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思想，儒家为正统。实则道家继起，即已融入儒家，而合成为一体。中庸易传两书，可为其代表。自汉以下，无不重此两书。中庸书中，提倡“中庸”一语。易系辞中，提倡“易简”一语。此两语，汉以下发生了大影响。先秦战国与汉以下之大不同处，正在此。本篇稍抒其义。
中国历史绵长五千年，而先秦战国为其主要一转折点。战国以前，乃为封建政治，中央为天下共尊。但天子外，尚有列国诸侯，各占一方，分疆而治，各自为政。秦汉以下，乃为郡县政治，举国统一，共尊中央一天子，不再有列国分封。此为中国五千年历史古今相异一大变。
专就西周论，自武王周公封建，下迄秦之统一，已历八百年。田氏篡齐乃一小变，然齐之为齐，则一线相承。下至战国，已拥有七十余城，疆境之广，传统之久，近代欧洲如英、法，尚难与比。其他如楚，传统亦历八百年。秦亦然，纵谓其后起，亦当有五百年之久。燕亦由西周初封。韩、赵、魏由晋三分。专就其分后言，亦已各占有两百年以上。较之近代欧洲如德、如意，亦已过之。当前欧洲如何得获统一，诚一大难事。中国之能有秦汉一统局面，实值深入之探讨。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大值注意者，即为中国人之重视贤人。远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圣君贤相踞高位，有盛德，而臻一世于治平，此不论。及世之衰，踞高位者不必有盛德，有盛德者不必踞高位，而当时中国人已知重德尤甚于重位。春秋之世，齐桓公、晋文公为并世诸侯所推尊，成其霸业。霸者，伯也。如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称为西伯。齐桓、晋文挟天子以令诸侯，其令诸侯，即以尊天子。举世尊之，乃尊其德，非尊其位。后世事态变，而议论亦变，乃轻齐桓晋文之霸。然在当时使无霸业，则天下将更乱。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又曰：“民到于今受其赐。”则孔子亦尊霸可知。
霸业衰，上位更无贤德。郑乃一小国，子产为臣不为君，然而举世尊之。虽晋楚两强，亦无不尊子产。吴乃一蛮夷之邦，季札非大臣，周游列国，备受敬礼。此两人，即堪为当时中国人重德犹胜于重位一明证。其他类此者，全部左传中不胜其例，兹不详举。
子产、季札已近孔子世，而孔子之受人推敬，则尤远甚之。孔子祖先自宋避难迁鲁，已失其贵族地位。其父仕鲁，仅为一小军官。孔子早孤，沦为一平民。鲁乱，避之齐，无职无位，而得齐国君臣之礼敬。从后世人视之，孔子乃一大圣人，其到处受人推敬固宜。然在当时，孔子仅一平民，而齐国君臣礼之亦如郑子产与吴季札，其风可慕矣。
鲁任孔子为司寇，位居三家下，最为尊位。孔子辞位去鲁。在孔子意，亦只是重德更重于位。恋位损德，孔子不为。其至卫，卫灵公即以孔子在鲁之禄奉孔子，是灵公亦知重孔子。此下周游列国，其所遇皆如是。今人只谓孔子所如不合，不得意而返鲁，而忽视列国对孔子之尊礼。此乃后世国人更进步，乃以孔子不见大用责诸国。不知当时诸国对孔子之敬礼重视，已为难得。孔子返鲁，鲁国君卿敬礼如故，此尤难能。后代国人，对鲁国君臣只加责备，不加赞许。试观欧洲及其他各民族史，固无如孔子之大圣，而当时我国人之尊贤重士同亦无之。
墨子继孔子而起，其社会地位更低，然其受并世尊礼，则或更甚。继之又有孟子，后世尊之为亚圣。所如不合，然其出游，以邹地一贫民，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其声气有如此。其见齐宣王、梁惠王，齐、梁皆当时最大强国，孟子皆备受尊礼。庄周乃宋一漆园吏。宋小国，漆园吏乃卑职，庄周赖以为生，隐居自傲。楚国聘以为相，庄周拒之。楚亦当时一大强国，国人习熟此故事，不以为怪，乃谓中国为一封建社会。则此封建社会四字，究当作何解释？
尤如齐，首都临淄稷门之下，广建高第大厦，延揽各国学者，尊之为稷下先生，奉以厚禄，使得自集门徒，论学传道，著书立说，自为宣扬。政府不烦以政事，而许其批评议论，以备斟酌。当时稷下先生几达七十人之多，以孔子仅一平民，亦门徒七十人，齐国乃当代一强国，故亦养贤七十以为比。
东方学人少去秦，但秦国亦知尊贤。商鞅后有范睢，乃魏一逃亡客，秦昭王长跪问政。其时秦亦已成一大强国，乃竟以一国王之尊，而敬礼一外国逃犯有如此。范睢终相秦，建大功。复有东方游士蔡泽，劝之退。范睢乃荐蔡泽继相。然东方学人终卑视范蔡，为其未能阐宏大道，不得与东方学人相比。而秦国之尊贤下士，奉其国于异国游士之手，东方学人亦不特加重视，仍以夷狄视之，谓其不得与东方诸夏相类比。秦军围赵都邯郸，赵欲尊秦为西帝，与齐东帝同尊。鲁仲连反对，谓秦果为帝，则仲连唯有赴东海以死。当时秦兵之强，举世莫敌。赵国亡在旦夕。鲁仲连一匹夫并不代表某一国，在危城中，发此高论，而赵国帝秦之议，终以暂止。魏信陵君来救，赵围遂解。信陵君之来救，主要得力于其门客侯嬴，乃一大梁守门人，与鲁仲连同是当时一卑贱平民，而在国际战争大动荡之际，发生此等大影响，试读并世各国史，上下古今，亦有其例否？可见当时之中国人，不重政治地位，而重私人品德。不仅社会如此，即踞高位，为君为相为将者，亦同有此等观念。时风众势，乃以成此局面。此诚中国历史文化一特征。
然即如鲁仲连侯嬴，在当时地位，亦尚远在诸子百家讲学传道著书立说为一代大师者之下。要之，当时中国人尊贤尤胜于尊位，重道尤胜于重政。一言有道，相与尊之。试读一部战国策，类此故事层出不穷，亦不胜缕举。又如吕不韦，乃东方一大商人，竟为秦相。时秦已居战国列强之首位，而终受东方各国之鄙视，以其尚功利不尚贤。吕不韦乃一变其风，广招东方学人，集撰吕氏春秋一书。可知不韦同时亦一学者，深体当时尊贤不尊位重道不重政之共同风气，其书乃广罗当时百家异说，会通归合，求定于一是。其书行，则不韦己身之政治地位亦从而定。其果有意为天下之共主，抑仅求秦之统一天下而己为之相，不为周武王，而为周公？其内心隐私不深论，而其抱有一种政治野心，则昭然矣。其书成，悬之咸阳国门，人能改其一字，可得千金重赏。则不韦仍不敢以国相高位自尊，而仍有尊贤之意可知。
秦始皇帝亦游东方，熟知当时风气。吕不韦得罪，乃为一种政治斗争。始皇帝既灭六国，李斯为相。李斯乃楚国一下吏，从学于荀卿。蒙恬为将，乃齐人。始皇帝长子扶苏，则从在蒙恬军中。扶苏亦从师治儒学。秦之宗族则不再封建。又效法齐之稷下先生制，凡为一家之学者，尽得为博士官，不治而议论。并得各招门徒，自相传授。始皇帝之意，从此天下仅一天子居上位，不再有列国诸侯，而所重唯贤唯学唯道，更无政治权位之争，故自尊为始皇帝。自此二世三世，以至万世。非重子孙权位，乃在永世太平。不意当时博士中，乃加反对，谓自古非封建则不足以长保天子之权位。主此议者乃属儒家，但实不明大义，不通世变。秦之改封建为郡县，使此下中国永趋于一统，乃中国历史上唯一主要大进步。而秦始皇帝不亲与争辨，下其议于丞相，此亦未可厚非。李斯之为人为学，及此下焚书案，不在此详论。秦虽短短二十余年而亡，下起汉之一统，终为中国历史一大转折点。则秦始皇帝之是非功罪，亦宜非一言可定矣。就今世界论，科学发达，商业交通，天下已如一家，而欲求世界之统一，则不仅远无其望，即求欧洲之统一，能合成一大国，亦渺非其时。将来之世界，恐终不能如中国之战国时代，有其统一之望。而仍为一斗争杀伐之世界，此诚大堪忧伤矣。
中国既归统一，则此下之中国人，自当与尧、舜、禹、汤、文、武乃及春秋战国时代之中国人有所不同，此亦易知。其大变异所在，则中庸与易简之两端，实为其最显明者。今始约略申之。
何谓中庸。中字易知，庸字难解，但绝非安于庸俗之谓。中庸言：“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发而皆中节之谓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方其未发，有此喜怒哀乐之情，无此喜怒哀乐之别，则中亦一和。及其发而中节，则仍亦一和。是则中和二字，更重在和。和之一字，可以尽中庸之德矣。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唯贵本于中以求和，故大群之和乃皆本于小己之中。即天地位，万物育，亦位育于此中。庄子所谓“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矣。中庸又言：“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则中庸非不言强，唯贵其中和，无过不及，不走极端，不趋分裂。又曰：“衣锦尚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是中庸之道亦非不主表现，但求表现于暗微淡简中。此皆中庸之要旨。
战国之际，列强纷争。秦汉以下，全国统一。时不同，斯道亦不同。广土众民，大群相处，而求长治久安则最要在能和。亦贵有一中庸之社会。而人物师表，亦归于此。此正中国历史一大进步。姑举数例。贾谊乃一不世出之奇才，汉文帝能加赏识，君臣际遇难得。绛灌之徒，满朝大臣，皆从高祖戎马间得天下，不欲贾生以一青年平安中骤膺重任，凌驾其上。此情亦平庸所有。文帝委曲隐忍，出贾谊为长沙王太傅。贾谊之陈政事疏，自谓乃痛哭流涕长太息之言。其所言非不诚，亦非不明。及其居长沙，乃自比屈原，终亦隐忍委曲以安其位。及文帝再召见，赞赏更有加，而终又出之为梁少王太傅。贾生亦仍隐忍委曲安之。及梁少王出猎，坠马身6死，贾生深感未尽为师傅之责，忧伤以夭。此诚一悲剧。近代国人则不加体会，认为自秦以来，君主专制，群臣以孔子儒道助成之。则试问，岂汉文必尽违绛灌朝臣，重用贾生，乃始为不专制？而贾生则当怫然以去，或投水自尽，不受任命，乃始为不助长帝王之专制乎？
孟子论三圣人，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战国学人皆慕之。独柳下惠之和，慕者绝鲜。苏武使匈奴，守节不屈，牧羊北海上，殆亦如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及其归汉，则俨然柳下惠之和。苏武之为苏武，则尤在其归汉之后。相传李陵报苏武书，乃南北朝时人伪为，乃重李陵甚于苏武。时代变，人物亦随而变。而中庸之为德，其有助于中国秦汉以下之大一统，亦由此可知。
司马迁亦不世奇才。武帝以用兵塞外，力惩边将降敌。戮及李陵家属，又罪及司马迁，其所措施亦不得谓全不当。其内心则甚贤迁。迁出狱，擢为中书令，即内廷秘书长，亦可谓择贤善任矣。而迁则以自请宫刑为奇耻大辱，特以承父遗命，愿终成史记一书，而隐忍委曲为之。其报任少卿书，言之沈痛悲愤无遗藏。武帝下迁狱，又加重用，岂专制更甚于汉文？而迁之受任中书令，乃为助长专制之尤乎？中国人之尊君观念，亦为一礼，亦一中庸之道。中庸言：“忠恕违道不远。”人而非圣，孰能无过。君有过，仍当尊，此亦不失为恕道。曹操为述志令，自期为周文王，勉不篡汉自帝，岂亦汉献帝之专制使然？曹操能政能兵，允文允武，亦当时一杰出人才。魏上承汉，下启晋，当为中国政治史上一正统。而陈寿三国志魏蜀吴鼎足记载，并不贬蜀吴为诸侯叛国。而魏臣之谥其君，则曹操为武帝，曹丕为文帝，则于操并无褒辞。唐杜甫诗，有“将军魏武之子孙”之语，则于操仍加称扬。而后世则终列操为篡乱不臣之奸。此见中国人品评人物有如是之严正，但仍不失为一种中庸之道。君则终是君，臣则终是臣，孔子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正其名亦即中庸之道而已。近代国人切慕西化，秦以下之政治则斥之为君主专制，秦以下之社会则斥之为封建社会，两千年来之历史几于无一是处。窃恐持论过高，非中庸之恕道矣。
王猛出仕苻坚，亦不得谓于安定北方无功。但劝其主勿蓄意南侵，此亦中庸所谓素夷狄行乎夷狄。此下汉臣出仕北朝，最后如苏绰，其苦心亦皆然。尤后如王通，亦非能严夷夏之防。但其著为文中子一书，亦于后世学术有贡献。而后人亦仍目为大贤。韩愈自谓并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而以辟佛自比于孟子。其谏迎佛骨表，幸仅免死，而远谪潮州。然亦终安于为臣，未能效孔子之辞鲁司寇而去国，亦未能效孟子之终不仕于梁齐。彼一时，此一时。在上有一君，乃中国之所以得成为一统之中国。秦汉以后之一统，正乃孔孟以及先秦诸子百家所想望。愈之为臣，亦以能直言极谏，亦可得中庸之恕矣？
明代王阳明，远贬龙场驿。及其为江西巡抚，平宸濠之乱，而几于获大罪。其教学者门人如钱绪山、王龙溪，亦终劝以应科举，勿务求不仕。阳明唱为良知之学，而其委曲求全有如此，岂亦助长君主专制乃如此？清代曾国藩，以湘乡团练平洪杨。此下中国社会之仍存有孔子庙，此亦曾氏一大功。乃今人又斥之以不能继续反清革命。但曾氏亦终不失为一中庸人物矣。
孙中山先生辛亥起义，乃以正式总统位让之袁世凯。及在广州，再创临时政府，而仍终北上与段祺瑞、张作霖军阀言和。此亦最近代中国人一中庸标准。故秦汉以后之中国，可谓乃以中庸立国，列代名臣皆不失一中庸意态，成其己而和与人，其义深长矣。
中庸外，尚有易简一辞。易系辞言：“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中国人教孝敬忠。父当孝，君当忠，从各自之一身做起，岂不易知而易从。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一以贯之。今人则以孝亲为封建思想，忠君为专制观念，其议论若远见为卓越而进步。但群道究当何从，则似不易知不易能。乃唯西化是慕。舍己从人，失其性，亦违于命矣。今姑略作一比较。似乎中国社会一切易简，西方社会则远较艰繁。专就婚姻一端论，中庸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国人极重视夫妇关系。史籍文籍多所载。春秋时，晋公子重耳出亡在齐，其新夫人少姜乃与其从者谋，醉遣之离齐。楚灭息，纳息夫人为后，息夫人乃三年不言。此等皆迥出常情，传诵千古。又如孔雀东南飞，乃一家庭婆媳问题，而弥见夫妇之情深。钱牧斋与柳如是，乃一名宦在政治上之出处问题，而弥见夫妇之义重。“夕阳衰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古今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此亦属夫妇问题，乃当时民间有此等事，而上托之古人。热衷富贵，糟糠之妻遂以下堂，此等问题，则仍与近世崇尚西化之夫妇问题大不同。西方主张男女恋爱，中国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重要在婚嫁前之恋爱。而西方则视恋爱为人生一大事，小说戏剧文学题材中，多所涉及。为婚前恋爱，已不知耗去几多志气精力，而婚姻反不美满。据最近台湾统计，一千八百万人，每三十分钟即有离婚事件一起。美国则男女同居已将代替夫妇婚配。小家庭制度亦将失其存在，社会当成何形态，则非能想像。要言之，婚姻一事，在中国极易简，极中庸，而在西方则变难重重，出奇出格，乃成为人生一大问题。此实为探讨中西文化异同值得注意一比较。
其次再及立国问题。一国则必有一政治领袖，中国古人言：“天生民而立之君”，其事若甚易。伏羲神农以来，中国早有君。黄帝、尧、舜三代，为封建政治。多国多君，仍有一中央一统之天子。秦汉以下，改为郡县政治，全国共尊一天子。此天子非必贤圣，而父子世袭，其事亦甚易，不烦时有筹措。但亦得有一两百年或三四百年之治安。中国以广土众民，大群相聚，历五千年之久，为并世其他民族所无。在中国则若平常易简，乃遭近代国人种种之批评。西方则希腊一半岛小小地区，竟不得成一国。罗马以一城，建立一帝国，又吞并遍及地中海四围欧、非、亚三洲之土地。然其亡希腊，希腊人未必安。灭埃及，埃及人不之乐。始终只是武力压迫，而帝国亦终不能久。中古以后，现代国家兴起，亦各分裂，相互战伐，迄无宁止。最近两次大战，生民涂炭，杀人技术则为欧洲文化最进步之第一项。今则第三次大战又接踵将起。立一国，使其国内治安，国外和平，能维持四五十年之久，此乃欧洲一极复杂极艰难事。非杀人，不得使人安。非灭国，不得使国定。而葡、西、英、法之海外殖民，今亦明日黄花，昨夜残梦，转瞬消散，重温无望。为今之计，倘能全欧洲和平统一，建为一国，亦如中国之往年，岂非欧洲人一大福祉，而终亦一大难事。在中国为至易简者，在欧洲则至繁艰。在中国为至平庸者，在欧洲为至特出至非常。今吾国人，慕效西化，而家不得安，国不得定，岂非七十年来国人所共睹。此诚人类当前至堪注意研寻一大问题。其次再言及人类之信仰。孔子言：“民无信不立。”宗教信仰亦为西方文化中一大事。耶稣乃一犹太人，生平传教仅得信徒十三人，其中一人乃叛徒。耶稣称凯撒事凯撒管，而凯撒竟钉死之十字架上。其门徒获进罗马城作地下活动，可谓极千辛万苦之事。及耶教大行，组织教会，建立教廷，拥戴教皇，此亦非易简事。苟使无教会，无教廷，无教皇，今日在欧洲耶教是否得存在流行，岂不仍成一问题。回教继起，十字军远征，又极千辛万苦。耶教内部又分新旧派，相互纷争，新派中又各有分裂，事极繁复。求定于一，艰难无望。
印度释迦创佛教，亦极艰难，终亦衰熄，几不存在。其来中国，乃得广为流传，迄今为中国文化一大支，又传播至中国之四邻。其保存流传较之在印度远为易简。此又是深值研究一问题。
中国有孔子，近世人以与释迦耶稣并举。而孔子之获得中国人信仰，殆更盛于释迦、耶稣之在印度与欧洲。但孔子生前，绝未存心求为一宗教主，死后亦无教会组织。乃其教竟得广泛流行，其为期亦更久。而释、耶、回三教，反在中国并得流行，不相冲突，亦无损于孔子至圣先师之地位。此诚一奇迹。抑尤有甚者，中国社会信天信地，又信及山川，信及万物。近代国人则讥斥之为多神教迷信。但信一神，如耶回两教斗争，杀人几何，迄今不能止。宗教提倡和平，实则引起杀伐。中国人既迷信，信多神，乃终不害其信孔子，又可相安无事，和平相处。在西方一极复杂极艰难事，在中国则易简若固然，宗教信仰又其一例。此诚深值研究之又一问题。
今再综括言之。家不安，国不定，信不立，举世人类又何得和平相处。但中国已往之文化传统，则家安国定信立，已有其成绩，故得五千年长为一中国。今日中国人已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太过繁殖又成一问题。问题随时随处而发，又都连带相关。求解决一问题，必牵涉另一问题，此之谓艰难复杂。唯待非常杰出不世有之人物为之谋解决。于是人人乃各自务求为非常杰出不世有，而相争益甚，但此等非常杰出不世有之人亦终于难产。生为中国人，宁不当对中国已往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略作探讨，少加批评。果能小有所知，庶或对自己国家民族，对当前世界人类或有所启发与参考，此亦不失为一种中庸之道，易简之方。较之务求现代化，务求为现代第一等国，第一等人，岂不较易知，较易从，较易立德成业，以无愧为一人乎？
今再简约言之，中庸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孔孟庄老固已尊德性致广大，极高明于前，后之学者，则唯求道问学尽精微道中庸，岂不易简之至。但今国人则又斥之以好古守旧，不务进步。果使古人复起于地下，恐亦无辞自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