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的故事向来是很能引起许多人的想象力与兴趣的。这也是很自然的。中国历史上只有七个分裂的时代：（1）春秋到战国；（2）楚汉之争；（3）三国；（4）南北朝；（5）隋、唐之际；（6）五代十国；（7）宋、金分立的时期。这六个时代之中，南北朝与南宋都是不同的民族分立的时期，心理上总有一点“华夷”的观念，大家对于“北朝”的史事都不大注意，故南北朝不成演义的小说，而南宋时也只配做那偏于“攘夷”的小说（如《说岳》）。其余五个分立的时期都是演义小说的好题目。分立的时期，人才容易见长，勇将与军师更容易见长，可以不用添枝添叶，而自然有热闹的故事。所以《东周列国志》、《七国志》、《楚汉春秋》、《三国志》、《隋唐演义》、《五代史平话》、《残唐五代》等书的风行，远胜于《两汉演义》、《两晋演义》等书。但这五个分立时期之中，春秋战国的时代太古了，材料太少；况且头绪太纷繁，不容易做得满意。楚汉与隋唐又太短了，若不靠想象力来添材料，也不能做成热闹的故事。五代十国头绪也太繁，况且人才并不高明，故关于这个时代的小说都不能做好。只有三国时代，魏蜀吴的人才都可算是势均力敌的，陈寿、裴松之保存的材料也很不少；况且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引了许多杂书的材料，很有小说的趣味。因此，这个时代遂成了演义家的绝好题目了。
《三国志演义》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唐朝已有说三国故事的了。段成式《酉阳杂俎》说：“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剧，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又李商隐《骄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这都可证晚唐已有说三国的。宋朝“说话”的风气更发达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北宋晚年的“说话”，共有许多科，内中“说三分”是一种独立科目，不属于“讲史”一科，竟成了一种专科了。苏轼《志林》说：
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辄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宋、金分立的时代，南方的平话，北方的院本，都有这一类的历史故事。现在可考见的，只有金院本中的《襄阳会》。到了元朝，我们的材料便多了。《录鬼簿》与《涵虚子》记的杂剧名目中，至少有下列各种是演三国故事的：
王哗《卧龙冈》
王实甫《陆续怀橘》《曹子建七步成章》
尚仲贤《诸葛论功》（《录鬼薄》作《武成庙诸葛论功》，不知是否三国故事）
高文秀《周谒鲁肃》《刘先生襄阳会》
武汉臣《三战吕布》（二本），（按《录鬼薄》，武作的是一部分，余为郑作）
王仲文《诸葛祭风》《五丈原》
于伯渊《斩吕布》
石君宝《哭周瑜》
赵文宝《烧樊城糜竺收资》
无名氏《连环计》、《博望烧屯》、《隔江斗智》这十九种之中，现在只有《单刀会》、《博望烧屯》（日本京都文科大学影刻的《元人杂剧三十种》之二）、《连环计》、《隔江斗智》、《王粲登楼》（臧刻《元曲选》百种之一），五种存在。明朝宗室周宪王的《杂剧十段锦》之中，有《关云长义勇辞金》一种，现在也有传本（董康刻的）。
我们研究这几种现存的杂剧，可以推知宋至明初的三国故事大概与现行的《三国演义》里的故事相差不远。内中只有《王粲登楼》一本是捏造出来的情节；如说蔡邕做丞相，曹子建和他同朝为学士，王粲上万言策，得封天下兵马大元帅：都是极浅薄的捏造。其余的几本，虽有小节的不同，但大体上都与《三国演义》相差不多。我们从这些杂剧的名目和现存本上，可以推知元朝的三国故事至少有下列各部分：
（1）吕布故事：《虎牢关三战吕布》、《连环计》、《斩吕布》。
（2）诸葛亮故事：《卧龙冈》、《博望烧屯》、《烧樊城》、《襄阳会》、《祭风》、《隔江斗智》、《哭周瑜》、《五丈原》。
（3）周瑜故事：《谒鲁肃》、《隔江斗智》、《哭周瑜》。
（4）刘、关、张故事：《三战吕布》、《斩吕布》及以上诸剧。
（5）关羽故事：《义勇辞金》、《单刀会》。
（6）曹植、管宁等小故事。
最可注意的是曹操在宋朝已成了一个被人痛恨的人物（见上引苏轼的话），诸葛亮在元朝已成了一个足计多谋的军师，而关羽已成了一个神人。（《义勇辞金》里称他为“关大王”；《单刀会》是元初的戏，题目已称《关大王单刀会》了。）
散文的《三国演义》自然是从宋以来“说三分”的“话本”变化演进出来的。宋时已有很好的短篇小说，如新发现的《京本通俗小说》（在《烟画东堂小品》中），便是很明白的例。但宋时有无这样长篇的历史话本，还不可知。旧说都以为《三国演义》是元末明初一个杭州人罗贯中做的。罗贯中，或说是名贯，字本中（《七修类稿》）；或说是名本，字贯中（《续文献通考》）。《水浒传》、《三国志》、《隋唐演义》、《平妖传》等书，相传都是他做的。大概他是当时的一个演义家，曾做了一些演义体的小说。明初的《三国演义》也许真是他做的。但那个本子和现行的《三国演义》不同。当明万历年间，《水浒传》的改本已风行了，但《三国演义》还是很浅劣的。胡应麟在《庄岳委谈》里说《三国演义》“绝浅陋可嗤”，又说此书与《水浒》“二书浅深工拙，若霄壤之悬”。可见此书在明朝并不曾受文人的看重。
明朝末年有一个“李卓吾评本”的《三国演义》出现。此本现在也不易得了；日本京都帝国大学铃木豹轩教授藏的一部《英雄谱》，上栏是百十回本的《忠义水浒传》，下栏是这个本子的《三国演义》。我们不知道这个本子和那明初传下来的本子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但我们可以断定这个本子仍旧是很幼稚的。后来清朝初年，有一个毛宗岗（序始），把这本子大加删改，加上批评，就成了现在通行的《三国志演义》。毛宗岗假托一种“古本”，但我们称它做“毛本”。毛宗冈把明末的本子叫做“俗本”，但我们要称它做“明本”。
毛本有“凡例”十条，说明他删改明本之处。最重要的有几点：
（1）文字上的修正：“俗本（即明本，下同）之乎者也等字，大半龃龄不通；又词语冗长，每多复沓处。今悉依古本改正。”
（2）增入的故事：“如关公秉烛达旦，管宁割席分坐，曹操分香卖履，于禁陵阙见画，以至武侯夫人之才，康成侍儿之慧，邓艾凤兮之对，钟会不汗之答，杜预《左传》之癖；今悉依古本存之。”
（3）增入的文章：“如孔融荐祢衡表，陈琳讨曹操檄，……今悉依古本增入。”
（4）削去的故事：“如诸葛亮欲烧魏延于上方谷，诸葛瞻得邓艾书而犹豫未决，之类……今皆削去。”
（5）削去的诗词：“俗本每至‘后人有诗叹曰’，便处处是周静轩先生，而其诗又甚俚鄙可笑。今此编悉取唐、宋名人作以实之。”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诗句，如钟繇、王朗颂铜雀台，蔡瑁题诗馆驿屋壁，皆伪作七言律体。……今悉依古本削去。”
（6）辨正的故事：“俗本纪事多讹。如昭烈闻雷失著，及马腾入京遇害，关公封汉寿亭侯，之类，皆与古本不合。又曹后骂曹丞，而俗本反书其党恶；孙夫人投江而死，而俗本但纪其归吴。今悉依古本辨定。”
我们看了这些改动之处，便可以推想明本《三国演义》的大概情形了。
我们再总说一句：《三国演义》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自宋至清初五百多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
这部书现行本（毛本）虽是最后的修正本，却仍旧只可算是一部很有势力的通俗历史讲义，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为什么《三国演义》不能有文学价值呢？这也有几个原因：
第一，《三国演义》拘守历史的故事太严，而想象力太少，创造力太薄弱。此书中最精彩、最有趣味的部分在于赤壁之战的前后，从诸葛亮舌战群儒起，到三气周瑜为止。三国的人才都会聚在这一块，“三分”的局面也定于这一个短时期，所以演义家尽力使用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打破历史事实的束缚，故能把这个时期写得很热闹。我们看元人的《隔江斗智》与此书中三气周瑜的不同，便可以推想演义家运用想象力的自由。因为想象力不受历史的拘束，所以这一大段能见精彩。但全书的大部分都是严守传说的历史，至多不过能在穿插琐事上表现一点小聪明，不敢尽量想象创造，所以只能成一部通俗历史，而没有文学的价值。《水浒传》全是想象，故能出奇出色；《三国演义》大部分是演述与穿插，故无法能出奇出色。
第二，《三国演义》的作者，修改者，最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他们极力描写诸葛亮，但他们理想中只晓得“足计多谋”是诸葛亮的大本领，所以诸葛亮竟成一个祭风祭星，神机妙算的道士。他们又想写刘备的仁义，然而他们只能写一个庸儒无能的刘备。他们又想写一个神武的关羽，然而关羽竟成了一个骄傲无谋的武夫。这固是时代的关系，（参看《胡适文存》卷一，页五二一五三）但《三国演义》的作者究竟难逃“平凡”的批评。毛宗岗的凡例里说：
俗本谬托李卓吾先生评阅，……其评中多有唐突昭烈，谩骂武侯之语，今俱削去。
这种见地便是“平凡”的铁证。至于文学的技术，更“平凡”了。我们试看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一大段；在作者的心里，这一段总算是极力抬高诸葛亮了；但我们读了，只觉得平凡浅薄，令人欲呕。后来写“三气周瑜”一大段，固然比元人的《隔江斗智》高得多了，但仍是很浅薄的描写，把一个风流儒雅的周郎写成了一个妒忌阴险的小人，并且把诸葛亮也写成了一个奸刁险诈的小人。这些例都是从《三国演义》的最精彩的部分里挑出来的，尚且是这样，其余的部分更不消说了。文学的技术最重剪裁；会剪裁的，只消极力描写一两件事，便能有声有色。《三国演义》最不会剪裁；他的本领在于搜罗一切竹头木屑，破烂铜铁，不肯遗漏一点，因为不肯剪裁，故此书不成为文学的作品。
话虽如此，然而《三国演义》究竟是一部绝好的通俗历史。在几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没有一部书比得上它的魔力，五百年来，无数的失学国民从这部书里得着了无数的常识与智慧，从这部书里学会了看书写信作文的技能，从这部书里学得了做人与应世的本领。他们不求高超的见解，也不求文学的技能；他们只求一部趣味浓厚，看了使人不肯放手的教科书。《四书五经》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廿四史》与《通鉴》、《纲鉴》也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古文观止》与《古文辞类纂》也不能满足这个要求。但是《三国演义》恰能供给这个要求。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要求，我们都曾尝过他的魔力，我们都曾受过他的恩惠，我们都应该对他表示相当的敬意与感谢！
十一，五，十六在北京
注：作此序时，曾参用周豫才先生的《小说史讲义》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记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