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余每言心生活与身生活，此篇转移角度来言心世界与物世界。
物世界在人生之外面，共同公有，比较简单相同。心世界在人生之内里，各自私有，比较复杂多异。人生绝不能脱离物世界，但更重要则在心世界。
试作一浅譬。某一旅行团乘飞机出发，此一飞机，即是此一旅行团之共同物世界，无大区别。逮其降落，进入城市，游览名胜，城市名胜，亦为此旅行团体之共同物世界，亦无大相异。但在此团体中，各人所引生之情绪，所激发之兴会，所增添之知识，所触起之感想，其对各人此后人生种种影响，则人各不同。此一旅行，乃是在各人的共同物世界中，获得了人各不同之心生活，来扩大与修改其各自的心世界。其事岂不甚显易知。
人生正如一番旅行，各人投生到此同一物世界，而各人之生命旅程，所取所得，则千差万异。旅行只是一外形，旅行者之心境，乃是此番旅行之真实内容，有意义，有价值。换一人，便一切都换，绝不相同。
或说，外面物世界，固是共同一致，但经各人占夺争取，成为各别私有，便不复共同一致。此说若不可否认。但此种私有，实假非真。如进一旅店，租一客房，日间在此起坐，夜间在此睡眠，好像此房已为所占有。但退租离去，便不相干，另有人来租住。故此私有，乃属暂时性之假私有。在此房中，日间想心事，夜间做梦，这些想和梦，离去时仍会由心带走，甚至可以毕生不忘，此始是常久性之真私有。纵使这些想和梦，终于忘了，不再记忆，但已融化心境中，起多变化而不自知。如撒盐水中，水味自有变。心生活乃为真人生，永属私有。如租一间头等豪华客室，在此室中，作荒唐想，做丑恶梦。或租了一间狭小黑暗的低等客室，但在此室中，或许得了一番人生真理之启悟，夜间或做了一场美妙生动的好梦。试问在此物世界里，用金钱租来之两旅室，其相互间之不同，较之居住人在其心境上之相异，论其意义与价值，固是孰真孰假，又是孰高孰下？
实则在此物世界中，一切占夺争取，仍属心世界事。只要真懂得心生活，真进入此心世界，而确真认识了此心。则对此物世界，大可不争不夺，有退有让。人生之所资于物世界者，实不贵多而贵少，不贵大而贵小。陆象山所谓只要减不要增。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身如此，心尤然。心之所需于物者，在求能心定心安心乐。种种需求，要恰好，不要过分。若言物世界，地球之外有太阳，太阳系之外，有银河星群。此宇宙中，不知有若干亿兆银河星群。每一银河星群中，便可有千亿以上太阳般大的星。星与星间之距离，多有超越一万光年之上者。人则只住在此太阳系行星中之地球上，微小已极。起居之室，更有限。对此物世界里的一切，太看重，太贪多，徒使此心不定不安不乐。不知足，不恰好，不徒无益，又且有害。
科学发明，日新月异，物世界更不简单。但就人类文化历史看，大圣贤、大豪杰、大哲人、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一应大人物大事业，对人生有大意义大价值者，出现在一两千年前简陋之物世界中，并不比出现在当前灿烂光辉的物世界中者来得少，抑且反而多。科学文明，亦属心世界事，物世界何来有科学发明。
古人夜间读书，或燃薪取火，或烧蜡烛，或点油灯，只要光线配合便够。现代人用电灯，也仍只要光线配合。古人旅行，骑骡乘车。近人用飞机、轮船、火车、汽车，岂不只是同样代步。就人生价值言，相差并不大。急忙快速，并不比从容缓慢心境更好些。遥远的旅行，也并不比近程的旅行，心境更好些。旅行在求心乐，并不争快与远。孔子一车两马，周游在外十四年，其对人生之种种感触启悟，有意义有价值之内心境界，不仅对自心然，对千百世以下之心世界，仍还有影响，有贡献。若使孔子在今天，坐飞机、轮船、火车、汽车，或许转因太匆忙，太急促，太多刺激，不够亲切，而在其内心生命上反会有减损。孔子在当时，所阅书籍无多，或转易使其内心发展潜深广大。后世书籍多，阅览杂，或反只以遮眼。读书难，选书更不易。心不专不一，不安不定，随便翻阅，反会损人神智，成为近代人生一大病。正如吃得多吃得快，足以伤胃。跑得远跑得快，反而一些也没有见。即小可以喻大，不能专在物世界中作狭隘浮浅的衡量。
此非谓物质文明不该发展，主要在求物世界与心世界有一恰好之配合。单求物世界发展，其事易。要兼顾到心世界，使心物内外得一恰好配合，其事难。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颜渊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人生主要目标，在自求心乐。躯体所需简单有限。在现时代科学文明之物世界中，果使孔颜复生，心有修养，亦不会不乐。但所需修养功夫，比在二千年前当益难。耶稣说，富人入天国，如骆驼钻针孔。生在当前物世界中，要进入天堂心世界，真如针孔难钻了。物世界供给愈进步，心世界享受愈剥削，其心反多不定不安不乐，总觉得不满足不好，这是千真万确事。当前人生问题之主要点正在此。
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二程当夜归途，有“吟风弄月我与点也”之意。现世界依然有此风，有此月，但往年孔颜周程那一番心境，那一番乐趣，可不易觅，甚至不易了解。难道现代人沈浸在大都市夜总会里，较之孔颜二程，内心会更满足更好吗？“问我何所有，山中有白云，只堪自怡悦，不堪持赠君。”若赠孔子颜渊大都市里一所花园大洋楼，现代设备一应俱全，其事易。但孔颜当年乐处，又何法相赠呢？程明道本喜入山行猎，听了周濂溪一番话，自谓此等乐趣已不再留在心上。濂溪说，莫看得太易，怕此心还在。过了十二年，途中偶见山中猎人驰骋奔逐，不觉此心跃然而喜。乃知濂溪话不虚。今天读此故事，反说周程太过道学气，山中行猎为何要不得。不知孔颜乐处在心世界，不多要外面条件。入山行猎，乃属物世界中事，并非要不得，但必需外面多种条件配合。一为这些条件黏缠，心上转添了一病。物的占有，有时成为心的亏欠。而贪欲无厌，层层缠缚，看得物世界愈大，转觉心世界愈狭。此心更无间隙，转动不得，却还恨自己力弱。心中只见有物，物外不见有心。心滋不乐，还尽向外面求消遣求享受。消遣则是一无常，享受反成一毒害。若真能明白到周程当时这一番故事，能使此心自由自在，不为物缚，不受物占，清明在躬，虚灵不昧，也自会领略到人生寻乐真谛。吟风弄月的一番乐趣，也并不是只有二程当年能享受。
而且物世界种种进步，实还来自心世界。所憾者，此种种进步之推动力量，多出于商人企业之求财求利心。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自称其中古社会为黑暗时期。但西方史学家中，也有人曾发问，黑暗究竟在中古，抑在现代？这一问，却值得今人之深省。
中国历史人物随时代而异。抑且衰世乱世，人物兴起乃更胜于治世盛世。皇古不论，春秋继夏商周三代为一衰乱世，而人才则较多。战国益乱，又益多。春秋时代，尚多在朝贵族人物，战国则多起于在野之平民。
秦汉以下，封建改为郡县，乃有士人政府出现。百家言转归于王官学，更无诸子纷争。士风大变，乃汇成两大流，一进显在朝，一隐退在野，实为儒道合流。秦代易传中庸两书已显其端倪，其他百家言尽归消散。汉书艺文志，战国诸子著作，尚多遗存。隋书经籍志中，则其书多归湮灭。此非出在朝帝王意旨，实亦在野学人之自由取舍。士登于朝，乃为治世盛世，但政治属群业，不可常。士退于野，乃为衰世乱世，而隐退者之心志聪明，转得横溢四出，异峰特起。一部中国学术史之转变，因缘所在，深值探寻。
司马谈为汉史官，未见成绩。其论六家要旨，尊道家言。其子迁获罪，转为中书令，终成史记一书，为此下二十五史之冠。其学乃转尊孔。父子从政志学相异，成绩亦大不同。其中亦有妙义可寻。武帝表彰五经，而经学大业则成于晚汉在野之郑玄。武帝招揽文学侍从之臣，而文学新运则在汉末之建安。学业成就，在野不在朝，亦其证。
两晋南北朝益衰益乱，但人物蔚起，实未逊于两汉之盛世。姑举王羲之陶渊明两人言。羲之以书法名家，书法乃中国一特有艺术。羲之生门第之家，身膺世宦，而能聚精会神，创此奇迹，其心之澹泊宁静，乐此不疲可知。书法虽小道，而羲之于此，亦犹孔孟庄老之特出。无此创兴，中国文化此下亦当阙书法一门，为此损色。唐太宗深爱羲之书法，中国在朝者每好在野者之好，尊在野者所尊，而岂所谓帝王之专制。渊明耻为五斗米折腰，退隐不仕，古诗三百首以来，特起以诗名家。梁昭明太子尤崇之。使中国后世无诗，文化传统亦当大变。羲之渊明对中国文化之大贡献，即见心世界之尤重于物世界。
近代国人慕西化，讥前人好古守旧，不重创造。如羲之渊明，岂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两大创造。书家群好羲之，诗人群好渊明，但亦各自创新，不蹈袭。儒林之与道家，亦非墨守孔孟庄老，各有树立表现。性相近而时地异，所好在古，所成则在己。传统相承，而推陈出新，此亦心世界事。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亦犹王陶之推陈出新，而岂守旧之谓。
孔子曰：“志于学。”濂溪言：“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伊尹颜渊，心所乐各不同。心既有乐，可于物世界无多求。孔子曰：“富贵不可求，从吾所好。”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人物，皆能从心所好。此乃最为特异处。西方古希腊好经商，罗马好黩武，现代国家自英法至美苏所好，亦无逾此两型。西方物世界，亦从心世界来。比较中西历史，非求之其心，又何以知之。
希腊占一小地面，故其人生每主空间扩大。中国乃一大地面，故其人生唯望时间延长。西方早信有灵魂，生前死后，各有其长时间之存在。尘世百年，仅是一短暂变态，仅求应付，殆无思前顾后之可能。中国则异此。始生有魄，继之有魂。魄附体，耳听目视，百官四肢之作用皆是魄。魂乃一种心作用。死则魄与体同归腐朽，魂气则离体浮游，亦言神魂。木主神位，使魂气得所依附。置庙堂中，岁时拜祭。故有招魂礼，而不墓祭。人死而魂气常在。孔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对死者无情，则生人相与，情亦浅薄。孔子又曰：“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外界宇宙果有此神与否，孔子不深论。祭者自尽我心，使我心不复追念及于死者，即无鬼神可言。故中国乃并物质心灵而为一。不仅心灵有彼我之相通，即物质亦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之生命即从父母分出。使无父母，何有我生。西方人信灵魂，灵魂既独立，且生前即有，与父母无关。彼我间，亦各不相干。耶稣讲道，其母往听。耶稣言，谁为吾母，老于我之女子皆吾母。佛家则有前世冤孽，后世投胎为子，以报前世之仇者。故信灵魂，必尊个人主义。出家为僧，亦一种个人主义。与中国人所信人群乃一共同大生命体之观念大不同。
从中国人观念言，百亩之田，五口之家，产业亦可传百世。五口中，上有父母，下有子女，骨肉蝉联，亦已三世。言其身生活，则血统贯注，我生即父母生，子女之生亦即我生。小生命分五口，大生命属一脉。故中国人言身，必兼及家。一家之生命，实无异我一人之生命。而祖孙三世相嬗，至少当在百年之上，或可超百五十年。
更有七口九口之家，上及祖，下及孙，则为五世同堂。自我上接高曾，即为五世。下逮玄曾，又五世，前后共九世，此非易得。然自心生活言，虽未目睹，口耳相传，高曾祖之为人为生，亦在我心中。一人之生命，可以上通五世，亦可下通五世，前后可达三百年之久。祠堂庙宇即此生命相传。古人居宅在右，祠堂庙宇在左，死生同居一宅。自我玄孙至我高祖，上下三百年，成为一家之大生命。中国人重视家族，胜于个人，其意即在此。
然家有内外之别，又有邻里乡党。苟其有德服人，有功及人，其死，邻里乡党亦纪念奉祠之。此则其人乃进而为一乡之人。中国各地有乡贤祠，即由此来。中国人言孝弟，孝之对象为其父母。论语言：“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可见弟道不限于一家之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十年以长，则皆以父辈视之。其有立德立功，乡人莫不敬事之如家长。敬老即弟道。故居家有孝，出门有弟。人自幼年即教以孝弟，则一乡亦如一家。生命之扩大与绵延，其端在此。则唯心生活大生命中有之，非个人之身生活小生命所能有。
吾家居无锡东南乡，离家四五华里外有皇山。其实乃一小土丘。相传吴泰伯让国来此，遂葬焉。乡民三千年来奉祠不绝。环小丘十数华里内，皆称泰伯乡，又称让皇乡。又有荆村蛮村，亦以泰伯居荆蛮名。今则改蛮村为梅村，亦称梅里。下及东汉，梁鸿孟光夫妇来居，死亦葬焉。故此丘亦称鸿山，乡人亦奉祠不绝。一水通无锡城，名梁溪。泰伯、梁鸿，先后媲美，相距当一千五百年。梁鸿距今，亦当千五百年。三千年之文化积累，今有梅里志一书，详其事。
中国有家谱，世代相传，多逾三千年。又有地方志，即记其地之名贤先德。余曾至日本及美国，各图书馆收藏吾乡梅里志一书者亦不少。自泰伯、梁鸿以下，所载乡贤，代不绝人，愈后愈多。宋代李纲，有读书处。元代倪瓒，则居家所在。一部梅里志，不啻环吾乡数十华里一大生命之记载。余自幼，清明佳节，即随先兄声一先生陪侍族中长老同舟往，登皇山瞻拜，乡人来者，络绎不绝，前后三日。在各自之小生命外，真若有一大生命，渊源皇古，不废江河万古流。各自之小生命，则如一滴水。非由此一滴水，积累以成此大生命，乃于此大生命中始有此一滴水。中国人之人生意义乃如此。
古迹之外，又有名胜。其实名胜古迹，乃一非二。如孔林，乃孔子之墓地，一小平原，植树数千枝，乃成中国第一名胜。两千五百年来受国人之瞻拜。如泰山，历代帝皇来此巡狩。自踵至顶，随处有古迹。泰安有岱庙，三面墙上，有宋真宗来此巡狩一大壁画。民初冯玉祥在墙上大书当时摩登宣传语，壁画遂破坏。千载古迹，修复无从，良堪惋惜矣。中国山水实即中国文化之具体表现。虽一自然，备见人文。亦为我民族大生命所寄。即谓中国人文心世界乃存藏于自然物世界，亦无不可。
西方人亦非不好古，但崇其物，非敬其人。如埃及木乃伊，乃几千年前之尸体。其人在历史上非可尊，然木乃伊终为欧美宝藏。金字塔，巍峨矗立，瞻谒嗟叹，神往曷极。余曾游英伦博物馆，有一屋自雅典迁来。试问对英国之历史意义与价值又何在？余游纽约一修道院，从法国迁来。又在一处见一中国古墓，翁仲、石马、石狮、石像，照样排列。又如中国祖宗画像，西方人亦陈列博物院中。美国西部开发，印地安人垂于灭迹，其遗物亦设立一博物院藏之。其他例证不详举，试问此等于美国人心情究何关系，又何感兴？中国人则对古迹之心情与西方大不同。阿房一炬，不加惋惜。
中国人认为物后必有人，人与人交必以心。徒物无心，或其心不足贵，物又何贵。故中国古物，必通于人文，涵有历史观。如孔子琴操，以及于嵇康之广陵散，琴亦兼心，中国人常连称文物，即此意。若琴不由孔子或其他名人所操，则其琴与声又何足贵。亦犹中国历史生命，一神位，一木主，为中国人文魂气所依附。西方则仅贵古物难得。而物中无心，即犹无人，故西方所爱，在物不在人。古希腊雕刻人像，主要在其身，即女性亦裸体。中国石刻人像，必冠冕簪笏。孔子行道图，所重在孔颜其人。罗马一古堡垒中，有耶稣十字架像，血滴淋漓逼真，乃宗教艺术。所重在耶稣之钉死十字架，则所重亦在其心不在物。瞻拜者心领神往，则求能心与心通，于其他艺术有不同。此始与中国有其相似处。但今之宗教信徒，化于习俗，亦徒知有十字架，而忽忘了耶稣之心。则耶稣十字架亦同为西方艺术之归矣。
西方绘画，山水人物飞禽走兽虫鱼花木，皆一物。中国则画其意境，亦在人文中。“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各有所寄，而所寄则在人文中又何等深远。“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鸡鸣犬吠亦人境，同是物境。可贵乃在心境，一如神境。可与知者言，难为俗人道。中国诗画可贵乃在此。
西方人生观，实可称为唯物观，人亦即物，求加利用。一切生活尽如自然物之活动，不仅科学经商如此，即治平为政，亦何莫不然。其另一面则上帝耶稣，奉宗教，信有神。无神论，不信宗教，西方人心不能忍受。人而非神，宜亦轻视。
中国人生，重孔子之仁道。孟子曰：“仁，人也。”又曰：“仁，人心也。”故仁道即人道。中国人重人，乃重其心之有道。心相通，即仁道，亦即神。飞禽中有凤凰，走兽中有麒麟，花卉草木之有梅、兰、竹、菊，皆由此心之所感而有化。大自然中，一拳石，一滴水，大至河岳，上及风云，亦皆此心之所感而通，而遂跻于神。此心旁通物，上通天，遂成一多神之宇宙。如是则心与神与物乃三位而一体。物与心合则皆神，物与心分则皆物。其主宰之所相通皆在心。
故中国历史，乃一部人心的历史。开天创物，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胥此一心。孔子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亦唯知之于此心。又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亦唯信之于此心。小生命身生活有死，大生命心生活则有生无死。故中国人非不言利用厚生，而又必首之以正德。德亦此心，德之正亦即心之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本此。中国人言人生大义尽此矣。
西方宗教，神不在心，而与心分。科学、物不在心，亦与心分。于是遂有唯心、唯物、唯神之三分。而于一心之明德，孔子所称仁之一字，则终少提撕警策及之。此诚中西人生大歧点所在。故西方唯言权利，中国则言德性。天之生人，生其性，生其德。德性之表现为道，非为权利，此为中国观念。
今再以东西方历史文化之演进为比，亦可谓东方人尚心，西方人尚物。西方政治有神权、君权、民权之分，权皆凭于力。今日主宰一世之大强国亦然。力凭物不凭心。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中国国际相交亦尚德，西方则尚力。中国人所谓道，在心世界，心之仁智始成道。西方人则言力不言道。
既仁且智谓之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神力不可量不可知。西方则视机械如神，神在天堂又在物世界。实则机械乃人心所创，宗教亦人心所立，而西方人则决不视心为神。马克思共产主义倡为唯物史观无神论，今日美苏以核子武器对抗。何由转机，则唯望人心之有仁与智。其然岂不然乎？则亦唯人心之仁与智权量审择之。
人生主要在其心，非其身。身属物，但非物亦无以见心，非身即无由有生。生有时间性，须待养育成长。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养之长之，而成一大人。大人之心由赤子之心来，此谓之心生命。
心必有知，所知乃在心外之物，唯情则即是心。如孝父母，父母别是一生命。吾心孝，则父母生命亦归入己之心，而与己之生命融为一体。故养心贵能养其情，不在养其知。孔子曰：“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此为心情见于行为，始是生命。有生命，乃始加以外面文章知识之教育。生命开始重在其有家，家庭教育乃以教其情。西方人自幼即以知识为教，自心生活言，无以成人。西方哲学亦贵知不贵情。至少非中国人所谓人伦之学。西方科学就物以为知，更非养其心。为学立场不本于心生活，不本于生命之全体，而仅本于身生活之一部分，故其为害于全人生者转多。
中国人言知，分体魄与魂气。体魄之知，限于身之器官，各别不相通。鼻口所知为气味，生命所赖，非呼吸饮食则不得生。视听所知为声色，无声色，无见闻，虽可有生，但生之境界狭，不得为人生之全。马牛羊鸡犬豕六畜，皆有视听见闻。犬马知亲疏，人或自称犬马，然人生终与犬马有别。
论语有子曰：“孝弟为仁之本。”知有父母兄长，不孝不弟，即不仁。人而无仁，则所知非智。其心有仁，乃得谓之为成人。既成人，乃有魂气之知。乃为心生活之知。若仅求通于物，则无仁而不智。科学造原子弹核武器，岂非皆无仁不智。哲学创为唯心唯物论，其心实亦如物，不仁无智。仁智皆即人之心生命，必通天人一内外而始得。故中国人所重在道，则重行又过于重知，而始得称之为成人。西方人则生即为人，无中国人此观念。
孔子曰：“仁者寿，智者乐。”唯仁乃得生生不已，此乃大生命之寿。唯智乃能无入而不自得，即自得其生命之乐。乐天安命，乃大智，亦大乐。原始人赖渔猎为生，渔猎必赖体魄之知。归而洞居，家人相聚为欢，遇月夜，或出洞以歌以舞，如是始是心的人生，乃得谓之真人生。其渔其猎，乃人生之手段或工具，此乃人生所不得已而应有之用。其洞居相聚，或出洞歌舞，乃始是人生自然真生命之体之一面，人生可乐正在此。近代人乃转以慕效原始人渔猎为种种运动，转谓人生真乐乃在此，则亦浅矣乎其视人生之乐矣。
即如鸟兽晨兴，林中争鸣，闲居相聚，乃其乐处，亦即其真生命之一面。故生命必同类相和相亲，不在同类之相敌相争。有一家之和，有一国之和，有天下之和。道一风同，乃得之。真人生则不仅在身，必在家国天下。在人生之大和中，乃得人生之真乐。
目欲视，耳欲听，此之谓欲。视听而心乐，此之谓情。人生真处乃在情，不在欲。西方人重知不重行，重别不重通，重争不重和，重欲不重情，其生乃不安不乐，则何贵有此生。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曰悦、曰乐、曰不愠，皆在人生真处。学而时习，则可上通前古。有朋远来，乃可旁通一世，并可下通后世。人生到此，何乐如之。己之所乐，他人不知，己又何愠。或问，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来？不知非读书乃为学。原始人洞内相聚，洞外歌舞，即有学。今日西方科学，乃仅学原始人之以渔以猎，学其人生手段，人生方法，学其为人生之工具者日见进步，而其距人生真处目的所在则更远。不求之近而求之远，乃求灵魂上天堂，则人生仍是一手段非目的。
能疏于物而亲于心，乃得孔子仁智之大义，而人生乐处亦在是，人生真处亦在是。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又言：“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性在天，率之修之教之则在人。求善处人生者其勉之。仁为己任，死而后已，实则乃是止于至善。孔子又曰：“富贵不可求，从吾所好。”富贵乃外在物世界，所好则内在心世界事，此其别。
平剧中两人对骂，其相骂声，乃和合如一歌。两人对杀，其相杀状，乃和合如一舞。人生而戏剧化，即人生之艺术化。西方人生则一趋于机械化，非艺术。核子战争岂得谓是一场戏剧，又岂得谓是一种艺术。
人生贵能单纯多闲暇，此心乃有欣赏可言，而生命乃得感其悠长。若多外来刺激，唯感繁杂忙碌，则此心不安不乐，生命亦唯感其短促。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一则为机械人生，一则为艺术人生，对此不当不辨。
有医德，有医术。医术可以救人得生，亦可处人于死。但医德只许救人生，不许处人死。法律主要则在处人死。中国古人极重医，轻视法。西方教会创始大学即有医法两科，不为医师，即为律师，同以救人死为任务。纵是恶人患病，医师必加以治疗。犯罪，律师必为之辩护。中国人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良相救人死，其道远超于良医。故中国人兼言道术，而法术则为中国人所轻。更何论于刑罚之法。西方宗教凯撒事凯撒管，治平大道，上帝亦所不理，则唯有律师可任。故西方人仅知有法术，不知有道德，乃为西方文化一大缺陷。
（二）
中国自古即为一农业社会，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生事已足。过求拓展，不仅收获不增，或反致荒芜。安分守己，斯为上策。夫妇和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一家有福，群知羡慕。故所重在人之性情德行，在内心，不在外物。外物多同，所异则在心。
西方古希腊则为一商业社会，群出经商，或致巨富，或仍平平，或则亏折，遭遇不同，机会不同。故其所重，多在外，不在内。即反求之己，亦在其商品货物上，不在其德性修养上。他人之向我所求，亦在物，不在其心。中西人生相异其要在此。
农事最重天时，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季节令，谷雨霜降，大体可信。航行大海中，朝夕之间，风浪难测。故农业民族仰天俯地，多信心。对之有信，始有忠。不仅对天地，即对五谷百蔬，鸡犬牛羊亦然。故农人其性忠信，一心瞻对，即为笃敬。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是也。商人不仅航行海洋，所至亦异地异风，无信心，亦无忠忱，唯以机变适应，甚至欺诈，无忠信笃敬可言。故西方人所重在外，天地人群尽在外，与己若相敌对。中国人则重一己之内心，对人对天地万物，同此一心。通天人，合内外，皆此一心。除忠信笃敬外，更有何事。
人生所贵，在能同中求异。我之在天地万物中，必求有所异，始见有我之存在。我之异于外者，亦只在此一心。故中国人所重乃在德性之学。忠信笃敬，乃至为圣为贤，为君子，只是此心德性上程度之异，其所重皆在内。富贵名位，事业权力，则在外，中国人乃不加重视。
人生要求主要果在己之一心，则求而易得。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孟子曰：“是不为，非不能。”韩愈亦言：“足于己，无待于外。”而且人心相同，己之所得，亦可分之人人。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老子亦曰：“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如此则道一风同，礼运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即在是。西方人则内心只有求，所求则尽为外物。又即以身为己，身亦一物，而心为形役，只成人生一工具。但身之所求，如衣食，实易满足。不易满足者实在心。于是求衣食，转而为求富贵。而富贵乃相形而见。他人贫，乃见己之富。故孔子曰：“为富不仁。”既求富，又当求贵，否则不足以自保。故财富之上，必继之以权力。故希腊之后乃继之以罗马。
西方人重外不重内，故知有事业，不知有德性。事业有成败，而德性则可有成不败。两军交战有胜负，而中国则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杀身成仁，亦无亏其为将之德矣。西方则兵败将降，乃属常事。拿破仑一世雄豪，两度败降，终不失为西方一英雄。以中国标准言，则不得不谓其德性之有亏。
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可谓事业无成，但亦已全其性命。较之曹操与司马懿，事业有成，性命有亏，贤奸之辨显然。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人生观。近代国人竞慕西化，性命二字，已不知作何解。则曹操司马懿必转而居诸葛之上矣。
中国人重德性，其论人亦有品格。品较在内，而格则形于外。如曰格式，又曰形格势禁。物必有形，形必有格。大学言格物致知，能于外物知有格，斯即其内在一己之德性。孔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人生主要在其一心之德性，亦即人生之真乐所在。乐在心，不在身。故身生活必知有格，饮食起居皆有格。富贵属身外物。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而颜子不改其乐。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此诚中国人生哲学一最要端。身之格曰“廉耻”，心之格曰“礼义”。礼义廉耻尚在外，孝弟忠信始在内。而内必形于外。道释太偏内，西方太偏外。中国儒家则主一天人，合内外，始得谓之中。
中国人言天地万物，亦主其德性。麟凤龟龙为四灵，麟与龙较难详，凤与龟则较易知。庄周言：“凤鸟非梧桐不栖，非练食不食。”则其一栖一食皆有格。龟之饮食享受，活动作为，极有限制，极有禁格。但其寿命则长，故亦尊之为四灵之一。灵指心，指德性言。庄周辞楚相，曰：“宁为龟之曳尾于涂中。”故中国民族生命长达五千年，生齿日繁，人文日化。直迄于今，乃始改图。生而为龟，必为人所耻。人心之变，于斯可见。
中国人对禽兽之德性观，尤可举家畜为例。如群字从羊，因羊最能群。善字亦从羊，则唯能群始为善。如美字从羊，亦指其德性，不指其躯体，亦不专指其味。犬牛鸡豚皆有美味，而羊则能群有善尤为美。窈窕淑女，亦指其德性美。古希腊雕塑美女，主要在其形体，与中国人观念大不同。诗又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女性美在其一笑一盼，此皆内心之表现。目与口其美浅。羲字亦从羊，则未有不群无善而可得谓之羲者。易卦龙象乾，马象坤，羊象兑。兑指泽，尚通。能群而有善，则人与人相通。可见兑象羊，亦指其德性。群水汇聚则为洋，洋洋大观，亦指其通。庠序之教，庠亦从羊。教育重在教人有善能群，亦重其德性。祥从羊，祭祀奉羊，亦为鬼神所喜，故得吉祥之报。详字从羊，言语能彼此相通始得详，不在多言。佯从人从羊，乃伪装。羊富群性，缺个性。人之为性，则须能立己以通于群，否则为孔子所恶之乡愿。故佯则不诚不实，虽非巧言令色，亦不在可取之列。中国文字创造远在周公孔子之前，而其义已如此。此见中国之文化传统远有来历。依近代国人之意见，中国古人喜龟喜羊，宜其不得争存于当今之世矣。
中国人尤以德性观自然。盈天地皆一德一性之相通。一己之德性，即为天地之中心，为万世之常轨，而事业亦尽在其中矣。故立己立德，乃为人生唯一大事。今国人则尽从外面事业上来谈人生，则其无当于中国文化旧传统之深情蜜意亦可知。
中国人言己，非个人。必在大群中始有己，无己亦无群。故己为人，人为己，人己相对而合一，有别而相通。相通合一，即人之德性。故不知人之德性，即无己，亦无人。今日举世群趋于功利，不再论德性。自中国人观念言，则一切皆架空虚构，物与物相叠，成此架构，乃如一大机器，其中只缺一灵。灵非知识之谓。知者知于外，灵则明于内。自知之明始为灵。人为万物之灵，失其灵，即失其所以为人，更何论己。人死则尸体腐，而灵则常在天地间。西方人信有灵魂，有上帝，而上帝则在己之外，不在己之内。则上帝亦如一物。灵魂与上帝之相通，非中国人所谓德性之相通，而别有其所以为相通之道，此则成为西方之宗教。双方之辨，有待详申。
（三）
世有盛衰治乱。中国历史，盛世治世，人物活动少，表现亦少。衰世乱世，人物活动多，表现亦多，其影响转深而大。此为中国历史一特征，亦即中国文化一特征。
唐虞之治，苟无洪水为患，则亦平安而过。尧舜禹之弘德大业，亦渺不可见矣。夏代稍可述者，则为少康之中兴。必待夏桀无道，乃有汤与伊尹之出现。商代之稍可述者，则有盘庚之迁徙。必待商纣无道，乃有西伯昌周武王之出现。及于成康，天下平治，乃亦无人无事可述。稍可述者，则为宣王之中兴。平王东迁，春秋两百四十年乱世，人物迭起，试读一部左传，何等灿烂，何等光明，较之诗书，影响当更大。战国益衰益乱，而人物更迭起。其影响于后世者，乃更大更远。
秦代一统，人物乃无可言。汉兴，高惠文景，以至武帝，由乱转治，由衰转盛，人物事业始多可称。但其臻盛世，人物亦渐降。稍可述者，为宣帝之中兴。东汉光武明章，又复由乱转治，由衰转盛，乃多人物可述。三国世乱，人物又鼎盛。西晋稍定，人物亦遽退。南北朝之际，北方之乱盛于南方，而人物则较多。唐代之起，由衰转盛，由乱转治，而人物亦特多。要之，世乱则人物起，世治则人物谢。宋不如唐之盛，而人物则更盛于唐。南宋更衰，而人物则更起，不遽逊于北宋。武臣如岳武穆，文人如朱晦庵，杰出古今，汉唐以来，谁与相俦。
元代以蒙古异族入主，政治变于上，而社会则依然中国之社会，人物则依然中国之人物。文化传统俨然无变。明初人物，皆起于元。下如王阳明，苟非龙场驿之贬，不有宸濠之乱，亦不成一后世相传之王阳明。世益衰，而人物益起，乃有无锡顾高之东林。
清代又以满洲异族入主，而明遗民乃多千古杰出之人物。如顾亭林，如李二曲，如黄梨洲，如王船山，多在野，不在朝。下及乾隆盛世，十大武功，煊赫一时，然为中国人所夸称者，则为在野之学术，而非在朝之功业。吴派、皖派，常州派、扬州派，汉学之兴，与宋学相抗衡。非由政府提倡，乃民间自由兴起。嘉道以下，由盛转衰，由治转乱，而后有湖南湘乡一派之崛起。此亦在下不在上。辛亥革命，于是又有新时代之新人物兴起。
故就一部二十四史言，吾中华民族生命之旺盛，乃每见于衰乱世，更过于在升平世。此则为并世其他民族所少见。即就西欧言，如希腊罗马，衰则永不复起。现代国家如英法，则衰象已见，恐亦不能再如以往之英法。其病痛所在，凡所建设，偏在物质方面，而人类本身，则似转少注意。则如身之既老，乃不复旺。此亦一种自然现象，无足深怪。中国治世盛世，亦不重物质建设。唐虞三代古迹，极少遗存。秦有阿房宫，项王入关，一炬而烬。长安为汉唐故都，其建设遗迹存者有几。北平为元明清三代故都，尚留有六七百年以上之故宫，较之希腊罗马遗迹，尚愧不如。今亦仅供国人游览，而国人对之，亦不会有崇敬心。唯有如曲阜孔林，则历两千五百年来仍然无恙。故中国传统重人重心，西方传统重物重事。此其大异。在中国，田野平民间，子女之孝其父母，其事乃更重于廊庙宫殿卿相之忠其君上。只说移孝作忠，未闻移忠作孝。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为臣者逢父母丧，必离职回乡，守孝三年。期满，始得再仕。则孝心重于世务，为子重于为臣，此即人生一事业。其事业则在道义，不在功利。功利事业必随时而变，道义事业则千古常传。既重道义，乃奉孔子为一宗师。虽有敌国外患，可以破坏其一国之物质建设，但难以破坏其四海皆同之精神传统。故中国民族之命脉，乃在其内心，而不在其外物。
哀痛心，乃人类德性中极具意义价值之心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亦可谓哀痛之心乃仁之至。人莫不有父母，莫不有父母之丧。中国人教孝，慎终追远，乃培植其哀痛心。世衰时乱，哀痛心生发，而后才智辈起，拯救非难。释迦见生老病死，乃生恐惧心，厌恶心，但不知培养人之哀痛心。西方信灵魂上天堂，哀死之心则淡。故西方人唯求乐生，不知哀死。唯中国人生能哀乐兼存，又能得其中和。以是中国人之德性，乃特较其他民族为深厚，而其生命绵延乃有其悠久之前程。
孔子辞鲁司寇，在外周游十四年，老而返鲁。鲁之君卿，仍加礼重。是乃鲁政府对孔子之迁就，而孔子则对鲁政府终未有迁就。孟子见梁惠王，使能迁就，亦见大用。然孟子不迁就，而去梁之齐。见齐宣王，仍不迁就，所如不合。汉武帝信从董仲舒对策，表章五经，罢黜百家。但董仲舒并不迁就，不如公孙弘之曲学阿世。后世遂尊仲舒而鄙公孙。唐太宗用魏徵，魏徵不迁就，真言以谏。太宗心愤，有何日杀此田舍翁之语，然终加以容忍。魏徵卒为唐代之名臣，而唐太宗亦为唐代一名君。中国传统，政府常知迁就。而儒学之最标准，则为不迁就。
韩愈谏迎佛骨，贬于潮州，幸免一死，卒复任用。此亦宪宗之迁就，而韩愈之对宪宗则卒未迁就。汉唐两朝皆崇儒，宋尤然。神宗尊王安石司马光，而两人政见不同，卒成新旧党争，神宗哲宗亦唯迁就。明成祖攘夺帝位，方孝孺不迁就，乃受十族之诛。但后人则尊方孝孺，不尊明成祖。唯成祖既得位，终亦尊儒道，此亦其迁就。
最特殊者，异族入主，亦知迁就中国之儒道。许衡仕于元，其所贡献亦甚大。待其死，诫其子，我为名所误，墓上唯立许某之碑，不愿再列其官位。后世亦对许衡多微辞，不如对同时之刘因。清代入关，更尊儒。明遗老守节不仕，清廷亦皆迁就。偶于李二曲稍有勉强，二曲终生居土室中，不与世相接。清廷不加逮捕，亦仍迁就。而二曲亦遂为后人崇奉一名人。中国自孔子以来两千五百年，一心相传，事迹昭彰有如此。
抑更有进者，孔子不言性与天道，孟子言性善，乃得为亚圣。汉之司马迁，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此下二十五史之鼻祖。此在史学上之贡献，实已胜于孔子之春秋。郑玄网罗百家，括囊大典，其功亦不逊于孔子之称道诗书。韩愈后人尊之谓其文起八代之衰，为百世之师，开此下文学一大宗。此与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者，又异其趣。周敦颐著为通书，于汉唐儒林之外，乃别启道学，为宋元明三代群儒所共尊。中国学术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如马迁之于史，郑玄之于经，昌黎之于集，濂溪之于子，皆可谓超绝一世，为后代之大宗师。而朱子尤汇通四部，可谓孔子集前古之大成，而朱子则集后古之大成。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如上举，孟子以下诸人，皆孔子所谓可畏之后生。然孟子则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韩愈则曰：“并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周敦颐则曰：“学颜子之所学。”郑玄朱熹注经为业，其尊奉孔子更所不论。上下两千五百年，孔子永为至圣先师。人之所学，则皆孔子之学。人之所道，则皆孔子之道。孟子曰：“圣人先得吾心之同然。”后世继孔子而起者，亦可谓皆有得于孔子之心矣。但皆尊孔子，各不尊其己。时异世易，所学所道，实已不同，而其统则一。乃有所谓道统。道则统于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贵一统，其统均在心。其传亦在心。但心与心之间，乃有一大迁就。中国人之学统道统，乃于绝不迁就中有此一大迁就。斯人千古不磨心，唯中国文化中国人生乃有此。岂放心外物者所能有。
然今国人则竞慕西化，乃有双手独打孔家店之老英雄，乃有线装书扔毛厕之新理论。心已变，则一切自随而变。救国救民，不本之心，唯赖外物。唯期成于物，不期成于心。心无成，而所成尽在外，亦复与人生何关。亦可谓人亦为一物，物在心外，亦即心在物外，仅为一工具，仅为一机械，心为物役，如是而已。则何复文化人生之足云。而所谓盛衰治乱，其重要性亦在物不在人。而又复何心物内外之堪分别讨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