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之内容，从所表现的对象观察，可分为二类：一曰纯理，二曰应用。纯理者，从理论上悬一至善之鹄，研究国家当用何种组织，施政当采何种方针，等等。应用者，从实际上校其效率，研究某种组织某种方针，等等如何始能实现。此两者虽有区别，然常为连锁的关系。纯理必藉应用而始圆满，应用必以纯理为其基据。
从能表现之主格观察，亦可分为二类：一曰个人的思想，二曰时代的思想。个人的思想，为大学者或大政治家脑力所产物，其性质为有意识的创造；时代的思想，由遗传共业及社会现行习俗制度混织而成，其性质为无意识的演进。两者亦常有交光的关系，个人能开拓时代，时代亦孕育个人。
吾侪欲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其资料当求诸何处耶？以吾所见，区为四类：
第一类，学者之著述及言论。此为个人创造力之完全表现，例如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尹文、孟子、荀卿、韩非、贾谊、董仲舒、仲长统、桓宽、司马迁、杜佑、司马光、郑樵、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戴震、谭嗣同等，皆有著述传后。吾侪将其著述爬梳整理，可以察其思想之脉络焉。此外或无著述或虽有而已佚者，则从别人所征引彼之言论以窥其思想之一斑。此惟先秦时代为较多，例如邓析思想，见于《吕氏春秋》；许行思想，见于《孟子》；惠施思想，见于《庄子》；宋钘思想，见于《孟子》、《荀子》之类是也。
第二类，政治家活动之遗迹。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不同，哲学思想为学者所独有，其发表之形式专恃著述，政治思想什九与实际问题相接触，一有机会，则不惟坐而言，直将起而行。故凡属有主张有设施之政治家，例如周公、管仲、子产、孔子、商鞅、李斯、汉高祖、汉武帝、王莽、诸葛亮、崔浩、苏绰、唐太宗、刘晏、陆贽、王安石、明太祖、张居正、清圣祖、曾国藩之流，无论其人为贤为不肖，其事业为成为败，要之其关于政治上之设施，皆其思想之现于实者也。故此等人之传记，实斯学主要资料之一种。
第三类，法典及其他制度。政治思想之实现，恒结晶以变为成文之法典及其他单行制度，例如《周官》、《法经》、《汉律》、《汉官》、《唐律》、《唐开元礼》、《元典章》、《明会典》、《清律例》、《清会典》，乃至如《通典》、《文献通考》等类之政书，与夫历代诏令奏议，凡此类法制之书，虽大半递相沿袭，而其间有所损益，恒必与其时代之要求相应，此即彼时代政治思想之表现也。至于立法时赞成、反对之意见表于言论者，尤足为时代思想之徽帜，自无待言。
第四类，历史及其他著述之可以证察时代背景及时代意识者。凡思想皆应时代之要求而发生，不察其过去及当时之社会状况，则无以见思想之来源。凡一思想之传播，影响必及于社会，不察其后此之社会状况，则无以定思想之评价。故欲治政治思想史，必须对于政治史、经济史、宗教史、风俗史等有相当之准备，然后其研究不至歧误。又各时代中一般人（指学者及政治家以外之人）之言论，往往有单辞片语，优足为当时多数人意识之代表，非博观而约取之，不足以觇时代思想之全内容。此种资料，既无完善之成书可供采择，则亦惟泛求诸群籍而已。
上四类，前二类为研究个人思想之资料，后二类为研究时代思想之资料。其实两者有交光的关系既如前述，则此种界限，殊无取细分也。以吾所见，中国政治思想史现存之资料，可谓极丰富，独惜散在群籍，非费极大之劳力，不能搜集完备，且非有锐敏的观察力，时复交臂失之。此则凡治国故者所共感之苦痛，不徒本问题为然耳。
资料审择，又为治国故者一种困难之业。因古来伪书甚多，若不细加甄别，必致滥引而失真。例如以《内经》均黄帝思想，以《阴符》为太公思想，以《周礼》为周公思想，以《家语》、《孔丛子》所记为孔子思想，以《列子》、《关尹子》、《鬼谷子》等书各为其本人思想，乃至以《伪古文尚书》为三代时思想，杂谶纬诸书为邃古时思想，如是必至时代背景与思想系统完全混乱，而史之作用全失。
不惟伪书而已，即真书中所记古事古言，亦当分别观之。盖古代著述家，每将其理想托诸古人以自重。孟子称“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岂惟许行，实亦可谓有为尧舜之言者孔丘、孟轲；有为大禹之言者墨翟；有为黄帝之言者庄周也。（《韩非子·显学》篇云：“孔子墨子同道尧舜，而趋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可复生，谁与辩儒墨之诚乎？”此语最能道出先秦诸子托古之真相。）故虽以此等大哲之著书确实可信者，其所述先代之事迹及言论，大半只能认为著书者之思想，而不能尽认为所指述之人之思想。又不惟专家著述为然，即诸经诸史中资料，亦当加审慎。孟子论治《诗》也，谓当“不以辞害意”；其论治《书》也，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盖史迹由后人追述，如水经沙滤，必变其质。重以文章家善为恢诡詄荡之辞，失真愈甚。吾侪既不能吐弃此等书以孤求史迹，而其所记载又玉石混淆，则惟有参征他种资料，略规定各时代背景之标准，其不大缪于此标准者则信之而已。此则治一般史之通例，其方法非本书所能胪述也。
辨别伪书，凡以求时代之正确而已，不能因其伪而径行抛弃。例如谓《管子》为管仲作，《商君书》为商鞅作，则诚伪也。然当作战国末法家言读之，则为绝好资料。谓《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书，则诚伪也。然其中或有一小部分为西周遗制，其大部分亦足表现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之交之时代背景，则固可宝也。又如《内经》决非黄帝时代书，自无待言，然其书实战国末阴阳家言所荟萃，阴阳家如邹衍之徒著述已佚，此书即其绝好之代表品也。《列子》非列御寇作而为晋人伪撰，亦略有定评，然晋人学说，传今无几，即以此书觇当时时代意识之一斑，计亦良得也。
尤有一类资料决当拣弃者。汉代策问郡国所贡士，已开奖借空言之渐，唐宋以还，斯风弥扇。如韩愈、杜牧及苏洵、轼、辙父子兄弟之徒，多以好为肤廓之政论，滥博盛名。明清末流，帖括播毒，谈政本必“危微精一”，论政制必“封建井田”，尘土羹饭，屡嚼而秽不惭，优孟衣冠，久假而归无日。凡兹谰言，概宜芟汰。要之学者之学说，当以有无创造力为价值标准；政治家之绩业，当以有无责任心为价值标准。合此标准，可以厕诸思想之林，否则毋慁我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