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 忽必烈
13世纪初，蒙古族的领袖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在蒙古地区正式建立了政权，并且同东南的金朝、西南的西夏，展开了多年的战争。1227年，成吉思汗病死，他的儿子窝阔台继为大汗。当时，南宋和金正处于南北对峙的局面。窝阔台即汗位后，继续对金作战，并且约南宋出兵夹攻金。1234年，金在蒙古军和南宋军联合夹攻下灭亡，蒙古贵族统治了中国北部。
金亡后，南宋朝廷希图收回黄河以南的土地，调兵进入开封，并从开封分兵进驻洛阳。宋军刚进洛阳城，蒙古兵即南下向宋军进攻。宋军大败，开封、洛阳得而再失。此后，蒙古统治者又从今青海一带进攻四川。另外，还在今湖北及长江、淮河之间，向南宋发动全面的攻势。
蒙古军遭到了南宋军民的坚决抵抗。南宋人民纷纷组织民兵，奋起保卫家乡。南宋的孟珙（gǒng）、王坚等将领，依靠人民，在今湖北、四川一带，长期坚持英勇的保卫战。
1258年，蒙哥汗（成吉思汗之孙）亲自率领军队攻入四川，企图一举灭宋。不料，第二年，蒙哥在围攻合州（今四川合川）时负伤，死在军中（一说为病死）。这时，蒙哥的弟弟忽必烈正围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南宋的奸臣、妥协派首领、宰相贾似道，统率各路大兵来鄂州援救，暗中却派人向忽必烈求和，愿意纳贡称臣，割让北地，要求双方以长江为界。忽必烈本来不想议和，后来知道蒙哥已死，蒙古贵族内部有人要拥立别人做大汗，他为了争夺汗位，就答应了贾似道的议和条件，匆匆撤围北还。而贾似道却向宋朝廷谎报军情，声称前线得胜，已经把蒙古兵打退。南宋统治者依然过着荒淫腐化的生活，根本不做战守的准备。
忽必烈回到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东南），废除了由蒙古贵族会议选举大汗的制度，1260年自立为大汗。同时，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也在别的地方即了汗位，并且联合了一部分贵族和他作对。这样，蒙古统治集团内部便爆发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内讧。
忽必烈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依靠、利用汉族地主武装，起用一批汉族官僚，终于在争夺大汗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1264年，他迁都燕京（今北京）。1271年正式定国号为“元”，改称燕京为大都。后世称他为元世祖。
忽必烈在北方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又经过了几年的准备，便大举进攻南宋。在元军的进攻面前，南宋的军队一触即溃，各地大小官僚多半望风迎降，只有姜才、李庭芝、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等少数文武大臣，领导江南人民进行了誓死不屈的反抗斗争。1279年，南宋灭亡，元统一了全中国。
忽必烈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军事统帅，而且也是一位有魄力的政治改革家。在建立了元朝以后，他的政权承袭了宋、金以来中国封建政权组织的全部体制，并根据当时的需要加以变化、发展，对以后明、清两代有相当影响。忽必烈废除了蒙古族地方长官的世袭制度，整顿了地方豪强的混乱统治，对蒙古诸王在封地内的专擅行为，也进行了某些限制。此外，他还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恢复农业生产的政策，并先后组织人力开凿了会通河（今山东东平县至临清市的运河）和通惠河（自大都至通州）。这些措施，对安定久经战乱后的社会秩序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来说，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忽必烈统治时期，结束了12世纪以来宋、金对峙的局面，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之明）
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3），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在他少年时，南宋的政治已是非常腐败，国家的局势也一天比一天危急。文天祥从小就有救国的抱负。1256年，他在参加进士考试的时候，就大胆地提出了改革政治的主张。1259年，蒙古军队进攻鄂州。南宋的宦官董宋臣主张迁都逃避。文天祥就上书南宋皇帝，要求杀掉董宋臣，并且提出了御敌的方案，但是没有被采纳。
忽必烈建立了元朝以后，派大军攻打南宋。1275年，元军在安徽芜湖大败宋军，顺流东下，逼近南宋的京城临安（今浙江杭州）。这时，文天祥正在赣州（今江西省内）做知州。为了挽救危局，他立即号召人民起来抵抗，并且拿出自己的全部家产，积极招募士兵，组成了一支军队。他领着这支义军，赶去保卫临安。可是腐朽的南宋政府正在准备投降，对文天祥的抗元活动，不但不支持，反而给了许多限制和打击。
1276年，元军攻到临安城郊。南宋政府不得已，任文天祥为右丞相，派他去元营谈判。文天祥在元营中，不怕威吓，当面指责元军的主帅，要元军退兵议和，结果被扣留。就在这时，南宋政府却向元军投降了。元军进入临安，俘虏了南宋的皇帝和许多王公大臣。
十多天以后，元军把文天祥押解去大都。在途中，文天祥趁机逃走，经历许多艰险，到了永嘉（今浙江温州）。不久，张世杰、陆秀夫在福州另立赵昰（shì）为皇帝，召文天祥前往。文天祥来到后，和张、陆同心协力，重新组织军队，继续抗元。1277年，他进军江西，收复了好几处州县，后来被强势的元军打败。但是，文天祥并不气馁，他退到广东，坚持抵抗。
1278年，赵昰死去。张世杰、陆秀夫又立赵昺（bǐng）为皇帝，并且把政府迁到厓山（在广东新会县以南海中）。文天祥则领兵在广东潮阳一带驻守。不久，元将张弘范率领大军攻入广东。在一次战斗中，文天祥兵败被俘。
文天祥被俘以后，张弘范押他一同到厓山，要他写信去招降张世杰。文天祥坚决拒绝，并且写了一首诗表明自己不屈的意志。诗的最末两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279年春，张世杰、陆秀夫率领宋军，在海上同元军展开大战，结果宋军战败。为了不被敌人俘虏，陆秀夫背起赵昺投海而死。张世杰召集残军继续战斗，兵败突围，遇到台风，坐船被巨浪打翻，他不幸落海牺牲。南宋至此灭亡。
1279年冬，文天祥被押送到大都，关进了监牢。元朝统治者千方百计地对他进行威逼利诱，要他归降。但是，他都坚决拒绝，毫不动摇。他在狱中写下了许多光辉的诗篇，来表明自己宁死不屈的决心。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正气歌》。文天祥在这首诗中，引述了历史上许多英雄人物的事迹，来证明正气的不可屈辱，表示了对元朝统治者的蔑视。诗中每一字句，都包含了作者高贵的爱国感情，它深深地打动了人们的心弦。
1283年，文天祥在大都柴市（今北京交道口南）从容就义。他死后，人们在他的衣带里，发现他预先写好的赞文，最后几句说道：“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将近、差不多）无愧！”这首赞文，充分表现了文天祥临死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
（张习孔）
元曲
元曲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支鲜艳的花朵，它是元代新兴的一种韵文文学，分散曲和杂剧两类。散曲是一种由诗词变化发展来的新诗体，杂剧是一种包括歌唱、音乐、舞蹈和完整故事情节的综合性艺术。在元代短短的几十年间，产生了大批优秀的作品，涌现出不少伟大的作家。在这些作家中，最著名的有关汉卿、王实甫、白朴和马致远。
关汉卿，大都人，是元代杂剧的奠基人。他一生共写了六十多个剧本，可惜大部分都已经散佚。现在流传下来的曲、白（对话）俱全的剧本有十二个，科（动作）白残缺的有三个，只保存着单支曲词的有两个。这些剧本，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其中有的写被压迫妇女的冤屈，有的写受迫害的人民与贪官恶吏的斗争，有的写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有的写社会上的公案故事。由于关汉卿长期和下层人民在一起，对人民的痛苦生活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因此，在他的剧本中，充满了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对受压迫群众的同情。
《窦娥冤》是关汉卿杂剧的代表作品，也是现存的元代最好的杂剧之一。这个剧本描写了在黑暗统治下含冤而死的窦娥的悲惨命运，塑造了一个反抗强暴、至死不屈的光辉的妇女形象。窦娥在被绑赴法场的路上，因为不甘于向命运低头，大胆地向古代人所认为的世界的主宰——天和地，发出了斥责和呵骂：
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这是对暗无天日的封建统治秩序所表示的怀疑，也是对当时正义得不到伸张的现实社会所提出的控诉。作者通过剧中的主角——窦娥一生坎坷不平的遭遇，对封建社会的残酷现实做了无情的鞭挞，充分表明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敢于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
《救风尘》是一出优美动人的喜剧。在剧中，关汉卿描写了机智、正直的赵盼儿，她用非常巧妙而合乎人情的计策，与花花公子周舍展开斗争，把自己的同伴妓女宋引章从灾难中救了出来。
《单刀会》是关汉卿写的一出历史剧，它描写了三国时吴蜀两国的一场政治斗争：吴大臣鲁肃企图从蜀大将关羽手中索取荆州，设宴邀请关羽，想用威胁的办法达到目的。关羽毫无所惧，单刀赴会，凛然不屈。最终，鲁肃的计谋落空。
一百年以前，《窦娥冤》就已被译成法文，传到了欧洲。在亚洲其他国家，包括日本，也曾大批地翻译过关汉卿的作品。1958年是关汉卿戏剧创作的七百周年，世界各国许多城市都为他举行了纪念活动。
王实甫也是大都人。他的代表作《西厢记》，在元代杂剧中有着很高的地位。剧中描写了张生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歌颂了青年男女争取恋爱自由、向封建礼教斗争的胜利，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白朴，隩（ào）州（今山西河曲附近）人。《墙头马上》是他最出色的作品，也是元代杂剧中著名的四大爱情剧之一（另外三个著名的爱情剧是关汉卿的《拜月亭》、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和王实甫的《西厢记》）。剧中通过叙述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尽力宣扬男女自由结合的合理性，表现了一种要求婚姻自主、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斗争精神。这个剧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很成功。
马致远，大都人。他的名著《汉宫秋》，是一部具有特殊艺术风格的历史剧。它描写的是汉元帝时宫女王昭君的故事。作者通过这个剧本，强烈地表达了他自己的反对当时元代蒙古贵族实行严重的民族压迫政策的思想感情。《汉宫秋》所突出的这种主题思想，是带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的，但这部作品的感伤情绪比较多。
元曲中的散曲，也叫“清曲”，包括“小令”“套数”两部分。“小令”和词差不多，原是民间流行的小调。“套数”又叫“套曲”，是合一个宫调中的许多曲子而成的。元代散曲作家有作品流传下来的约有两百多人，在众多的作品中也有不少杰出的篇章。
（张习孔）
郭守敬
郭守敬（1231—1316），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人。他在天文方面是个著名的仪器制造家和天象观测家。他制作的仪器很多，著名的有自动报时的“七宝灯漏”，观测恒星位置以定时刻的“星晷定时仪”“日月食仪”等近二十种。这些仪器，比起前代来，有许多独创的地方，制法简易，使用方便，精准度高。可惜其中大部分原作已经失传。此外，他还建立了北京的司天台（天文台），并实测了各地的经纬度。
《授时历》是郭守敬在历法上的最大贡献，它比过去的历法有很大改进。它推算出一年的天数，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相差二十六秒，和现行的公历的一年的周期相同。《授时历》从1281年起使用了四百年。它的开始使用，比现行公历的确立还早三百年。
在水利事业方面，郭守敬的贡献也很大。1291年春，他担任元政府都水监的官职，领导整修大都至通州的运粮河。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运河修通，定名通惠河。原来北京至通州间运河的开凿，是从金开始的，金开凿这条运河的目的在于把由大运河运到通州的粮食继续转运到京师。元在北京建都后，金开凿的运河已经荒废，如何解决大都漕运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在这方面，郭守敬发挥了卓越的才能。他根据自己勘测的结果，除了决定引用金曾经利用过的瓮山泊（今北京颐和园昆明湖）和高梁河（今北京西郊紫竹院水）的水源以外，还引用昌平城东南凤凰山山麓的白浮泉水和西山山麓的其他泉水，来解决水源不足的困难。经过精密的勘测，他设计了一条长达三十公里的河渠。这样，漕粮船只就可直接从通州驶入大都城的积水潭了。
在郭守敬的主持下，元政府还修复了黄河沿岸的许多主要的古代河渠，其中著名的有长达二百公里的唐来渠和长达一百二十五公里的汉延渠等。这些渠道的修复，对于当时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张习孔）
黄道婆
黄道婆生于宋末元初，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劳动人民家里。据说她少年时给人家当童养媳，在黑暗的封建家庭里，备受虐待和屈辱。后来她实在忍无可忍，不惜离乡背井，一个人流浪到了海南岛的崖州。当时崖州的棉纺织技术很出名，当地黎族妇女所织的布，上面有各种花纹，非常精巧。她在崖州居住的时候，虚心向黎族人民学习，掌握了棉纺织的全部操作方法。1295年至1296年间，黄道婆怀念家乡，便从海南岛搭上一艘商船重返故乡。
大约在东汉时代，棉花就从国外传入我国云南，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哀牢人，那时便能生产出一种名叫“白迭花布”的纺织品。13世纪中期以后，棉花逐渐由福建、广东地区传入长江流域。松江一带的老百姓对于棉种的输入，很是欢迎。棉纺织业在松江一带兴起很快。不过，那时去籽和轧棉的方法，都非常原始，纺织的技术也不高，生产的效率很低，因此，广大人民还不能普遍地穿着棉织品。要想适应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改进纺织工具和提高纺织技术显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黄道婆带着黎族人民的先进纺织技术回来了。她一回到乌泥泾，就把在崖州学来的技术传授给家乡的人民。她教会家乡妇女们制造捍、弹、纺、织等工具。捍，就是搅车，又名轧车或踏车，应用简单的机械原理，利用两轴间相互辗轧，将棉籽从棉絮内部排挤出来，使轧棉的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弹，就是弹松棉花的椎弓。13世纪后期，江南地区弹棉使用的小型竹弓，仅有一尺四五寸，还要用手指来拨弹，弓身短小，弹力轻微，而且用线作弦，很不坚韧。黄道婆制造了四尺多长的大弓，弦用绳子，比起以前所用的线弦，弹力要大得多。纺，就是纺车。松江地区最初纺纱使用的是一个纺锭的手摇车，黄道婆将这种纺车加以革新，创制了一种可以同时纺三个纱锭的足踏纺车。使用这种纺车，速度快，产量多，生产效率高。织，就是织布机。在黄道婆回乡以前，人们使用的是一种构造简单、操作方法笨拙的投梭织机，生产效率不高。黄道婆对于织机改革的详细情况，由于文献材料不足，已经不得而知。据说她创制的提花织机，可以织出各种美丽的花布，这确实是很了不起的。
黄道婆回乡以后，除了传授棉织技术以外，还把崖州黎族人民织造提花被单的技术也带了回来，传授给乌泥泾镇的妇女。一时间，“乌泥泾被”成为全国闻名的精细织品，受到各地人民的欢迎。据史书记载，那时乌泥泾人民依靠纺织为业的就有一千多家。此后，黄道婆所传授的纺织技术，很快地又传入上海及周边地区，对于这些地区的棉纺织业，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张习孔）
红巾军
元顺帝时（1333—1368），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压迫日益深刻，人民反抗元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各地的起义前仆后继，终于发展成为以“红巾军”为主力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元政府以贾鲁为总治河防使，征发河南、河北等十三路民夫十五万人及庐州（今安徽合肥）戍军两万人，开掘黄河故道，整修黄河堤岸。在元朝官吏的鞭笞下，治河民夫日夜在泥淖地带辛苦工作。政府发给民夫少得可怜的一点工粮，又被治河官吏层层克扣，民夫们怨声载道，群情沸腾。白莲教（一种秘密宗教组织）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等，便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以白莲教组织群众，在民夫中积极活动，宣传“明王出世”的思想，并散布童谣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同时暗地里制造了一个独眼的石人，埋在治河民夫集中劳动的黄陵岗（今河南兰考县东北）。一天，治河民夫们在这里挖出了这个石人，大家都惊诧不已，彼此辗转相告，没有多长时间，就传遍了整个工地。
刘福通等看到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便在河北永年聚集了三千人，杀白马黑牛宣誓，编成起义军，拥立韩山童为明王，宣布起义。参加起义的人都用红巾包头，作为标志。人们把他们称作“红巾军”。
但是，起义布置得不够周密，元政府事先得到消息，派兵镇压，韩山童被捕牺牲，这次起义没有成功。后来，刘福通等逃往颍州（今安徽阜阳），正式举起反元的大旗，继续带领“红巾军”猛烈打击元军，攻下颍州，占领河南南部许多州县。全国各地农民到处响应“红巾军”，“红巾军”在短期内很快地发展到了十多万人。
（张习孔）
朱元璋（1328—1398），濠州（今安徽凤阳）人，出身于贫农家庭，幼年时给地主家放过牛。他十七岁时，安徽北部发生严重的灾荒，瘟疫流行，他的父母和大哥都先后染上瘟疫死去。朱元璋孤苦无依，没法生活，不得已到皇觉寺当了和尚。不到两个月，寺里的住持因为荒年没有吃的，把徒弟们都遣散了。朱元璋无处存身，只好去做游方僧，讨饭度日。
不久，朱元璋又回到了皇觉寺。全国反元农民大起义爆发后，元兵认为寺庙里容易隐藏起义军，放火烧了皇觉寺。朱元璋在生活逼迫、处境危险和友人的劝说下，参加了农民起义军。1352年，他投奔到“红巾军”领袖郭子兴部下，当了一名亲兵。
朱元璋参加起义军后，由于作战勇敢，吃苦耐劳，善于团结部众，很得郭子兴赏识，也深为同伴们钦佩和爱戴，因此逐渐成为农民起义军中的领袖。
1355年，郭子兴病死，他的部众全归朱元璋统率。第二年，朱元璋率领水陆大军攻下集庆（今南京），将集庆改名为应天。集庆是元在东南一带军事和政治的重要据点。集庆的攻占，对于进军攻占整个江南地区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在这以后的数年里，朱元璋击溃了江南元军的主力，先后攻占了现在江苏、安徽南部和浙江的大部地区。他常常告诫部下说：“毋焚掠，毋杀戮。”他的军队纪律严明，所到之处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
朱元璋攻下徽州的时候，召见了儒生朱升。朱升建议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这个意见。从此，他便在江南有计划地网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用礼聘、威逼、软硬兼施的手段，罗致了宋濂、刘基（伯温）和叶琛等人。这些人引经据典，用孔孟儒家学说帮助朱元璋来策划建立政权。
朱元璋攻下江苏、浙江、安徽广大地区以后，又集中兵力先后打败了割据一方的陈友谅和张士诚，并及时而正确地决定了北伐进军的重大策略。1367年，他命徐达、常遇春率兵二十五万分路北伐。1368年，在北伐进军的胜利声中，朱元璋即皇帝位，国号明，年号洪武，定都南京，正式建立了汉族封建政权。朱元璋就是后世所称的明太祖。这年9月，元顺帝从大都逃走，徐达等人率领大军进入大都（后来明朝把大都改名叫北平），元朝灭亡。
朱元璋顺应了当时全国人民反元运动的历史趋势，他一方面依靠反元人民大起义的群众力量，一方面取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极力支持，成为当时反元斗争最后胜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徐健竹）
靖难之变
朱元璋即皇帝位后，叫他的许多儿子学习兵事，分封他们到全国各地去做藩王。除了将长子朱标立为太子以外，其余的儿子分封为秦、晋、燕、周等王。开始分封的时候，虽然不让他们干涉政治，可是后来在与蒙古贵族残余势力斗争的过程中，边境几个藩王的兵权逐渐壮大了起来，以致发生了争权夺位的现象。“靖难之变”就是明朝皇室内部的一次争夺皇位的斗争。
朱元璋死后，太子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以皇太孙的身份继承皇帝位（朱标早在朱元璋死之前就已死去）。朱允炆以建文为年号，历史上称他为建文帝。建文帝即位后，感到各藩王都是他的叔父，又都拥有重兵，对自己的威胁很大，于是采用齐泰、黄子澄等人的建议，开始实行削藩政策。他首先颁布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官员的禁令；接着把周王朱橚（sù）、岷王朱楩（pián）废为庶人，把代王朱桂囚禁在大同，齐王朱榑（fù）囚禁在南京，并逼迫湘王朱柏自杀。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一连削废了五个藩王。当削藩威胁到了强大的藩王——燕王朱棣（dì）时，皇室内部的矛盾便由暗地的钩心斗角变成了公开的武装斗争。
建文元年（1399）秋天，朱棣指责当时掌握朝廷大权的齐泰和黄子澄为奸臣，从北平起兵反抗中央政府。他称自己的兵为“靖难军”，意思是说皇帝受到奸臣的包围，遭遇大难，他是出兵来解难的。建文帝听说朱棣起兵反抗，先后派耿炳文和李景隆率兵北伐，结果都被燕王打得大败。
第二年，燕王军从山东南下，被建文军盛庸、铁铉等部阻击，两军在山东及中原一带展开了拉锯战。
第三年，燕王在夹河（在今安徽砀山县）打败了盛庸军，并把势力推进到淮河流域，准备和建文帝的军队决战。
1402年，燕王攻下扬州。进而从扬州渡过长江，进逼南京。谷王朱橞和李景隆开金川门迎降，燕王占领南京，建文帝不知下落。燕王用武力夺得了皇位，改年号为永乐。朱棣就是后世所称的明成祖。
这一历时三年的皇位争夺战争，因为是在“靖难”的名义下进行的，所以历史上称为“靖难之变”。
（徐健竹）
迁都北京
明朝初年，退居漠北的蒙古贵族不甘心失败，随时都在准备南下反攻，企图恢复旧日的统治。朱元璋为了加强北方的防御力量，封他的第四个儿子朱棣为燕王，镇守北平。同时，还封了其他儿子为藩王，镇守在长城线上，和北平互相呼应。因此，北平成了当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
燕王通过“靖难之变”夺得皇帝的位置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也采取了削藩政策。削藩的结果是解除了各藩王的兵权，各藩王有的迁徙了封地，有的废除了封号。这样做，固然使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可是另一方面，却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原来担负北方边防任务的各藩王都被撤销了，北方的边防也就变得十分空虚。而这时，蒙古贵族的骑兵时时入侵，对明的北方边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明成祖决定把都城迁到北平，采取以攻为守的政策，来加强北方的防御力量。
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把北平改名为北京。从第二年起，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他派大臣到四川、湖广（包括今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山西等地，去采伐粗大的木材，开凿巨大的白石，作为建筑材料。各种木材、白石、砖瓦、颜料以及金银、黄铜等物料，纷纷被运到北京。大批具有各种建筑技能的优秀工匠和上百万的民工，也从各地被征集来，参加劳役。
经过千百万人的辛勤劳动，到永乐十八年（1420），宫殿的主要部分和城墙完工了。就在这一年，明政府迁都北京并诏告全国。
（徐健竹）
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是指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在土木堡（在今河北怀来县境内）被瓦剌军俘虏的一次事件。
瓦剌是蒙古族的一支。15世纪中期，瓦剌控制了整个蒙古高原，瓦剌的首领也先，经常率领骑兵骚扰明的边境，掠夺人口和财物。
1449年秋，瓦剌分兵四路向明进攻，也先亲率主力进攻大同。明军在大同北面的猫儿庄被瓦剌军打得大败。
瓦剌攻入的消息报到北京，专权的太监王振因为家在蔚州（今河北蔚县），靠近大同，恐怕家乡被瓦剌军占领，便竭力唆使英宗在没有应战准备的情况下，亲自率军阻击。兵部尚书邝埜（kuàng yě）、兵部侍郎于谦等，都不同意王振的主张，竭力劝阻。但英宗受了王振的怂恿，不听大家的劝阻，他命令他的弟弟郕（chéng）王朱祁钰留守北京。邝埜随从率军阻击，于谦代理兵部事务。他限令两天内把出兵的事情准备齐全。随后，英宗和王振率领五十万大军仓促从北京出发。
8月中旬，大军到大同，遇上狂风暴雨，兵士又冷又饿，夜间自相惊扰，军中一片混乱。这时，明军在北边各战场上到处失利。大同镇守太监郭敬秘密地把各地惨败的消息告诉王振。王振惊惶失措，赶快退兵。明军退到宣府（今河北宣化），被瓦剌军追上，大败。这月末，明军退到离怀来西南只有二十多里的土木堡，为等候王振的一千多辆辎重车，没有进城，英宗等人夜间就留驻在土木堡。第二天，瓦剌军追到，包围了土木堡。土木堡地势很高，挖井两丈多深仍不能得到水，南边十里多路以外有一条河，也被瓦剌军控制了。明军被围两天，人马得不到水喝，处境万分危急。9月1日，瓦剌军假装退走，并派人来讲和。王振不知是计，一面派人议和，一面下令移营到河边去。正在明军阵势移动的时候，瓦剌骑兵突然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明军兵士乱跑，秩序大乱，自相践踏。结果英宗被俘，随行的大臣死了几百人；五十万大军死伤一半，骡马损失二十多万头，盔甲、器械、辎重全被瓦剌军夺去。护卫将军樊忠用铁锤打死祸首王振，最后他自己也在突围苦斗中牺牲。
（徐健竹）
于谦
明英宗在土木堡战败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明朝统治集团乱成一团。这时北京城里只剩下不到十万老弱残兵，而且十个人中就有九个没有盔甲武器。
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奉太后谕监国（代皇帝管理国事），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国家大计。大臣们都束手无策，有的甚而公开主张逃跑。兵部侍郎于谦（1398—1457）主张坚决抵抗。他挺身而出，愤怒地斥责那些打算逃跑的人。他向郕王提出誓死保卫北京的建议，他的建议得到了一部分大臣的支持，并为郕王和皇太后所采纳。不久，于谦升任兵部尚书，他勇敢地担负起了保卫京师的重任。
1449年9月下旬，朱祁钰即位做了皇帝，年号景泰，以第二年（1450）为景泰元年。他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明景帝。
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务，于谦下令调集各地军士来守卫北京，并派人分头到各地去招募民兵。他一方面加紧训练军队，严饬纪律；另一方面命令各地的工匠日夜赶造盔甲武器，号召人民献纳谷草，充实军备。在人民的热烈支持下，北京的防御力量大大地加强，守城的军队很快就增加到了二十二万人。
瓦剌见明朝另立了新皇帝，没有屈服讲和的意思，又大举进攻。也先挟持着明英宗，攻破紫荆关（在河北易县西八十里），直扑北京城。
在这紧要关头，于谦召集各将领讨论对策。都督石亨主张退守城内，坚壁清野，避开敌人的锋芒，于谦则主张出城迎战。他把兵部的事情交给兵部侍郎吴宁代理，自己亲自率领军队布阵在德胜门外，准备迎击瓦剌的主力军。他激励兵士们说：“大片国土已经丧失，京城也被敌人包围，这是我们的耻辱，全体将士都应该不怕牺牲，替国家报仇雪耻！”将士们很受鼓舞，士气十分旺盛。
10月27日，瓦剌军逼近北京。于谦派高礼、毛福寿在彰义门（今广安门）外土城北迎战，杀死瓦剌军几百人。当天夜间又偷袭瓦剌军营，取得胜利。
10月29日，瓦剌军又进攻德胜门。于谦派石亨率领一部分精兵，埋伏在城外民房里，又派一小队骑兵去挑战，假装失败，诱敌深入。瓦剌军不知是计，一气儿攻到城边。于谦命令神机营用火器轰击，副总兵范广率兵冲杀过来，石亨的伏兵也杀了出来，前后夹攻，瓦剌军大败，也先的弟弟孛罗被火炮打死。瓦剌军又进攻西直门，都督孙镗在城上守军炮火的帮助下，奋勇抵挡，石亨的援军适时赶到，瓦剌军一看形势不妙，狼狈地逃走了。
10月30日，于谦派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率领军队到彰义门外和瓦剌军作战，把瓦剌军杀得大败。这时有个监军太监想要争功，领着几百骑兵抢先冲过去，结果把自己的队伍给冲乱了。瓦剌军趁机反扑上来，武兴不幸中了流矢，壮烈牺牲。瓦剌军跟着攻到土城边。彰义门外的老百姓爬上屋顶，用砖头石块向瓦剌军投掷，呐喊助威，声震天地。正在这时，于谦派来了援兵。瓦剌军看到援军旗帜，不敢再战，仓皇逃走。
经过五天激烈的战斗，瓦剌军死伤惨重，士气低落。前面是坚固的北京城，后面到处受到民兵的袭击，又听说各地明军的援兵就要到来，也先恐归路被截断，只好带着英宗和残兵败将偷偷地向紫荆关方向逃去。
当瓦剌军狼狈逃跑时，于谦命令石亨带兵连夜追击，取得大胜。范广、孙镗等在追击时，夺回被掳的老百姓一万多人和牲畜无数。
（徐健竹）
元朝的时候，日本政府和元政府禁止两国的人民互相通商往来。明朝初期，明政府与日本建立了贸易关系。后来，日本的一些在国内混战中失败的武士，勾结日本浪人和走私商人，带着货物和武器，一方面走私，另一方面不断抢掠中国沿海地区的居民。这些进行走私活动与在沿海抢劫的日本浪人和走私商人，明朝人叫他们“倭寇”。
嘉靖二年（1523），有两批日本商人在宁波发生了武装冲突。他们焚掠宁波、绍兴一带，绑走了明朝的官吏，于是明政府废除了宁波、泉州两个市舶司，停止了对日本的贸易。
但是，日本的浪人和走私商人仍不断来福建、浙江沿海一带走私劫掠，并且和中国地方的大官僚、大地主勾结，甚至中国的奸商也参加了倭寇的海盗活动。这样，倭寇之患便越来越厉害。
嘉靖三十二年（1553），倭寇大规模地登陆侵扰，到处劫夺财物，屠杀人民，掳掠人口。我国东南沿海的人民遭受到了很大的灾难。1555年，明政府调戚继光到浙江驻防。
戚继光（1528—1587），山东东牟（今山东莱芜）人，武艺出众，治军严明。他到任以后，看到当地官军腐败，就亲自到义乌招募了三千多人，主要是矿夫和农民，经过两个多月的训练，编成一支新军。随后他又在台州等地招募渔户，编成水军。戚继光的军队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人们称之为“戚家军”。根据江南的特殊地理情况，戚继光还创造了一种适合在多水湖泽地带作战的阵法——“鸳鸯阵”。这种阵法以十二人为一作战单位，长短兵器相互配合，指挥灵活，常在战斗中取胜。
1561年，将近两万的倭寇焚掠浙江台州。戚继光率领大军在台州附近和倭寇一连打了一个多月的仗，在当地人民的协助下，使侵犯台州的倭寇遭到歼灭性的打击。
台州大捷后，戚继光升任都指挥使，负起更大的海防责任。他又增募义乌民兵三千人，使“戚家军”的精锐部队增加到六千人。
1562年，倭寇又大举侵入福建，到处烧杀抢掠。戚继光奉命率领精兵从浙江到福建，他身先士卒，到福建第一仗就收复了被倭寇侵占达三年之久的横屿。接着，他乘胜进军，攻克了牛田、兴化（今莆田市），捣毁了倭寇的巢穴，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援闽的战斗告一段落，戚继光班师回浙江。
戚继光离开福建不久，又新来了大批倭寇，抢掠福建沿海各县，攻占了兴化城、平海卫（在莆田）等地。明政府命令俞大猷担任总兵官，戚继光为副总兵官，让他们两人火速开往前线。
嘉靖四十二年（1563），戚继光从浙江率领新补充的“戚家军”一万多人，赶到福建和俞大猷会师，把敌人打得大败，收复了平海卫和兴化城。戚继光因功升为总兵官。1564年，“戚家军”又大败倭寇于仙游城下，给被围五十天的仙游城解了围。残余的倭寇纷纷逃跑，福建的倭寇全被驱逐。1565—1566年，戚继光又配合俞大猷肃清了广东的倭寇。东南沿海的倭患至此完全解除。
（徐健竹）
澳门被占
15世纪的时候，欧洲许多国家为了向海外寻找殖民地，都奖励航海事业，葡萄牙是其中的一个。明弘治十一年（1498），葡萄牙人达·伽马率领葡萄牙武装商队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古里。不久，强占了果阿，将之作为在东方经营商业和政治活动的根据地。接着，葡萄牙又用武力强占了当时东方国际贸易的中心马六甲（在马来西亚半岛西南）。明正德六年（1511），葡萄牙的武装商队闯进了中国广东东莞的屯门岛。不久，他们又派使臣到北京要求通商，但遭到了明朝政府的拒绝。此后，他们的武装商队赖在屯门岛不走，在那里干着抢劫商人、掠卖人口的罪恶勾当。嘉靖元年（1522），葡萄牙海盗商人到广东新会西草湾地方抢掠，遭到中国军队的迎头痛击，被赶下海去。他们离开屯门岛后，转到福建、浙江沿海一带，勾结倭寇进行抢劫，又被明军击溃，随后又逃回广东，盘踞在浪白港。
葡萄牙商人千方百计想在中国沿海找到一个据点，以便对中国进行海盗式的通商活动。嘉靖三十二年（1553），他们借口在海上遇到大风浪，浸湿了船上的货物，请求明地方官借广东的澳门海滩让他们晾晒货物。他们使用卑劣手段，用行贿的办法得到了广东海道副使汪柏的许可。就这样，他们在澳门搭起帐篷住了下来。过了几年，他们又通过行贿的方法骗取了正式居住的权利。之后，他们更得寸进尺，一步一步地建造了房屋和市街，还修筑了城墙和炮台，并且擅自设置官吏，居然把澳门视为己有。这是澳门被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骗占的开始。万历元年（1573），葡萄牙商人以向明朝政府交纳地租的办法讹取了澳门的租借权。起初，澳门的行政、司法、收税等权，还仍然归广东地方政府掌握。到后来，这几种主权便逐渐被侵夺。清光绪十三年（1887），清政府被迫签订《中葡条约》，承认葡萄牙占领澳门。澳门就是这样被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骗占的。
（徐健竹）
东林党
明朝后期，宦官把持朝政，对人民进行疯狂的掠夺，同时也严重地损害了地主阶级地方势力的利益。江南地主中有很多人兼营商业和手工业，或者和工商业有联系。神宗万历年间，矿监、税监的贪婪劫掠，严重地侵犯了他们的特权，这就使江南地主集团与宦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江南地主阶级以及代表他们的官僚士大夫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结合起来，反对宦官集团的专横跋扈。明末“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就是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反映。
万历二十二年（1594），吏部郎中（官名）顾宪成被革职以后，回到自己的家乡无锡（今江苏无锡），在东林书院讲学。远近许多地方被排挤因而闲住在家的官吏都来听讲，学舍几乎容纳不下。他们聚在一起，一方面听讲论学，另一方面议论朝政，批评当政的人物。在朝廷里的一些比较正派的官员，也和他们互通声气。东林书院成了当时舆论的中心。这些人便被称为“东林党”。
东林党反对宦官独揽朝政，颠倒是非，迫害善良；反对矿监、税监的疯狂掠夺；反对苛重的赋税和徭役。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团当然不会满意他们，就对他们进行各种打击迫害。
天启元年（1621），朱由校（明熹宗）做了皇帝以后，明朝政治腐败、黑暗达到极点。宦官魏忠贤与熹宗的乳母客氏狼狈为奸，无恶不作。他掌握了政府官吏的任免权，从中央到地方，都安插了他的爪牙。朝中一些大臣都投靠在他门下，有的甚而认他为义父、干爷。阉党大官僚崔呈秀等号称“五虎”，此外还有所谓“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他们相互庇护，结为死党。
阉党为了排除异己，进一步加强了锦衣卫、东厂等特务组织。魏忠贤自己掌管东厂，他的干儿子田尔耕等掌管锦衣卫。他们把东林党人的名字编成《东林点将录》《同志录》等黑名单，根据这个名单，有计划地对东林党人进行迫害和屠杀。
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的著名首领左副都御史杨涟向皇帝上书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不久，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黄尊素等东林党领袖先后被捕下狱，受酷刑死去。其他东林党人，有的被杀害，有的被放逐，有的被监禁。许多非东林党人，但反对阉党的人士，也都遭到排斥、免职和杀戮。魏忠贤又下令毁掉全国一切书院，企图以剿灭东林党的名义来摧残所有反对阉党的人士。
魏忠贤等阉党迫害东林党后，气焰更高，不仅专制朝政，而且诬杀守边大将，冒图军功。魏忠贤的干儿义孙、远近亲戚，都做了大官。他自称为“上公”，阉党官僚称他为“九千岁”，有的竟称他为“九千九百岁”，向他献媚，争先恐后给他建立生祠，供他的像。建立一个生祠，要用掉老百姓几万两、几十万两白银。地方官每年春秋要到魏忠贤生祠祭祀，凡是不建祠或入祠不拜的都要被杀。
魏忠贤的专权暴虐，使人民遭受到严重的祸害，民愤越来越大。熹宗死后，朱由检做了皇帝（崇祯皇帝），杀了魏忠贤和阉党的重要人物。但阉党的残余势力仍旧存在，与东林党的斗争也仍旧没有停止。
（徐健竹）
《永乐大典》
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为了整理历代文献典籍，命令解缙（jìn）编修一部类书。解缙接受任务后，第二年就编成了一部《文献大成》。成祖嫌这部书编得太简略，永乐三年（1405），又加派姚广孝协同解缙，选儒士曾棨（qǐ）等二十九人重修，并动员大批善于写字的文人担当书写任务。当时直接或间接参加编修工作的有两千多人。皇家藏书处文渊阁所收藏的各种书籍是这次编修的基本资料。另外，明政府又派人到各地征购各类古今图书七八千种。负责编修的人把这些书依照《洪武正韵》韵目，整部整篇或整段地按韵编次。永乐六年（1408）冬，全书编成，共两万两千九百三十七卷（其中有凡例、目录六十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明清以来对卷数、册数记载均不一），定名为《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在南京编成的，后来明成祖迁都北京，这部大书也随之被运到北京。该书自编成后，只有精写本，没有刻版印刷。嘉靖四十一年（1562），皇宫失火，《永乐大典》差一点被烧掉。为防万一，明世宗命令礼部选儒士程道南等另抄写《永乐大典》正副本两部。穆宗隆庆元年（1567），正副本抄写完成。自此以后，《永乐大典》就有了三部：第一部是永乐原本，第二部是嘉靖正本，第三部是嘉靖副本。原本存放南京，正本存北京文渊阁，副本存北京皇史宬（chéng）。后来，南京原本尽毁。清初，正本被移放乾清宫，副本被移放翰林院，缺失二千四百多卷。清嘉庆二年（1797），乾清宫失火，正本全毁。藏翰林院之副本，以后又陆续有遗失。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永乐大典》遭受浩劫，劫后所存，仅三百余册。这些被抢掠去的《永乐大典》，现都分藏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公、私图书馆。
《永乐大典》在我国学术史上占有很高地位，它辑录古书，直抄原文，保存了今已散缺或已失传的许多重要资料，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北京图书馆的努力搜集，现在藏在该馆的《永乐大典》共有二百一十五册。连同该馆从国外各国图书馆征集到的一部分复制本（照片和显微胶卷），合计七百一十四卷。1960年，中华书局将搜集到的《永乐大典》影印出版。
（徐健竹）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蕲（qí）州（今湖北蕲春县）人，是明朝中期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他的父亲是当时的名医，很喜欢研究药物。李时珍童年时，常常跟着父亲到山中去采药，从小就培养了研究药物的兴趣。他幼年体弱多病，深刻体会到生病的痛苦，从而坚定了学医的决心。从二十岁起，他就跟着父亲学医了。
李时珍诊病和用药都十分仔细，他参考前人的药书时，常常能发现书中有不少缺点，于是立志要把旧有的药书加以整理，写成一部完备的药物学著作——《本草纲目》。
为了写这部书，他花了很大的精力来阅读前人有关医学的著作。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研读了八百多种书。除了钻研医药书外，他还阅读了许多历史书、诗文、小说、笔记以及像《芍药谱》（刘贡父著）、《海棠谱》（沈立著）、《菊谱》（范成大著）、《竹谱》（戴凯之著）等一类的书籍。从这些书籍里，他收集了有关医药的材料，并利用这些材料来考证各种药物的名实。不仅如此，他还很重视实地调查。他走遍了自己家乡的山野，还到过江西、安徽、江苏一带的许多地方，考察了各地特产的药物，采集了许多有价值的标本。他走了上万里的路，访问了千百个老农、渔民、樵夫和猎人，虚心地向他们请教，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了很多有关药物学的宝贵知识，打听出了很多医病的有效秘法和单方。李时珍经过这样长时期的刻苦学习，为编写《本草纲目》打下了深厚基础。
万历六年（1578），李时珍六十一岁，《本草纲目》这部书终于写成了。这部书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开始编著，中间经过了三次大的修改（小的修改直到他死一直未断），前后一共用了二十七年的时间。
《本草纲目》共五十二卷，记载了一千八百多种药物（比过去增加了三百七十四种），分成十六部，六十二类。对各种药物做了科学的分类，订出系统的纲目，改正和补充前人关于药物记载的错误和不足，这是《本草纲目》在药物学上的一个重大贡献。书里对每种药物，都写出它的名称、别名、形态、产地、气味、性质、功用和采制过程，并且还附录了许多医方，使人看了异常清楚。为使读者更易明白，作者还把一些形状复杂的药物绘成图画，全书的插图就有一千多幅。《本草纲目》一书，不但在我国古代药物学史上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而且在世界植物形态分类学史上，也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
（徐健竹）
明代治理黄河专家潘季驯（1521—1595），字时良，乌程（今浙江湖州）人。他从四十四岁时起，到七十三岁退休时止，前后四次受命治理黄河，为治理黄河工程工作了二十多年。
根据历史记载，黄河下游在三千多年中，泛滥和决口一千五百多次，重要的改道二十六次，其中大的改道有九次。黄河泛滥时，中原一带，常常是千里泽国，无数村庄和城市被淹没，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严重的损失。治理黄河，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劳动人民跟水患进行斗争的重大事情。
嘉靖四十四年（1565），潘季驯奉命治理黄河。他到达黄河沿岸以后，亲自视察河道，访问河堤附近的农民，邀请有经验的治河民夫谈话，仔细研究治河的办法。他还阅读前人有关治河的各种文献和著作，拿它们跟当前的情况进行参证、比较。这样，他逐渐摸清、掌握了黄河水患的规律，从而制定出了一套治河的原则和方法。他四次治理黄河，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潘季驯治河的原则是：“挽水归漕，筑堤束水，以水攻沙”。这意思就是说，修筑坚固的堤岸，约束河身，借着奔腾的水流冲走泥沙，刷深河漕，避免淤积。他根据黄河水流泥沙过多的特点，认为必须维持河道的整一，不要让它分流；两岸河堤的距离不要太宽，要紧紧地约束住河身。因为河道一宽，水势就缓，泥沙就会淤塞河床，河水就容易泛滥成灾。相反的，如果河道不太宽，水流很猛，就能冲刷淤泥，刷深河床，洪水就不易漫出。
潘季驯一生的治河经验，都总结在《河防一览》这部书里，如怎样筑堤，怎样保护堤防等，都有详细的说明。书里还绘制了详细的黄河全图，标明治河的地形和水势。每个险要的河段，都画出了堤防和巡守的“铺”。“铺”是供巡防人员驻守和休息用的一种草屋。“铺”的旁边竖起高竿，白天挂旗，晚上挂灯。有了紧急情况，巡防人员就敲锣告警，附近农民就可以赶去抢救。
（徐健竹）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上海人，是我国明朝末年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著有《农政全书》六十卷。
《农政全书》是一部有关农业科学的巨著。全书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和“荒政”十二章，总共五十多万字。这部书的价值可以从下列几方面来说明。
1.它汇集了历代有关农业的各类著作，起到了总结我国古代农业科学遗产的作用。书中引用各种农业著述约一百三十种，引用时，有的有删节，有的有补充，有的则为批判性的选辑。
2.它记录了古代和当代农民们宝贵的生产经验。徐光启常常深入农村，访问老农，有好的经验便记下来，编入他的书中。例如，在“木棉篇”中，他根据农民的生产经验，详细记述了棉花的种植方法和纺织方法；在“除蝗疏”中，他根据老农提供的材料，记录了蝗虫生长的过程。
3.它介绍了制造各种农具和修建水利工程的方法。书中详细地记述了各种农具的制法，并且附有精细的插图。在谈水利的这一章里，不仅介绍了我国西北水利、东南水利的情况，而且还介绍了外国的水利建设方法。
4.它记叙了著者本人对农业研究的心得和试验的成果。例如，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等章里，就记录有著者自己种植乌桕（jiù）树和桑麻的经验。
5.它介绍并提倡了有关国计民生的农作物。例如，茶叶在当时国际市场上异常畅销，“茶叶篇”中就详加介绍了茶叶的采摘、收藏、制造、饮用等方法。又如，甘薯（红薯）刚从外国传来不久，书中指出它有十几个优点，亩产量大，色白味甜，营养丰富，种植容易，可以酿酒，切片晒干可作为粮食和饼饵等，因此大力提倡种植。
《农政全书》总结了祖国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技术上的丰富经验，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农业科学资料，同时还反映了我国十六七世纪农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它是我国现存研究古代农业生产发展史的一部重要参考书籍。
（徐健竹）
明朝著名画家
明朝初年，著名的画家是戴进。明朝中期，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称为“明朝四大家”。明朝末年，著名的画家是董其昌和陈洪绶。
戴进（1389—1462），字文进，号静庵，钱塘人，南宋画院山水画的继承者。所画山水画，取景用笔，千变万化。他临仿古人的画，能叫行家也难分辨真假。他画的人像也很出色。据说，有一次他去南京，雇了一个挑夫挑行李，走在人多的地方，两人被挤分散了。他到处找不到挑夫，没有办法，便画了那个挑夫的样子，拿着画像到处向人打听，结果挑夫终于被找到了。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长洲（明时属苏州府）人。他的山水画汲取了唐宋著名画家的长处，加以融会变化，自成一家。他用笔很有劲，笔墨豪放，沉着雄浑。他画的花卉和人物也很有神采。
文徵明（1470—1559），字徵仲，也是长洲人，擅长画山水。他是沈周的学生。他的画当时全国闻名，很受人们欢迎。各地求他作画的人很多，但是有钱有势的人却很难请动他，他尤其不肯给藩王、太监和外国人作画。
唐寅（1470—1523），字子畏，又字伯虎，吴县（明时亦属苏州府）人。他画山水画最初向周臣学习，同时钻研宋元著名画家的画法，汲取各家的长处，自成一家，成就超过了他的老师。他画的水墨花鸟，活泼俊俏；人物仕女，生动妩媚，不落旧套。他在“明朝四大家”中享有最大的声名。
仇英（1494—1552），字实父，号十洲，太仓（明时属苏州府）人，油漆工匠出身的杰出画家，也是周臣的学生。他临摹的唐宋名画，可以乱真。当时的人很称赞他的画，说他的画“独步江南二十年”。
董其昌（1555—1636），字元宰，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他是大书法家，也是大画家。他的字初学米芾，后来融合唐宋各著名书法家的优点，自成一派。他的山水画集宋元诸家之长，下笔潇洒生动，清润明秀，具有独特的风格。
陈洪绶（1599—1652），字章侯，号老莲，诸暨（明时属浙江绍兴府）人。他在幼年时，就显示出绘画的才能，得到画家蓝瑛的赏识。后来，蓝瑛收他为徒弟。他的花鸟山水画，构图新奇，色彩浓丽，富于装饰情趣。他的人物画最精彩，造型夸张，线条细致，着重思想感情的刻画。他画过《水浒英雄》《西厢记》的插图。画过《归去来图》，劝他的朋友周亮工学习晋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不要去做清朝的官。这些都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和见解。他的画风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徐健竹）
李自成
明朝末年，大量土地集中在以皇帝为首的大贵族、大官僚、大地主的手里。到处是皇帝的“皇庄”和贵族官僚们的“庄田”，失去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有的农民失去了土地，还要照旧交纳田赋。有的地主勾结官吏，把自己的田赋暗地里分摊在农民头上。
万历末年，明政府为了跟东北新起的建州女真作战，把全部战争费用完全加在农民身上，向农民加派“辽饷”。农民本来就穷困到极点，在没有“辽饷”时，一年所获已是一半纳粮，一半糊口；加派“辽饷”以后，连糊口也难以做到了。崇祯时，明政府甚而将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也加派在农民头上，又增添所谓的“剿饷”和“练饷”，使得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据记载，天启末年至崇祯初年，陕西北部发生灾荒，农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蓬草采尽后“则剥树皮而食”，树皮剥光后“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
天启七年（1627），陕西北部饥饿的农民纷纷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起义初期，战争主要在陕西北部和中部进行。崇祯四年（1631）以后，起义军转移到山西，组成三十六营，势力渐渐壮大起来。后来，他们在河南、陕西、四川、湖北四省边界地区流动作战，屡次挫败官军。经过五六年的苦斗，起义军里锻炼出了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几位著名的农民军领袖。
李自成（1606—1645），陕西米脂县人，幼年时给地主牧过羊，二十多岁时当过驿卒和边兵。崇祯二年（1629），他参加了起义军，之后在闯王高迎祥部下做了闯将。
1635年，高迎祥等十三家七十二营的首领，在河南荥阳开会，商量反抗官军围攻的办法。大家采纳了李自成提出的“宜分兵定所向”的作战计划，把军队分作四路：北路、西路、南路以防御为主，东路积极进攻；另一部分军队往来策应。李自成提出的作战计划，不但增强了大家斗争的信念，更重要的是表明了起义军首领们已经懂得联合起来作战的必要，改变了过去分散作战的方法。这次大会把明末农民战争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636年，高迎祥在陕西战死，李自成继承了闯王的名号。他带领起义军转战四川、河南等地。当地的饥民纷纷参加起义军，李自成的队伍很快扩充到了几十万人。在农民革命急剧发展的形势下，李岩、牛金星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参加了李闯王的队伍。
起义军针对当时土地高度集中和赋役极端严重的情况，提出了“均田”“免赋”的斗争口号。起义军打到哪里，就宣布哪里“三年免征”或“五年不征”“平买平卖，蠲（juān）免钱粮”，还到处宣传“迎闯王，不纳粮”。起义军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这是李自成迅速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
1641年，起义军攻破洛阳，杀死河南人民最痛恨的福王常洵，并且把王府中收藏的从民间搜刮来的金、银、粮米散给饥民。在此后一两年里，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在河南连续大败官军主力，占领了今河南全省和湖北省的大部地区，人数壮大到百万左右。
1644年春，李自成在陕西西安正式建立政权（在取西安前，已在今湖北襄阳初步建立了政权），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扩大了在襄阳时的政权组织。接着，起义军发动了对明朝封建统治的最后冲击。起义军迅速占领太原、大同、宣府、居庸关（今属北京市），直逼北京。1644年4月，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在景山自杀，腐朽的明朝封建统治终于被伟大的农民革命力量推翻。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杀掉了一批人民痛恨的明朝贵族和官僚，释放了关在监狱中的囚犯。
但起义军进入北京后，李自成以下的一些领导者，被这巨大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滋长了骄傲轻敌的情绪，自以为天下大势已定，失去了对革命敌人的警惕。刘宗敏等将领在财货声色的诱惑下，甚至腐化堕落起来，醉心于享乐，厌倦斗争。广大的士兵在他们的影响下，也有不少人产生了太平麻痹和享乐腐化的思想。这样，就大大地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量，影响了人民对起义军的热情支持。至于丞相牛金星之流，原是混进起义军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他们这时不但纵情享乐，而且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势，篡夺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更阴险地在起义军内进行了谋害、破坏的活动，引起了起义军内部的严重分裂。
山海关的明守将吴三桂降清，引清兵入关，攻打李自成。在清军和吴三桂军队的夹攻下，李自成的军队失败了。为了保存力量，李自成从北京撤退到西安，后来又从西安转战到湖北。1645年，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在地主武装的袭击下牺牲了。
（徐健竹）
张献忠
张献忠（1606—1646），陕西延安人，出身贫苦，做过捕快，也当过兵。崇祯三年（1630），他聚集陕西米脂十八寨的农民起义，自称“八大王”。“荥阳大会”后，他和高迎祥、李自成等部担当东征的任务。他们以疾风扫落叶的声势，在短时间内，打下了明朝的发祥地——凤阳，烧毁了明朝皇帝的祖陵。后来，张献忠和高迎祥、李自成兵分两路，高、李等率兵进攻陕西；张献忠则率兵南下攻入安徽，转战于湖北、陕西等省。高迎祥牺牲后，张献忠所部在起义军中势力最为强大。1638年，农民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他以“受抚”为名，在湖北谷城一带休养兵力。次年，再度起义。明朝政府派杨嗣昌督师向张献忠进攻。1640年，张献忠突破杨嗣昌的包围，进入四川，并在军事上以流动作战的战术争得了主动。1641年，张献忠由川东顺流东下，由四川到湖北，攻占襄阳，杀掉了襄王朱翊铭。杨嗣昌兵败后，忧惧自杀，张献忠势力大振。1643年，张献忠率领起义军攻破武昌，称大西王。第二年，又攻入四川，占领重庆，攻破成都。这年冬天，他在成都即皇帝位，国号大西，改元大顺。
1646年，清政府派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军配合当地地主武装，猛攻张献忠。张献忠失败，率部北走，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射伤牺牲。
（朱仲玉）
明朝初年，住在祖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满族的祖先），分为许多部落。各部落的女真奴隶主为了掠夺奴隶和财物，经常发动对其他部落的掠夺战争，弄得人民不得安身，在这样的情况下，女真人都渴望有一个统一的和平局面。
努尔哈赤就是适应了当时的社会要求而崛起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老城）的一位英雄。他领导部众战胜了各自分立的各个奴隶主集团，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政权。直到今天，在东北的满族老人中间还流传着许多有关“老汗王”的故事。“老汗王”就是满族人对努尔哈赤的称呼。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史书上称清太祖，出身于建州部女真奴隶主家庭，祖辈多次受明朝的封号。他幼年丧母，受继母虐待，十九岁时与家庭分居，自己过独立生活。他曾到过汉人地区，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据说他通晓汉语汉文。
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团结内部，聚众起兵，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他以赫图阿拉为根据地，出奇制胜，逐步兼并周围的部落。从1583年到1588年的五年之间，他逐步兼并了周围的苏克素护河、浑河、王甲、董鄂、哲陈等部。
1587年，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努尔哈赤于费阿拉（新宾旧老城）建筑王城，并且实施了一些必要的政治、经济措施，如定朝政、立刑法、发展农业生产，等等。这一切，都为迅速统一女真各部奠定了基础。
1592年，努尔啥赤击败以叶赫为首的九部联军的进攻，随后就进行了兼并长白山、扈伦和东海诸部的斗争。从1589年到1594年，他先后兼并了长白山的鸭绿江部、珠啥哩部和讷殷部。从1593年到1619年又次第兼并了扈伦的哈达、辉发、乌拉与最大的叶赫诸部。至此，他基本上完成了女真族内部的统一。至于东海诸部，直到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时才完全被兼并。在女真各部统一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创立了八旗制度（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八旗），凡满族成员都被编入旗，平时生产，战时出征。1599年，他创制了满文。这些措施对于进行兼并战争、巩固政权和发展文化都是必要的。
1616年，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即汗位，建立金政权（1636年皇太极改金为清）。金的建立，对于满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赵展）
吴三桂
1644年，当李自成的农民军打进北京的时候，明朝驻在山海关一带防御清兵的总兵官吴三桂，手头还有一部分兵力。吴三桂本人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家庭，他在北京有一份相当大的财产，并且还有成群的妻妾和歌妓。李自成进入北京的消息传到了山海关，在起义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他为了保全自己的财产和地位，原本打算到北京来归顺李自成，暂时躲避革命风暴的冲击。但是，过了不久，他听说农民军要杀贪官、要斗土豪，而且他自己存在北京的家产也被查封；同时他还听说，各地的地主阶级分子都在跃跃欲动，正在积极组织反革命力量，准备向农民军反扑。在这样的情况下，吴三桂的气焰又复高涨起来，公开宣称要与农民军作对到底。
当然，吴三桂心里很清楚，光靠他自己这点力量，是无论如何不堪农民军一击的。所以，当农民军乘胜向山海关推进时，他便向住在关外的满族贵族——他所负责防御的敌人屈膝投降，并且联合满族贵族集团的“八旗兵”，共同向农民军进攻。
李自成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在山海关附近一片石地方讨伐吴三桂。两军摆开阵势，激烈战斗。战争刚开始，天气忽然大变，狂风骤起，飞沙满天，士兵们一个个睁不开眼；正当这时，满族贵族的精锐骑兵，从吴三桂军背后冲出来，直扑农民军。李自成大惊，农民军阵势动摇，大败。李自成急忙下令收兵，向北京退却。就这样，清军便在吴三桂的引导下，长驱直入，打进了山海关。
李自成退回北京后，匆匆即皇帝位于武英殿，第二天，便放弃北京率众西走。清军随即进入北京城。
满族贵族一经占领北京，随即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在政治上，为了拉拢汉族地主阶级，下令礼葬崇祯皇帝，大量任用明朝旧文武官员；另外，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还宣布废除明末以来的一些苛派和“三饷”（指“辽饷”“剿饷”和“练饷”）。在军事上，一方面派遣吴三桂等继续追击农民军；另一方面另派大军南下，分别占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土地。
这年初冬，满族皇帝福临，在满汉贵族大臣们的拥戴下，即位为全中国的皇帝。这就是顺治皇帝。
福临这时还很年幼，国政由他的叔父摄政王多尔衮代理。顺治在位十八年，十八年中全国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始终没有停止。直到他的儿子康熙皇帝时，全国才重归于统一。
（朱仲玉）
史可法
北京的明朝中央政权在农民起义军打击下灭亡以后，整个明朝政权尚未终结，一些大臣把崇祯皇帝的兄弟福王朱由崧捧出来，在南京当了皇帝（弘光皇帝），建立了南明政权。当时，清兵已经入关，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已经退出北京，因此南明政权面临的敌人已经不是农民起义军，而是以满族贵族为首的联合了汉族地主和其他族统治阶级所建立起来的清朝。弘光皇帝是一个贪淫酗酒的草包，他周围的一些大臣，如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也多是些专为个人功名富贵打算的奸臣。他们在大敌当前的重要关头，不仅没有积极抵抗，反而把坚决主张抗战的史可法排挤出朝廷，叫他到长江以北的扬州去督师。
史可法（1602—1645），字宪之，号道邻，祖籍北直隶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大兴区）。后迁居河南开封府祥符县（今河南开封），一般都称他为河南祥符人。他为人诚恳、正直，办事认真，是弘光朝的兵部尚书兼大学士。弘光皇帝叫他到扬州去，他虽然明知前途困难重重，然而为了团结抗敌，他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到了扬州以后，将扬州与南京之间的防御力量进行了一番整顿，并且他还调解了诸将之间不和的关系。许多抗清志士听说史可法在扬州督师，都非常高兴，纷纷地投效到他军中来。
1644年12月，清军从山东南下，占领了江苏的宿迁。史可法立即率领军队进行反攻，收复了宿迁。第二年，清军第二次发动进攻，一路从山东南下占领宿迁，另一路从河南南下逼近徐州。徐州守将总兵李成栋闻清兵打来，弃城逃走，清军轻易地占领了徐州。不久，李成栋投降清军，为清军做前导，向南进攻，局势迅速恶化。
正在这时候，半壁江山都行将不保的弘光小朝廷内却发生了严重的内讧。武昌守将左良玉以“清君侧”讨伐奸臣马、阮为名，对南京发动了军事进攻。弘光朝廷异常惊恐，忙下令调史可法回南京，防御左良玉兵。后来虽然因为左良玉在途中病死，这场内战没有被引起来；可是，就在此期间，清军却乘着弘光朝廷的内讧，攻破了盱眙，而且继续往东进攻，乘势占领了淮安和泗州，逼近了扬州。史可法闻讯，冒着大雨，连夜赶回扬州，匆匆忙忙地布置防务。
1645年5月，清军围攻扬州。史可法率众拒守，屡次打退清军，清军统帅豫王多铎前后数次写信给史可法，劝他投降。史可法严正地拒绝，每次接到信，都不启封，立刻烧掉。清兵用大炮攻城，城墙被打坏很多缺口，每被打坏一处，史可法便命令部下用沙袋堵塞一处，再接再厉、斗志昂扬。战斗日夜进行，敌军四处云集，城中危险万分。史可法知道扬州已经很难保，便预先给自己的母亲、妻子写好诀别书，交代后事，自己下定决心准备城陷殉难。5月20日，清军发动总攻击，他们先用大炮轰破西北角城墙，然后冲进城来。史可法看到城被攻破，便拔刀自杀。他的部下上前把他抱住，簇拥着他逃出城去。半路上，遇见一队清兵，结果他们被俘虏了。清兵把史可法解去见清军统帅多铎。
多铎见到史可法后，再一次劝他投降。史可法严词厉色地说：“吾头可断，身不可屈，愿速死。”最后，史可法被杀害。
清兵占领扬州后，大肆屠杀，全城遍地尸横。那时，正是夏天，史可法的遗骸已经无法辨认。扬州的人民，找不到他的尸体，便把他的衣冠埋葬在扬州城外梅花岭，后来还修了祠堂，来永远纪念他。
（朱仲玉）
江阴人民抗清斗争
1645年，清军从北方大举南下时，下了一道严厉的剃发令，限令在清军所到之处，人民必须在十天内剃去头发，并且规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不许有丝毫考虑的余地。
把全部头发盘束在头顶上，这是以前汉族人的装束；剃去周围的头发，把中间留下的头发编成辫子，垂在背后，这是当时满族人的习惯。这道命令遭到了当时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1645年江阴人民的抗清斗争，就是由此而引起的。
当时，史可法已经在扬州殉难，南明弘光朝的都城南京已经失守。7月中旬，清朝派来的知县方亨到江阴上任。他一到任就贴出布告，要严格地执行剃发令。江阴人民非常愤慨，他们撕掉布告，于7月22日开始起义。起义的人员拥戴典史（官名，比知县低，掌管全县治安的事）陈明遇为领袖，修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决心抗清到底。
江阴起义后，清政府立即派兵前来镇压。全县人民奋勇抵抗，在城郊多次打败清军。全城军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坚强团结，死守不二。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陈明遇派人把前任典史阎应元从城外请进城来，一同协力防守。
阎应元是个武秀才出身的猛将，他进城时，江阴已经完全处在清军的包围之中，但是他丝毫也不畏惧。他和陈明遇通力合作，彻底清查全城户口和库存物资，清除内奸、组织民兵，做好了长期抵抗的准备。
8月底，清军大队人马开到江阴城外，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势。阎应元和陈明遇指挥士兵英勇奋战，打退了攻城的清军，并且打死了清军的主将。9月里，他们又主动出击，消灭了许多敌人。
清军久攻江阴不下，就采取诱降办法。投降清军的将军刘良佐老着脸皮，在城外要求和阎应元答话，想劝说他投降。阎应元声色俱厉地斥责刘良佐，说：“有降将军，无降典史！”粉碎了敌人的劝降计划。在农历中秋节这天晚上，阎应元为了让士兵们欢度佳节，特地举行了祝捷晚会，跟战士们一起在城楼上饮酒唱歌，表示宁死不屈的决心。
清军看到城内坚守不屈，没有投降的意思，又调来了大批精锐的攻城部队。10月10日，清军趁下着大雨，用大炮轰破城墙的东北角，打进城来。在激烈的巷战中，陈明遇壮烈地牺牲了。阎应元杀伤了许多敌人后，投水自杀，没有成功；后来被敌人俘虏，关在一个庙里，第二天也壮烈牺牲了。全江阴的人民，除一小部分突围以外，其余都在巷战中英勇牺牲或在城破后惨遭杀害。
（朱仲玉）
郑成功（1624—1662）原名郑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他是明朝末年福建总兵官郑芝龙的儿子。当福王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时，郑成功二十一岁，正在南京读书。弘光政权垮台后，郑成功回到福建。这时，唐王朱聿（yù）键在福州即皇帝位，建立隆武政权。郑成功朝见了朱聿键，提出了富国强兵、抵抗清军的主张。朱聿键很喜欢郑成功，就认他做本家，赐他姓朱，名朱成功。
1646年秋，清军攻陷浙江，接着大举进攻福建。掌握隆武朝政大权的郑芝龙准备投降清朝，故意撤掉仙霞关的守军。清军长驱直入，在汀州（今福建长汀）俘虏朱聿键，隆武政权灭亡。郑芝龙投降清朝后，郑成功和父亲决裂，在厦门鼓浪屿起兵反抗清朝。
郑成功率领部队在福建、浙江、江苏一带和清军打了许多次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为了长远之计，他决定渡海到台湾去，以台湾作为抗清的根据地。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624年，荷兰侵略者乘着明朝国势衰落的时机，出兵侵占了台湾，在台湾建立了殖民统治。郑成功向台湾进军前，写信给荷兰侵略军头子，指出台湾是中国的国土，中国有权收回，叫他赶快率领侵略军撤出台湾。荷兰侵略军的头子非常害怕，派翻译何廷斌来和郑成功讲条件。何廷斌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人，他把荷兰侵略军的情况报告郑成功，还向郑成功呈献了一幅详细的台湾地图。台湾人民听说郑成功要收复台湾，都感到非常兴奋，纷纷渡海来投奔郑成功，愿意为收复台湾出力。
1661年4月，郑成功率领战士二万五千人、战船百艘，在台湾鹿耳门一带登陆。登陆后，跟荷兰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由于郑成功的指挥有方，士兵们的英勇作战和台湾人民的积极支援，荷兰侵略军战败了，侵略军的头子被迫向郑成功呈递了投降书。1662年，最后一批荷兰侵略军被逐出台湾，台湾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立政府、制定法律、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努力建设。他还亲自到当地高山族居住的地区进行访问，派人制造了大批铁制农具，在高山族人民中推广使用。经过汉族和高山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台湾的各种生产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不幸，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后不久就病逝了，这时他才只有三十九岁。他的死，引起了人民的哀痛，人民将会永远纪念这位从殖民主义者手中收复祖国神圣领土——台湾的民族英雄。
（朱仲玉）
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姓爱新觉罗，名玄烨，是清入关以后的第二个皇帝。他从1662年开始，到1722年去世止，共做了六十一年的皇帝。
康熙统治期间，中国是当时世界上一个繁盛、统一的封建强国。
康熙皇帝最重要的贡献，是平定了“三藩”叛乱，解决了准噶尔问题，收降了郑氏力量，使中国重新归于统一。
所谓“三藩”，是指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吴、尚、耿三人本来都是明朝的将领，后来都投降了清朝，接受了清朝王位的封爵。他们在自己的势力强大起来以后，不肯服从清朝的统一政令，企图在西南一带造成封建割据。
1673年，吴三桂发动叛变，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和耿仲明的孙子耿精忠起兵响应。康熙皇帝采取坚决手段，调动各方面的人力物力，出兵平乱，对叛军采取猛烈攻势。最后，清朝终于把“三藩”平定，巩固了西南边疆。
准噶尔是我国西北的少数民族。当时，以噶尔丹为首的准噶尔部上层反动分子，进行了破坏统一的活动。康熙皇帝亲自率兵粉碎了这些上层反动分子制造分裂的阴谋活动，进一步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郑成功和他率领的将士，在1662年驱走荷兰殖民者，收复了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这是我国历史上反抗外国侵略势力的一个伟大胜利。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后不久去世。康熙皇帝于1683年降服了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使得台湾重新成为中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域。
康熙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还实施了一连串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措施。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在广大人民反抗斗争的压力下，废止了清入关之初霸占农民土地的“圈田令”。他下令兴修水利、奖励垦殖、减免赋税、节省开支、提倡节约。因此，康熙时农业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的经济也日益繁荣。
在文化上，他派人编修《明史》《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等书，此外还大力提倡自然科学、绘制《皇舆全览图》等。
康熙皇帝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所做的上述一些工作，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后世称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朱仲玉）
达赖喇嘛 班禅额尔德尼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是西藏喇嘛教黄教教派的两位最大活佛。
黄教是15世纪初藏族喇嘛宗喀巴（1357—1419）创立的一个喇嘛教派。到16世纪中叶时，黄教的势力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黄教最大的寺庙拉萨哲蚌寺的讲经法台是索南嘉措（1543—1588）。
明万历七年（1579），被明朝封为顺义王的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从青海写给索南嘉措一封信，邀请他去讲经说法。索南嘉措接受了这个邀请，前往青海，向俺答汗宣传了黄教的教义。1580年，俺答汗加给索南嘉措一个尊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瓦齐尔”，梵语“金刚”的意思；“达赖”，蒙语“大海”的意思；“喇嘛”，藏语“上人”的意思），以表示对索南嘉措的敬重，这就是达赖喇嘛名号的开始。后来，索南嘉措的母寺哲蚌寺的上层喇嘛，又追认宗喀巴的门徒根敦主巴为第一世达赖喇嘛，根敦主巴的门徒根敦嘉措为第二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是根敦嘉措法位的继承人，是第三世达赖喇嘛。从第三世达赖喇嘛开始，历世达赖喇嘛都以哲蚌寺为母寺。
17世纪中叶，黄教寺庙集团和信奉黄教的青海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归附了尚未进关的清皇室，紧接着，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又凭借固始汗的兵力，掌握了西藏地方政权。清顺治九年（1652），第五世达赖喇嘛应顺治皇帝的邀请，来到北京，受到清朝隆重的款待。第二年，五世达赖返回西藏，临行前，清朝赐给他金册、金印，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从此以后，达赖喇嘛的政教地位和职权，才被正式确定了下来，而且此后历世达赖喇嘛，都必须经过中央政权的册封，成为一项制度。
第五世达赖喇嘛的师父是日喀则扎什仑布寺的讲经法台罗桑·却吉坚赞。罗桑·却吉坚赞是一位佛学知识渊博的高僧，被人尊称为“班禅”（“大学者”的意思）。当固始汗帮助黄教寺庙集团取得西藏地方政权以后，固始汗又赠给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以“班禅博克多”（“博克多”是蒙语“圣者”的意思）的名号。班禅死后，扎什仑布寺的上层喇嘛把他定为第四世班禅，同时又向上追认了三世。第一世班禅是宗喀巴的门徒克主杰。自第四世班禅起，历世班禅都以扎什仑布寺为母寺。
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第五世班禅罗桑意希来到北京，康熙皇帝封他为“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是蒙古化的梵语，“珍宝”的意思），赐给他金册、金印，确定了他的政教地位和职权，也规定了此后历世班禅额尔德尼都必经中央政权册封的制度。
（王辅仁）
文字狱
清朝初期，在各地人民进行反抗满族贵族统治斗争的同时，一些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曾经通过著书立说的方法来进行反抗斗争。清政府为了彻底消灭这种反清思想，便大兴“文字狱”。“文字狱”是指诗文著作中某些内容触犯了清政府的所谓禁忌，被清政府用为犯罪的罪证，借此来对反抗满族贵族统治的知识分子进行屠杀的一种暴行。
康熙时最大的一次“文字狱”是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鑨之狱。庄廷鑨得到了明朝朱国桢编写的一部《明史》未完成稿，很高兴，便集合一些人把它编写完毕，由他自己署名刻印出版。这部书对于明朝后期汉满统治阶级的斗争写得很具体，并且把清军入关以后这一段时间的历史不算作清史，而却以南明为正统，叫作南明史，这就触犯了清政府的忌讳。清政府下令将庄氏家族以及为该书作序的人、参加校阅的人、刻印的人、卖书的人、买书的人，一并处死，总共杀了好几百人。事发时庄廷鑨已死，清政府还把他的尸首从坟墓里掘出来戮尸。
康熙朝除庄廷鑨之狱以外，还有戴名世之狱也非常著名。戴名世是明朝遗老，他著的《南山集》中载有南明永历皇帝（1646—1661在两广、云、贵一带建立过政权）的事迹，并且还采入了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一书中有关明末清初的史实，结果清政府借此兴大狱。戴名世被杀，戴、方两家的男女老少都被充军。
雍正朝“文字狱”中最大的一次是雍正七年（1729）的吕留良、曾静之狱。吕留良是明朝遗老，他拒绝清政府的征聘，削发为僧，著书宣扬反清思想。曾静读了他的著作以后，派学生张熙去见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他举兵反清。岳钟琪表面上假装答应，引诱他们说出全部计划，然后向清政府告密。清政府把早已死去的吕留良从棺中挖出戮尸；把他的儿子吕毅中、再传弟子沈在宽处死，吕家的人被灭族。对于曾静和张熙两人，则假造口供，说他们已改过自新；雍正皇帝还利用假“供词”作《大义觉迷录》一书，欺骗当时和后代的人。
（朱仲玉）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清朝乾隆年间由国家编修的一部历代著作总集。
这部书的编修工作，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开始（实际上前一两年就在筹备），至1782年完成。先后参加工作的共有三百六十多人。具体编修的过程是：先下诏广收遗书，命各省采访进呈历代著作，然后进行校订工作，分门别类编纂抄录，收藏于国家藏书库内。在编修过程中，如发现书中具有反清思想或不利于清政府统治的内容，就予以全部或部分销毁，或者篡改其中的字句。
《四库全书》收录的书籍共三千四百七十种，计七万九千零一十八卷。未加收录而保存书目的书，共六千八百一十九种。它基本上把我国历代的主要著作都网罗进去了。全书分“经（经书）”“史（史书）”“子（诸子书）”“集（文集）”四部（故名《四库全书》），四部之下又分为许多类别。如“史部”之下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十五类。每类之中，基本上以时代先后顺序为标准进行排列（其中帝王的作品排在最前面），这样，查阅起来十分方便。
《四库全书》编修完成以后，并没有刻版付印，只抄写了四部正本，分别收藏在北京的文渊阁（故宫内）、文源阁（圆明园内）和沈阳的文溯阁、承德的文津阁等几个国家藏书库中。后来又抄写了三部副本，分别收藏在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这七部书，现在有的已经全部被毁，有的也已部分被毁。如收藏于文宗阁的，在鸦片战争时期被毁；收藏于文源阁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被毁；收藏于文汇阁、文澜阁的，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散佚；收藏于文溯阁的，在“九一八”事变后一度被日寇掠去以致部分散佚；收藏于文渊阁的，在北京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劫往台湾。
在编修《四库全书》的同时，为了查阅方便起见，还编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各一种。
（朱仲玉）
《三国演义》的作者是元末明初时人罗贯中，《水浒传》的作者是大约与罗贯中同时的施耐庵，《西游记》的作者是明朝人吴承恩，《聊斋志异》的作者是清朝人蒲松龄（1640—1715），《红楼梦》的作者是清朝人曹雪芹（约1715—约1763）。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东汉以后魏、蜀、吴三国兴亡的一段历史。它以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桃园结义作为故事的开端，以晋朝灭掉吴国结束三国分立局面作为故事的终结，深刻而生动地描绘了三国时代尖锐复杂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书中通过对魏、蜀、吴三国之间种种矛盾的刻画，揭露了统治阶级贪得无厌和残暴虚伪的本质。作者用他的笔精心地塑造了曹操、孔明（诸葛亮）、张飞等许多性格鲜明的典型形象。在作者笔下，曹操是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中阴险奸黠者的代表，孔明是聪明、智慧的化身，张飞是疾恶如仇、爱憎分明、性情莽撞的英雄。作者把书中的人物写得栩栩如生，使读者看了以后，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水浒传》写的是宋朝时候农民起义的故事。它描写了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宋江等人如何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下被逼上梁山的情况。它歌颂了农民阶级跟地主阶级进行坚决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书中不仅对于朝廷里的暴君奸臣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且对于直接压在人民头上的地主恶霸也予以无情的唾骂。这部书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被压迫人民反抗黑暗统治的热情。“三打祝家庄”就是书里描写梁山泊的农民英雄和地主恶霸展开武装斗争的一个著名片断。
《西游记》写的是唐僧取经的故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人，历尽千辛万苦，到西天去取经，最后终于战胜了险恶的自然环境和一切妖魔鬼怪，胜利地把经取回。书中的孙悟空是人民智慧与力量的化身，他大闹天宫、大闹地狱，把神鬼世界的权力和秩序打得粉碎，充分地反映了人民蔑视封建统治权力的情绪。
《聊斋志异》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它通过许多花妖狐魅的故事，从多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生活。它暴露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贪残暴虐，辛辣地批判了科举制度的腐朽，揭露了社会骗子手的欺诈行为，也歌颂了反抗旧礼教的男女之间的真挚爱情。
《红楼梦》写的是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悲剧。贾宝玉是一个鄙视功名富贵、具有反抗旧礼教精神的贵族公子。林黛玉是一个敢于向传统势力挑战、热烈追求真实爱情的女孩子。薛宝钗则是一个封建主义的忠诚信奉者。贾宝玉和林黛玉彼此相爱，然而封建恶势力却不让他们结合。最后，林黛玉在久病中忧郁地死去。薛宝钗虽然获得了和贾宝玉结为夫妇的胜利，可是却没有赢得贾宝玉真正的爱情，反而成为封建社会另一种类型的牺牲品。《红楼梦》所描写的爱情是一种以反对封建主义（不仅是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为其思想内容的爱情，它通过贾宝玉、林黛玉恋爱的种种波折和贵族贾家由盛而衰的变化过程，深刻地揭露和谴责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黑暗和罪恶。它是我国古典小说中最伟大的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朱仲玉）
清初出现了许多戏曲家，其中著名的有洪昇和孔尚任。
洪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的代表作是《长生殿》。《长生殿》取材于历史故事，以唐玄宗和杨贵妃两人的爱情为中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唐朝“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情况。它描写了唐朝由盛而衰的过程，描写了当时的宫廷生活和官吏的贪暴，描写了内忧外患交迫下人民生活的痛苦，也描写了正义凛然的爱国人物。作品的相当一部分篇幅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但在主要情节上则是现实主义的。
孔尚任（1648—1718），字季重，号东塘，兖州曲阜（今山东曲阜）人。与洪昇齐名，世称南洪北孔。他的代表作是《桃花扇》。《桃花扇》通过李香君、侯朝宗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南明弘光朝的社会现实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揭示了南明政权灭亡的原因。剧中人李香君是明末南京秦淮河边一个著名的歌妓，侯朝宗是与弘光朝的当权派马士英、阮大铖等奸臣处于对立地位的著名文人。奸臣的陷害，拆散了侯、李两人。侯朝宗被迫逃亡江北投奔史可法幕下，李香君在奸臣的威逼下坚贞不屈，誓死不再嫁。
孔尚任通过生花的妙笔，把侯、李的爱情生活和国家兴亡的命运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从表面上看描写的是儿女情长，而在实际上写的却是亡国悲剧。不论在思想性上还是艺术性上，《桃花扇》都是一部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杰出作品。
（朱仲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