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略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生嘉庆十六年辛未，卒同治十一年壬申，1811－1872年六十二。家世力农，五、六百年无以科目显者。及其祖始向学；父老儒，县学生员。先生以道光戊戌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七迁为礼部侍郎。咸丰二年丁母忧归，遂起乡兵讨太平军。先后在军中十三年，卒平大难，称清代中兴首功焉。
曾氏学术渊源
涤生为晚清中兴元勋，然其为人推敬，则不尽于勋绩，而尤在其学业与文章。其为学渊源，盖得之桐城姚氏，而又有闻于其乡先辈之风而起者。初乾隆时，海内争务博雅考订，号为汉学，而[桐城姚鼐]姬传，独以古文辞名，学者相从，称桐城派。其持论颇与汉学家异。尝谓：
秦、汉以来，诸儒说经者多矣，其合与离固非一途。逮程朱出，实于古人精深之旨所得为多。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实足践行其言，为后世之所向慕。故元、明皆以其学取士。自利禄之途开，为其学者以为进趋富贵而已。其言有失，犹奉而不敢稍违，其得亦不知所以为得也。斯固数百年来之陋习。今世学者，乃思一切矫之，专宗汉学，以攻驳程朱为能。倡于一二专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为学术之害。惜抱轩文集六复蒋松如书
又曰：
孔子没而大道微，汉儒承秦灭学之后，始立专门，各抱一经，师弟传受，侪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晓，其于圣人之道，犹筑墙垣而塞门巷也。久之，通儒渐出，贯穿羣经，左右证明，择其长说。其弊也，杂以谶纬，乱以怪僻猥碎，世又讥之。魏、晋之间，空虚之谈兴，以清言为高，以章句为尘垢，放诞颓坏，迄亡天下。自是南北乖分，学术异尚，五百余年。唐一天下，兼采南北，定为义疏，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元、明守之，着为功令。至今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阙隙攻难为功，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巨，夫宁非蔽欤？文集七赠钱献之序
又曰：
说经古今自有真是非，勿徇时人之好尚。如近年海内诸贤所持汉学，与明以来讲章诸君何以大相过哉？夫汉儒之学非不佳也，而今之为汉学乃不佳。偏徇而不论理之是非，琐碎而不识事之大小，哓哓聒聒，道听途说，正使人厌恶耳。
姚氏晚主锺山书院讲席，门下着籍者，有上元[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尤称高足。按：此据曾氏欧阳生文集序。方植之年谱以管、梅、方及刘开孟涂为姚门四大弟子，不数石甫。管氏集中屡言士习吏治，谓：
世事之颓，由于吏治；吏治之坏，根于士风；士风之衰，起于不知教化。因寄轩集初集卷六与朱干臣书
又曰：
今之士不外三等：上者为诗文；次者取科第；下者营货财。为诗文者，猎古人之辞华，而学圣希贤无其志。取科第者，志一身之富贵，而尊主庇民，建立功业无其心。至若营货财，则轻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者导争讼，事欺诈，挟制官府，武断乡曲；民之畏之，若虎狼毒螯。历观史传以来，士习之衰，未有甚于今日者。二集卷二说士上
又曰：
国家承平百七十年矣，长吏之于民，不富不教，而听其饥寒，使其冤抑。天下幸无事，畏愞隐忍，无敢先动；一旦有变，则乐祸而或乘以起。而议者皆曰：「必无是事。」彼无他，恐触忌讳而已。天下以忌讳而酿成今日之祸，而犹为是言。初集卷六上方制军论平贼事宜书
而其拟言风俗书尤深美，其言曰：
俗美则世治且安，俗颓则世危且乱。以古言之，历历不爽。清承明后，明之时大臣专权，今则阁、部、督、抚，率不过奉行诏命。明之时言官争兢，今则给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论列。明之时士多讲学，今则聚徒结社者渺焉无闻。明之时士持清议，今则一使事科举，而埸屋策士之及时政者皆不录。大抵明之为俗，官横而士骄，国家知其弊，而一切矫之，是以百数十年天下仔仔亦多事矣。顾其难皆起于田野之奸，闾巷之侠，而朝宁、学校之间，安且静也。明俗弊矣，其初意则主于养士气，蓄人材，力举而尽变之，则于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祸。朝廷近年，大臣无权而率以畏恒，台谏不争而习为缄默。门户之祸不作于时，而天下遂不言学问，清议之持无闻于下，而务科第，营货财，节义经纶之事，漠然无与于其身。盖国家之于明，鉴其末流而矫之过正，是以成为今之风俗也……天下之安危系乎风俗，而正风俗者必兴教化。……天子者，公卿之表率也；公卿者，士民之标式也。以天子而下化公卿，以公卿而下化士庶。有志之士，固奋激而必兴；无志之徒，亦随时而易于为善。不出数年，而天下之风俗不变者，未之有也。初集卷四。又与朱干臣书，谓「乡者私作议俗一篇，以为当今之风，坏于好谀而嗜利」云云，与此可互观。
异之有深议能持论，惜乎未极其年寿。姚氏卒后，其辈行最尊推祭酒者为[梅伯言]。梅氏亦本其师姚氏之言以为言，尝谓：
昔李文贞、方侍郎苞，以宋、元诸儒议论，糅合汉儒，疏通经旨，惟取义合，不名专师。其间未尝无望文生义，揣合形似之说，而扶树道教，于人心治术有所裨益……其解经虽不必尽合于经，而不失圣人六经治世之意……后之学者，辨汉、宋，分南、北，以实事求是为本，以应经义、不倍师法为宗。其始亦出于积学好古之士为之倡，而末流浸以加厉。言易者首虞翻，而黜王弼；言春秋者屏左氏，而遵何休。至前贤义理之学，涉之惟恐其污，矫之惟恐其不过。因便抵巇，周内其言语文字之疵，以诡责名义，骇误后学，相寻逐于小言辟说，而不要其统。党同妒真，而不平其情。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其患，未可谓愈于空竦不学者也。柏枧山房集卷五姚惜抱九经说书后
此即姬传赠钱献之序之意也。又曰：
我朝文治翔洽，士之高节亢行，无所激而施，而专务于通经博古之学，则大科鸿博之士彬彬出矣。岂非士之趋舍，一视乎时之所贵贱为盛衰哉！
又曰：
以一时之习尚，使后世谓士气不可伸，而名贤亦为之受垢，驯至清议不立，廉耻道消，庸懦无耻之徒，附正论以自便，则党人者亦不能无后世之责也夫！卷四书复社人姓氏后
又曰：
天下之患，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为寄，汲汲然去之，是之为大患。卷一臣事论
今以士之有类于商贾负贩，而谓用商贾负贩无异于用士，此士之所以终不出。卷一士说
此等即异之拟言风俗书之旨也。今读其集，于当时吏治之窳，民心之不就宁，大祸猝发之无日，无往而不流露其深忧焉。桐城派古文家，议者病其空疏。然其文中尚有时世，当时经学家所谓「实事求是」者，其所为书率与时世渺不相涉。则所谓「空疏」者究当何属，亦未可一概论也。同时有临桂[朱琦]伯韩，亦为姚氏学，为名实说，亦足见当时士风之一斑。其言曰：
天下有乡曲之行，有大人之行。世之称者曰谨厚，曰廉静，曰退让。三者名之至美，而不知此乡曲之行也。大人之职，在于经国家，安社稷，有刚毅大节，为人主畏惮；有深谋远识，为天下长计；身之便安不暇计，世之指摘不敢逃也。谨厚、廉静、退让三者，可以安坐无患，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惮不争趋此？故近世所号为公卿之贤者，此三者为多。当其峨冠襜裙，从容步趋于庙廊之间，上之人不疑而非议不加，其深沉不可测也。一旦遇大利害，抢攘无措，钳口桥舌莫敢言，而藏身之固，莫便于此三者。孔子之所谓鄙夫，其究乡愿也，是张禹、胡广、赵戒之类也。
而[姚莹]石甫，与其邑人[刘开]孟涂，于汉宋是非，主持益坚，诤辨尤力。李慈铭日记有评石甫中复堂集一则，于石甫尊宋诋汉门户之见，颇有纠弹。谓：「其覆黄又园书谓：『自四库馆开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是以风俗人心日壤，不知礼义廉耻为何事。至于外夷交侵，辄皆望风而靡，无耻之徒，争以悦媚夷人为事，而不顾国家之大辱，岂非毁讪宋儒之过』云云，尤猖狂无理。道光中年以后，时事日亟，正坐无读书人耳。夷变时，当国者潘、穆二公，非能为汉学者也。广事坏于耆龄、琦善、奕山，江事坏于牛鉴，浙事坏于乌尔恭额、伊里布、奕经、文蔚，闽事坏于颜伯焘、怡良，皆不识一字者也。而御史陈庆镛一疏，最足持当时朝局之弊，陈固汉学名家也。石甫非世外人，何竟混沌至此乎？」又谓：「惜抱先生孤立于世，与世所称汉学诸贤持异趋。夫惜抱以郎中告归不出，诚为恬漠。然汉学诸贤中，若西庄<王鸣盛>以阁学左迁光卿时，仕仅五稔，年力方盛，遽遂杜门。竹汀<钱大昕>以少詹，抱经<卢文弨>以学士，皆清华首选，毕志名山。兰皋<郝懿行>官户部十余竿，不转一阶。此岂皆出姬传下者？他若顨轩<孔广森>之纯孝，北江<洪亮吉>之孤忠，皋文<张惠言>之鲠直，虚谷<武亿>之廉峻，鄦斋<李赓芸>之循良，南江<邵晋涵>之清介，以论风节，奚媿宋儒？而檠斋<金榜>、左海<陈寿祺>，则锐屣词林；子田<任大椿>、颐谷<孙志祖>，则投簪台府；小雅<丁杰>、孝臣<李惇>，终身进士；里堂<焦循>、叔辰<汪龙>，绝意公交车；懋堂<段玉裁>、申耆<李兆洛>，宰县而早归；溉亭<钱塘>、仲子<凌廷堪>，注令而改教；又岂以郑、许为系援，虫鱼为钓弋者乎？」李氏所举，颇足为汉学雪诬。门户之见，持之已甚，均足以启不平，易地则皆然也。又刘孟涂文集卷二学论上、中、下，卷三上莱阳中丞书，卷四与蒋砺堂、上汪瑟庵，卷五与朱鲁岑，卷六姚姬传寿序、沈晓堂寿序，卷七论语补注自序诸篇，于人才风俗、教化政术之间，颇善持论。刘氏以才气为干谒，同时侪偶或未之推敬，要亦足见当时桐城派古文家持论之一面。此一派也。清儒考证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衍于全国，独湖、湘之间被其风最稀。[湘学之两派]嘉、道之际有善化唐鉴镜海，以[笃信程朱]倡为正学，蒙古倭仁、六安吴廷栋、昆明何桂珍、罗平、窦垿皆从问辨，涤生亦预焉。唐氏为学案小议十五卷，以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四人为传道，余为翼道、守道，涤生为之跋，推服甚至。而善化贺长龄与唐氏相友善，倡为[经世致用]。邵阳魏默深受知于安化陶澍，为贺长龄编辑经世文编。湘阴左宗棠亦客陶氏，相与缔姻；而胡林翼则陶之子壻也。善化又有孙鼎臣芝房，亦治经世学，为刍论，至以洪、杨之乱，归罪于干、嘉之汉学。湖、湘之间讲学者一时风气如此，此又一派也。吴廷栋字竹如，生长桐城，持论亦颇有与管、梅诸人近者。其复沈舜卿书，谓：
来书所示官场之弊，谓士大夫无耻如此，安得不江河日下！实深中今日人心风俗之弊。欲挽回尽人之无耻，必先视乎一二人之有耻。权足以有为，则挽回以政教；权不足以有为，则挽回以学术。即伏处一隅，足不出里闬，但使声气应求，能成就一二人；即此一二人，亦各有所成就；将必有闻风兴起者。纵不幸而载胥及溺，犹将存斯理于一线，以为来复之机。是亦与于维持补救之数也。
其于当时风俗之颓败，与夫贤有志者之所以为自处之道，尤可谓言之深切而着明也。
曾氏之风俗论
涤生之来京师，盖犹得接闻桐城诸老绪论，又亲与唐鉴、吴廷栋诸人交游，左右采获，自成一家。其论学，尤以[转移风俗、陶铸人才]为主。其言曰：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然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文集一原才
此文所论，与上举吴竹如复沈舜卿书，如出一口，而言之尤深笃。所谓「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此即其毕生学术所在，亦即毕生事业所在也。此意惟晚明遗老如亭林诸人知之，干、嘉鸿博尚考订者已不知。此种意念之复活，则唐、吴诸人相从讨论之效也。然将求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人才者，其理想上之人格又何如乎？涤生之言曰：
天之生贤人也，大氐以[刚直]葆其本真，其回枉柔靡者，常滑其自然之性而无以全其纯固之天。即聿而苟延，精理已销，恒干仅存，君子谓之免焉而已。国藩尝采辑国朝诸儒言行本末，若孙夏峯、顾亭林、黄梨洲、王而农、梅勿庵之徒，皆硕德贞隐，年登耄耋，而皆秉刚直之性，寸衷之所执，万夫非之而不可动，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夺。故常全其至健之质，跻之大寿而神不衰。不似世俗孱懦竖子依违濡忍，偷为一切，不可久长者也。文集一陈仲鸾父母七十寿序
又曰：
朝有媕娿之老，则羣下相习于诡随；家有骨鲠之长，则子弟相习于矩矱；倡而为风，效而成俗，匪一身之为利害也。同上
夫将以己之所趋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此非具刚直之性，所谓「寸衷所执万夫非之不可动」者固不胜其任。至于媕娿回枉柔靡之徒，极其至不过如朱伯韩氏之所谓「谨厚、廉静、退让」而止，决不足以转风习而振人才可知也。涤生之所提倡，其秉诸性者曰刚直，其见之事业者则曰[忠诚]，涤生又言之曰：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鸣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羣伦，历九州岛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与！文集二湘乡昭忠祠记
拙与诚者之处世，又有其必具之心理焉，曰不求报。涤生于此尤力言之曰：
自浮屠氏言因果祸福，而为善获报之说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占毕咿唔，则期报于科第禄仕。或少读古书，窥著作之林，则责报于遐迩之誉，后世之名。纂述未及终编，辄冀得一二有力之口，腾播人人之耳，以偿吾劳也。朝耕而暮获，一施而十报，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责之贷者，又取倍称之息焉。禄利之不遂，则徼幸于没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谓孔子生不得位，没而俎豆之报隆于尧舜，以相证慰，何其陋欤！夫三家之市，利析锱铢，或百钱逋负，怨及孙子。若通阛贸易，瓌货山积，动逾千金，则百钱之有无，有不暇计较者矣；富商大贾，黄金百万，公私流衍，则数十百缗之费，有不暇计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犹有不暇计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于世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学，而一一谋所以报之，不亦劳哉？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乐以终身，无所于析，何所为报？文集二圣哲画像记
涤生又有一名言，曰[「不问收获，但问耕耘」]，此即其不祈报之理论，实即历古儒家相传义命之辨也。曾氏覆郭筠仙书亦谓：「吾尝举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久而弥自信其说之不可易也，然吾辈自尽之道，则当与彼赌乾坤于饿倾，校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此实曾氏一至坚碓之观念，亦即其毕生事业成功一至要之因素也。积其不求报之心理，而渐济之以学业，则其见之于外者曰[器识]，涤生又言之曰：
古之君子所以自拔于人人者，岂有他哉？亦其器识有不可量度而已矣。试之以富贵贫贱而漫焉不加喜戚，临之以大忧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谓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芒，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识之谓也。器与识及之矣，而施诸事业有不逮，君子不深讥焉。器识之不及，而求小成于事业，末矣。事业之不及，而求有当于语言文字，抑又未矣。故语言文字者，古之君子所偶一涉焉而不齿诸有亡者也。文集一黄仙峤诗序
凡涤生理想中之人格，将求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者，其规模大率如是。则试问当时之习俗又何如乎？涤生复贺耦庚书有云：
[曾氏对于世风之嘅叹]窃以谓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今之学者，言考据则持为骋辩之柄，讲经济则据为猎名之津，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贵耳，转相欺谩，不以为耻。至如仕途积习，益尚虚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涂饰，聊以自保，泄泄成风，阿同骇异。故每私发狂议，谓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翫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书札卷一
此书在道光庚子，按：是年即沈子敦卒岁。当时官方士习，可参读子敦章犹远在大乱未起之前也。其复彭丽生书有云：
足下称「今日不可救药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绝无廉耻」云云，国藩私见实与贤者相脗合。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书札卷二
其覆江岷樵左季高书有云：
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有一补。不然，但就局势论之，则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
此则已在咸丰癸丑，洪、杨过长沙而北，奉命办团防之后矣。又曰：
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尝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中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挢之之苦衷也。书札四覆黄子春。道光三十年，咸丰初立，涤生应诏陈言，谓：「京官通病退缩琐屑，外官通病敷衍颟顸。故习相沿，但求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难，国家必有乏材之患。」所言可与朱伯韩名实说并观，皆足为当时官方士习之写照也。
又曰：
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囷肝胆，又与掀振一番。与刘孟容
又曰：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姁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与龙翰臣
又曰：
方今世变孔棘，而宦场泄沓之风，曾无少为振作。有识者以是深惧，皆怀入山恐不深，入林恐不密之志。书札五与胡咏芝
又曰：
今人心日非，吏治日坏，军兴十年，而内外臣工惕厉悔祸者，殆不多见。书札九覆吴竹如
又曰：
今日局势，若不从吏治人心上痛下工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书札二十与胡宫保
又曰：
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豪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默察天意人事，大局殆无挽回之理。书札十二覆陈俊臣
此则已在咸丰辛酉，胡润芝、唐镜海卒年军兴逾十年，而言之犹如是，则当时人心世习积弊难返之情，概可见矣。自此以往，涤生名位日高，责望日重，驰驱军旅，虽大难幸平，而忧谗畏讥，日惴惴于晚节之不终保。己未覆胡宫保，已有「我辈指目者多，预保得此后不大错谬为佳」之语。又辛酉覆胡宫保，谓「乱世之所以弥乱，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让、小人愈妄。侍不如往年风力之劲，正坐好让；公之稍逊昔年，亦坐此耳」之语。又覆毛寄云，谓：「今年春夏，胡润帅两次贻书，责弟嫉恶不严，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今覩合下侃侃正言，毫无顾忌，使弟弥惭对润帅于地下。」此亦辛酉语。则涤生态度之趋而益谨，尚不待平难后矣。故同治癸亥覆郭筠仙曰：「大氐风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虽尧、舜生今，不能举斯世而还之唐、虞。贤者举事，贵在因俗立制，昕谓除去泰甚者耳。」又丙寅覆郭筠仙则曰：「尊论自宋以来，多以言乱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短长，乃较之王<船山>氏之说尤为深美。仆更参一解云：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孰视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此皆可见涤生之处境及其意态之逐渐转变也。盖转移习俗以陶铸一世人才之至愿，在涤生固未尽酬。此所以涤生个人，虽竟其戡平大难之勋业，而晚清中兴，仍未有起衰转泰之新机也。又曾氏与袁小午，谓：「迩来军务渐平，时局之艰难，迥非咸丰年间可比。人才非困阨则不能激，非危心深虑则不能达。而在上者亦不欲屡屡破格，以开幸门，仍须援资按序，各循常调。即昔之勋望赫奕者，今亦祗能循分供职。无盘根错节，则利器末由显著。近日贤才之所以寂寂者，殆由于此。然内患虽平，外忧未艾，彼狡焉者，虽隔数万里，而不啻近逼卧榻。非得后起英俊，宏济时艰，世变正未可知。来示以少年盛气蹈厉无前者，不宜以孟浪绳之。昔在道光之季，国藩饫闻此等议论，盖尝深恶而痛惩。今虽衰孱无似，决不欲效此摸棱意态，消磨举世之英气。特狂狷两途及所谓蹈厉无前者，亦殊不数数见。而来函所称心事如青天白日，忠爱诚恳出于天性，尤为罕觏，是则似有数焉存乎其间，而自媿引针拾芥之无具也。」此函写出曾氏晚年世态及心境，尤可含味。
曾氏之礼论
干、嘉以来，士习官方日坏，其弊由于学术之偏蔽，而其征见于当时汉学家之好诋宋儒，涤生[于此，颇致箴砭]，谓：
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张己伐物，专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文，一切变更故训，而别创一义，羣流和附，坚不可易。有宋诸儒周、程、张、朱之书，为世大诟。间有涉于其说者，则举世相与笑讥唾辱，以为彼博闻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虚之域，以自盖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文集一朱慎甫遗书序
又曰：
近世干、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按：此说本方植之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文集二书学案小识后
然于汉学家长处，亦不一概抹杀，尝谓：
自乾隆中叶以来，世有所谓「汉学」云者，起自一二博闻之士，稽核名物，颇拾先贤之遗而补其阙。久之，风气日敝，学者渐以非毁宋儒为能，至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字，一切变更旧训，以与朱子相攻难。附和者既不一察，而矫之者恶其恣睢，因并蔑其稽核之长，而授人以诟病之柄，皆有识者所深悯也。文集二汉阳刘君家传
又曰：
天下相尚以伪久矣！陈建之学蔀通辨，阿私执政；张烈之王学质疑，附和大儒；反不如东原、玉裁辈，卓然自立，不失为儒林传中人物……姚惜抱尝论毛大可、李刚主、戴东原、程绵庄，率皆诋毁程朱，身灭嗣绝，持论似太过。……博核考辨，大儒或不暇及，苟有纠正，足以羽翼传注，当亦程朱所心许。……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书札二十覆颖州府夏教授书
又曰：
君子之言也，平则致和，激则召争。辞气之轻重，积久则移易世风，党仇讼争而不知所止。曩者良知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酿晚明之祸，则少过矣。近者汉学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致粤贼之乱，则少过矣。文集一孙芝房侍讲刍论序
其言皆极持平，与当时牢守汉、宋门户互相轻薄者不同。又进而[为汉、宋谋会通]，则归其要于
礼家。其言曰：
干、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书札十三覆夏弢夫
又曰：
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矣。……自司马氏作史，猥以礼书与封禅、平准并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礼者居其泰半，始得先王经世之遗意。有宋张子、朱子，益崇阐之。圣清膺命，巨儒辈出，顾亭林氏著书，以扶植礼教为己任。江慎修氏纂礼书纲目，洪纤毕举。而秦树澧氏遂修五礼通考，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国藩私独宗之。惜其食货稍缺，尝欲集盐漕赋税，国用之经，别为一编，傅于秦书之次。非徒广己于不可畔岸之域，先圣制礼之体之无所不赅，固如是也。文集一孙芝房刍论序
又曰：
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灭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拾，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识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不以礼为兢兢。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襃然冠首，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按：蒿庵与亭林同时及江慎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蕙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思精矣。文集卷二圣哲画像记
本此以衡量清儒，故为圣哲画像，首顾亭林，次即秦蕙田，而又以杜、马与许、郑并列，谓：
[许郑与杜马]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故训，专治说文，多宗许、郑，少谈杜、马。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同上
又曰：
许、郑、杜、马、顾、秦、姚鼐、王念孙，引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同上
涤生此种见解，有其甚卓绝者。其论清儒实事求是即朱子格物穷理之旨，与章实斋论汉学为朱子嫡传之说，不谋而合。其论亭林学术，推本扶植礼教之意，较之四库馆臣论调，超越甚远。以杜、马补许、郑之偏，以礼为之纲领，绾经世、考核、义理于一纽，尤为体大思精，足为学者开一瑰境。其据秦蕙田五礼通考定礼之轮廓，较之颜、李惟以六艺言古礼者，亦遥为恢宏。且其言礼，又能深领「礼，时为大」之意，以经世悬之的，与嘉、道汉学家继东原后，专以考订古礼冗碎为能事者，迥不侔焉。尝谓：
国藩于礼经，亦尝粗涉其藩……所以沮滞而不达者，约有数端。盖礼莫重于祭，祭莫大于郊庙，而郊祀祼献之节，宗庙时事之仪，久失其传，虽经后儒殷勤修补，而疏漏不完。……军礼居五礼之一……今十七篇独无军礼，而江氏永、秦氏蕙田所辑，乃仅以兵制、田猎、车战、舟师、马政等类当之，使先王行军之礼，无绪可寻。古礼残阙若此，其它虽可考，又奚足以经纶万物？……所贵乎贤豪者，非直博稽成宪而已，亦将因其所值之时，所居之俗，而创立规制，化裁通变，使不失乎三代制礼之意……所谓「苟协于中，何必古人」是也。书札二十七覆刘霞仙中丞
涤生同时交游中，有汉阳[刘传莹]茮云，持论与此绝相类似。涤生谓：
刘君为学，远师朱子，近法顾氏，亭林以理义为归，而考之实事，不尚口辨，不驰声誉，并世辈流，殆罕其匹。书札一与洪琴西
又曰：
往者汉阳刘传莹茮云，实究心汉学者之说，而疾其单辞碎义，轻笮宋贤，闲尝语余：「学以反求诸心而已，泛博胡为？至有事于身与家与国，则当一一详核焉而求其是，考诸室而市可行，验诸独而众可从。」又曰：「礼非考据不明，学非心得不成。」国藩则大韪之，以为知言者徒也。文集一孙芝房刍论序
此皆二人议论之极相似者。大体论之，涤生论学态度，以当时汉、宋畛域言，毋宁谓较近于汉学，此尤见其能自树立，别择审当，非暖暖姝姝于一先生之言者所可比也。又其言礼，本之杜、马、顾、秦，亦几几乎舍经而言史矣。盖苟求经世，未有不如是。同时[龙启瑞]翰臣，有致冯展云侍读书，亦谓：
治经自是学人第一要义，而求其有裨实用，则史籍较经为多。荀卿子曰：「欲观后王之迹，则于其灿然者已」，今之史册是也。经术固不可不明，然……如徒拘于章句训诂，则是俗儒之学。若欲按其成法，推而行之，则井田、封建，用之于古则治，用之于今则乱。……故空谈经学，正如夏鼎、商彝，无适于用。要惟约其理而反之于身，因以推之于世，而不泥于其迹者，庶有当焉。然则今日之学，亦先学其有用者而已。
此种意见，渐成为道、咸以下一般之通见，[惟所以犹必徘徊于经、史之间，以经世归之礼者，其间盖有微意。窃谓国史自中唐以下，为一大变局，一王孤立于上，不能如古之贵族世家相分峙；众民散处于下，不能如今欧西诸邦小国寡民，以舆论众意为治法，而后天下乃为举子士人之天下。法律之所不能统，天意之所不能畏，而士人自身之道德乃特重。宋儒亦时运所凑，非程朱私意所得而把持驱率也。故若舍经术而专言经世，其弊有不可言者]。涤生之殁，知经世者尚有人，知经术者则渺矣。此实同治中兴所为不可久恃一大原因也。
曾氏之文章论
涤生论学，尤重文章，谓：
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则此句与句续，字与字续者，古圣之精神语笑，胥寓于此，差若毫厘，谬以千里……故窃谓今日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研究文字为要务。书札一致刘孟容
此盖本当时汉学家「训诂明而后义理明」之说，而微变焉者。[文章与训诂]求明古书之精义，固不能专治其训诂而忽略其文章也。又曰：
君子所性，虽破万卷不加焉，虽一字不识无损焉。离书籍而言道，则仁义忠信，反躬皆备，尧、舜、孔、孟非有余，愚夫愚妇非不足，初不关乎文字也。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然舍血气则性情亦胡以附丽？今世雕虫小夫，既溺于声律缋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谓读圣贤书，当明其道，不当究其文字。是犹论观人者，当观其心所载之理，不当观其耳目言动血气之末也……知舍血气无以见心理，则知舍文字无以窥圣人之道矣。同上
此等议论，皆所谓毋宁较近汉学之例也。故曰：
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同上
涤生论学规模，大体如此。虽自谓「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圣哲画像记然平日持论，并不拘拘桐城矩矱，而以姚氏与亭林、蕙田、王怀祖父子同列考据之门，尤为只眼独具。语亦见圣哲画像记。姚氏在文学上之贡献，本在其古文辞类纂之选集。凡其明流变，定类例，亦皆不越考据一门；惟所考在文章不在经义耳。故曾氏亦谓姚氏虽不能比于古之作者，而终以百年正宗推之也。虽极推唐镜海诸人，而能兼采当时汉学家、古文家长处，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其气象之阔大，包蕴之宏丰，更非镜海诸人龂龂徒为传道、翼道之辨者所及。则涤生之所成就，不仅戡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闳博实，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矣。曾氏与何廉舫书谓：「四部之书浩如渊梅，而其中自为之书，有原之水，不过数十部。经则十三经，史则廿四史暨通鉴，子则五子暨管、晏、韩、吕、淮南等，集则汉魏六朝百三家之外，唐宋以来廿余家而已。此外入于集部之书皆赝作，皆剿袭也；入经、史部之书皆类书也。尝谬论修艺文志、四库书目者，当以古人自为之书，有原之川渎，另行编列；其杂纂古人成书者，别为一编；则荡除廓清，而书之可存者日少矣。」今按：涤生之学，务为通大体而致于用，故能融会羣籍，采其精英。稍前惟章实斋，同时如陈兰甫，所见有与此略似者，然犹皆偏于读书人气味，故事业之成就不大。此虽运会所凑，而学术精神之轻重向背，亦非偶然也。
附：罗泽南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湖南湘乡人。生嘉庆十二年丁卯，卒咸丰六年丙辰，1807－1856年五十。幼贫甚，十岁就外傅，其大父一布袍，亲为典质者六、七次。年十九即训蒙餬口。丧其母，又丧其兄，旋丧王父，十年之中，兄嫂姊妹相继逝者十一人。尝以试罢徒步夜归，家人以岁饥不能具食。妻以连哭三子丧明。然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也。年踰三十，始补学官附生；踰四十，始补廪膳生，举孝廉方正。未几洪、杨兵起，以诸生从军，屡建大功。在军四岁，自江西回援武汉，卒于军。其后湘军将帅有名成功业者，大率其弟子也。
罗氏学术大要
罗山交于同邑刘蓉孟容，又馆善化贺修龄、贺长龄家，与唐镜海及湘阴郭嵩焘兄弟往来，其为学主于性理，而求经世，盖一时湘学风气然也。其与郭意城书云：
学问之道，至今日卑陋极矣。词章之士，奉对偶音律之文以为拟科名之利器……修己治人之道，全不留心……一二特异之士，语品行则涉于福田果报……语经济则惟考求海防、河务、盐法、水利，以待用于斯世……迹其所学，但胜于窃取富贵者之所为……要皆从功利上起见，是以所见日陋，所行亦日卑。[功利与性分]不知君子之学，淑身淑世，为性分内所当为……苟不务此，徒向枝叶上用功，纵做得伟然可观，终是三代以下品诣，三代以下作用；况乎以利己之心行之，尤终不能有成也。文集卷六
罗山尝谓：「士之品大概有三：有富贵之士，有功名之士，有道德之士。」罗山以道德之士自期待，谓：
道德囿于功名，其道德不宏。功名出于道德，其功名乃大。古之人，蓬户萧然，歌出金石，天理日以复，人欲日以净，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已尽备之于草野之中。及临大事，决大策，不动声色，已措天下于盘石之安。何者？其蓄之有素，而出之有本也。卷六覆某友书
其素所抱负者如是，故一旦出而任事，确然有以自建树，异于常人。然则所谓人才本于学术，而当时汉学家徒事训诂考订，蔑弃义理不谈者，其弊害亦从可推见矣。罗山之学，[大率推本横渠]，归极孟子，以民胞物与为体，以强勉力行为用。尝谓：
人之所以禀乎气者不同，人之所得是理者，未尝或异。有人于此，其性急躁，一日自知其失，痛自损抑，其人则为和平之人；其性柔缓，一日自知其非，勉自振作，其人则为刚健之人。卷三性理
又曰：
贤人以健行，故能尽道义而全性天。……凡扶纲常，传圣学，位天地，育万物，莫非分内当为之事，亦莫非尽人所能为之事。然而……求其能尽乎此者不可多得……物欲害之故也。卷五健庵说
又曰：
人之所以能撑持世运者节义，节义岂必时穷而后见哉？天下无事，士人率以名节相尚，处则浴德澡身，出则为斯民兴利除害，斯世必不至于乱。即乱矣，相与倡明大义，振厉士气，当万难措手之际，从而补救之，削平之，未始不可挽回。古之人所以能制于未乱之先，弭于既乱之后者，惟赖有此耿耿之心为之维系其间耳。卷五重修谢叠山先生祠引
凡此皆罗山未出任事时之言也。及其历身戎行，仍本昔日之所信守者以为之。故曰：
天下无难事，视乎其为之而已。以其难为，遂皆束手而不前，斯世之事，更教谁做？古人事业，固无有不从艰难中做出者。卷六与曾节帅论责成重任书
又曰：
或者斯民劫数未尽，故稍缓时日。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决不可以一时之波澜，遂自灰其壮志也。卷六与曾节帅论分援江西机宜书
罗山任事之精神，处处见其与往昔之所以为学者本末一贯，表里相通，彼非所谓「功名出于道德」者耶！[罗氏著书]所著书，有西铭讲义、姚江学辨、读孟子剳记、人极衍义诸种，虽精理名言，或前人发之已尽，未必多所创辟，然蓄之当躬，见之行事，斯理虽常，世运则变，如日月之丽天，光景常新，固非必欲别出一境凌驾古人者之所与知也。然则治近世学术者，必谓考订训诂为务实，道德义理为蹈虚，是盖未之深思耳。罗氏有小学韵语序一篇，论此尤慨切，其言曰：
道光戊申，课徒左氏芭蕉山房，日与诸生讲小学、大学之方。诸生以朱子小学一编，为人生必读之书，惟……小儿初入学，遽以此授，往往不能以句。……余因为之撮其大要，辑为韵语……方欲锓之木，而粤匪之祸起矣。自戊申以来，迄今九年，一夫倡乱，祸延东南，天下弦诵之声，或几乎熄。余以一介书生，倡提义旅，驰驱于吴、楚之间，而其一时同事者，及门之士居多。共患难，一死生，履险蹈危，绝无顾惜，抑何不以利害动其心耶？当天下无事之秋，士人率以文辞相尚，有言及身心性命之学者，人或以为迂。[学术与世难]一日有变，昔之所谓迂者，奋欲起而匡之救之，是殆所谓其愚不可及者与！亦由其义理之说，素明于中故也。余自愧德薄，不能以身教人，窃幸诸生克自奋发，不负其平日之所习。尤顾其益相策励，日亲当代崇实之儒，拔本塞源，共正天下之学术。学术正，则祸难有不难削平者，匪徒恃乎征战已也。咸丰丙辰正月[左季高]答王璞山，谓：「近日人心，只自私自利四宇蚀尽。无他，学术不明，天理渐灭故也。」又答胡润芝，谓：「世之言吏事者，动言才情，不知才生于情，情苟不至，才于何有？今世守令，其意念所向，精神所注，大抵在上而不在下。其聪明才力，用之于揣摩迎合、承奉竽牍之间，而实意之及于民者益鲜。即有时勉自振作，奋欲有为，亦动于近名干誉之心，非其隐微所不得已之故，不旋踵而即索然矣。」此等见解，均可与罗山正学术之旨相发明也。
惜乎罗氏献身锋镝，一时羣从共事之人，亦糜其全力于兵戎之间。祸难虽平，而当时师弟子所欲正之于学术者，卒未得深究而大明于世，使晚清世运，如沉疴之偶瘥，积痗之小间，撑持之力有已，倾覆之势未变。此则治曾、罗诸人之学术者，所尤当为近世中国命运扼腕深嗟而不置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