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然而不可不力期其传。古之为言，有肆而隐者矣，有曲而中者矣，意之既得，虽言可遗也，言之难传，虽溢无害也。盖十口相传，谓之为古，俗语不实，流为丹青，皇初之蛊事，莫非载籍之饰言，自此以来，人智开明，而学术日趋贞信，然而言语不能必与意相符，文辞不能必与言合轨，则夸饰之病，终无由以毕祛，后之人知其违而止其滥斯可矣。舍人有言：夸饰在用，文岂循检。其于用舍之宜，言之不亦明审矣哉?今且求之经传，以徵夸饰之不能悉祛，更为析言夸饰所由成之理，而终之以去夸不去饰之说。往古之书，未经圣师删定者，若《山经》《归藏》之属，其言奇不恒，虽可以考见先民之思智，而或为荐绅所不言，今亦无庸研论。至如经传所载，孔孟所言，其间夸饰之文，在在有之，略举数事如下：《大戴礼·五帝德》篇：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由孔子之言论之，黄帝三百年，饰词也。殷辛暴虐，《书》有明文，而孔子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由此言之，状殷辛之恶者，亦多饰词也。《楚语》：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司马氏宠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实上天，黎实下地，遭世之乱，而莫之能御也。由此言之，《书》所谓绝地天通者，亦饰词也。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由此言之，言周民无遗者，亦饰词也。孟子又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赵注曰：经有所美，言事或过，若《康诰》曰：冒闻于上帝。《甫刑》曰：帝清问下民。《梓材》曰：欲至于万年。又曰：子子孙孙永保民。人不能闻天，天不能问民，万年永保，皆不可得为，书岂可案文而皆信之哉?由此言之，书之所载，多饰词也。已上所言，皆经传所陈也，更求之九流：《庄子·秋水》篇曰：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非谓其薄之也。由此推之，传记所为寓言，皆饰词也。《列子·黄帝》篇曰：庖牺氏、女娲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非有人之状，而有大圣之德。张注曰：人形貌自有偶与禽兽相似者，古诸圣人多有奇表，所谓蛇身人面，非被鳞腹行，无有四支，牛首虎鼻，非戴角垂胡，曼额解领，亦如相书龟背鹄步，鸢肩鹰喙耳。由此推之，《山经》所说奇状傀形，无非饰词也。《淮南子·泛论训》曰：世俗言曰：飨太高者而彘为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戏以刃者，太祖其肘；枕户橉而卧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圣人之所不口传也。夫神明独飨彘者何也?以为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者，难得贵贾之物也，无益於死者，而足以养生，故因其资以之；相戏以刃，必为过失，过失相伤，其患必大，故因太祖以累其心；户牖者，风气之所往来，而风气者，阴阳相捔者也，离者必病，故托鬼神以申诫之也。由此推之，世俗恒言有所虚托者，皆饰词也。此皆古之人已知之矣。汉世王充好为辨诘，琐碎米盐，著为《书虚》、《语增》、《儒增》、《艺增》之篇，凡经传饰词，一概加以抨击，世或喜其谛实，而实不达词言之情。彼其言曰：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言审莫过圣人，经艺万世不易，犹或出溢，增过其实。如仲任言，意在检正文词，一切如实，然后使人不迷，其辨别妖异祥之言，驳正帝王感生天地感变诸说，诚足以开蔽蒙矣，至谓文词由此当废增饰，则谬也。近世汪中知古人文词有曲，有形容，说祖之充，而不能明其故，以为但欲鬯其意而已，是终不得为明清之言。谨求其故，有五说焉：一曰，言有不能斥其事，则玄言其理也。《书》叙尧之德，钦明以下四十馀言，若欲历叙其事，则繁而不杀，数百千言而仍不能尽，故括以钦明恭让，而尧之德可知，表以既睦昭明于变，而尧之所以亲九族，辨百姓，和万邦者可知。此一事也。二曰，言有不能指其数，则浑括其事也。《书》言禹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此不得历言九州山泽，禹皆毕至，言此而禹功所被之广可知，历指则反於文为害。此二事也。三曰，言有不能表其精微，而假之物象。《易传》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啧，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言龙战于野，而阴阳斗争之理寓焉，但言阴阳斗争，义不晰也；言黄裳元吉，而得中居职之理寓焉，但言得中居职，义不晰也。此三事也。四曰，言有不能断限，而模略以为词。《书》曰：欲至万年。此非真欲万年，然云欲至某千某百年，则不词也。《诗》曰：子孙千亿。此亦非谓真能众多如此，然云子孙某百某十人，则亦不词也。此四事也。五曰，言有质而意不显，文而意显者。如云：晏子一狐裘三十年。一裘诚不必经一世之长，然但云晏子狐裘久而不易，则其久如何不可知，而晏子之俭德不显。如云：积甲与熊耳山齐。甲多诚不能与山比峻，然但云收甲甚多，则其多如何不可知，而光武之武功不著。此五事也。总而言之，文有饰词，可以传难言之意；文有饰词，可以省不急之文；文有饰词，可以摹难传之状；文有饰词，可以得言外之情。古文有饰，拟议形容，所以求简，非以求繁，降及后世，夸张之文，连篇积卷，非以求简，只以增繁，仲任所讥，彦和所诮，固宜在此而不在彼也。
河不容舠 孙云：《诗释文》：刀，字书作舠。《广雅》作。彦和依字书作。《说文》有字。云：，船行不安也。从舟，刖省声，读若兀。与《诗》容刀字音义俱别。
鸮音之丑 《诗》毛传云：鸮，恶声之鸟也。
本师所著《征信论》二篇，其於考案前文，求其谛实，言甚卓绝，远过王仲任《艺增》诸篇，兹录于（左）〔下〕，以供参镜。
征信论上
古人运而往，其籍尚在，籍所不著，推校其疑事，足以中微，而世遂质言之，虽适，谓之诬。往者高祖困于平城，用陈平计使阏氏，围得解，其计既秘，世以为工妙踔善，故匿藏不传，独桓谭揣其必言汉有好女，今以围急，欲进之单于，内有者，则兵祸自沮，其量度事情，诚以眇合，虽刘子骏亦称善；然皆以为揣得其状，非质言之备故府藏录也，及应劭说《汉书》，遽然以为成事；故虑事一也，以辩议则适，以记注则诬。章学诚以李陵答苏武书世疑其伪者非也，必江左之士，降北失职，忧愤而为之，自谓其说踔度越於守文者，而任大椿亦称其善。此即与桓、刘之事无异。中世秦宓、谯周，亦推经传言神怪者傅之人事，其得情为多，卒以议无左验，不自言遂事也。此皆明哲已知之矣。或曰：淮南王推说祥，言相戏以刃，太祖其肘者，以为过失相伤，其患必大，无涉血之仇争忿斗，而以小事自内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枕户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以为户牖者，风气之所从往来，而风气者，阴阳相者也，离者必病，故托鬼神以伸诫之也。此则可以质言乎?应之曰：凡事无期验推校而得之者，习俗与事状异其职矣。彼习俗者，察之无色，把握之不得其体，推校而得，则无害於质言之。若淮南王所订，习俗也，而桓谭所订，事状也。事状者，上有册府，下有私录，殚求而不获，虽善推，惩其质言矣。二者立言之大齐，不以假借者也。世儒以后之可订，而责前之故然，虽皮傅妄言，逾世则浸以为典要。昔唐人言庄周之学本田子方，推其根于子夏；近世章学诚作《经解》篇取之，以庄子称田子方，则谓子方是庄子师，然其《让王》亦举曾参、原宪，其他若《则阳》、《徐无鬼》、《庚桑楚》名在篇目，将一一是庄子师邪?宋人远迹子思之学，上隶曾参，寻《制言》、《天圆》诸篇，与子思所论述殊矣。《檀弓》篇记曾子呼，古者言质，长老呼后生，则斥其名，微生亩亦呼孔子曰丘，非师弟子之征也。《檀弓》复记子思所述，郑君曰：为曾子言难继，以礼抑之，足明其非弟子也。近世阮元为《子思子章句》，亦云：师曾迪孟。见其自序。孟轲之受业，则太史公著其事矣，师曾者，何征而道是邪?释迦言空，不因于老庄，景教事天，不本于墨子，远西之言历算者，不资於厉王丧乱，畴人在夷，世人取其近似言之，遂若典常，此三谬也。清代之遇属国，不大孰何，仍汉、唐、明之旧贯则然，非取法於罗马，戴氏作《原善》及《孟子字义疏证》，遂人情而不制以理，两本孟子、孙卿，王守仁以降，唐甄等已开其题端，至戴氏遂光大之，非取法於欧罗巴人言自由者，世人欲以一端傅会，忘其所自来，此二谬也。独汉人自西域来，说近情实，远之可傅身毒、大夏，而近犹在氐羌，羌与狎，故亦与西南诸苗同种，今之苗，古之也，与三苗处洞庭、彭蠡间者异实，而世以三苗为神州旧人，汉族攘其地有之，益失实状。汉族虽自西方来，传记所见，不及安息条支沙碛之地，今人复因以傅会，此为陈平秘计之流，探啧索隐则无害，犹不予其质言也。不然者，世久而视听渍，率尔之言，将相保以为实录，其过宏矣。是以孙卿曰：言之信者，在乎区盖之间。
征信论下
传曰：圣有谟勋，明征定保。故非独度事为然也，凡学皆然，其于抽史尤重。何者?诸学莫不始于期验，转求其原，视听所不能至，以名理刻之，独治史志者为异，始卒不逾期验之域而名理却焉。今之散儒曾不谕是也，故微言以致诬，玄议以成惑。昔者孙卿有言，曰：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五帝之中无传政，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愚者闻其略而不知其详，闻其详而不知其大，是以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非相》篇。夫《尚书》者不具之史，略引大体，文若铭诔，非质言以纪事，故流别异《春秋》。高贵乡公曰：仁者必有勇，诛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岂降于高祖哉?夏书沦亡，故勋美阙而罔载，唯有伍员粗述大略，其言复禹之绩，不失旧物，祖述圣业，旧章不愆，自非大雅兼才，孰能与于此?向令坟典具存，行事详备，则不得有异同之论也。高贵乡公可谓知往志者也。《春秋》已作，而纪传胪言，其道行事始悉，然犹多所残遗，远者庄取滇，秦开却胡，事大而文已约，及夫氐羌僭制，政事尽文，前代苻姚近世西夏之属群盗略地，兵事牙，而多奇计者，皆不如帝室详。下逮近世，韩宋之兴，诸将若关先生、破头潘、芝麻李、大刀敖等，史传犹轶其名，关先生始起绛州，逾太行，转战出塞，毁上都而蔺高丽，其武略虽不逮明祖，视中山、开平犹近，《明史》则已失其行军图法，此则近犹论略，非独久也。学者宜以高贵乡公为法，知其有略，不敢妄意其事，妄意之即与巫言等，比邻神仙之国。旧史盖岁有变更，国有贤豪，则为之生事，延缘巷市之语，以造奇词，往者中土虽有猥语短书，今皆举于士大夫之口，兔丝缘木，蝓缘墙，苟可以傅丽者，无所不，则是使张鲁撰记，而寇谦之为图也。昔者庄周有言，曰：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不可以言传，而世因贵言传书，虽贵之犹不足贵也。《天道篇》。史官陈列往迹详矣，事有巨而因于细，是故吴楚之战，咎始采桑，昭公之出，衅在斗鸡，其类非一也，正史或记其著，不能推本于其微者，桑鸡之事，顾幸而党见尔。细亦因巨，是故陈平以大牢草具为端，足以间亚父，陆生大言汉皇帝贤，而可以臣南越，项王尉佗虽戆，则必不可以一言去就，固有巨者足以离合之，顾史官未尝言，故曰，意有所随，其言不传久矣。愚者徼以为智，随成心以求其情，比于谣诼，是以君子多见阙殆。昔者韩非有言，曰：听言之道溶若醉，彼自离之，吾因以知之，参伍比物，事之形也。《扬榷篇》。夫治史尽于有征，两征有异，犹两曹各举其契，此必一情一伪矣。往世诸子竞于扬己，著书陈事，败人则录之，己屈则不述也，转以九流相校，而更为雌雄者众，其有从横之士，短长之书，必不自言画策无效，或饕天功以为己力，是故鲁连不帝秦王，言秦军却五十里，校以《平原君传》，却秦军者，李同敢死之士之功。贾诩以袁、刘父子答魏王，而言太子遂定，校以文帝陈王纪传，文帝以五官中郎将副丞相，而陈王则为平原小侯，魏王志定久矣。两国殊党，各为其尊亲讳，亦务进己而黜辱人，是故更始始于借交报仇，终于刮席，拓跋始为刘、石附庸，终以言敌国，皆自离也。下及近世，《宋史》称岳飞破胡，兀号大奔，《金史》阙如也。邵长蘅称阎应元守江阴，满洲名王三人，大将八人，皆授首城下，然清官书亦不言，不知胜者溢传之邪?其败者有所讳邪?魏源驳长蘅说云：官书无三王八将名，且亦不见赠恤，断其为诬。案此未可断也，死难有恤 ，本汉土之制，阎应元守江阴时，满洲入中国六岁耳，未能悉谙中国典礼，降臣亦未必乐为文致，不得以赠恤不及，断其为诬；又其支属甚多，位号有滥，虽官书不见，不得谓竟无其人。至於张克捷而讳挠败，又满洲之常度，观诸遗民记载，明师斩馘大捷者，非独郑成功、李定国三数事也，而满洲官书不述其事，直云王师失利而已，足知情存隐讳，不欲布之简书。江阴之役，纵毙三王八将，其文牍且或讳言，况史臣记载邪?从是仇质，自离者诚有可知，亦或忽恍如不可知，抽史者若以法吏听两曹，辨其成狱，不敢质其疑事，愚者以事有两异，虽本无异辞者犹疑，此何但史传邪?曩夕之言，今日亦疑也，鸡鸣之事，日中可谰也。昔者老聃有言，曰：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守者，《墨经》云：弥异所也。古言守司者，犹言寻伺。母子者，犹今所谓因果，因以求果，果以求因，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是故邪说不能离，百家无所窜，则终身免于疑殆，是抽文之枢要也。夫礼俗政教之变，可以母子更求者也，虽然，三统迭起，不能如循环，三世渐进，不能如推，颂貌变异，诚有成型无有哉?世人欲以成型定之，此则古今之事可以布算而知，虽燔炊史志犹可。且夫因果者，两端之论耳，无缘则因不能独生，因虽一，其缘众多，故有同因而异果者，有异因而同果者，愚者执其两端，忘其劳起，以断成事，因以起其类例，成事或与类例异，则颠倒而组裂之，是乃殆以终身，弊之至也。凡物不欲，丝于金则不解，马于曼荆则不驰，夫言则亦有，于成型，以物曲视人事，其去经世之风亦远矣。今世社会学者多此病。昔者孙卿有言曰：《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偏矣，周于世矣。《劝学篇》夫古今虽异能，相类似者不绝，故引史传以为端绪，其周用犹什三四，当其欲用，必骛于辩说者，犹赋诗有断章，愚者喜论史事为华，因以史尚平议，不尚记事，此其言尽员舆成国之秀民若一概也。往者干宝始为《晋纪总论》，其言挥绰，而还与事状应，然大端不过数首，及孙盛、袁宏、习凿齿、范晔之伦，吹毛索疵，事议而物辩之，固无当夫举措之异，利病之分；譬如弈棋，胜负者非一区之势也，疏附牵掣于旁者，其子固多，史之所记，尽于一区，其旁子不具见，细碎冥昧之事，史官固不悉知，知之亦不可具载。时既久远，而更欲求举措之意，利病之势，犹断棋一区以定弈法，口弊唇，犹将无益也。近世鄙倍之说，谓史有平议者合于科学，无平议者不合科学。案史本错杂之书，事之因果，亦非尽随定则，纵多施平议，亦乌能合科学邪?若夫制度变迁，推其沿革，学术异化，求其本师，风俗殊尚，寻其作始，如班固、沈约、李淳风所志，亦可谓善于平议矣。而今世之平议者，其情异是，上者守社会学之说而不能变，下者犹近苏轼《志林》、吕祖谦《博议》之流，但词句有异尔。学校讲授，徒陈事状，则近于优戏，不得已乃多施平议，而己不能自知其故，藉科学之号以自尊，斯所谓大愚不灵者矣。又欲以是施之史官著作，不悟史官著书，师儒口说，本非同剂，惟有书志当经考索之功，其论一代政化，当引大体而已，若毛举行事，订其利病，是乃科举发策之流，违于作述之志远矣。彼所持论，非独暗于人事，亦不达文章之体也。章炳麟曰：是五志者，皆明德之远言，耆艾之高致也，智者用之以尽伦，愚者用之以绝理，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岂谓是邪?言而有畛，连无伤者则有矣。盖昔老聃良史之宗，定箸八十一章，其终有乱，夫其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吾以告今文五经之家；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吾以告治晚书疑前史者；颜师古注《汉书》，凡后出杂书纬候异事，一切刊落，最为可法。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吾以告出入风议尚论古人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