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孫德謙隘堪撰
通古
史之爲體，其要有二：一爲紀傳，一爲編年是也。紀傳之中，其體亦分爲二：自班固以降，均取斷代，故昔之論史者，漢書则别爲一家，以其紀傳而爲斷代之體也；若通古之史，则當推太史公書矣。
史公馳鶩數千年，託始黄帝，訖於漢武，囊括古今，事核而文簡，豈不善哉！然後世史家，多效法班氏者，何也？將斷代爲編，所記惟一朝之故事，其書易就乎？抑往古事蹟，已備載於史公，譙周、蘇轍作爲古史，不免狂謬，無遷之學識者，不足當纂修之任乎？雖然，嘗考之矣。其通古爲史者，蓋有支與流裔也。梁武帝勅吴均諸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遷史爲本，而别采他説，以廣異聞；兩漢以還，全録當時紀傳；至吴、蜀二主，则入之世家；五胡及拓跋氏，则列之夷狄傳。所異者，唯無表而已。北魏常山王遵曾孫暉雅好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録百家要事，名爲科録，共二百七十卷，亦起上古以終於晉，凡十四代，其所編次，依仿通史，取其行事尤相類者，合爲十科，故以科録爲號。見史通。原本於科録稱「元魏濟陰王暉業」，今從浦注正。此兩書者，俱是通古之史奉遷爲義法者也。其後则爲宋鄭樵之通志。通志有紀有傳，確係龍門嫡派。世以杜佑通典、馬貴與文獻通考目爲「三通」，殆不然也。杜、馬二氏，乃專門掌固之書，鄭樵则通古紀傳史也，其體不同。世有深於目録者，倘其志藝文也，應表而出之，附遷書以行，则體要得矣。
夫通古之與斷代，爲體既殊，则孟堅之書，既從斷代矣，凡作地理志、百官公卿表，则以西漢爲限可也，乃溯及沿革，必上述周、秦，又何説也？不知春秋書「王正月」者，固爲尊王之義，斷代史體於本紀行之，所以法春秋之尊王耳。其他朝章國典，苟欲考其源流得失，不能不居今而稽古，则仍循通古之例也。是以漢表则有古今人表，而貨殖一傳即采史公之文，且亦以范蠡爲首。若是，则通古、斷代，祗本紀見其區别，而史、漢二家，必作鴻溝之畫，亦過爲分析矣。
夫六經皆史也。由吾言之，詩始文王，爲西周之史；春秋始平王，爲東周之史。其通古者，非尚書乎？尚書獨載堯以來，殆史公之所師矣。雖史首黄帝，有異於書，而爲通古则同。
説者曰：昔人所以甄綜古今，通爲一書者，爲其時未有彚刊群史定本故耳。識者鑒此，乃有十七史之刻，嗣是而爲廿一、爲廿二，循代接編，各還原袠，既無纂合之勞，亦免離散之患。斯言也，其意似歸美斷代，若謂通古之史，後賢可以不作者。抑知年運而往，經時久遠，乙部之書，充箱照軫，學者或不能遍觀，则其道必窮，非有整齊厥協如史公之著爲通古者，無以濟其變而應其求。然则通古之史，其可廢哉！
創體
史自黄帝設官，至周時而大備。周禮：太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内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则記言，右史则記事。夫太史以下，既所掌者不離乎記志之職，则當日必有其書矣。禮曲禮篇曰：「史載筆」，而解者謂：「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足知史官之所書，其於大事小事，并有此簡策之分也。又周制，列國各有其史。孟子所稱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孔子则得百二十國寶書，墨子亦見百國春秋，如齊春秋、燕春秋之類，書亦多矣。然按之班志，均不著録。後人徒聞其名，至其體例，则更未有言也。今可考見者，则有國語、國策，其爲體也，乃係國别之史。故紀傳之爲史，惟馬遷始創此體耳。
其體若何？曰本紀、曰表、曰書、曰世家、曰列傳。何以謂之本紀？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又紀，理也，絲縷有紀，而帝王書稱紀者，言爲後代綱紀也。或曰：天子稱本紀，本者，繋其本系，故曰本紀者，理也，統理衆事，繋之年月，名之曰「紀」。表者，録其事而見之，禮有表記，鄭注云：「表，明也」，謂事微而不著，須表明也，故言表。書者，五經六籍總名也，此之八書，紀國家大體，班氏謂之「志」，志亦記也。世家者，記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孫常有國，故孟子曰：「陳仲子，齊之世家」，又董仲舒曰：「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代爲家者也」。列傳者，謂叙列人臣事跡，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以上見索隱、正義。約而言之，劉彦和所云「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此其大略也。
雖然，遷之創爲紀傳體亦有所取法乎？考之遷書，有尚書集世紀，大宛傳贊引有禹本紀，其本紀之體所由來與？文心雕龍史傳篇：「及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志，甄序帝勣。比堯稱典，则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则又非元聖。故取式吕覽，通號曰紀。」以此論之，则史之本紀，用吕覽之十二月紀矣。衛世家贊稱：「余讀世家言。」则世家之目，蓋前有其體者也。表之爲體，桓譚有言：「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譜。」是表依周譜而作。禮家所記，有表記一篇，殆又其命名之所本乎？書有尚書，劉知幾書志篇：「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别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放禮經。」则書志之體，實出於禮。而鄭樵则又謂原於爾雅矣。傳者，左氏、公、穀有春秋傳，斯固解經之體也。然孟子云：「湯放桀，武王伐紂」，「於傳有之」。则古有其書，或亦叙事之體也。此史列傳之體所宗與？伯夷傳特標「其傳曰」，吾謂史公必見夷、齊舊傳，倣而爲傳體也。但遷之史體，雖未嘗無所取法，合紀傳諸體而自成其一家言，则爲彼所創立矣。
惟其創爲紀傳體，荀悅漢記體用編年而外，班固以降，所謂正史者，皆其體也。顧漢書易爲斷代，「書」则名之曰「志」，又去其世家一體，而後史從之者多。且其異於史者，史無惠帝紀，而漢書则吕后、惠帝分爲兩紀，項羽與世家之陳涉，漢则并入列傳。蓋以高祖起元，寓尊王之義，勢自不得不然也。世家既無其體，故外戚亦次之傳中耳。志则禮、樂二書并爲禮樂志，天官则爲天文，封禪则爲郊祀，河渠则爲溝洫，平準则爲食貨。然語其大體，無能越乎遷史者也。即漢志中加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後漢書列傳加文苑、獨行、逸民、黨錮諸目，有出於史體外者，亦不過因時而施，或觸類而長，由遷以推廣之耳。孟子有言：「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故紀傳之創體，以歴代國史觀之，雖名稱有改更，門類有增益，皆是繼遷而起者也。天下事繼成则易，創始爲難。遷於史能獨創其體，不可謂非史家之鼻祖矣！
今夫遷史之爲人訾議者，莫如本紀之秦與項羽、吕后，世家之孔子、陳涉、外戚以及列傳之龜策，往往有謂其體例不純者矣。不知秦本紀则述先世；項羽则以王侯受封，爲一時政權之所歸；吕后之可次本紀，以當時天下無事，雖女主臨朝，亦自晏然相安，史公意在重民，可見其作爲通史，不僅爲一姓興衰計也。孔子之立世家，乃子長尊聖之心；陳涉者，秦楚之際月表「好令三嬗」，首數陳涉，且知其爲至今血食，故得編之於世家；外戚本非記后妃，實緣后妃之家，父子兄弟分封而世代相襲，遂厠之世家之中。龜策之撰列傳也，必亦傳龜卜之人與日者同。所辨秦本紀諸説，詳釋意各篇中，故今略言之。故由余言之，凡秦本紀等遷所以撰著之意，俱有其説，無可駁詰者也。夫史書體大思精，即有舛誤，亦當服其爲史學興開創之功，況其未有者乎？嗚呼！如遷之創造史體，自人不善讀之，而妄相抨擊者衆矣。可慨也夫！
標題
古之作者，於其書之標題，往往隨舉爲名，并無義例。故道家之鶡冠子，因其人入居深山，以鶡爲冠，遂取「鶡冠」題之；縱橫家之鬼谷子，因其隱居之地是爲鬼谷，遂取「鬼谷」題之。此豈有用意乎？即書中篇目，亦僅用篇首一二字爲之標題，如論語之學而、述而、雍也、子罕。如此立題，苟求其説，將有不可解者，然古人不以爲嫌也。
太史公書其標題也，有約紀以數者，本紀之五帝，年表之三代、六國與十二諸侯，世家之五宗、三王是也；有稱其官者，如李將軍之類；有稱其爵者，有淮陰侯之類；其樊、酈、滕、灌、傅、靳、蒯、成，似皆單列姓氏矣，乃夏侯嬰封滕公，周緤封蒯成侯，於姓氏之中忽雜以分封，亦可知其標題之取便矣。不然，樊噲爲舞陽侯，酈商爲曲周侯，何莫非侯封乎？又南越尉佗姓趙氏，不曰「趙佗」，而曰「尉佗」。黥布[1]姓英氏，不曰「英布」，而曰「黥布」。將謂史遷之標題，失之好奇乎？非也。説者曰：趙佗之爲「尉佗」，英布之爲「黥布」，出於當代史臣編録，無復張弛，取叶當時，不藉稽古。見史通。则「尉佗」、「黥布」者，本之時俗通稱，即據以標題耳。若萬石君者，以石奮父子官皆至二千石，漢景帝嘗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是亦其時有此名號，遂用以爲標題也。然则尉佗、黥布以及萬石君，史之標題，不過從時耳。乃魏收魏書，苟出詭名，於江東帝王，则云「僭晉司馬叡」、「島夷劉裕」，河西酋長则云「私署涼州牧張實」、「私署涼王李暠」。觀其標題，斯真遠不師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無所憲章者矣。説亦本史通。
或云：「史遷創列傳之體，列之爲言，排列諸人爲首尾，所以標異編年之傳也。然而列人名目亦有不齊者，或爵或官，或直書名，雖非左氏之錯出，究爲義例不純也。」或曰：「遷有微意焉。夫據事直書，善惡自見，春秋之意也，必標目以示褒貶，何怪沈約、魏收諸書，直以標題爲戲哉！況七十列傳，稱官爵者，偶一見之，余并直書姓名，而又非例之所當貶，则史遷創始之初，不能無失。」章實齋先生説。夫以遷之標題，未能整齊而畫一，所失或有之，然如沈約輩，竟以標題爲戲，则史公不任其咎也。史公何嘗標目以示褒貶哉？蓋史書極有義法，後之修史者，求其義法之何在，區區標題，非其要焉者也。
别目
聞之隋經籍志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録，以爲綱紀。」綱紀之爲言，豈非目録者其史籍之綱要哉？太史公書大體爲紀、表、書、傳。其中目録，如五帝本紀、三王世家，则以數作記；若蕭相國、淮陰侯等，则書其官爵；此外则并稱其人之姓名。已撰有標題篇，爲析言之矣。乃世家之内，獨有外戚之目，列傳若刺客、循吏、儒林、酷吏、游俠、佞幸、滑稽、日者、龜策、貨殖，名目紛繁，若是者何哉？吾知其分别部居，蓋有類族辨物之意也。
考世家之例，以其皆爲有土之君，故録其國號爲多，外戚则當亦如是，今所記似均后妃事，後世史家，遂有改爲皇后本紀，或易爲傳者，亦其宜矣。説者且曰：外戚憑皇后以得名，犹宗室因天子而顯稱。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则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史通説。其所辨者，殆謂外戚一目，直書皇后可矣，而孰知其非也。所謂外戚者，其篇首雖言吕、薄諸后，實则以薄后弟昭之爲軹侯，薄父之追尊爲靈文侯，竇后父之追尊爲安成侯，弟廣國之爲章安侯，兄長君之子彭祖爲南皮侯，從昆弟子嬰之爲魏其侯。是外戚亦與他世家同，因后妃之家，父子兄弟，俱有封爵，得比乎諸侯之列，故目之曰外戚，而次之於世家。蓋外戚非就后妃言，乃謂其家父子兄弟也。試爲之解曰：后妃家之父子兄弟，是之謂外戚。其家则受封而世世相繼，是之謂世家。惟外戚之得封，由於后妃而然，所以篇中叙述后妃爲詳，勢似不得不爾也。明明目爲外戚，僅以其爲后妃而作，则莫達其説矣。莫達其説，且疑史公之外戚立目未當乎義，则大謬已。
雖然，如外戚者，謂其有類族辨物之意，何也？曰：外戚之封，出於恩澤，故别爲其目，以類次之耳。列傳之刺客十目，其區别設此者，蓋以事類爲主，而人则萃合乎其中，非若合傳之體，取其人之學術行詣相同者從而論列之也。且自序其意曰「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而於循吏则云：「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儒林则云：「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酷吏则云：「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游俠则云：「救人於戹，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佞幸则云：「夫事人君能説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其下滑稽之説曰：「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日者之説曰：「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龜策之説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貨殖之説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2]，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是其别爲諸目，亦足見刺客等之類聚爲傳，以其人多有可記也。
自班固評史，謂「序游俠则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则崇勢利而羞賤貧」。始取此二傳，以爲此其所蔽。後之讀史者，或又謂：刺客、游俠、貨殖，遷之撰述斯傳，蓋亦發憤之所爲，當其受禍之際，有感乎家貧，財賂不足自贖，交游之莫救視，故仰慕其爲人，藉此以抒其怨恨，而游俠傳之救人於戹，其意尤可窺也。夫刺客而降，在遷祗以人之品類不一，自不能不别出記之。若意有所指，儒林爲其創目，彼固尊儒者也，何不美其尊儒，獨引刺客三傳爲之辭乎？劉知幾之議史也，曰：「達者七十，分以四科。太史公述儒林，则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则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闕如？」则又以貨殖傳中不當列入子貢矣。其駁擊也，亦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亦知子貢之傳，以仲尼弟子爲正，貨殖特其互著者乎？況億则屢中，聖人嘉之。遷以孔子之名布揚天下，實賴子貢之結駟連騎，分庭抗禮。则貨殖且有裨於儒教，豈遂忘掩惡而揚善，有闕於成人之美哉！
至龜策有言：「四夷各異卜」。索隱云：「其書既亡，無以知其異」。今觀自序「異卜」之論，其傳首所謂「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本，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则顯然其爲異卜矣。又有疑之者曰：「傳所載者，人而已矣。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所記全爲志體，若與八書齊列，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亦見史通。吾聞周官之職，有龜人、蓍人，今此傳只存其序，史公當日或以有精於龜卜者，爲其人而作傳，何必定以書名乎？如使龜策而爲書，貨殖之詳物産，亦當名「貨殖書」矣。然班氏有食貨志，而傳则并次貨殖，必易以書名，夫何可哉？
抑更有可哂者，謂史傳有大小之分，凡其别著篇目者，皆傳之小者也。则吾所大惑不解矣。往嘗偶讀後漢文苑黄香傳，其末云：「子瓊，自有傳。」史傳類此者甚多，以往讀黄香傳而悟，故僅言此。頗悟其非。何则？香之入文苑，既係小傳，则瓊必爲大傳矣。豈有父祗爲小傳人物，而其子反居大傳之理？若史官别造題目，果存大小之見於其中，则悖道甚矣。不唯此也，如子貢者，即以仲尼弟子爲大傳，貨殖爲小傳，將此一人也，不妨大小兼收乎？説矣不能通矣。
夫目録者，作史之綱要也，自史遷有此别目。此所以漢書而後，即有增損，無有不遵其義法乎？
撰序
孔穎達杜氏春秋序正義：「“序”與“叙”，音義同。爾雅釋詁：“叙，緒也。”舉其綱要，若繭之抽緒。孔子爲書作序，爲易作序卦，子夏爲詩作序，故杜亦稱序，序春秋名義、經傳體例及已爲解之意也」。誠哉序之爲用大矣哉！其爲用也，豈不在發明書之體例與其意義之所爲乎？
馬遷之作史也，以自序一篇，編之卷末。其中始述先世史，爲其家傳之業，繼言父子之間以史事相敦勉，逮身任史職，即屬草篡修，雖罹李陵之辱，終焉成之，不因此而中輟。至於五帝本紀而下，莫不條其篇目，撮其指歸，蓋全史之總序也。其十表之前，暨傳之循吏、儒林凡别類爲題者，又各撰序以分論之。如此反覆申明，所以爲學者計，當無不釋然而通其旨矣。乃斥其疏漏者有之，駁其違誤者有之，而辨惑、志疑諸作紛然雜出。龍門爲史學之祖，窮究義法者，世不多遘，抑獨何哉？
吾謂即就序言，讀之不善，往往有莫得其説者。如外戚世家，彼固以薄昭、竇嬰等，緣后妃而受封，其家足以世及相繼，同於有國之君，故標之爲「外戚」，次入世家之中。今見其叙事也，首書吕、薄諸后，而其序又詳論夫婦之倫，似此世家專爲后妃設矣。抑知外戚若是后妃，尚何世家之有？在遷特以夫婦人倫之始，詩之關雎，書之「釐降」，經教所先，是以序文暢言之，其實外戚者，乃后妃之戚屬也。不辨其命名之故，以爲紀后妃事，则傎矣。秦楚之際月表於楚義帝獨書「元年」，余则均稱爲「一」，有春秋紀元之意也，是遷本以義帝爲正，漢之帝統接自義帝矣。然其序则謂陳、項之後，至高祖遂成帝業，爲時不過五年，而號令有此三嬗，義帝若不列其數。無怪人且改表曰楚漢年表，方謂史之不載義帝，有失其當也。不知序则如此，而其書法则誠是也。且表自三代而後，以世次遞，續有十二諸侯、有六國，而秦楚焉可無言？蓋秦亦一代也。表有「鄉秦之禁，適足資賢者爲驅除難」，末则云：「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则遷之意，秦祗爲漢驅除，高祖直受命之聖帝，所以歸美於漢耳。階兹而觀，讀其序者，自可識其撰著之意。然亦有不可拘牽文義者。今夫書之有序，非淮南所謂要略者哉？「要略」云者，謂揭此書之要而言其大略也。遷史既有統序，復有篇序，其無序者，論贊如五帝紀之「擇雅言」，管晏傳之「論佚事」，幾使一紀一傳，欲人有以心知其意，豈不善哉？
抑吾犹有説者。漢書遷本傳：「十篇有録無書」。有録者，言僅有序録，本無其書也。張晏注云：「遷没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如張氏言，竟以「無書」爲「亡書」，恐未然也。何则？將相一表，禮、樂、兵三書，日者、龜策兩列傳，今皆有序。此六篇者，不得謂亡，则景紀四篇，亦未可謂之亡也。蓋有録者，或并兼目録言之。揆以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録，则序録本並著目録也。不然，龜策、日者等傳，何以其序録俱在乎？綜而言之，遷之撰序，未有不如孔氏之所云「舉其綱要」者。治史者，蓋可忽乎哉！
設論
史論之興，其權輿於遷乎？若遷之所取法，则爲左傳。左氏發論，每假君子以稱之，如「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是其先例矣。
自史有設論，後世史家，莫不從之。然班固曰「贊」，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其名各異。唯史官所撰，通稱「史臣」耳。説本史通。其體则太史公書限以篇終，而范氏後漢则稍有更易。但史之有論，必如劉子元所謂「事無重出，文省可知」，则得之。乃元史紀傳，不綴論贊，其凡例述勅旨云：據事、具文，善惡自見。豈有嫌於論辭之每多妄設乎？然要不可以議遷。何则？遷之立論，蓋有不可不設者。今爲略言之。
殷本紀云：「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日者列傳云：「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於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此論殷紀采自書、詩，而日者一傳，爲其創著也。孔子世家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则榮，没则已焉。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此論孔子之道，爲世所宗，彼君王之尊及乎？衆賢没而無聞者多矣，安可與之同語，所以明孔子之爲聖也。老莊申韓列傳云「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此論老、莊爲道，申、韓爲法，雖非一家之學，其源流得失则可知也。樂毅列傳云：「樂臣公學黄帝、老子，其本師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史公通於百家學術，凡其人所治何學，及受業某氏，必詳識之。此以樂瑕公、樂臣公爲毅之族，樂臣公善黄老言，因推論其師承也。田單列傳云：「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脱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耶！」聞之八書中，律書謂即兵書，是遷乃極知兵者。此以田單能用奇兵，遂獲勝燕，因縱論及兵法也。公孫宏列傳云：「公孫宏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余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宏爲舉首」。史公最尊儒術，而儒術之興，莫不歸美於宏，特出於上之所好，蓋以見武帝之崇儒，故論宏之幸遇其時也。汲鄭列傳云：「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昔孔子嘉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夫友朋相交，持久爲難。史公深有感於翟公之言，故述其生死貧富之説，所以論交道也。階是而觀，史書之設論，真有蔚宗自序謂爲「無一字虛設」者矣。吾亦僅舉一二，實则自五帝紀下，凡爲論贊，或明作意，或取他事，要無不各有其義者也。
或謂紀傳之史，以記事爲主，褒貶则無所施。其説是也。不知每紀每傳之後，其設之以論者，褒貶即寓乎其中。李斯傳云：「李斯以閭閻歴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説，廢嫡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蒙恬傳云：「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强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萬石張叔傳云：「仲尼有言：“君子欲詘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讇，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豈非遷所評論，亦用其褒貶者哉？且如項羽重瞳，疑爲舜之苗裔；張良狀貌，據圖而知其如婦女，往往爲紀傳所不載者，而於論載之。故子長之史論，其足爲義法者，若特設此以補紀傳之闕，安可少哉？
合傳
史之爲紀傳也，自馬遷所創作，乃於紀傳之中，则又立有合傳之體。合傳者，非謂儒林諸傳，别設題目者也。其間有以名位而合，有以學術而合者，在遷極參酌出之，豈强用配合而已乎？
其以名位合傳者如何？若管晏列傳，爲其皆齊之良相，孟子所謂「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是也。则管、晏之合傳，不在名位乎？使非名位，管子爲道家，晏子爲儒家，其學则不同矣。故管、晏者，以名位而合者也。其以學術而合者，孟子、荀卿，并爲儒家；孫武、吴起，并爲兵家。所以合傳之故，非取學術相合而然與？即老、莊爲道家，申、韓爲法家，以論學術，似有不可合者，然法家多通於道，韓非之書，不有解老、喻老乎？且於申不害傳曰：「申子之學，本於黄老。」韓非傳曰：「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黄老。」则此傳之所由合者，要以學術而合也。推之范睢、蔡澤，遷自謂：「能忍訽於魏、齊，而信威於强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廉頗、藺相如则謂：「能信意强秦，而屈體廉子，用狥其君，俱重於諸侯。」若是，范、蔡諸人合爲一傳，则以其行事相同，又可悟矣。
此外如樗里、甘茂、白起、王翦，凡諸合傳，遷皆意爲聯合，固無可疑。乃後人於屈原、賈生、魯連、鄒陽，譏其合傳之非，则大不然。索隱之説曰：「魯連、屈原當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爲乖絕。其鄒陽不可上同魯連，賈生亦不可上[3]同屈原。宜抽魯連同田單爲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爲一傳，其鄒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在彼以爲果撰合傳，魯仲連之與鄒陽，屈原之與賈生，時代不合，應取宋玉、枚乘時代相接者，合而傳之，其意亦未甚有失也。然不讀史本傳乎？贊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説於當世，折卿相之謀。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一则謂其「不詘」，一则謂其「不撓」，而合傳之義，又明稱之，则索隱之妄議更張，豈不謬哉！至於屈、賈之合傳也，既云：「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余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已足知合傳之所有來矣。復云：「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鵩烏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可知屈、賈者，確有可以合傳之理，遷蓋悼文儒之不遇者。但拘時代爲言，何所見之淺哉？
夫古人著書，必有其立言之旨。合傳之例，前史所未有，子長既已兩人或三數人合諸一傳，始興此例，故爲標揭其意旨，若深恐人之好爲異論者然，豈知異論犹紛紛未已也。遷嘗願傳之其人。嗚呼！如索隱者，專治史書，而不能推闡其義法，務爲傳人，抑獨何哉！
附出
古今稱通史者，厥惟太史公書。夫爲通史，而一人一傳，不知有以彚合之，其失则煩。此子長合傳之法。後雖斷代之史，亦率循而用其體，道誠善矣。然吾讀其史，又有寄傳與附傳在焉。
何謂寄傳？史通所謂：「事迹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爲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以史徵之，伯夷列傳：「説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是由、光雖不爲立傳，而於伯夷傳首言之，非即寄傳之義乎？
若附傳者，史通復云：「自兹以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都廢。其同於古者，唯有附出而已。」蓋謂史傳之中，後世廢此寄傳，所不廢者，则傳之附出者也。考之於史，如齊之三鄒、湻于髠、慎到、田駢、接子、環淵，以及公孫龍、劇子、李悝、尸子、長盧、吁子、墨翟，附出於孟荀傳。陳軫、犀首，则附出於張儀傳。周昌、申屠嘉，则附出張蒼傳。平原君、朱建，则附出於酈生陸賈傳。衛綰、直不疑、周文，则附出於萬石張叔傳。徐樂、嚴安，则附出於主父偃傳。此其例也。但上所附者，皆載在篇中，雖謂之爲合傳，未嘗不可。若衛將軍驃騎傳，其公孫賀、李息諸人，列在傳末，尤爲附出之顯見者。且爲之説曰：「左方[4]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余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爲將者十四人。爲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云云。後「最驃騎將軍」下，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亦是附出同其例。则自公孫賀以下，不有專傳者，咸附出於此，亦可見矣。吾讀後漢書，知郭太傳後載有左原等十人，即本史書爲法，與公孫賀輩之附出同。又以獨行傳而論，譙玄傳云：「時亦有犍爲費貽，不肯仕述，乃漆身爲厲，陽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余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貽固高節之士也，并不别傳，非附出而何？再李業傳之附王皓、王嘉，劉茂傳之附所輔，范式傳之附孔嵩，此數子者，其行詣皆應有傳，今附出之者，非以其人不足傳也。
夫人生天地間，當謀所以不朽者，使國史有傳，乃不與草木同腐，若默默以終，卒之姓名翳如，豈不悲哉！爲史官者，以其事蹟不多，而又不欲掩没其人，牽連得書，並著附出之傳，俾能獲聞於後世。此史筆之所以可貴乎！
紀聞
夫人立言著書，豈惟采輯典籍，以備筆削已哉？则必見聞廣博，所書之事，皆真確不磨，然後能信今而傳後。況其爲作史乎？吾讀太史公書，觀其得所聞於人者，類無不載記之。項羽本紀：「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趙世家：「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5]，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刺客列傳：「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此。」樊酈滕灌列傳：「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6]，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酈生陸賈列傳：「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田叔列傳：「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衛將軍驃騎列傳：「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自序：「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凡此所述，皆其接聞并世之人，所以取爲作史之具者也。
又有不詳其姓名者。如五帝紀贊：「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黄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魏世家：「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孟嘗君列傳：「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余家矣。”」淮陰侯列傳：「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龜策列傳：「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蓍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是其博訪周咨，可謂勤矣。
夫子長世掌史官，又繼父談之業，身任太史之職，家學相承，所聞必已有異於人。序言「余聞之先人」，则所作史書，顯有庭聞爲他人不及聞者，乃得之於人而爲所親聞者復若是。在漢之世，如劉向、揚雄輩，均稱之爲良史，洵乎其爲良史也。隋書經籍志云：「史官者，必求博聞强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如遷之詳紀所聞，其爲史官也，豈不宜哉？且其言曰：「難爲淺見寡聞道。」夫聞見既已淺寡，而使之身親修史之責，何能勝任而愉快？嗚呼！史才之難，史遷而後，自古歎之矣。
徵見
論語曰：「多見而識之。」史遷之自述所聞，已著其説矣。又有徵之目驗而爲彼所親見者，試分别言之：有見其地者焉，有見其人者焉，有見其事者焉，有見其物者焉。
何謂見其地？河渠書云：「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齊太公世家云：「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孔子世家云：「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囘留之不能去云。」信陵君列傳云：「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春申君列傳云：「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屈原賈生列傳云：「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蒙恬列傳云：「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壍山湮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此非見其地耶？
何謂見其人？韓長孺列傳云：「余與壺遂定律厤，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李將軍列傳云：「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游俠列傳云：「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采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爲名。」此非見其人耶？
何謂見其事？禮書云：「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封禪書云：「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宫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河渠書云：「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此非見其事耶？
何謂見其物？留侯世家云：「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此非見其物耶？
其地、其人、其事、其物，史公徵之所見又若是其廣遠。彼文儒局於偏隅而所見淺狹者，使秉筆爲史，宜其僅能致功於詞翰，記載每易失實也。史才如遷，耳所聞者如彼，目所見者如此，所以爲史家之冠哉！
據左
左氏春秋傳自東漢始立學官，然其書则非東漢乃有也。昔之論者，皆謂左傳子長所未見，子長得見者，祗爲國語一書。嗚呼！是豈然哉？考之隋書經籍志，其春秋類云：「左傳，漢初出張蒼家。」则左傳者，在漢初已出。史遷博覽多聞，必親見之。張蒼學於荀卿，陸德明釋文叙録述左氏授受源流，蒼则傳自荀卿者。雖蒼之遺説今已不存，顧蒼以左氏傳之賈誼，誼所著新書，其論春秋時事，则本之左傳，又爲訓詁以授貫公，如是则左傳行於西漢，史公當及見之無疑也。且十二諸侯年表：「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则明明言及左氏之作傳矣。謂爲未見，夫何可哉？
今觀其書，有顯然引用者。五帝本紀：「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此三族世憂之。至於堯，堯未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天下惡之，比之三凶。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螭魅。」此左傳文公十八年文也。周本紀：「齊桓公使管仲平戎於周，使隰朋平戎於晉。王以上卿禮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毋逆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禮而還。」此左傳僖公十二年文也。姑舉一二，其字句之間，雖間有删節，史公據左氏以入紀，则其目見左傳也審矣。其他世家、列傳之中，援據左傳者甚多，吾亦不悉數也。
史通雜説篇曰：「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晋殿師，郭最稱辱；伐魯行唁，臧堅抉死。此閹官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余之人爲君子所賤者，唯以彌子瑕爲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博考前古，而捨兹不載，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爲者哉？」夫左傳之書，西漢時早已流行，安知爲遷所未見？子元以夙沙之出左氏，遂謂遷之博考，捨而不載，病其考古之疏，特恐彼亦未詳考耳。且史公之與少卿書中，不言夙沙而始於彌子瑕者，往來書牘隨取刑余一人，以伸其論，無關得失。甚至斥其乘傳車、探禹穴，亦復何爲，子元何以責遷若是之嚴哉！亦云妄矣。近世之疑經者，以左傳爲劉歆僞造，凡遷之有稱古文者，必歸過於歆所竄改。余嘗援隋志以正其失。不謂劉氏論史有識，既不知漢初左氏即已行世，而遷之明據左傳者，又習焉不察，夙沙之事，不過偶然失載，遽欲抵其罅隙以肆我彈擊，是亦不可以已乎！班固之言曰：「司馬遷據左氏」，蓋史公乃確見左傳者也。
裁篇
語有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以經而論，尚書则爲記言，春秋则爲記事。蓋古史之體，其分别有如此。馬遷作史，言事兼載，故凡前人撰述，莫不裁篇入録。
請以列傳言之：如伯夷傳之佚詩，韓非傳之説難，鄒陽傳之獄中上書，屈原傳之懷沙賦及賈生傳之弔屈原賦與鵩鳥賦，李斯傳之諫逐客書、獄中上書，公孫宏傳之上書，主父偃傳之諫伐匈奴書及徐樂、嚴安之言世務書，司馬相如傳之子虛賦、喻巴蜀檄、難蜀父老、上書諫獵、哀二世賦、大人賦、封禪文，滑稽傳之湻于髠説隱，不可殫述。考之漢志，賈生、公孫宏，在諸子儒家；韓非则法家也；鄒陽、主父偃、徐樂、嚴安则縱橫家也；屈原、相如并入詩賦略，皆古者立言之士也。其篇目可知者，賈生五十八篇，又賦七篇；公孫宏有十篇；韓非有五十五篇；鄒陽有七篇；主父偃有二十八篇；惟徐樂、嚴安，则祗有一篇耳；屈原賦凡二十五篇；相如賦凡二十九篇；李斯、湻于髠兩家，不見著録，姑無論。史公之本傳，特裁篇甄比，以韓非傳所謂「余獨悲韓子爲説難而不能自脱」，相如傳所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觀之，是有其意之所取也。
夫人有志著述，以謀不朽之業，期流傳於後世，幸而全書獲傳，固爲可喜，往往有名目僅存，惟藉史傳之中犹得略見其一二者。即如仲長統昌言，久經散佚，其理亂、損益、法誡三篇，自范氏載之於統傳，後人尚可識其名并得考其撰著之義。故遷史裁篇之法，傳其人者，并傳其言論，匪第事蹟昭然，而文采亦於是乎不致磨滅也。乃史通載言篇曰：「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上録言，罕逢載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紀綱，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交錯紛擾，古今是同。案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廣而言無獨録。愚謂凡爲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誠如其説，豈不謂紀傳之史，惟尚事實，而言则貴乎獨立爲編，不可裁入其中。嗚呼！彼但知尚書、春秋當使各備其體，未免泥矣。
史之本義，以説文考之，訓爲「記事」，似專以記事爲主。然即論書與春秋，書则記言，而事亦具焉；春秋则記事，而言亦載焉。史公紹法春秋之學，其書则取法尚書，故伯夷以下，均爲裁篇備述，此其所以厥協六經乎！要之，自子長立此義法，後之史家，於章表之關切世事，頌讃之傳頌當時，爲人立傳者，悉以裁篇行之，不甚善哉！
互著
史家之體，自漢以後，爲其人作傳，未有彼此互著者，其法非不善也。然不知互著，使若人可入儒林者，并可入逸民；可入文苑者，并可入循吏，將僅著之一傳，而其他不言乎？则顧此者未免失彼矣，豈有當哉？
太史公書既以子貢列仲尼弟子列傳，而貨殖傳则曰：「子贛既學於仲尼，通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夫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孟子荀卿列傳包舉戰國一代學術，而湻于髠亦厠其中，傳曰：「湻于髡，齊人也。博聞强記，學無所主。其陳説，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湻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湻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湻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湻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黄金百鎰。終身不仕。」夫以髠次之孟荀傳中，謂其慕晏嬰爲人。晏子爲儒家，则髠亦儒家流也。乃滑稽列傳又互著之，此何爲哉？蓋貨殖、滑稽，遷恐人所忽視，設子貢與髠本傳即以其事并叙之，非所以尊賢也，故立互著之例，而語各有歸，庶不失之雜。且於子貢则謂「孔子之名得布揚於天下」，轉賴其勢；於髠则美其工於諷諫，是其撰貨殖、滑稽者，非卑之也。況子産、范蠡，雖乏專傳，然鄭、越兩世家固備載之，乃子産互著於循吏，范蠡互著於貨殖，不又用其例乎？
今夫互著之道，觀於漢書，董仲舒、王吉、韋賢此三賢者，俱有列傳，而儒林并傳之，非祖述遷書之義法哉？抑孟堅之志藝文也，本之七略，如管子、墨子諸家，有互著於法與兵者，其所爲互著之故，誠以别類叙書，與列人爲傳，皆重在義類，并不關乎名目也。部次群籍，標目之下，不可使類有所闕，故詳略互著，俾後人溯家學者，足以求之無弗得[7]。列傳之用互著，亦以事義標篇，人名则離合乎其間，取其發明而已。説本章實齋先生。然自此義不明，編經籍者，则有一書重出，修元史者，甚至一人兩傳，其弊有由來矣。
省文
昔宋子京等之爲新唐書也，其自詡则言：事增於前，文省於舊。識者曰：「此正其失處。」或者又謂：「論語記夫子與弟子問答，率不過數語，而季氏將伐顓臾，記所詰對甚詳，不如是不足以見體要，各造其極。今唐史務爲省文，與古作者不侔。」説詳直齋書録解題。
以此而論，將作史之法，并不以省文爲得乎？抑知不盡然。吾讀太史公書矣，周本紀曰：「其事在周公之篇」；秦本紀曰：「其事在商君語中」，又曰：「其語在始皇本紀中」；秦始皇本紀曰：「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吕后本紀曰：「語在齊王語中」；孝文本紀曰：「事在吕后語中」；禮書曰：「事在袁盎語中」；趙世家曰：「語在晉事中」；蕭相國世家曰：「語在淮陰侯事中」；留侯世家曰：「語在項羽事中」，又曰：「語在淮陰事中」；絳侯周勃世家云：「其語在吕后、孝文事中」。列傳姑不論。每言「事在某篇」者，非即省文之法與？
夫一事也，而彼此兩載，弊必有失之繁複者，若第更易其辭，而於事實则絕無異同，此亦非史體之所宜，故以「事在周公」、「事在商君」而出此省文之筆，使後之讀者足以參考而互證，否则兹篇之内，已行序述，而他篇又大書特書，其能免重沓之譏乎？往見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云：「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涖事之年，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而略也。」嘗謂此碑文中既云「可得而略」，则竟删去之可矣，乃必顯言其略者，知爲詞章家省文之道，蓋國史已詳，而我復詳載之，將文襲國史乎？抑取國史所詳者而别騁其翰藻乎？是誠有不能不從其略者。若然，史家文字，權於詳略之間，有云「語具何紀何傳」者，其爲省文也，大可見矣。且諸子之中有用之者：吕氏春秋有始覽應同篇：「解在乎史墨來而輟不襲衛」；去尤篇：「解在乎齊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妬也。」以下不備載。殆爲史公之所本乎？
晉張輔之論曰：「史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遷必矣。」張氏固深嘉史之叙事善於省文也，惟其所以省文之法，则未明言耳。乃劉知幾點煩篇，家語而下，漢晉諸史，均以文辭煩冗，爲之削除，而遷史亦預焉。其意蓋病史文之煩而未能省乎？不知字句修潔，此其小者，遷之省文，可爲作史義法者，自有大者在也。史通復有二體篇，反以於高紀则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则云「事具高紀」，訾其斷續相離，前後屢出。吾不識劉氏論史獨工，而於此偏議其短。龍門史學，蓋知之者尠矣。
申解
古人之著書也，期其明析；今人之著書也，出於疑誤。出於疑誤，故凡古物之不成字者，则憑臆而斷之曰爲某爲某，學術之無可强通者，每附會以成之。如陰陽家之鄒衍，而謬以秦漢方士，謂即合於神仙之迂誕，又以春秋家之鄒氏無師，謂其人即談天之衍，豈不謬乎！
古人则不然，所不知者，则從蓋闕，造述之書，務使人達乎其義，或恐其義之人未易曉也，并引申之，以爲釋解。如太史公書，於堯本紀云：「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夏本紀云：「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而屈原列傳又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犹離憂也。」姑舉此三者，在遷必以如大祖、如會稽、如離騷，後人不能得其説，则心滋惑焉，故爲之解，以申言之。
雖然，吾讀厤書、封禪書而見其多有申解者矣。今試略言之。厤書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封禪書云：「東至於岱宗。岱宗，泰山也」；「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又「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又「黄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又「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此二書者，并有説解之辭。至如律書所言「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以及「亥者，該也」，「子者，滋也」，「壬之爲言任也」，「癸之爲言揆也」，諸如此類，幾全篇爲訓解體矣。宋鄭樵論書志之原，謂出爾雅。以此律書與天官書證之，實與爾雅釋天同，则謂史之書志，本於爾雅者，非無見也，不但分别類例，如封禪、河渠，各自爲篇，其體相符，即以文字求之，亦豈有異哉？識者謂班志地理、藝文，均有自注語。今觀藝文，六藝略如易，「古五子十八篇」，解之曰：「自甲子至壬子，説易陰陽」，「淮南道訓二篇」，解之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易」；書，「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解之曰：「爲五十七篇」，「經二十九卷」，解之曰：「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周書七十一篇」，解之曰：「周史記」，「議奏四十二篇」，解之曰：「宣帝時石渠論」。以下不備載。即易之古五子，書之議奏，非班氏作爲解詁，將不知五子者何義，議奏何以入書矣。惟有其自注，一则爲説易陰陽，一则爲石渠論，殆亦可謂書録辭題乎？
昔劉子元有補注之議，而近世儒者，又謂史家誠用自注，既省繁富，并援引所及，可存先世藏書之大概，以考正著録之得失。章實齋先生説。史注之不可缺，信然矣。而於遷之就文申解，俾讀者怡然涣然，無患乎索解之不易，则均未之知，亦其疎也。夫公羊解經，設爲問答，以推申其義；考之管子，有牧民篇则有牧民解，有乘馬篇则有乘馬解，蓋以經言之簡約，人未必能究其義，故爲申之以解也。遷则於辭句之間，懼其義爲人所難曉，爰引申以釋解之。吾故曰古人著書，期其明析。蓋觀於史而有悟也。
比事
禮記經解篇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之爲言合也。史自序：「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此蓋言作此百三十篇，乃合世傳文辭，從而整比其事耳。
雖然，整比之法，果何如哉？觀於堯、舜本紀可知矣。堯本紀：「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爲五帝德之辭也。自「能明馴德」以下，其事则皆載於書。「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斯即孟子「堯老而舜攝也。尧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是也。辭雖有異，事则本之孟子矣。「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非直取孟子爲文乎？舜本紀：「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途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此與孟子：「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階，瞽瞍焚廪。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宫，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唯兹臣庶，汝其予治。”」其辭不無詳略之異，而事则采自孟子也。「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以至「遷於四裔，以御魑魅」，事見左傳。舜入大麓，而後其事又載尚書。是兩本紀者，遷合尚書、左傳、孟子、五帝德爲之整比者也。其他夏、殷諸紀與世家、列傳所記之事，必盡由整比而成，固無待言矣。
往嘗讀元蘇天爵國朝名臣事略，凡事出何書者，每標舉之，蓋手自整比，尚未刊定之史稿也。若近世文人，爲人撰碑傳，往往注明其出處，或得之墓志，或得之行狀，以爲語有所本，未嘗非整比之功，然祗以備國史之要删耳。何则？史書之屬辭比事，誠用春秋之法。顧孟子之論春秋也，曰：其事则齊桓、晉文，其文则史，其義则孔子自言竊取之。知其事其文之外，要有大義在也。子長作史，亦自有其義法，豈僅以比事爲能哉？
博采
昔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從孟堅説，一若遷之作史，僅采此數書而已。
以余觀之，遷之所采者博矣。三代世表：「余讀牒記，黄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厤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讀春秋厤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六國表：「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秦楚之際月表：「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内，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高祖功臣侯年表：「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惠景間侯者年表：「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樂書：「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吴太伯世家：「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吴兄弟也。」衛康叔世家：「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孔子世家：「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管晏列傳：「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司馬穰苴列傳：「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商君列傳：「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孟子荀卿列傳：「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屈原賈生列傳：「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又「讀鵩烏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酈生陸賈列傳：「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儒林列傳：「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凡此明言其所讀，则書之博采，豈不可見哉？
又有條其篇目，而爲所稱引者。如五帝紀：「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夏本紀：「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殷本紀：「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詩書。」三代世表：「於是以五帝繫諜、尚書集世紀黄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十二諸侯年表：「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吕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厤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田敬仲完世家：「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爲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伯夷列傳：「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老莊申韓列傳：「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家之意五千余言」，又「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又「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余萬言，大牴率寓言也」，又「申子之學本於黄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又：「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内外儲、説林、説難十余萬言。」司馬穰苴列傳：「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孫子吴起列傳：「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仲尼弟子列傳：「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孟子荀卿列傳：「孟軻，騶人也。……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又「鄒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余萬言」，又如燕昭王「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又「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湻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又「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又「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屈原賈生列傳：「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田儋列傳：「蒯通者，善爲長短説，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大宛列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貨殖列傳：「周書曰：“農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寶絕，虞不出则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闢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如上所列，經则詩、書、易、春秋，子则老、莊、申、韓，一切書史公皆目所親睹。老子若「安其食，美其服」，韓非若「長袖善舞，多錢善賈」，并用其説。则采綴之博，不可知乎？遷自謂「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經傳而外，諸子百家亦多采録。如此，则班氏之言，似祗采國語諸書者，但未知遷之閎覽博物，所采多矣。不寧唯是，「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则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晏列傳。即采之管子。「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又「下士聞道大笑之」，则采之老子。「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乃采之莊子。管仲傳中述「吾始困時」云云，已全録搜佚篇，今節。載列子力命篇，史公蓋采自列子者。吕氏春秋觀世篇：「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途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爲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爲越石父。』晏子曰：『譆！』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犹未邪？』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己知者，而伸乎己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譏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爲客。」史晏子本傳詞句雖有異同，當即采自吕氏者。吾亦不能殫述，即此可證百三十篇其間所采之書，兼及諸子，豈不博乎？
考遷自父談卒后，繼任太史之職，得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又其言曰：「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薦蓋公言黄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宏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则遷之博極群書，亦由供其采擷者無所不備耳。嗚呼！作史豈易言哉？苟非如史公之博采兼收，其能成此信史乎？
録異
司馬温公作資治通鑒，别有考異三十卷。考異之體，説者謂參諸家異同，正其謬誤，而歸於一，爲法善矣。夫采取群書必有異文，勢不能兩載，则撰爲考異，使之相附而行，非良法與？蓋古人著述，期其傳信，文辭之異者不敢放失，此温公之所以成此考異一書也。然其法，则自史遷創之。
何以知其然也？嘗讀秦始皇本紀矣，於論贊之後，不載入異文乎？其文曰：「襄公立，享國十二年。初爲西畤。葬西垂。生文公。文公立，居西垂宫。五十年死，葬西垂。生靜公。靜公不享國而死。生憲公。憲公享國十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生武公、德公、出子。出子享國六年，居西陵。庶長弗忌、威累、參父三人，率賊賊出子鄙衍，葬衙。武公立。武公享國二十年。居平陽封宫。葬宣陽聚東南。三庶長伏其罪。德公立。德公享國二年。居雍大鄭宫。生宣公、成公、繆公。葬陽。初伏，以御蠱。宣公享國十二年。居陽宫。葬陽。初志閏月。成公享國四年，居雍之宫。葬陽。齊伐山戎、孤竹。繆公享國三十九年。天子致霸。葬雍。繆公學著人。生康公。康公享國十二年。居雍高寢。葬竘社。生共公。共公享國五年。居雍高寢。葬康公南。生桓公。桓公享國二十七年。居雍太寢。葬義里邱北。生景公。景公享國四十年。居雍高寢，葬邱里南。生畢公。畢公享國三十六年。葬車里北。生夷公。夷公不享國。死，葬左宫。生惠公。惠公享國四十年。葬車里康景。生悼公。悼公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城雍。生剌龔公。剌龔公享國三十四年。葬入里。生躁公、懷公。其十年，彗星見。躁公享國十四年。居受寢。葬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見。懷公從晉來。享國四年。葬櫟圉氏。生靈公。諸臣圍懷公，懷公自殺。肅靈公，昭子子也。居涇陽。享國十年。葬悼公西。生簡公。簡公從晉來。享國（四）十五年[8]。葬僖公西。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帶劍。惠公享國（四）十三年[9]。葬陵圉。生出公。出公享國二年。出公自殺，葬雍。獻公享國二十三年。葬囂圉。生孝公。孝公享國二十四年。葬弟圉。生惠文王。其十三年，始都咸陽。惠文王享國二十七年。葬公陵。生悼武王。悼武王享國四年，葬永陵。昭襄王享國五十六年。葬茞陽。生孝文王。孝文王享國一年。葬壽陵。生莊襄王。莊襄王享國三年。葬茞陽。生始皇帝。吕不韋相。獻公立七年，初行爲市。十年，爲戶籍相伍。孝公立十六年。時桃李冬華。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赤三日。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爲田開阡陌。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莊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莊襄王元年，大赦，脩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於民。東周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始皇享國三十七年。葬酈邑。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二世皇帝享國三[10]年。葬宜春。趙高爲丞相安武侯。二世生十二年而立。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
自「襄公立」以下，核之本紀，故亦有相同者，然記事有詳略，文字不能無異，故特録之，以備參徵。吾意史公必見世本等書有此異文，非援秦紀爲本也。索隱云：「此已下重序列秦之先君立年及葬處，當據秦紀爲説，與正史小有不同，今取異説重列於後。」竊謂取異説以重列，是也；若據秦紀，则非矣。六國表屢稱秦紀，其作秦與始皇兩紀，以秦紀爲憑，则有之，今之上溯襄公，下訖二世，祗爲立年、葬處，甚失之簡，故知非秦紀之文也。
又，酈食其之見高祖，遷已辨正於本傳，在高陽而不在拔三秦後矣。乃平原君朱建傳後仍載沛公引兵過陳留云云，余意此爲史公之傳疑耳。或曰：「酈生事不應復出於朱建傳尾，且史無兩存之例，其爲羼入無疑，犹始皇紀後之附秦紀也。考御覽三百六十六引楚漢春秋，與此政同，则是後人因其小有異同而附之，又誤置於建傳末，當移在史論之後，降書一字。史通雜説篇、野客叢書并錯認爲本書。」見梁玉繩史記志疑。2020-11-5夫其言移史論後，犹始皇紀之附秦紀，此沿索隱之誤。所見是也。然謂後人羼入，则非矣。彼蓋疑史無兩存之例，不知史公自有録異之體。史通等之稱爲本書，并非錯認也。且史之録異者多矣。即如吴、楚世家，以小童之爭桑，遂致相攻，而所記则不符，自可考見，但不若始皇紀之録異，尤其事義之顯而易明耳。然则史家如温公輩，考異之作，觀於此，不誠規法史遷哉？
述生
昔昭明選文之例，凡并時生存者，不加撰輯，故何遜之文，雖見稱當世，未取其一篇以之載録也。或問其法有所仿乎？曰：此史體也。史於其人生存者，不爲立傳，殆其所從來矣。識者曰：「考之古人，亦不盡然。三國志龎淯母趙娥爲父報仇殺人，裴氏注引皇甫烈女傳云：“故黄門侍郎安定梁寬爲其作傳”，是生存之人未嘗不可立傳也。李翱撰楊烈婦傳，彼時楊尚生存，恐古人似此者不乏。」章實齋先生説。其説是矣。然所傳者，烈女烈婦耳。且非出史傳，或私家文字，本不甚拘。蓋往嘗求之於史，凡列傳中皆書其卒年，而生存者未見也。
乃今讀太史公書，则知生存立傳，不得言其無也。何以明之？史不有今上本紀乎？「今上」之稱，遷蓋有所據。燕世家：「子今王喜立」，是其證。今上，犹今王也。不云某帝而云「今上」者，明其爲生存耳。此今上謂武帝。武帝本紀今爲褚少孫取封禪書所補，固非遷史之舊，但自序则云：「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可徵遷作本紀時，武帝生存，故别之爲「今上」。此外亦屢有今上之語。
由是類推，既爲生存之武帝作紀，则苟屬生存之臣士，爲之立傳，豈曰不可？然而不多覯也。及至李陵傳，而知遷有撰述者矣。傳曰：「李陵既壯，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余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余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余人。且引且戰，連鬥八日，還未到居延百余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没，余亡散得歸漢者四百余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史記志疑以爲後人妄續。以班書陵本傳核之，陵在匈奴二十余年，元平元年病死。元平爲昭帝年號，史書成於太始二年，则遷之爲陵立傳，其時陵正生存也。
生存如陵可爲立傳，後之史官，獨謹謹焉不敢載述者，蓋一涉生存，秉筆爲難，所以遠嫌也。故史公雖造述之，未有用其法者，然不可謂史無生存之傳也。爰舉以告世之讀史者，俾知有所考云。
纂職
或有問於余曰：遷書之作私史乎？抑國史乎？曰：非私史也。曰：何以知其非私史乎？曰：遷爲太史，纂承父職，其爲國史而非私史也明矣。記曰：「動则左史書之，言则右史書之。」夫既書動、書言，则必有其書，古所稱楚書、鄭志之類，皆其國史而爲史官所書者也。故未有居史官之職，而其書乃可名之爲私史者。所惜古史皆不傳於後耳，其傳者厥惟太史公書。不觀自序乎？「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11]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则續吾祖矣。”」又云：「“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又云：「“今漢興，海内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其篇末復云：「太史公乃父子相續纂其職。」以此言之，其父談任太史之職，早有所論著，故遷願纂繼史職，凡爲先人所次之舊聞，悉有以論之。既而果爲太史，於是取石室金匱書，裒集史記，及太初紀元，而始焉草創，以盡其職所當爲。嗚呼！在史職而編次國史，犹得稱之爲私史乎？
或曰：然则班固謂其私作本紀者，此何説耶？曰：固之意，將以高祖起元，别成斷代之史，故其言「六代，史臣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者，乃不欲漢之列於秦、項，附百王之後，因譏遷所述漢諸帝紀，黜之爲私耳。固蓋自信其斷代爲史，得當王爲貴之義，以遷爲出一己之私，非謂其史是私史也。不然，本紀而外，遷又有書、表與世家、列傳，何以其他不謂爲私作，而單舉乎本紀哉？且固在當時，嘗有上書告其改作國史者，此國史蓋即彪之後傳也。范書班彪傳：「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録，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采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则後傳者，續遷史而爲之。後傳既爲國史，而史公所作，其爲國史也益可信。若東觀漢記云：「時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記。」見初學記。则范氏所稱「國史」，直爲太史公書矣。況史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云：「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强，要之以仁義爲本。」每見官書，多有臣某姓名，今史公明言「臣遷」，以其纂國史之職，而非私史也，故如此，若果出於私史，何爲用奏御之例而云「臣遷」乎？
或又問曰：史之成書，其年歲無可考，然人皆謂遷自被刑而後，遂發憤而爲此史，今必謂之國史者，竊不能無疑也。曰：遷自言「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则七年以前，當史職時，固已論撰之矣。且序文一则曰：「無忘吾所欲論著」，再则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其父所著之史，必載入其書中。今雖無從剖辨，然史談官終史職，其所論著者，謂非國史而何？
或又曰：遷後爲中書令，與任少卿書有言：「僕誠已著此書」，即謂其時書成，亦私史也。曰：是又不然。少卿之得罪，爲戾太子巫蠱事，其事爲征和二年，遷雖居中書之職，但以文選所録篇首言「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此「太史公」，李善選注謂司馬談，恐未是。兼職之説，余亦不敢遽謂定論。然遷書之成，實在太始二年。詳考年篇。仍稱爲「太史公」，则必以中書而犹兼史職也。犹兼史職，则其書要爲國史，以私史視之则誤矣。
或又曰：記言記事，雖古史職，然漢時太史令但掌天時星厤，不掌記載，故史公所撰書，仍私史也。況成書之時，又在官中書令以後，其爲私家著述甚明。故此書在公生前未必進御。如其説，以遷爲史官，專掌星厤，生前不必進御，遂謂其書爲私史，此又大不然。遷所言「文史星厤，近乎卜祝之間。」雖於星厤固掌之，然彼未嘗不并言文史。文史者，即職司記載也。若進御與否，则未知史職之所爲。古者人君不觀國史，以史官善惡備書，其職應爾，萬無進御之理。如必進御乃爲國史，試觀近代國史館制，凡所撰之文，何嘗每一篇成，必經進御，不經進御，而謂非國史，亦失考甚矣。矧其有「臣遷謹記」説，必爲進御者乎？
今夫孔子作春秋，私史也。國史未足爲得，私史亦未足爲失。如遷之書，固無待辨其爲國爲私。今齗齗焉别白之者，蓋私史世所不信，明乎其爲國史，所以見遷纂父之職，史乃爲其家學，并以美遷之能實行史權云爾。
稱公
馬遷之作史也，於論贊之中皆稱「太史公」。及讀自序，则知「太史公」者，係其書名，所云「爲太史公書序」是也。漢志春秋家：「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惟其爲書名，故直以「太史公」著録矣。
雖然，書名之爲「太史公」，固也，而其稱之爲「公」则何哉？張守節正義云：「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遷雖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12]是謂書之稱「公」，遷乃尊父并以自稱耳。索隱引桓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则謂“太史公”是朔稱。亦恐其説未實。蓋遷自尊其父著述，稱之曰“公”，或云遷外孫楊惲所稱，事或當爾也。」此亦以遷尊其父之書，故稱曰「公」，但不信東方朔之所署，而疑其爲外孫楊惲稱之也。近儒有言：子長述先人之業，作書繼春秋之後，成一家言，故曰「太史公書」。以官名之者，承父志也。以虞卿、吕不韋著書之例言之，當云「太史公春秋」，不稱「春秋」者，謙也。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是蓋以父子相繼爲史，遷之名其書爲「公」，即以官爲稱，乃承其父之志，而實则當言「太史公春秋」矣。觀此三説，雖義有小異，「公」爲書稱以之尊父则同也。
顧尊父而稱書爲「公」，是矣。所以尊之爲「公」，则犹未有言者。裴氏集解：「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而正義又據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犹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也。」一则謂太史公之位尊於丞相，遷爲太史，其未死之前则尊爲「公」，至遷死则稱爲「令」矣；一则謂太史本天官，至漢则職卑，坐位得居公上者，尊天道因以尊其名稱也。如兩家所解，其尊之爲「公」，固可知矣。
然於書之命名而稱之爲「公」者，则未及也。吾謂遷書稱「公」者，亦犹王充論衡所云：「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欲高過諸子也。」何以明之？周制，公、侯、伯、子、男，爲五等之爵。古者非天子三公與王者之後，不得稱「公」。至東遷而降，列國諸侯，始僭稱「公」矣。即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雖貴，且不稱「子」，其後執政之卿，皆稱「子」，再後则匹夫而爲學者所宗，亦可稱「子」：孔子、老子是也。説詳顧炎武日知録。下逮戰國，百家之術蠭出并作，於是其書遂稱爲諸子矣。董仲舒有高過諸子之意，不欲儕之於諸子，故無「子」稱。龍門之自稱其書曰「公」，蓋即仲舒之旨，亦不願與諸子同列，況其官原爲太史公乎？考之班志陰陽家，有杜文公五篇、南公三十一篇，名家有黄公四篇、毛公九篇。知古以「公」稱書者，蓋有之矣。则遷書稱「公」，并有其前例也，豈不可哉？
或曰：「公」之爲書稱，其信然矣。漢書百官公卿表祗有「太史令」，而無「太史公」之名，且序亦言「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则其官稱「令」而不稱「公」矣，竊有惑焉。曰：此正「公」之所以爲書名也。吾意其官爲太史令，或以位在丞相之上，并因尊天之道，故亦可稱爲「太史公」。在遷與父談居官時，则有「公」之名，遷卒而定名爲「令」，自是而不復稱「公」矣。故班氏但以太史令一職載入表中，而武帝之時并可稱公，则未詳耳。然使太史僅有「令」名，「公」之爲稱，遷用以稱其書，则更無可疑也。「公」以稱書，而其意则在陵駕諸子耳。彼以爲尊父之書者，亦足備一説云。
考年
或問：馬遷作史，年歲其可考乎？曰：嘗考之矣。蓋自太初元年，至太始二年，終始凡十年而其書则成也。
曰：何以知其始於太初也？曰：自序：「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此言父談卒後，其卒之三年，则官太史令，遂綴集石室金匱中凡所藏之舊史記，及至父卒之五年，正當太初元年，遂從事作史。集解引李奇説：「遷爲太史後，適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是也。」惟史所稱「三歲」、「五年」，皆從父卒後言之，则李氏未之知。此「五年」者，若謂已任太史後，其上有云「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父談之卒已當元封時。父卒於元年，元封祗六年，歴三年爲元封四年，再加以五年，將至太初三年，不能當太初元年矣。故所稱「五年」，乃蒙上「卒三歲」而爲説也。蒙上「卒三歲」爲説，亦謂卒後之五年，庶可當太初元年耳。故李氏以太初之元始述史記，得之；爲太史五年，而當太初紀元，则大誤也。若自序篇末：「余述歴黄帝以來至太初而訖」者，言所述之事，以太初訖，而其述事之年，则方由太初始矣。
其終於太始二年者何也？序不又言「至於麟止」乎？漢書武帝太始二年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则是年詔有獲麟之語，故知其書成爲二年也。初以獲麟在元狩元年，詔又言「往者郊見」，疑非此二年事。然服虔、張晏於「麟止」下作注，皆云：「鑄金作麟足形」。今詔有「更黄金爲麟趾褭蹏以協瑞焉」之文，则正就此年言也。遷故不曰「止於獲麟」，而曰「至於麟止」，可知其爲太始二年矣。蓋「止」與「趾」，古字通。服氏爲「鑄金作麟足形」，下有「故云“麟止”」説，是彼故以麟足解麟趾也。史公之言「麟止」，既即謂麟趾，本不係之元狩之獲麟，不足徵其爲太始二年乎？若然，太初至太始二年，考其作史之歲，非十年乎？
不特此也，惟其爲十年，自班固以降，謂遷自被刑後發憤而爲史者，其説则誠謬。何则？遷自言「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则其作史也，在遭禍前已及七年。「七年」者，徐廣謂天漢三年，而正義更申言之曰：「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既從太初至天漢三年爲七年，以天漢三年計，又益之以三年，其爲太始二年審矣。然则絕筆麟止，統終始立算，凡爲十年，有斷然者。若遭禍後始有志作史，僅有三年之期，并其自謂「論次七年」，將何説耶？
近儒有考其年者矣。其言曰：「司馬遷報任安書謂：“身遭腐刑而隱忍苟活者，恐没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論者遂謂遷遭李陵之禍，始發憤作史記，而不知非也。其自序謂父談臨卒，屬遷論著列代之史。父卒三歲，遷爲太史令，即紬石室金匱之書。爲太史令五年，當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秋後五百年之期，於是論次其文。會草創未就而遭李陵之禍，惜其不成，是以就刑而無怨。是遷爲太史令，即編纂史事，五年爲太初元年，则初爲太史令時，乃元封二年也。元封二年至天漢二年遭李陵之禍已十年。又報任安書内謂：“安抱不測之罪，將迫季冬，恐卒然不諱，则僕之意終不得達，故略陳之。”安所抱不測之罪，緣戾太子以巫蠱事斬江充，使安發兵助戰，安受其節而不發兵。武帝聞之，以爲懷二心，故詔棄市。此書正安坐罪將死之時，则征和二年間事也。自天漢二年至征和二年，又阅八年。統計遷作史記，前後共十八年。況安死後，遷尚未亡，必更有删訂改削之功。蓋書之成，凡二十余年也。」見廿二史劄記。
如其説，以遷之爲太史令五年當太初元年，其辨已見前，不復贅。謂遷初爲太史令爲元封二年，亦失之未考。其失在不知遷父之卒已當元封元年，所謂「五年而當太初元年」者，亦從父卒言也。既不知「五年」從父卒言，宜其以元封二年至天漢二年謂已十年，而李陵之禍，乃天漢三年事，彼又差一年矣。任安之坐罪將死，確爲征和二年間事，然其年遷史已成。何以知之？報安書云：「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即序之「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及「卒述陶唐」説也。蓋言作史已七年，不幸而倐遭此禍，但史之草創已至七年，不成则深爲可惜。「就極刑而無愠色」者，乃是不欲因就刑之故，而冀其有成也。故有「卒述陶唐」語。「卒述陶唐」者，即惜其不成而卒使之成也。此追述史未成時，而其志如此。其下云：「僕誠已著此書」，曰「已著」者，非謂書已著成乎？太始二年至征和二年，相距祗三四年，明明言「已著此書」，则報安書時已當書成之後矣。且惟書已著成，故書中言其全書謂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而能舉其定本若此。在征和二年，書有定本，则其書成時益可見爲太始二年矣。彼謂天漢至征和，又阅八年，前後共十八年者，匪第爲時過久，且於「麟止」之説亦不符合。至删定改削二十余年云云，则爲其臆度之辭，更不足論也。
雖然，遷書之作，謂爲十年即成，較之李延壽作南、北史凡十七年，歐陽修、宋子京修新唐書亦十七年，司馬温公作資治通鑒凡十九年，不太易耶？曰：此無慮也。史談之居史職，在建元、元封間，遷有言「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是談於史撰次者，幾三十年，而遷復述作之終始，雖祗十年，父子相繼成此史書，不將有四十年之遠乎？有四十年之遠，孰難孰易，自無待辨。而遷之自太初元年至太始二年書成於十年者，亦可考而定矣。
雜志
明張之象有太史史例一百卷。余初以爲此書所言，必闡明作史義例者，及後得而觀之，乃知專論文章體制，與元潘昻金石例同，非究史法者也。往考唐書藝文志載李鎮史記義林二十卷，而劉餗傳又言有史例三卷，此兩書恐早亡佚。至明柯維驥著史記考要，曾見其説，亦惟瑣瑣考訂耳。而於義法，则莫得而聞焉。夫史遷爲古今史學之祖，其作史也，自有其義法在。余今取其「衷聖」、「擇雅」諸大端，爲一一條舉之矣。其亦有足啟多聞、糾異説者，爰雜志之於此。
一闢天數。正義之論史例也，曰：「作本紀十二，象歲十二月也。作表十，象天之剛柔十日，以記封建世代終始也。作書八，象一歲八節，以記天地日月山川禮樂也。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三十輻共一轂，以記世禄之家輔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也。作列傳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舉全數也。余二日象閏余也，以託王侯將相英賢略立功名於天下，可序列也。合百三十篇，象一歲十二月及閏余也。」此蓋言紀傳之爲數，皆合於天也。余未敢信其爲然。張氏殆以意揣測耳。史自序：「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则世家之以三十爲數，或取諸列宿之環拱北辰乎？正義之説，當有悟於是。然史公乃譬況之詞，未必本紀諸體胥欲合諸天數也。
一辨兵謀。文心諸子篇：「昔東平求諸子、史記，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而諸子雜詭術也。」其事漢書載之。漢書云：東平思王宇，宣帝子。成帝時，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以諸子書或反經術，或明鬼神，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之謀，不許。夫史公尊儒，其所記何嘗多兵謀乎？即有縱橫之謀，遷書爲通古之史，既及戰國，戰國爲縱橫之世，彼豈能删除之？況傳有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则兵戎何可廢也？兵以謀勝，故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而班志兵書略以權謀居首。则兵家最要者爲權謀，豈足以議史乎？八書有律書，或謂此即兵書。其序云：「六律爲萬事根本。於兵械尤所重。」篇末则贊漢文之不用兵，而以天下和樂爲歸。彼譏其多兵謀者，不亦謬哉？
一引成説。遷之引古人成説，其下加以斷制者，如孝文本紀贊云：「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此一法也。留侯世家贊云：「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此一法也。管晏列傳贊云：「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此又一法也。張釋之馮唐傳贊云：「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此又一法也。惟秦始皇本紀贊引賈誼之説，而其法则異，是曰：「善乎哉賈生推言之也。」先用「善乎哉」三字，爲之引起，此则不用斷制語，而以慨歎出之，可爲引成説之别一法矣。
一編次之亂難考。吾謂史書之傳，於今日已二千余年矣，其原書则無可見。今編次錯亂，祗可從闕疑之例矣。或曰：「史記列傳次序，蓋成一篇，即編入一篇，不待撰成全書後，重爲排比。故李廣傳後，忽列匈奴傳，下又列衛青、霍去病傳。朝臣與外夷相次，已屬不倫。然犹曰諸臣事皆與匈奴相接也。公孫宏傳後，忽列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等傳，下又列司馬相如傳。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傳。循吏後，忽列汲黯、鄭當時傳。儒林、酷吏後，又忽入大宛傳。其次第皆無意義，可知其隨得隨編也。」廿二史劄記。以編次之亂，謂其隨得隨編，亦似言之成理。嘗見漢志諸子略於其人時代先後，往往有顛倒失次者。知古人著書編次，篇目固無意義，然治其書者，存而不論可也。必謂隨得隨編，则非矣。何也？史百三十篇作某紀第一、某紀第二，皆明著之，當時必自有其説，爲後來所不能知。乃言隨得隨編，既莫由親睹其編次，不如慎言之爲愈矣。
一竄加之迹易知。遷書於武帝皆稱「今上」，或稱「今天子」，而不言「武帝」。景帝紀：「太子即位，是爲孝武皇帝。」此「是爲孝武」句必非史公語，爲後人竄加。且遷之書，生前已成，時武帝犹在，萬無書「孝武」廟號者。賈誼傳：「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職者謂馬遷卒於漢武末年，言賈嘉至孝昭時列爲九卿，此蓋後人所增，是言其有竄加矣。又司馬相如傳贊：「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犹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考雄以成帝元延初，始自蜀游京師，年七十一卒於王莽天鳳五年，逆而推之，宣帝之二十年，雄乃始生，遷著史時，安得雄之言乎？此亦爲後人竄加，其迹则尤顯而易見者也。
一書經删補。褚少孫之補史，如武帝本紀之類，夫人而知之矣。徵之史，又有爲删削者。後漢書楊終傳：「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顯宗時，徵詣蘭台，拜校書郎。……後受詔删太史公書爲十余萬言。」其所删削之本，不見著録，但今之史書，未識有經其删改者乎？若班氏，孝武以前，全襲史文，彼自成其斷代之史，固不能不加以删易，此於史無與也。
一書早流傳，班書遷本傳：「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播焉。」此可見遷書成後，早已流傳於世矣。
一書有單行之篇。如管子中弟子職，漢志入孝經類，當是裁篇别出者。史在漢世，亦有單篇行世。范書竇融傳：光武賜融以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又循吏傳中明帝賜王景河渠書。则皆其單行者也。
一書有續入之辭。馮商所續七篇，孟堅稱之。其他若劉向及向子歆，又有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諸人相繼撰續。書则莫可考矣。劉向以下諸人見史通。史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録。今惠景間侯者年表「容成」下云：「後元二年，三月壬辰，侯光坐祠祝詛，國除。」又「亞谷」下云：「征和二年七月辛巳，侯賀坐太子事，國除。」此俱太初後事，必係續入之辭。下建元以來諸表，亦均有之，不知爲何人續入矣。
一史文之難讀。遷之文以潔稱，讀之不善，并有疑其事實有失者。儒林傳序：「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或以子路先孔子卒，今叙之「孔子卒後」，於事不合，不知「子路居衛」至「子貢終於齊」，乃極言七十子友教四方，爲儒學之盛，不必泥「孔子卒」爲言，否则下「是時獨魏文侯好學」，所謂「是時」者，文侯豈及見子路耶？蓋「是時」二字，是根子夏爲文，亦不必拘子路説也。昔人文字，須以意會，如不能以意逆志，而就後世文法求之，反若文與事相違矣。故史公之文，當知其難讀，細加玩索则得之。自序：「不韋遷蜀，世傳吕覽；韓非囚秦，説難、孤憤。」此極易讀，言不韋雖遷蜀，而其所著之吕覽，则世傳之；韓非雖囚於秦，而説難、孤憤，世亦傳之。此非謂一则遷蜀，而作吕覽；一则囚秦，而作説難、孤憤也。明用世傳字，文法少變，否则二人本傳叙著書甚明，豈有至此而自相矛盾者？自劉子元以下，多言其誤，亦可謂不善讀書矣。
一史文之宜法遷書。史也，豈可以文論？范蔚宗自言無意於文，既造後漢，轉得統緒，故知古之爲史者，無有不工於文，而能文之士，未必能爲史。遷则史家首出，而文亦高簡有法，是以昌黎論文時時稱道之。其後如王介甫輩，莫不學其文矣。有志於文者，固宜以史爲法，然史不可但以文論，徒知取法於文，無怪史之義法，無有推求，而後世史才之難遘矣。
以上數者所言史事，爲遷之學者，要亦不可不知也。抑吾犹有説者。班彪之評史也，曰：「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则崇黄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则輕仁義而羞貧賤；道游俠，则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嗚呼！遷之遇刑，出於實行史權，斯则漢武之咎也，豈遷咎哉？昔韓非爲韓忠臣，而人每以明法之故，謂宜死於非命。余頗爲非悲之。夫非之明法，所以救韓也。嘗讀其存韓篇，首篇初見秦，據國策，爲張儀説，今誤入。歎非自入秦以後，犹惓惓不忘故國，可謂節義之士矣。乃非以救韓而見殺於秦，實李斯自愧爲學不如，故用藥以害之。眛者不察，不能與之辯誣，且以書之明法，傅致其罪，豈不冤乎！遷之秉筆直書，亦其史職所應爲，以李陵事而受極刑，此不過武帝之私。彪以爲傷道所由，何其言之慘刻而悖於理耶？夫古人往矣，讀其書者，就書而品衡其得失，未嘗不可。若其人身遭怨抑，當思有以伸雪之，不此之務，甚至牽綴附會，謂立言不當，以及於此，不知吾特快其辭而前賢於是乎不白矣。遷之書受人詰難者至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大抵所見者小，已足歎矣，未有若彪之酷者。吾豈能已於言乎？後之儒者，所貴探其義法之所在，而毋爲異説以蔽其見聞。至於黄老諸議，余并有辨析於前，则不復贅云。
引旨
昔晉史董狐，孔子褒贊之曰「古之良史，書法無隱」，豈非爲史官者，秉筆直書，自有其史法哉？及孔子作春秋，孟子論之云：其事则齊桓、晉文，其文则史，而孔子自言则謂其義竊取之。可知春秋一經，孔子所以筆削者，要有大義存乎其中，非第事求詳備，文取謹嚴已也。故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叙述春秋家言，则直稱之曰「以制義法」。所謂「義法」者，杜預注左傳序：「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勸戒」是也。夫太史公非紹春秋之學者哉？彼既知孔子之作春秋有義法，爲所創制，则其所爲書，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自成其一家之言，亦豈無義法之昭著哉？
乃自來評史者，不過美其文直事核，而班固且訾其是非謬於聖人。幾若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所以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自任以五百歲之期，上承孔子者，絕無義法之可言，何其悖乎？厥後裴駰、張守節三家，未嘗不爲史書作注，祗以考其異同，甚或妄攻其失。故隋唐而降編經籍者，史立專部，雖以百三十篇冠乎正史之首，而能尋繹其義法者，概未有聞，辨惑、志疑之書，则雜然并出。史公嘗慨：「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難爲淺見寡聞道。」嗚呼！後之讀史者，不免聞見之淺寡，而以吾之心足以知其用意者，抑何寥寥而罕遘也。
夫史自漢書易爲斷代，但知當王爲貴，於是飾主闕而抑忠臣，惟以諱避爲得計，豈有鑒於史公之直言，身受極刑，而不敢彰君之惡，以自貽伊戚乎？迨監修之官設，而史臣載筆，權不少假，此劉子元撰爲史通所以有忤時之歎也。然子元工訶古人，雖在史公貶辭居多，而於其書之義法，则實未細加推闡。無怪後世修史者，僅僅致功於文字，而爲之學者，整輯排比，參互搜討，是特史纂、史考之所爲，於遷之垂爲義法，足爲史家作之準者，皆未有以窺其真也。
今夫遷始爲紀傳之史，立論则一本諸聖，采集群言，则以正雅爲宗，志在表彰前賢，無所依憑，则闕而不敢濫厠，凡作爲此篇，且無不申明其義。蓋其先代世掌天官，而又親稟父談家學，宜其卓越千古，莫有能繼其業者。乃後儒欲以近世所見之書與所具之識，與之齗齗計量，烏可得乎？
余往在弱年，始習洨長之書。久之而讀經，好高郵王氏之學，觕知聲音訓詁。如是者十載，病其煩碎，於群經大義未有深得。以爲百家之術，别居一部，前人或擯之爲異端，無有窮竟源流、辨章得失者，於是殫力研求，觀其會通。至諸子通考初出，見者矜爲奇書，但自揆材能，恐一人之心思，誠使萃精於此，以期不朽，如斯已足，若史學者，则此生當無暇肄業及之矣。然道、墨諸家之學，盛於戰國，老、莊、申、韓諸賢，惟史公均爲之立傳。方謂治丙簿書，不可不取徵於史，故遷史则時或披覽之。其後見明季貴池吴某著楚漢年表，作義帝本紀，斥項羽爲僭盜，將以正史之非。乃余觀秦楚之際月表，其中獨義帝稱「元年」，恍然序文之「號令三嬗」，非爲質言，不可拘執其説，史公殆早以漢之帝統，親接義帝，因歎史書之不易讀也。再後任通志編纂之役，而長、元、吴三邑志乘，於時亦議續修，主其事者屬余訂立體例。余據會稽章實齋先生之説，用紀、表、圖、考、傳、略，一衷史裁。時所有稿草，皆爲余評校，有岐疑處，余悉從史、漢爲斷。自是而益濳心於史學矣。歲在丁巳，漢書藝文志舉例成，彼時即意史公全書，亦必有義法之可循，每得一創獲，蓄之於懷，未敢率爾妄作。先擬衷聖、擇雅一二條目，遂復冥搜苦索，觸類而引申之，務以曉學者達神旨。於今歲秋，始寫定五十篇。劉彦和云：「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是其例矣。至史記之名，唐以前原無此稱，兹则禮從其朔，題爲太史公書云。
太史公書義法卷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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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黥布」，原本誤作「鯨布」，今改，以下凡作「鯨布」者，皆徑改不再出校。
[2] 原本作「不妨取與以時而息財富」，史記貨殖列傳，「不妨」下有「百姓」二字，今據補。
[3] 「上同」，原本誤作「下同」，據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司馬貞索隱改。
[4] 「左方」，原本誤引作「左右」，據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改。
[5] 「趙王遷」，原本作「趙馮王遷」，今據史記趙世家改。
[6] 「家」，原本誤作「冡」，據史記樊酈滕灌列傳改。
[7] 「無弗得」，原本誤作「無所得」，文意難通。今據章學誠校讎通議改。
[8] 原本作「四十五年」，「四」字爲衍文，據史記秦始皇本紀改。
[9] 十三年，原本作「四十三年」，據史記秦始皇本紀改。
[10] 「三年」，原本作「二年」，據史記秦始皇本紀改。
[11] 「嘗」，原本誤作「常」，據史記太史公自序改。
[12] 案，此句實爲司馬貞史記索隱文，非出自張守節史記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