，叙其与王叔文相善被贬始末，亦以掩其失身之误。柳宗元遗萧亻免、许孟容二书，亦以辨其被罪之由。《旧书》皆不载，《新书》一一补之，全载其文，正所以代为昭雪。《旧书。韩愈传》谓愈文之不当者，如柳宗元罗池神碑，李贺不应进士《讳辨》，及《毛颖传》近于讥戏，又当时以史笔推愈，及撰《顺宗实录》，叙事拙于取舍，为当代所非。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愈婿李汉、蒋系方在显位，诸公难之，韦处厚独别撰以进。《新书》于此段议论尽删之，但云”愈文奥衍宏深，沛然有余，其徒李翱、李汉、皇甫从而效之，不及远甚，“而略无一语稍贬。盖子京本文人，故有气类之感，观者可以知其用意之所在也。
○《新唐书》多周旋《新唐书》著其人之美于本传，而别见其疵于他传，固不失隐扬之意。其有数人共一善事而分隶数人，使各得专其功，若不数传参观，则竟似一人独为之事，而与他人无与者。此虽善善欲长，究非信史也。吴缜《纠缪》己摘数条，如颉利之被擒也，《李靖传》则以为张宝相所擒，《江夏王道宗传》则以为道宗所执。一张昕之死也，《高固传》则以为固伺间斩之，《杨朝晟传》则以为朝晟父海宾所斩。一刘辟之叛也，《杜黄裳传》则云惟黄裳固劝不赦，《严绶传》又云绶以天子新即位，不可失威，请必诛，《李吉甫传》又谓吉甫独请无赦。缜所纠レ，已略见一端矣。然不特此也。《苏传》玄宗平内难，书诏填委，独在太极殿后阁，口所占授，功状百绪，轻重无所差。书史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脱矣。”是玄宗诛韦后时，惟一人执笔也。而《刘幽求传》又云：是夜号令诏敕一出幽求手。《李传》又云：韦氏之变，诏令严促，多草定。则一事也而系之三人，究未知何者为是耶。按《旧唐书。幽求传》玄宗讨韦庶人，是夜所下制书皆出幽求，而《传》并无诛韦时执笔之事，但云神龙中文诰皆出其手而已。然则草制敏速，本擅名一时，而诛韦之夕，实未当直，子京强以此事隶之耳。又《通鉴》：穆宗得风疾，裴度力请入见，并上疏请立太子。李逢吉进言曰：“景王已长，请立为太子。”度与逢吉及两省官共成之也，亦见《敬宗本纪》。而《裴度传》则云：穆宗风眩，度独到内殿，求立太子，遂以景王为嗣。则全以此事归功于度矣。《李逢吉传》又独以此事归于逢吉，而略不及度，则立敬宗谁之力耶？朱Г之乱，德宗欲幸凤翔而中止，《萧复传》则云：复谓上曰：“凤翔乃Г旧部曲，恐有同恶者。”遂不往。未几，其将李楚琳果乱。而《姜公辅传》又谓：帝欲赴凤翔，公辅谓凤帅张镒乃文吏，军且有变，乃之奉天。则德宗之舍凤翔，究何人劝止耶？敬宗之崩也，为苏佐明所弑，刘克明矫诏立绛王悟，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等迎立江王涵，并讨克明等斩之，以裴度摄冢宰，百官谒见江王于紫宸门外庑。是文宗之立，全属守澄等功，度初不与知。《新书》于《文宗纪》叙之，略不及度。而度本传则云：敬宗被弑，度定策诛刘克明等，迎立江王，是为文宗，又略不及守澄等，则并与李本纪自相牾矣。盖欧公作纪，据事直书，子京作传，以此事正当度作相时，不得束手局外，故以此归之。其实非当时实事，则转不免阿好矣。○《旧唐书》叙事疏误处《刘之传》既叙其在武后时为相，骞味道每归过于上，之则引为己咎，以此获后倚待矣。下又云：仪凤中，土番为边患，高宗问计侍臣，之独劝持重养威，以纾百姓之急。是高宗时事反叙在后，武后时事反叙在前，不免倒置。《韦安石传》既详叙先世，其子陟即附于《安石传》后，则不必更述家世矣。乃又云：代为关中著姓，人物衣冠，奕世荣盛。一传中两述先世，何其不惮烦耶？《张九龄传》：玄宗在东宫，九龄拜校书郎，时帝未亲郊，九龄乃上疏请郊。按既云在东宫，何以云帝未亲郊？则所谓帝者，睿宗耶，玄宗耶？《新书》云玄宗即位，未亲郊，始明晰。
《李巽传》既云郎官来问疾，巽不言疾，但与校书程课，其夕即卒矣；下又云元和四年四月卒，亦太重复。
《李嗣业传》既云禄山反，上在灵武，诏嗣业赴行在，至凤翔谒见，遂与郭子仪、仆固怀恩等常犄角为先锋矣；下又云禄山之乱，两京未复，肃宗在凤翔，嗣业从广平王收复京城，亦太复。
《元载传》既云收载时中人董秀先杖死禁中矣，下又云中使董秀、主书卓英倩以载之故皆处极法。
《李光弼传》中氵单之战，既云擒其大将徐璜玉、李援、周挚矣，其下杯州之拔，又云生擒安太清、周挚、杨希文等，则周挚一人不几两次被擒乎？《李正己传》既云侯希逸母即正己姑也，则正己与希逸为外兄弟可知；下又云节度使侯希逸即其外兄也。又云正己卒，子纳擅总兵政，秘之数月乃发丧，下又云正己卒，纳秘丧总父改，仍为乱。
《吕传》：庞承鼎为申泰芝所诬，令严郢鞫之，上疏论列，帝怒，流郢建州，承鼎竟得雪。按《新书》帝：不听郢言，赐承鼎死，后泰芝以赃败，承鼎乃得原。是承鼎被诬死而波及郢也。《旧书》乃不载承鼎之赐死，竟似承鼎脱然无事，而郢独被其累者。
○《新唐书》叙事疏误处《王雄诞传》，雄诞本杜伏威部将，雄诞擒李子通，降江华，并以国家威德谕降闻人遂安，皆在杜伏威降唐之后，故擒子通即送京师，其谕闻人遂安以国家威德，亦指唐家威德也。则《雄诞传》应先叙明伏威降唐一语，乃见雄诞之尽力于唐。《新书》并不叙明，则所谓以国家威德，指伏威耶，指唐家耶？又于擒子通处，亦不言送京师，则似雄诞战功全为伏威出力矣。
《襄邑王神符传》，《新书》既从神符后增记其五世孙从晦矣，又从从晦追溯其祖模，殊颠倒失序。
《徐圆朗传》，圆朗通刘世彻，时盛彦师方被擒，在圆朗所，恐圆朗与世彻合则势益张，乃以李密杀翟让事阻圆朗。此正见彦师之忠于唐。《新书》既为彦师立传，则此事应入《彦师传》，乃反叙于《圆朗传》中，而《彦师传》不载。《狄仁杰传》，《新书》既叙其对武后曰：“匈奴犯边，使三思募兵，无应者，庐陵王代之，不浃日辄五万。”则此乃迎庐陵王后事也。乃传内此事反叙在前，而迎还庐陵王反叙在后，《高适传》，适在哥舒翰所，因翰败而逃。《新书》谓天子西幸，适走间道，及帝于河池，极言翰之忠义。是适未尝在长安见帝也。乃上文先言翰败，帝问“策将安出”，适以“竭禁藏募兵”为对。则似翰败后适已先见帝于朝矣。下文又何以云“走间道，及帝于河池”也？
《王传》，《新书》增出兵助李克用讨李存孝，存孝数出兵攻，沟垒不成。袁奉纟舀诳之曰：“堑成，晋王当反，诸将非公敌也。”乃不出攻。及堑成，而存孝困，遂被缚。按此事本与无涉，何必于《传》详之？
《新书。张九龄传》，安禄山初为张守裨将，以战败，守执送京师。九龄谓禄山有反相，请玄宗诛之。玄宗不听，曰：“君毋以王衍知石勒故事而害忠良。”是禄山被罪时曾执送京师也。而《禄山传》则但云禄山盗羊被获，张守欲杀之，呼曰：“公不欲灭两番耶？何杀我？”守壮其语，乃释之。《旧唐书。安禄山传》亦同。则禄山之免死，即在守帐下，并无执送京师事也。而《九龄传》何以云？按九龄进《千秋金镜录》表有云：“开元二十四年，幽州节度使张守执败军将安禄山送京师，龄批张守军令若行，安禄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勇而赦之。臣力争，谓禄山有反相。上责臣勿以王夷甫识石勒而害忠良”云云。及禄山反后，玄宗思九龄先见，遣中使祭之。则其先执送京师，九龄请诛，自是实事，而《禄山传》误也。
《新书》于《仆固怀恩传》全叙其功，而不见悖逆之迹，竟似辛云京、骆奉先激之使叛者。按《通鉴》等书，当怀恩破史朝义后，贼将田承嗣等皆捧马足乞降。怀恩恐贼平宠衰，遂承制悉仍其原官，使统兵柄，由是河朔诸镇终唐世为患。《纲目分注》：是时薛嵩以相、卫、、邢降于李抱玉，张忠志以恒、赵、深、定、易降于辛云京。抱玉等入其营，嵩等皆已受代。无何，仆固怀恩皆令复位，于是抱玉、云京各表怀恩有贰心。又《旧书。马燧传》：怀恩送回纥归国时，私与太原将李竭诚通谋，将取太原。辛云京觉之，乃斩竭诚，固城自守。然则怀恩之异心早已有之，不待云京等之激变也。
《新书。高仙芝传》：讨小勃律，会于土番之边云堡。堡之南因山为栅，兵九千守之，城下据娑勒川，川涨不得渡。仙芝杀马以祭，遂渡而成列，日未中，破之。《李嗣业传》云：土番兵十万屯娑勒城，据山濒水，联木作郛。仙芝夜挤，及午破之。按《仙芝传》所云因山为栅，城下据娑勒川，即《嗣业传》所云娑勒城联木作郛者也。而《仙芝传》则云兵九千，《嗣业传》则云兵十万。
《萧铣传赞》：唐初群雄，惟铣最无罪。当赵郡王孝恭等围城时，城尚未破，铣即出降，以免生民涂炭，亦有何罪，而高祖杀之？此最失刑。乃《新书。铣传赞》谓铣诡辨易穷，卒以诛死，高祖圣矣哉！此论亦甚不公矣。
《李淳风传》：太宗得秘谶，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问淳风，对曰：“其兆已成，已在宫中。又四十年而王，夷唐子孙且尽。”帝曰：“我求而杀之。”对曰：“天命不可违也。且陛下所亲爱，四十年而老，老则仁，虽受终易姓而不能绝唐。若杀之，更生壮者，多杀而逞，则陛下子孙无遗种矣。”按是时武后已在宫中，而淳风之言果如此，是明指武姓之女之在宫者，太宗岂不觉悟而尚肯留之？若谓因淳风之言而不杀，太宗以李君羡小名五娘，封武连郡公，其属邑皆有武字，恐其应谣言女武王之语，遂因事诛之，是未尝不欲除祸根者。何其果于除宫外之功臣，而昧于除宫内之侍妾也？此不过作传者欲神奇其术而附会之。《旧书》既载其详，《新书》亦全载之，何以无识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