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种族及世系
八旗制度之源流
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
中西初期的交涉
太平军成败及清之兴衰关系
清朝的覆亡
清代种族及世系
三代以前，皆推本于黄帝，秦亦由伯益而来。封建之世，渊源有自，数典不忘其祖。其可信之成分，较后世为多。汉附会豢龙之刘累，仅凭左氏之浮夸，半涉神话；唐祀老聃，明尊朱子，皆援引达人，以自标帜；宋更捏造一神人为圣祖，所谓赵玄朗者，终亦不甚取信于子孙臣庶。元自附于吐蕃，《蒙古源流》一书，究属荒幻。
惟清之先，以种族论，确为女真；以发达言，称王称帝，实已不再。肃慎与女真，古本同音，中间以移殖较繁之所在，就其山川之名而转变，遂为抑娄，为勿吉，勿吉又为靺鞨，唐末仍复女真，故知其本名为改。中国史书屡改其名，而在彼实一时之部落名义，非全族有废兴也。女真既为清之先固定种族，此族亡于清之豢养太久，族亡而清亦王。当其族之未亡，唐时成渤海国，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为海东盛国。不但疆域官守，建置可观，即其享国年岁，由唐开元十七年乙巳大武艺建号改元，至后唐同光三年乙酉，为辽所灭，传国一百九十七年，亦可谓根深蒂固之一国家矣。此族虽暂屈于辽，而元气未漓，犹能自保其种，契丹不足与同化，女真不自混他族。未几又乘辽之衰，与辽代兴。金一代自有正史位置，不劳缕述。所谓一再为帝王者如此。元能灭金，不能灭女真之种，仅驱还女真故地，仍不能直辖其种人，举其豪酋，世为长率，有五万户之设，其中斡朵怜万户，后遂为建州女真。
清之始祖布库里雍顺布库里，山名；雍顺，《实录》本作英雄，乾隆时改。居俄漠惠之鄂多理城，盖即此始受斡朵怜万户职之女真部酋长，故推为始祖。时在元初，余别有《清世祖考》，已出版中央研究院不详述于此。
据《朝鲜实录》记载，斡朵里为金帝室之后，其余图门江流域女真，即为建州全部女真，尚为金之平民，迤北之兀狄哈女真，在金亦为同种而别族，然则清为金后之近属。金与渤海，发迹之地同在女真南部，接壤高丽。清又承金，是其种族之强固，千年之间，三为大国，愈廓愈大。
苟其种族保存，竟不妨为再实三实之木。清以享国之久，占尽中土之光荣，又值世运之迭进，骑射之长，保守无益，犷悍之性，则因享用习惯，消磨于温饱之余。其种既亡，虽有挣扎，亦汉人之怀旧者自为之，实与清之种族无涉。此种族之古今兴废大概也。
建州女真，即为女真中最优秀之部分，初因居渤海之建州，谓之建州女真。自元设五万户时，建州之名必已存在。元亡归附于明，明就其建州部落之名，授以士官卫职，而即名建州卫。先授建州卫职者，为元之胡里改万户阿哈出。由阿哈出复招致斡朵里万户童猛哥帖木儿，授以建州左卫指挥之职。清之初系，为明之建州左卫。始授左卫职之猛哥帖木儿，又因其姑姊妹中，有入明宫为妃嫔者见《朝鲜实录》，永乐年事，因内宠之故，至升都督职衔，《清实录》谓之都督孟特穆，乃以布库里雍顺为分族之始祖，孟特穆为肇基王迹之祖。故后开国建号，尊孟特穆为肇祖，以记其得国实由孟特穆承明宠待而来。孟特穆即猛哥帖木儿，而去其童姓不著。孟特穆距布库里雍顺约三四代。太祖责兀喇贝勒布占泰，谓其于己之祖先为天女所生，乃十世以来之事，岂有不知。则太祖努尔哈赤为孟特穆六世孙，并其本身为第七世，其前亦不过三世。
元享国短，元初授布库里雍顺万户，不及百年已入于明，其间亦只应有三世时限。孟特穆袭职，或已入明初，或尚在元末，俱未可知。而其父名挥厚，亦为万户，见《朝鲜实录》。再上即必有名范察者，当为布库里雍顺之孙。孟特穆尊为肇祖，其子为充善，为褚宴，明作董山、童仓，童为其姓，仓当即褚宴之合音，朝鲜则谓童仓即董山；董山之弟，朝鲜则名重羊，或充也，或真羊，或秦羊。充善之子妥罗、妥义谟、锡宝齐篇古。妥罗继充善袭建州左卫职，而锡宝齐篇古，“篇古”二字为职名，或云即万户之译音。锡宝齐原作石豹奇，《清实录》谓为充善之第三子，《明实录》为重羊之子，名失保。明人谓清太祖为建州之枝部，《清实录》亦谓兴祖福满系石豹奇之子。惟太祖确为建州左卫酋长，《朝鲜实录》明著之。且太祖尝以建州左卫印信文书致朝鲜，其为石豹奇之后，则非世袭左卫都督者。明人谓失保受指挥职，又谓太祖之先世为都指挥，则其说皆合。兴祖一世，不见于《明实录》，以其时建州方弱，妥罗之后，世奉朝贡，其枝部酋无他事接触中朝，遂不著录。清之尊为兴祖者，在太宗崇德元年，初用帝制，追尊四亲之世，兴祖为太宗高祖，适当四亲之首，故上不及石豹奇，而适以此不见《明实录》之一代，为追尊所亲之始。若肇祖则缘始祖而尊之。以故充善、石豹奇两世，以亲尽而为追尊所不及。入关后因之。但兴祖以下，一世景祖，二世显祖，即太祖之祖若父，在《明实录》亦载其事实，后来兴、景、显三祖，以亲尽而祧，太祖则不祧，祧庙中遂永奉肇、兴、景、显四祖。致论清事者疑其世系之不确，则未尝深求其故也。太祖为开创之祖，清世自应不祧。
太祖以前，为明之属夷，受明之恩遇独厚。猛哥帖木儿被戕于兀狄哈，其弟凡察及子童仓，求避入辽东边，明允之。既居边内，久之乃以所居地为夷所应占，明反退以抚顺为边。斡朵里本在朝鲜东北境，至是乃尽移抚顺边门以外，占旧日辽东境内之地。自是得避兀狄哈之难。明之惠于属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为最厚。清世尽讳之，于清史料中固不见其事，于明史料中虽见，而清修《明史》，务尽没之。此今日始大发现，而以余为发现最多，可云前五古人者也。
肇祖当元亡以后，臣附于高丽，在高丽王氏朝末，而为李氏太祖未篡高丽时之麾下夷将，时当洪武初年。至明收辽东，平海西，声威已至东海之滨，建州女真中，先由阿哈出归附，继招致肇祖并归明。故清之祖先见之明代及朝鲜记载者，恰与明开国时相次。明一代二百七十余年，清先世亦附见，未尝间断。前史无论何朝，其开国以前祖先之事实，未有如清之先世，彰彰可考，既详且久者也。充善以叛伏诛，当时之叛，亦并无与明为敌之志，不过桀骜不驯，不守属夷礼节耳。以此诛死，其后驯伏无扰。直至太祖，在建号天命之初，对明犹朝贡不辍。太祖身自朝明者三次，皆见《明实录》。明宠以高官，既为都督，又进龙虎将军，则《清实录》亦自载之。而又自谓与明为敌国，自古未尝臣服，则徒自失实，烦史学家谓之纠摘，于清实无加损也。太祖之建号天命，本自称为金国汗，而亦用中国名号，自尊为天命皇帝。其实并非年号，并未以天命二字为其国内臣民纪年之用。特帝业由太祖开创，在清史自当尊为开国之帝。入关后相沿以天命为太祖之年号，则亦不足深辨。至太宗改称天聪，亦是自尊为天聪皇帝，非以纪年。观太宗修《太祖实录》，屡称天聪皇帝，为不可分离之名词，可以见之。《太祖实录》成于天聪九年，时虽尚无帝制之心，而已有为国存史之意，亦见志量之不同其他夷酋。《实录》即成，明年又实行建国，去旧国号之金，而定为清。观其以夷称君为满住，后即就改为满洲，以名其国，则清之为清，亦就金之口音而变写汉字，谓为清国耳。而清之一朝，实定名于是。故天聪十年有大举动，改元崇德，则真用为年号，不自称崇德皇帝矣。国号为清，乃禁人称金；国名为满洲，乃禁人称女真。《清实录》中有“禁人称珠申，务令改称满洲”之文。珠申即女真之对音，亦即肃慎以来之古音也。逮世祖继统，混一中国，天命、天聪，皆成年号。帝统既定，就其开国以后之世系，以一朝定制，表列如下：
清世系既明，宜可即按世次分叙矣。顾清有特殊之制度，为中国人所不了解，清代官书亦不明载者，则八旗之制是也。清自入主中国，谓其为异族战胜而来则是矣，谓其如何苟待汉族，则较之历代本族之君主，亦未见专制加甚。且君无甚昏甚暴之行，若明之正德、天启诸君，清所未有也。谓私厚于满洲，则亦与明之私厚于宗室等也。明之横征暴敛，未乱之时，有万历之矿使、税使，既乱之后，有万历至崇祯之累次加赋；清则以明为鉴，而永不加赋之祖训，子孙竟能永守之也。明外困于清，内困于盗，清并无此兵灾，而土崩瓦解，易于明之亡国也，不知若干倍蓗，此何故也？清以特殊制度兴，亦以特殊制度之崩溃而败。有代兴之势力，即倾覆之势力，欲恃此势力以自存，其生命已操之人手矣。外有强邻，政治相形见绌，不满人望，人欲倾覆之，此所谓政治革命，乃政治欲望之革命，非必待政治威虐而逼极革命也。方其特殊势力盛时，征讨四出，威之所加，虽不及元而有过汉唐；及特殊势力既去，偏不去满汉之界限，而寄命于汉族之手，乃益重满族之军权以制汉族。当其未招汉族之不满，则士大夫结一势力以拥护之，所成中兴之功，正益形所挟种族之脆弱。至外国接解益密，汉族不满之意，清卒无以慰之，则呼吸而倒。自古亡国未有易于清者。故欲知清一代之真相，不可不知其特殊势力之所在。特殊势力在八旗，而八旗之根柢，汉人不知，满人亦不能言，官书不悉载，此不能不深加探讨以明之也。
（孟森）
八旗制度之源流
清一代自认为满洲国，而满洲人又自别为旗人。盖即以满为清之本国，满人无不在旗，则国之中容一八旗，即中国之中涵一满洲国，未尝一日与混合也。然自清入中国二百六十七年有余，中国之人无有能言八旗真相者。既易代后，又可以无所顾忌，一研八旗之所由来，即论史学，亦是重大知识。
浅之乎视八旗者，以为是清之一种兵制，如《清史稿》以八旗入《兵志》是也。夫八旗与兵事之相关，乃满洲之有军国民制度，不得舍其国而独认其为军也。至《食货志》亦有八旗丁口附户口之内，稍知八旗与户籍相关矣，然言之不详，仍是膜外之见，于八旗之本体究为何物，茫然不辨，则以其蜕化之迹，已为清历代帝王所隐蔽。不溯其源，无从测其委。以其昏昏而欲使人昭昭，宜其难也。
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国体也。一国尽隶于八旗，以八和硕贝勒为旗主，旗下人谓之属人。属人对旗主，有君臣之分。八贝勒分治其国，无一定君主，由八家公推一人为首长。如八家意有不合，即可易之。此太祖之口定宪法。其国体假借名之，可曰联邦制，实则联旗制耳。太宗以来，苦心变革，渐抑制旗主之权，且逐次变革各旗之主，使不能据一旗以有主之名，使各旗属人，不能于皇帝之外，复认本人之有主。盖至世宗朝而法禁大备，纯以汉族传统之治体为治体，而尤以儒家五伦之说压倒祖训，非戴孔孟以为道有常尊，不能折服各旗主之禀承于太祖也。世宗制《朋党论》，其时所谓朋党，实是各旗主属之名分。太祖所制为纲常，世宗乃破之为朋党，而卒无异言者，得力于尊孔为多也。夫太祖之训，亦实是用夷法以为治，无意于中夏之时，有此意造之制度，在后人亦可谓之乱命，但各旗主有所受之，则凭借固甚有力。用儒道以易之，不能不谓大有造于清一代也。夫儒家名分之说，在中国有极深之根柢，至今尚暗资束缚者不少，而国人或自以为已别有信仰，脱离崇儒之范围，此亦不自量之谈耳。
凡昔人所纪之八旗，若明末，若朝鲜之与清太祖、太宗同时所闻，皆非身入其中，语不足信；而清代官书，则又抹杀实状。私家更无述满洲国本事者。故求八旗之真相，颇难措手。但言清事，非从清官书中求之，不足征信。于官书中旁见侧出，凡其所不经意而流露者，一一钩剔而出之，庶乎成八旗之信史矣。
八旗之始，起于牛录额真。牛录额真之始，起于十人之总领。十人各出箭一枝，牛录即大箭，而额真乃主也。此为太祖最初之部勒法。万历十一年癸未，太祖以父遗甲十三副起事，自后即有牛录额真之部伍。吞并渐广，纠合渐多，至万历二十九年辛丑，乃扩一牛录为三百人，而牛录额真遂为官名，盖成率领三百人之将官。当时有四牛录，分黄、红、蓝、白四色为旗，盖有训练之兵千二百人矣。
征服更广，招纳更多，一牛录三百人之制不变，而牛录之数则与日俱增。自二十九年辛丑，至四十三年乙卯，所增不止女真部族，除夜黑后于乾隆时改叶赫外皆已统一，且蒙古汉人亦多有降附，盖十四年之间，增至四百牛录，则为百倍其初矣。于是始设八旗。蒙汉虽自为牛录，犹属于一个八旗之内，而八旗之体制则定于是。后来蒙汉各设八旗。不过归附之加多，于八旗建国之国体，毫无影响。
八旗各有旗主，各置官属，各有人民，为并立各不相下之体制。终太祖之世，坚定此制，不可改移。太宗不以为便，逐渐废置，使稍失其原状，而后定于一尊，有为君之乐。己身本在八大贝勒之列，渐致超乎八贝勒之上，而仍存八贝勒之名。既涂饰太祖之定法，又转移八家之实权，其间内并诸藩，所费周折与外取邻敌之国相等，然其遗迹未能尽泯。至世宗朝而后廓然尽去其障碍，盖以前于太祖设定之八家，能以其所亲子弟渐取而代之，至世宗则并所亲之子弟，亦不愿沿袭祖制，树权于一尊之外，此又其更费周章者也。终清之世，宗室之待遇有所谓八分。分字去声，恩礼所被，以八分为最优，故封爵至公，即有入八分、不入八分之别。此所谓八分，亦只存太祖时建立八家之迹象。八分为旧悬之格，无固定之八家，故宗室尽可以入八家或不入八家也。
八和硕贝勒，世无能尽举其名者。实则其名本未全定。且和硕贝勒亦本无此爵名，而即沿以和硕贝勒为称，亦竟无八人之多。盖许为旗主，即称为和硕贝勒，即未必许为旗主，对外亦常以八和硕贝勒为名号，此皆由太祖定为国体，不得不然。入关以后，乃不复虚称八和硕贝勒。但旗主之实犹存，至雍正朝乃去之耳。
八旗亦称八固山，此清代一定之制。然《太祖实录》中一见“十固山执政王”之语，此非八旗之制曾有改移也。所叙为与蒙古喀尔喀五部誓词，中称“满洲国主并十固山执政王”等。盖对外应具名者有十人，而此十人皆为旗主，知当时必有一旗不止一主之旗分。此应拈出，以征旗主之或有歧异。
《武皇帝实录》：“己未天命四年十一月初一日，帝令厄革腥格、褚胡里、鸦希谄、库里缠、希福五臣，赍誓书与胯儿胯后改喀尔喀部五卫王等，共谋连和。同来使至冈干色得里黑孤树处，遇五卫之王，宰白马乌牛，设酒肉血骨土各一碗，对天地誓曰：‘蒙皇天后土，祐我二国同心，故满洲国主并十固山执政王等，今与胯儿胯部五卫王等会盟，征仇大明，务同心合谋；倘与之和，亦同商议。若毁盟而不通五卫王知辄与之和，或大明欲散我二国之好，密遣人离间而不告，则皇天不祐，夺吾满洲国十固山执政王之算，即如此血出土埋暴骨而死。若大明欲与五卫王和，密遣人离间，而五卫王不告满洲者，胯儿胯部主政王都稜洪把土鲁奥巴歹青、厄参八拜阿酥都卫蟒古儿代、厄布特哄，台吉兀把什都稜，孤里布什代，大里汗蟒古儿代歹弼东兔叶儿登褚革胡里，大里汉把土鲁恩革得里，桑阿里寨布打七都稜桑阿力寨巴丫里兔朵里吉内七汉位征偶儿宰兔布儿亥都厄滕厄儿吉等王，皇天不祐，夺其纪算，血出土埋暴骨亦如之。吾二国若践此盟，天地祐之。饮此酒，食此肉，寿得延长，子孙百世昌盛，二国始终如一，永享太平。”
《武录》此誓词，后经修改，删除太不雅驯之文，俱不足论。其“十固山执政王”，乾隆修《高皇帝实录》，改作“十旗执政贝勒”，尚存原义。《东华录》于第一见处，改作“八旗执政贝勒”，第二见处删去，则窜改无迹。若由王先谦氏以意所改，则太谬妄矣。
后复有“帝与诸王焚香祝天，昆弟勿相伤害”事。其所谓诸王，恰得八人，其四即四大贝勒。似此八人即所谓八和硕贝勒。但亦是一时之事。终太祖之世，所定八固山之贝勒，非此八人也。
太祖遗训中之“四大王”，自并太宗在内。其“四小王”究为何人？以前天命六年之告天祝文，偶具八人之名，至九年正月，与胯儿胯部，巴玉特卫，答儿汉巴土鲁贝勒之子恩格得儿台吉誓文，则曰：“皇天垂佑，使恩格得里舍其己父而以我为父，舍其己之弟兄，以妻之兄弟为弟兄。恩格得里先已妻舒尔哈赤女，弃其故土，而以我国为依归。若不厚养之，则穹苍不佑，殃及吾身。于天作合之婿子而恩养无间，则天自保佑。俾吾子孙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垒台吉，戒桑孤台吉，迹儿哈朗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芍托台吉，沙哈量台吉，及恩格得里台吉等，命得延长，永享荣昌。”据此则八固山诸王台吉，所可以对外及对天起誓者，四大贝勒外，又有九人之多，则为十三人矣。故知前所云“十固山执政王”，亦是此同等文法，谓十个在固山中执政之王，非谓固山有十也。是年二月，又与廓儿沁部盟，先由太祖自与设誓，复命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垒台吉、戒桑孤台吉、迹儿哈朗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芍托台吉、沙哈量台吉等，亦宰白马乌牛，对来使同前立誓书而焚之。其预于誓文之王、台吉同前。则是年之固山执政王，为十三人，亦非八旗各一旗主之谓。乾隆修改《实录》，本年前一誓，于四王用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之名，遂删去太宗之名；于后一誓则又称大贝勒、二贝勒、三贝勒、四贝勒。《东华录》则尽去之。开国时草昧之迹，士大夫往往欲代为隐讳，初不虞其失实也。
旗主中四大贝勒为定名，四小贝勒则求其确定，于《宗室王公传》中，检得一据。盖太祖最后遗命以阿济格即《武皇帝实录》之阿吉格、多尔衮、多铎，各主一旗，合之四大贝勒，已得七旗。其余一旗，别有考订。今先录《阿巴泰传》，以明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各主一旗之事实：
《国史宗室王公·多罗饶馀郡王阿巴泰传》天命十一年九月，太宗文皇帝即位，封阿巴泰贝勒。阿巴泰语额附扬古利达尔汉曰：“战则我擐甲胄行，猎则我佩弓矢出，何不得为和硕贝勒？”扬古利等以奏，上命劝其勿怨望。天聪元年五月，上亲征明锦州，同贝勒杜度居守。十二月，察哈尔昂坤杜稜来归。设宴，阿巴泰语纳穆泰曰：‘我与小贝勒列坐，蒙古贝勒明安巴克俱坐我上，实耻之。”纳穆泰入奏，上宣示诸贝勒，于是大贝勒代善率诸贝勒训责之曰：“德格类、济尔哈朗、杜度即旧作都督之改译、岳托旧作姚托、硕托旧作芍托，早随五大臣议政，尔不预：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皆先帝分给全旗之子，诸贝勒又先尔入八分列，尔今为贝勒，心犹不足，欲与和硕贝勒抗，将紊纪纲耶？”阿巴泰引罪愿罚，于是罚甲胄、雕鞍马各四，素鞍马八。阿巴泰旧作阿布太，太祖第七子。
据代善所责阿巴泰语，八固山之主，四和硕贝勒外，惟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人各主一全旗。是为七旗已各有主。其余诸贝勒，但称其或早随五大臣议政，或先入八分列，未有谓其主一旗者，则太祖所拟定四大王、四小王，尚有一小王未命，而八旗止七旗为明命所定之主也。其余一旗何在？则尚为太宗所兼领。未知太祖之意，究拟属之何人，但当殁时，尚未指派。在太宗以奋勇之功，多将一旗，亦所应得。但观遗训，累以八旗共治为言，并以恃强倚势为戒，终不欲使一子有兼人之武力，其令太宗得挟有两旗者，乃临终仓卒，未及处分，亦意中无有一定可与之人，以故迟迟有待耳。今更举太宗于太祖崩时挟有两旗之证：
《东华录》 太宗崇德四年八月辛亥，召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及群臣集崇政殿，议疏脱逃人罪毕，又召傅尔丹至前曰：“此人于朕前欺慢非止一二，朕欲使尔等共闻之，是以明数其罪……太祖皇帝晏驾哭临时，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朕曰：“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朕召饶馀贝勒与超品公扬古利额驸、达尔汉额驸、冷格里、纳穆泰、索尼等至，谕以阿敏有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当使我出居外藩之语。若令其出居外藩，则两红、两白、正蓝等旗，亦宜出藩于外，朕已无国，将谁为主乎？若从此言，是自坏其国也。皇考所遗基业，不图恢廓，而反坏之，不祥莫大焉。尔等勿得妄言。复召郑亲王问曰：尔兄遣人来与朕言者，尔知之乎？郑亲王对曰：彼曾以此言告我，我谓必无是理，力劝止之；彼反责我懦弱，我用是不复与闻。傅尔丹乃对其朋辈讥朕曰：我主迫于无奈，乃召郑亲王来诱之以言耳。’”
据此则知太祖崩时，太宗挟有两黄旗，故谓“各旗若效镶蓝旗出外，则两红、两白、正蓝皆可出外”，不数两黄旗也。又知阿敏所主为镶蓝旗，则八旗中三旗为有主名矣。今再考正红旗主，实为大贝勒代善。
《东华录》 太宗天聪九年九月壬申，上御内殿，谕诸贝勒大臣曰：“朕欲诸人知朕心事，故召集于此。如朕言虚谬无当，尔诸贝勒大臣即宜答以非是，勿面从。夫各国人民呼吁来归，分给尔贝勒等恩养之，果能爱养天赐人民，勤图治理，庶邀上天眷佑。若不留心抚育，致彼不能聊生，穷困呼天，咎不归朕而归谁耶？今汝等所行如此，朕将何以为治乎？大凡国宁有强力而为君者，君也；有幼冲而为君者，亦君也；有为众所拥戴而为君者，亦君也。既已为君，岂有轻重之分？今正红旗固山贝勒等，轻蔑朕处甚多。大贝勒昔从征北京时，违众欲返，及征察哈尔时，又坚执欲回，朕方锐志前进，而彼辄欲退归，所俘人民，令彼加意恩养，彼既不从，反以为怨。夫勇略不进，不肖者不黜，谁复肯向前尽力乎？今正红旗贝勒，于赏功罚罪时，辄偏护本旗，朕所爱者彼恶之，朕所恶者彼爱之，岂非有意离间乎？朕今岁托言出游，欲探诸贝勒出师音耗，方以胜败为忧，而大贝勒乃借名捕蛏，大肆渔猎，以致战马俱疲，及遣兵助额尔克楚虎尔贝勒时，正红旗马匹，以出猎之故，瘦弱不堪，傥出师诸贝勒一有缓急，我辈不往接应，竟晏然而已乎。诚心为国者固如是乎。……”
以上为数代善之罪，而俱指其为正红旗贝勒者，大贝勒与正红旗贝勒互称。今取其足证大贝勒即正红旗贝勒而止。又其后有一款云：
往时，阿济格部下大臣车尔格有女，扬古利额驸欲为其子行聘，大贝勒胁之，且唆正蓝旗莽古尔泰贝勒曰：“尔子迈达礼先欲聘之矣，尔若不言，我则为我子马瞻娶之。”夫阿济格乃朕之弟，岂可欺弟而胁其臣乎？
此段又可证阿济格之自主一旗，其下有大臣。太宗又言“不可欺弟而胁其臣”，则其旗下所属，太宗是时亦认其为阿济格之臣也。又见“正蓝旗莽古尔泰贝勒”，则正蓝旗贝勒亦有主名矣。代善为让位与太宗而拥立之者，发端先言种种为君之来历不同，既已为君，即不能有所重轻，是因代善不免挟拥立之故，对太宗不甚严畏，经此挫抑，后不敢复然，乃得以恩礼终始。此亦见太宗之自命为君，绝不认太祖遗训为有效。然其对代善，犹止挫抑而已，未尝欲夺其所主之旗；至正蓝旗之待遇则不同，是犹未忘代善拥立之惠也。
正蓝旗旗主为莽古儿泰，既见上矣。至此旗为太宗所吞并，即在本年，正可与正红旗之待遇相较。盖代善之罪，经诸贝勒大臣、八固山额真、六部承政审拟毕，议请应革大贝勒名号，削和硕贝勒，夺十牛录属人，罚雕鞍马十，甲冑十，银万两，仍罚九马与九贝勒。（斯时，除代善父子外，可知执政之贝勒，盖有九人。）萨哈廉贝勒，应罚雕鞍马五，空马五，银二千两，夺二牛录属人。奏入，上免之，罚代善、萨哈廉银马甲胄。然则聊以示威而已。至蓝旗贝勒之狱，则在是年十二月，相距不过三月耳。惟在莽古尔泰死后，并在其同母弟德格类死后，未尝及身受戮，此亦太祖所训“宁待天诛，勿兄弟间自相推刃之影响也。但固山则为太宗所并，是为后世天子自将三旗之由来。然自将三旗，后世乃以两黄及正白为上三旗，尚非此正蓝旗，此则顺治间之转换，别详于后。今先详正蓝旗之归结。
《东华录》 天聪六年十二月乙丑，和硕贝勒莽古尔泰薨，年四十六。上临哭之，摘缨服丧服，居殿侧门内。丙寅，送灵舆至寝园，始还宫。
又，天聪九年十月己卯，管理户部事和硕贝勒德格类薨，年四十。上临其丧，哭之恸。漏尽三鼓方还。于楼前设幄而居，撤馔三日，哀甚。诸贝勒大臣劝至再三，上乃还宫。”
又，十二月辛巳，先是，贝勒莽古尔泰与其女弟莽古济本名蒙古姐格格、格格之夫敖汉部琐诺木杜棱，于贝勒德格类、屯布禄、爱布礼、冷僧机等前，对佛跪焚誓词云：“我已结怨皇上，尔等助我，事济之后，如视尔等不如我身者，天其鉴之。”琐诺木及其妻誓云：“我等阳事皇上，而阴助尔，如不践言，天其鉴之。”未几，莽古尔泰中暴疾，不能言而死。德格类亦如其兄病死。冷侩机首于？部贝勒济尔哈朗，琐诺木亦首于达雅齐国舅阿什达尔汉（阿什达尔汉为叶赫金台什族弟，故为太宗诸舅，称之曰达雅齐国舅。）随奏闻于上。诸贝勒大臣等会审得实，莽古济格格、并其夫琐诺木，及莽古尔泰、德格类之妻子，同谋屯布禄、爱巴礼，阖门皆论死；冷侩机免坐，亦无功；二贝勒属人财产，议归皇上。上以冷侩机宜叙功，财产七旗均分，命集文馆诸儒臣再议。寻议莽古济格格谋逆，不可逭诛，两贝勒妻子应处斩，若上欲宽宥，亦当幽禁。冷侩机宜叙功。琐诺木昔佯醉痛哭，言：“上何故惟兄弟是信，上在，则我蒙古得遂其生，否则我蒙古不知作何状矣。”此事亦见前议红旗贝勒罪时，涉及哈达莽古济格格，情节宜互详。上亦微喻其意。彼时上待莽古尔泰、德格类、莽古济正在宠眷之际，琐诺木虽欲直言，岂容轻出诸口，今琐诺木先行举首，应否免罪，伏候上裁。至屯布禄、爱巴礼，罪应族诛。两贝勒族人户口，应全归上。古人云：勿使都邑大子邦国。国寡都众，乱之本也。如上与诸贝勒一例分取，则上下无所辨别矣。于是诸贝勒大臣覆奏，诛莽古济，免琐诺木罪。先是，莽古尔泰子额必伦，曾言：“我父在大凌河露刃时事在天聪五年八月，我若在彼，必刃加皇上，我亦与我父同死矣。”其兄光衮首告，上隐其事。至是罪发，乃诛额必伦。莽古济长女为岳托贝勒妻，次女为豪格贝勒妻，豪格曰：“格格既欲谋害吾父，吾岂可与谋害我父之女同处乎？”遂杀其妻。岳托亦请杀其妻，上止之。昂阿喇以知情处死昂阿喇为莽古尔泰母先适人所生子，盖其同母异父兄也。屯布禄、爱巴礼，及其亲支兄弟子侄，于市。授冷侩机世袭三等梅勒章京，以爱巴礼、屯布禄家产给之，免其徭役，赐以敕书。莽古尔泰六子：迈达礼、光衮、阿喀达舒、孙谋纳海，德格类子邓什库等，俱黜为庶人。二贝勒属人财产俱归上。赐豪格八牛录属人，阿巴泰三牛录属人，其余庄田财物，量给众人。以正蓝旗入上旗，分编为二旗，以谭泰为正黄旗固山额真，宗室拜尹图为镶黄旗固山额真。后籍莽古尔泰家，获所造木牌印十六，文曰“金国皇帝之印”，于是携至大廷，召贝勒臣民，以叛逆实状晓谕于中外。
正蓝旗于是归为太宗，并入两黄旗，别设两固山额真，则是两黄旗有四旗，而其实则正蓝一旗分为两也。此与后来自将上三旗之方式不同，直是消灭一正蓝旗，而由两黄旗分辖其众，又不径入两黄旗，乃成原设两黄旗，后又分正蓝旗为新两黄旗，皆归自将，几乎破八旗之定制矣。要为八固山少一强宗，始为太祖遗训痛革其理想之流弊。
莽古尔泰之积衅，据《实录》之已见《东华录》者，所载亦夥。其应否消灭此一固山，却与莽古尔泰之罪状无涉。推太祖之意，将永存八固山之制，则以其属人更立一固山贝勒可也。乃诸贝勒等议以归上，太宗不能泰然承受，而曰财产七旗均分，又命文馆儒臣再议。夫分财产非分其人众也，结果庄田财物，量给众人，即七旗均分之谓矣。太宗之意，非利其财产，而特欲并其人众，以去一逼，故不更由诸贝勒议，而由儒臣议。儒臣乃以“大都耦国，乱之本也”之古训，明示八固山平列之制当除，于是有此改革。若蓝旗贝勒之罪状，则转为藉端焉耳。兹并撮其衅之所由生，为太宗兄弟间明其变态。
据《实录》：“癸巳年，九国来侵海西四部、蒙古等部，太祖安寝，衮代皇后推醒，问是昏昧，抑是畏惧？”则天聪间尚以皇后称之。至乾隆修本，则改作妃富察氏。此大归事，《实录》不载，而《老档》详之。莽古尔泰之弑母，亦见《太宗实录》。《东华录》所录，太宗“谓皇考于莽古尔泰一无所与，故倚朕为生，后弒母邀功，乃令附养于德格类贝勒家”云云，语殊矛盾。壬子年，见莽古尔泰与太宗同击兀喇贝勒布占太，则固早从征伐。后于天命元年，同为和硕贝勒，称三贝勒，亦称三王，即自有一固山之属人及财产，何至倚其弟为生？乃至天命五年以后，藉弒母邀功，始令附养于其同母弟家耶？语不近情。则知太宗之罪状莽古尔泰，不必符于事实，不过欲杀兄以殖己之势耳。
《清史稿·公主表》有嫁琐诺木之莽古济公主，又称太祖有女嫁吴尔古代，不知所自出。列为两人，盖未考也。莽姑姬之名，后修《实录》删去，故列表时失察。其实太祖之女，旧《实录》皆载其名，名下皆有姐字。此亦系蒙古姐耳。至其得罪太宗，则在天聪九年:
《东华录》 天聪九年九月丁巳，诸贝勒议奏：贝勒豪格娶察哈尔汗伯奇福金，阿巴泰娶察哈尔汗俄尔哲图福金，上俞其请。时上姊莽古济公主闻之曰：“吾女尚在，何得又与豪格贝勒一妻也？”遂怨上。辛未，上还宫。是日，移营将还，大贝勒代善以子尼堪祜塞病，遂率本旗人员各自行猎，远驻营。时哈达公主怨上，欲先归，经代善营前，代善命其福金等往邀，复亲迎入帐，大宴之，赠以财帛。上闻之大怒，遣人诣代善及其子萨哈廉所，诘之曰：“尔自率本旗人另行另止，邀怨朕之哈达公主至营，设宴馈物，以马送归。尔萨哈廉，身任礼部，尔父妄行，何竟无一言耶？”
明日壬申，议大贝勒罪，并议哈达公主罪，尚皆免之；于大贝勒罚银、马甲冑，哈达公主亦仅禁其与亲戚往来。到十二月，遂成大狱，而正蓝旗为太宗所并。又其先有处分镶蓝旗事。
镶蓝旗主为二贝勒阿敏。太宗亦先于天聪西年六月乙卯，宣谕阿敏罪状十六款。盖以阿敏等弃永平四城而归，因并及他罪，免死幽禁，夺所属人口奴仆财物牲畜，及其子洪可泰人口奴仆牲畜，俱给济尔哈朗。镶蓝旗旗主，遂由阿敏转为济尔哈朗。其未能夺之者，济尔哈朗原为天命年间和硕贝勒，未能主一固山，在太祖遗属中，有四大王、四小王为八固山之训，后止有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为三小王，若增足四小王，本应无越于济尔哈朗之上者，而镶蓝旗遂为济尔哈朗所专有。至世祖入关，济尔哈朗被贝子屯齐等讦告。当上迁都燕京时，将其所率本旗原定在后之镶蓝旗，同上前行，近上立营，又将原定在后之正蓝旗，令在镶白旗前行。革去亲王爵，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夺所属三牛录。此由世祖即位时，济尔哈朗原与睿王同为摄政，至睿王独定中原，功高专政，不平相轧，遂为睿王所倾，有此微谴，未几复爵。及睿王薨，且极挤睿王，定其罪案，报复甚力。此不具论。但可证济尔哈朗之保有镶蓝旗，又可证正蓝旗并入两黄旗，旗色未变，特于两黄旗添设固山额真以辖之耳。
两黄、两蓝、正红共五旗，既皆考得旗主，余两白及镶红三旗，自必即为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所主。三人皆一母所生，阿济格固用事在天命间，而多尔衮、多铎，于太祖崩时，一年止十五，一止十三，乃先诸兄而均主全旗，自缘母宠子爱，英雄末年，独眷少子。太宗乃挟诸贝勒逼三人之母身殉，此亦伦理之一变，为清室后来所讳言，惟《武皇帝实录》详载之，改修《实录》既定，一代无知此事者。
清一代所纪八旗，分上三旗为天子自将，下五旗为诸王、贝勒、贝子、公分封之地。上三旗为两黄正白。夫两黄之属天子，太宗嗣位时早如此，已见前矣。正白则摄政时确属睿王，其归入上三旗，必在籍没睿王家产之日。英、睿二王皆为罪人，当时朝廷力能处分者，盖有两白、正蓝、镶红四旗。其镶白旗，以豫王已前殁，此时难理其罪，世祖既取睿王之正白旗，仍放正蓝、镶红两旗。为任便封殖宗藩之用，但非八贝勒原来之旧势力，则固已不足挟太祖遗训与天子抗衡，而正红之礼王代善，镶蓝之郑王济尔哈朗，各挟旧日之固山，亦已孤弱。今检顺治以后下五旗之设定包衣佐领，则知皇子以下就封，由朝廷任指某旗，入为之主，亦一旗非复一主。从前一旗中有爵者，亦不止一人，但多系本旗主之亲子弟，若德格类之亦称蓝旗贝勒，则固莽古尔泰之同母弟也。其他类推。
《东华录》 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甲午，谕满汉诸臣，中有云：“马齐、佟国维与允禵为党，倡言欲立允禩为皇太子，殊属可恨。”又云：“马齐原系蓝旗贝勒德格类属下之人，陷害本旗贝勒，投入上三旗。问其族中有一人身历戎行而阵亡者乎？”
据圣祖之言，蓝旗贝勒为德格类。在天聪六年治蓝旗贝勒莽古尔泰之罪，牵及德格类。今观此谕，则德格类亦在蓝旗中称贝勒，亦自有属人，亦似与其兄各分所辖者。当时一旗容一旗之子弟，如济尔哈朗未得阿敏之遗业时，亦必在阿敏之镶蓝旗中，自有分得之所属。太祖于八固山，本以八家为言，指其所爱或所重为八固山之主，而其余子弟固皆待八固山收恤之。特由各固山自优其所亲，非其所亲则属旗下为属人而已。太祖之制本不得为通法，太宗以来，刻刻改革，至睿王而固山之畛域又加强固，英王内讧，仇敌得间，乃一举而奉之朝廷。此八固山制之一大变革也。今检嘉庆初所成之重修《八旗通志》，于其下五旗设立之包衣佐领，可见各旗之入而为主之王公，皆时君随意指封，略无太祖八固山之遗意矣。
考包衣之名。包者，满洲语家也。房屋亦谓之包。蒙古毡帐谓之蒙古包，世以其为毡帐而始名包，其实不然，即谓蒙古人之家耳，虽不毡帐亦当谓之包也。衣者，虚字，犹汉文之字。包衣牛录额真，即家之佐领。旗制以固山额真、后改名都统者，为一旗之长官。在八贝勒尊贵时，都统乃本旗旗主之臣，君臣之分甚严。然八旗之臣，合之亦皆当为国家效力。佐都统者，每旗两梅勒额真，额真既改章京，又改汉名为副都统。下分五甲喇，始称甲喇额真，继改甲喇章京，又改汉名为参领。一参领辖五牛录，始称牛录额真，继改牛录章京，又改汉名为佐领。此皆以固山之臣应效国家之用，别设包衣参领佐领，则专为家之舆台奴仆，即有时亦随主驰驱，乃家丁分外之奋勇，家主例外之报效。立功后，或由家主之赏拔，可以抬入本旗。此下五旗包衣之制也。
上三旗则由天子自将。其初，八旗本无别，皆以固山奉职于国，包衣二字原不成名词，后则作为职名奉职于家。其后，上三旗体制高贵，奉天子之家事，即谓之内廷差使，是为内务府衙门。内务府大臣原名包衣昂邦，昂邦者总管之谓。凡各省驻防，必谓昂邦章京，后即改名总管。其源起于世祖入关，于盛京设昂邦章京，即汉文中之留守。后推之各省驻防，又改名为将军，其下辖副都统。所以不称都统者，都统专理旗务，留守及驻防，对一省有政治之关系，非止理本旗之务也，是以谓之总管。而包衣昂邦实为家之总管。当其称此名时，犹无特别尊严之意。至称内务府大臣，在汉文中表示为天子暬御之长，其名义亦化家为国矣。
清代宫禁，制御奄官较明代为清肃。此亦得力于内务府之有大臣。纵为旗下人所任之官，究非刑余私昵，若明之司礼秉笔等太监比也。清代因其家事原在部落时代，为兵法所部勒，故较汉人认妇人女子为家者有别。清之内务府，可比于各君主国之宫内省，不致如明代宫阉之黑暗，此由其故习而来。世祖虽设十三衙门，复明之宦官，非固山耳目所习，故世祖崩而又复包衣之旧。夫上三旗已化家为国，不复为宗藩私擅之资，可以别论。欲考见八固山迁流之迹，亦能化家为国，一固山非复一家独擅之武力，虽裁之以法制尚待世宗之朝，而顺、康以来，以渐蜕化，直至乾隆末为止，见之《八旗通志》者，辑而录之，可见其绝非太祖制定之八固山，亦非顺治初诸王分占之八旗矣。
八旗于战时，皆以王贝勒等为主将，大臣即都统以下，其责任乃主将负之。大臣可以进退，旗主之事也。旗主则以旗下人丁为赌胜之具，焉得而不以所属人为旗主之臣，使号令得行也。
自此经睿王摄政之局，天子与亲王各挟固山之武力，与政权为消长。世祖亲政初一大改革，睿王之正白旗尤为充实，而收为自将之上三旗，遂成一定之制。余分属诸王贝勒之五旗，谓之下五旗，已绝不足言平立之旧矣。以天命间之四大王论：一王化帝，一王剥夺莽古尔泰之正蓝旗，一王递嬗阿敏之镶蓝旗，移转于弟济尔哈朗，其为原主者，仅一代善之正红旗。以天命末遗属所定之四小王论，其三可知者，乃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太祖有此殊宠之三子之母，遂遭诸王所公嫉，而迫使殉。又夺阿济格之一小王，以益代善之子。又太宗自擅两旗，无可分给，而暂缺其一。迨取之阿敏以予济尔哈朗，始具四小王之数。实则入诸王手者，已止有五旗；所谓下五旗，其中已无原来旗主。供朝廷随意分封者，两旗镶白、正蓝；有原来旗主者，三旗。又分天命间原属大王之旗，止有一旗正红，子孙众多，逐渐分封，世袭罔替之王乃居其二礼亲王、克勤郡王，其余郡王、贝勒，随世递降者不计。倘亦汉众建诸侯而小其力之意。天命后，原属小王之旗，则有二旗：一由原主获罪递嬗而来镶蓝之济尔哈朗，一由不遵太祖遗属，别授充数镶红之岳托，其权源本不强固，故皆有随时封入之王贝勒，而镶红为尤甚。盖旗主之武力已减削无余，各旗自有固山额真，为天子任命之旗主，非宗藩世及之旗主。宗藩受封于旗，乃养尊处优之地，旗之行政，天子之吏掌之，则不啻有庳之封也。亲贵虽或典兵，所指挥者，非有自主之本旗，特假天潢之重，以临禁旅之上，而镇摄后来归顺之杂军，所谓八旗皆朝廷之所运用。天子特于六卿兵部之外，自为一积世之军阀，而亲贵则皆不得分焉。此清代特殊之养威居重之地也。旗主清散而禁旅归公，威棱所由极盛，旗人堕落而异军特起，种族所以渐衰，此一代兴亡之大数也。
顺康间，八旗之武力已为国家所统一，而亲王之体制，乃因从前八和硕贝勒之平行，对国家犹存各臣所属之旧，此已无碍于立国之大计。故圣祖临御甚久，尚无革除之意。至世宗因嗣统不无取巧，诸王间不尽诚服，而诸王各有臣属，视各忠其主为祖宗定制。此本八固山以来，太祖设定特殊之纲纪，旗员中有视为天经地义者。世宗于诸王，束缚驰骤，呵谴诛戮，诸王所饮恨，所属亦间与同抱不平，此为高宗以来绝无之事。盖经世宗朝之铲削芟夷，乃始全一人威福之柄。诸王之帖服，与朝士至无交往之自由。八固山对抗朝廷之习，可谓无余。而宗室与士大夫间，隔绝气类，积数十年，衣帛食粟，养尊处优，尽为尸居余气，种族益不可沟通，行能益无从比较，是为满人衰亡之渐。
至八旗之效用，在清代实亦有得力之处。能将军阀熔化于其中，无立时裁兵之棘手，而使习斗之兵，积悍之将，安插能满其意。用封建之法，而势力甚微，享用却甚可恃。且部曲不必尽散，包容于旗制之中，其世袭皆以佐领为单位，得一部人即编一佐领。其始于女真各部，其后推之蒙古汉人，至其不足成旗，而但能设佐领者，若俄罗斯佐领，若高丽佐领，皆以安其俘获投顺之人。苟非其遗丁自就衰微，清廷实能长守封建之信，故人亦安之。
蒙古之编为八旗也，其大宗为两次征服所得之众：一为喀尔喀部，二为察哈尔部。此皆兵力所取。其不劳兵力而来附者，则与为盟好，谓之藩部，不收编其入，不设官治其土地也。蒙旗人亦较少。满汉军旗，每旗五参领，蒙旗每旗止左右二参领，此其大概也。
汉军编在招徕汉人之时。至入主汉土，则旧兵还为地方之兵，别其旗色于八旗之外，谓之绿旗，其兵即曰绿营。而明季宿将之有选锋者，巨寇之有死党者，不可使之散在一地为患，则以八旗之制编之，使分得满洲豢养之利，此清初偃武修文之根本法也。《圣武记》谓，汉军旧名乌真超哈，乃满洲八旗附属之汉人，自尚、耿、孔携来大军，乃编为天祐、天助二军，遂附益之而成汉军八旗。《清史稿·兵志》亦因此说，其实不尽合事实。当其为天祐、天助等军名，即是未能变更其组织而消化其界限。至三藩既平，而后就其力屈受编者，编为汉军。惟吴三桂所部、除散其裹胁外，悉发边远充军，不编佐领，则以罪人待之。昔在黑龙江，闻台站之军，役皆吴三桂旧部之子孙，当可信也。盖观汉军各佐领中，尚、耿、孔三家皆有，独无吴后，知必另有安插矣。
汉人在满洲军中自成为牛录者，名乌真超哈。天聪七年始编为一旗，前已据《贰臣·马光远传》考定之矣。至《八旗通志》叙汉军缘起，特从崇德二年始，各官书亦从此始。此特由一旗分为二旗之始。既曰一旗，则在满洲八旗中分出为旗，不可不明其始也。而各书不能言之。幸有《马光远传》可据。其自崇德二年以后之演变，及清初军事大定以后之措置，清之所以能收拾全国，使数十年纵横之兵匪得告安谧，于汉军之编制，实有关系。惟编制八旗，分设佐领，自赖有满洲八旗为之根柢。组成汉军八旗以后，又赖有满洲八旗镇压而率领之，故能追随于宿卫之列，听调于驻防之令。前有躐取官禄之阶，后有长养子孙之计。武夫悍卒不散为游手无业之徒，非扰乱无谋生之地，此八旗制之大成就也。三藩以后，赖此而定；中叶用兵，不甚添募，不觉安插之苦。至咸同军兴，旧兵不可用，清所恃为武力中坚之八旗，尽不可用，于是兵尽召募。事平以后，无旧安插法可用，裁者为会党，觅食于游手之中；存者亦为骈枝，糜饷于旧额之外。故有兵事时，兵尚得将而可用，无兵事以后，兵乃被裁而无可消纳，终致一决而不可收拾也，明之开国，纳兵于卫所。清之开国，纳兵于八旗。今后已见拥兵之多，未定纳兵之计。论者欲纳之于地利实业，是诚然矣。国土日蹙而地利微，民生日凋而实业尽，旋乾转坤，在当国者刻苦以持己，为国民塞已漏之卮；诚恳于便民，为国民扶仅存之力，无不可救之危局。危局挽而消兵之策行其中，此鉴往以知来之事也。
（孟森）
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
一
本讲所叙述，是以1644年清朝兴起的时候为中心，上溯二十年，下衍八十年，约自1624至1724凡百年间中国思想界大概形势及其重要人物。
为欲令诸君明了思想来源起见，先将二千余年来思想界历史分六期简单说说。
第一期——纪前551至纪前222。自孔子生年起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止，这个期内，中国内部民族统一完成，各地方文化发展，而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其时思想极自由活泼，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大思想家相继出生，实为古代思想界最有光辉的时代。
第二期——纪前221至纪后219。这个期包含秦汉两朝。那时政治的统一完全告成，中央政府的势力，东至高丽，南至安南，西至新疆，政治上有许多新建设。思想界则经过怒湍壮澜之后回复到平流的样子，专对于从前学者的发明做整理工夫，又因政治的统一延到思想的统一，全学界殆为儒家思想所独占。
第三期——220至589。这个期内，名为三国南北朝期，政治势力分裂，民族移转大混乱。西北方蛮族，入到中原文化最高的地方，渐渐同化。中原文化最高的人迁到南方去，把大江以南文化较低的地方加工开发，那时的思想界，因为政治扰攘的影响，全部带厌世色彩。初期道家言盛行，佛教则前期之末已经输入，到本期发展极猛速而极溥徧，故思想界亦呈分裂混杂的状态。
第四期——590至959。这个期包含隋唐及五代，而以唐为中心。那时第二次民族统一告成，政府势力伟大，北至内外蒙古及西伯利亚之一部，西至西土耳其斯坦，南至北中印度，都以“半藩属”的状态受长安政府之支配或监督。思想界则一方面因南北统一政象安宁，得迅速的进步，一方面因和西方交通频繁，中亚细亚及印度之精神物质的文化次第输入，所以文学美术音乐工艺都发达得极其灿烂，哲学界则佛学各宗派都在这时候完成，儒学亦继续汉代的整理事业，到期末的百余年间，因文化烂熟的结果，发生毛病，延及社会之腐浊政治之混乱，至五代时，这一期的文明，遂陷于破产状态。
第五期——961至1643。这个期包含宋元明三朝，那时东北方新兴的野蛮民族——契丹、女真、蒙古、满州接二连三侵入，给我们的文化以很多的胁迫和蹂躏。内中蒙古人尤与别的蛮族不同，“拒同化”的力量颇不小，他们统治中国九十多年，我们的文化受不少的损失。那时候的思想界，全部分精力耗费在新哲学之建设上头，这一派的新哲学，是努力将印度思想和中国固有思想相调和，他们自己标一个名叫做“理学”。——专从“形而上”方面探求宇宙和人生的原理，所以叫做理学。理学发生的动机，一方面因为前期物质文明，末流发生了毛病，惹起反动，所以走到收敛内观那条路去，一方面因为佛教的潜势力很大，儒者都受他影响，不知不觉便熔化成一个新派。
理学界重要人物，前有程颐、朱熹、陆九渊，后有王守仁。因此又分程朱和陆王两支派，程朱派带中国固有思想的成分还较多，陆王派便更和印度思想接近了。自理学兴后，唐以前许多文化事业都很受打击，再加以那种八股考试制度，把学界的活气越发腐蚀了。
第六期——1644至今日。自清朝建号那年起，这个期内，满洲人仅治中国二百七十多年，但满洲人不久便完全同化了，所以和蒙古时代有点不同，文化不惟没有受蹂躏，而且因政治统一社会比较安宁的缘故，各种事业都很有进步。思想界方面，因前期理学末流发生毛病，惹起反动，于是一反前期向内的学风，专从事于客观的硏究考察。把第一期到第四期许多学问都复活转来。又因为和欧洲交通大开的缘故，陆续受外来思想影响，造成一种新学风，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有许多地方相像。
二
本讲所要讲的是最后那一期——第六期。
这一期的思想界情形很复杂——方面很多，不能全讲，专讲他“黎明时代”的运动。
这一期，若依政治的区划，是应该从1644年起的，但文化史的年代，照例要比政治史先走一步，所以本讲所讲的黎明时代提前二三十年，大约和欧洲的十七世纪相当。
想知道这个黎明时代思想界变迁之动机，要注意那时候“时代背景”如下四点。
第一点 就是前段所讲的“理学运动”。因为在前期末年，理学中之陆王学派，几乎独占了全学界。依我看，这一派的好处本来很多，但是到了末流，讲得太玄妙了，随声附和的人也太放纵了，当然要引起一般人的厌倦和攻击，所以反动的结果，学风全趋向客观的或实践的。
第二点 那时候有外界的一桩重大事件，是耶稣会教士之东来。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等辈先后入中国，他们除传教之外，翻译了许多数学、几何、天文、地理、心理、论理各科书籍，所以那时候思想界很受刺激，和佛学初进来时有点相像。
第三点 中国的学者，向来什有九都和政治有关系，这种关系每每妨碍思想之独立，最少也分减了硏究的岁月和精神。清初因为满洲人初进来，统治者非我族类，第一流学者对于他们，或采积极的反抗态度，或采消极的“不合作”态度，这些学者，都对于当时的政治不肯插手，全部精力都注在改良学风作将来预备，所以有许多新颖思想自由发挥，而且因积久研究的结果，有许多新发明。
第四点 那时候的康熙帝，真算得不世出之英主，他在位六十一年（1662至1722）和法国的路易十四，俄国的大彼得同时，性质和他们大略相类，所成就的事业还在他们之上。他即位初年，虽国内有点兵乱，后头四十多年，却是历史上少见的太平时代，因为社会安谧，学者得有从容为学之余裕，康熙帝虽是满洲人，但他同化于中国最早，人又极聪明，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和欧洲新输入的文化都有相当的了解，而且极力提倡。有这样一个人做一国的主权者，自然能令思想界发生好影响。
三
在这时代背景之下，自然会产生出有特色有价值的学问。今将这期内各派学术的代表人物列举如下：
（一）黄道周和刘宗周 道周，福建人；宗周，浙江人。两位都是理学大师，都是1645年在南方举兵反抗满洲死的，他们虽然尊崇理学，却都带点修正色彩，道周提倡象数之学，用他自己的特别论理学推论事物。宗周对于实践道德学，最为切实谨严，这两位都是在前期的理学家中有他的新立场，人格的壮烈，尤令人敬仰。宗周门人最多，江浙间学者大半出其门，影响到后来尤大。
（二）孙奇逢和李 奇逢，直隶人，1584生1675卒。，陕西人，1627生1705卒。两位都是陆王派的理学家，但他们都注重实践，少谈玄理，可以说是儒家的“清教徒。”奇逢是一位有侠气能任事的人。明末满洲兵进关，残破了许多州县，他以一书生纠合人守城，竟把满洲兵打退，后来他避乱跑到山里头，许多人跟着他去，他便给这些人立了许多组织成一个小政府样子，又用学问来教训他们，成就许多人才。李的学风，最为“平民的”。他常说不识字也可以做圣贤，两位都是北方讲学大师，孙奇逢年寿最高，九十二岁，影响尤大。以上四个人，都是前期学派的结束。
（三）顾炎武和王夫之 炎武，江苏人，1613生1682卒。夫之，湖南人，1619生1692卒。两位当少年时候，都做过反抗满洲的政治运动，到事无可为，才做一个纯粹的学者。炎武，公认为清学开山第一大师，各门学问，都由他提倡出来。他说除却经学没有理学，他说做学问的目的全在经世致用，他对于经学、史学、地理学、音韵学、金石学都有极精审的著作，他的著作，都用客观的归纳硏究，给后人留下许多方法。
夫之学问之博，和炎武不相上下，但他对于哲学有独创的见解，向来哲学家，大抵都是专凭冥想，高谈宇宙原理，夫之所注重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能知有宇宙？”“知识的来源在那里？”“知识怎么样才算正确？”他以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别的话都是空的，这种讲哲学法，欧洲是康德以后才有的，夫之生在康德前一百年，却在东方倡此论了。
（四）黄宗羲和朱之瑜 两位都是浙江人，和明朝大儒王守仁同县，宗羲1610生，1695卒，之瑜1600生，1682卒，两位早年都是反抗满洲最激烈的人，宗羲被政府画起相片指名捕拿前后十一次，之瑜亡命到日本、安南、暹罗等处，仍常常秘密入内地，到处运动，前后经过十七八年，他们的政治活动才停止。宗羲是刘宗周第一门生，讲陆王派理学，但他最长于历史，著了一部《宋元学案》，一部《明儒学案》，把七百年理学家的人物和学说很详慎的来叙述，很公正的来批评。两书合共一百六十二卷，《宋元学案》有一部分是后人续的，在全世界著作界中，关于哲学史的著述，恐怕没有比他更早比他更详赡的了。他还有一部怪书叫做《明夷待访录》，这部书是说他的政治理想，极力排斥君主专制政体，提倡民权，这部书1662年出版，比法国卢骚的《民约论》早一百年，这种眼光，在十七世纪时候真是不容易得了。
朱之瑜学风，和黄宗羲不同，他是排斥陆王派理学的，他不喜谈玄，专求实践，他政治运动失败之后，亡命日本，发誓非到满洲推翻之后不回国，他的伟大人格，渐渐为日本人所认识，那时候日本宰相——事实上全国主权者德川光国十分敬礼他，尊他为国师，他很热心教导日本人，日本近二百年的文化，最少有一半由他造成，这是日本史家人人公认的事实。
（五）颜元和李塨 他们两位是师弟，都是直隶人，颜元1635生，1704卒，李塨1659生，1733卒，他们是思想界的大炸弹，于汉以后二千年所有学问一切否认，他们排斥注释古书，排斥读书，排斥静坐冥想，排斥开堂讲说，他们以为学问不是从书本能得的，不是空想能得的，不是听人讲演能得的，比方你想认得北京的路，凭你把《北京指南》念得烂熟也不中用，日日听人说路程方向也不中用，除非你亲自跑一趟街而且天天跑。总而言之，他们以为凡有智识都从经验得来，所以除却实地练习外，没有法儿得着学问。他们对于学问的评价，专以有无效率为标准，凡无益于国家社会或个人身心修养的，一概不认为学问，他们的教育，专主张发展个性说。“断没有一个药方能医好各种病，断没有一个教法能教好每种人。”说：“一个人想兼备众长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想把全社会的人在同一个模型铸出来，这种教育政策是很有害的。”总括起来，他们的学说，和现代詹姆士、杜威等所倡之“唯用主义”十二分相像，不过他们所说早二百多年罢了。
（六）徐光启和宋长庚 两位都是三百年前科学大家。光启，江苏人，1633年卒，他是头一位翻译欧文书籍的人，他译的《几何原本》在古今翻译界中，总算第一流作品。他对于数学、天文学、论理学都有很深的修养。自己著书不少，上海徐家汇的天主堂和图书馆，是他把自己住宅及藏书捐出来创办的，到今日还是继续他的事业，越发巩固光大。
长庚，江西人，生卒年无考，大概1650年还生存。他是一位工业科学家，著有《天工开物》一书，用科学方法硏究食物、衣服、器用以及冶金、制械、丹青、珠玉之原料工作，绘图贴说，详确明备，三百年前讲工业天产的著作如此详明者，全世界中怕没有第二部。
（七）王锡阐和梅文鼎 两位都是初期数学家。锡阐，江苏人，1682年卒。文鼎，江西人，1721年卒。他们都是把那时欧洲新输入的天文学、数学硏究得十分透彻，自己更发明许多新法，补西法所不及或订正他的错误，锡阐年寿短，著述较少，但他的《晓庵新法》在天文学上实有千古不磨的价値。文鼎寿八十九，著书八十余种，中外著作家如此精勤博大者，实在少见。
（八）徐宏祖和顾祖禹两位是大地理家，都是江苏人，宏祖1585年生，1640年卒。祖禹1680年卒，宏祖是一位探险大家，单身步行，把全个中国都走遍了，云南四川的边界，向来是一个“秘密窟”。没有人走过，旧地理书所讲纯是捕风捉影。宏祖每游一地，先审视山脉如何去来，水道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支节捜讨，澜沧江、金沙江、南北盘江的发源，向来没有人到过，经宏祖实地踏勘，然后南部各水的源流始行清晰。他所著《徐霞客游记》，实一部破天荒的地理书。
祖禹的地理学，是把地理和历史合拢起来硏究的，他一生也只著有一部书曰《读史方舆纪要》，这部书却是从二十九岁起到五十岁没有一天停工才始做成。这部书把全国山川形势说得了如指掌，对于军事地理方面尤为详尽。
（九）万斯同和戴名世 两位都是大史学家。斯同，浙江人，1702年卒。名世，安徽人，1713年卒，斯同是黄宗羲的门生，著有《明史》稿五百卷，现在“二十四史”里头的明史，就是用他的底稿，其他关于史学的著作还很多，名世也是要独力私著一部《明史》，因为著作里头犯了满洲朝廷忌讳，政府把他杀死，连许多史稿也烧了，但他所论作史方法的文章，还流传下来，是永远有价值的。
（十）方以智和刘献廷两位都是创造新字母的人。以智，安徽人，大概1670年还生存，他反抗满洲，跟着明朝最末的一位皇帝在云南地方十几年，他是近代研究中国文字学的头一个人，专从发音上硏究，把历代话语的变迁和各地方方音之变迁，都研究出许多原则来，他主张仿欧洲的拼音文字造出一种新字母来替代汉字。献廷，北京人，1648年生，1695年卒，他没有看见以智的书，却是和他一样见解，也造有一副新字母，他的学问方面很多，历史、地理尤其专长。
（十一）德清和智旭 两位都是浙江的和尙。德清1623年卒，智旭1655年卒，前一期的佛教徒，纯属“禅宗”一派，什么经典都不硏究，专讲顿悟，有些假讬的人连一切戒律都破掉了，弄得佛教很腐败，他两位提倡“浮士宗”。算是佛门下的“清教徒”。又注重研究经典，把许多部重要佛书都注释一番，替本期佛教开一新局面。
（十二）孔尚任和曹雪芹 两位都是大文学家。尚任，山东人，孔子后裔，他著有一部历史剧，名曰《桃花扇》，共四十幕，专叙明末南京情事，极悲壮，极哀艳。雪芹，北京人，著有一部空前绝后的好好小说，名曰《红楼梦》，通共一百二十回，写一对青年男女因为婚姻不自由而牺牲性命的，带着描写满洲阔人社会生活状况，曲折尽致，因为他文章太好了，二百余年，成了人人共读的作品。
以上所讲十二类二十四个人，大概可以代表那时候思想界的全部了，其余各方面人物尚多，不能全述，依我看，这一百年是我们学术史最有价值时代，除却第一期——孔孟生时，像是没有别个时代比得上他。
四
以上所讲，是第六期三百年间第一个一百年的思想界状况，后二百年，都是从此演生出来。
第二个一百年，因为满洲政府压制思想自由，把许多学派都压住了，学者专向考证古典方面做工作，但都是应用先辈的硏究方法，把中国旧文献整理出来的不少，这种工作的价值是永远存在的。
第三个一百年的末期——即最近三十年间，把第一个一百年的思想全部复活，头一件，他们消极的和满洲人不合作的态度，到这时候变为积极的，卒至推翻清朝，建设民国，第二件，他们的学问种类和做学问方法，因为欧洲文化输入重新发生光彩，越发向上进。
现在又是第七期的黎明时代了，我希望我们黎明运动的成绩，比先辈更胜一筹。
（梁启超）
中西初期的交涉
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中国自有信史以来，环境可说未曾大变。北方的游牧民族，凭恃武力，侵入我国的疆域之内是有的，但因其文化较低，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他还不得不弃其生活方式而从我，所以经过若干年之后，即为我们所同化。当其未同化之时，因其人数甚少，其暴横和掠夺，也是有一个限度的，而且为时不能甚久。所以我们未曾认为是极大的问题，而根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应之。至于外国的文明，输入中国的，亦非无有。其中最亲切的，自然是印度的宗教。次之则是希腊文明，播布于东方的，从中国陆路和西域交通，海路和西南洋交通以后，即有输入。其后大食的文明，输入中国的亦不少。但宗教究竟是上层建筑，生活的基础不变，说一种宗教，对于全社会真会有什么大影响，是不确的。所以佛教输入中国之后，并未能使中国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的本身，倒起了变化，以适应我们的生活了。其余的文明，无论其为物质的、精神的，对社会上所生的影响，更其“其细已甚”。所以中国虽然不断和外界接触，而其所受的外来的影响甚微。至近代欧西的文明，乃能改变生活的基础，而使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彻底起一个变化，我们应付的困难，就从此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这个大变化上。
西人的东来，有海陆两路，而海路又分两路：（一）自大西洋向东行，于公元1516年绕过好望角，自此而至南洋、印度及中国。（二）自大西洋向西行，于1492年发见美洲，1519年环绕地球，其事都在明武宗之世。初期在海上占势力的是西、葡，后来英、荷继起，势力反驾乎其上。但其在中国，因葡萄牙人独占了澳门之故，势力仍能凌驾各国，这是明末的情形。清初，因与荷兰人有夹攻台湾郑氏之约，许其商船八年一到广东，然其势力，亦远非葡萄牙之敌。我们试将较旧的书翻阅，说及当时所谓洋务时，总是把“通商传教”四字并举的。的确，我们初期和西洋人的接触，不外乎这两件事。通商本两利之道，但这时候的输出入品，还带有奢侈性质，并非全国人所必需，而世世西人的东来，我们却自始对他存着畏忌的心理。这是为什么呢？其（一）中国在军事上，是畏恶海盗的。因为从前的航海之术不精，对海盗不易倾覆其根据地，甚而至于不能发见其根据地。（二）中国虽发明火药，却未能制成近世的枪炮。近世的枪炮，实在是西人制成的，而其船舶亦较我们的船舶为高大，军事上有不敌之势。（三）西人东来的，自然都是些冒险家，不免有暴横的行为。而因传教，更增加了中国畏忌的心理。近代基督教的传布于东方，是由耶稣会Jesuit开始的。其教徒利玛窦，Matteo Ricci以1581年始至澳门，时为明神宗万历五年。后入北京朝献，神宗许其建立天主堂。当时基督教士的传教，是以科学为先驱；而且顺从中国的风俗，不禁华人祭天、祭祖、崇拜孔子的。于是在中国的反应，发生两派：其（一）如徐光启、李之藻等，服膺其科学，因而亦信仰其宗教。其（二）则如清初的杨光先等，正因其人学艺之精，传教的热烈，而格外引起其猜忌之心。在当时，科学的价值，不易为一般人所认识，后一派的见解，自然容易得势。但是输入外国的文明，在中国亦由来已久了。在当时，即以历法疏舛，旧有的回回历法，不如西洋历法之精，已足使中国人引用教士，何况和满洲人战争甚烈，需要教士制造枪炮呢？所以1616年，基督教一度被禁止传播后，到1621年，即因命教士制造枪炮而复解禁。后更引用其人于历局。清初，汤若望Joannes Adams Schallvon Bell亦因历法而被任用。圣祖初年，为杨光先所攻击，一时失势。其后卒因旧法的疏舛，而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复见任用。圣祖是颇有科学上的兴趣的。在位时引用教士颇多。然他对于西洋人，根本上仍存着一种畏恶的心理。所以在他御制的文集里，曾说“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这在当时的情势下，亦是无怪其然的。在中国一方面，本有这种心理潜伏着，而在西方，适又有别一派教士，攻击利玛窦一派于教皇，说他们卖教求荣，容许中国的教徒崇拜偶像。于是教皇派多罗（Tourmon）到中国来禁止。这在当时的中国，如何能说得明白？于是圣祖大怒，将多罗押还澳门，令葡萄牙人看管，而令教士不守利玛窦遗法的都退出。教皇仍不变其主张，且处不从令的教士以破门之罚。教士传教中国者，遂不复能顺从中国人的习惯，此亦为中西隔阂之一因。至1717年，碣石镇总兵陈昂说：“天主教在各省开堂聚众，广州城内外尤多，恐滋事端，请严旧例严禁”，许之。1723年，闽浙总督满保请除送京效力人员外，概行安置澳门；各省天主堂，一律改为公廨；亦许之。基督教自此遂被禁止传布。然其徒之秘密传布如故。中国社会上，本有一种所谓邪教，其内容仅得之于传说，是十分离奇的，以此观之，知历来所谓邪教者的传说，亦必多诬蔑之辞。至此，遂将其都附会到基督教身上去；再加以后来战败的耻辱，因战败而准许传教，有以兵力强迫传布的嫌疑；遂伏下了几十年教案之根。至于通商，在当时从政治上看起来，并没有维持的必要。既有畏恶外人的心理，就禁绝了，也未为不可的。但这是从推理上立说，事实上，一件事情的措置，总是受有实力的人的意见支配的。当时的通商，虽于国计民生无大关系，而在官和商，则都是大利之所在，如何肯禁止？既以其为私利所在而保存之，自然对于外人，不肯不剥削，就伏下了后来五口通商的祸根。海路的交通，在初期，不过是通商传教的关系，至陆路则自始即有政治关系。北方的侵略者，乃蒙古高原的民族，而非西伯利亚的民族，这是几千年以来，历史上持续不变的形势。但到近代欧洲的势力向外发展时，其情形也就变了。15世纪末叶，俄人脱离蒙古的羁绊而自立。其时可萨克族又附俄，Kazak，即哥萨克。为之东略。于是西伯利亚的广土，次第被占。至明末，遂达鄂霍次克海。骚扰且及于黑龙江。清初因国内未平，无暇顾及外攘。至三藩既平，圣祖乃对外用兵。其结果，乃有1688年的《尼布楚条约》。订定西以额尔古讷河，东自格尔必齐河以东，以外兴安岭为界。俄商得三年一至京师。此约俄人认为系用兵力迫胁而成，心怀不服，而中国对边陲，又不能实力经营，遂伏下咸丰时戊午、庚申两约的祸根。当《尼布楚条约》签订时，中、俄的边界问题，还只限于东北方面。其后外蒙古归降中国，前此外蒙古对清，虽曾通商，实仅羁縻而已。于是俄、蒙的界务，亦成为中、俄的界务。乃有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规定额尔古讷河以西的边界，至沙宾达巴哈为止。自此以西，仍属未定之界。至1755、1759两年，中国次第平定准部回部，西北和俄国接界处尤多，其界线问题，亦延至咸丰时方才解决。
近代欧人的到广东来求通商，事在1516年，下距五口通商时，业经300余年了。但在五口通商以前，中国讫未觉得其处于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中，还是一守其闭关独立之旧。清开海禁，事在1685年。于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设关四处。其后宁波的通商，移于定海，而贸易最盛于广东。当时在中国方面，贸易之权，操于公行之手，剥削外人颇深。外人心抱不平，乃舍粤西趋浙。1758年，清高宗又命把浙海关封闭，驱归广东。于是外人之不平更甚。英国曾于1792、1810年两次派遣使臣到中国，要求改良通商办法，均未获结果。其时中国官吏并不能管理外人，把其事都交给公行。官吏和外人的交涉，一切都系间接。自1781年以后，英国在中国的贸易，为东印度公司所专。其代理人，中国谓之大班，一切交涉，都是和他办的。1834年，公司的专利权被废止。中国说散商不便制驭，传令其再派大班。英人先后派商务监督和领事前来中国都仍认为是大班，官厅不肯和他平等交涉。适会鸦片输入太甚，因输出入不相抵，银之输出甚多。银在清朝是用为货币的，银荒既甚，财政首受其影响。遂有1839年林则徐的烧烟。中、英因此酿成战衅。其结果，于1842年在南京订立条约。中国割香港，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废除行商。中、英两国官员，规定了交际礼节。于是前此以天朝自居，英国人在陆上无根据地，及贸易上的制限都除去了。英约定后，法、美、瑞典，遂亦相继和中国立约。惟俄人仍不许在海口通商。中西积久的隔阂，自非用兵力迫胁，可以解除于一时。于是又有1857年的冲突。广州失陷，延及京、津。清文宗为之出奔热河。其结果，乃有1858年和1860年《天津》、《北京》两条约。此即所谓咸丰戊午、庚申之役。此两次的英、法条约，系将五口通商以后外人所得的权利，作一个总结束的。领事裁判，关税协定，内地通商及游历、传教，外国派遣使臣，都在此两约中规定。美国的《天津条约》，虽在平和中交换，然因各约都有最惠国条款，所以英、法所享的权利，美国亦不烦一兵而得享之。至于俄国，则自19世纪以还，渐以实力经营东方。至1850年顷，黑龙江北之地，实际殆已尽为所据。至1858年，遂迫胁黑龙江将军奕山，订立《爱珲条约》，尽割黑龙江以北，而将乌苏里江以东之地，作为两国共管。1860年，又藉口调停英、法战事，再立《北京条约》，并割乌苏里江以东。而西北边界，应当如何分划，亦在此约中规定了一个大概。先是伊犁和塔尔巴哈台方面，已许俄国通商，至是再开喀什噶尔，而海口通商及传教之权，亦与各国一律。而且规定俄人得由恰克图经库伦、张家口进京。京城和恰克图间的公文，得由台站行走。于是蒙古、新疆的门户，亦洞开了。总而言之：自1838年林则徐被派到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起，至1860年各国订立《北京条约》为止，中国初期与外国交涉的问题，告一结束。其所涉及的，为：（一）西人得在海口通商，（二）赴内地通商、游历、传教，（三）税则，（四）审判，（五）沿海航行，（六）中、俄陆路通商，及（七）边界等问题。
（吕思勉）
太平军成败及清之兴衰关系
洪秀全举事无成，既经官军戡定，一切记述，自多丑诋。然改元易服，建号定都，用兵十余省，据守百余城，南北交争，居然敌国，论者以为必有致此之道。于是求辑太平天国事实者甚夥。所得之遗文断简，乃无非浅陋之迷信，不足以自欺而偏欲以欺人。孩稚学语之文，拘忌舛改之字，无有足以达政治之理想，动民众之观听者。则所谓马上得之马上治之，纵有戡乱之具，终无济治之能者也。其戡乱之具，第一能军，官书所载，反有可观，但须省其丑诋之词耳。其次以军法部勒民事，颇与三代寓兵于农暗合，但未能于民事有所究心。民政非如军政，一定制即可收效。至其颓败，则李秀成被获后之口供，颇有可采。
秀成亦籍粤西，与陈玉成皆为太平之后起用事者。咸丰三年，陷金陵，定为都，大封拜。时固未有秀成与玉成也。玉成有叔承，为金田起时旧目。玉成以幼故，未任战事。至咸丰四年，向荣军方驻攻金陵，太平诸将四出图解围，乃有玉成上犯武汉，秀成与其从弟侍贤犯江西福建之举。是时玉成为十八指挥，秀成为二十指挥，盖偏裨耳。六年，金陵内乱，杨秀清、韦昌辉相戕俱毙，萧朝贵、冯云山、洪大全俱早被擒杀，石达开又自离，秀成与玉成始用事，支柱太平军事最勤且久。玉成尚前死于苗练，秀成则金陵破后，手絜幼主出城，而后就获。盖以马与幼主，己则恃乡民相怜，匿民家图观望，为萧孚泗亲兵王三清所搜得，此亲兵旋为乡民捉而杀之，投诸水以为秀成报怨。其能结人心如是。既入囚笼，次日又擒松王陈德风，见秀成犹长跪请安，其能服将士如是。国藩因此二事，不敢解京，讯得秀成亲供四万余字，即以七月初六日斩之。当时随折奏报之亲供，相传已为国藩删削，今真本尚在曾氏后人手，未肯问世。或其中有劝国藩勿忘种族之见，乘清之无能为，为汉族谋光复耶？闻亲供原稿尚存之说甚确，今但能就已行世者节采，稍证太平军自伐自亡之故。
咸丰九年十二月，玉成自江浦回援安庆，秀成独屯浦口。时金陵困急，援兵皆不至，秀成以玉成兵最强，请加封王号寄阃外。秀全乃封玉成英王，赐八方黄金印，便宜行事。玉成虽专阃寄，然威信远不如秀成，无遵调者。李世忠者，本天长捻首，名兆受，或作昭寿，上年以城降清，授以参将，屯近浦口，致书秀成，言：“君智谋勇功，何事不如玉成？今玉成已王，君尚为将，秀全愦愦可知。吾始反正，清帝优礼有加。君雄才，胡郁郁久居人下？盍从我游。”太平朝内官兵部尚书莫仕葵，以勘军至秀成营，书落其手，大惊，示秀成。秀成曰：“臣不事二君，犹女不更二夫。昭寿自为不义，乃欲陷人！”仕葵曰：“吾知公久矣。”乃代奏之。秀全命封江阻秀成兵，并遣其母妻出居北岸，止其南渡。仕葵曰：“如此则大事去矣。”偕蒙得恩、林绍璋、李春发入宫劝谏，曰：“昭寿为敌行间，奈何堕其计，自坏长城？京师一线之路，赖秀成障之。玉成总军数月，不能调一军，其效可睹矣。今宜优诏褒勉，以安其心。臣等愿以百口保之。”秀全遽召秀成入，慰之曰：“卿忠义，误信谣传，朕之过也。卿宜释怀，戮力王室。”即封为忠王荣千岁。太平自杨韦构杀，秀全以其兄弟仁发等主政，甥幼西王萧有和尤所倚任，以一将畜秀成，不与闻大计。至是晋爵为王，以秀全任己渐专，不料其疑己也。浦口当金陵咽喉要地，迫于清军，粮援又无措，南渡时见秀全问计，秀全语以事皆天父排定，奚烦计处，但与仁发等谋。留秀成助守金陵，秀成曰：“敌以长围困我，当谋救困。俱死无益。”乃袭浙江以分江南大营力，是为明年春杭州失陷之第一次。秀成为解金陵围计，弃杭州不守，而和春果奔命，以致败死。九年之末，秀全更大封诸王。当秀全初定金陵都，一切文武之制，悉由秀清手定，规模甚盛。正殿为龙凤殿，即朝堂。有议政议战大事，鸣钟击鼓，秀全即升座，张红，诸王，丞相两旁分坐，依官职顺列，诸将侍立于后。议毕，鸣钟伐鼓退朝，是为第一尊严之所。第二则说教台，每日午，秀全御此，衣黄龙袍，冠紫金冕，垂三十六旒，后有二侍者，持长旗，上书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台式圆，高五丈，阶百步。说教时，官民皆入听，有意见亦可登座陈说。文从左上，武从右上，士民由前后路直上，立有一定之位。第三则军政议事局，乃军事调遣、粮饷器械总登所。秀全自为元帅，东王为副元帅，北王、翼王为左右前军副元帅，六官左右副丞相为局中管理各科员，中分军马、军粮、军机、军衣、军帐、军船、军图、军俘、军事诸科。又有粮饷转运局、文书管理局、前锋告急局、接济局，皆属军政议事局内，以六官左右副丞相领之。其最尊者为军机会商局长，以东王领之。遇有战事，筹划一切，东王中坐，诸王丞相天将左右坐立，各手地图论形势，然后出师。秀清在日所定所行如此。
秀清为秀全所图，东、北两王同尽，冀王继东王领军机会商局长。冀王脱离去，秀成领之。后东入苏、杭，此局遂虚设。内讧以后，人心解体已久，秀全以不次超擢，冀安诸将心，自此几无人不王，转以王号摄行丞相、天将之职，各持一军，势不相下。可以调遣诸王者，秀成分拥东下之众，其与金陵犄角者，仅玉成一人在诸将上，能呼召救急。故八年以前，太平军攻守互用，八年以后，不过用攻以救守，遂至日危，以底于亡。十年闰三月，秀成、玉成既解金陵围，声势大张。秀全之旁，只有亲贵揽权嫉功，政事既不问，军中有功亦不及奖叙，只教人认实天情，升平自至。仁达、仁发嗾秀全下严诏饬秀成，限一月取苏、常。秀成果取之，遂以苏州为份地，不恒入朝矣。秀成踞苏，改北街吴氏复园为王府。入城十有一日，而后出示安民。后苏人习于秀成，盛称秀成不嗜杀，盖较之他被难区，尚为彼善于此。由苏入渐，势如破竹，而奉秀全命趣还江宁，令经营北路。秀成鉴林凤祥、李开芳之失，未敢轻举，而江西、湖北匪目具书来降，邀其上窜，自称有众十万备调遣，秀成允之，留陈坤书守苏州，自返江宁，请先赴上游，招集各股，再筹进止。秀全责其违令，秀成坚持不从，秀全亦无奈何，乃定取道皖南上犯江、鄂之计。方是时，秀成与江宁诸将领议曰：“曾国藩善用兵，非向、张比，将来再困天京必此人。若皖省能保，犹无虑。一旦有失，京城即受兵。应预谋多蓄粮为持久计。”秀全闻之，责秀成曰：“尔怕死！我天生真主，不待用兵而天下一统，何过虑！”秀成叹息而出，因与蒙得恩、林绍章等议，劝自王侯以下，凡有一命于朝者，各量力出家财，广购米谷储公仓，设官督理之。侯阙乏时，平价出粜，如均输故事，以为思患预防之计。洪仁发等相谓曰：“此亦一权利也。”说秀全用盐引牙帖之法，分上中下三等贩米，售帖即充枢府诸王禄秩，无须报解，稍提税入公，大半充洪氏诸王私槖。商贩无帖以粒米入城者，用私贩论罪。洪氏诸王擅售帖利，上帖售价贵至数千金。及贩至下关，验帖官皆仁发辈鹰犬，百端挑剔，任意勒索，商渐裹足。而异姓王侯因成本加重，米价昂，不愿多出资金，米粮反绝。秀成请废洪氏帖，秀全以诘仁发，仁发谓“恐奸商借贩米为名，私代清营传递消息。设非洪氏，谁能别其真伪。我兄弟辈苦心所以防奸，非罔利也”。秀全信之，置不问；秀成愤愤然去。及安庆围急，玉成赴救不利，分兵窜鄂，以图掣围师。秀成叹其误，谓湘军决不舍安庆，长江为官军水师所独擅，运道无梗，非后路所能牵掣，于昔时攻浙以误和春往救，遂陷江南大营者，敌之坚脆不同。后玉成卒败走死，秀成顿足叹无为助矣。金陵食粮，昔时江南、北皆有产米之地，太平军禁令严明，新得之土，民得耕种。江南米出芜湖金柱关，江北米出和州裕溪谷，皆会于金陵。自湘军逼攻，耕农已废，沿江各隘复尽失，不待合围，已足制其死命。军令既弛，营堑草率，无复旧规。封王至九十余人，各争雄长，败不相救。当时知无幸，献城归降者日多。至同治二年冬，苏州已为清军所复，秀成潜入江宁围城中，劝秀全出走，图再举。秀全侈然高座曰：“我奉天父、天兄命，为天下万国独立真主，天兵众多，何惧之有！”秀成又曰：“粮道已绝，饿死可立待。”秀全曰：“食天生甜露，自能救饥。”甜露，杂草也。秀全既恋巢，而诸王闻秀成谋回粤，后入党之湘、皖等籍者皆沮之，遂坐而待亡。城未下，秀全先自尽。幼主有从亡之臣，遗臣亦多并命不悔。失国之状，似尚较清末为优，则知清代之自域于种族之见，正自绝于华夏之邦也。
太平军事以前，清廷遇任何战役，皆不使汉人专阃寄。至烧烟一案，能却敌者皆汉臣，辱国者皆旗籍，然必谴立功之汉臣，以袒旗员。西人固无意于战，以利啖之即止，此固旗人所优为也。太平军则与清无两立之势，不用汉臣，无可收拾，始犹欲以赛尚阿充数，后已知难而退，一委湘军。间有能战数旗员，皆附属于曾、胡两师之下。若塔齐布为曾文正所手拔，固不必言；都兴阿用楚军，始能自立；多隆阿与湘军将领习处，得显其战绩；舒保为胡文忠所识拔，皆以旗员从汉将之后，乃始有功。惟官文职位较高，胡文忠极笼络之，使惟己之命是听，方不掣肘。金陵既下，文正且推使奏捷领衔，极保向来清廷重满轻汉故习，乃未几为文正弟忠襄所劾而去。文正能容此庸劣，忠襄竟不能忍，而朝命亦竟听之，尊汉卑满，前所未有。是满族气数已尽之明验也。乃事定之后，纵容旗人如故，保持旗习如故，无丝毫悔祸之心，清之亡所由不及旋踵。名为中兴，实已反满为汉，不悟则亡，其机决于此矣。
（孟森）
清朝的覆亡
自西力东侵，而中国人遭遇到旷古未有的变局。值旷古未有的变局，自必有非常的手段，然后足以应付之，此等手段，自非本来执掌政权的阶级所有，然则新机从何处发生呢？其（一）起自中等阶级，以旧有的文化为根柢的，是为戊戌维新。其（二）以流传于下级社会中固有的革命思想为渊源，采取西洋文化，而建立成一种方案的，则为辛亥革命。戊戌变法，康有为是其原动力。康有为的学问，是承袭清代经学家金文之学的余绪，而又融合佛学即宋、明理学而成的。（一）因为他能承受金文之学的“非常异义”，所以能和西洋的民主主义接近。（二）因为他能承受宋学家彻底改革的精神，所以他的论治，主于彻底改革，主张设治详密，反对向来“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的苟简放任政策。（三）主张以中坚阶级为政治的重心，则士大夫本应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有互相团结的精神。宋、明人的讲学颇有此种风概，入清以来，内鉴于讲学的流弊，外摄于异族的淫威，此等风气，久成过去了。康有为生当清代威力已衰，政令不复有力之时，到处都以讲学为事。他的门下，亦确有一班英多磊落之才。所以康有为的学问及行为，可以说是中国旧文化的复活。他当甲午战争前，即已上书言事。到乙未之岁，中、日议和的时候，他又联合入京会试的举人，上书主张迁都续战，因陈变法自强之计。书未得达，和议成后，他立强学会于北京，想联合士大夫，共谋救国。会被封禁，其弟子梁启超走上海，主持《时务报》旬刊，畅论变法自强之义。此报一出，风行海内，而变法维新，遂成为一时的舆论。康有为又上书两次。德占胶州湾时，又入京陈救急之计。于是康有为共上书五次，只一次得达。德宗阅之，颇以为然。岁戊戌，即1898年，遂擢用有为等以谋变法。康有为的宗旨，在于大变和速变。大变所以谋全盘的改革，速变则所以应事机而振精神。他以为变法的阻力，都是由于有权力的大臣，欲固其禄位之私，于是劝德宗勿去旧衙门，但设新差使。他以为如此即可减少阻力。但阻碍变法的，固非尽出于保存禄位之私；即以保存禄位论，权已去，利亦终不可保，此固不足以安其心。何况德宗和孝钦后素有嫌隙，德宗又向来无权，于是有戊戌的政变。政变以后，德宗被幽，有为走海外，立保皇党，以推翻孝钦后，扶德宗亲政相号召。然无拳无勇，复何能为？而孝钦后以欲捕康、梁不得；欲废德宗，又为公使所反对；迁怒及于外人。其后孝钦后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载漪因急欲其子正位。宗戚中亦有附和其事，冀立拥戴之功的。而极陈旧的，“只要中国人齐心，即可将外国人尽行逐去，回复到闭关时代之旧”的思想，尚未尽去。加以下层社会中人，身受教案切肤之痛，益以洋人之强惟在枪炮，而神力可以御枪炮之说，遂至酿成1900年间义和团之乱。亲贵及顽固大臣，因欲加以利用，乃有纵容其在京、津间杀教士，焚教堂，拆铁路，倒电杆，见新物则毁，见用洋货的人则杀的怪剧。并伪造外人的要求条件，以恐吓孝钦后，而迫其与各国同时宣战。意欲于乱中取利，废德宗而立溥儁。其结果，八国联军入京城，德宗及孝钦后走西安。1901年的合约，赔款至450兆。京城通至海口路上的炮台，尽行拆去。且许可各国于通路上驻兵。又划定使馆区域，许其自行治理、防守，权利之丧失既多，体面亦可谓丧失净尽了。是时东南诸督抚，和上海各领事订立互保之约，不奉北京的伪令。虽得将战祸范围缩小，然中央的命令，自此更不行于地方了。而黑龙江将军又贸然与俄人启衅，致东三省尽为俄人所占。各国与中国议和时，俄人说东山省系特别事件，不肯并入合约之中讨论，幸保完整的土地，仍有不免于破碎之势。庚子一役闯出的大祸如此。而孝钦后自回銮以后，排外变而为媚外；前此之力阻变革者，至此则变为貌行新政，以敷衍国民。宫廷之中，骄奢淫佚，朝廷之上，昏庸泄沓如故。满清政府至此，遂无可维持，而中国国民，乃不得不自起而谋政治的解决。
19世纪之末，瓜分之论，盛极一时。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氏John Hay乃通牒英、俄、法、德、意、日六国，提出门户开放主义。其内容为：（一）各国对于中国所获得的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域，或他项既得权利，彼此不相干涉。（二）各国范围内各港，对他国入港商品，都遵守中国现行海关税率，课税由中国征收。（三）各国范围内各港，对他国船舶所课入口税，不得较其本国船舶为高。铁路运费亦然。这无非要保全其在条约上既得的权利。即要保全条约上的权利，自然要联带而及于领土保全，因为领土设或变更，既成的条约，在该被变更的领土上，自然无效了。六国都覆牒承认。然在此时，俄国实为侵略者，逮东三省被占而均势之局寝破。此时英国方有事于南非，无暇顾及东方，乃和德国订约，申明门户开放、领土保全之旨。各国都无异议。惟俄人主张其适用限于英、德的势力范围。英国力持反对。德国和东方关系究竟较浅，就承认俄国人的主张了。于是英国觉得在东方要和俄国相抗，非有更强力的外援不可，乃有1902年的英、日同盟。俄国亦联合法国，发表宣言，说如因第三国的侵略或中国的扰乱，两国利益受到侵害时，应当协力防卫。这时候，日本对于我国的东北的利害，自然最为关切，然尚未敢贸然与俄国开战，乃有满、韩交换之论。大体上，日本承认俄国在东三省的权利，而俄国人承认日本在韩国的权利。而俄国人此时甚骄，并此尚不肯承认，其结果，及有1904年的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在美国的朴资茅斯，订立合约。俄人放弃在韩国的权利，割库页岛北纬五十度以南之地与日。除租借地外，两国在东三省的军队都撤退，将其地交还中国。在中国承认的条件下，将旅顺、大连湾转租与日，并将东省铁路支线，自长春以下，让给日本。清廷如何能不承认？乃和日本订立《会议东三省事宜协约》，除承认《朴资茅斯条约》中有关中国的款项外，并在三省开放商埠多处。军用的安奉铁路，许日人改为商用铁路。且许合资开采鸭绿江左岸材木。于是东北交涉的葛藤，纷纷继起，侵略者的资格，在此而不在彼了。当日、俄战争时，英国乘机派兵入藏，达赖出奔。英人和班禅立约，开江孜、噶大克为商埠。非经英国许可，西藏的土地不得租、卖给外国人。铁路、道路、电线、矿产不得许给外国或外国人。一切入款、银钱、货物，不得抵押给外国或外国人。一切事情，都不受外国干涉。亦不许外国派官驻扎和驻兵。中国得报大惊，然与英人交涉无效，不得已，乃于1906年，订立《英藏续约》，承认《英藏条约》为附约，但声明所谓外国或外国人者，不包括中国或中国人在内而止。在东北方面，中国拟借英款敷设新法铁路，日人指为南满铁路的平行线。东省铁路支线，俄人让给日本的，日人改其名为南满路。中国不得已作罢，但要求建造锦齐铁路时，日不反对。中国因欲借英、美的款项，将锦齐铁路延长至爱珲。日人又嗾使俄人出而反抗。于是美国人有满洲铁路中立的提议。其办法：系由各国共同借款给中国，由中国将东三省铁路赎回。在借款未还清前，由各国共同管理，禁止政治上、军事上的使用。议既出，日、俄两国均提出抗议。这时候，因英、美两国欲伸张势力于东北而无所成，其结果反促成日、俄的联合。两国因此订立协约，声明维持满洲现状，现状被迫时，彼此互相商议。据说此约别有密约。俄国承认日本并韩，而日本承认俄国在蒙、新方面的行动。此约立于1910年。果然，日本于其年即并韩，而俄人对蒙、新方面，亦于其明年提出强硬的要求，且用哀的美敦书迫胁中国承认了。
外力的冯陵，实为清季国民最关心的事项。清朝对于疆土的侵削，权利的丧失，既皆熟视而无可如何，且有许多自作孽的事情，以引进外力的深入。国民对于清政府，遂更无希望，且觉难于容忍。在庚子以前，还希冀清朝变法图强的，至庚子以后，则更无此念，激烈的主张革命，平和的也主张立宪，所要改革的，不是政务而是政体了。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是生于中国的南部，能承袭明季以来的民族革命思想，且能接受西方的民治主义的。他当1885年，即已决定颠覆清朝，创建民国。1892年在澳门立兴中会。其后漫游欧、美，复决定兼采民生主义，而三民主义，于是完成。自1892年以来，孙中山屡举革命之帜。其时所利用的武力，主要的为会党，次之则想运动防军。然防军思想多腐败，会党的思想和组织力亦嫌其不足用，是以屡举而无成。自戊戌政变以后，新机大启，中国人士赴外国留学者渐多，以地近费省之故，到日本去的尤夥。以对朝政的失望，革命、李宪之论，盛极一时。1905年，中山先生乃赴日本，将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革命团体至此，始有中流以上的人士参加。中山先生说：“我至此，才希望革命之事，可以及身见其有成。”中流以上的人士，直接行动的能力，虽似不如下层社会，然因其素居领导的地位，在宣传方面的力量，却和下层社会中人，相去不可以道里计，革命的思潮，不久就弥漫全国了。素主保皇的康有为，在此时，则仍主张君主立宪。其弟子梁启超，是历年办报，在言论界最有权威的，初主革命，后亦改从其师的主张，在所办的《新民丛报》内，发挥其意见，和同盟会所出的《民报》，互相辩论，于是立宪、革命成为政治上的两大潮流。因对于清朝的失望，即内外臣工中，亦有主张立宪的。日、俄战争而后，利用日以立宪而胜，俄以专制而败为口实，其议论一时尤盛。清朝这时候，自己是并无主张的。于是于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俟数年后，察看情形，以定实行的期限。人民仍不满足。1908年，下诏定实行立宪之期为9年。这一年冬天，德宗和孝钦后相继而死。德宗弟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立。年幼，载沣摄政，性甚昏庸。其弟载洵、载涛则恣意妄为。居政府首席的庆亲王奕劻，则老耄而好贿，政局更形黑暗。人民屡请即行立宪，不许。1910年，号称为国会预备的资政院，亦以为请，乃勉许缩短期限，于3年后设立国会。然以当时的政局，眼见得即使召集国会，亦无改善的希望，人民仍觉得灰心短气。而又因铁路国有问题，和人民大起冲突。此时的新军，其知识已非旧时军队之比；其纪律和战斗力自亦运较会党为强。因革命党人的热心运动，多有赞成革命的。1911年10月10日，即旧历辛亥八月十九日，革命军起事于武昌。清朝本无与立，在无事时，亲贵虽欲专权，至危急时，仍不得不起用袁世凯。袁世凯亦非有诚意扶持清朝的，清人力尽势穷，遂不得不于其明年即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退位。沦陷了268年的中华，至此光复；且将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一举而加以颠覆。自五口通商，我国民感觉时局的严重，奋起而图改革，至此不过70年，而有如此的大成就，其成功，亦不可谓之不速了。
（吕思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