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孫德謙隘堪撰
衷聖
孔子之聖，萬世師表。當戰國時，七雄并峙，百家競起，亦極晦盲否塞矣，唯孟子、荀卿咸遵其業而潤色之。漢自武帝以前，孝文好刑名家言，竇太后又崇黄老之學，而儒術不甚貴顯，及董仲舒請表章六經孔子之道，始統於一。至司馬遷之作史也，立言之旨，一本孔子，而後凡爲學者，皆知奉聖人爲依歸，其有功聖教，抑何偉哉！
夫紀傳之史，爲遷所創。每見本紀、世家中於孔子之卒，必特筆書之。十二諸侯年表又以共和、孔子相爲終始。公羊家稱孔子爲「素王」，史公则直以素王尊之。且世家之例，公侯有國者乃得入其中，遷以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知其世世將爲學者宗師，真有所謂教化之主者，史記世家索隱云：「教化之主，吾之師也。」故權於本紀、列傳，置之世家之列，足徵其意在尊聖矣。王安石以孔子入世家爲多所牴牾，其説未是。并爲之贊曰：「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此蓋言孔子者，中國一人，删定六藝，爲後世政教所從出，天子以下均當取而折衷之。實则全書之中，亦自明其義法所在，無不折衷於聖人也。
吾何以知其然哉？五帝本紀云：「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帝繫姓。」夏本紀云：「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殷本紀云：「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色尚白。」孝文本紀云：「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吴太伯世家云：「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魯周公世家云：「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宋微子世家云：「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田敬仲世家云：「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爲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即由本紀、世家觀之，豈非遷史義法，其大要则在衷聖乎！若伯夷列傳所謂「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吴太伯、伯夷之倫詳矣。」则尤皦然其易明。窺子長之意，一若言世家之首太伯，列傳之首伯夷，先聖早有定論，其折衷爲至當也。
法言曰：「群言淆亂折諸聖。」折聖云者，亦謂折衷聖人耳。余讀太史公書，知其義法则在是。乃班固譏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豈不異哉！夫千古取信者，孔子也。孔子爲生民未有之聖人，而不知有所折衷，则非聖者無法，其説亦無徵而不信矣。故近人之敢於謗聖者，直多見其不知量耳。吾獨怪班氏亦頗知尊聖者，自是非繆聖之説出，遷之衷聖足垂義法者，後世無聞焉。此非史公之不幸而孟堅之過哉！雖然，後之修史者苟思傳世行遠，亦惟折衷聖人，以遷爲法可耳。
尊儒
余向以龍門之學，宗法道家，今乃知其不然。何也？始以爲必宗法道家者，漢書藝文志云：「道家者流，出於史官，歴數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而遷亦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且自序言其父談習道論於黄子，所論六家要旨又以道家「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意遷纘承父業，其學必本於道，而孰知遷固尊儒者也。
吾何以知遷之尊儒哉？儒林一傳，非子長所創作乎？其後孟堅而下，莫不因之。吾中國之推崇儒術，追溯其源，實自此傳爲始，不可見遷之尊儒與？夫儒之緣起，觀淮南子要略篇，则爲孔子所興。孔子盛德在庶，初非有土之君，遷於世家之中列入孔子，斯爲尊儒之至矣。孔子門人，達者七十。漢代通經之儒，皆從而出，故以仲尼弟子特立專傳，此外名、墨諸家，则概乎無有，亦其尊儒之意，可窺測而得者也。雖然，此犹尊儒之顯然者。吾嘗考其立言之旨，而知史公無不根極於儒家。儒家游文六經，漢志儒家云：「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今按之史書，無有不合。史於五帝紀贊云：「總之不離乎古文者近是。」伯夷列傳云：「學者載籍極博，犹考信於六藝。」紀、傳首篇，必揭明其義者，若言所作之史，游文六經，悉出儒家之旨也。儒家留意仁義，史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云：「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强，要之以仁義爲本。」又高祖功臣侯年表云：「有唐虞之侯伯，歴三代千有余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惠景間侯者年表云：「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是又深識儒家之旨，真能留意仁義矣。
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所謂「宗師仲尼」者，余已於衷聖篇見其取宣聖之言用爲折衷，謂其義法在是矣。五帝本紀斷自黄帝，似非「祖述堯、舜」者，不知遷嘗謂「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黄帝始，其曰「陶唐以來」，则仍上法尚書，以堯、舜爲首，未有乖乎儒家之旨者。故今雖以史原黄帝，既已撰史，不可不叙黄帝於前，然又不言「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乎？惜其不傳，而致疑於儒者，蓋以五帝德二篇明明傳自孔子，如使儒者傳之，豈不更善？然子長所以尊儒之心，於此大可悟矣。
近世有謂司馬氏父子異尚者，其言曰：「特舉道家之指約易操，事少功多，與儒之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兩兩相較，以明孔不如老，此談之學也。而遷意则尊儒。父子異尚，犹劉向好穀梁，而子歆明左氏也。」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説。是亦知遷之尊儒矣。但如何而可謂其尊儒，则犹語焉未詳耳。得吾説，庶幾其昭晰而無疑乎！
宗經
劉彦和作文心雕龍，徵聖而下，繼以宗經。所以析之爲二篇者，徵聖之意，则以聖人之言用爲考徵，其文稱「先王聖化，布在方册，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是也。眛者不察，見其中必有宗經之説，遂謂此與宗經無異。吾謂不然。徵聖、宗經，明明各自爲篇。宗經者，蓋言文章體用，俱備於經，與徵聖之奉聖人論文爲主者，其道则有别。易之同歸殊途，是其説也。今讀太史公書，余既以作史義法，明其爲衷聖矣，故亦以宗經之旨，諗世之治史學者。
一曰宗經之體。古無經也，史而已矣。孔子删修而後，因尊之爲經。尊之爲經者，以其爲萬古經世之書也，而原其始，则皆史也。其體，则易者兩朝交際史，故易繫辭云：「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漢陸賈楚漢春秋，即易之體也。樂經久亡。周禮、儀禮者，其體爲掌固之史。漢王隆漢官解詁、衛敬仲漢舊儀，乃掌固專門之學，不但史有禮樂志、職官表也。詩始文王，则西周之史，春秋始平王，则東周之史，是皆爲斷代，體犹班固之前漢書、范蔚宗之後漢書也。以史書而論，所宗者其尚書乎！雖尚書上起堯、舜，與史公以黄帝爲首者不同，而其爲通史之體则一。況自序有云：「卒述陶唐以來」，説者謂其溯自黄帝者，以堯、舜出黄帝後，詳其先世耳。若是，史之爲體，以書爲宗，益可見矣。所謂宗經之體者此也。
一曰宗經之文。堯本紀：「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爲尚書文。舜本紀：「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文不能備録，故聊引之以明宗經爲文例。此爲左傳文。左傳固非經。今已入經矣。然漢志，孝經、論語皆次六藝略，是經傳不分也。觀於此，可知其文之宗經矣。殷本紀贊是以言：「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而序亦言：「厥協六經異傳」也。所謂宗經之文者此也。
一曰宗經之説。六國表：「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而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此黜秦之郊祀不合於禮，故據天子、諸侯之祭，正以禮説也。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荊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於，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此言戎狄之當用征伐，自三代爲然，故引詩書爲説也。所謂宗經之説者此也。宗經爲説者甚多，姑舉兩表，文不詳載。
一曰宗經之意。孔子作春秋，吴楚则外之爲夷狄。然泰伯之三以天下讓，则稱之爲至德。春秋十二公，託始於隱者，美其爲讓國之君也。史於十二諸侯年表列吴於末，而世家则獨冠以吴太伯，其意以太伯有讓德，又爲孔子所論定，故既紹春秋之學，而先之以太伯者，知其得春秋首隱之意也。伯夷列傳雖有「其傳曰」云云，爲整齊世傳之證，但夷、齊兄弟，古之讓國者也。蓋亦本春秋之意，所由此一傳者立於他傳之上乎？本紀固昉於黄帝，如史公誠法尚書，堯、舜二帝，则以禪讓聞，隱公志在讓位，春秋褒之，取其能樂乎堯、舜之道。则遷之爲本紀，仍春秋之意也。所謂宗經之意者此也。
今夫紀傳之史，創自龍門，後來史家，無不宗之，其宗之宜也。然吾於今之廢經者，不能無惑焉。昔孔子嘗言：「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貽來世。」見列子。则經乃治天下之具也。世之儒者，詮釋其字句，稽研其名物，探索其義理，既不識經爲治道之資，其於史也，謂足以考歷朝之政迹，而經爲上古史籍，则非所知也，於是廢經而毀聖者有矣。嗚呼！經出於史，殷周以往故事，粲然告備於此，而作史之義法，亦莫有越其範圍焉。故雖史才如遷，用其體，襲其文，采其説，師其意，且一以經爲宗，彼荒經者其鑒之哉！
正易
易繫辭：「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觀象於天，俯则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若是，八卦之作，創自庖犧，故後世言易者，必從庖犧始，其道然也。
太史公書，隋唐而下皆以爲正史之冠。此则史自爲部，遂與經殊科矣。而班志藝文，则列之春秋家，以其爲春秋之學也。觀其自序，一则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再则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而終之则云：「厥協六經異傳。」乃言其所撰之史，蓋合六經，而爲之不僅在春秋之傳矣。然自序之中，不又曰：「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乎？所謂「正易傳」者，裴駰諸家俱未有解，豈以與史無甚關涉與？非也。余往者亦頗疑之。易之爲書，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而遷嘗自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则史固與易相同，無所謂「正」也。易之言吉凶禍福，惟以論道；史之言成敗興衰，则以紀事。將謂其書之不合於易者在此乎？然所正者爲易傳，而於易無與也。若謂易本古代之史，故春秋時韓宣子聘魯，易象與春秋得觀於太史氏，然曰「周禮盡在魯」，则易、春秋并爲周禮也審矣。禮至周而損益盡善，故孔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又何待於遷而正之？且易傳者，即孔子所作繫辭也。遷父談論六家要旨其引「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稱爲易大傳，是已遷以聖人之言爲折衷，易则孔子晚年好之，豈孔子所贊者尚不足信，而思有以正之耶？
吾今而知遷之所謂「正易傳」者自有説也。雖然，其義究何如乎？曰：此無他故焉。遷史斷自黄帝，所以上窺史學之原耳。黄帝首置史官，蒼頡、沮誦實居其職。遷造史書，自不可不祖述黄帝，非與易傳之遠溯庖犧，各有所宗乎？史與易既各有所宗，斯其「正」之義也。夫易學出於庖犧，史學出於黄帝，可知古人爲學，未有不窮其原者。乃自來於「正易傳」之義，習焉不察，吾故特用表闡之，以明史公此語爲其知本之學云。
擇雅
昔孔子之修春秋也，既得百二十國寶書矣，卒用魯春秋加以筆削者，漢志所謂「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是也。然则春秋一經，不取他國而惟以魯史爲定本者，孔子固有所抉擇於其間。論語述而篇：「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此可見春秋之作，孔子亦幾經審擇矣。
夫史家記事，不能無所依據。然網羅散佚，或有不足徵信者，吾不爲之。簡擇而概從甄采，此晉書之泛收小説，宜其爲通識所訾乎！太史公五帝本紀贊云：「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其下復云：「擇其言尤雅者」，则遷之作史，去取綦嚴，苟非雅言，皆在所擯，亦足知其選擇之精，可示後人以義法矣。
吾聞之今之爲史學者，莫不注意於發掘，恃爲考古之資，於是得一彝器则辨其文字、時代，得一碑碣则訂其年月、職官，往往以舊史爲不足重。夫史有是非褒貶，金石家言则與史異。昌黎韓氏犹不免諛墓之誚，執金石以議史，謂其疏略牴牾，安知非當日史官芟截繁蕪，所書事實確有憑藉者乎？故但知廣事蒐訪，而一無别擇者，其弊也必失之誣。不然，如遷之南浮東至，豈不足恢擴見聞，何以著之於書必擇其言之雅正者與？且五帝德、帝繫姓，史公擇此兩篇，以其出於孔子，自較百家爲雅矣。乃犹致憾於儒者之不傳，何其謹也。其意蓋謂孔子之言固無慮其不雅矣，然不傳於今之儒者，使此二篇非爲孔子所傳，後人不將疑我擇之未當與？發凡於此，则五帝以下，凡爲紀傳，斷無有不慎擇之者。不亦善乎！
自來論史學者，以史不易作，每有史裁之説，「裁」之爲言，非美其能裁擇乎？近世身居史職者，貪多務得，撰一列傳，纚纚至數萬言，其絕少裁擇之功已可概見。復有不明史體，任臆妄言者，或喜談禁袐而雜以荒穢，或高張僞逆而昧於是非。嗚呼！此其人尚可與言史學乎？然後歎以遷之才得稱良史者，即此修辭之雅，由其長於采擇，已爲人所難能矣。昔之評遷者，嘗病其愛奇，而孰知開宗明義懍懍焉以擇雅爲先，有其作史之義法哉！
整世
太史公自序：「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謂之「世傳」者，蓋言世所舊有之傳也。
或曰：有徵乎？曰：吾於伯夷列傳得其説矣。伯夷列傳：「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自「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下，皆是舊傳原文，故特標「其傳曰」三字，以明此爲世所舊有之傳也。若然，「整齊世傳」者，可知凡諸列傳，遷不過於世所舊有者取而整齊之，於此傳以見其義法耳。若非舊傳，史公何必將「其傳曰」表而出之？況伯夷以前，其人當有可傳者，即如許由，亦既往登箕山而上有其冢，正可以爲之立傳矣，卒慨然而歎曰：「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是世無許由舊傳，故惜其文辭少見。以許由不見於文辭，则夷、齊之有舊傳，益可悟矣。
且證之孟荀列傳：「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亦有「其傳云」者，必指墨翟舊傳而言。何以知之？墨子之學於戰國爲最盛，以遷之善叙事，何難别撰專傳，序其生平？今祗寥寥一二語，并附之孟荀傳末，豈孟、荀皆距墨者，史公亦寓闢墨之義，遂疏略至此乎？史公傳諸子，無不詳其學術。管、晏、老、莊、申、韓、儀、秦，各有其傳。墨學流傳極廣，乃所傳若是，觀於引「其傳云」，與伯夷一傳同例，则以所得舊傳惟有此數言耳。
抑又考之管蔡世家云：「武王發，其後爲周，有本紀言……周公旦，其後爲魯，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後爲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爲曹，有世家言……康叔封，其後爲衛，有世家言。」此「本紀」、「世家」非謂其所著之書，乃亦據舊有者而名之。衛康叔世家贊：「余讀世家言」，謂爲「余讀」，如「讀秦紀」、「讀功令」之比。则管蔡篇中歴稱「本紀」、「世家」，非舊有之本而何？
由此類推，世家之文多言伐「我某地」者，并非史公刊落未盡，實以原書所記，使之得存其真也。然则史書本紀、世家，悉取行世舊籍，爲之整齊，以成一家之言，傳爲舊有之傳，豈不信哉！不甯唯是，或謂史記曹參世家叙功處絕似有司所造册籍，自後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周緤等傳，記功俱用此法，并細叙斬級若干、生擒若干、降若干人，又分書身自擒斬若干，所將卒擒斬若干，又總叙攻得郡若干、縣若干，擒斬大將若干、裨將若干、二千石以下若干，纖悉不遺，另成一格，蓋本分封時所據功册，而遷料簡存之者。見趙翼廿一史劄記。其説是也。蓋史家載筆，不可鄉壁虛造，曹參諸人世無有傳之者，爰憑叙功之册，或入世家，或入列傳。此即「整齊世傳」之例也。
問者曰：索隱今補三皇本紀，又嘗欲於世家之中補曹叔振鐸、許男、邾子、張耳、吴芮，列傳则補吴延陵、鄭子産、晉叔向、衛史魚，後人有議其非者，其果非耶？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有「索隱改補皆非」説。曰：索隱之補史，彼未識龍門作史，在就世傳者整齊之，其世傳所無则從蓋闕，非脱漏也。況曹叔振鐸有世家次管蔡后，張耳自有傳，其余延陵四賢臣，吴、鄭諸世家，均詳記之，但未分析爲傳耳。史公義法，豈在方圓求備哉？若本紀之託始黄帝，乃遷探乎史學之原，貞之補列三皇，真多事矣。
問者又曰：史記不立楚懷王孫心傳，殊爲缺筆。陳涉已世家矣，項羽已本紀矣，心雖起牧羊，然漢高與項羽嘗北面事之，漢高之入關，實奉其命以行，後又與諸侯共尊義帝，而漢高之擊項羽也，并爲之發喪，则心固當時共主。且其人亦非碌碌不足數者：因梁敗於定陶，即并項羽、吕臣軍自將之；因宋義預識項梁之將敗，即拜爲上將軍；因項羽殘暴，即令漢高扶義而西；及漢高先入關，羽以强兵繼至，亦居滅秦之功，使人報心，心仍守先入關者王之之舊約而略不瞻狥。是其智識信義亦有足稱者，非劉聖公輩所可及也，自當專立一傳。乃史記逸之，豈以其事附見項羽諸傳中，故不復耶？然律以史法，究未協也。趙翼説。答之曰：吾讀秦楚之際月表矣，其序则以陳涉、項羽有滅秦之功，而卒踐帝阼者爲漢高，以此爲號令三嬗，獨不數義帝。至於表中書「元年」者，惟有義帝。春秋變一爲元，謂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则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獨於義帝稱「元年」者，得春秋正始之旨。如此，则漢之帝統，親承義帝，而義帝真當時共主也。故若義帝者，雖本紀可矣，何但列傳哉？遷既以特筆尊義帝，而傳反缺之者，其世傳無可援據耳。
有起而難者曰：遷之爲史，必待世傳而成，不太易乎？曰：無所因而首創者難爲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爲力。班氏漢書，孝武以前全用史文。范氏後漢，亦有謝承、華嶠供其删潤。遷在當日，古無紀傳之史足可依仿，時又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即其整齊之功，非可幾及，豈如孟堅而下，有其成法之可循者所得同語哉！遷又自言曰：「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夫以傳之乖異者厥協之，語之亂雜者整齊之，非遷之良史才，其孰能與於斯！
原史
記曰：「或原也，或委也。此謂之務本。」昔者戰國諸子之學，各有所本，故墨家原於大禹，農家原於神農，未有不可考其原者。論乎史學，豈獨無所本乎？吾觀遷史本紀首列黄帝，而歎史公能知史之大原，爲其學所從出也。班固以遷之論大道先黄老而後六經，以爲是非之繆於聖人者在此。嗚呼！班氏史家也，亦知學貴討原哉？夫史職非創立於黄帝，老子非親爲柱下史乎？後之道家，莫不祖法黄老矣。即班氏於藝文志，亦云「道家者流，出於史官」。道家既出於史，则論大道而先黄老，爲史家所當然也。何也？以史學導原於黄老耳。不然，遷不云乎「學者載籍極博，犹考信於六藝」，彼方以經爲考信之資，豈肯後六經哉！特其所撰百三十篇乃史也，爲史學而究其原，六經宜在其後，不得不取黄老爲先矣。此非子長之崇黄老而抑六經也。
夫六經皆史也。然自孔子删修而後，不能不尊之爲經，以經之言常，爲萬世常行之道。既是孔子之經，则非復舊史矣。而隋唐以降，自不可不别立史部，以史公爲之冠。夫太史公書固後世史學之原，若推而上之，则黄老也。故本紀之始黄帝，與論道之先黄老，此皆遷之深於史學，能識其淵源所自也。
且遷惟識乎史學之原，而黄帝以前则不復書。乃漢張衡條上遷所叙不合事，则云：「易稱宓戲氏王天下，宓戲氏没，神農氏作，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録。」見後漢書衡傳注。而司馬貞竟補三皇本紀，亦云異矣。其言曰：「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君臣，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爲一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爲首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系皆叙自黄帝以下，故因以五帝本紀爲首。其實三皇已還，載籍罕備，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闕。近代皇甫謐作帝王代紀，徐整作三五厤，皆論三皇以來事，斯亦近古之一證。今并采而集之，作三皇本紀。雖復淺近，聊補闕云。」如其所説，第以紀事論，三皇亦宜載之。然不知遷之斷自黄帝而三皇所以無本紀者，直以史學溯原於是乎！夫考鏡源流，爲學之要訣也。貞不能抉史學之原，但知拾遺補缺，爲作史之能事，何其所見之陋若是！
雖然，尚書者，古所謂記言之史也。昔孔子求書，得黄帝元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侯。王應麟玉海引鄭元論。[1]孔子既得黄帝元孫書，黄帝爲史學之原，何以斷遠取近，而尚書獨不録黄帝乎？曰：此尚書之所以爲經，而於遷不同也。經爲世法，故書取堯、舜，黄帝犹慮其荒遠。遷则以史學之原，肇於黄帝，是以撰爲本紀，遂從而立乎其首，論道则以黄老爲先耳，又非遷之不欲垂爲世法也，不見其用五帝德兩篇而作此黄帝本紀，犹以儒者不傳爲慮乎？蓋遷史固極有義法者也。世之有志史學者，所貴心知其意矣。
存舊
夫人作爲文章，不可蹈襲舊説，至於史则不然。馬遷之作史，其所據者，爲國語、國策諸書，皆舊籍也。自序云「整齊其世傳」，亦謂取舊籍整齊之耳。然则全史之中，所載文辭，亦存其舊而已矣。
何以知之？如記秦始皇即位，趙、魏世家并云：「秦王政初立」，韓世家则闕如，而楚世家乃言：「秦王趙政立」，書法獨異。若出史公之筆，概從一例可也，何以於韓遺之，楚则别爲「趙政」？吾謂此必六國史文如是，遷特悉存其舊耳。況燕世家：「子今王喜立。」「今王」者，當時人所稱，犹竹書紀年以魏襄王爲今王是也。苟非燕「世家」之舊，遷何必名之「今王」哉？又本紀、世家其間多有稱「我」者，如秦本紀桓公三年「晉敗我一將」，昭襄王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吴世家「吴伐楚，楚敗我師」，諸如此類。或以爲史公删之未盡者，不知既用舊文，當留存之，有不必刊削者也。蓋周時列國諸侯，各有國史，一國之史言「我」，所以别於人，故謂之「我」者，爲其國史之舊可見矣。且讀秦始皇本紀「四月上宿雍」，又曰「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又曰「上病益重」，又曰「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此數言「上」者，必係秦史之舊。集解：「司馬遷記事，當言“帝”则今每稱曰“上”」者，非存舊而何？
抑吾讀吴、楚世家，觀其同記一事而彼此有不符者。吴世家：「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吴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吴之邊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楚世家：「初，吴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吴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在吴则以卑梁爲楚邊邑，在楚则又以爲吴邊邑，并爭桑者，吴世家爲二處女，楚世家又爲小童。世家如必謂史公所作，不應一事而岐異若此。伍子胥傳與吴世家同。蓋兩世家之舊，各存其説耳。衛世家贊故曰：「余讀世家言」也。
復有其事则一，而前後參差者。如殷本紀：「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太師、少師者，不詳其姓字。周本紀则云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强抱其樂器而奔周。」是太師、少師则其名爲疵與强矣。至宋世家又云：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於軍門。」则又爲微子之事矣。祗此抱器歸周，殷、周兩紀已有詳略之别，既知其爲疵、强二人，而宋世家中何又屬之微子？真有不可曉者。不知遷史號爲實録，殷本紀舊爲太師疵、少師强，所謂與其過而廢之，毋寧過而存之，豈可以宋世家明言微子，而去本紀之文？亦豈可以疵、强之事，遂將微子而易之？讀其書者，苟不識「存舊」之義，不且生其惶惑乎？
宋黄震日鈔，於黄池之會吴、晉爭長，謂史於吴世家曰「長晉」，於晉世家曰「長吴」，自相矛盾，未知孰是。吾謂黄氏但不達遷書有「存舊」之義耳。蓋吴、晉二世家，遷皆據其國史舊文。吴之國史自宜言「長晉」，而晉之國史自宜言「長吴」。此乃各爲其國，非遷之自相矛盾也。
夫事之傳於後世，於其是非得失，孰能遽從而臆決之？故遷之網羅舊聞，往往并存焉，而不欲自爲棄取。昔孔子之修春秋也，「夏五」、「郭公」，雖闕文必録，亦存魯史之舊也。如遷者，殆本春秋之法哉！
詳近
人之恒情，莫不貴遠而賤近。若夫著書，则有異乎是。此其故何也？荀卿之言曰：「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傳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则論略，近则論詳。」然则詳近而略遠，此亦史傳之達例乎？太史公書始自黄帝，可謂遠矣。然五帝合爲一紀，夏、殷三代亦祗各成一紀，及秦则既有秦本紀，又有始皇本紀，漢则高帝以下迄於武帝，每帝皆爲之紀。若是者何哉？蓋即略遠而詳近耳。
夫人之立言，貴在取信，騖遠而荒，古人所戒。昔孔子贊易，其序卦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從有天地爲説，而天地以前则不之及，知聖人之意，近在人倫，不欲高談元妙也。删書则獨載堯以來，康成鄭氏所謂斷遠取近，其義尤彰明較著矣。
遷之作六國表也，蓋嘗自言其詳近之故，曰：「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易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由此而觀遷於近世之事最能詳備者，不於此表見其意乎？高祖功臣侯年表又云：「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言「當世得失」者，此亦揭其詳近之恉，以爲修史之法，近在當世，亦貴條列其得失也。雖然，吾於此知遷之得詳於近者，漢事而外，亦以有秦記在耳。六國表中一则曰：「太史公讀秦記」，再则曰：「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则秦記一書，子長必親睹之，故所作列傳不詳於他國而獨詳於秦。今觀商君鞅后，若張儀、樗里子、甘茂、甘羅、穰侯、白起、王翦、范睢、蔡澤、吕不韋、李斯、蒙恬諸人，惟秦爲多。遷豈有私於秦哉？據秦記爲本，此所以傳秦人特詳乎？
今之學者，好言遠古，甚者推至結繩而上未有文字之始，其與史家之詳近略遠，曷有當哉！抑吾聞劉彦和之説矣，其史傳篇曰：「追述遠代，代遠多僞，公羊高云傳聞異辭，荀況稱録遠略近，蓋文疑则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録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説，舊史所無，我書则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夫傳聞失實，加以穿鑿，欲求其書之可傳，何足垂諸後世乎！愛奇之士，亦惟詳其近而已矣。如劉氏之論史，獨以述遠爲蠹，斯真知言之君子哉！
載疑
論語：「子曰：“君子於其不知，蓋闕如也。”」又曰：「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则寡尤。」若是，不知则闕，固君子慎言之義也。
史遷於高祖功臣侯年表云：「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又仲尼弟子列傳云：「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爲篇，疑者闕焉。」可知子長作史，頗識多聞慎言之旨矣。
夫讀書而不善疑，则義理必不能推求；但有疑而不知姑從其闕，將自信過深，必有妄言之弊，亦非持慎之道也。三代世表復云：「至於序尚書则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録。故疑则傳疑，蓋其慎也。」吾又以知闕疑爲慎，有疑而仍傳其説者，未嘗不謂之慎。何以明之？史老子列傳云：「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余歲，或言二百余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而孟子荀卿列傳云：「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雖其傳疑者不惟乎此，然兩傳之中皆載有「或説」，不敢謂老子非老萊與儋，亦不敢定墨翟爲孔子時人，乃其傳疑之慎也。
夫人生古人後，傳聞異辭，安能由我而決之？所以傳疑者，留待後賢之研討耳，使是非任臆遽行去取於其間，如我之所删存者未必得當，豈不使後人轉滋疑誤乎！故疑以傳疑，斯慎之至也。
難者曰：史公備載諸説，亦有自爲釋解者，如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説，曰：“自我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説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吕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吕尚所以事周雖異，要之爲文武師。」其曰「事周雖異」，固謂太公之事周，言人人殊，亦幾疑不能定矣。斷之曰：「爲文武師」，则是無可疑者也。抑知於無可疑者则斷之，苟兩説乖迕而莫從折衷，则必并載之，不復稍加意議。吾有以見史遷立言之慎也。許叔重説文序有所謂「聞疑載疑」者，史書義法，即觀於老、墨之各載疑辭，不又有「載疑」之道與？
訂誤
金王若虛著史記辨惑，其中兩篇有顯言其誤者：一曰采摭之誤，一曰疑誤。蓋皆舉史書之誤文而爲之辨訂者也。然彼未知史公自有訂誤之處。史公既自有訂誤，则其所載事實，人所黜爲誤謬者，必不當輕肆譏評。何也？事實如真誤謬，子長將訂之於先，何待後人之糾訂乎？今請列其訂誤之説，以爲治史者告。
周本紀云：「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邑。」此訂周之都洛，實在幽王以後。其始则惟都於豐、鎬，以爲周既伐紂即都洛邑者，誤也。魏世家云：「説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此訂魏之亡國，由於天將令秦削平海内以成一統之業，謂不用信陵君遂至於削亡者，又誤也。蘇秦列傳云：「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此蓋惜蘇秦約從六國，智略過人，祗因死於反間，天下多非笑之，遂使獨蒙惡聲耳，吾所以列其行事，次其時事者，爲訂世言附會之誤也。刺客列傳云：「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大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此。」此又見荊軻之事，夏無且具知之，世言「天雨粟，馬生角」，又言「傷秦王」，皆未得其真，本傳不載者，明已訂其誤也。酈生陸賈列傳云：「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披儒衣往説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别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此以酈食其之見漢高乃在未入關以前，傳其書者，往往言儒衣説漢王當已拔三秦之後，则誤也。傳中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然则叙此事於高陽者，史公不取傳説，殆早釐訂之矣。下平原君傳乃從世説，蓋傳疑耳。遷之意则以本傳所訂爲正。大宛列傳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此足徵史遷不好語怪，九州山川惟以尚書爲本，而禹本紀、山海經之怪物，謂不敢言者，何其謹也！雖時至今日，人必嗤其識之迂，然遷在炎漢之世，并不聞有所謂崑崙者，宜其黜之爲誤而有以訂正之乎？
凡此史所訂誤者，既臚陳之矣，则全書之中苟考之他籍而意其有誤，不可不加以審慎。何则？史百三十篇，古今之信史也，其於相傳之誤又訂其違失，若是，豈尚有誤焉者乎？如曰有誤，必且細爲推闡，闕疑而慎言之可耳。夫人但據今日所見之書與後出之本，而責遷爲誤妄，亦甚矣。雖然，疏略牴牾，自班固即有其説，裴注而後，專喜攻遷之短，亦可云不憚煩矣。如王氏之辨惑，其辨多有未合，安得一一以駁斥之哉？
釋意
昔戰國諸子其立説各有旨意，所以爲專家之術也。後之治其學者，不能探索其意，遂穿鑿附會以出之，豈不悖哉！太史公書其所爲紀、傳、書、表，每有明言其意者。夫彼既明言其意，则宜就其意以引伸之，即未明言，亦必有意之所注，豈可强加駁擊？乃自裴注而下，轉欲攻其疏舛，亦過矣。嗚呼！遷嘗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是殆深歎於傳人之不易得乎！
吾觀索隱於秦本紀云：「秦雖嬴政之祖，本西戎附庸之君，豈以諸侯之邦而與五帝、三王同稱本紀？斯必不可，可降爲秦世家。」項羽本紀云：「項羽崛起，爭雄一朝，假號西楚，竟未踐天子之位，而身首别離。斯亦不可稱本紀，宜降爲世家。」吕后本紀云：「吕太后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后立少帝而始稱制，正合附惠紀而論之。不然，或别爲吕后本紀，豈得全没孝惠而獨稱吕后本紀？合依班氏，分爲二紀焉。」
即由本紀言之，索隱糾史之失，未爲無見，然遷自有意之所在，则彼不知也。夫其作秦本紀也，亦犹殷、周之叙先世耳。如謂天子曰「本紀」，秦在始皇以前未得爲天子，不應有本紀之稱似也，然殷本紀始於契，周本紀始於稷，契與稷不過分封之國，豈天子耶？若始皇而上，秦不當稱本紀，则殷宜首湯，周宜首武，今何以一则由湯而追溯至契，一则由武而追溯至稷？以此例之，秦之有本紀，意在詳其先世，不必降爲世家，有斷然者矣。與始皇之分爲二紀者，则以秦之事多，非若殷、周可合并耳。後世謂其法春秋之十二公，故爲秦特作一紀以成其數，又謂秦與始皇分紀者所以别嬴、吕，史公更未必有此意也。項羽之爲本紀，當秦已滅亡，漢犹未正帝位，其時天下無主，權歸於羽，史謂「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是遷之撰爲本紀，實因政令由羽而出。時天下王侯，胥受其封，直一得位之興王矣，其意灼然可見，降爲世家，则不然也。書有之曰：「天降下民，作之君。」故君者，爲民而設也。史公意在重民，今吕后紀贊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斯可識子長之立本紀，以吕后雖爲女主，而民人離戰爭之苦，爲君臣者皆志乎無爲之治，於是刑罰罕用，衣食滋殖，天下幾享太平之福，深爲斯民慶也。若是，吕后雖入本紀，亦固其宜。凡此三者，果能達乎史公之意，如索隱者，不免好事更張矣。
聞之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讀史者，曷用吾意以推勘之乎！且夫遷固有申釋其意者，今更爲條舉之。五帝本紀云：「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説。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特出「故」字，是爲此紀説明作意，下倣此。管蔡世家云：「管叔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陳杞世家云：「周武王時，侯伯尚千余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攻相并。江、黄、胡、沈之屬，不可勝數，故弗采著於傳上。」三王世家云：「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群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此言「是以」，亦是申説作意。蘇秦列傳云：「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魯仲連鄒陽列傳云：「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説於當世，折卿相之謀。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以上所述，或言「故」，或言「是以」，非於每篇之中遷皆有以申釋其意無可致疑乎？夫「故」也，「是以」也，祗此一二虛字，讀其書者，往往易於忽視，在遷则誠恐人不達其意，故特標著之。即其編目之失序，紀事之互岐，均當紬繹其意而細加省察，不可通者，则存而弗論可也。況自序中「作五帝本紀第一」、「作夏本紀第二」，凡百三十篇，幾全書之所以造作者，無不各釋其意乎？必嘵嘵與之辨，夫亦可不必矣。
略書
昔劉向之校理中祕也，所重在書，而於人则從略，故凡孟、荀諸子其人已入史書者，惟注之曰「有列傳」，人则名姓以外不復有述也。若遷史则反是。蓋史以紀事爲主，貴乎紀其人之事實，書则不妨略而不言也。
管晏列傳云：「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老莊申韓列傳云：「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説難而不能自脱耳。」此蓋明取此篇之意，非論全書也。司馬穰苴列傳云：「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孫子吴起列傳云：「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孟子荀卿列傳云：「自如孟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有連下「其傳云」爲句者，似於史體未符。
由此數傳觀之，子長不明言其於書则略乎？夫詳載其人生平言行，而其所作之書，亦皆加以討論，裁入傳中，则必失之繁冗。天下事詳於此者略於彼，爲理勢所當然。吾讀後漢書矣，凡有著書者，但於其人傳末謂有賦頌若干篇，列其名目而已，蓋亦略書之意也。昔劉子元且以人主之制册、誥令，群臣之章表、移檄，謂當收之紀傳，悉入書部，别題爲「制册」、「章表書」，以此比禮樂刑法之有志。推此而言，豈撰述之書而又可如目録家言條辨其得失乎？此史公所以略之也。史志之有藝文，昉自漢書，亦以補史之缺。
雖然，史公之作傳，其重在人，自不能不略其書。而後之學者苟讀古人書，不可不參徵於史。吾試舉韓非子言之。傳曰：「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强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则寵名譽之人，急则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内外儲、説林、説難十余萬言。」其下復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若是，韓非之書爲韓而作，入秦则在後，其書特爲人傳至於秦耳。吾不解後之不善讀史者，何其多也，果善讀之，非爲韓之忠義士，何至沉冤至於今而不白乎？然则遷書犹在，吾嘗據以辨誣矣。其他老子言道家意，老萊言道家用，以及莊子之爲寓言，申子之本黄老，未嘗不論其書之大旨。
説者曰：在人謂之傳，在書謂之序。章實齋先生説。故遷之列傳，即以爲群書序可也。不然，荀子、管子諸書録，中壘别録佚篇獲覩其全者，何以多與史傳同？蓋可悟其故矣。特是誦詩讀書，固以知其人爲要。史固考證之資也，作史则不然，史公之略書而不論，其重在人。知史家之義法應如是也。
删要
或問史官載筆，凡援引前人文字，可以行删削之權與？余始舉文選爲證。文選任昉奏彈劉整，李善注：「昭明删此文太略，故詳引之。令與彈相應也。」謂選家既可删節，豈作史者勢有不能？然未有確據也。其後取漢志所謂「今删其要，以備篇籍」，以爲此固史家之明驗矣。班志藝文，不惟將七略之中，全删其輯略一類，向、歆父子每書校畢，皆條其篇目，撮其指意，自有序録之文，今亦爲孟堅删去。如是，史臣删削之權，亦可睹矣。
或又曰：遷史義法，爲後賢所規範，此必龍門創爲之，漢書繼其踵耳。於史書有所見乎？曰：有之。不讀司馬相如傳乎？傳云：「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删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此非明明言其删要與？索隱乃謂：「小顏云：“删要[2]，非謂削除其詞，而説者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剟，失其意也。”」则彼未知删要者爲作史之權，蓋博采群籍，加以删潤，庶幾成其爲一家言。史公殆於此發其例耳。雖相如辭賦，凡載之傳中者，余嘗用選本互相讐對字句，稍有異同，無甚出入於其間，然恐蕭氏所録已爲子長删定者，未可知也。小顏之説，夫豈然哉？
且遷之删略者多矣。陳杞世家云：「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小，不足齒列，弗論也。周武王時，侯伯尚千余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攻相并。江、黄、胡、沈之屬，不可勝數，故弗采著於傳上。」然则此數國者，不爲之撰輯世家，由其删除而然矣。今夫左氏、國語，非史公所援據者乎？吾以周本紀觀之：宣王不籍千畝，國語述虢文公言農事綦詳，而本紀但云：「宣王不修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王弗聽。」宣王料民太原，國語記仲山父之諫，極論料民之失，而本紀但云：「宣王既亡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宣王不聽，卒料民。」襄王以翟伐鄭，國語於富辰之諫，書其語甚長，而本紀但云：「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凡我周之東徙。晉、鄭焉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怨棄之！”王不聽。」一皆經其删節。其余定王使單襄公聘宋；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鬭，將毀王宫；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周。此五朝事，國語有之，史皆不載，则史所删要者已如此矣。他若世本、國策、楚漢春秋，凡其甄采之書，必經删削，固無待言。以此歎史臣權自我操，苟欲垂爲信史，不得不施以删飾之功也。昔孔子删述詩、書，则筆削謹嚴，於是爲萬事政教之所從出。太史公書其亦本此義法哉！
識大
論語：「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则有司存。”」解者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然则人之於道所貴者，在識大體而已矣。史遷於封禪書云：「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则有司存。」彼觀其意，作史之道非亦以識大體爲貴乎？
其識大體奈何？吾聞有言之者矣。夫遷紹法春秋，爲十二本紀，自此以下至「此何可哉」，説本章實齋先生。其年表、列傳，次第爲篇，足以備其事之本末。至於典章制度，所以經緯人倫，網維世宙之具，别爲八書以討論之。後史承流而作，遂爲史家不易之法。然遷所爲禮、樂諸書，不過采其綱領，討論大凡，俾與紀傳互相發明。若名物器數，以爲自有專家之書，不求全備，亦犹左氏之數典徵文，非必具周官之纖悉也。自沈、范以降，討論之旨漸微，器數之加漸廣。歐陽新唐之志，甚至以十三名目，成書至五十卷，凡官府簿書，泉貨注記，分别門類，唯恐不詳。宋、金、元史，繁瑣愈甚，盈牀疊幾，難窺統要。是由不識大體耳。昔管子、吕覽、鴻烈諸家，所述天文、地圓、官圖、樂制，皆采掇制數，運以心裁，故能勒成一家言。子長之略於名物器數，惟期得其大體，蓋犹存諸子之遺也。彼經生策括，類家纂要，本不足與言著作，所以取事物之兼賅者，特便於尋檢耳。史则宜綱紀群言，傳之後世，如欲事物之曲折詳盡，文必冗蕪，例必龐雜，此何可哉？作史之須識大體，其要略则如是。
抑不獨書志然也。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则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则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则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则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则書之。」而劉子元则益以三科：「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如是，则史家書事，即於紀傳之中，要當擇其道義法式諸大端以爲記載可矣。其義法则遷史備之。
且夫史之當識大體，與經之當通大義，其道同也。近之治經者，專務瑣屑考訂，潛夫論所謂「大義爲先，名物爲後」者，適得其反，豈不異與？孔子之論政也，则曰：「所重民、食」，至於樊遲請學稼，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又曰：「吾不如老圃」。其何故哉？亦謂學固有大焉者在也。論詩则興觀群怨，繼之以事父事君，乃其義之大者也；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则緒余耳。而爲經學者，往往致力於此，可謂昧於大義矣。子貢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讀經而不達大義，斯誠失之！曾謂作史而可不識大體乎？索隱於禮書云：「此之八書，紀國家大體。」其足窺史公撰述之意哉！
行權
唐韋安石曰：「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史官之權若是乎其大哉？昔孔子筆削春秋，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厤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甚至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立一王義法。嗚呼！如孔子者，其實行修史之權，豈不可見哉！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而孔子自言则謂：“知我者惟春秋，罪我者惟春秋。”」蓋孔子布衣耳，以春秋褒貶之權，代天子而行其賞罰之事，言我亦行我之史權而已，彼知我罪我，皆非所計也。
春秋而後，能行史權者，其人不少概見，吾謂惟太史公足當之。何以明其然哉？本紀者，所以記天子也，而項羽、吕后则入之；世家者，所以記諸侯也，而孔子、陳涉则入之。無識者莫不疑其爲例之不純矣，不知彼以天下人民爲重，非第爲一姓記存亡也。至孔子，则以爲萬世師道之所在，又明其尊聖之心。史官與奪之權，操之在己，故若此也。且漢儀注有言：「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是太史一職，其位高於丞相，武帝初置時，亦極崇奉史權矣。其後見遷所述本紀，直書其過，遂怒而削之。適有李陵之事，治之以蠶室之刑。詳直言篇。可知遷之得罪武帝，特惡其史權之重，而李陵事祗是借端耳。
夫直言不諱者，史官之權也。唐太宗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太宗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耶？」又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劉洎因而進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太宗又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朕之心異於前世帝王，所以欲觀國史，蓋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時朱子奢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则莫不順旨全身，千載何所信乎？」若然，则史官載筆，其權则於人主言動，雖至爲惡之事，有不能不記者。人君取而觀之，彼飾非護短者，必刑誅史官矣。故遷行史官之權，書武帝之失，未可議也。其託故於李陵，下之蠶室者，非武帝見其本紀，爲褫剥其史權所由然乎？自遷以降，班固之著漢書也，飾主闕而掩忠臣；陳壽之撰國志也，正魏統而閏蜀帝。不復能稍伸其權，而史亦不可問矣。
吾讀吕氏春秋，其先識篇曰：夏太史終古見桀惑亂，載其圖法出奔商。商内史向摯見紂迷亂，載其圖法出奔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亦以其圖法歸周。初不解爲史臣者，何以輕去故國，并得持圖法以往，律以事君之義，豈得謂忠？今乃知史官自有其權。國君而昏亂，必即於亡，圖法爲其權所掌，應從而保存之。所謂國可亡，史不可亡也。又讀戰國策矣。秦王酒酣，請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奉盆缻秦王，秦王不懌，爲一擊缻，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夫趙王鼓瑟，國勢衰弱，屈於秦王之威，無足異也。秦王之强，爲趙擊缻，而御史且詳志其年月。甚矣！史官之權，自古隆之，雖秦王亦未足與之抗也。特惜馬遷行其史權，竟以此而蒙禍。此後世史學之所由日衰也。良可歎哉！
知變
夫史官之所以可貴者，非以其博通古今，爲能知事勢之遷變乎！班孟堅之論道家也，曰：「道家者流，出於史官，歴數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则史官者，知萬事之成敗存亡禍福，而於古今沿革之道，無有不知者也。太史公自序：「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是其上始黄帝，下終孝武者，縱覽數千年中古今事變，蓋有真知而灼見者矣。十二諸侯年表云：「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删焉。」六國表云：「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然则遷之作史，亦惟於盛衰興壞以明古今之變而已矣。
夫知古而不知今者，謂之陸沈。故孔子曰「信而好古」，曰「好古，敏以求之」。未嘗不以信古爲要指。然中庸述孔子之言：「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而其下復云：「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则生今之世者，不能不取今所用者而從之矣。遷於高祖功臣年表云：「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此则以功臣之封，爲當世之得失，其間不無變端，因考其終始本末也。至於禮書云：「秦有天下，悉内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變改。」此言漢之禮制，蹈襲秦故者爲多，雖有改變，然亦有未及增損者也。若夫平準書之論貨幣，封禪書之論祭祀，以及儒林一傳，備載儒術之隆替，皆深焉知之。遷自謂通古今之變，不於此而大可信乎？
聞之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是以人生今日能知古始者，用以爲考鏡之資也。乃後之嗜古者则異矣。其説經也，不知經爲萬世政教之原，明堂、深衣與夫車輪諸物，莫不稽其古制，方以爲實事求是之學也。斯已悖矣！及其治史，又詳於古而略於今，於是見商、周鼎彝，釋其文字，得一碑志，喜其古也，且謂可以徵史。而史之所以藉以爲今人鑒借之具者，则懵然而無知也。尤其甚者，高談皇古，欲求之地下，而期乎發掘之有所得，謂庶幾史材之憑證焉。嗚呼！史學豈若是哉！
吾謂遷史而後，歴朝政蹟，各有其國史在。讀其書者，當究乎治亂之原，苟於典章制度，亦必研求其窮變通久之大。倘爲史官者，则宜上法遷史，而書其古今事勢之遷變。夫然後傳之方來，於國聞乃有裨益。使非然者，規規於紀傳之成法，善不足勸，而惡不足懲，古今因革之宜，無所聞知，人亦何賴有此史？善哉遷乎！周知古今之變，斯非爲作史之義法哉？
直言
夫直言無隱者，史官之責也。聞之孔子有言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则爲臣子者，不幸而見君父之過，其道蓋有以隱爲直者。凡事然，作史亦何獨不然？故孔子之修春秋也，有爲親者諱，爲尊者諱，爲賢者諱之例。且人好直言，往往易於賈禍。是以春秋之中，於定、哀間则多微辭，所以避時難，亦爲周身之防也。然而一言之褒则榮於華衮，一言之貶则辱於斧鉞，直道而行，不稍存曲筆者。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懼之維何？懼其直言不阿也。
太史公書繼春秋而有作。吾觀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儒林列傳：「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其於武帝之文治武功，未嘗不直言以稱誦之，惟武帝惑於神仙，與民爭利，吏治则尚嚴刻，此其事誠有大可議者，故所撰平準、封禪二書及酷吏列傳，则又直言以彰其失，而不少寬假之。漢世儒者都善其不虛美，不隱惡，謂之爲實録。不虛不隱而足稱實録者，即是嘉其爲能直言也。漢舊儀注云：「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而魏志王肅傳亦云：「漢武帝聞遷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録無書。后遭李陵事，遂下蠶室。」以是言之，武帝大怒，特怒其直言耳。其後遷爲李陵游説，遂治以腐刑，武帝不過借此以洩其怒，而蠶室之罪，實因直言所致也。夫遷以直言而得罪，吾方歎後世信史之難見。豈知如王允者，竟名之曰謗書。論史者又以遷身既受冤，於是發憤而爲此史。是使遷以直言之故遭奇厄於生前，彼所願「死後是非乃定」者，而孰料被誣於千載，至於今而是非仍未定乎？自序云：「論次其文。七年，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夫史書之作，遠在七年以上，已論次之，必謂陷刑而用刺譏，若班固之説，詳辨謗篇。其與情事亦不合矣。
昔宣聖之贊董狐也，曰：「董狐，古之良史，書法無隱。」然则所貴乎良史者，豈不在直言乎？左傳魯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而往。聞既書矣，乃還。」夫弑君，大逆也。齊之史臣不畏死而直言之，可謂善矣。然殺之者二人，爲史官者其危矣哉。嗚呼！遷以直言而爲武帝所忌，藉口於李陵之事，卒致親遇其害。宜乎？孟堅而下，良直之風不行，而史學亦於是乎衰矣！
彰賢
史遷之傳伯夷也，其説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蓋幸夫夷、齊之賢有孔子而爲之表彰也。其後復云：「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是又感歎乎砥行立名之士，往往無人焉從而表彰，遂致堙滅無稱耳。
由此以觀，遷於自來賢者，務欲表彰之，使若人得流聞於後世，其心大可見矣。史通乃議之曰：「子長著史，馳騖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皋陶、伊尹、傅説、仲山甫之流，并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犹顯，事迹居多。盍各采而編之，以爲列傳之始。」则直以皋陶諸賢，遷皆未能立傳爲可憾耳。嗚呼！如子元者，豈識表彰賢哲？遷之意，於斯爲獨殷哉！況皋陶而下，此數賢者，舜與三代本紀已盡載其言行乎！夫紀傳之史，雖遷所創，爲其人而見於紀者，原不必别撰專傳，始爲表彰也。索隱又嘗於管晏傳后補吴延陵、鄭子産、晉叔向、衛史魚等傳，此亦由遷之樂於表彰，未有以真窺其隱耳。若季札等之詳著世家，又何待有傳而彰哉？抑吾於許由、務光，見遷以其行義至高而致慨夫文辭之少見，知其於世之賢傑，每思作傳以表彰之，祗因一無依據，若由、光輩，卒不能自我而傳，斯莊子之所謂「無可如何」也。設非然者，豈肯任其磨没乎？自序又云：「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罪莫大焉。」彼方以賢人事業無所記述謂之罪，则其志在表彰，良可知也。
惟其志在表彰，故於蘇秦云：「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言秦之智略過人，乃爲世非笑，故爲表彰之，不使其受此惡名也。於魯連云：「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説於當世，折卿相之權。」言連雖未合於義，獨能肆志不詘，余所以表彰之者，美其身爲布衣，以談説折當時卿相也。於田橫云：「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言田橫之賢，故慕義者多，余既已表彰之矣，有善畫者，爲圖其事，则人尤得知其賢也。於壺遂云：「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内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言遂爲躬行君子，惜其早卒，不及爲漢相，負天子之倚任，然余固願表彰之，以遂之爲人實内廉而行修者也。史無壺遂傳，惜其早卒，不及爲漢相，稱爲「内廉行修，鞠躬君子」，则是表彰其爲人之賢也。凡此特揭其表彰之顯然者。若質言之，苟列入世家、列傳，何一非在表彰之列乎？
夫彰善癉惡，國家用舍之權，爲史官者，则以彰善爲貴。但史官秉筆，不可蹈於虛假。遷所謂「整齊其世傳」者，蓋必有世傳之可援，而後能力加表彰。故人但知昔賢之無傳者，爲遷所遺漏，庸詎知遷滿志躊躇，或聞其賢，而搜訪徒勞，故於列傳首篇，爲賢士之堙滅者歎息恨痛而不置。五帝紀贊曰：「心知其意」。雖然，讀其書者，誰足爲知意乎？吾又深爲史遷悲也。
從長
春秋之義，善善從長，则史家記事，其法固以從長爲宜矣。公羊僖公傳書齊桓公之滅項也，曰：「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则其所以爲桓公諱者，桓公之功，其大者爲繼絕存亡，今滅項之舉，直以其爲賢者而諱之，斯乃從長之義也。
雖然，於史書有證乎？吾請先證之漢書。漢書於劉歆傳言其通詩、書，善屬文，卒父向之前業，能集六藝群書，撰爲七略。又稱其治左氏學，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而章句義理於是始備，因載移書太常，議以左傳諸經欲立之學官。至王莽篡位，爲其國師，本傳皆語焉不詳，凡其與博士諸儒論居攝之義及治明堂、宣教化、封爲列侯等事，并入之王莽傳。若是者何也？非即春秋從長之法乎？蓋班氏以歆之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所著三統厤譜又能考步日月五星之度，其學術精深，實有才難之歎，并采取其書，以供我删要之資。所謂用其道者不棄其人，此傳之所爲省略也。證之漢書，既可悟從長之法矣。
請言太史公書：八愷、八元與帝鴻、少皞諸氏之四凶，一则曰「至於堯，堯未能舉」；一则曰「至於堯，堯未能去」。夫舉賢去不肖，此帝王用人之柄也。堯皆未能，不免有損聖德矣。使遷於堯本紀直叙之，不幾「知人则哲」，真有「爲帝其難」之憾乎！故叙之於舜紀者，適以見舜之善識人耳，而於堯则無與也。吾以是知遷之不載堯紀者，亦春秋從長之旨。非然，以堯之大，善则不能舉，惡则不能去，設本紀而有其事，將何以爲堯乎？又伯夷、叔齊之諫周武王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此固詞至嚴而義至正者。今不於周本紀著其説，而著之夷齊傳中，蓋以明夷、齊誠不愧爲義士，而武王之伐紂，亦庶幾無傷於仁孝也。若夷、齊諫諍之辭，周本紀録之，武王则蹈於無父無君之罪矣。故傳则取之，正以美夷、齊之行，而本紀削除之者，善爲武王地也，不又得春秋從長之意乎？夫遷史之中，類此者當復不乏，所以爲一隅之舉，讀其書者，庶幾可三隅反也。
或者曰：攻人之短而掩人之長，其失也刻。然舍短取長，亦覺過近於寬。爲史官者，其紀事也，當直言無隱，焉可第從其長者？曰：語有之，道豈一端，各有所受。春秋義法，道在從長，其亦作史之一端與？
善叙
説文云：「史，記事者也。」史之本訓既爲記事，则作史者自以叙事爲要矣。夫叙事之難，蓋叙其人必如其人，叙其事必如其事，故非深於文者，亦不足與之言史。
太史公固以善叙事理見重於當世者也。其叙事之法，前無所因，創爲紀傳。紀之叙事，五帝而外，咸用編年體。傳则首列姓名，次及邑里，先世有勳業德望者，即叙於其下，所習何學與稟有師承，则繼之而言，嗣後載其行事以至於没身。條理井然。乃知列傳之爲名，本取排列之義，故其叙事也，論列一生，自少至終，依次順叙。此其大較也。其間有爲别傳體者。管晏之略其功烈，祗蒐采佚事，不詳加鋪叙是也。又有於叙事之中施以議論者，若伯夷一傳，首言考信六藝，致惜於由、光高節，以文辭少見爲發端，篇終则有歎乎巖穴之士，往往堙滅無名，是寓乎悲感之情，非專叙其本事者矣。兩人而可得合傳者，则以事爲銓配，復有「後百余年」等語使之聯接。而老、莊、申、韓獨不爾者，觀其於莊子也则云「以明老子之術」，申子则云「本於黄老」，韓非又云「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本於黄老」，可悟此傳叙事直以老子爲之關鍵也。且叙老子於先，以老子者起，而贊末作結则又曰「老子深遠矣」，故雖莊、韓三子與老子并叙，未嘗不各自爲編，而通體仍復融洽，非史公之善叙事，豈能然乎？或曰：史記曹參世家，叙功處絕似有司所造册籍，自後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周緤等傳，紀功俱用此法，另成一格。詳廿二史劄記，已全載整世篇，今删節。下張蒼云云，亦見劄記。又張蒼、任敖、周昌合爲一傳，竇嬰、灌夫、田蚡亦合爲一傳，似斷不斷，似連不連，此又是一體也。其説固極言遷之善叙事，變化不可方物，足見史文之體，無不備矣。
雖然，不僅止此也。叙事以用簡爲美，本紀、世家時有「語見某篇」者，即其用簡之道也。使已叙其事於本紀，而世家再叙之，或事在世家而復叙之於列傳，如此重複記録，不太煩乎？淮陰侯傳：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而項羽本紀：漢兵敗績，「睢水爲之不流」。一则不言倚任，而倚任可知；一则不言敗形，而敗形可知，史通浦注説。蓋又叙事之善於摹寫者也。秦本紀：「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余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産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是叙繆公之得虜晉君，獲食馬者之報。推原其始，繆公嘗有亡馬事，乃叙事之由後溯前法也。殷本紀：「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帝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其下则爲「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云云。直至兵敗牧野，赴火而死。論其失则在距諫飾非，而實事则以叙之於後，乃叙事之先虛后實法也。
遷之善叙，亦既歴舉之矣。其法盡於此乎？吾未敢謂然也。班固公孫宏傳贊稱：「文章司馬遷」，然则遷爲史家初祖，其善於叙述事者，亦由文章特工耳。唯是爲史官者，誠不可不工文，而尤貴有學。何也？天下之事無窮，人之學術亦不一其端。設其人而學自專精，將叙次而爲傳，我苟無知，必不能曲達而狀其造詣之淺深，倘浮文妨要，豈不轉使貶損乎？遷謂老子言道家之意，老萊言道家之用，叙其著書，但取「意」「用」二字，撮其指歸，知遷於道家之學爲綦精矣。至其叙日者也，通陰陽盈虛之理；叙貨殖也，陳物産謠俗之異；天官则叙星象；河渠则叙水利。惟其問學博贍，所以能叙述事物練析若此。隋志曰：「史官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達也。」作史其易乎哉！有文而無學，後世修史之士，無怪第求之辭翰，不復有别識心裁，欲望如遷之善叙事，且不可得。夫叙事固其至難者也。
搜佚
史列傳之體，於叙事中有加以議論者，如伯夷列傳、屈原列傳是，亦有祗記一二佚事，而其生平大事，不甚詳載者，则如管晏列傳是。傳贊曰：「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蓋言管、晏之行事，自有其書在，今则但搜采佚事，以爲之傳耳。
所謂「佚事」者何也？管子傳述其言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晏子傳则贖越石父於縲紲與薦御者爲大夫耳。雖然，何以知其所搜爲佚事乎？佚事者，管、晏所著之書，如自言始困及贖越石父，皆未列其事。史公一取之列子，一取之吕氏春秋，以成此傳者也。夫管、晏二子，并爲齊之賢相，正可放筆爲之鋪張盡致，乃僅搜輯其佚事，而出之以簡略，此可知作傳之法。後人有行别傳之體者，其亦本之於此乎？特是管、晏佚事，幸列子兩書犹未散失可考，而知史公所見篇籍，漢以後不存者至多。
今全書之中，凡其搜羅佚事，而爲人無足徵信者，必復不少。乃後人見其與經傳異者，则辨詰之，至其所載佚事，往往疑焉。如魯世家云：「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觀其言，亦藏其策於府，明明與藏策金縢各爲一事，此必周公之佚事，遷搜訪得之。説者曰：考之於書，啟金縢之書在周公未薨前，而無揃蚤事，此蓋一事傳之者不同。見困學紀聞。不知揃蚤爲周公佚事，子長必有所據，但以尚書爲説，何所見之不廣乎？況蒙恬亦嘗言之。恬本傳曰：「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则揃蚤者，「蚤」、「爪」通。周公確有此事，非傳説之不同也。蓋在秦人犹知此佚事矣。
且遷之搜求佚事衆矣。五帝本紀贊云：「書闕有間矣，其佚時時見於他説。」今舜本紀之舉八元、八愷，去帝鴻諸氏之四凶，此佚事之録自左傳而書所闕遺者也。又伯夷列傳「睹軼詩可異焉」，则「登彼西山」之歌，蓋亦出於搜集，不然後世且無聞矣。是可知子長作史，其勤勤於搜佚者如此。
崇學
儒家之道，其教人也，以學爲務。故論語首章则曰：「學而時習」。厥後荀子则爲勸學，法言则爲學行，潛夫論则爲讚學。儒家之所重在學，蓋可知矣。
馬遷，尊儒者也。開宗明義有曰：「好學深思」。是其崇尚學術，已可考見。凡其作世家、列傳也，於人之有學及所從學之人，無不詳哉言之。是故張良则謂「嘗學禮淮陽」；陳平则謂「好黄帝、老子之術」；莊子则謂「其學無所不闚」；申不害则謂「申子之學本於黄老而主刑名」；韓非则謂「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黄老」；孫臏则謂「嘗與龎涓俱學兵法」；吴起则謂「好用兵，嘗學於曾子」；商君则謂「少好刑名之學」；甘茂则謂「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説」；賈生则謂「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李斯则謂「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又云「知六藝之歸」；陳余则謂「好儒術」；張蒼则謂「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厤」；叔孫通则謂「秦時以文學徵」；晁錯则謂「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與洛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田叔则謂「學黄老術於樂巨公所」；倉公则謂「少而喜醫方術」；韓安國则謂「嘗受韓子、雜家説於騶田生所」；公孫宏则謂「學春秋雜説」；主父偃则謂「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汲黯则謂「學黄老之言」。雖其中或爲黄老，或爲刑名，或爲縱橫，學不一出於儒，然遷叙其人名姓之後，所治何學，必先志之。蓋以古人學業，往往出而用世，皆本其平日所得，爲之設施，非若後世習非所用，用非所習也。故學術之於人，最有關係，此子長之所以致其敦崇乎？
夫學亦期其能行耳。吾觀倉公傳中備載其診治之所驗，蓋倉公得脈書，而於醫學最深，故附録於傳後也。斯可見史公之於學，貴在實行矣。不特此也。儒學自孔子後，經戰國兵爭之禍，在漢初并不隆盛，至武帝時乃顯。遷遂作儒林專傳，而於經學授受源流，考之甚悉。则其所崇者，尤在儒家之學，益昭然如揭矣。
且史所載入世家、列傳者，以班志論之，俱有專家之學。儒家如晏子、孟子、荀卿、虞卿、魯仲連、賈誼、陸賈、劉敬、公孫宏，道家如管子、老子、莊子、田駢、老萊子，陰陽家如鄒衍、鄒奭、張蒼，法家如李悝、商鞅、申不害、劇子、慎到、韓非、晁錯，名家如惠施、公孫龍，墨家如墨翟，從橫家如蘇秦、張儀、蒯通、鄒陽、主父偃、徐樂、莊安，雜家如伍子胥、吕不韋、淮南王，詩賦家如屈原、司馬相如、朱建，兵家如孫武、孫臏、吴起、范蠡、韓信、魏信陵君、項籍、李廣，醫家如扁鵲。凡遷所書之人，於學術皆自成一家，则其書實可作學案讀也。至其述父談之學，则云：「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黄子。」所論六家要旨，凡陰陽、儒、墨、名、法、道德，能掎摭其得失，識其皆務爲治。談之精博，豈易幾哉！
即其自溯生平，謂「年十歲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蓋遷當少時，游學四方，未及爲史學也。迨其父將卒，執手欷歔，諄諄焉以史文相勖，嗣後繼爲太史，於是紬石室金匱之書，而其學自此壹志於史矣。或曰：漢舊儀：「司馬遷父談，世爲太史，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之史記。」誠若此，则遷在童穉，未爲史官，已從事於史，況又得父之傳乎？是故隋唐以前，作史無監修之官。若班固、李延壽，史多家學相承，而遷则其最先者也。遷惟克紹家學，故以學術爲可貴。後世史職，僉以文人當之，彼既無學識之可言，恐不能推崇若此矣。
溯先
譜系之學，出於春秋。太史公固紹春秋之學者也。既倣周譜而爲三代世表，復於紀、傳、世家，必叙其先世。是以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齊太公世家云：「太公望吕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楚世家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越王勾踐世家云：「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趙世家云：「趙氏之先，與秦共祖。」魏世家云：「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韓世家云：「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留侯世家云：「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樂毅列傳云：「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蒙恬列傳云：「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田叔列傳云：「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李將軍列傳云：「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匈奴列傳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東越列傳云：「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汲鄭列傳云：「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又「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爲項籍將。」以上所舉，皆是明稱其先者。此外言某族某孫，则更僕數難矣。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讀春秋厤譜諜。」其爲春秋之學，豈不可見？且五帝本紀则據帝繫姓，而班固又言其采世本，遷之能詳於先世宜矣。
抑惟詳述先世，故於姓氏则書之獨詳。如夏本紀云：「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裦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戈氏。」殷本紀云：「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秦本紀云：「秦之先爲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黄氏、江氏、脩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蓋以人知受姓之初，而後世系可得而考也。由此類推，湯之先世爲契，故殷本紀自契始；武之先世爲稷，故周本紀自稷始。秦之别爲本紀者，無他故也，亦述其先世耳。況又顯言之曰「秦之先」乎？
觀其序傳，首溯顓頊，所以見司馬氏自先世即爲史官。然则遷之得爲良史，蓋亦有由來也。或曰：史亦斷自唐虞，取法尚書，故自序謂「卒述陶唐以來」，乃其確證也。今溯黄帝爲首者，所以述堯、舜之先世耳。此可謂善讀史書矣。史通有云：凡爲國史者，宜立氏族志。其説誠是。然子元僅知補班氏之缺，而不知遷於紀傳中，早已言之。嗚呼！作史義法，遷其備矣哉。
綜觀
昔人之論荀子者，謂其一言性惡，即不足觀，幾若全書之中有此性惡之説，其余即有可取，皆在所廢矣。吾讀其書，見勸學篇始乎誦經，終於讀禮，既知禮者爲其一書之指意，再將性惡、禮論兩篇交錯而觀，竊歎荀子之言性惡，乃原禮教之起，爲人性惡而立，其意蓋謂人性苟善，先王亦何取乎禮，使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惟其爲惡，故定禮以範圍之，人庶積漸而化。乃恍然於古人著述，必綜合其書而觀之。若不綜合其書彼此之自相貫攝，或其前后有互爲詳略者，拘牽辭義，僅能於章句之間爲之釋解，恐訓詁即使明通，何由鉤其元而提其要乎？故吾之治諸子也，每綜其書而統觀之。
及讀太史公書，则亦若是而已矣。史夏本紀：「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初疑少康中興，夏之大事也。左傳：后緡歸於有仍，生少康。有夏之臣靡自有鬲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凡魏莊子所言有夏之衰以迄有窮之亡，可於斯焉叙述之，今祗書其立與崩，索隱謂之疏略，誠哉其疏略也。豈知吴世家有之。世家述伍子胥之言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爲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则少康紀固失之疏略，而其中興之業，可觀世家而得之矣。夫欲考夏之中興，而須觀太伯世家，则讀史真不易哉！
然遷書雖各自爲篇，略於此者詳於彼，本宜會綜而觀，方於事理無遺也。如但觀本紀，则不然矣。尚書洪範，爲箕子之對周武王極論天人之道。箕子既無專篇，则應見之於周本紀。今紀但云：「武王已克殷，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遷於尚書篇名，每條舉之，而洪範则不列其目，似此篇史所不采矣。乃録之宋微子世家，其下则謂「武王於是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是武王深善其對，遂有朝鮮之封。本紀不書，有微子世家在，足以觀覽矣。
又秦楚之際月表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内，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可知秦、漢之際，其始受命而號令天下者，厥惟陳涉。漢高之踐帝阼，實由陳、項嬗遞而得。史故於項羽竟作本紀，陳涉则爲世家，誠以是兩人者，彼時亦皆受命之主也。明有吴某者，意在糾史之非，改此表爲楚漢年表，以漢之帝統上接楚義帝，而項羽则稱爲僭盜。其詞甚辨。余觀史表中獨書義帝爲「元年」，春秋之例，變「一」爲「元」，有王者正始之意。则遷早以義帝爲正矣。彼但知序意如此，而未將其表文諦觀耳。
又有本紀、世家不載，而於年表見之者。吾試以秦事言之。六國表：秦厲公五年，「楚人來賂」；六年，「義渠來賂。繇諸乞來援。」；七年，「彗星見」；十年，「庶長將兵拔魏城，彗星見」；十四年，「晉人、楚人來賂」；十六年，「補龎戲城」；二十年，「公將師與綿諸戰」；二十六年，「左庶長城南鄭」；二十八年，「越人來迎女」；二十九年，「晉大夫知伯寬率其邑人來奔」。躁公八年，「六月，雨雪。日、月蝕」。懷公元年，「生靈公」。靈公元年，「生獻公」；三年，「作上、下畤」；八年，「城塹河瀕，初以君主妻河」；十年，「補龎城」。簡公二年，「與晉戰，敗鄭下」；五年，「日蝕」；十四年，「伐魏，至陽狐」。惠公三年，「日蝕」；五年，「伐諸繇」；九年，「伐韓宜陽，取六邑」；十年，「與晉戰武城，縣陝」。獻公三年，「日蝕，晝晦」；六年，「初縣蒲、藍田、善明氏」；十年，「日蝕」；十一年，「縣櫟陽」；十六年，「民大疫，日蝕」；十九年，「敗韓、魏洛陽」。孝公元年，「彗星見西方」；十一年，「城商塞，衛鞅圍固陽，降之」；十三年，「初爲縣，有秩史」；十九年，「城武城，從東方壯邱來歸」；二十年[3]，「馬生人」；二十四年，「秦大荔圍合陽」。惠文王二年，「宋太邱社亡」；三年，「拔韓宜陽」；四年，「魏夫人來」；七年，「義渠内亂，庶長操將兵定之」；十二年，「會龍門」。昭王十七年，「魏入河東四百里」；二十七年，「地動，壞城」；五十二年，「王稽棄市」。十一年[4]，「吕不韋之河南」；十二年，「發四郡兵助魏擊楚」。此皆秦事之祗録於年表者，苟證秦事不得以本紀不言而議之。條此數事，全史固不僅此。然讀古人書，當綜觀其本末，乃有得也。況史固自明其成一家言乎？
雖然，亦有須分别觀之者。凡本紀也，世家也，年表也，遷蓋各有所據，故其説時有異同。使不知分别，於事之兩岐者，與之論列是非，將有不可通者矣。前賢有云：「讀書如無詩，讀詩如無春秋」，即言書之貴有分别也。吾故願世之學者，於綜觀之中，又知分别而觀之法，则庶爲善讀史矣。
辨謗
漢王允有云：「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自此説出，遷史遂受謗書之誚矣，豈不冤哉！夫人之言議，往往得此者则失彼。在允之目遷史爲謗書，祗以蔡邕黨附董卓，不知其爲國之賊臣，徒懷私遇，反相痛傷，邕苟使之繼成漢史，必不能得春秋誅亂賊之意，允故借遷以甚其辭，遂有此謗書之稱。豈知遷書遂蒙不白乎？夫遷，不虛美，不隱惡，其書謂之實録可也。曷嘗有詘謗朝政之事哉？
或曰：遷嘗言：「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發憤」云者，其心必以横罹刑禍，不勝怨憤，故所作史每有憤恨語，此謗書之説所由來也。辨之曰：不然。論語：「子曰：“發憤忘食。”」解者云：「發憤嗜學。」则「發憤」者，豈必謂憤恨哉？自人不達「發憤」之義，以爲百三十篇，無非有激而然，出此不平之鳴耳。於是如葛洪輩，見伯夷居列傳之首，则謂善而無報；項羽之入本紀，又謂居高位者非關有德，疑遷命意在此，非真郢書而燕説乎？夫傳之冠以伯夷，篇中明稱「其傳曰」，则以前賢舊傳，唯是爲先，詎在爲善不報，託以自悼與？本紀之有項羽，當秦、漢之際，政權所歸，天下王侯，均受其封，亦幾踐天子之位矣。遷方惜羽之力征經營，卒致敗亡，必不以居高位者無待於有德也。是故拘乎「發憤」之説，斯已誤矣。王氏之黜爲謗書，遂若遷書舒其悲憤，敢於譏謗君上者。夫豈然哉？然而章懷之注後漢也，蔽所見聞，且爲證成其説矣。注曰：「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爲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算緡、榷酤之類是也。」又引班固集云：「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其望文生訓，既不識允之詆遷名爲謗書者，直是有爲之言，而於遷之所記善惡並書者，皆謂其不善之事，并據班氏以實之。如是遷之信史反若謗書，爲其定評矣。嗚呼傎哉！
夫書法無隱，史官職所當爲，國事之不善者，史筆何能爲之曲諱？高祖之善家令，武帝之算緡、榷酤，此固漢家不善之事，遷爲太史，其記之也亦宜，安得斥爲毀謗乎？況遷於高祖紀贊云：「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秦楚之際月表云：「卒踐帝祚，成於漢家。」又曰：「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是其美高祖也，謂得乎天統，又以「大聖」推之。若果謗書，有如此哉？武帝本紀今所存者，非遷原本，算緡、榷酤，實爲彼時弊政，不可以不書。然曷亦一讀儒林傳乎？傳云：「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则申培公，於齊则轅固生，於燕则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復詳載宏請置博士弟子奏。则此傳力表武帝之尊儒，語多頌揚，犹得以謗書詆排之耶？
夫史遷於尊儒则褒讚之，封禪、平準等書，匈奴、大宛等傳，按實而書，極是善惡兼著者，誠無愧乎良史。章懷之作注，何好爲妄言若此哉！至於班固，竟牽率於遷之以身陷刑，因而貶損當世，则尤失之。何则？遷之作史，不盡在被刑以後，故曰：「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當七年以前，業已從事於史，其時未蹈刑網，何所用其貶損乎？況遷嘗謂：「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则所爲史書，必有其父所著者。史談未陷於刑，更無事譏刺當世也。故孟堅之説，未得事實，而注復取之，豈非沿訛而襲謬哉！自序謂：「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犹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可知遷惟以誦德爲務，誹謗则非其所願矣。若報任少卿書有云：「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蓋其志，懼没世之無聞，期以著述流傳，受幽囚之辱而尚復苟活则有之，所謂「惜其不成，是以受極刑而無愠色」者，此也。如既「思垂空文以自見」。俾讀其書者，徒見其爲謗讟之言，吾恐古今傳世之作如此類者無多，遷必不樂爲之也。
雖然，謗書者，遷所不爲明矣。人以是而訶責之，固覺其非。倘誤以微文爲史家之能事，而引遷爲口實，则是悖理蔑義者，轉得諉過於遷，謂其撰史之法，所重在兹，史學何自而明乎？此吾所亟爲辨正者也。
太史公書義法卷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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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昔孔子求書」至「十八篇爲中侯」凡五十三字，孫德謙以爲出自鄭玄書論。考玉海卷三七藝文，作「鄭作書論引尚書緯」，證以孔穎達尚書正義及史記伯夷列傳司馬貞索隱，可知此段文字確出自尚書緯璇璣吟。孫氏直謂「王應麟玉海引鄭玄論」，不确。
[2] 「删要」，原本作「删取」，或據上文「删取其要」而誤，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司馬貞索隱作「删要」。今據改。
[3] 「二十年」，史記各本作「二十一年」。
[4] 依文例，此當作「秦始皇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