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诗歌不别，览《虞书》、《毛诗序》、《乐记》《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又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正义》曰：先心后志，先志后声，先声后舞，声须合于宫商，舞须应于节奏，乃成于乐，是故然后乐气从之。则可知矣。《汉书·艺文志》亦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宋书·乐志》云：歌者乐之始，舞又歌之次，歌咏舞蹈，所以宣其喜心，喜而无节，则流淫莫反，故圣人以五声和其性，以八音节其流，而谓之乐。然则乐以节歌，歌以咏诗，诗虽有不歌者，《艺文志》引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而歌未有非诗者也。刘向校书，以诗赋与六艺异略，故其歌诗亦不得不与六艺之诗异类。然观《艺文志》所载，有乐府所采歌谣，吴、楚、汝南歌诗已下，至南郡歌诗。有郊庙所用乐章，《泰一》杂甘泉《寿宫》歌诗十四篇，宗庙歌诗五篇，此即郊祀歌十九首。又有诸神歌诗，送迎灵颂歌诗二家。有歌咏功烈乐章，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十四篇。有帝者自撰歌诗，高祖歌诗。又出行巡狩及游歌诗，盖武帝作。又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疑亦武帝所作。有材人名倡所作歌诗，诏赐中山靖王子哙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诗，谓以未央材人所作诗赐哙及冰也。又黄门倡车忠等歌诗十五篇。有杂歌诗，杂各有主名歌诗、杂歌诗，又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此则凡诗皆以入录。以其可歌，故曰歌诗。刘彦和谓子政品文，诗与歌别。殆未详考也。及后文士撰诗者众，缘事立体，不尽施于乐府，然后诗之与歌始分区界。其号称乐府而不能被管弦者，实与缘事立题者无殊，徒以蒙乐府之名，故亦从之入录。盖诗与乐府者，自其本言之，竟无区别，凡诗无不可歌，则统谓之乐府可也；自其末言之，则惟尝被管弦者谓之乐，其未诏伶人者，远之若曹陆依拟古题之乐府，近之若唐人自撰新题之乐府，皆当归之于诗，不宜与乐府淆溷也。《汉书·礼乐志》惟载《房中歌》、《郊祀歌》，《宋书·乐志》稍广之，自郊庙享宴大射铙歌相和舞曲莫不悉载，然亦限于乐府所用而止。《隋书·经籍志》总集类有《古乐府》八卷，《乐府歌辞钞》一卷，《歌录》十卷，《古歌录钞》二卷，《晋歌章》八卷，《吴声歌辞曲》一卷，《陈郊庙歌辞》三卷，《乐府新歌》十卷，《乐府新歌》二卷，而梁王书复有乐府歌诗以下十馀部，其所收宽狭今不可知，要之以但载乐府所用者为正。其有并载因题拟作，若后之《乐府诗集》者，盖期于博观，而非所以严区画也。郭茂倩曰：凡乐府歌辞，有因声而作歌者，若魏之三调歌诗，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是也。有因歌而造声者，若清商吴声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是也。案此本《宋书·乐志》文。有有声有辞者，若郊庙、相和、铙歌、横吹等曲是也。有有辞无声者，若后人之所述作，未必尽被于金石是也。案彦和作《乐府》篇，意主于被弦管之作，然又引及子建士衡之拟作，则事谢丝管者亦附录焉。故知诗乐界画，漫汗难明，适与古初之义相合者已。今略区乐府以为四种：一乐府所用本曲，若汉相和歌辞，江南东光乎之类是也。二依乐府本曲以制辞，而其声亦被弦管者，若魏武依《苦寒行》以制《北上》、魏文依《燕歌行》以制《秋风》，是也。三依乐府题以制辞，而其声不被弦管者，若子建、士衡所作是也。四不依乐府旧题，自创新题以制辞，其声亦不被弦管者，若杜子美《悲陈陶》诸篇、白乐天《新乐府》是也。从诗歌分途之说，则惟前二者得称乐府，后二者虽名乐府，与雅俗之诗无殊。从诗乐同类之说，则前二者为有辞有声之乐府，后二者为有辞无声之乐府，如此复与雅俗之诗无殊。要之乐府四类，惟前二类名实相应，其后二类，但有乐府之名，无被管弦之实，亦视之为雅俗之诗而已矣。
彦和此篇大旨，在于止节淫滥。盖自秦以来，雅音沦丧，汉代常用，皆非雅声。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郑混淆，钟石斯缪。彦和闵正声之难复，伤郑曲之盛行，故欲归本于正文。以为诗文果正，则郑声无所附丽，古之雅声虽不可复，古之雅咏固可放依。盖欲去郑声，必先为雅曲。至如魏氏三祖所为，犹且谓非正响。推此以观，则简文赋咏，志在桑中，叔宝耽荒，歌高绮艳，隋炀艳篇，辞极淫绮，弥为汉魏之罪人矣。彦和生于齐世，独能抒此正论，以挽浇风，洵可谓卓尔之才矣。然郑声之生，亦本自然，而厌雅憙俗，古今不异，故正论虽陈，听者藐藐，夫惟道古之君子，乃能去奇响以归中和矣。《周礼·大司乐》：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注曰：淫声，若郑卫也。过声，失哀乐之节。凶声，亡国之声，若桑间濮上。慢声，惰慢不恭。据此，是淫、过、凶、慢之声，历代所有，特以政化清明，故抑而不作耳。及后礼乐崩坏，教化陵夷，则虽君子亦耽俗乐。故魏文侯闻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子夏讥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獿杂子女，不知父子。是知乐音之有奇衺，自上世而已然。启子太康之锵呜筦磬，已非正声。在后孔甲好音，殷辛为淫声以变正声，是音之不雅，自古有之矣。雅颂既亡，弥复猖獗，历代虽或规存古乐，而不足以夺时所慕尚者。至于今日，乐器俗，乐声亦俗，而独欲为雅辞，归于正义，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君子咏都人士之诗，所以寄怀于出言有章之君子也。
自汉魏有杂曲，至于隋唐，其作渐繁。唐之燕乐，尤称为盛，后遂称其歌词者曰词。宋之燕乐亦杂用唐声调而增广之，于是宋词遂为极多，于乐府外又别立题署，实则词亦乐府之流也。凡填词但依古调为之者，与前世拟乐府无异，盖虽依其平仄，仍未能被诸管弦。正言其体，特长短句之诗耳。以其制篇择辞有殊于雅俗之诗，因而别为区域。然则七言殊于五言，律诗异乎古体，又何不可判画之有?故凡有声之词宜归乐府之条，无声之词宜附近体之列，如此则名实俱当矣。
录古乐府之书，史志以《宋书》为最详最精。其书所录，自晋宋郊庙宴享之诗，及晋世所用相和曲、舞曲、鼓吹、铙歌，莫不备载，《晋书》特依放之耳。《南齐书·乐志》所载乐词，止于郊庙燕享之辞，其馀不录，盖以歌辞至繁，难可尽录乎?总集以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录为最备，其推考源流，解释题号，又至该洽，求古乐府者，未有能舍是书者也。今先顺释舍人之文，次录《乐府诗集》每类序说于后。古乐府部署变迁，盖可得其较略矣。
涂山歌于候人至西音以兴 此本《吕氏春秋·音初》篇。案观此，则后世依古题以制辞亦昉于古，涂山有候人之歌，其后《曹风》亦有《候人》之篇，则《曹风》依放涂山也。有娀有燕燕之歌，其后《邶风》亦有《燕燕》之篇，则《邶风》依放有娀也。孔甲有《破斧之歌》，其后《豳风》有《破斧》之篇，则《豳风》依放孔甲也。然其制题相同，托意则异。庄子言：《折扬》《皇荂》，入于里耳。寻其本，则《折扬》者，非即《雅诗》之《折柳樊圃》乎?《皇荂》者，非即《雅诗》之《皇皇者华》乎?汉鼓吹铙歌有《朱鹭》，朱鹭，鸟也，而何承天私造乐府曰《朱路》，朱路，车也。汉有《上邪》，邪，语辞也，何承天曰：《上邪》，邪曲也。此则但取声音，不问义旨，用彼旧题，抒我新意，盖其法由来久矣。
情感七始 《汉书·律历志》引《书》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七始咏。古文作在治忽、郑作在治曶。释之曰：七始，天地四时，人之始也。《大传》曰：七始，天统也。郑注曰：七始，谓黄钟、太蔟、大吕、南吕、姑洗、应钟、蕤宾也。案《汉志》以林钟为地始，郑以大吕为地始。盖《汉志》以林钟为地正，而郑以大吕为地统。《隋志》用《汉志》说。《房中歌》七始华始，正用《书》义。此则七音之起，起自虞时。而《国语》说武王克商，于是乎有七律。韦昭曰：七律为音器，用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变宫，蕤宾变徵也。是二变为武王所加。《左传·昭廿五年疏》云：此二变者，旧乐无之，声或不会，而以律和其声，调和其声，使与五者谐会，谓之七音由此也。武王始加二变，周乐有七音耳，以前未有七。案七始咏为今文异文，未可信，据《国语》说，昭明若此。盖七音实始于武王，《周礼》曰文之以五声，文略故也。
武帝崇礼，始立乐府 此据《汉书·礼乐志》文。《乐府诗集》则云：孝惠时，夏侯宽为乐府令，始以名官，至武帝乃立乐府云。
朱马以骚体制歌 案朱马为字之误。《汉书·礼乐志》云：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歌赋。《佞幸传》亦云：是时上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谓之新声曲。据此，朱马乃司马之误。
桂华杂曲 即目《房中歌》。《房中歌》第七曰《桂华》。
赤雁群篇 即目《郊祀歌》。《郊祀歌·象载瑜》十八。太始三年，行幸东海，获赤雁作。
暨后郊庙四句 案《后汉书·曹褒传》：显宗即位，曹充上言，请制礼乐，帝善之，诏曰：今且改太乐官曰太予乐，诗歌曲操，以俟君子。据此，后汉之乐一仍先汉之旧。《宋书·乐志》：汉明帝初，东平宪王制舞歌一章，荐之光武之庙。案《武德舞歌》诗见《乐府诗集》。又章帝自作食举诗四篇，后汉乐词之可考者仅此。
至于魏之三祖至韶夏之郑曲 《宋书·乐志》载《相和歌辞》。《驾六龙》、当《气出倡》。《厥初生》、当《精列》。《天地间》、当《度关山》。《惟汉二十二世》、当《薤露》。《关东有义士》、当《蒿里行》。《对酒歌太平时》、当《对酒》。《驾虹蜺》，当《陌上桑》。皆武帝作。《登山而远望》、当《十五》。《弃故乡》，当《陌上桑》。皆文帝作。又晋荀勖撰《清商三调》，旧词施用者：《平调》则《周西》、《短歌行》。《对酒》《短歌行》。为武帝词。《秋风》、《燕歌行》。《仰瞻》、《短歌行》。《别日》，《燕歌行》。为文帝词。《清调》则《晨上》、《秋胡行》。《北上》、《苦寒行》。《愿登》《秋胡行》。《蒲生》《塘上行》。为武帝词。《悠悠》，《苦寒行》。为明帝词。《瑟调》则《古公》、《善哉行》。《自惜》，《善哉行》。为武帝词。《朝日》、《善哉行》。《上山》、《善哉行》。《朝游》，《善哉行》。为文帝词。《我徂》《善哉行》、《赫赫》，《善哉行》。为明帝词。此外武帝有《碣石》。《大曲·步出夏门行》。文帝有《西山》、《大曲·折杨柳行》。《园桃》。《大曲·煌煌京洛行》。明帝有《夏门》、《大曲·步出夏门行》。《王者布大化》《大曲·櫂歌行》。诸篇。陈王所作，被于乐者亦十馀篇。盖乐词以曹氏为最富矣。彦和云三调正声者，三调本周《房中曲》之遗声。《隋书》曰：《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词，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平陈后获之。高祖听之，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然则三调之为正声，其来已久。彦和云三祖所作为郑曲者，盖讥其词之不雅耳。
傅玄晓音三句 案《晋书·乐志》曰：武帝受命，泰始二年，诏郊祀明堂礼乐权用魏仪，但改乐章，使傅玄为之辞，凡十五篇。又傅玄造四厢乐歌三首，晋鼓吹曲二十二首，舞歌二首，宣武舞歌四首，宣文舞歌二首，鼙歌五首。
张华新篇二句 案张华作四厢乐歌十六首，晋凯歌二首，黄注但举舞歌，非也。
然杜夔调律至后人验其铜尺 《魏志·杜夔传》曰：杜夔以知音为雅乐郎，后以世乱奔荆州。荆州平，太祖以夔为军谋祭酒，参太乐事，因令创制雅乐。夔善钟律，聪思过人。时散郎邓静尹商善咏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总统研精，远考诸经，近采故事，教习讲肄，备作乐器，绍复先代古乐，皆自夔始也。《晋书·律历志》云：武帝泰始九年，中书监荀勖校太乐，八音不和，始知后汉至魏尺长于古四分有馀，勖乃部著作郎刘恭依周礼制尺，所谓古尺也；依古尺更铸铜律吕，以调声韵，以尺量古器，与本铭尺寸无差。又汲郡盗发六国时魏襄王冢，得古周时玉律及钟磬，与新律声韵暗同。于时郡国或得汉时故钟，吹律命之皆应。勖铭所云此尺者，勖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荀勖造新钟律，与古器谐韵，时人称其精密，惟散骑侍郎陈留阮咸讥其声高，声高则悲，非兴国之音，亡国之音哀以思，其人困，今声不合雅，愳非德正至和之音，必古今尺有长短所致也。会咸病卒，武帝以勖律与周汉器合，故施用之。后始平掘地，得古铜尺，岁久欲腐，不知所出何代，果长勖尺四分，时人服咸之妙，而莫能厝意焉。史臣案勖于千载之外，推百代之法，度数既宜，声韵又契，可谓切密，信而有征也，而时人寡识，据无闻之一尺，忽周汉之两器，雷同臧否，何其谬哉!《世说》称有田父于野地中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勖试以校己所治金石丝竹，皆短校一米云。《隋书·律历志》云：炎历将终，而天下大乱，乐工散亡，器法湮灭。魏武始获杜夔，使定音律，夔依当时尺度，权备典章。及晋武受命，遵而不革。至泰始十年，光禄大夫荀勖奏造新度，更铸律吕。又云：诸代尺度一十五等，一周尺、《汉志》王莽时刘歆铜斛尺、后汉建武铜尺、晋泰始十年荀勖律尺，为晋前尺、祖冲之所传铜尺。祖冲之所传铜尺，其铭曰：晋泰始十年。中书考古器，揆校今尺，长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铜望臬，四曰金错望臬，五曰铜斛，六曰古钱，案《宋史·律历志》曰：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者，惟有古钱而已。七曰建武铜尺。姑洗微强，西京望臬微弱，其馀与此尺同。已上皆铭文，凡八十二字。此尺者，勖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今以此尺为本，以校诸代尺云。谨案如隋唐《志》言，则勖尺合于周尺，而杜夔尺长于勖尺一尺四分七厘，不合甚明，阮咸讥勖，则《唐志》所谓谬也。荀勖尺不可考。宋王厚之《钟鼎款识》有《古尺铭》曰：周尺、《汉志》镏歆铜尺、后汉建□阮元云：建下一字，戈旁可辨，盖武字也。铜尺、晋前尺并同。此则依放晋前尺而铸者，得以求古律名，信而有征。彦和所言，盖亦《唐志》所云雷同臧否者也。又《隋志》云：晋时始平掘地得古铜尺，实比晋前尺一尺三分七毫。
陈思称李延年闲于增损古辞 按李延年当作左延年。左延年，魏时之擅郑声者，见《魏志·杜夔传》。《晋书·乐志》，增损古辞者，取古辞以入乐，增损以就句度也。是以古乐府有与原本违异者，有不可句度者，或者以古乐府不可句度，遂嗤笑以为不美，此大妄也。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馀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客子妻；君行逾十年，贱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晋乐府所奏楚调怨诗明月篇东阿王词七解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裴回；上有愁思妇，悲叹有馀哀。一解。
借问叹者谁?自云客子妻；夫行逾十载，贱妾常独栖。二解。
念君过于渴，思君剧于饥；君为高山柏，妾为浊水泥。三解。
北风行萧萧，烈烈入我耳；心中念故人，泪堕不能止。四解。
沉浮各异路，会合当何谐?愿作东北风，吹我入君怀。五解。
君怀常不开，贱妾当何依?恩情中道绝，流止任东西。六解。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七解。
右古乐府与原本违异者。
齐书乐志载公莫辞《宋志》亦载，而文相连不别，又与此异。
吾不见公莫时。吾何婴公来。婴姥时吾。思君去时。吾何零。子以邪。思君去时。思来婴。吾去时毋那。何去吾。
右一曲，《晋公莫舞》歌，二十章，无定句，前是第一解，后是第十九二十解，杂有三句，并不可晓解。
右古乐不可句度者。
《晋书·乐志》曰：魏《雅乐》四曲，《驺虞》、《伐檀》、《文王》皆左延年改其声。晋武泰始五年，《张华》表曰：按魏《上寿食举》诗，及汉氏所施用，其文句长短不齐，未皆合古。盖以依咏弦节，本有因循，而识乐知音，足以制声度曲，法用率非凡近之所能改。二代三京，袭而不变，虽诗章词异，废兴随时，至其韵逗留曲折，皆系于旧，有由然也。据此，是古乐府韵逗有定，故采诗入乐府者，不得不增损其文，以求合古矣。
子建士衡，并有佳篇 案子建诗用入乐府者，惟《置酒》《大曲·野田黄雀行》、《明月》《楚调·怨诗》及《瞽舞歌》五篇而已，其馀皆无诏伶人。士衡乐府数十篇，悉不被管弦之作也。今案《文选》所载，自陈思王《美女篇》以下至《名都篇》，陆士衡乐府十七首，谢灵运一首，鲍明远八首，谢玄晖《鼓吹曲》，乐府所用。缪熙伯以下三家挽诗，皆非乐府所奏。将以乐音有定，以诗入乐，须有增损。至于当时乐府所歌，又皆体近讴谣，音邻郑卫，故昭明屏不入录乎。
轩岐鼓吹，汉世铙挽 《铙歌》即《鼓吹》，《挽歌》即《相和辞》之《蒿里》。戎丧殊事，谓《铙歌》用之兵戎，《挽歌》以给丧事也。
缪袭所致 按缪袭作魏《鼓吹曲》十二首，又《挽歌》一首。
子政品文二句 此据《艺文志》为言，然《七略》既以诗赋与六艺分略，故以歌诗与诗异类。如令二略不分，则歌诗之附诗，当如《战国策》、《太史公书》之附入《春秋》家矣。此乃为部类所拘，非子政果欲别歌于诗也。《乐府诗集》分十二类，每类皆有叙说原流之辞，极为详赅，兹迻录之略有删节。如（左）〔下〕：
郊庙歌辞
自黄帝已后，至于三代，千有馀年，而其礼乐之备，可以考而知者，唯周而已。两汉已后，世有制作，其所以用于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者，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武帝时，诏司马相如等造《郊祀歌诗》十九章，五郊互奏之。又作《安世歌诗》十七章，荐之宗庙，至明帝乃分乐为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之乐。郊乐者，《易》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宗庙乐者，《虞书》所谓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也。二曰《雅颂乐》，典六宗社稷之乐。社稷乐者，《诗》所谓琴瑟击鼓，以御田祖，《礼记》曰：乐施于金石，越于音声，用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是也。永平三年，东平王苍造《光武庙登歌》一章，称述功德，而郊祀同用汉歌。魏歌辞不见，疑亦用汉辞也。武帝始命杜夔创定雅乐，时有邓静尹商善训雅歌，歌师尹胡能习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总领之。魏复先代古乐，自夔始也。晋武受命，百度草创，泰始二年，诏郊庙明堂礼乐权用魏仪，遵周室肇称殷礼之义，但使傅玄改其乐章而已。永嘉之乱，旧典不存，贺循为太常，始有《登歌》之乐。明帝太宁末，又诏阮孚增益之。至孝武太元之世，郊祀遂不设乐。宋文帝元嘉中，南郊始设《登歌》，庙舞犹阙，乃诏颜延之造《天地郊庙登歌》三篇。大抵依仿晋曲，是则宋初又仍晋也。南齐梁陈，初皆沿袭，后更创制，以为一代之典，元魏宇文，继有朔漠，宣武已后，雅好胡曲，郊庙之乐，徒有其名。隋文平陈，始获江左旧乐，乃调五音，为《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调，宾祭用之。唐高祖受禅，未遑改造；乐府尚用前世旧文。武德九年，乃命祖孝孙修定雅乐，而梁陈尽吴楚之音，周齐杂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唐乐，贞观二年奏之。安史作乱，咸镐为墟，五代相承，享国不永，制作之事，盖所未暇，朝廷宗庙典章文物，但按故常，以为程式云。
燕射歌辞
《仪礼·燕礼》曰：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入，奏《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邱》，歌《南山有台》，笙《由仪》，遂歌《乡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此燕飨之有乐也。《大司乐》曰：大射，王出入，奏《王夏》。及射，令奏《驺虞》。诏诸侯以弓矢舞，乐师、燕射，帅射夫以弓矢舞，大师、大射，帅瞽而歌射节。此大射之有乐也。《王制》曰：天子食举以乐。《大司乐》、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钟鼓。汉鲍业曰：古者天子食饮必顺四时五味，故有食举之乐，所以顺天地，养神明，求福应也。此食举之有乐也。《隋书·乐志》曰：汉明帝时，乐有四品，其二曰《雅颂乐》，辟雍飨射之所用。则《孝经》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记》曰：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三曰《黄门鼓吹》，天子宴群臣之所用，则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汉有《殿中御饭食举》七曲，《太乐食举》十三曲。魏有雅乐四曲，皆取周诗《鹿鸣》，晋荀勖以《鹿鸣》燕嘉宾，无取于朝，乃除《鹿鸣》旧歌，更作《行礼诗》四篇，先陈三朝朝宗之义，又为《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诗十二篇。司律陈颀以为三元肇发，群后奉璧，趋步拜起，莫非行礼，岂容别设一乐，谓之行礼?荀讥《鹿鸣》之失，似悟昔缪，还制四篇，复袭前轨，亦未为得也。终宋齐以来，相承用之。梁陈三朝乐有四十九等，其曲有《相和五引》及《俊雅》等七曲。后魏道武初，正月上日，飨群臣，备列宫县正乐；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时飨会亦用之。隋炀帝初，诏秘书省学士定殿前乐，工歌十四曲，终大业之世，每举用焉。其后又因高祖七部乐，乃定以为九部。唐武德初，宴享承隋旧制，用九部乐。贞观中，张文收造宴乐，于是分为十部。后更分宴乐为立坐二部。天宝以后，宴乐西凉龟兹部著录者二百馀曲，而清乐天竺诸部不在焉。
鼓吹曲辞
《鼓吹曲》，一曰《短箫铙歌》。刘定《军礼》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骚人曰鸣篪吹竽是也。蔡邕《礼乐志》曰：汉乐四品，其四曰《短箫铙歌》，军乐也。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敌劝士也。《周礼·大司乐》曰：王师大献，则令奏恺乐。《大司马》曰：师有功，则《恺乐》献于社。郑康成云：兵乐曰恺，献功之乐也。《宋书·乐志》曰：雍门周说孟尝君鼓吹于不测之渊。说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籁之属，非箫鼓合奏，别为一乐之名也。然则《短箫铙歌》此时未名《鼓吹》矣。应劭《汉卤簿图》唯有骑执箛。箛即笳，不云鼓吹。而汉世有《黄门鼓吹》。汉《享宴食举乐》十三曲，与魏世鼓吹长箫同。长箫短箫，《伎录》并云丝竹合作，执节者歌。又《建初录》云：《务成》、《黄爵》、《玄云》、《远期》，皆《骑吹曲》，非《鼓吹曲》。此则列于殿庭者名《鼓吹》，今之从行鼓吹为《骑吹》，二曲异也。又孙权观魏武军，作《鼓吹曲》而还，此应是今之《鼓吹》。魏晋世又假诸将帅及牙门曲，盖鼓吹，斯则其时方谓之《鼓吹》矣。按《西京杂记》，汉大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有黄门前后部鼓吹，则不独列于殿庭者名《鼓吹》也。汉《远如期》曲辞，有雅乐陈及增寿万年等语，无马上奏乐之意，则《远如期》又非《骑吹曲》也。《晋中兴书》曰：汉武帝时，南越加置交趾、九真、日南、合浦、南海、郁林、苍梧七郡，皆假《鼓吹》。《东观汉记》曰：建初中，班超拜长史，假《鼓吹》麾幢。则《短箫铙歌》，汉时已名《鼓吹》，不自魏晋始也。崔豹《古今注》曰：汉乐有《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也。《短箫铙歌》，《鼓吹》之一章尔，亦以赐有功诸侯。然则《黄门鼓吹》、《短箫铙歌》，与《横吹曲》得通名《鼓吹》，但所用异尔。汉有《朱鹭》等二十二曲，列于《鼓吹》，谓之《铙歌》。及魏受命，使缪袭改其十二曲，而《君马黄》、《雉子班》、《圣人出》、《临高台》、《远如期》、《石留》、《务成》、《玄云》、《黄爵》、《钓竿》十曲并仍旧名。是时吴亦使韦昭改制十二曲，其十曲亦因之。而魏吴歌辞存者唯十二曲，馀皆不传。晋武帝受禅，命傅玄制二十二曲，而《玄云》、《钓竿》之名不改旧汉。宋齐并用汉曲，又《充庭》十六曲，梁高祖乃去其四，留其十二，更制新歌，合四时也。北齐二十曲，皆改古名，其《黄爵》、《钓竿》略而不用。后周宣帝革前代鼓吹，制为十五曲，并述功德受命以相代，大抵多言战阵之事。隋制，列鼓吹为四部，唐则又增为五部，部各有曲，唯《羽葆》诸曲，备叙功业，如前代之制，齐武帝时，寿昌殿南阁置《白鹭》、《鼓吹》二曲，以为宴乐。陈后主常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则奏之，此又施于燕私矣。
横吹曲辞
《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其后分为二部，有箫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汉武帝时，南越七郡皆给《鼓吹》是也。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按《周礼》云：以鼖鼓鼓军事。旧说云：蚩尤氏帅魑魅与黄帝战于涿鹿，帝乃始命吹角为龙鸣以御之。其后魏武北征乌丸，越沙漠，而军士思归，于是减为半鸣，尤更悲矣。《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汉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而世所用者，有《黄鹄》等十曲，其辞后亡。又有《关山月》等八曲，后世之所加也。后魏之世，有《簸逻回歌》，其曲多可汗之辞，皆燕魏之际鲜卑歌辞，虏音不可晓解，盖《大角曲》也。又《古今乐录》有梁《鼓角横吹曲》，多叙慕容垂及姚泓时战阵之事，其曲有《企喻》等歌三十六曲，总六十六曲，未详时用何篇也。自隋以后，始以《横吹》用之卤簿，与《鼓吹》列为四部，总谓之《鼓吹》：一曰鼓部，二曰铙鼓部，三曰大横吹部，四曰小横吹部。唐制，太常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调习之节，以备卤簿之仪，而分五部：一曰鼓吹部，二曰羽葆部，三曰铙吹部，四曰大横吹部，五曰小横吹部。
相和歌辞
《宋书·乐志》曰：《相和》，汉旧曲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更递》、《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识、列和等复合之为十三曲。其后晋荀勖又采旧辞，施用于世，谓之《清商三调歌》诗，即沈约所谓因管弦金石造歌以被之者也。《唐书·乐志》曰：《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汉世谓之三调，又有《楚调》、《侧调》。《楚调》者，汉《房中乐》也。高帝乐楚声，故《房中乐》皆楚声也。《侧调》者，生于《楚调》，与前三调总谓之《相和调》。《晋书·乐志》曰：凡乐章古辞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讴谣，《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其后渐被于弦管，即《相和》诸曲是也。魏晋之世，相承用之。永嘉之乱，五都沦覆，中朝旧音，散落江左，后魏孝文、宣武用师淮汉，收其所获南音，谓之《清商乐》，《相和》诸曲亦皆在焉。所谓《清商》、《正声》、《相和五调伎》也。凡诸调歌辞，并以一章为一解。《古今乐录》曰：伧歌以一句为一解。中国以一章为一解。王僧虔启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当时先诗而后声，诗叙事，声成文，必使志尽于诗，音尽于曲，是以作诗有丰约，制解有多少，犹《诗·君子阳阳》两解、《南山有台》五解之类也。又诸调曲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辞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又《大曲》十五曲，沈约并列于《瑟调》，又别叙《大曲》于其后，唯《满歌行》一曲，诸调不载，故附见于《大曲》之下。其曲调先后，亦准《技录》为次云。
清商曲辞
《清商乐》，一曰《清乐》。《清乐》者，九代之遗声，其始即《相和三调》是也。并汉魏以来旧曲。其辞皆古调及魏三祖所作。自晋朝播迁，其音分散。苻坚灭凉得之，传于前后二秦。及宋武定关中，因而入南，不复存于内地。自是已后，南朝文物，号为最盛，民俗国谣，亦世有新声，故王僧虔论《三调歌》曰：今之《清商》，实由《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可怀，京洛相高，江左弥重，而情变听改，稍复零落，十数年间，亡者将半，所以追馀操而长怀，抚遗器而太息者矣。后魏孝文讨淮汉，宣武定寿春，收其声伎，得江左所传中原旧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之《清商乐》。至于殿庭飨宴，则兼奏之。遭陈梁亡乱，存者盖寡。及隋平陈得之，文帝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乃微更损益，去其哀怨，考而补之，以新定律吕，更造乐器，因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谓之《清乐》。开皇初，始置七部乐，《清商伎》其一也。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等为九部，而《清乐》歌曲有《杨伴》，舞曲有《明君》、《并契》，乐器有钟、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筝、节鼓、笙、笛、箫、篪、埙等十五种，为一部。唐又增吹叶而无埙。隋室丧乱，日益沦缺，唐贞观中，用十部乐，《清乐》亦在焉。至武后时，犹有六十三曲，其后四十四曲存焉。长安以后，朝廷不重古曲，工伎寖缺，能合于管弦者，惟《明君》、《杨伴》、《晓壶》、《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等八曲，自是乐章讹失，与吴音转远。开元中，刘贶以为宜取吴人使之传习，以问歌工李郎子。郎子北人，学于江都人俞才生，时声调已失，唯《雅歌》曲辞，辞典而音雅。后郎子亡去，《清乐》之歌遂阙。自周隋已来，管弦雅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唯琴工犹传楚汉旧声，及《清调》蔡邕五弄，《楚调》四弄，谓之九弄，雅声独存。
舞曲歌辞
《通典》曰：乐之在耳者曰声，在目者曰容，声应乎耳，可以听知，容藏于心，难以貌观，故圣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发扬蹈厉以见其意，声容选和，而后大乐备矣。《诗序》曰：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乐心内发，感物而动，不觉手之自运，欢之至也，此舞之所由起也。舞亦谓之万。《礼记外传》曰：武王以万人同灭商，故谓舞为万。《商颂》曰：万舞有弈，则殷已谓之万矣。《鲁颂》曰：万舞洋洋；《卫诗》曰：公庭万舞；然则万亦舞之名也。《春秋》鲁隐公五年：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因问羽数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而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杜预以为六六三十六人。而沈约非之，曰：八音克谐，然后成乐，故必以八人为列，自天子至士，降杀以两，两者，减其二列尔。预以为一列又减二人，至士止馀四人，岂复成乐?服虔谓：天子八八，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于义为允也。周有六舞：一曰舞，二曰羽舞，三曰皇舞，四曰旄舞，五曰干舞，六曰人舞。舞者，析五彩缯，若汉灵星舞子所持是也。羽舞者，析羽也。皇舞者，杂五彩羽如凤凰色，持以舞也。旄舞者，氂牛之尾也。干舞者，兵舞，持盾而舞也。人舞者，无所执，以手袖为威仪也。《周官》：舞师掌教兵舞，帅而舞山川之祭祀；教舞，帅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帅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帅而舞旱暵之事。乐师亦掌教国子小舞。自汉以后，乐舞寖盛，故有雅舞，有杂舞。雅舞用之郊庙朝飨，杂舞用之宴会。晋傅玄又有十馀小曲，名为舞曲。故《南齐书》载其辞云：获罪于天，北徙朔方，坟墓谁扫，超若流光。疑非宴乐之辞，未详其所用也。前世乐饮，酒酣必自起舞，《诗》云屡舞僊僊是也。故知宴乐必舞，但不宜屡尔，讥在屡舞，不讥舞也。汉武帝乐饮，长沙定王起舞，是也。自是以后，尤重以舞相属，所属者代起舞，犹世饮酒以杯相属也。灌夫起舞以属田蚡，晋谢安舞以属桓嗣，是也。近世以来，此风绝矣。
琴曲歌辞
琴者，先王所以修身理性禁邪防淫者也，是故君子无故不去其身。《唐书·乐志》曰：琴，禁也，夏至之音，阴气初动，禁物之淫心也。《世本》曰：琴，神农所造。《广雅》曰：伏羲造琴，长七尺二寸而有五弦。扬雄《琴清英》曰：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化。《琴操》曰：琴长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广六寸，象六合也。其上曰池，池，水也，言其平；下曰滨，滨，宾也，言其服也。前广后狭，尊卑象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也。五弦，象五行也。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古今乐录》曰：今称二弦为文武弦是也。应劭《风俗通》曰：七弦，法七星也。《三礼图》曰：琴第一弦为宫，次弦为商，次为角，次为羽，次为徵，次为少宫，次为少商。桓谭《新论》曰：今琴四尺五寸，法四时五行也。崔豹《古今注》曰：蔡邕益琴为九弦，二弦大，次三弦小，次四弦尤小。梁元帝《纂要》曰：古琴名有清角，黄帝之琴也。鸣鹿、循况、滥胁、号钟、自鸣、空中，皆齐桓公琴也。绕梁，楚庄王琴也。绿绮，司马相如琴也。焦尾，蔡邕琴也。凤凰，赵飞燕琴也。自伏羲制作之后，有瓠巴、师文、师襄、成连、伯牙、方子春、钟子期皆善鼓琴，而其曲有畅、有操、有引、有弄。《琴论》曰：和乐而作，命之曰畅，言达则兼济天下，而美畅其道也。忧愁而作，命之曰操，言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也。引者，进德修业，申达之名也。弄者，情性和畅，宽泰之名也。其后西汉时有庆安世者，为成帝侍郎，善为《双凤离鸾》之曲，齐人刘道疆能作《单凫寡鹤》之弄，赵飞燕亦善为《归风送远》之操，皆妙绝当时，见称后世。若夫心意感发，声调谐应，大弦宽和而温，小弦清廉而不乱，攫之深，之愉，斯为尽善矣。古琴曲有五曲、九引、十二操。五曲：一曰《鹿鸣》，二曰《伐檀》，三曰《驺虞》，四曰《鹊巢》，五曰《白驹》。九引：一曰《烈女引》，二曰《伯妃引》，三曰《贞女引》，四曰《思归引》，五曰《霹雳引》，六曰《走马引》，七曰《箜篌引》，八曰《琴引》，九曰《楚引》。十二操：一曰《将归操》，二曰《猗兰操》，三曰《龟山操》，四曰《越裳操》，五曰《拘幽操》，六曰《岐山操》，七曰《履霜操》，八曰《朝飞操》，九曰《别鹤操》，十曰《残形操》，十一曰《水仙操》，十二曰《襄陵操》。自是以后，作者相继，而其义与其所起略可考而知，故不复备论。《乐府解题》曰：《琴操》纪事，好与本传相违，存之者，以广异闻也。
杂曲歌辞
《宋书·乐志》曰：古者天子听政，使公卿大夫献诗，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然后被于声。于是有采诗之官。周室下衰，官失其职。汉魏之世，歌咏杂兴，而诗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谣，曰吟，曰咏，曰怨，曰叹，皆诗人六义之馀也。至其协声律，播金石，而总谓之曲。若夫均奏之高下，音节之缓急，文辞之多少，则系乎作者才思之浅深，与其风俗之薄厚。当是时，如司马相如、曹植之徒，所为文章，深厚尔雅，犹有古之遗风焉。自晋迁江左，下逮隋唐，德泽寖微，风化不竞，去圣逾远，繁音日滋，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哀淫靡曼之辞，迭作并起，流而忘返，以至陵夷。原其所由，盖不能制雅乐以相变，大抵多溺于郑卫，由是新声炽而雅音废矣。昔晋平公说新声，而师旷知公室之将卑；李延年善为新声变曲，而闻者莫不感动；其后元帝自度曲被声歌，而汉业遂衰；曹妙达等改易新声，而隋文不能救。呜呼，新声之感人如此，是以为世所贵。虽沿情之作，或出一时，而声辞浅迫，少复近古。故萧齐之将亡也，有《伴侣》；高齐之将亡也，有《无愁》；陈之将亡也，有《玉树后庭花》；隋之将亡也，有《泛龙舟》。所谓烦手淫声，争新怨衰，此又新声之弊也。杂曲者，历代有之，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游欢乐之所发，或忧愁愤怨之所兴，或叙离别悲伤之怀，或言征战行役之苦，或缘于佛老，或出自夷虏，兼收备载，故总谓之杂曲。自秦汉以来，数千百岁，文人才士，作者非一。干戈之后，丧乱之馀，亡失既多，声辞不具，故有名存义亡，不见所起。而有古辞可考者，则若《伤歌行》、《生别离》、《长相思》、《枣下何纂纂》之类是也。复有不见古辞，而后人继有拟述，可以概见其义者，则若《出自蓟北门》、《结客少年场》、《秦女卷衣》、《半渡溪》、《空城雀》、《齐讴》、《吴趋》、《会吟》、《悲哉》之类是也。又如汉阮瑀之《驾出北郭门》，曹植之《惟汉苦思》、《欲游南山》、《事君》、《车已驾》、《桂之树》等行，《盘石》、《驱车》、《浮萍》、《种葛》、《吁嗟》、《 》等篇，傅玄之《云中白子高》、《前有一樽酒》、《鸿雁生塞北行》、《昔思君》、《飞尘》、《车遥遥》篇，陆机之《置酒》，谢惠连之《晨风》，鲍照之《鸿雁》，如此之类，其名甚多。或因意命题，或学古叙事，其辞具在，故不复备论。
近代曲辞
荀子曰：久则论略，近则论详。言世近而易知也。两汉声诗著于史者，唯《郊祀》、《安世》之歌而已。班固以巡狩福应之事，不序郊庙，故馀皆弗论。由是汉之杂曲，所见者少，而《相和铙歌》，或至不可晓解，非无传也，久故也。魏晋以后，讫于梁陈，虽略可考，犹不若隋唐之为详，非独传者加多也，近故也。近代曲者，亦杂曲也，以其出于隋唐之世，故曰近代曲也。隋自开皇初，文帝置七部乐：一曰西凉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至大业中，炀帝乃立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衣，于是大备。唐武德初，因隋旧制，用九部乐。太宗增高昌乐，又造宴乐，而去礼毕曲，其著令者十部：一曰宴乐，二曰清商，三曰西凉，四曰天竺，五曰高丽，六曰龟兹，七曰安国，八曰疏勒，九曰高昌，十曰康国，而总谓之燕乐。声辞繁杂，不可胜纪。凡燕乐诸曲，始于武德贞观，盛于开元天宝。其著录者十四调，二百二十二曲。又有梨园，别教院法，歌乐十一曲，云韶乐二十曲，肃代以降，亦有因造，僖昭之乱，典章亡缺，其所存者，概可见矣。
杂歌谣辞
言者，心之声也，歌者，声之文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夫欲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连如贯珠，此歌之善也。《宋书·乐志》曰：黄帝、帝尧之世，王化下洽，民乐无事，故因击壤之欢，庆云之瑞，民因以作歌。其后风衰雅缺，而妖淫靡曼之声起。周衰，有秦青者善讴，而薛谈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伎而辞归。青饯之于郊，乃抚节悲歌，声震林木，响遏行云，薛谈遂留不去，以卒其业。又有韩娥者，东之齐，至雍门，匮粮，乃鬻歌假食，既去，馀响绕梁，三日不绝，左右谓其人不去也。过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遽追之，韩娥还，复为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跃抃舞，不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赠遣之。故雍门之人善歌哭，效韩娥之遗声。卫人王豹处淇川，善讴，河西之民皆化之。齐人绵驹处高唐，善歌，齐之右地亦传其业。前汉有鲁人虞公者，善歌，能令梁上尘起。若斯之类，并徒歌也。《尔雅》曰：徒歌谓之谣。《广雅》曰：声比于琴瑟曰歌。《韩诗章句》曰：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梁元帝《纂要》曰：齐歌曰讴，吴歌曰歈，楚歌曰艳，淫歌曰哇，振旅而歌曰凯歌，堂上奏乐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故歌曲有《阳陵》、《白露》、《朝日》、《鱼丽》、《白水》、《白雪》、《江南》、《阳春》、《淮南》、《驾辩》、《渌水》、《阳阿》、《采菱》、《下里》、《巴人》，又有《长歌》、《短歌》、《雅歌》、《缓歌》、《浩歌》、《放歌》、《怨歌》、《劳歌》等行。汉世有《相和歌》，本出于街陌讴谣，而吴歌杂曲，始亦徒歌。复有《但歌》四曲，亦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时有宋容华者，清彻好声，善唱此曲，当时特妙。自晋以后不复传，遂绝。凡歌有因地而作者，《京兆邯郸歌》之类是也。有因人而作者，孺子《才人歌》之类是也。有伤时而作者，微子《麦秀歌》之类是也。有寓意而作者，张衡《同声歌》之类是也。宁戚以困而歌，项籍以穷而歌，屈原以愁而歌，卞和以怨而歌，虽所遇不同，至于发乎其情则一也。历世以来，歌谣杂出，今并采录，且以谣谶系其末云。
新乐府辞
乐府之名，起于汉魏，自孝惠帝时夏侯宽为乐府令，始以名官。至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则采歌谣被声乐，其来盖亦远矣。凡乐府歌辞，有因声而作歌者，若魏之三调歌诗，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是也。有因歌而造声者，若《清商》、《吴声》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是也。有有声有辞者，若《郊庙》、《相和》、《铙歌》、《横吹》等曲是也。有有辞无声者，若后人之所述作，未必尽被于金石是也。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元微之病后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谓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近代唯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乃与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更拟古题。因刘猛李馀赋乐府诗，咸有新意，乃作《出门》等行十馀篇。其有虽用古题，全无古义，则《出门行》不言离别，《将进酒》特书列女。其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则《田家》止述军输，《捉捕》请先蝼蚁，如此之类，皆名乐府。由是观之，自风雅之作以至于今，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世之审音者，傥采歌谣以被声乐，则新乐府其庶几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