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一、文学家还是著述家
作为教育家的许寿裳（1883—1948），已经日渐隐入历史深处；而作为章太炎弟子、鲁迅挚友的许寿裳，则仍然被广大读者所记忆。这自然是“立言”的结果——只要你稍微涉猎章太炎或鲁迅研究，就很难回避许先生所撰《章炳麟》（1945）、《鲁迅的思想与生活》（1947）、《亡友鲁迅印象记》（1947）、《我所认识的鲁迅》（1952）等。在这个意义上，说“许寿裳先生也是一位有成就的文学家”，或者称“许寿裳也是我国有影响的人物传记专家、作家”，也无不可。
不过，一般人所理解的“文学家”，大都是才情横溢、文采风流，与许先生的诚挚、笃实、平淡、自然，相去甚远。更何况，许先生不以驰骋想象见长，所撰多为“实录”性质的传记或回忆录。因此，称其为“著述家”，或许更稳妥些。那样的话，我们可以转化视角，在学术史上，而不是在文学史上讨论许先生的贡献。
去年逝世的鲁迅研究专家林辰先生，对许著《亡友鲁迅印象记》等赞不绝口，称其“是有关鲁迅的重要文献，而文笔醇朴，亲切动人，其本身也富有文学价值”；而近年活跃于学界及文坛的孙郁，对此也深有同感：“我读许氏的著作，深感其温和敦厚之气，内中有着质朴、纯正的风韵。许寿裳国学根底深，又通西学，故对鲁迅的感知，视界开阔，不拘于凡俗。虽然缺少哲人的目光，对鲁迅精神深广之处探颐有限，但对其人品、文风、境界的把握，独到深厚，非外人可及。”对于这些表彰许著的文字，我心有戚戚焉；只是谈到单靠这几本好书，能否“使许先生厕身于现代中国文学家之林而毫不逊色”，我始终有些犹豫。
说白了，我对于许寿裳先生的文学才华，其实是颇有怀疑的。与鲁迅、许寿裳交往甚多的孙伏园，曾用小说笔法，讲述许先生从事文学创作的逸事：
在东京求学时代，鲁迅先生兄弟与许先生同居一处，许先生于学术研究之余，亦颇有志于创作。一夕，他对鲁迅先生说，今晚一定要创作了。鲁迅先生见他亲自到西洋料理店去买了点心来，而且亲自准备咖啡，鲁迅先生兄弟相约不要去扰乱他。等到夜深入静，鲁迅先生将要睡觉的时候，偷偷地去窥探他的创作已经有了多少。出人意料，鲁迅先生说，“西洋点心只吃了一块，咖啡已经冷了，季黼靠在桌上睡着了，而稿纸还是空白的。”
既然是逸事，难保没有“艺术加工”的成分。不过，如果了解当初许寿裳曾与周氏兄弟等相约，筹办《新生》杂志，这故事或许还有些影子。我甚至还怀疑，这故事的讲述者，很可能就是鲁迅，因其幽默中包含着善意，不伤人，但很能见性情。
本不以文学见长的许寿裳先生，受尊师章太炎的教诲、挚友鲁迅的感染，再加上那代人普遍良好的古文修养，一旦著述，颇见神采。换句话说，许先生回忆鲁迅等书之所以可读、可传，“工夫在诗外”。因此，我主张暂时搁置其“文学技巧”或“修辞手法”的探讨，也无须汲汲于将其抬进本就相当拥挤的“文学殿堂”。
二、从《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到《章炳麟》
读过《亡友鲁迅印象记》的，大概都会记得该书第七节“从章先生学”。此文以及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民报社听讲》、任鸿隽的《记章太炎先生》、刘文典的《回忆章太炎先生》等，都涉及令人神往的章太炎东京讲学。其中，许寿裳的“追忆”，是“始作俑者”。《亡友鲁迅印象记》明明迟至1947年方才出版，为何将其置于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之前？那是因为，“从章先生学”一节的轮廓，其实早就见于十年前的《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
熟悉鲁迅著述及史迹的朋友，大概都知道，鲁迅撰于1936年10月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与许寿裳撰于1936年8月的《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关系极为密切。一强调“先师章先生是革命大家，同时是国学大师”，一称“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二者互相发明，配合默契。细读文本，你还会发现，鲁迅的引录《狱中赠邹容》、《狱中闻沈禹希见杀》二诗，摘录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辞（“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以及专门提及章先生为八人小班讲授《说文解字》等，都是依据许寿裳文章提供的资料。
叙述角度颇有差异，文章境界也显高低，但鲁文基于许文的提示，这点毫无疑义。撰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这篇名文前半个月，鲁迅曾给许寿裳去信，其中有曰：
得《青苗》，见兄所为文，甚以为佳，所末敢苟同者，惟在欲以佛法救中国耳。
从中更得读太炎先生狱中诗，卅年前事，如在眼前。因思王静安没后，尚有人印其手迹，今太炎先生诸诗及“速死”等，实为贵重文献，似应乘收藏者多在北平之便，汇印成册，以示天下，以遗将来。
章太炎的狱中诗，许寿裳编《浙江潮》时曾予以刊出，“原纸至今藏在行箧，弥可珍惜”；至于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许文竟抄录了整整四页，原因是：
此演说录，洋洋洒洒，长六千言，是一篇最警辟有价值之救国文字，全文曾登《民报》第六号。而《太炎文录》中未见收入，故特地多抄如上。
许寿裳的这些追忆，显然很让鲁迅动容，也因此勾起了不少陈年往事。对比鲁迅之抱怨浙江所刻《章氏丛书》，“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以及称“先生手定的《章氏丛书》内，却都不收录这些攻战的文章”，“其实是吃亏，上当的”，与许文的上述表达，可谓若合符节。
至于鲁迅明确表示不敢苟同的“欲以佛法救中国”，指的是许寿裳文章中的这么一段话：
现在中国虽称民国，而外侮益亟，民气益衰，一般国民之怯懦浮华，猥贱诈伪，视清末或且加甚，自非一面提倡佛教，“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以惟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先师《答梦庵书》中语，见《民报》第二十一号），一面尊重历史，整理国故，其不善者改良之，善者顶礼膜拜之，以养成民族的自信心，前路茫茫，何能有济？
对于鲁迅的批评，许寿裳是口服心服的。日后所撰《章炳麟》一书，虽设专节谈论章太炎“经子及佛学上的贡献”，却不再发挥“佛法救国”的空想了。
其实，这段“公案”，许寿裳本人在《亡友鲁迅印象记》第十三节“看佛经”中，已经公开挑明。除了全文引录鲁迅去世前二十四天写的这封长信，许寿裳还对同是读佛经的太炎先生师徒，下了这么个断语：“先生和鲁迅师弟二人，对于佛教的思想，归结是不同的：先生主张以佛法救中国，鲁迅则以战斗精神的新文艺救中国。”
三、兼及“革命元勋”与“国学大师”
从善如流的许寿裳先生，显然很看重鲁迅的这封回信，日后撰写《章炳麟》，不只不再妄谈佛法救国，更重要的是，一再强调章太炎的革命家身份，希望其不被“国学大师”所遮蔽。而在我看来，许的这一坚持，与其对鲁迅的尊崇与信任大有关系。
1944年9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来信，邀请许寿裳为其主编的丛书《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撰写《章炳麟》一书。虽“山居无书参考，颇费踌躇”，许还是当仁不让，开始四处寻觅资料。好不容易借到1936年《制言》杂志的章太炎先生纪念专号，上面既有许的《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也有诸多师友的怀念文章，《章炳麟》的撰写，这才得以顺利展开。半年后，全书杀青，在寄稿的同时，许寿裳给潘公展去信（1945年3月31日），郑重声明：
章先生为革命元勋，同时为国学大师，世人仅注意后一点，不足以明真相，拙稿双方并重，而文字力求简要，删而又删，成此字数。
同年11月，应邀为《教育全书》撰一万五千言的“章炳麟传略”，交稿时，许寿裳同样奉上一“附带声明”：
章先生为国学大师，著述精深独到，三百年来无第二人，贡献于学术上及教育上者甚大。又为革命元勋，惜世人多不明了。今拙稿于此双方兼顾，而文字力求简要，删而又删，故不超过所限字数。
如此叮嘱再三，可见许先生对此兼及“学问”与“革命”的论述策略，是何等重视。
主编《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丛书的，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将章太炎置于第三辑“学术先进”，很大程度是全书体例使然。潘公展为这套丛书所撰“编纂旨趣”，称：“我认为建国文化是建筑在两大基础上：第一是发扬固有的优良文化，从根救起；第二是吸收最新的科学工艺，迎头赶上。这套故事集就是第一个基础上的许多基石之一。”至于选择“基石”的标准，不外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与此相适应，也就有了第一辑“民族伟人”、第二辑“历代贤豪”、第三辑“学术先进”的区分。
这套书的作者阵容相当可观，要不当时已成名家，要不日后大有发展。1946年南京版《章炳麟》后面，附有该丛书的总目，值得选摘（括号里面是该传的作者）：第一辑“民族伟人”共九种，包括黄帝（钱穆）、孔子（黎东方）、秦始皇（顾颉刚）、汉武帝（缪凤林）、唐太宗（罗香林）、明太祖（吴晗）、孙总理（邹鲁）等；第二辑“历代贤豪”共十五种，包括勾践（卫聚贤）、诸葛亮（祝秀侠）、武则天（蓝文徵）、岳飞（邓广铭）、文天祥（王梦鸥）、郑成功（郑德坤）、洪秀全（罗尔纲）、林则徐（魏应祺）等；第三辑“学术先进”共十五种，包括老子（张默生）、墨子（罗根泽）、屈原（游国恩）、司马迁（汪辟疆）、韩愈（李长之）、玄奘（苏渊雷）、徐光启（方豪）、顾炎武（谭其骧）、曾国藩（萧一山）、梁启超（吴其昌）、章炳麟（许寿裳）等。细察丛书的整体框架，置章太炎于“学术先进”，定位其实相当准确。况且，对于许著的兼及“革命元勋”与“国学大师”，主编并无异议。
以弟子身份为尊师作传，好处是见闻真确，态度虔诚，且掌握很多第一手资料；可也面临很难回避的陷阱，那就是“为尊者讳”，拼命拔高，言过其实。比如，称“章先生学术之大，也是前无古人”，这样的说法，便很难让人信服。好在接下来的具体评说，还是很有见地的：
独有先生出类拔萃，虽则他的入手工夫也是在小学，然而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今政俗的消息，社会文野的情状，中印圣哲的义谛，东西学人的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人，所以称之曰国学大师。
熟悉章太炎著述的读者，很容易发现，这些品鉴，大都是借用或化用章氏本人的自述。这正是此书的最大特点：熟读《章氏丛书》，大量摘引原文。如此“以章说章”，对于学术评传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好办法。其实，这种写作，大有来头，追摹的是黄宗羲、全祖望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提及清代的谱牒学，称自撰年谱价值最高，其次便属“友生及子弟门人为其父兄师友所撰年谱”，“因时近地切，见闻最真也”。而“可以观一时代思想”的“学者之谱”，要想写好，并不容易。
是故欲为一名人作一佳谱，必对于其人著作之全部（专就学者或文学家言，别方面则又有别当注意之资料），贯穴钩稽，尽得其精神与其脉络。不宁惟是，凡与其人有关系之人之著作中直接语及其人者，悉当留意。不宁惟是，其时之朝政及社会状况，无一可以忽视。
以我的观察，许寿裳之为尊师作传，所凭借的学术资源，并非胡适等人所提倡的西式的“传记文学”，而是清人的“学案”以及梁启超所评述的“学者之谱”。
《章炳麟》一书，最见功力的，无疑是“革命元勋的章先生”和“国学大师的章先生”两章。可第一章“最近三百年来中国政治和学术的鸟瞰”，这大帽子的功能，一如梁启超所说的：“其时之朝政及社会状况，无一可以忽视”；至于第四章“先生晚年的志行”，涉及章太炎晚年的日常生活、学术兴趣以及政治立场，是全书的补充，也是必要的强调。全书的结构很特别，始终将政治史与学术史的思路扭结在一起，不即不离。落实到具体事件，便是不完全遵从时间顺序，随时“按下”与“提起”。比如，第二章讲述章太炎《民报》时期的工作，故意按下最为精彩的为鲁迅等讲学不表，留给了第三章，以便突出其“革命不忘讲学”（第十四节的题目，真的就叫“革命不忘讲学”）。而在第四章设“对于全面抗日的遗志”专节，既符合全面抗战这一著述背景，同时再次凸显全书宗旨：章太炎不仅仅是“国学大师”。考虑到丛书第三辑的命名——“学术先进”，这样的提醒十分必要。
四、传记文学与师友情谊
在追忆许寿裳先生时，孙伏园说了这么一段话：“章太炎先生的早期弟子们，既不忘师说，也不泥师说，日有进境而成为纯科学态度的学者的，许寿裳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人。”笼统地说许先生学业有成，那没问题；可要说章太炎的弟子中“不泥师说”且“日有进境”者，许先生其实算不上。《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宣统二年（1910年）则，提及其亡命日本时之“提奖光复，未尝废学”，称：
弟子成就者，蕲（州）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太炎先生一贯特立独行，评论时事以及品鉴人物，不太受流俗影响。在“自定年谱”中，不提声名显赫的周氏兄弟以及许寿裳，有政治立场歧异的缘故，但更重要的是，从专业角度考量，这三位“文化名流”都不能算是其“得意门生”。鲁迅说，“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并非只是自我调侃。章太炎对于周氏兄弟以及许寿裳的影响，主要在思想与人格，而不是具体的文字学知识。鲁迅撰有《门外文谈》，也有编《中国字体变迁史》的计划，但并非以此名家；许寿裳去世前一年为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二年级学生讲授“文字学”，课余编著《文字学概要》讲稿，可也说不上光大师门。
作为学者的许寿裳，虽有若干教育学文章，以及《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历代考试制度述要》等著作传世，但都说不上十分精彩。真正让读者难以忘怀的，还是《章炳麟》、《亡友鲁迅印象记》等传记作品。好友台静农在《追思》一文中，提及许先生谦冲慈祥、临事不苟的个性，以及弘通致用的学术风格，下面这段话尤其值得注意：
先生一生与章太炎、蔡孑民、鲁迅先生关系最深，这三位先生都是创造现代中国文化的大师，以先生长于传记的文笔，不幸仅写出章先生一传，蔡先生传尚未及下笔，鲁迅先生的止成印象记一书，而一代文献所寄的前辈，竟在深夜梦中死于柴刀之下，事变之来，真不知从何说起。
称许寿裳乃“一代文献所寄”，表彰其“长于传记的文笔”，我以为是知人论世。实际上，日后学者之褒扬许先生文章“朴实淡雅，具有一种自然之美”、“言简意赅，毫无渲染”、“他的叙述既客观，又有生活气息和感情色彩”等”，指的也都是这几种传记作品。
说到“传记”写作，自然不能忽略许先生曾在大学开设“传记文学”课程。据许世瑛编《先君许寿裳年谱》，我们知道，1940年就任华西大学文学院英庚款国学讲座，许先生开设的课程是《传记研究》和《中国小说史》；同年5月2日撰有《谈传记文学》一文，只是未详出处。可以说，在生命的最后十年，许寿裳的学术工作，主要围绕传记的研究与写作。至于具体成果，除了广为人知的章太炎、鲁迅的传记，还包括《〈宋平子先生评传〉序》、《宋师平子先生留别求是书院诸生的八首诗》、《蔡孑民先生的生活》、《俞曲园先生的思想》和《李慈铭〈秋梦〉乐府本事考》等。单从表面上看，文体五花八门，有序，有考，有回忆，也有评述，但大的思路相当一致，那就是借对于乡里先贤或师友的生平及著述的考辨，展开人物研究。广义地说，这些都可以称作“传记写作”。
读袁珂的《悼忆许寿裳师》，我们大致能领会到，许寿裳先生的“传记文学”课程，不是很成功。只有两个学生，可“许师却丝毫不苟，每上课前一定要在图书馆里钩稽群籍，作充分的准备”；有一回只剩下袁珂一人，面对如此难堪局面，“许师却从容一如平时，干脆不去写黑板了，而把他写好的讲义，放在我的课桌上，亲身站在我面前，认真讲课直到下课铃声叮当叮当地响起来”。这些描述，固然显示许先生教学的认真，以及处变不惊的绅士风度，可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体味到其内心的寂寞。许先生认真编写的“传记文学”讲义，未见行世；但这一不太成功的“研究”，对其写作却很有意义。
要说许先生的传记写作，相对于其学术准备，我更看重的是“师友情谊”。孙郁表扬过《亡友鲁迅印象记》的文采与气象，后面还有一句：“鲁迅有这样的知己，可谓幸事。”这是从著作方面立论；反过来，正因为有了鲁迅这样的知己，方才成就许寿裳的文章。文章的好坏，固然依赖于个人才情，但与描写对象不无关系。全祖望《梨洲先生〈思旧录〉序》，劈头就是：
予尝谓文章之事，不特藉山川之助，亦赖一时人物以玉成之。
这话大有讲究。生活在一个大转折的时代，从小见识各种非同寻常的人物，眼界很高，其追怀朋好，杂糅见闻，这样的文章自是有别于小桥流水、小家碧玉。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特别赞扬全祖望“最会描写学者面目”，比如说黄梨洲、顾亭林，刘献廷、钱谦益、毛奇龄等，都是三言两语，就能写活一个人。所谓全氏“能以比较简短的文章，包举他们学术和人格的全部，其识力与技术，真不同寻常”，固然在理；但还必须考虑到，这些当世第一流人物，本身行事特异，性格鲜明，确有可写处。换句话说，不管是黄宗羲的《思旧录》，还是全祖望诸多慷慨壮烈的碑传，确实是“亦赖一时人物以玉成之”。
同样道理，许寿裳的传记作品之所以可读、可传，与其得天独厚的师友交谊大有关系。据许世玮《父亲许寿裳生活杂忆》称：
在他被杀害前不久，他与我在院子里闲聊，当谈及他的著作时，他忽然说：“我有鲁迅、蔡元培先生这样两个知己，一生总算没有白过。”说这话时态度非常庄重，我听了不由得一愣。是啊，有这么位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伟人为知己是光荣的，也值得自豪！
这虽是家属几十年后的追忆，但大致可信。对于许寿裳来说，“值得自豪”的，不仅仅是蔡元培、鲁迅这两位知己，还有宋恕、章炳麟这两位尊师。据《鲁迅研究资料》第14辑，许寿裳残留的自传手稿，恰好谈的是“余年十九在杭州读书，最得益的老师是宋平子先生”，以及留学东京时，“曾于每星期日到太炎先生寓所听讲小学”。
许寿裳对这二师二友，实在是佩服得五体投地。1937年，应夏丏尊之邀，许为《中学生》杂志撰稿，批评何健的“明令读经案”，称：“我对于嗜好的读书。愿意贡献一点小小的意见：（一）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二）少捧国粹，多捧‘人粹’。”接下来的论述，引证鲁迅的《青年必读书》和《十四年的“读经”》、宋平子的《国粹论》、章太炎的《广论语骈枝》，以及蔡元培关于公民道德的一段话。在同一篇文章中，“四大护法”全部出场，正所谓念兹在兹。能服善，肯表彰师友，而且语调不卑不亢，此乃许寿裳为人为文的最大特色。
在《怀亡友鲁迅》一文中，许寿裳称，自1902年秋至1927年夏，这二十五年中，“晨夕相见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这并非高自标榜，许广平也曾描述鲁迅与许寿裳的“兄弟怡怡之情”：
他们谈话的范围也很广泛，从新书介绍到古籍研讨，从欧美名著以及东洋近作，无不包罗。而彼此人事的接触，见闻的交换，可歌可泣，可喜可怒，都无不（？）遮瞒，尽量倾吐。这样的友谊，从来没有改变的，真算得是耐久的朋友，在鲁迅先生的交游中，如此长久相处的，恐怕只有许先生一位了。
所谓“师友情谊”，与学问大小没有关系。就像今人之谈论陈寅恪与吴宓、钱锺书与郑朝宗，如果非要挑剔双方学问上是否旗鼓相当，未免过于势利了些。许寿裳的思想不及鲁迅深刻、文章也不如鲁迅华美，但二人之间生死不渝的情谊，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再说，鲁迅孤寂的心灵，其实是需要亲人以及朋友的安慰与支持的。
表彰尊师的“大传”，与追怀好友的“回忆录”，不用说，后者更容易放得开。同样朴实真挚、情深意切，《亡友鲁迅印象记》的挥洒自如，与《章炳麟》的体例谨严，各有千秋。更重要的是，二书同样包含大量第一手资料。许广平为《亡友鲁迅印象记》所撰《读后记》，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移赠《章炳麟》：
回忆是不轻的沉痛。幸而许先生能在沉痛中淘净出一些真材实料，为我辈后生小子所不知不见，值得珍贵，而也给热心研究这一时代一个文化巨人的一点真相。就是吉光片羽罢，也弥足珍视的了。除了许先生，我们还能找到第二个人肯如此写出吗？
不是肯不肯，而是能不能。没有几十年的交谊以及足够的崇敬之心，还有大致与之相副的笔墨，是写不出《亡友鲁迅印象记》以及《章炳麟》这样的好书的。
五、荡开去的笔墨
撰写传记时，不管是专书还是单篇，许寿裳总喜欢荡开去，引入一些个人交谊以及生活琐事。这样一来，文章不刻板，更能让读者感受到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清初黄宗羲在《论文管见》中称，善于经营文章者，除了“三史八家”，深厚的学识，还必须添上“竹头木屑”以及“常谈委事”。否则，文章洁是洁了，但没有生气。对“传记文学”有过专门研究的许先生，肯定懂得这个诀窍。
轮到我来谈论许先生及其著述，同样希望将笔墨荡开去。像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一样，我之关注许寿裳，最初确实是由于鲁迅以及章太炎的缘故。许著之由“资料库”变成“研究对象”，很大程度缘于两次有趣的游历。十年前，在东京大学访学时，我曾对照旧地图，从鲁迅及许寿裳等居住的“伍舍”，步行到章太炎讲学的民报社旧址。经历过1923年关东大地震，以及“二战”末期美军的大轰炸，民报社遗址云云，自是荡然无存。穿行于车水马龙之间，遥想八九十年前的往事，只能说是一种“心灵的游历”。但冥冥之中，感觉上离章太炎、周氏兄弟、许寿裳等又走近了一步。
前年秋冬，我有幸在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客座讲学一学期。上任的第二天，系主任送了一册刚刚印制完成的《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系史稿（1929—2001）》，其中的“沿革”部分称：1945年台湾光复，国民政府接收这所创办于1929年的“台北帝国大学”，改名“国立台湾大学”，并将原文政学部分解为文学院与法学院；文学院下设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台大中国文学系于是得以正式成立：
唯当时百废待兴，乃由北大中文系教授、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建功先生代为邀聘教员，参与规画（划）。三十六至三十七年中由许寿裳、乔大壮二先生相继担任系主任，二先生旋相继去世。三十七年八月，台静农先生出任系主任，其后主持系务长达二十年，对本系之稳定与发展贡献甚巨。
细读“年表”及“传记”，发现许多有趣的细节：比如，1948年2月许寿裳被害，一个月后，原本任教于台师大的许世瑛被台大中国文学系聘为兼任副教授（13页），1952年8月改聘为兼任教授（17页），1972年7月方才离职（45页）。对于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这位小许先生，可是大名鼎鼎，耳熟能详：五岁时鲁迅为其开蒙、上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时鲁迅为其开列书目。又比如，台大中国文学系早年诸多名教授，大部分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如毛子水、董作宾、洪炎秋、戴君仁、台静农等，再加上毕业于燕京大学的郑骞和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董同稣，难怪我到此讲学，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我的办公室在文学院二楼，正对着为纪念傅斯年校长（又一位北大校友！）而建的“傅钟”，每回在走廊里漫步，想象着许寿裳、毛子水、台静农等我熟悉并景仰的先辈，也曾在这里徜徉、攀谈、嬉笑，有一种充实且幸福的感觉。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历史文化氛围”。记得周作人说过，“我们于生活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茶，还有，追求生活在历史文化氛围中，这些“无用的装点”，确实像周作人所说的，“愈精练愈好”。
真没想到，回北大一年后，我再次遭遇许寿裳先生。不过，这回是在书本上。拜读过许先生的诸多著述，最想推介的，还属《章炳麟》。那是因为，许先生所撰鲁迅各书，包括1947年10月上海峨眉出版社初刊、1953年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以及1947年6月台湾文化协进会初刊的《鲁迅的思想与生活》、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编的《我所认识的鲁迅》等，广为研究者阅读与征引；需要专家“导读”的，是相对落寞的《章炳麟》。
说《章炳麟》“落寞”，也只是相对而言。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刊行林辰编《许寿裳文录》，其中的《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先生》一文，实即《章炳麟》第三章；1987年，重庆出版社推出重排的《章炳麟》。这两种书，各印了千余册，依据的都是“字迹模糊之处甚多”的土纸本（重庆胜利出版社，1945）。2003年，上海百家出版社刊行倪墨炎、陈九英编《许寿裳文集》上下卷，其中《章炳麟》一书用的是1946年南京胜利出版公司的本子。上海版收罗颇广，除几部专门著作外，更旁及集外文、诗集、书信以及纪念文录（据《编辑说明》，此举得益于许先生家乡先后出版的《许寿裳纪念集》、《许寿裳诗集》、《许寿裳书信选集》等），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即便如此，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一册轻便且校勘精良的《章炳麟》，还是十分必要的。
2004年2月13日于京西圆明园新居
（原刊《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