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篇
文中子之教，继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为首。古先圣王，俯仰二仪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盖神乎《易》中，故次之以《问易篇》。《易》者，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礼乐，故次之以《礼乐篇》。礼乐弥文，著明则史，故次之以《述史篇》。兴文立制，燮理为大，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阴阳既燮，则理性达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说者，非《易》安能至乎？关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关朗篇》终焉。
【译文】
文中子的学说，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因此将《王道篇》编为第一篇。古时的先君圣主，仰观苍天俯察大地，必使自身行为举止合于天地之德，因此继之以《天地篇》。苍天在上、大地居下，君臣等级于是井然有序，因此继之以《事君篇》。奉侍君主遵循天道，首推周公，因此继之以《周公篇》。周公的思想，实因参悟了《周易》的玄妙，因此继之以《问易篇》。《周易》是教化的源头，而教化之要当属礼乐，因此继之以《礼乐篇》。礼乐教化与典章制度，直书实录则为史传，因此继之以《述史篇》。广兴文教推行圣制，当以治国理政为要，唯有魏相能够做到，因此继之以《魏相篇》。乾坤既定天下承平，万事皆顺其理而万物咸达其性，于是穷极万物深奥之理、究尽生灵所禀之性进而洞悉天命，因此继之以《立命篇》。若想懂得天之所赋与人之所禀之间的关系，不读《周易》怎么能行呢？关朗是精研《周易》之人，因此继之以《关朗篇》作为结尾。
文中子世家
文中子，王氏，讳通，字仲淹。其先汉征君霸，洁身不仕。十八代祖殷，云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训乡里，为子孙资。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义统》，公府辟不就。九代祖㝢，遭愍、怀之难，遂东迁焉。㝢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学显。秀生二子：长曰玄谟，次曰玄则；玄谟以将略升，玄则以儒术进。
【译文】
文中子，姓王，名通，字仲淹。文中子的先祖是汉朝时得到朝廷征辟的隐士王霸，王霸洁身自好没有出仕为官。十八代祖王殷，为云中郡太守，安家于祁地，以《春秋》《周易》教乡里，为子孙确立安身立命之本。十四代祖王述，弘扬先人功业，作《春秋义统》，朝廷征辟皆不就任。九代祖王㝢，遭逢西晋永嘉之乱，于是随晋室南渡东迁。王㝢生王罕，王罕生王秀，皆以文才显名当时。王秀生有二子：长子王玄谟，次子王玄则；王玄谟因通晓兵略而得到擢升，王玄则因精研儒术而获得进用。
玄则字彦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历太仆、国子博士。常叹曰：“先君所贵者礼乐，不学者军旅，兄何为哉？”遂究道德，考经籍，谓“功业不可以小成也”，故卒为洪儒；“卿相不可以苟处也”，故终为博士；曰“先师之职也，不可坠”，故江左号“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业”。于是大称儒门，世济厥美。
【译文】
王玄则字彦法，即文中子的六代祖。南朝刘宋时出仕为官，历任太仆、国子博士等职。王玄则常常慨叹道：“家中先祖崇尚礼乐文教，不习戎马军旅，兄长为何要从戎呢？”于是王玄则探索伦常大道，精研经传典籍，认为“钻研学问不可止步于小有收获”，故终成大儒；“王侯将相不可轻慢相待”，故终成博士；曾言“孔子之圣教，不可坠失”，因而江东人称“王先生”，得其所学称为“王先生业”。于是时人尊称为儒学宗师，世承家学。
先生生江州府君焕，焕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为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晋阳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彦，曰同州府君。彦生济州刺史一，曰安康献公。安康献公生铜川府君，讳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传先生之业，教授门人千余。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时国家新有揖让之事，方以恭俭定天下。帝从容谓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聪明神武，得之于天，发号施令，不尽稽古，虽负尧、舜之姿，终以不学为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陆贾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诏著《兴衰要论》七篇。每奏，帝称善，然未甚达也。府君出为昌乐令，迁猗氏、铜川，所治著称，秩满退归，遂不仕。
【译文】
王玄则生江州府君王焕，王焕生王虬。王虬方北迁效命于北魏，太和年间任并州刺史，安家于河汾之地，称为晋阳穆公。晋阳穆公生同州刺史王彦，王彦称为同州府君。同州府君生济州刺史王一，王一称为安康献公。安康献公生铜川府君，铜川府君名隆，字伯高，即文中子之父，传承先生家学，教授门生上千人。隋朝开皇初年，王隆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当时国家新立兴制礼乐，恰逢隋文帝以恭谨俭约治天下。隋文帝语气舒缓地对铜川府君说：“朕是个怎样的君主呢？”铜川府君说：“陛下聪明神武之资，实得之于上天，然而陛下发布政令却不能深入考查古制，纵然有唐尧、虞舜般的资质，终究会因不学古制而造成祸患。”隋文帝沉默不语，说：“先生是朕的陆贾啊，拿什么教朕呢？”铜川府君奉诏作《兴衰要论》七篇。每次奏陈，隋文帝都称赞有加，然而却并未通晓其中的道理。铜川府君出任昌乐令，又由昌乐改任猗氏、铜川，治理政绩显著，任期届满退归家中，于是不再出仕为官。
开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铜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师》，献兆于安康献公。献公曰：“素王之卦也，何为而来？地二化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众正，可以王矣。虽有君德，非其时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
【译文】
隋文帝开皇四年（584），文中子出生。铜川府君卜了一卦，卜得《坤》卦变为《师》卦，他将占卜结果呈给安康献公。安康献公说：“这是素王孔子的卦象，为何会出现呢？六二阴爻化为九二阳爻，这意味着虽负盛德却身处下位，能够成为众人表率，可以为王了。然而终究无法为王，也许是因为纵有人君之德，却未逢其时吧？此子必能通达天下大道。”于是起名为“通”。
开皇九年，江东平。铜川府君叹曰：“王道无叙，天下何为而一乎？”文中子侍侧，十岁矣，有忧色，曰：“通闻古之为邦，有长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数百年，四海常一统也；后之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晋以下数百年，九州无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叹，盖忧皇纲不振，生人劳于聚敛而天下将乱乎？”铜川府君异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经》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
【译文】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隋灭陈平定江东一统天下。铜川府君慨叹道：“王道崩颓，为何天下要一统呢？”文中子在侧，年方十岁，面带愁容，说：“我听说古时治国，采用长治久安之策，因此夏、商以来数百年间，天下能够长久一统；后来治国，推行草率简陋之政，因此魏、晋以来数百年间，天下没有稳定的王朝。统治者不遵治国之道，老百姓人心离散已久。政令一会儿那样一会儿这样，哪有什么定制？您所慨叹的，是担忧上古圣制无法施行，百姓疲于应付朝廷的搜刮而天下将要大乱吧？”铜川府君感到无比惊异，说：“确实如此啊！”于是告诉他《元经》褒贬之义，文中子再拜受教。
十八年，铜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问夫子之志何谓也？”铜川府君曰：“尔来！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资友而成者也。在三之义，师居一焉，道丧已来，斯废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后集。”文中子于是有四方之志。盖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琠，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
【译文】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铜川府君闲居家中，吟唱《伐木》之诗并唤来了文中子。文中子面露惊异之色再拜说：“请问您的志向是什么？”铜川府君说：“古往今来！从天子到百姓，无不依靠朋友的帮助而成就功业的。做人应当礼敬君、亲、师，尊重老师居其一，大道沦丧以来，尊师之义已荒废日久。然而形势哪有恒久不变的呢？你要勉励笃学，博采众长而后方能学有所成。”于是文中子树立了远大的志向。向东海李育请教《尚书》，向会稽夏琠学习《诗经》，向河东关子明拜问《礼记》，向北平霍汲访求《乐经》，向族父仲华考求《周易》，六年来未曾休息，足见其心志赤诚。
仁寿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济苍生之心，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帝坐太极殿召见，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恢恢乎运天下于指掌矣。帝大悦，曰：“得生几晚矣，天以生赐朕也。”下其议于公卿，公卿不悦。时将有萧墙之衅，文中子知谋之不用也，作《东征之歌》而归，曰：“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礼布衣。遂怀古人之心兮将兴太平之基，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皇之不断兮劳身西飞。”帝闻而再征之，不至。四年，帝崩。
【译文】
隋文帝仁寿三年（603），文中子成年，意气风发胸怀济世安民之志，西游都城长安，拜见隋文帝。隋文帝在太和殿召见，于是文中子奏陈《太平策》十二篇，该策尊崇儒家王道，纵论称霸谋略，评古论今，气象磅礴，对运筹天下治国安邦可谓了如指掌。隋文帝甚为高兴，说：“我与您相见恨晚啊，是上天将您赐予我。”隋文帝将其奏议下发于朝臣公卿，朝臣公卿心中不快。当时隋朝宗室将有夺位之争，文中子深知自己的谋划得不到采用，于是作《东征之歌》归于乡里，说：“我心系国家远游京城，忽得帝王屈尊以礼相迎。于是胸怀古人之志要奠定基业实现太平，然而时过境迁，事与愿违。哎！大道不得推行唯有失意东归，皇帝没有圣断枉我西行劳累。”隋文帝听闻后再次征辟，然而文中子并未应征前来。仁寿四年（604），隋文帝驾崩。
大业元年，一征又不至，辞以疾。谓所亲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乱，盖东迁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际，有大功于生人，天子锡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坟陇于兹四代矣。兹土也，其人忧深思远，乃有陶唐氏之遗风，先君之所怀也。有敝庐在，茅檐、土阶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门人自远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巨鹿魏徵、太原温大雅、颍川陈叔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千余人。隋季，文中子之教兴于河汾，雍雍如也。
【译文】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朝廷征辟，文中子又没有应征前来，以身患疾病相推辞。文中子对亲近的人说：“我本是周人，居于祁地。永嘉之乱后，就随晋室东迁了，家中自高祖晋阳穆公起，效命于北魏。北魏、北周之时，对黎民百姓有大恩，天子赐予土地，自此居于河汾之地，所以自有先人丘墓至今已历四代了。此地百姓思虑深远，有上古治世善民之遗风，家中先人感怀于此。家有草庐，编茅为屋，垒土为阶。大道不得推行，怎能安于享乐？唯有退居乡里记述圣人大道罢了。”于是续编《诗经》《尚书》，订正《礼记》《乐经》，修撰《元经》，增益《周易》，历时九年完成《续六经》。门生从远方而来，河南董常、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巨鹿魏徵、太原温大雅、颍川陈叔达等，皆拜文中子为师，学习辅佐君王之道。至于其他前来求学之人，数不胜数，约有千余人。隋末之时，文中子之学兴盛于河汾之地，可谓深沉厚重气象博大。
大业十年，尚书召署蜀郡司户，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国子博士征，并不至。
【译文】
隋炀帝大业十年（614），尚书省征召文中子任蜀郡司户，文中子未去就任。大业十一年（615），朝廷以著作郎、国子博士之职征召文中子，文中子亦未应征前来。
十三年，江都难作。子有疾，召薛收，谓曰：“吾梦颜回称孔子之命曰：‘归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龄？吾不起矣。”寝疾七日而终。
【译文】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隋炀帝久居江都，荒废朝政，李渊于太原举兵。文中子患病在身，召唤薛收，对他说：“我梦到颜回传述孔子的谕令说：‘归家休息吧！’应该是孔老夫子召唤我了。何必久活于世呢？我的病情不会好转了。”文中子卧病七天后离世。
门弟子数百人会议曰：“吾师其至人乎？自仲尼已来，未之有也。《礼》：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谥，所以易名。夫子生当天下乱，莫予宗之，故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圣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毕矣。仲尼既没，文不在兹乎？《易》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请谥曰‘文中子’。”丝麻设位，哀以送之。礼毕，悉以文中子之书还于王氏：《礼论》二十五篇，列为十卷；《乐论》二十篇，列为十卷；《续书》一百五十篇，列为二十五卷；《续诗》三百六十篇，列为十卷；《元经》五十篇，列为十五卷；《赞易》七十篇，列为十卷。并未及行，遭时丧乱，先夫人藏其书于箧笥，东西南北，未尝离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书授于其弟凝。
【译文】
文中子门生数百人相聚商议说：“我们的老师应该就是大德至圣之人吧？自孔子以来，还没有这样的人。《礼》载：男子在世有名字，用以昭明德行；离世有谥号，用以变易其名。夫子生逢乱世，未得开宗立派，故而续编《诗经》《尚书》，订正《礼记》《乐经》，修撰《元经》，阐明《周易》之道，圣人要旨、天下才思尽在其中。孔子离世后，文教不就在此吗？《易经》说：‘黄色的裳衣昭示大吉大利，因为这象征着人胸怀文德。’请谥为‘文中子’。”于是门生们身穿丧服设立灵位，哀伤地为先生送葬。丧礼结束后，门生皆将文中子之著述还给王氏族人：《礼论》二十五篇，编为十卷；《乐论》二十篇，编为十卷；《续书》一百五十篇，编为二十五卷；《续诗》三百六十篇，编为十卷；《元经》五十篇，编为十五卷；《赞易》七十篇，编为十卷。这些著述未得流布，就遭逢天下大乱，先夫人将这些著述收藏于箱中，无论前往何处，从不离身。唐武德四年（621），天下平定，先夫人返回旧居，又将这些著述授予文中子之弟王凝。
文中子二子，长曰福郊，少曰福畤。
【译文】
文中子有二子，长子名福郊，少子名福畤。
（杜淹）
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
大唐龙飞，宇内乐业，文中子之教未行于时，后进君子鲜克知之。
【译文】
大唐龙腾盛世，海内安居乐业，文中子的思想未得推行于世，后世学人君子罕有知晓。
贞观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君问候焉，留宿宴语，中夜而叹。太原府君曰：“何叹也？”魏公曰：“大业之际，徵也尝与诸贤侍文中子，谓徵及房、杜等曰：‘先辈虽聪明特达，然非董、薛、程、仇之比，虽逢明王，必愧礼乐。’徵于时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临事，当自知之。’
【译文】
唐太宗贞观年间，魏徵患病在身，仲父太原府君王凝前去探问，于是留宿家中闲谈，至夜半时分魏徵喟然长叹。太原府君王凝问：“为何长叹呢？”魏徵说：“隋炀帝大业年间，我曾与各位贤才师事文中子，文中子对我和房玄龄、杜淹等人说：‘诸公虽然聪明出众，但却无法比肩董常、薛收、程元、仇璋，即使将来遭逢明王圣主，注定无力重振礼乐。’我那时脸上露出不满的神情，文中子笑着说：‘过些时日参与政事，自然就明白了。’
“及贞观之始，诸贤皆亡，而徵也、房、李、温、杜获攀龙鳞，朝廷大议未尝不参预焉。上临轩谓群臣曰：‘朕自处蕃邸，及当宸极，卿等每进谏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若行之，则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诚虚薄，然独断亦审矣。虽德非徇齐，明谢濬哲，至于闻义则服，庶几乎古人矣。诸公若有长久之策，一一陈之，无有所隐。’房、杜等奉诏舞蹈，赞扬帝德。上曰：‘止。’
【译文】
“到唐太宗贞观初年，各位贤才都相继离世，而我、房玄龄、李靖、温大雅、杜淹得帝王赏识而位列庙堂，朝中大事无不参与其中。太宗来到正殿前对群臣说：‘朕身为藩王，自即位以来，列位公卿每每态度严正忠言直谏，都说：这些善言良谋，唯恐君主不能施行，若能施行，那么三皇不难为四，五帝不难为六。朕诚然才微力薄，但遇事决断亦多审慎。虽才思不是迅疾敏捷之人，智略亦非深邃睿哲之辈，但从善如流，应该接近古圣先贤了吧。各位公卿如果有使国家长治久安之策，还请一一说来，不要有所保留。’房玄龄、杜淹等人接受太宗谕旨叩拜行礼，盛赞太宗美德。太宗说：‘不必如此。’
“引群公内宴。酒方行，上曰：‘设法施化，贵在经久。秦、汉已下，不足袭也。三代损益，何者为当？卿等悉心以对，不患不行。’是时群公无敢对者，徵在下坐，为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对曰：‘夏、殷之礼既不可详，忠敬之化，空闻其说。孔子曰：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礼》，公旦所裁；《诗》《书》，仲尼所述；虽纲纪颓缺，而节制具焉。荀、孟陈之于前，董、贾伸之于后，遗谈余义，可举而行。若陛下重张皇坟，更造帝典，则非驽劣所能议及也。若择前代宪章，发明王道，则臣请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悦。
【译文】
“太宗延请群臣在内廷宴饮。刚刚依次斟满酒杯，太宗说：‘创设制度推行教化，关键在于持久。秦、汉以来，不足取法。夏、商、周三代各有得失，哪朝可取？还请各位公卿尽心回答，不用担心无法推行。’此时群臣无人敢答，我在末坐，房玄龄、杜淹都注视着我，于是我起身离席回答说：‘夏、商二朝的礼制不可详知，礼乐教化，只听闻其大概。孔子说：周朝参考夏、商二朝而创设礼乐，可谓文采繁盛！我遵从周礼。《周礼》，为周公姬旦所作；《诗经》《尚书》，为孔子所编；虽然世道纲常败坏，但礼乐制度具存。前有荀子、孟子加以传承，后有董仲舒、贾谊加以发扬，流传下来的言说，可以兴立推行。如若陛下想要重新申明三皇之典、兴制五帝之册，那么此事断非才能平庸之人所能妄议。如若选取前朝典章，阐明王道，那么臣请求遵照《周典》施行。’太宗龙颜大悦。
“翌日，又召房、杜及徵俱入。上曰：‘朕昨夜读《周礼》，真圣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诚哉深乎！’良久谓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义，随时顺人。周任有言：陈力就列。若能一一行之，诚朕所愿，如或不及，强希大道，画虎不成，为将来所笑，公等可尽虑之。’
【译文】
“次日，太宗又征召房玄龄、杜淹还有我一同觐见。太宗说：‘朕昨晚读《周礼》，真是伟大的著作啊。首篇说：“圣王兴建国家，辨别确定地理方位，规划封国管控乡野，设置官爵分授职务，以此作为统治百姓的表率。”其中的道理确实深奥啊！’过了许久，太宗对我说：‘朕想来，不用井田之法、不行封建之制、不采肉刑之律，而想推行周公之道，这是不可能的。《周易》的要义，在于上顺天时下合人心。周任曾说：量力任职。如若能够一一得以施行，这确实是朕的心愿，如若无法达到，勉强追慕圣道而强力推行，只怕画虎不成反类犬，被后世人耻笑，各位公卿应尽心竭力深思熟虑。’
“因诏宿中书省，会议数日，卒不能定，而徵寻请退。上虽不复扬言，而闲宴之次谓徵曰：‘礼坏乐崩，朕甚悯之。昔汉章帝眷眷于张纯，今朕急急于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盖臣等无素业尔，何愧如之？然汉文以清静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练名实，光武责成委吏，功臣获全；肃宗重学尊师，儒风大举；陛下明德独茂，兼而有焉，虽未冠三代，亦千载一时。惟陛下虽休勿休，则礼乐度数，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虑晚也？’上曰：‘时难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退，无有后言。’徵与房、杜等并惭栗，再拜而出。
【译文】
“于是太宗下诏公卿留宿中书省，相聚商议数天，终无法商定礼乐之制，不久后我便请求告退。太宗虽不再倡言，然而闲谈之余对我说：‘天下礼崩乐坏，朕甚为愁苦。从前汉章帝对张纯颇为依赖，如今朕对各位甚为急切，实因胸怀大志而无法实现，这是古人所悲伤的。’我下跪奏陈说：‘这并不是陛下不能推行。实因臣子们没有精研儒学，陛下为何如此愧疚？并且汉文帝以清静无为使国家殷富，汉宣帝以法令条文使天下清明，光武帝委任官吏，保全功臣；汉章帝尊师重道，振兴儒学；陛下圣明仁德勤勉有加，兼此数种美德而有之，纵然未超越三代，也称得上千年一遇的盛世了。只要陛下受到称赞而不自满，那么典章礼乐，可以慢慢思考因事制宜，推行教化之事，何必担心来不及呢？’太宗说：‘朕之所以心急如焚，是因为时光宝贵。爱卿们退下吧，不要再说了。’我与房玄龄、杜淹等皆羞愧惶恐，再拜离开。
“房谓徵曰：‘玄龄与公竭力辅国，然言及礼乐，则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礼》《乐》赐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适不至此。噫！有元首无股肱，不无可叹也。”
【译文】
“房玄龄对我说：‘玄龄与您竭尽心力辅佐国家，然而论及礼乐圣制，却不是驰名当世的大才，不足以追慕陛下圣主的光辉。’从前文中子没有将《礼论》《乐论》传授于我，确有其原因。假使董常、薛收在世，事情也不会到这般地步。哎！有圣明之主而无股肱之臣，着实令人叹息啊！”
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恸。十九年，授余以《中说》，又以魏公之言告予，因叙其事。时贞观二十年九月记。
【译文】
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魏徵离世，太原府君王凝哭泣甚为悲痛。贞观十九年（645），太原府君王凝将《中说》传授于我，又将魏徵的话告诉了我，于是我便记载了这件事。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九月记录。
（王福畤）
东皋子答陈尚书书
东皋先生，讳绩，字无功，文中子之季弟也。弃官不仕，耕于东皋，自号东皋子。
【译文】
东皋先生，名绩，字无功，是文中子最小的弟弟。辞官归乡无意仕途，耕种于东皋，自号为“东皋子”。
贞观初，仲父太原府君为监察御史，弹侯君集，事连长孙太尉，由是获罪。时杜淹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于是太尉与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
【译文】
唐贞观初年，仲父太原府君王凝任监察御史，弹劾侯君集，此事牵连太尉长孙无忌，王凝因此获罪。当时杜淹任御史大夫，向皇帝密奏仲父王凝正义直言当属无罪。于是太尉长孙无忌与御史大夫杜淹就此结怨，而王氏兄弟皆遭打压不得重用。
季父与陈尚书叔达相善。陈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与陈公编之。陈公亦避太尉之权，藏而未出，重重作书遗季父，深言勤恳。季父答书，其略曰：
【译文】
季父王绩与尚书陈叔达交好。陈叔达当时正在修撰《隋史》，季父王绩将《文中子世家》交给陈叔达编纂。陈叔达为避让太尉长孙无忌的威权，因而将此篇收藏而未示人，并多次写信给季父王绩，用语深沉态度诚恳。季父王绩回信，其大略为：
亡兄昔与诸公游，其言皇王之道至矣。仆与仲兄侍侧，颇闻大义。亡兄曰：“吾周之后也，世习礼乐，子孙当遇王者，得申其道，则儒业不坠，其天乎！其天乎！”时魏文公对曰：“夫子有后矣，天将启之，徵也傥逢明主，愿翼其道，无敢忘之。”
【译文】
我已故的兄长从前与各位交往之时，谈论圣王之道可谓精深透彻。我与仲兄王凝陪侍左右，也略听得些要义。我已故的兄长说：“我是周人后裔，世代传习礼乐，子孙后代当遇明王圣主，得以推行礼乐王道，由此则儒家文教不绝，这就是天意啊！这就是天意啊！”当时魏徵回答说：“先生的子孙后代，定能生逢于上天即将开启的昌平之世，我倘若遭逢明王圣主，愿辅佐他们推行礼乐王道，不敢忘记。”
及仲兄出胡苏令，杜大夫尝于上前言其朴忠。太尉闻之怒，而魏公适入奏事，见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虚邪？御史当反其坐果实邪？太尉何疑焉？”于是意稍解。然杜与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后君集果诛，且吾家岂不幸而为多言见穷乎？抑天实未启其道乎？
【译文】
等到仲兄王凝外派为胡苏令，御史大夫杜淹曾在皇帝面前称其忠诚质朴。太尉长孙无忌听闻大为震怒，适逢魏徵觐见奏事，魏徵拜见太尉长孙无忌说：“侯君集之事确系子虚乌有吗？如果确有其事难道御史还要遭受牵连吗？太尉在疑虑什么呢？”于是太尉的怒气得以稍稍缓解。然而杜淹和仲父王凝志节高尚毫不屈服，而魏徵退朝后便沉默不语了。后来侯君集果然坐罪处死，而我家因为多言而遭受贬抑，岂不是甚为不幸？或者上天确实尚未开启圣明昌平之世吧？
仆今耕于野有年矣，无一言以裨于时，无一势以托其迹，没齿东皋，醉醒自适而已。然念先文中之述作，门人传受升堂者半在廊庙，《续经》及《中说》未及讲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顾仆何为哉？愿记亡兄之言，庶几不坠，足矣！谨录《世家》寄去，余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幸甚！
【译文】
如今我耕种乡野有些年头了，无一句善言以有益于时世，无一点声名以寄身于林泉，终老于东皋之野，时而醉酒时而清醒唯求安闲自乐。然而想起文中子之著述，门生得先生所传而登堂入室者多半已位列朝堂，但《续六经》及《中说》却并未得以深入研习乃至推行于世。哎！你与我是知己，为何对我这般关切？希望你记得我已故兄长的话，唯求大道不绝，我便心满意足了！现恭敬地抄录《文中子世家》并寄给你，其余著述皆在我已故兄长长子王福郊那里，福郊得我传授知晓其中大意。今日修书与你不胜荣幸，不胜荣幸！
（王福畤）
录关子明事
关朗字子明，河东解人也。有经济大器，妙极占算，浮沉乡里，不求官达。
【译文】
关朗，字子明，河东郡解县人。有经世济民之大才，穷极占卜推算之奥妙，退居乡里，不求为官显达。
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晋阳，尚书署朗为公府记室。穆公与谈《易》，各相叹服。穆公谓曰：“足下奇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识。”入言于孝文帝，帝曰：“张彝、郭祚尝言之，朕以卜算小道，不之见尔。”穆公曰：“此人道微言深，殆非彝、祚能尽识也。”诏见之，帝问《老》《易》，朗寄发明玄宗，实陈王道，讽帝慈俭为本，饰之以刑政礼乐。帝嘉叹，谓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见子明，管、乐之器，岂占算而已！”穆公再拜对曰：“昔伊尹负鼎干成汤，今子明假占算以谒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后宜任之。”帝曰：“且与卿就成筮论。”既而频日引见，际暮而出。会帝有乌丸之役，敕子明随穆公出镇并州，军国大议驰驿而闻，故穆公《易》筮，往往如神。
【译文】
北魏太和末年，我家五代祖穆公王虬在晋阳为官，尚书署关朗任公府记室。晋阳穆公王虬与关朗谈论《周易》，互相叹服。晋阳穆公对关朗说：“先生是当世奇才，一定要让天子得见先生。”于是入朝奏闻于孝文帝，孝文帝说：“张彝、郭祚曾经提及此人，朕因占卜推算是为小道，所以没有相见。”晋阳穆公说：“此人虽务小道而言辞深邃，断非张彝、郭祚所能知晓。”于是召见关朗，孝文帝询问《老子》《周易》，关朗借以阐发老庄玄学，实则奏陈儒家王道，劝谏孝文帝当以慈爱节俭为本，又加之以刑罚礼乐。孝文帝大加赞叹，对晋阳穆公说：“先生您真有知人之明。昨日见过关子明，确为管仲、乐毅之才，哪里只是占卜推算而已！”晋阳穆公再拜答道：“从前伊尹背负鼎俎求见商汤，如今关朗凭借占算晋谒陛下，君臣相遇，自有其道，以后应多加重用。”孝文帝说：“权且让我看看您的卜筮是否灵验。”不久之后，孝文帝连日召见，每次日夕时分方才得归。适逢孝文帝出征乌丸，敕令关朗随同晋阳穆公镇守并州，朝中军国大事快马递送晋阳穆公，因此晋阳穆公根据《周易》卜筮往往料事如神。
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死，耻食齐粟，故萧氏受禅而穆公北奔，即齐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时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太安四载，微臣始生。”盖宋大明二年也。既北游河东，人莫之知，惟卢阳乌深奇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征为秘书郎，迁给事黄门侍郎，以谓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经制不立，从容闲宴，多所奏议，帝虚心纳之。迁都雒邑，进用王肃，由穆公之潜策也。又荐关子明，帝亦敬服，谓穆公曰：“嘉谋长策，勿虑不行。朕南征还日，当共论道，以究治体。”穆公与朗欣然相贺曰：“千载一时也。”俄帝崩，穆公归洛，逾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师之，受《春秋》及《易》，共隐临汾山。
【译文】
起初晋阳穆公居于江东，因袁粲之死而心怀不满，耻于效命南齐，因此萧道成逼迫宋顺帝禅位于己而晋阳穆公投奔北魏，即南齐建元元年（479）、北魏太和三年（479），当时晋阳穆公的年纪是五十二岁。奏事说：“北魏太安四年，为臣出生。”即刘宋大明二年（458）。向北游历河东，众人皆不知其才，唯有卢阳乌深对其大为赞叹以为当世奇才，说：“此人是辅佐帝王之才。”北魏太和八年（484），朝廷征召为秘书郎，升任给事黄门侍郎，认为北魏孝文帝有平治天下之心，然而典章制度尚未确立，且行事又从容悠闲，于是多次进言，孝文帝虚心纳谏。北魏王朝迁都洛阳，任用王肃，皆由晋阳穆公暗中出谋划策。又举荐关子明，孝文帝亦对其恭敬信服，对晋阳穆公说：“奇谋良策，不必担心不得施行。朕南征班师回朝之日，当与先生一同讨论圣贤之道，探究治国之本。”晋阳穆公与关朗喜悦地相互道贺说：“真是千载难逢之时啊！”然而不久之后孝文帝驾崩，晋阳穆公辞官归于洛水之滨，一年后离世，关朗于是不再出仕为官。同州府君王彦师从关朗，学习《春秋》及《周易》，一同归隐于临汾山中。
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阕援琴，切切然有忧时之思，子明闻之曰：“何声之悲乎？”府君曰：“彦诚悲先君与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乐则行之，忧则违之。”府君曰：“彦闻：治乱损益，各以数至，苟推其运，百世可知，愿先生以筮一为决之，何如？”子明曰：“占算幽微，多则有惑，请命蓍，卦以百年为断。”府君曰：“诺。”
【译文】
北魏景明四年（503），同州府君服丧期满抚琴，面露愁容心忧天下，关朗听闻琴声说：“为何琴声如此悲伤？”同州府君说：“我着实为已故父亲和先生您胸怀大志却无法实现而伤悲。”关朗说：“顺境时则入世为官，推行圣教；逆境时则出世归隐，独善其身。”同州府君说：“我听闻：世道治乱更替，皆有定数，若能推演世运，纵使百代之后亦可知晓，希望先生用卜筮之法决断此说，如何？”关朗说：“占卜推算之法幽深精微，方法过多反而让人迷惑，请用蓍草占卜，卜卦以百年为限。”同州府君说：“好的。”
于是揲蓍布卦，遇《夬》之《革》，兑上乾下。兑上离下。舍蓍而叹曰：“当今大运，不过二再传尔。从今甲申，二十四岁戊申，大乱而祸始，宫掖有蕃臣秉政，世伏其强，若用之以道，则桓、文之举也；如不以道，臣主俱屠地。”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参代之墟，有异气焉，若出，其在并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苍生何属？”子曰：“当有二雄举而中原分。”府君曰：“各能成乎？”朗曰：“我隙彼动，能无成乎？若无贤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请刻其岁。”朗曰：“始于甲寅，卒于庚子，天之数也。”府君曰：“何国先亡？”朗曰：“不战德而用诈权，则旧者先亡也。”
【译文】
于是揲蓍草、布卦象，遇《夬卦》变为《革卦》，兑上乾下。兑上离下。关朗放下蓍草慨叹道：“当今天下大势，不过二纪，即再传二十四年。从今甲申之年起，二十四年为戊申，天下大乱灾祸产生，宫中有外藩权臣把持朝政，历代君主屈从于其强权，若君主控驭得法，则可成就齐桓、晋文之功；若君主御下无方，则君臣皆有杀身之祸。”同州府君说：“此人出自何方？”关朗说：“夏、商、周三代旧都，皆有异常之象，若出异乎寻常之人，应当在并州之地吧？”同州府君说：“此人不出，天下万民又将追随谁呢？”关朗说：“应该会出现二雄并立、中原分治的局面。”同州府君说：“都能成就功业吗？”关朗说：“内部分裂而皆欲有所作为，这样应该都不会有所成就吧？如果没有贤才扶持，恐怕无法成就功业。”同州府君说：“请具体限定其运数。”关朗说：“从甲寅年开始，至庚子年结束，这是上天决定的运数。”同州府君说：“哪个国家先灭亡？”关朗说：“适时天下不尚仁德而用欺诈权谋，那么旧国率先灭亡。”
府君曰：“其后如何？”朗曰：“辛丑之岁，有恭俭之主，起布衣而并六合。”府君曰：“其东南乎？”朗曰：“必在西北。平大乱者未可以文治，必须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国也。东南之俗，其弊也剽；西北之俗，其兴也勃。又况东南，中国之旧主也！中国之废久矣。天之所废，孰能兴之？”府君曰：“东南之岁可刻乎？”朗曰：“东南运历，不出三百，大贤大圣，不可卒遇，能终其运，所幸多矣。且辛丑，明王当兴，定天下者不出九载。己酉，江东其危乎？”府君曰：“明王既兴，其道若何？”朗曰：“设有始有卒，五帝、三王之化复矣。若非其道，则终骄亢，而晚节末路，有桀、纣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坠地久矣，苛化虐政，其穷必酷。故曰：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积乱之后，必有凶主。理当然也。”
【译文】
同州府君说：“那后来情形如何？”关朗说：“辛丑年，会有恭敬勤俭之君，兴起于百姓之中，实现天下一统。”同州府君说：“出于东南方吗？”关朗说：“一定在西北方。能够平定天下大乱不可依靠文教，必须依靠武力。并且西北方正是用兵之地。东南风俗，有流于轻浮之弊；西北风俗，可以实现快速崛起。更何况东南方，是中原旧朝所在！中原旧朝荒废王道礼乐已久。上天注定其败亡，谁又能将其振兴呢？”同州府君说：“东南方王朝的运数可以限定吗？”关朗说：“东南方王朝的运数，不会超过三百年，高世之贤才，终不可遇，能够终其运数，已然值得庆幸了。况且辛丑年，应当有明王圣主兴起，不出九年就会平定天下。到己酉年之时，江东王朝的处境应该岌岌可危吧？”同州府君说：“既然明王圣主已经兴起，其为政治国之道如何？”关朗说：“假使此明王圣主能有始有终，那么将会复兴五帝、三王之政。如若不遵其道，那么终将因骄纵而在晚年走上穷途末路，会产生桀、纣般的暴君。古圣先王的美德善政之道衰微已久，苛虐暴政发展到极致必然异常酷烈。所以说：大战之后，必有灾年；大乱之后，必有暴君。这是理所当然的。”
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朗曰：“何谓亡也？夫明王久旷，必有达者生焉。行其典礼，此三才五常之所系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故王道不能亡也。”府君曰：“请推其数。”朗曰：“乾坤之策，阴阳之数，推而行之，不过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过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闻之，先圣与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无真主，故黄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达者当生。更十八年甲子，其与王者合乎？用之，则王道振；不用，洙泗之教修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其唐晋之郊乎？昔殷后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后不王则斯人生晋。夫生于周者，周公之余烈也；生于晋者，陶唐之遗风也。天地冥契，其数自然。”府君曰：“厥后何如？”朗曰：“自甲申至甲子，正百年矣，过此未或知也。”
【译文】
同州府君说：“古圣先王的美德善政之道竟然就此消亡了吗？”关朗说：“为何要说消亡呢？明王圣主长久不出，必然会有通达其道者产生。能够推行典章礼乐，这就是天地伦常得以维系的原因。孔子说：周文王离世后，礼乐文教不都在我这里吗？因此王道是不会消亡的。”同州府君说：“请推演其运数。”关朗说：“天地阴阳之数，推演变化，不过是三百六十六，加以引申，不过是三百八十四，这就是天道运数。哎！我听说，古圣先贤与卦象相合，自魏以来，天下没有真正的天子，因此从魏黄初元年庚子岁（220），至今八十四年（此处当作：二百八十四年），加之八十二年至丙午岁，共计三百六十六年，通达明王圣主之道者应当出生。加之十八年至甲子岁，应该合乎王者之气运吧？若得以重用，则能重振礼乐王道；若不得重用，则修明周公孔子之教。”同州府君说：“此人出自何方？”关朗说：“应当出自上古唐国、春秋晋国之地吧？从前殷人后裔无法称王，因而孔子生于东周之时；周人后裔无法称王，因而此人生于三晋之地。出生于东周之时的孔子，继承周公的功业；出生于三晋之地的此人，传承唐尧的风范。天地之道暗合其中，这就是运数自然。”同州府君说：“此后情形如何？”关朗说：“自甲申年至甲子年，刚好一百年，超过此范围就无法知晓了。”
府君曰：“先生说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谓也？”府君曰：“先生每及兴亡之际，必曰‘用之以道，辅之以贤，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数，吉凶有前期，变而能通，故治乱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于《易》，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问之而后行，考之而后举，欲令天下顺时而进，知难而退，此占算所以见重于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颂，善人少恶人多，暗主众明君寡，尧、舜继禅，历代不逢；伊、周复辟，近古亦绝；非运之不可变也，化之不可行也！”
【译文】
同州府君说：“先生说解卦义，皆持非此即彼两端之论。”关朗说：“为何这样说？”同州府君说：“先生您每每论及王朝兴衰之时，一定会说‘如果遵循王道，有贤才辅佐，前途将不可限量’，这难道不是持两端之论吗？”关朗说：“卦象的产生自有定数，而吉凶祸福却有此前的机运与之相应，机运改变而运数亦随之变通，所以王朝治乱兴衰是可以改变的。因此贤人君子对于《周易》，若有兴举则观察卦象变化、体会其中占卜征兆，详加求问而后施行，深入考察而后兴举，希望带领天下百姓顺应时势而有所进取，知晓困难而适时退却，这就是占卜推算之所以深受古圣先王重视的原因。所以说：《周易》之道可以使危局转为太平，使美政得到称颂，但是往往圣明仁善之主少而昏聩凶恶之主多，因此唐尧、虞舜禅让王位，历代未有；伊尹、周公还政天子，近世绝迹；并非是运数不可改变，而是礼乐教化没有推行！”
“道悠世促，求才实难。或有臣而无君，或有君而无臣，故全之者鲜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有臣而无君也。章帝曰：尧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无臣也。是以文武之业，遂沦于仲尼；礼乐之美，不行于章帝。治乱之渐必有厥由，而兴废之成终罕所遇。《易》曰：功业见乎变。此之谓也。何谓无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岂亦二端乎？”朗曰：“圣人辅相天地，准绳阴阳，恢皇纲，立人极，修策迥驭，长罗远羁，昭治乱于未然，算成败于无兆，固有不易之数，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贼臣犯之，终不促已成之期，干未衰之运。故曰：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圣人知明王贤相不可必遇，圣谋睿策有时而弊，故考之典礼，稽之龟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悬历数以示将来。或有已盛而更衰，或过算而不及，是故圣人之法所可贵也。”
【译文】
“天道悠远而人世短暂，求取贤才甚为艰难。时而有贤臣而无明君，时而有明君而无贤臣，因此能够两全者确实少有。孔子说：如果有君主重用我，我应该会使周朝礼乐复兴于东方吧？这就是有贤臣而无明君。汉章帝说：唐尧制作雅乐《大章》，得到一个夔这样精通音律的人就足够了。这就是有明君而无贤臣。因此，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只有孔子承袭；古圣先王的礼乐美政，汉章帝无法推行。天下治乱之端必有缘起，王朝兴衰之变终非偶成。《周易》说：功业因变而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怎能不持两端之论！”同州府君说：“周公建都于郏鄏，占卜周朝传国三十代，享国八百年，难道也是持两端之论吗？”关朗说：“圣人顺天地之道，守阴阳之法，弘扬古圣先王之纲纪，确立苍生万民之伦常，深谋远虑，长驾远驭，洞见治乱于未发生之时，推算成败于无征兆之中，因此王朝的运数与期限原本就有变与不变之别。假使让平庸之主守护江山，乱臣奸佞侵犯社稷，终会缩短原有的期限，触动原本尚未衰败的国运。因此说：周朝虽然君德衰微，然而天命未变。古圣先贤深知圣君贤相未必相遇，良谋嘉策有时亦不能尽如人意，因此考求典章礼乐，详察灵龟蓍草，通过人之所为以洞悉天之所示，通过历数之推演以明辨未来之变化。偶有王朝臻于极盛忽而转为败亡，抑或超出历数推算期限而尚未衰败的，因此这些都足以说明古圣先贤卜筮之法的可贵。”
“向使明王继及，良佐踵武，则当亿万斯年与天无极，岂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过算余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岂徒然哉？”府君曰：“龟策不出圣谋乎？”朗曰：“圣谋定将来之基，龟策告未来之事，递相表里，安有异同？”府君曰：“大哉人谟！”朗曰：“人谋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则安，置之危地则危，是以平路安车，狂夫审乎难覆；乘奔驭朽，童子知其必危，岂有《周礼》既行，历数不延乎八百；秦法既立，宗祧能逾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归乎？”
【译文】
“假使明王圣主即位，辅国良臣谨承先贤之道，那么国运会延续千年万年与天地一样绵延无穷，岂止于传位三十代、享国八百年呢？超出历数推算期限而王朝尚未衰败，若非开国君主建立的功业，那便是齐桓公、晋文公般能臣付出的努力。天意与人事，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同州府君说：“灵龟蓍草能否给人以嘉谋良策？”关朗说：“嘉谋良策奠定王朝未来基业，灵龟蓍草告知国家将来大事，二者互为表里，哪里有什么不同呢？”同州府君说：“圣人的谋略真是伟大啊！”关朗说：“圣人谋划因而天下安宁。天下是国家命脉所在，置于平安之处则海内升平，置于危险之地则风雨飘摇，因此于坦途之上行驶平稳之车，纵然狂徒莽夫定然不会倾覆；驾飞奔之马控驭朽败之车，即便稚子孩童必然知晓危险，哪有推行《周礼》王道，王朝历数不延续八百年；设立秦法暴政，宗庙传承能超过两代的呢？哎！天命与人事，应该是殊途同归吧？”
府君曰：“先生所刻治乱兴废果何道也？”朗曰：“文质递用，势运相乘。稽损益以验其时，百代无隐；考龟策而研其虑，千载可知。未之思欤？夫何远之有？”府君蹶然惊起，因书策而藏之，退而学《易》。盖王氏《易》道，宗于朗焉。
【译文】
同州府君说：“先生您根据何种方法推算限定治乱兴衰的期限呢？”关朗说：“文与实、势与运，相互联系交互使用。观察损益变化以验之当时，推知百世而不为所蔽；考求灵龟蓍草以深入思考，卜求千年亦可探知。没有想到吧？哪里有什么遥远而不可知的呢？”同州府君闻之大惊而慌忙起身，于是将此记录并收藏起来，退居家中学习《周易》之道。王氏一族所承《周易》之道，源于关朗。
其后，宣武正始元年岁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岁戊申，而胡后作乱，尔朱荣起并州，君臣相残，继踵屠地。及周、齐分霸，卒并于西，始于甲寅，终于庚子，皆如其言。明年辛丑岁，隋高祖受禅，果以恭俭定天下。开皇元年，安康献公老于家，谓铜川府君曰：“关生殆圣矣，其言未来，若合符契。”
【译文】
此后，北魏宣武帝正始元年（504），岁次为甲申年，至北魏孝庄帝永安元年（528），共计二十四年，岁次为戊申年，胡太后作乱毒杀孝明帝，尔朱荣借机起兵并州，君臣相残，相继被杀。至于北周、北齐列土称霸，终为西北之国吞并，这一切始于甲寅年，终于庚子年，皆如关朗所言。翌年辛丑年（581），隋文帝杨坚接受北周静帝禅让，确实以恭敬勤俭安定天下。隋开皇元年（581），安康献公在家中离世，对铜川府君说：“关先生可谓近乎圣贤，所说未来之事，无不应验。”
开皇四年，铜川夫人经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载尔。献公筮之曰：“此子当知矣。”开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书》矣，厥声载路。九年己酉，江东平，高祖之政始迨。仁寿四年甲子，文中子谒见高祖，而道不行，大业之政甚于桀、纣。于是文中子曰：“不可以有为矣。”遂退居汾阳，续《诗》《书》，论礼乐。江都失守，文中子寝疾，叹曰：“天将启尧、舜之运，而吾不遇焉，呜呼！此关先生所言皆验也。”
【译文】
隋开皇四年（584），铜川夫人经过山梁，脚踏巨石于是怀有身孕，不久之后生文中子，比关朗占卜推算的丙午年提前两年。安康献公占卜说：“此子当为大智之人。”隋开皇六年丙午岁（586），文中子通晓《尚书》，誉满乡里。隋开皇九年（589），隋文帝灭陈平定江东，一统天下。隋仁寿四年（604）甲子岁，文中子晋谒隋文帝，然而礼乐王道却不得推行，以致大业年间朝政酷虐，有甚于桀、纣。于是文中子说：“无法有所作为了。”随即退居汾阳乡里，续编《诗经》《尚书》，精研礼乐。隋炀帝久居江都，荒废朝政，李渊于太原举兵，文中子卧病在床，慨叹道：“上天或许将要开启一个太平的时代，可我却等不到那一天了，哎！关朗先生卜筮所言皆得应验。”
（王福畤）
王氏家书杂录
太原府君，讳凝，字叔恬，文中子亚弟也。贞观初，君子道亨，我先君门人布在廊庙，将播厥师训，施于王道，遂求其书于仲父。仲父以编写未就不之出，故《六经》之义代莫得闻。
【译文】
太原府君，名凝，字叔恬，是文中子的二弟。唐贞观初年，贤人君子时运畅达，我已故父亲的门生遍布朝堂，将弘布先师圣训，施行王道于天下，于是向仲父太原府君王凝求取已故父亲的著述。仲父王凝因著述编写尚未完成而没有出示，因此《续六经》之要义历代无人知晓。
仲父释褐，为监察御史。时御史大夫杜淹谓仲父曰：“子圣贤之弟也，有异闻乎？”仲父曰：“凝忝同气，昔亡兄讲道河汾，亦尝预于斯，然《六经》之外无所闻也。”淹曰：“昔门人咸存记焉，盖薛收、姚义缀而名曰《中说》。兹书天下之昌言也，微而显，曲而当，旁贯大义，宏阐教源，门人请问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则备矣。子盍求诸家？”仲父曰：“凝以丧乱以来，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说》一百余纸，大底杂记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则蠹绝磨灭，未能诠次。
【译文】
仲父王凝出仕为官，任监察御史。当时御史大夫杜淹对仲父王凝说：“您是圣贤的弟弟，是否别有所闻？”仲父王凝说：“我有辱于兄弟，从前已故兄长讲学于河汾，我曾参与其间，然而《续六经》之外别无所闻。”杜淹说：“从前先师门生皆有载录，薛收、姚义缀编先师讲习对问之语并命名为《中说》。此书乃天下之良言佳篇，文辞幽微而大义显明，论说婉转而道理允当，旁征博引贯通儒家经典要义，弘扬光大阐发孔子圣教本源，门生求学问道之端绪，先师行为处事之事迹，皆载录其中。您为何不搜求于家中呢？”仲父王凝说：“我自从天下离乱以来，尚未顾及此事。”归家后搜求已故兄长著述，得到《中说》一百余张，大抵为杂抄记录而未标明篇名及目次，首卷和序言则蠹蚀殆尽，无法编排次序。
会仲父黜为胡苏令，叹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乃解印而归，大考《六经》之目而缮录焉。《礼论》《乐论》各亡其五篇，《续诗》《续书》各亡《小序》，惟《元经》《赞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为六部，号曰“王氏六经”。仲父谓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纲帝道则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无不至焉。自春秋以来，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谓门人曰：“不可使文中之后不达于兹也。”乃召诸子而授焉。
【译文】
适逢仲父王凝贬为胡苏令，慨叹道：“文中子的思想不可不弘扬于世，时光飞逝，时不我待。”于是辞官归乡，深入考求《续六经》的纲目体例并加以缮写抄录。《礼论》《乐论》各亡佚五篇，《续诗经》《续尚书》各亡佚《小序》，唯有《元经》《赞易》全文存世，共得六百六十五篇，编成七十五卷，分为六部，称为“王氏六经”。仲父王凝对家中子弟说：“兄长的著述是多么伟大啊！用来阐述明王圣主之法可谓明达晓畅，用来诠释天地世间之道可谓精深透彻。自从春秋以来，还没有能比肩此书的著述。”又对门生说：“不能让文中子的后代不明晓此书。”于是召集文中子的孩子，将其著述教授给他们。
贞观十六年，余二十一岁，受《六经》之义，三年颇通大略。呜呼！小子何足以知之，而有志焉。
【译文】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我二十一岁，学习《续六经》之要义，研修三年略通大概。哎！年轻后学哪里能尽得其精髓，只是有此志向而已。
十九年，仲父被起为洛州录事，又以《中说》授余曰：“先兄之绪言也。”余再拜曰：“《中说》之为教也，务约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论语》之记乎？孺子奉之，无使失坠。”
【译文】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仲父王凝被朝廷起用任命为洛州录事，将《中说》授予我说：“这是我已故兄长的存世之言。”我再拜说：“《中说》作为行教化人之书，务求主旨精练而寓意幽远，言辞简约而道理深刻，也许可以比肩《论语》所载录的内容吧？晚生恭承此书，不会让书中的至理大道坠失。”
余因而辨类分宗，编为十编，勒成十卷，其门人弟子姓字本末，则访诸纪牒，列于外传，以备宗本焉。且《六经》《中说》，于以观先君之事业，建义明道，垂则立训，知文中子之所为者，其天乎？年序浸远，朝廷事异，同志沦殂，帝阍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传子孙以为素业云尔。时贞观二十三年正月序。
【译文】
我于是对此书分门别类，将其列为十编，分成十卷，文中子弟子们的姓名及其他生卒行年等相关内容，则求诸纪传谱牒，编列在外传中，以期书的主体详审完备。并且从《续六经》《中说》来审视我已故父亲的成就，可以说是树立大义昭明正道，为后世建立法则与规范，能够了解文中子之作为的，应该只有上天吧？然而随着年深日久，朝局变换，志同道合者凋零退散，朝廷之政也变得愈加远离正道，最终使得文中子的思想和学说遭受压制而未得推行。哎，可悲啊！白白将其当作儒家学说传给子孙后代。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正月作序。
（王福畤）
文中子中说序
周公，圣人之治者也，后王不能举，则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圣人之备者也，后儒不能达，则孟轲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圣人之修者也，孟轲之徒欤？非诸子流矣。盖万章、公孙丑不能极师之奥，尽录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阙；房、杜诸公不能臻师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续经》抑而不振。
【译文】
周公，是平治天下的圣人，后世帝王不能兴周公之道，于是孔子对其加以继承阐发，使周公之道昭明于世。孔子，是德行完备的圣人，后世儒生不能明达孔子之教，于是孟子对其加以推崇尊奉，使孔子之教昭明于世。文中子，是著书立说的圣人，应该是孟子般的人物吧？而非诸子之类。万章、公孙丑不能穷尽其师孟子思想的精义，全部载录孟子的话语，因此孟子的《孟子章句》才会粗疏而多有阙漏；房玄龄、杜淹等各位朝臣不能达到其师文中子的境界，大力弘扬他的思想，因此王通的《续六经》才未得显扬。
《中说》者，子之门人对问之书也，薛收、姚义集而名之。唐太宗贞观初，精修治具，文经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温、王、陈辈，迭为将相，实永三百年之业，斯门人之功过半矣。贞观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说》及《文中子世家》，未及进用，为长孙无忌所抑，而淹寻卒。故王氏经书，散在诸孤之家，代莫得闻焉。二十三年，太宗没，子之门人尽矣。惟福畤兄弟传授《中说》于仲父凝，始为十卷。今世所传本，文多残缺，误以杜淹所撰《世家》为《中说》之序。又福畤于仲父凝得《关子明传》，凝因言关氏卜筮之验，且记房、魏与太宗论道之美，亦非《中说》后序也。盖同藏缃帙，卷目相乱，遂误为序焉。
【译文】
《中说》是载录文中子门生互相问答的一部书，薛收、姚义纂集而成并加以命名。唐太宗贞观初年，精修治国之道，文治武功皆超越近世。如房玄龄、杜淹、李靖、魏徵、温大雅和温彦博两兄弟、王凝、陈叔达等，多为将相，唐朝绵延三百年的基业，文中子门生的功劳当居大半。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御史大夫杜淹编列《中说》并撰写《文中子世家》，杜淹未得擢升，遭长孙无忌压制，不久便离世了。因此王通著述散落在各孤子家中，几代人未得听闻。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离世，文中子门生亦无人在世。唯有王福畤兄弟从仲父王凝那里承习《中说》，至此《中说》方列为十卷。现在世上流传的版本，内容多有残缺，误将杜淹撰写的《文中子世家》当作《中说》序言。另外，王福畤从仲父王凝那里得到《关子明传》，仲父王凝于是谈论关子明占卜灵验，并载录房玄龄、魏徵与唐太宗讨论儒家圣道美政，认为该篇亦非《中说》后序，不过是书卷共藏一处，篇目错乱，于是将其误作序言。
逸家藏古编，尤得精备，亦列十篇，实无二序。以意详测，《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与尚书陈叔达，编诸《隋书》而亡矣。关子明事，具于裴晞《先贤传》，今亦无存。故王氏诸孤，痛其将坠也，因附于《中说》两间，且曰：“同志沦殂，帝阍悠邈，文中子之教郁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见抑而《续经》不传，诸王自悲而遗事必录。后人责房、魏不能扬师之道，亦有由焉。
【译文】
我家所藏古本，甚为精审详备，同样编为十篇，实际上并无此二序。以文意详加推测，《文中子世家》当系杜淹交予陈叔达，陈叔达将此文编录于《隋书》后亡佚。关子明之事，载录于裴晞《先贤传》，今亦不存。因此王氏各孤子，痛心于这些篇章即将坠失，于是将其附于《中说》之间，并且还说：“志同道合者凋零退散，朝廷之政也变得愈加远离正道，最终使得文中子的思想和学说遭受压制而未得推行。哎，可悲啊！”据此可知杜淹遭到压制而《续六经》不传于世的原因，以及各位王氏族人悲叹自身命运不济而又有志于辑录文中子遗文的决心。后来人责怪房玄龄、魏徵不能弘扬先师之道，是有其原因的。
夫道之深者，固当年不能穷；功之远者，必异代而后显。方当圣时，人文复古，则周、孔至治大备，得以隆之。昔荀卿、扬雄二书，尚有韩愈、柳宗元删定，李轨、杨倞注释，况文中子非荀、扬比也，岂学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蕴奥，引质同异，为之注解，以翼斯文。
【译文】
那些深沉厚重的大道，置于当世必然不会遭到埋没；那些影响深远的至理，历经百代定然会耀古烁今。正逢盛世，礼乐政教皆恢复古制，于是周公、孔子致太平之道修明齐备，得到推崇。从前荀子、扬雄二人著述，尚有韩愈、柳宗元来增删编订，李轨、杨倞加以注释，更何况文中子是荀子、扬雄所无法比肩的，难道学人不应弘扬文中子之教吗？因此我深入研究探寻奥妙，旁征博引辨别异同，对此书进行注释，以辅佐文教。
夫前圣为后圣之备，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离圣而异驱、捐古而近习，而能格于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无杂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韩愈氏力排异端，儒之功者也，故称孟子能拒杨、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轲氏，儒之道者也，故称颜回，谓与禹、稷同道。愈不称文中子，其先功而后道欤？犹文中子不称孟轲，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图嗟功废道衰，乃明文中子圣矣。五季经乱，逮乎削平，则柳仲涂宗之于前，孙汉公广之于后，皆云圣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
【译文】
古圣先贤是为后世学人之楷模，上世典册是为当世文章之轨范，背离圣贤之道另辟蹊径、抛弃古制采用今法，是无法实现天下大治的。大宋统治天下，推尊儒学崇尚文教，世风淳正民心归朴；皇帝修明王道裁抑霸略，政教纯一而不驳杂；国势超迈盛唐，使得文中子的门徒得遇其时。韩愈力排异端学说，是捍卫儒家学说建立功业之人，因此韩愈称颂孟子抵制杨朱、墨翟，功劳不逊于大禹。孟轲，是传承发扬儒家思想存续道统之人，因此孟轲称赞颜回，评论颜回与大禹、后稷成就相同。韩愈不称颂文中子，应该是将捍卫儒家学说的功业放在首位，而将存续道统放在其次吧？就好比文中子不称赞孟轲，道统存续而功业亦在其中。唐朝末年司空图慨叹儒家学说功业尽废道统衰微，于是方才懂得文中子的伟大。五代之时大道崩乱，等到天下平定，前有柳开尊奉经典，后有孙何广兴儒学，皆述圣人之作，然而其学说思想却未广行于世。
噫！知天之高，必辩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则简而功密矣。门人对问，如日星丽焉，虽环周万变，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揆影，庶仿佛其端乎？大哉，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谓乎无形，非中也；谓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荡于虚无，下不局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说》者，如是而已。李靖问圣人之道，子曰：“无所由，亦不至于彼。”又问彼之说，曰：“彼，道之方也。必也无至乎？”魏徵问圣人忧疑。子曰：“天下皆忧疑，吾独不忧疑乎？”退谓董常曰：“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举是深趣，可以类知焉。或有执文昧理，以模范《论语》为病，此皮肤之见，非心解也。
【译文】
哎！知道苍天高远，必须明辨其为何高远。文中子的思想应当近乎天道吧？天道清静简约而泽及万物。门生互相问答之语，犹如日月星辰附丽苍天，虽然循环变化万端，但始终不会超出苍天的范畴。现在推究其本源，应该能够得其大端吧？中道的精义真是伟大啊！在《周易》卦象中为二五居中之位，在《春秋》笔法中为褒贬权衡之辞，在《尚书》经制中为皇极、九畴之法，在《礼记》体统中为中庸调和之道。中道既不流于缥缈无形，又不流于具象可感。中道既不是抽象层面的虚无空洞之论，又不是具象层面的特定功能之用，唯有以权变为宗，唯有以制宜为本，这就是中道思想的大概。《中说》的思想，如此而已。李靖询问圣人之道，文中子说：“不知从何而来，亦不知向何而去。”有人问所谓向何处去是什么意思。文中子说：“所谓向何处去，是与大道并行的。必定是永远无法达到的！”魏徵问圣人是否也会有忧愁和疑惑，文中子说：“天下人都会有忧愁和疑惑，我又怎么会没有忧愁和疑惑呢？”魏徵告退，文中子对董常说：“我乐天知命，有什么忧虑的呢？我穷理尽性，有什么疑惑的呢？”据此深入探究，可以类推而知。也许有人会因拘泥于文字而不明其中道理，会因模仿《论语》而加以诟病，这些都是浅陋之见，并未心领神会。
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极！中存疑阙，庸俟后贤。仍其旧篇，分为十卷。谨序
【译文】
我虽然才疏学浅但心志勤勉，何不穷尽《中说》思想的奥妙！其中留有存疑及缺漏之处，就要等待后来贤哲了。全书沿袭旧有篇目，分为十卷。郑重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