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学是近代西方传来一门新学问，大学法学院必设政治系。青年初进大学，何从识得政治。或进研究院，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尚未入仕，对实际政治毫无经验，但已是一政治学专家。试问近代西方各国政治人物，又几人曾读过大学政治系。
中国文化传统极重政治。欲研讨中国文化，孔子自为其中心主要一人物。但研讨孔子，一为两千五百年前之孔子，一为两千五百年来之孔子，此两者，不可缺一，否则不足以见孔子之全貌。
两千五百年前之孔子，主要见在《论语》一书。但孔子卒，墨翟即起反对。继之有杨朱，又反墨翟。孟子继起，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又曰："能言距杨墨者，皆圣人之徒。"然《孟子》七篇中言论，已显与孔子有不同。举其一显者，子贡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今见《论语》者，言性惟"性相近，习相远"一语。而孟子道性善，则为其立论一要端。今可谓，《论语》所言乃孔子当年之本意，《孟子》七篇则《论语》之引申义，由本义加以发挥，而益使之充实光辉。孟子语不啻犹如孔子语，惟时代先后有变而已。
庄周与孟子略同时，既反孔，又反墨，另创道家言。老子书继之，其他尚有百家竞起。而荀子独宗孔，为《非十二子篇》，则其较孟子之距杨墨，乃益见复杂而多端。然荀子亦反孟子之性善论，而主性恶论，乃成儒学中两大对立。后儒多尊孟，少尊荀。但除此性论一端外，孟荀要为战国时代儒学两大柱，其于宏扬孔子同有功，不得谓荀子语非承孔子来。
秦代焚书，儒学大衰。然焚书之议起于李斯。李斯乃荀子门人。又韩非亦同为荀子门人，而其书乃为秦始皇所爱好，则荀子之主性恶，其流弊尚小，而荀子之主法后王，则其弊更大。孔门之学分四科，孟子直承德行科，亦可谓之心性学。荀子乃偏在政事文学科。孔子晚年自知道不行，故其教后进门人特重文学一科，颜子所谓"博我以文"。不得行道于当世，亦当传道于后世。荀子在政事文学两科，似更胜于孟子。至于言语，则不仅国际外交，如孟子之好辩，荀子之持正论，皆可以当之。
秦代有两大儒书出，一曰《易传》，一曰《中庸》。此两书皆特言天道，乃兼采道家言。同时又有《大学》一篇，列举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八条目。下至宋代，以《大学》与《中庸》并重，并与《论语》、《孟子》同称四书。可见中国孔子儒家之学以心性为基本，治平为标的，一切学问必以政治治平大道为归宿。故曰："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仕与学兼重并进。未有学而不能从政，仕而不经由学者。此一传统，乃为两千五百年来孔子儒学之大传统。但中国向来无政治学一名称。
西方自始即有哲学科学文学诸别，但自初亦无政治学一门。凡从政，皆尚术不尚学。至晚近世，西方学问，分门别类，益增益多，乃有政治学之出现。然岂可舍却其他各门学问，而可以专门有一项政治学。又岂在大学四年过程中，以一青年初学，即可从事此项学问，而可以有其独立之成就。此则与两千五百年来中国孔子儒学之大传统大相违背。亦可谓，依中国观念言，乃无说以通者。中国之学，弥传而弥广大，乃益见其会通。西方之学，愈后而愈分裂，乃互见其冲突。此亦一例。
中国教育分小学大学两阶层，亦可谓修身齐家乃小学大众之学。治国平天下，则为大学，大人之学。治平大道，当先通经史。经学尚在孔子前，孔子《春秋》是经学中最后一书。司马迁以下，中国乃正式有史学。治乱兴亡，多载实际政务，政治思想政治理论皆本实际政治来。此与经学无大异。故中国经史之学，可谓即中国之政治学。
中国政治最重实际经验，故仕途必自卑升高，重资格，重履历，不次拔擢之机会则绝少。中国人称四十强而仕，则其登入仕途，年资已不浅。而宰辅重任，则断非年少新进所能希。姑以西汉言，经郡国察举，始得进国立大学肄业，攻读经学一年后，分发中央或地方政府之基层下部服务，然后得递升。唐代则先经礼部考试及格后，得为僚吏，再经吏部试，始得正式入仕，但亦尽在政府之下层。亦可谓学校教育已全由民间任之，政府则操有考试权与分发任用权。而政治学之重在实际练习与经验，亦居可知。
中国之所谓士，无不重政治学。中国传统政府可谓乃一士人政府。其考试与分发任用，则全由先进之士操之。而其间乃有一大问题出现。士人在野，早于政治上之传统大理论，及历代之治乱兴亡，有相当之知识。目睹当前政治实况，心怀不满。于是进人政府下层，与政府上层乃时有意见相左。而上层人物又极知看重此层，于是遂特于直言极谏倍加奖励。实则所谓直言极谏，不只是臣下之对君上，尤其是政府下层之对其上层，即后进之士之对其先进。此乃中国政治一传统精神，适切配合于中国政府之实际传统体制，而寓有一番极高明之甚深涵义。
如西汉初之贾谊，其上《陈政事疏》，此亦一种直言极谏。其对政治学早已具有一番极高造诣可知。文帝甚重之，但终不能骤加拔用。又如东汉有郑玄，网罗群言，囊括大典，为当代经学一最高大师。政府特征召，而郑玄终不赴，老死讲学于乡里。此其对当前政治，必有其一番意见，而不愿直言者。此两例，后世不断有之。故抱有极高政治见解之士，或沦没下位，或隐逸在野。于是中国之政治学，与实际政治，实常分裂而为二，此不足以全归罪于政府。或可谓中国人之政治学，常必有超于实际政治之一种理想之存在。此当为研究中国学术史者所更值注意之一事。
如北宋，胡瑗专务讲学，而王安石则亲操政治大权。胡瑗所讲，曰经义，曰时务，实皆政治学。其门人弟子登入仕途，皆有成绩。而胡瑗则终身不仕，未尝参预实际政事。当时人评论胡王两人，更重胡，后世更然。因政治终必为实际所限，不能全符理想。则中国之政治学，自深一层言之，其重理想尤更重于经验，亦断可知矣。惟中国人之政治理想，仍必本于实际政治来，非凭空发挥为一套政治哲学之比，此则当明辨。
即如孔子，亦可谓当时一政治学家。孔门四科，曰德行，曰言语，曰政事，曰文学。言语即今之国际外交，则四科中之二三两科，全属政治。德行一科，乃抱有更高政治理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非一意于仕进，而更多恬退。其文学一科，则不汲汲于仕进，而更用心在古籍中，熟悉历代政治往迹，培养政治理想，主要则仍在政治上。然则孔门四科，其最高目标，岂不全集中在政治上。但谓孔子乃一教育家，更属近似。谓孔子乃一哲学家，则差失已远。谓孔子为一政治学家，岂不贻笑大方乎。是则中国学问，最重在政治，而独不有政治学一名，是诚大值研寻之一问题矣。
墨翟继孔子而起，其学主要亦为政治学。庄老道家继起，反儒墨，实则其所讲，主要亦为一种政治学。惟墨家主进，道家主退，儒家则兼主进退。道家重无为而治，可谓墨家重有为，儒家则兼主有为无为。故儒家乃中道。后代儒林人物则多兼采道家言，故儒林必重政治，而又多主隐退。至少能退者之地位，则更高于能进者。知进而不知退，则不足挂齿矣。如北宋司马光，当王安石为相行新政，彼则宁退不进，以十九年精力成《资治通鉴》一书。名曰资治，是亦史学即政治学之一证。南宋朱子，承其书为《通鉴纲目》，所争在正统一问题上。是即政治学必上通史学一明证。有道统，有学统，亦有政统。一代一朝之政治必有统，而又必上通于历代历朝之统，此又政治学必上通文化学之一证。此又中国政治最高理想之所寄。朱子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近人以朱子比之西方之康德，此又如以孔子比之希腊之苏格拉底，皆所谓拟不于伦矣。
中国儒林一意主退者，最多在元清两代。如顾亭林，如黄梨洲，如王船山，皆以明遗民在异族政权下决心不出仕。然其治学，则可谓仍以政治为重，此为不失儒林之真传。亭林有两书，一为《天下郡国利病书》，一为《日知录》。前书备列明代地方政治利病所在。以近代专门之学言，或治农，或治矿，或治工，或治水利与道路交通，或治刑律，或治兵治商，可以各不相顾。然主持地方行政，此诸事皆当兼通并顾。故以今人读亭林此书，则鲜不倦而怠矣。或治社会史经济史者参考及之，然鲜知此书之终为一政治学要书也。至于《日知录》，亦多详于下层地方政治，通其古今得失。近人则或不以史书视之，而更少认识其乃为一政治学之书矣。
黄梨洲早年即为《明夷待访录》一书，备论古今政治史上之大得大失所在。亭林先见此书，故其为《日知录》，乃偏详下层地方政治。而梨洲晚年，则为《明儒学案》，此书亦深具作意，当试阐之。盖明初太祖废宰相，成祖以十族罪诛方孝孺，故明儒亦承元儒遗风，以不仕为高。阳明例外，然谪龙场驿，幸免一死。后为江西巡抚，乃几以平宸濠乱获罪。其生平讲学，亦鲜及于政治。其及门大弟子如王龙溪王心斋，相率不仕。遗风所播，不免多病。东林起而矫之，谓为儒则必当有志于从政，此始不失儒学之正统。梨洲师刘蕺山，蕺山一意盛推东林。而梨洲为《明儒学案》，则显有违背师门处。盖梨洲为《明儒学案》，亦显有提倡不仕之意。其门人万季野，应召赴京师，参加编明史工作，犹自称布衣。其一时师弟子意见，亦从可见矣。
王船山偏居三湘，与中原儒林少交接，然亦终身不仕。但其学则源自东林，亦终生不忘政治。观其最后著作《读通鉴论》、《宋论》两书，今人皆以史论目之，不知其乃一部政治学通论，于历代政治上之大得大失，以及出仕者之大志大节所在，阐发无遗。下及晚清，革命前，梨洲《明夷待访录》及船山此两书，经《国粹学报》重刊，几乎尽人传诵，其有助于革命事业者至钜，此亦治近代史者所宜知也。又《明夷待访录》尚远在法国卢骚《民约论》之前，而其《原君》、《原臣》、《原法》诸篇，明确有历史证据，明确系往圣陈言，明白平允，远出卢骚《民约论》之上。则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显有未可一笔抹杀者。奈何迄今仅七十年，国人已早加鄙弃，求变求新，进步之速，此亦难以理解也。
乾嘉诸儒之经学，训诂考据，又立汉学宋学之分。实则当时诸儒，乃一意反朝廷承袭元明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为主之科举功令。先有吕晚村，于朱子书中发扬民族大义，开棺剖尸。乾嘉诸儒，遂改而贬抑宋儒，与吕晚村貌相反而意实同。此下乃有所谓今文经学。时清政府压力已衰，而儒生乃重谈政治，直迄清末，而有康有为变法维新之主张。
又晚清大儒曾国藩，有《圣哲画像记》，罗列各代圣哲，多数与政治有关。其于清代，则举顾、秦、姚、王。顾、秦乃顾亭林、秦蕙田。蕙田编《五礼通考》。余尝谓中国传统政治重礼治，吉凶军宾嘉五礼，关涉政治诸大端，与杜马《通典》、《通考》备详制度者分占重要之一部分。乾嘉诸儒以义理考据辞章分学术为三方面，义理专重人生，而独缺政治。国藩又增经济一目，经国济民，正为治平大道，即政治学，与近人以财货为经济者大异其趣。而国藩乃以居乡办民团，弭平洪杨之乱。但国藩之自称，则曰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是国藩亦自居为一古文家，终不自承为一政治家。从来亦未有以古文名家而不通治平大道者。抑国藩苟非丁忧家居，即无机缘办团练，成立湘军。清廷之派兵命将，亦决不之及。故中国自古圣哲，亦绝少以政治家自命，乃亦决不专以政治为学。惟果细研中国一部儒学史，必知与政治声息相通，难解难分。而治中国政治史，苟不通儒学，则于历代制度之因革以及人物之进退，必无可说明。今人则不读儒书，于传统政治惟有借用西方术语，一言蔽之曰君主专制。以广土众民之中国，而君主一人得专制其上，亦当有妙法精义宜加阐说。一笔钩消，明白痛快，而又得多数之同情，但岂得亦谓之政治学。
民国以来，犹有通旧学者，当以梁任公为殿。任公著《中国六大政治家》一书，惟王安石可入儒林，张居正已非其比，其他四人皆非儒。然安得谓凡主变法即属大政治家。抑且全部中国政治史，其变多矣，变而不觉其变，斯为善变。新莽与王安石皆非善变，史迹昭然。以如此胸襟，如此见识求变，亦浅之乎其言政矣。任公师康有为主张变法，而曰求速求全。清德宗倘能加以任用，则亦必为新莽王安石之继矣。其后任公议论渐趋中正通达，创为《国风报》，知一国有一国之风。则中国之为政，又岂能尽效英美。其所见识，已超同时提倡新文化运动者之上。又曾亲预讨袁之役，终为于政治史上有贡献。其后又能退身仕途，一意为学，惜其不寿，否则论史论政，并世无出其右，其为学终当有得于儒学之传统矣。要之，晚清若康有为，若章太炎，若梁任公，皆一代杰出人物，惜其涉身政治太早，又以领导政治最高理论自任，而未得优游潜心完成其学。孔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孔子自知其不久或当涉身于政治，乃更期数年之进学。故惟超其身于政治之外，乃始得以深入政治之堂奥，以知其利病得失之所在，而有以成其学。大圣人之言如是，亦良可谓语重心长矣。
孙中山先生亦略受康章论政影响，而聪明天赋，乃倡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于众所共崇西方民主之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外，又特加考试监察两权，此皆中国传统政治所固有。惟有考试权，则西方分党竞选之制可变。惟有监察权，则西方国会议院不仅立法，又兼议政之制亦可变。而后采用民主，乃得配合国情，良法美意有因有革，但亦在其隐退沪上积年深思之所得。惜乎国人已无人能知中国政治之旧传统，此两权终成虚设。继自今，吾国家吾民族四五千年来相传之治平大道，政治大规模，惟有学步西方，作东施之效颦，其他尚复何言。中山先生已早有知难行易之叹，又谓中国乃一次殖民地，更次于殖民地，亦可谓言之沉痛矣。
西方政教分，政学亦分。其为学又主分，乃有政治学一专门，其实际政治则尚术不尚学。中国则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必政学相通。尚术则为人所不齿。惟其尚术故必变。法国戴高乐言，无二十五年不变之外交，亦无二十五年不变之内政。西方民主政治尚多数，多数亦何知，惟大圣大哲大贤人大学者，乃能知多数之所欲知。治平大道，于以建立。中国之通儒达哲，圣之仁者，乃庶能知吾当前国人之所欲知而未能知者，所以谓先知先觉，圣人先得吾心之同然。即历代帝王，亦莫不奉孔子为至圣先师。使必服从多数，则何烦有圣哲。中山先生之知难行易，今国人亦莫之知，莫之从。求能真实解说一部《三民主义》者，亦难其人。乃以美国林肯民有民治民享为解说，则自然使我国人心悦诚服，无敢再作异辞矣。若有之，则仍必求之国外，如毛泽东之所法马列是矣。如是之国家，如是之民族，为之立心立命者，乃在国外，不在国内，而犹必主张国家之独立，此非一次殖民地而何。诚可悲之尤矣。
（二）
孔子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不仕无义。"则孔子之学不忘出仕。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则学与仕本属一道。学以学其道，仕以行其道，则学与仕，义属一贯。后代中国乃成一士人政府，凡学人多出仕，凡仕者亦多能兼于学。其所重则日道，乃别无一套政治学。
今姑从中国历代政治史言之，庖牺神农黄帝，邃古不论。试言尧舜，其时以氏族社会行封建制度，各部落各酋长即各为一国之主。尧则为天下共主，为天子，然亦仅管理其国内事。洪水为灾，尧非有权力责任，必以治水为务。而尧使鲧治之，灾益厉。尧乃访用舜，并使摄政。舜改任鲧子禹治水有效。就鲧禹两人之名推测言之，盖亦一氏族，以治水为业。则尧之用鲧，非其罪。舜之用禹，亦非其功。水患既减，尧亦老，其子丹朱亦非有恶名。使尧告其子继位后仍当任用舜，丹朱亦非决不听。而尧竟舍其子而让位于舜，非出外力所逼，乃尧之内心自愿如此。洪水既平，亦舜任用禹之功，舜子商均亦非有罪恶，舜乃亦让位于禹。此亦非外力所逼，亦出自舜之内心。实则尧舜之为君，亦并无其他功绩可言，故孔子曰："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但此禅让一德，则永为后世尊崇，其影响于此下四千年中国传统政治心理者至深且大，难以详阐。但尧舜以前，亦非先有此一套政治哲学之提倡，故陆象山言："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来。"孟子则曰："尧舜性之也。"盖尧舜此一禅让之美德，乃纯出自尧舜之内心。而此心则由天所赋，乃人性之本有。纵其为天子，为天下之共主，亦非有一套预定学说可为其作一切行事之张本，亦惟依照其内心天赋，亦可胜其任而得其道矣。政治正其一端。此乃以下中国人群所信奉之大道，但亦根据于古人往迹，所谓历史事实，故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何待有分门别类种种专家之学之竞相创造乎。
此下昌言中国传统政治哲理者，最备于小戴《礼记》中之《大学》篇。首谓大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为三纲领。又有八条目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三纲领则只是一纲领，即明明德。亲民即是明明德，亦即是至善，非有他矣。八条目中，最先格物一目，最起争论。实即《易·系辞》所谓"开物成务"之物。朱子注："物，犹事也"，此事字亦即《易·系辞》开物成务之务。格字可有两义，一为限止义，一为标准义。政治乃人群中最大一事务，宁有不接触实际事务之政治。凡事则必及物，又乌得有空无一物之事。事物则随时随地有变。孟子曰："尧舜性之，汤武反之。"汤武所接触，已非尧舜之旧。只以尧舜当时居心反之己心，乃知当征诛，不再禅让。此下事物又变，非实际接触又何知所以为应。则惟仅凭己心，又必格物致知，而后诚意正心以应，此即所谓明明德。非亲民则亦何以明此明德，明德即至善之标准。孔子曰："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心正而身修，则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一以贯之矣。心不正，身不修，又乌能齐家，乌能治国平天下。此义孔子已先发之；为数千年来中国共同所信。故心性之学，乃为一切事之本源，亦为一切事之中心，乃亦无一切学之分门别类各自发展之可能与必要。后代中国人，则称此曰理。
近代国人崇慕西化，乃以为国人传统重心性，偏于主观，不知有客观。此又不然。中国人主合内外，内在之心性，必见于外在之事物。格物致知，此知又何尝非客观。"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外在，易见，即属客观。道不易见，不易知，发于内心，属主观。惟道即见于器，器必存有道，主观客观，乃和合而为一。西方科学重物质上之试验，主客观。宗教在内心信仰，实主观。哲学中有形上学，无形下学，故分主观客观而为二。中国人谓人心有同然，故心与心相通，有同情。孔子谓此同情心为仁。此同情心之见于事物上，则为礼。孔子重仁亦重礼。但曰："人而不仁如礼何"，则更重仁。仁在内心，当属主观，形而上。礼在外面事物上，为客观，形而下。中国人则和合此两而为一，而更重其内在者，如是而已。
今姑专就政治一端言。中国古人言："天生民而立之君。"人群聚处，则必当有管理统治此群众之事而为之君者，此亦一客观。希腊人不知有此客观，乃不知有君，乃亦无国。希腊人之客观，则惟以个人之经商财货为主。可谓仅知形而下，不知有形而上，不知有大道，乃亦不能成大器。国之与君，则实人群之大器。今人谓西方人重功利，其实中国人重道义，乃功利之尤大者。然则西方乃由内在主观而定其外在之客观，故有个人主义。中国则以外在客观通于内在之主观，又以内在主观为外在客观之中心，则心亦犹一物，个人则为大群之中心，故主仁，而有礼。仁在内为主，礼见于外为客，主客一体，而有内外之分。西方则反客为主，身为主，物为主，心为物役，而转为之客。则西方所重之客观，宜与中国之客观有别矣。
人心又有理欲之分。欲属形而下，理属形而上。欲则附着于外在之事物上，故心为客，物为主。理则超脱于事物之上，故心为主，而物为客。国之有君，以一人高居万人之上，有权有势，人心谁不欲为君。中国乃以一氏族社会，而择其氏族中之尊长者为之君。孰为尊长，则有一客观存在，人莫能争。又君位世袭，父以传子，子以传孙，此亦一客观，亦复无与相争。故中国之君位尊严，实乃定于一客观。
惟既在万人之上，高踞君位，其内心仍不能无所欲。《大学》言"为臣者止于敬"，中国则有敬君之礼，以满足其君求尊之欲。人有同情，斯为君者亦可启发其对臣下之爱，故曰："为君者止于仁"。而君臣上下之间，乃得相通相安，而政事不至于大坏。苟使为臣者不尽其敬，则为君者或可凭其权位以肆其自尊之表现，而为臣者亦无以止之，国政乃不免于大乱。又为君者深居简出，乃以表显其君位之尊，此亦一礼，而滥用君权之害，亦随以减。故中国重礼治，不重法治。君一位，臣一位，同在政府负一职位，即同在一礼治下，有其尊卑，亦有其平等。中国政治上礼之规定，莫不寓有深义，亦可谓其事乃大成于周公。
周公制礼必兼乐，其间皆寓深义。诸侯朝觐天子，多为天子祭拜宗庙而特来陪祭。是则非尊天子其人，实乃尊其祖先。如周文王如后稷，乃举世共尊，而因以尊及其后代现任之天子。文王后稷之德，临祭而歌其颂辞，即不啻对其继位者以一番大教训。而在位为天子者，亦知己之见尊，乃由其祖宗积德来，孝思亦油然而生矣。诸侯归其国，亦各祭其祖先。其意义亦近宗教，又近教育。读诗经诸颂及大小雅各篇，可知朝廷遇事必有礼，遇礼必有教。礼之外貌在敬，而礼之内涵则在教，寓教于敬，从人心所欢处诱之教之，是则中国之礼意。此之谓政教合。
故中国天子虽受在下位者至高之尊敬，而实亦同在礼之下，同受礼之约束，而不得轻肆其一己之私欲。后世此礼继承，而中国乃得成其为广土众民大一统之民族国家。政府虽有君王，高高在上，而庶民在下，乃尽得有宽放安宁之自由。
尊为一国之君，不得轻出都城一步。乃有巡狩封禅诸礼，登高山，临大河，而以不扰民为主。为君者不仅不出都门，抑又不出宫门。今人巡览北京清故宫，观其建筑之壮丽伟大，认为惟帝王专制，乃得有此。不知中国乃广土众民之一统大国，帝王之尊，亦宜可有此宫殿。而为帝王者，乃不啻幽禁此宫中，礼以显其尊，亦以严其防。其君杰出优异，固亦仍有所作为。中材庸主，则亦可以其尊贵自足。最下者越礼自肆，亦多淫佚，而少暴虐，但乱亡亦随之矣。
古人又有言："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此又若封建时代之显分阶级。但在当时社会，下层亦有礼，如读《二南》与《豳风》，皆在周初，何尝得谓礼不下庶人。其次列国风诗亦皆有礼存。惟政治上层与社会下层有不同。刑不上大夫，亦非社会下层乃以刑治，而指朝廷君臣间，则有礼无刑。其风直至西汉之初，贵为三公，有罪不下狱，乃赐自尽。今之说者，乃据以为中国传统政治帝王专制之一证。不知此亦一礼，非以尊君，乃以尊臣。循至后世，赐自尽之制衰，而大臣下狱之事卒亦少见。细读历代之礼，其用心所在亦可见矣。
中国重礼治，一切人事皆重礼，政治只其一端。为君为臣为民同为人，斯君道臣道民道同一道。《大学》之道，即在教人以为人之道，即上通于为君之道，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治道即人道，一如圆颅方趾，同在一体，虽高下有别，而生气贯注，血脉流通，而亦有贵贱劳逸之别。于不平等处有大平等，于大相异处有大相同。礼者体也，岂得谓一身乃由一脑所专制。中国传统政治之主要精神乃在此。
西方重法治，虽称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法与人已不平等，司法官与受讯人终不平等。耶稣乃上帝独生子，凯撒得判其上十字架。后世教徒极意推行律师制度，但律师为受判人辩护，亦仍待司法官判决。司法官一依法律而裁判，此见法之尊于人。然法律亦由人制定，此制定法律者，又是何等人。耶稣创教，使人人尽在教会之下。谁何人制定法律，又不断改造，乃使人人尽在法堂之下。现代民主政治，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司法权乃外于立法行政权而独立存在，大总统犯罪，亦得受法庭裁判。是人权终低于法权。今人又称民主必争法治，则法在上，民在下，显分高下。要之，人生尊严则有限，信仰上帝遵奉法律皆其限。惟违犯上帝，乃死后灵魂事，渺茫而难知。违犯法律，乃生前当身事，具体而可证。但西方人除法律有明文规定外，一切又尽可自由，纵荡放肆，惟意所欲，无复再有防止，此之谓人权，岂不可畏。
中国人言法，亦如言礼。乃一种规矩，一种制度，一种模范，一种律则。天地运行皆有法，君有君法，师有师法。孟子曰："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在下所守，即在上之道，是法亦道也。苟其人而可为法于天下，为法于后世，斯非圣君圣师莫属矣。而人之有法可守，则一切日常言行皆有法，亦可谓法即人生，人生即一法。西方之法，在人生之外，人生不当犯此法。不当犯，与当守，其义又大不同。西方人重外在，其法其政，皆外在于人生。中国人重内在，其政其法，则皆在人生之内。此又其文化精神大不同之明显可证之一端矣。
中国法家亦主立法以限制人。商鞅作法自弊。道在引导人为善，法在防止人为恶。一积极，一消极。故法终不为国人之所重。沛公起兵，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此乃全国通行之普遍法。汉武帝行盐铁政策，乃针对某一事之特殊法，引起全国之争论，历久未衰。正因法必本于道，而道则必兼通于各地各时之一切事变。故中国不能言法治，于道统政统之下，乃始有所谓法。
中国有刑律，有制度，皆称法。而一代之制度，则尤为一代之大法。设官分位，各授以职，皆由制度规定。君一位，亦一职，亦在制度中。又称王制王道，俗称王法。此犹西方之所谓宪法矣。王位最高，非谓由此一王乃可定此道，制此法。王亦在法之中，非能超乎法之上。记载此历代制度沿革者，唐有杜佑《通典》，宋有郑樵《通志》，元有马端临《文献通考》，后人称为三通。朝代有更换，而其道其法则古今一贯，故谓之通。或称典，或称文献，文即文章典章，献则指贤人言。中国政治尚贤，故曰贤君贤相贤臣，惟其贤，乃能制法定法，亦能守法行法。亦惟贤，乃能不专制。今国人不读三通，乃谓中国有君主无宪法，故其政体为君主专制。不读书，轻发言，亦非治学之贤矣。
中国政治不专为治国，亦求平天下。同此人，能尽人道，同为一国，斯其国治。同在天下，斯天下亦自平矣。唐虞夏商周三代封建政治，为天子者，仅治其邦畿千里之内，而列国诸侯尽来朝，尽相和，斯即当时之平天下。秦汉以后，改为郡县政治，全国统一。然非无邻邦，非无国防，非无兵争，而和平睦邻相处之道，则传统不绝。近代国人又称汉帝国唐帝国，以比拟之于西方中古以前之罗马帝国，乃及晚近世之大英帝国。中西历史各有记载，不详加比较，乌得一以西史作准绳，以国史作注脚。
今再综合言之。中国传统政治仅亦言人道，中国全部古籍，经史子集，亦主在言人道。故非兼通四库，略知中国文化大义，即不能通知中国之政治，而又何专门成立一政治学之必须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