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略
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人。生乾隆三年戊午，卒嘉庆六年辛酉，1738－1801年六十四。幼多病，十四岁，四子书尚未卒业。十五、六时，读书绝騃滞，日不过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为文，虚字多不当理。廿一二岁以后，骎骎向长，纵览羣书，尤好史部。二十三岁始出游，至北京。二十九岁始依朱筠，得见当世名流，遂知名。三十四岁，朱筠为安徽学政，先生与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诸人皆从游，与晋涵尤相知，以同治史学也。四十岁，中顺天乡试。四十一岁，成进士。迭主定州定武，肥乡清漳、水平敬胜、保定莲池、归德文正诸书院讲席，又为和州、永清、亳州修志书，最后为湖北通志，时年五十七。自后遂归浙，时游扬州，以老。
学术述要
文史通义与经学
实斋著述最大者，为文史、校雠两通义，近代治实斋之学者，亦率以文史家目之。然实斋着通义，实[为箴砭当时经学而发]，此意则知者甚尠。实斋上辛楣宫詹钱大昕一书，颇道其崖略。谓：
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夫……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韩退之报张司业书，谓：「释、老之学，王公贵人方且崇奉，吾岂敢昌言排之？」乃知原道诸篇，当日未尝昭揭众目。太史公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不知者以谓珍重秘惜，今而知其有戒心也。韩退之云：「传来世莫若书，化当世莫若口。……」由韩氏之言体之，则著书为后世计；而今人著书欲以表襮于时，此愚见之所不识也。若夫天壤之大，岂绝知音？针芥之投，宁无暗合？则固采怀而出，何所秘焉！刘刻遗书卷第二十九
此绝非泛泛牢骚语，所谓「世俗风尚」，即指经学，通义、校雠两书则为挽救经学流弊而作，其意甚显白。经学家最大理论，莫若谓道在六经，通经所以明道，此自亭林唱「经学即理学」之说以来，迄东原无变，实斋始对此持异议。曰：
[六书七音乃专门之学]或曰：联文而后成辞，属辞而后着义，六书不明，五经不可得而诵也。然则数千年来，诸儒尚无定论，数千年人不得诵五经乎？故生当古学失传之后，六书、七音，天性自有所长，则当以专门为业；否则粗通大义而不凿，转可不甚谬乎古人，而五经显指，未尝遂云霾而日食也。说文字原课本书后，文史通义外篇二
此即明对「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之说而发也。又曰：
[就经传而作训故]，虽伏、郑大儒，不能无强求失实之弊，以人事有意为攻取也……[离经传而说大义]，虽诸子百家，未尝无精微神妙之解，以天机无意而自呈也。吴澄野太史历代诗钞商语，校雠通义外篇
此则明对「求道必于六经」之说而发也。而实斋所持[最精义理]，则在今文史通义内篇卷二之[原道]上、中、下三篇，大意谓：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犹未着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着。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着，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众人无所见，则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藉以见道也……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
故自古圣人，其圣虽同，而其所以为圣，不必尽同，时会使然也。
实斋此文，成于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时戴东原已卒十二年。实斋论道之意，盖采诸东原而略变者。[实斋东原二人论学异点]实斋于东原论学，颇持异见，而于其论性、原善诸篇，则极推许，谓：「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文史通义书朱陆篇后又谓：「其原善诸篇，虽先夫子朱筠亦所不取，其实精微醇邃，实有古人未发之旨。」又曰：「原善诸篇文不容没。」刘刻遗书补遗又与朱少白书至绪言、疏证两书，实斋似未见，故颇少称引。实斋谓道不外人伦日用，此在东原绪言、疏证两书中，主之甚力，即原善亦本此旨，惟发之未畅耳。实斋所谓「道之自然」与「不得不然」者，亦即原善「自然」与「必然」之辨。故主求道于人伦日用，乃两氏之所同。惟东原谓归于必然，适全其自然，必然乃自然之极致，而尽此必然者为圣人，圣人之遗言存于经，故六经乃道之所寄。实斋则圣人之不得不然乃所以合乎道，而非可即为道，自然变，则圣人之不得不然者亦将随而变，故时会不同，则所以为圣人者亦不同，故曰圣人学于众人，又曰「六经皆史」，则六经固不足以尽夫道也。故东原始终立论不脱因训诂考核以通经，因通经以明古圣人之义理，而我之义理亦从而明，盖以义理存于必然，必然乃自然之极致也。实斋则谓：
[道出六经与道出事物之辨]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
所谓「不得不然」者，乃从「自然」中来，其所以为穷、变、通、久，决不限于前人之成局。故东原谓「言乎自然之谓顺，言乎必然之谓常，言乎本然之谓德。天下之道尽于顺，天下之教一于常，天下之性同于德」。有所谓一常，有所谓同德，即圣人六经而求之者是也。实斋则称事变，称时会，称创制，不能即圣人之六经而求。盖一主稽古，一主通今，此实两氏议论之分歧点也。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二人遇宁波道署，论修志，东原主详沿革，实斋主重文献，即证两人意见之不同矣。实斋有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一文详其事，可参阅。东原在当时，虽称经学大师，然并时经学家真知戴学者已鲜，实斋曾慨乎言之，谓：
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着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文史通义内篇卷二，书朱陆篇后
今实斋著书，尚求挽救戴氏议论，又不肯畅所欲言，以招时毁，隐约其辞，婉转其说，宜乎知其意者之益寡矣。今通义原道篇后有[邵晋涵一跋]，谓：
是篇初出，传稿京师，同人素爱章氏文者，皆不满意，谓蹈宋人语录习气，不免陈腐取憎，与其平日为文不类，至有移书相规诚者。余谛审之，谓朱少白名锡庚曰：此乃明其通义所著一切创言别论，皆出自然，无矫强耳。语虽浑成，意多精湛，未可议也。
邵氏乃实斋论学挚友，相知最深切，于实斋此文，若有意袒护，实亦全不晓实斋用意所在，则其它可知。实斋有与邵二云论学书，文史通义外篇三亦谓：「世儒言道，不知即事物而求所以然，故诵法圣人之言，以谓圣人别有一道，在我辈日用事为之外耳。」此即原道宗旨，而二云不识也。故实斋勉之曰：「足下既疏尔雅，岂特解释人言，竟无自得于言者乎？足下博综十倍于仆，用力之勤亦十倍于仆，而闻见之择执，博综之要领，尚未见其一言蔽而万绪该也。此非足下有疏于学，恐于闻道之日犹有待也。」然则实斋固未许二云以知道，二云亦竟不识实斋之所谓道者，所以实斋发愤，有知难之篇也。见文史通义内篇卷四
实斋论「道」，既与东原不同，言「理」与东原亦别。东原言理，主从人之情欲求之，谓「理者，情之不爽失者也」，又曰：「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实斋言理，则本事物。故曰：
[求理于情欲与求理于事物之辨]理，譬则水也；事物，譬则器也。器有大小浅深，水如量以注之，无盈缺也。今欲以水注器者，姑置其器，而论水之挹注盈虚，与夫量空测实之理，争辨穷年，未有已也，而器固已无用矣。朱陆篇
又曰：
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言理。经解中
又曰：
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
东原以性情言理，圣人先得吾心之同然，理之大端，犹可于圣人之遗经求之，仍是经学家意见。实斋以事物言理，事物之变，多出六经之外，宜不得执六经而认为理之归宿矣。
浙东学派与浙西学派
实斋与东原论学异同，溯而上之，即浙东学派与浙西学派之异同。其在清初，则为亭林与梨洲；其在南宋，即朱陆之异同也。今文史通义内篇卷二有浙东学术与朱陆两篇，即发其意。实斋谓：
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其与朱氏为难，学百倍于陆王之末流，思更深于朱门之从学。充其所极，朱子不免先贤之畏后生矣。然究其承学，实自朱子数传之后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性命之说，易入虚无，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虽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谓无失也。然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黄干九峯，蔡沈再传而为西山、真德秀鹤山、魏了翁东发、黄震厚斋，王应麟三传而为仁山、金履祥白云，许谦四传而为潜溪、宋濂义乌，王祎五传而为宁人、顾炎武百诗，阎若璩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生乎今世，因闻宁人、百诗之风，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则通经服古之绪，又嗣其音矣。无如其人慧过于识，而气荡乎志，反为朱子诟病焉，则亦忘其所自矣。夫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经易失，如天象之难以一端尽也。历象之学，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贬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遗绪，是以后历而贬羲和也……攻陆王者出伪陆王，其学猥陋，不足为陆王病也。贬朱者之即出朱学，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质，言行交推，世有好学而无真识者，鲜不从风而靡矣。[戴学源出朱子]参看刘刻遗书补遗又与朱少白书
实斋此篇即为东原而作，时东原犹末卒，故文中隐其名。后又为书后一篇，始明说朱陆篇为正戴而发，则东原已下世十余年矣。书后亦似成于己酉，与原道诸篇同时，姑孰夏课甲编所谓「附有旧稿一篇」即朱陆篇，又加以书后也。实斋谓：
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故戒人以凿空言理，其说深探本源，不可易矣。顾以训诂名义，偶有出于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贬朱子，至斥以悖谬，诋以妄作。且云：「自戴氏出，而朱子徼幸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运亦当渐替。」此则谬妄甚矣。戴君笔于书者，其于朱子有所异同，措辞与顾氏宁人、阎氏百诗相似，未敢有所讥刺，固承朱学之家法也。其异于顾、阎诸君，则于朱子间有微辞，亦未敢公然显非之也。而口谈之谬，乃至此极，害义伤教，岂浅显哉！
盖实斋实未见东原疏证诸书，故谓东原「于朱子间有微辞，亦未敢公然显非之也」。实斋极赏东原凿空言理之戒，谓其源本朱子，而自述学统，则不归朱而归陆，不属浙西而列浙东。其言曰：
[浙东源出象山]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袁燮、袁肃、袁甫父子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扬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于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惟西河毛氏发明良知之学，颇有所得，而门户之见，不免攻之太过，虽浙东人亦不甚以为然也。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宗主与门户]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
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义理与人事]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朱陆异同，干戈门户，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究其所以纷纶，则惟腾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学问，则黄茅白苇，极目雷同，不得不殊门户以为自见地耳，故惟陋儒则争门户也。
或问：事功气节果可与著述相提并论乎？曰：[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
此所谓浙东贵专家，善言天人性命而切于人事，史学所以经世，非空言著述，不可无宗主，又不可有门户，凡皆自道其学统之精神也。浙东源于陆王，浙西传自朱子，真知学者莫不实事求是，不争门户，故实斋能赏东原。而东原以朱学传统反攻朱子，故实斋讥之，谓其「饮水忘源」也。并见通义朱陆篇及与朱少白书
经学与史学
浙西讲经学，浙东重史学，实斋文史通义唱「六经皆史」之说，盖所以救当时经学家以训诂考核求道之流弊。其所谓「史」者，详见于通义内篇卷五之史释篇：
[六经皆史论之意义]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存先王之道也。
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论其道，而府史仅守其法。……三代以前，未尝以道名教，而道无不存者，无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尝以文为著作，而文为后世不可及者，无空言也。盖自官师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门之著述，于是文章学问，乃与官司掌故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矣。……学者崇奉六经，以为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也。
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鞶帨絺绣之玩，而学为鬬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
学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经术，是能胜周官卿士之所难，而不知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言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皆不知求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义者也。
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
故曰：
六经皆史也……皆先王之政典也。
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易教上
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经解上
此为实斋「六经皆史」论之要旨。苟明六经皆史之意，则求道者不当舍当身事物、人伦日用，以寻之训诂考订，而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断可知矣。实斋稍后，亦以游幕著者有安吴[包世臣]慎伯，<生乾隆四十年乙未，卒咸丰五年乙卯，年八十一。>初客朱竹君皖署，适实斋初刻文史通义之翌年也。嘉庆辛酉，成说储上、下篇，是岁实斋卒。说储主改书吏名为「史」，谓：「史者，所以缮行文移，检校簿书，习土而明风俗，近民而究情伪。汉、魏以前，皆出身辟举，杰才间出，每至公卿。唐、宋以还，屏为流外，绝进身之望，去代耕之禄；然而居其地者以长子孙，故绅无世家，官无世职，而胥吏承袭，徧及天下，惟狱为市，弊极于今。」因主命级赋禄，敦选士人，精考课绩。继此论吏弊最著者，有鲁一同通甫类稿之吏胥论。晚清论治及吏弊者多矣，其说始于包，而包主改吏为史，通公卿、吏胥而一之，其说盖得之章也。章氏六经皆史之论，本主通今致用，施之政事。其前有李恕谷，后有包慎伯、周保绪、魏默深，与实斋皆以游幕而主经世。其大胆为朝廷改制者，则始于包氏之说储。时文网尚密，故书未刊布。『后国粹学报始为排印』经生窃其说治经，乃有公羊改制之论。龚定庵言之最可喜，而定庵为文，固时袭实斋之绪余者。公羊今文之说，其实与六经皆史之意相通流，则实斋论学，影响于当时者不为不深宏矣。近人误会「六经皆史」之旨，遂谓「流水账簿尽是史料」。呜呼！此岂章氏之旨哉！
学问与功力
实斋本此发抒其论学之意见，大体见于文史通义卷二原学上、中、下三篇，谓：
[思与学]古人之学，不遗事物……夫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夫思，亦学者之事；而别思于学……者，盖谓必习于事而后可以言学，则夫子诲人知行合一之道也。……极思而未习于事，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原学中
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于属文，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于文者，终身苦身焦思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原学下
是实斋论学，彻头彻尾主本当身事物实用，所谓学以经世，即空思义理，仍属无当。而当时经学家风气，则专尚考核，并思想义理而无之，故实斋讥之曰：
[征实与发挥]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与汪龙庄书，文史通义外篇三
又曰：
以学问为铜，文章为釜，而要知炊黍芼羹之用，所为道也。风尚所趋，但知聚铜，不解铸釜。其下焉者，则沙砾粪土，亦曰聚之而已。与邵二云书，文史通义外篇三
实斋直斥此等为「竹头木屑之伪学」，亦见与邵二云书而畅论其意于文史通义之博约篇，内篇二曰：
[博与约]博学强识，自可以待问耳；不知约守，而祇为待问设焉，则无问者，儒将无学乎？……王伯厚氏搜罗摘抉，穷幽极微。……然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
[功力与性情]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夫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知为孰为功力，孰为性情，斯固学之究竟。夫子何以致是？则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颂而不存七篇之阙目，以谓高情胜致，至相赞叹。充其僻见，且似夫子删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遗逸焉。盖逐于时趋，而悮以襞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博约中
此实斋深讥当时汉学家以博诵强识、辑逸搜遗为学也。博诵强识、辑逸搜遗之不足以为学，实斋又发其意于假年篇，文史通义内篇三曰：
客有论学者，谓书籍至后世而繁，人寿不能增于古，是以人才不若也……或传以为名言，余谓此愚不知学之言也……学问之于身心，犹饥寒之于衣食也。不以饱暖慊其终身，而欲假年以穷天下之衣食，非愚则罔也。
[年寿与质性]年可假，而质性不可变。……世有童年早慧，通读兼人，及其成也，较量愚柔之加功，不能遽胜也。则敏钝虽殊，要皆尽于百年之能事……今不知为己，而骛博以炫人。天下闻见不可尽，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尽之生，逐无穷之闻见：以一人之身，逐无端之好尚，尧舜有所不能也。
实斋族子廷枫，为此文作跋，谓：「此篇盖有为而发，是亦为夸多鬬靡者下一针砭。」又曰：
叔父实斋每见学者自言苦无记性……辄曰：「君自不善学耳。……书卷浩如烟海，虽圣人犹不能尽……专则成家，成家则己立矣。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铢锱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如此用心，虽极钝之资，未有不能记也。」
实斋此等议论，明为针砭当时汉学家风气而发。盖掇拾补苴，与夫博诵强记，正当时汉学家功力所寄，而实斋皆非之，以为未足以当夫学也。
纂类与著述
学问与功力之辨，推言之，则又有纂类与著述之辨。当时汉学家相率慕为王伯厚、顾亭林、阎潜邱之札记，实斋论之曰：
[札录与著作]为今学者计，札录之功必不可少。然存为功力，而不可以为著作。与林秀才，文史通义外篇三
札录之与著作，自史家言之，则为著述与比类之两家也。实斋举其实例，谓如：
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借，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各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轻畸重，则善矣。报黄大俞先生，文史通义外篇三
此其义，实斋畅发之于文史通义内篇卷一之书教篇，其略曰：
[知来与藏往]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书教上易曰：「筮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槩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似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谓无不备矣，然诸史皆掌记注，而未尝有撰述之官。则传世行远之业，不可拘于职司，必待其人而后行，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不足以与此。书教下
实斋此论虽为史发，实可推之一切之学术，故曰：
圆神方智，自有载籍以还，二者不偏废。书教下
若论当时经学，比类纂辑，拾遗搜隐，正所谓藏往似智也。即名物训诂，典章考订，究其极，亦藏往似智也。此皆记注纂类之事，不得即以是为著作。纂类记注之不得为著作，正即是功力之不得为学问也。学问不能无藉乎功力，正犹著述之不能无藉于纂类记注。纂类记注为著述之所取资，实斋非有所訾议，而纂类记注者不自知其仅所以备著述之资，而自以为极天下之能事焉，此则误认功力为学问，而学问之真境无由达矣。实斋又言之，曰：
仆尝谓功力可假，性灵必不可假。性灵苟可以假，则古今无愚智之分矣。与周永清论文，文史通义外篇三
盖记注比类，惟在功力，著述创造，有俟乎智慧，即实斋之所谓「识」，而其本则存乎人之性灵也。然为学者终不能长止乎功力而不求进于学问之成，则记注纂类，终必以著述创造为归宿。故实斋又言之，曰：
经之流变，必入于史。与汪龙庄书，文史通义外篇三
征实者必极于发挥，纂类者必达乎撰造，盖经以藏往，而史则开来也。此处「史」字应本述造而言实斋本此见解，故论学颇重文辞，曰：
语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著述一途，亦有三者之别：主义理者，著述之立德者也；主考订者，著述之立功者也；主文辞者，著述之立言者也。答沈枫墀论学，文史通义外篇三
又曰：
札录之功……不可以为著作……既以此为功力，当益进于文辞……孔、孟言道，亦未尝离于文也。但成者为道，未成者为功力，学问之事，则由功力以至于道之梯航也。文章者，随时表其学问所见之具也；剳记者，读书练识以自进于道之所有事也。与林秀才
又曰：
[文章与学问]古人本学问而发为文章，其志将以明道，有所谓考据与古文之分哉？又自注云：「天下但有学问家数，考据者，乃学问所有事，本无考据家。」与吴胥石简，文史通义外篇三
立言之士，读书但观大意；专门考索，名数究于细微；二者之于大道，交相为功，殆犹女余布而农余粟也。而所以不能通乎大方者，各分畛域而交相诋也。答沈枫墀论学
立言即著述，考索犹记注纂类矣。凡此皆实斋特提文史之学，以为当时经学家补偏救弊之要旨也。
著述与事功
而实斋论学卓见，所以深砭当时学术界流弊者，犹不止此。盖实斋既本「六经皆史」之见解，谓求道不当守经籍，故亦谓学之致极，当见之实事实功，而不当徒以著述为能事。此其意盖不仅为当时经学家专事考索比辑者发矣。[实斋与颜李]求之清代，差与颜、李之说为近，而较尤圆密。故曰：
[书与学]古人以学着于书，后人即书以为学。与林秀才，文史通义外篇三学术之未进于古，正坐儒家者流，误欲法六经而师孔子耳。孔子不得位而行道，述六经以垂教于万世，孔子之不得已也。后儒非处衰周不可为之世，辄谓师法孔子，必当著述以垂后，岂有不得已者乎？何其蔑视同时之人，而惓惓于后世耶？故学孔子者，当学孔子之所学，不当学孔子之不得已。然自孟子以后，命为通儒者，率皆愿学孔子之不得已者也。以孔子之不得已而误谓孔子之本志，则虚尊道德文章，别为一物，大而经纬世宙，细而日用伦常，视为粗迹矣。与陈鉴亭论学，文史通义外篇三
此非酷肖颜、李之说乎？实斋此意，又深发于原道，曰：
[实事与空言]治见实事，教则垂空言矣。后人因宰我、子贡、有若三子之言，而盛推孔子过于尧、舜，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于是千圣之经纶，不足当儒生之坐论。原道上
又曰：
儒家者流，尊奉孔子。……孔子立人道之极，岂有意于立儒道之极耶？……人道所当为者，广矣大矣，岂当身皆无所遇，而必出于守先待后，不复涉于人世哉？……所处之境，各有不同……学夫子者，岂曰屏弃事功，预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原道中
其重事功而抑著述，与颜、李同旨。晚年又有书孙渊如观察原性篇后，谓：
性命非可空言，当征之于实用。文史通义外篇二
又谓：
[性理与履践]果形有一定之恶，则天下岂有无形之性？是性亦有恶矣。秦王遗玉连环，赵太后金椎一击而解，今日性理连环，全藉践履实用，以为金椎之解。……宋儒轻实学，自是宋儒之病……顾以性命之理，徒博坚白异同之辨，使为宋学者反唇相议，亦曰但腾口说，身心未尝体践，今日之学，又异宋学，则是燕伐燕也。
其重践履而轻诵说，亦与颜、李相似。惟习斋欲尽废纸墨诵说而重习行，为道似狭，恕谷欲以考古穷经证成其师之意而路益歧；实斋论学，虽重当身事功，而路径较习斋为宽，辨证较恕谷为达。颜、李以周官乡三物言六艺，亦不如实斋古者政教不分，官师合一，以周官三百六十为六艺源本之论之为大而精也。而原道一篇，实为实斋学说之总枢，实斋尝自言之，曰：
文史通义，专为著作之林较雠得失。著作本乎学问，而近人所谓学问，则以尔雅名物、六书训故，谓足尽经世之大业，虽以周、程义理，韩、欧文辞，不难一吷置之。其稍通方者，则分考订、义理、文辞为三家，而谓各有其所长；不知此皆道中之一事耳。著述纷纷，出奴入主，正坐此也。鄙着原道之作，盖为三家之分畛域设也。与陈鉴亭论学
又曰：
古今以来，合之为文质损益，分之为学业、事功、文章、性命。当其始也，但有见于当然而为乎其所不得不为，浑然无定名也。其分条别类，而名文、名质，名为学业、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并者，皆因偏救弊，有所举而诏示于人，不得已而强为之名，定趋向尔。后人不察其故，而徇于其名，以谓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纷纷有入主出奴之势焉。汉学、宋学之交讥，训诂、辞章之互诋，德性、学问之纷争，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然也。天喻，文史通义内篇六
故苟明于道之大原，则学业、事功、文章、性命皆足以救世，皆可以相通，而无所事乎门户之主奴。不明于道之大原，则考订、义理、文辞三者，乃始各立门户以争短长，而失事功、性命之真。自实斋见地言之，颜、李固亦不失为因偏救弊之一端，而实斋之论，尤为得其通方矣。今考文史通义外篇二，有书贯道堂文集后一篇，文长近三千言。贯道堂集乃成都[费钖璜]滋衡着，其父密此度尝与李恕谷通书论学，治陆、王而颇近颜、李也。实斋于贯道一集颇推挹，文中摘其要旨，谓：
其论经旨，则谓：「圣人言事实，不言虚理。」……论儒术，谓：「儒贵能治天下，犹工贵能治木也。宋儒崇性命而薄事功，以讲治术为粗，是犹见工之操绳墨斧斤，斥以为粗，而使究木理之何以作酸，何以克土，何以生火，何以生东方而主甲乙也。终身探索，未有尽期，而大不能为宫室，小不能为轮辕，尚可以为工乎？则徒讲性命之非儒术，亦可喻矣。」……其务知篇谓：「求知当知所务。」是非篇谓：「欲定是非，不可偏执己见。」……
实斋称其书「纵横博辨，闳肆而有准绳，周、秦诸子无以过之；而又切中时弊，理较诸子为醇」。又称其论儒术，「尤切宋儒以后之痼矣」。以实斋平日论学态度言之，固宜其深契费氏矣。惟谓其书「不甚学而喜穿凿」，则实斋自生干、嘉博雅考订之世，故见若前人之陋耳。若实斋得读颜、李书，其批评亦视此推矣。
性情与风气
[实斋论治学方法]近人言治学方法者，率盛推清代汉学，以为条理证据，有合于今世科学之精神，其说是矣；然汉学家方法，亦惟用之训诂考释则当耳。学问之事，不尽于训诂考释，则所谓汉学方法者，亦惟治学之一端，不足以竟学问之全体也。实斋论学，颇主挽当时汉学家过甚之偏，其所以诏学者以治学之方法者，亦自与汉学家之训诂考据惟务者有异，此亦实斋论学至有价值之一节也。如实斋之说，则有志于学者，必先知俗尚与道真之辨。实斋畅论其意于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见文史通义外篇三曰：
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学术无有大小，皆期于道……学术当然，皆下学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达之道也。器拘于迹而不能相通，惟道无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将以立乎其大也。历观古今学术，循环盛衰，互为其端。以一时风尚言之，有所近者必有所偏……学者……囿于时之所趋，莫不殚精竭智，攻索不遗余力，自以所得远过前人……及其风衰习变，后人又以时之所尚，追议前人，未尝不如前人之视古昔。汉、唐、宋、明以讫昭代，作者递相祖述，亦递相訾议。……惟夫豪杰之士，自得师于古人，取其意之所诚然而中实有所不得已者，力求其至，所谓君子求诸己也……趋向专，故成功易；毁誉淡，故自得深。即其天质之良，而县古人之近己者以为准，勿忘勿助，久之自有会心焉，所谓途辙不同，而同期于道也。……夫世之所尚，未必即我性之所安，时之所趋，何必即我质之所近！舍其所长，而用其所短，亦已难矣。而毁誉之势眩其外，利钝之见惑其中，虽使十倍古人之智力，而成功且不能以及半焉；何况中材而下，本无可以自通哉？
又答沈枫墀论学，说此尤详，谓：
文求其是而学思其所以然，人皆知之，而人罕能之……缘风气锢其习，而毁誉不能无动于中也。三代以还，官师政教，不能合而为一，学业不得不随一时盛衰而为风气。当其盛也，盖世豪杰竭才而不能测其有余；及其衰也，中下之资，抵掌而可以议其不足。大约服、郑训诂，韩、欧文辞，周、程义理，出奴入主，不胜纷纷，君子观之，此皆道中之一事耳。未窥道之全量，而各趋一节以相主奴，是大道不可见，而学士所矜为见者，特其风气之着于循环者也。足下欲进于学，必先求端于道。道不远人，即万事万物之所以然也。……人生难得全才，得于天者必有所近，学者不自知也。博览以验其趣之所入，习试以求其性之所安，旁通以究其量之所至，是亦足以进乎道矣。今之学者则不然，不问天质之所近，不求心性之所安，惟逐风气所趋，而徇当世之所尚。……[风气与天姿]夫风气所趋，偏而不备，而天质之良，亦曲而不全。……然必欲求天质之良而深戒以趋风气者，固谓良知良能，其道易入，且亦趋风气者，未有不相率而入于伪也。其所以入于伪者，毁誉重而名心亟也。故为学之要，先戒名心；为学之方，求端于道……风气纵有循环，而君子之所以自树，则固毁誉不能倾，而盛衰之运不足为荣瘁矣，岂不卓欤！
此所谓风气者，在当时，则汉学考订是也。实斋又特指陈其实例于所为淮南子洪保辨，见文史通义外篇一而曰：
君子之学，贵辟风气，而不贵趋风气。盖既曰风气，无论所主是非，皆已演成流习，而谐众以为低昂，不复有性情之自得矣。
又曰：
古今是非，祇欲其平，不欲其过。自来门户干戈，是非水火，非必本质如是，皆随声附和者之求加不已，而激至于反也。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君子经世之学，但当相弊而救其偏，转不重初起之是非。谓既入风气，而初起之是非已失实也。
此实斋辨性情、风气，而终绾合于经世事功之说也。此其义又见于文史通义内篇卷六之天喻，曰：
学业将以经世也……其前人所略而后人详之，前人所无而后人创之，前人所习而后人更之……要于适当其宜而可矣。周公……孔子……孟子……韩子……程朱……其事与功皆不相袭，而皆以言乎经世也。[开风气与趋风气]故学业者，所以辟风气也。风气未开，学业有以开之；风气既弊，学业有以挽之。人心风俗，不能历久而无弊……因其弊而施补救。……风气之弊，非偏重则偏轻……非因其极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趋风气而为学业，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
然则学者从入，必发端乎一己之性情，而成为经世之事业，乃得为学业之真。人之性情既万殊不同，世变亦千古常新，则为学更无一定之规矩，亦无共遵之涂辙矣。实斋自述其意乃本阳明，故曰：
言学术功力，必秉性情，为学之方，不立规矩，但令学者自认资之所近与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即王氏良知之遗意也。博约下
今以实斋风气、性情之论，上观阳明拔本塞源论所辨功利与良知之异，则渊源所自，大体固若合符节耳。
专家与通识
[实斋论专家]实斋论为学从入必本性情，而极其所至则以专家为归。故曰：
学问文章，须成家数。与林秀才
又曰：
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
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类必要于扩充，道必抵于全量。博约下
大抵学问文章，善取不如善弃。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故有志于不朽之业，宜度己之所长而用之，尤莫要于能审己之所短而谢之……诚贵乎其专也。……盖登太山绝顶，则知千万途陉之所通，登者止择一陉，而以他陉谓非登山之道，人皆知其不可。而学术之封己，往往似之。故……成己欲其精专，取人贵乎兼揽。与周次列举人论刻先集，刘刻遗书卷二十二
又曰：
学人必有所自恃。如市廛居货，待人求索，贵于不匮，不贵兼也。居布帛者不必与知米粟，市陶冶者不必愧无金珠。是以学欲其博，守欲其约。又答沈枫墀，刘刻遗书卷二十九
患己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而或阙于衣材，售药而或欠于方剂，则不可也。博约上
然实斋之论专家，其从入若易，各就资性之所近而致力焉，其事易。而到达则难，必本其所专精而扩充以抵于道之全量，则难也。同时学者如邵二云，实斋最所契合，然犹曰：
立言宗旨，未见有所发明……闻见之择执，博综之要领，尚未见其一言蔽而万绪该。与邵二云论学
因曰「恐于闻道之日犹有待」，是实斋尚不以「闻道」许二云也。负盛名者如汪容甫中，实斋且深非之，特为立言有本一文文史通义外篇一发其旨。谓其聪明有余，真识不足。时汉学家为实斋称许者，无如戴东原，曰：「近日言学问者，戴东原氏实为之最，以其实有见于古人大体，非徒矜考订而求博雅也。」又与正甫论文，刘然刻遗书卷二十九然东原诋排朱子，实斋讥之，谓其「饮水忘源，慧有余而识不足」。此即聪明有余，真识不足之意也是东原亦未为知道，未为深知夫学术之流别也。不仅考据家然，文章家亦莫不然，实斋本此意见而尚论古今文集，则堪当专门名家之选者，为数实尠。其意见于文史通义内篇卷六之文集篇，谓：
[实斋论集部]……文集之名，昉于晋代，而后世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优之文，亦泛滥横裂而争附别集之名……而所为之文，亦矜情饰貌，矛盾参差，非复专门名家之语无旁出也。夫治学分而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兴，诚伪之判也；势屡变则屡卑，文愈繁则愈乱。苟有好学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质，因散而求会同之归，则三变而古学可兴。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丧实。二缶犹且以锺惑，况滔滔之靡有底极者！
实斋又本此而论诗，谓：
文流而为纂组之艺，诗流而为声律之工，非诗、文矣。而……诗人之滥，或甚于文学。……尝推刘、班区别五家之义，以校古今诗赋，寥寥鲜有合者。……必古诗去其音节铿锵，律诗去其声病对偶，且并去其谋篇用事，琢句炼字，一切工艺之法，而令翻译者流，但取诗之意义，演为通俗语言，此中果有卓然其不可及，迥然其不同于人者，斯可以入五家之推矣。苟去是数者，而枵然一无所有，是工艺而非诗也。陈东浦方伯诗序，校雠通义外篇
又本此而论史，谓：
[史贵笔削]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于是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序，胥吏之文移。答客问上，文史通义内篇四
故自实斋所悬之格而求，古今文史著述，得跻于专门成家之流者盖不多，大率专门成家者必具别识，别识本于性真，其归会于大道，其用达于经世；其在风气，则常为辟而不为趋，其为抉择，则常于诚而不于名，此则所由以成家也。然专家既贵有别识，尤贵有通识。[实斋论通识]何以谓之通识？曰：
忖己之长未能兼有，必不入主而出奴；扩而充之，又可因此以及彼。答沈枫墀论学，文史通义外篇三
即所谓通识也。通识何以求？曰：
凡人之性，必有所近，必有所偏，偏则不可以言通。古来人官物曲，守一而不可移者，皆是选也。薄其执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骛以求通，则终无所得。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着，会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通说为邱君题南乐官舍，文史通义外篇二
夫必既贵专门，又尚通识，先本性情，归极大道，而后风气循环，乃有以默持其运于不弊。故实斋评东原、容甫，皆谓其识不足，言朱陆门户，则曰道并行而不相背，此则实斋论学之渊旨也。故曰：
学问文章，聪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所贵乎识者，非特能持风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废者焉；非特能用独擅之长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长，亦有不足以该者焉。不得而废者，严于去伪，风尚所趋，不过一偏，惟伪托者，并其偏得亦为所害。而慎于治偏，真有得者，但治其偏足矣。则可以无弊矣。[去伪与治偏]不足以该者，阙所不知，而善推能者，无有其人，则自明所短而悬以待之，人各有能有不能……伪趋逐势者无足贵，其间有所得者，遇非己之所长，则强不知为知；否则大言欺人，以谓此外皆不足道……曾见其人，未暇数责。亦可以无欺于世矣。说林，文史通义内篇四
盖发乎己之性情之所诚然而实有所不得已者以为学，是诚也。及其学有所得，悟见大道，而知我之所治、所有之不过为大道之一偏，而同有以见夫人之所治、所有之亦不过为大道之一偏，而互有其可以相通焉，是识也。凡实斋论学，发乎性真，极乎通识，合之阳明良知之教，所谓「知行合一」、「拔本塞源」之论者，面貌虽异，根柢则一。引而上之，即中庸明、诚之辨，天、人之别，性、道之分也。实斋主专门即是「致曲」，贵通识即「道并行而不相背」。原道三篇，为其总枢，而浙东学术一文，则实斋自道其立说渊泉之所自也。
方法与门路
实斋论学要旨，具如上述，而实斋自道其为学经历，颇有可与上述相证发者。其语多见于家书，文史通义外篇三实斋谓：
[学问之门路]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至论学问文章，与一时通人全不相合。盖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而甚知爱重，咨于善者而取法之，不强其所不能，必欲自为著述，以趋时尚，此吾善自度也。时人不知其意而强为者，以谓舍此无以自立，故无论真伪是非，途径皆出于一。吾之所为，则举世所不为者也。如古文辞……前人尚有为者；至于史学义例，校雠心法，则皆前人从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标着之名。爱我如刘端临，见翁学士询吾学业究何门路，刘则答以不知……故吾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而吾于心未尝有憾。且未尝不知诸通人所得亦自不易，不敢以时趋之中不无伪托，而并其真有得者亦忽之也。家书二
又曰：
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犹记二十岁时，购得吴注庾开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吴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祖父实斋父抹去其注，而评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吾彼时便觉有会，回视吴注，意味索然矣。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虽时有卤莽之弊，而古人大体，乃实有所窥。家书三
又曰：
吾……二十岁以前，性绝騃滞，读书日不过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学为文字，虚字多不当理。廿一、二岁骎骎向长，纵览羣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人皆谓吾得力史通，其实吾见史通已廿八岁矣。廿三、四时所笔记……其识之卓绝，则有至今不能易者。……乃知吾之廿岁后与廿岁前不类出于一人，自是吾所独异……故吾近日教人用功，不为高论异说，知人所具才质，不可一例限也。惟归其要于识趣，则自阅历之言，差觉信而有征。家书六
此皆实斋之自道也。又曰：
人之才质，万变不同。已成之才，推其何以至是，因而思所效法，道亦近矣，然有不可据者。……观前辈自述生平得力，其自矜者，多故为高深。……其有意主劝诱，而言之太易者，亦须分别观之。……有自讳初习之陋，而以后之所得，一似生知之者。……又有天姿之高，不尽由于学力，而意之所主，自足成家，惟嫌天姿不足为训，遂举生平所得，强归功于所主之说，而不知其所以得者不在此也。家书六
此言效法前辈得力之未尽可据也。又曰：
夫学贵专门，识须坚定，皆是卓然自立，不可稍有游移者也。至功力所施，须与精神意趣相为浃洽……昨年过镇江，访刘端临，自言颇用力于制数，而未能有得，吾劝之以易意以求。夫用功不同，同期于道。学以致道，犹荷担以趋远程也，数休其力而屡易其肩，然后力有余而程可致也。攻习之余，必静思以求其天倪，数休其力之谓也；求于制数，更端而究于文辞，反复而穷于义理，循环不已，终期有得，屡易其肩之谓也……[功力屡变无方，而学识坚定不易]，亦犹行远路者，施折惟其所便，而所至之方，则未出门而先定者矣。家书四
此言治业贵专门，而亦须变换兴趣，多方探索也。此皆实斋指点为学门径方法极亲切处也。
校雠与著录
实斋于文史通义外，别着校雠通义，议论与文史通义相发明。大意谓：
[家法与流别]家法不明，著作所以日下；部次不精，学术所以日散。校雠通义卷一第二之一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校雠通义卷一第三之一
校雠方法之最大且要者有二：一曰互着，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皆兼收并载，不嫌重复，而于甲乙部次之下，加以互注，以便稽检是也。盖
书之易淆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免后学之抵牾；书之相资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究古人之源委。第三之四
二曰别裁，
于全书之内……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第四之一
是也。
至其全书篇次……隶于本类，亦自两不相妨。盖权于宾主重轻之间，知其无庸互见者，而始有裁篇别出之法也。同上
故校雠之用，可以评骘古今学术源流，分别诸家体裁义例，其事即无异于著作。若
未悉古今学术源流，不于离合异同之间深求其故……仅求甲乙部次，苟无违越而已。此则可谓簿记守成法，而不可为校雠家议著作也。校雠通义卷二第十二之一
实斋尝为周书昌作籍书目录序，亦发其意，谓：
书昌尝患学之不明，由于书之不备；书之不备，由于聚之无方……然羣书既萃，学者能自得师，尚矣。扩四部而通之，更为部次条别，申明家学，使求书者，可即类以明学，由流而溯源，庶几通于大道之要，而有以刊落夫无实之文词，泛滥之记诵，则学术当而风俗成矣。斯则书昌之有志而未逮，读其书者不可不知其义也。周书昌别传，刘刻遗书卷十八
实斋文史通义议论，多为救挽当时经学家风尚而发，至其校雠通义，一本古人政教不分、官师合一之旨，推原周礼，发明家学。与文史通义立论大体相通。抑其书亦似有感于当时清廷之修四库书而发者。四库之议，始自朱筠，时实斋从游在皖，朱筠谨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凡拟办法四条，而著录、校雠当并重，亦为其一，疑此奏实斋、二云诸人当预闻。胡适实斋年谱已主此说，沈元泰章学诚传谓征书奏始自实斋，不及二云，未知其别有据否。沈传收碑传集补卷四十七。其后实斋力辨「校雠」与「著录」之不同，若以其论史之体裁为例，则著录仅是记注，校雠乃属著作；著录可据成法，校雠须具特识。当时清廷既修四库，实斋之意，欲就其著录再加辨章流别，勒成一家之业也。然其所标七略义例，与夫互着别裁之法，在当时颇少信者，则其时学风尚于征实，既不解实斋文史之旨，自不取其校雠之说尔。
实斋学风之影响
实斋以讲学反时趋，并世学者至不知其学业是何门路。实斋亦自言：「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故钱林字东生，生乾隆二十七年，卒道光八年。1762－1828文献征存录为邵晋涵作传，至称为「张学诚，以明经终」。是实斋没世未久，即其乡人，钱东生亦浙人已不甚知之。惟征存录称实斋「少从山阴刘文蔚豹君、童钰二树游，习闻蕺山、南雷之说，言明季党祸缘起，奄寺乱政，及唐、鲁二王本末，往往出于正史之外」，此语应有受。又嘉庆十一年唐仲冕刻纪年经纬考，亦误题实斋姓为张。盖实斋生时既无灼灼之名，其文史、校雠两通义，至道光壬辰十二年始得刊行，据其子华绂跋生前文字流传，颇自谨重，其过背时趋者，未必轻出，故外人亦不深知也。惟[焦里堂]读书三十二赞，通义列于十九，所赞大率皆当时朴学，独实斋一书非其类，而题注作章石斋，较之钱东生之误章为张，亦相胜一肩而已。是可征实斋当时声名之暗晦矣。然实斋与邵二云论学书，遗书卷九谓：「生平所得，无不见于言谈；至笔之于书，亦多新奇可喜。其间游士袭其谈锋，经生资为策括，足下亦既知之。近则遨游南北，目见耳闻，自命专门著述者，率多阴用其言，阳更其貌，且有明翻其说，暗剿其意。几于李义山之敝缊，身无完肤；杜子美之残膏，人多沾丐。鄙昔着言公篇，久有谢名之意，良以立言垂后，何必名出于我？」则实斋生前虽未享盛名，而思想议论之影响于当世者，非无足道矣。余观实斋并世，即如焦里堂、凌次仲之徒，虽称私淑东原，而议论与实斋相通者已不尠。其后常州今文学起，治经羣趋于春秋，旁及周礼，好言政制，而极于变法，训诂名物之风稍衰。而仁和龚自珍，著书亦颇剽窃实斋。时会转移，固非一端，而实斋平生论学，所谓力持风气之偏者，要不得谓非学术经世之一效也。
实斋文字编年要目
实斋为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文史通义外编二尝谓：
文章乃立言之事，言当各以其时，即同一言也，而先后有异，则是非得失，霄壤相悬。……故凡立言之士，必着撰述岁月，以备后人之考证；而刊传前达文字，慎勿轻削题注，与夫题跋评论之附见者，以使后人得而考镜焉……前人已误，不容复追，后人继作，不可不致意于斯也。
则实斋自撰文字，宜每篇均注年月矣。然今刻本于其题注，复多刊削，良可惋惜。顷见武昌柯氏藏章氏遗书钞本，藏燕京大学图书馆题下附注较详，虽不全备，所缺已稀，弗能详录，姑志与本篇较有关系者，为编年要目如次：[实斋成学前之几个阶段]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实斋年二十七。
*是年参编天门县志，作修志十议。
◇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实斋年二十八。
*始学文章于朱竹君，始见刘知几史通，自称彼时「立志甚奇，而学识未充，文笔未能如意之所向」。跋甲乙剩稿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实斋年二十九。
*是年有与族孙汝南论学书，谓：
往仆以读书当得大意……好立议论……攻排训诂……独怪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重媿其言……可为惭惕。
按：是时实斋已识东原，亦已好立议论，攻排训诂，闻东原言而重媿。此后于东原云云，重有驳难，则是时实斋性趣已见，而识议未定也。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实斋年三十四。
*始识邵二云。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实斋年三十五。
*是年始着文史通义。有侯国子监司业朱春浦先生、与严冬友侍读两书，皆云「录呈三篇」，其目不可考。又戊午钞存有上辛楣宫詹书，亦在是年，已言「文史、校雠，与时异趋，欲有所挽救」。盖其时议论尚未入细，而识趣大端已立。然上辛楣一书，似经晚年点定，非尽当日笔致也。又按：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三：「钱大昕尝谓：『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考异，盖有为而作也。」今按：钱氏考异自序在乾隆四十五年庚子，距戴东原卒三年耳；钱氏又称编次考异，始于丁亥，其时戴学固未大行，江说不足信。惟钱氏治史，自与惠、戴路径不同，故实斋独希为针芥之投耳。又按：竹汀年谱：「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是岁始读说文，研究声音、文字、训诂之原。」此尚在实斋贻书前两年。其时竹汀治学，已走上东原一路，则宜乎章书之不见契也。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实斋年三十六。
*是年作和州志例。在宁波道署遇戴东原，论史事多不合，论修志亦不合。是时实斋见解，盖较乙酉益进矣。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实斋年三十七。
*是年撰和州志四十二篇。
◇乾隆四十午乙未，1775实斋年三十八。
*实斋跋甲乙剩稿，谓其时「学识方长，而文笔亦纵横能达，然不免有意矜张也」。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实斋年四十。
*戴东原卒。实斋有朱陆篇，为评东原而作，似尚在东原卒前。
*是年修永清志。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实斋年四十一。
*是年成进士，续修永清志。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实斋年四十二。
*永清志成。是年着校雠通义四卷，此稿后两年游河南遇盗失去，前三卷有朋友抄存本，后亦改作。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实斋年四十四。
*遇盗，凡四十四岁前撰着文稿均失，后从朋旧家借钞存录别本，名辛丑年钞。是年朱竹君卒。
*辛壬剥复删存稿有通说一篇，为实斋论学要旨之一。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实斋四十六。
*是年有癸卯通义草十篇，篇名可考者为诗教上、下，言公上、中、下五篇。有书后云：「若其撰述之旨，则得自衿腑，随其意趣所至，固未尝有意趋时，亦不敢立心矫异，言惟其事，理惬于心。」可征实斋[初撰通义时态度]，与戊申、己酉以后自不同。又书后云：「有通义草七篇，分八十九章，又三篇不分章者。」今按：俗嫌、针名、砭异三篇不分章，疑即今年作。
*又癸卯录存，有代拟续通典礼典目录序、籍书园书目序、与陈鉴亭论学、与乔迁安论初学课蒙三简、与邵二云论文书、与邵二云论学、与家正甫论文、又与正甫论文、与冯秋山论修谱诸篇；又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极重要。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实斋年四十七。
*是年有甲辰录存，有答周筤谷论课蒙书两通，及题朱沧湄诗册等。
◇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实斋年四十八。
*是年有论课蒙文法二十六通。又跋甲乙剩稿云：「甲辰、乙巳……所作亦有斐然可观，而未通变也。」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实斋年五十。
*至河南，始依毕秋帆。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实斋年五十一。
*主编史籍考。五月有报孙渊如书，谓：「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此种议论，知骇俗下耳目，故不敢多言。然朱少白所钞鄙着中，亦有道及此等处者，特未畅耳。俟为尚书公毕沅成书之后，亦当以涉历所及，自勒一家之言，所为聊此自娱，不敢问世也。」
按：是书，实斋[初发「六经皆史」之论]，其时文史通义中重要诸篇均未作也。史释篇亦后成，近人皆以本篇义说「六经皆史」，实未得实斋渊旨有与邵二云论学书。
*校正校雠通义，与诸家所存本又大异。按：此年校正者，即今传刻本，议论与文史通义相发，而言之未畅，盖此后文史通义之先声也。惜校雠通义初稿不可见，否则必可证实斋思想进展之痕迹。
*是年秋，得文史通义十篇，目不可考。戊申录稿有礼教、所见、论修史籍考要略、与邵二云书诸篇，殆即十篇之四也。又与刘宝七昆弟论家传书称戊申秋课。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8实斋年五十二。
*是年自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日，得通义内、外二十三篇，约二万言。自言生平为文，未有捷于此者。以体例分甲、乙两编，统名姑孰夏课。甲编文目盖如次：
经解上中下，原题注：庚戌钞存通义上
原道上中下，原题注：庚戌夏钞存
原学上中下，原题注：庚戌钞存通义上
博约上中下，同上
十二篇外又附存旧稿一篇，今疑是朱陆篇，原题注庚戌钞存通义下。据朱陆篇原文，似当东原未卒前作。而朱陆篇书后云「戴君下世今十余年」，则今年去东原卒十二年，恰合，知书后乃今年作，而并以原篇编附十二篇后也。
其它篇名可考者有：
匡谬、黠陋、习固、篇卷，皆称庚戊钞存通义上。
辨似、说林、知难、史释、史注、文集、天喻、师说、假年、感遇、感赋、史学例议、亳州人物表例议上中下、记与戴东原论修志，皆称庚戌钞存通义下。
杂说上中下称庚戌钞。
朱先生墓志书后、郑学斋记书后、答沈枫墀论学、答周永清辨论文法、又答沈枫墀、答朱少白、与朱少白论文，皆注庚戌钞存杂文。
大体多是己酉年作也。又文理篇大概亦是年作。实斋重要思想，大部均于此时成熟。上举文目，实为[文史通义之中心文字]，为研究实斋学术者最须玩诵之诸篇。而己酉一年，亦实斋议论思想发展最精采之一年也。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实斋年五十三。
*是年亳州志成书。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实斋年五十四。
*是年所作文有辛亥草，如史德、唐书纠谬书后、读史通、驳孙何碑解、论文上弇山尚书诸篇。
*又庚辛间草，有释通、答客问、同居、皇甫持正文集书后、李义山文集书后、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元次山集书后、唐刘蜕集书后、王右丞集书后、各家校注韩集书后六篇、与邵二云论学、与邵二云、与史余村简、与周永清论文两篇、与族孙守一论史表，及家书七通。
*又庚辛杂订有公式篇。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实斋年五十五。
*是年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云：
近撰书教之篇，所见较前似有进境，与方志三书之议，同出新着。
则书教三篇，盖成于今年，实可代表[实斋晚年成熟的史学见解]也。实斋唱为「六经皆史」之论，欲以史学易经学，故其论六经，于书与春秋最为经意，书教之成独晚。王宗炎复章实斋书『晚闻居士遗集卷五』谓：「春秋为先生学术所出，必能探天人性命之源，以追阐董江都、刘中垒之绪言，尤思早成而快覩之。」而惜乎春秋之竟无成文也。
*始任湖北通志事。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实斋年五十六。
*癸春录存，有史学别录例议、答邵二云、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
*癸丑录存，有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实斋年五十七。
*湖北通志脱稿。是年汪容甫卒。
*甲乙剩稿，有报黄大俞先生。
◇嘉庆元年丙辰，1796实斋年五十九。
*是年有丙辰山中草，有文德、答问、古文十弊、淮南子洪保辨、论学十规、史姓韵编序、与汪龙庄书、答某友请碑志书、与胡雒君论校胡稚威集二简。自称「论锋所指，有时而激，他日录归文史通义，当去芒角而存其英华」云。
其与汪书云：
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然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姑择其近情而可听者，稍刊一二，以为就正同志之质，亦尚不欲遍示于人也。
今按：文史通义其时已有刻本，据柯氏钞本目录原题注下有「已刻」二字者，盖即指此时刻本而言。[文史通义之初刻本]惟惜于实斋原注年岁均已略去，遂不知其撰述之年月耳。其目如下：
易教上中下
书教上中下，壬子
诗教上下，癸卯
杂说
评沈梅村古文
评周永清书其妇孙孺人事
与邵二云论文
又与史余村
与史余村论文
杂说上中下，庚戌
方志三书议此下二篇，以后改入方志略例
州县请立志科议
余又见别一钞本，即现藏北大图书馆者知先刻文尚有言公、说林、知难、答陈鉴亭诸篇。北大藏钞本有又与朱少白一书，谓：「通义书中言公、说林诸篇，十余年前旧稿，今急取订正付刊，非市文也。盖以颓风日甚，学者相与离跂攘臂于桎梏之间，纷争门户，势将不可已，得吾说而通之，或有以开其枳棘，靖其噬毒，而由坦易以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
大抵实斋初刻文史通义，仅仅如是。其论学精要文字均未刻，所谓「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决非虚泛言之。而当时对之犹多讥议，实斋是年有上朱中堂世叔石君书，谓：
近刻数篇呈诲，题似说经，而文实论史。议者颇讥小子攻史而强说经，以为有意争衡，此不足辨也。
此殆指易教、书教、诗教数篇而言。题似说经，已为时人讥议，故实斋谓即此数篇，尚不欲徧示于人，若其己酉前后所发议论，出而问世，羣哄可立起也。观于实斋文史通义一书完成之先后，及其刊布之次第，可以想见学者成学之难，及所以自襮其学之慎。大率成学迟在晚年，传世期之身后，必如此乃可深切悟得实斋己酉前后论学一段意义及其精神也。北大所藏章氏遗书钞本，有又与朱少白一书，谓：「鄙着通义之书，诸知己者许其可与论文，不知中多有为之言，不尽为文史计者。关于身世有所怅触，发愤而笔于书，尝谓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是仆身后之桓谭也。」挽近治实斋学者渐有其人，而此意知者仍尟，良为增慨。
◇嘉庆二年丁巳，1797实斋年六十。
*是年袁子才卒。
*二月作陈东浦方伯诗序。三月有答朱少白书，见刘刻遗书补论及戴东原、程易田及洪稚存。
◇嘉庆三年戊午，1798实斋年六十一。
*是年补修史籍考。戊午钞存，有立言有本、述学驳文、论文辨伪、上石君先生书、上辛楣宫詹书、吴澄野太史历代诗钞商语诸篇。又通义有诗话、书坊刻诗话、妇学三篇，皆为攻击袁子才而发。诗话题注杂订，三史同姓名录序亦称杂订，乃是年作，疑诗话篇亦成是年。其它尚有书贯道堂文集后、与吴胥石简、读北史儒林传随剳，均称杂订，疑均是今年作品。又按：论学十规在丙辰，第十规即斥袁，已谓「别有专篇声讨」，则攻袁诸篇有成于丙辰前者。书坊刻诗话题注黠陋，又有方志辨体亦称黠陋，乃丁巳年作，疑书坊刻诗话亦或在丁巳也。妇学题注载艺海珠尘，不详何年。
◇嘉庆五年庚申1800实斋年六十三。
*是年庚申新订，有书原性篇后，及横通诸篇。又庚申杂订有浙东学术篇，殆可谓[实斋晚年定论]也。
◇嘉庆六年辛酉，1801实斋年六十四。
*是年十一月卒。
附：袁简斋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生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卒嘉庆二年丁巳，1716－1797年八十二。幼有异禀，年十二为县学生。以进士散馆改知县。初试溧水，调江浦、沭阳，再调江宁，所至有政绩。卜筑江宁小仓山，号随园，退居五十年，不复仕，以诗古文名。
简斋论学语
实斋晚年极诋简斋，然两人论学，颇有相似，实同能对当时经学考据之潮流施以锐利之攻击者也。简斋言论，流播极广，实斋后起，盖有不能一一自别者。偶摘数条，识其涯略。简斋尝言：
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随园文集卷十史学例议序
此即[「六经皆史」之论]也。又曰：
德行本也，文章末也。六经者，亦圣人之文章耳，其本不在是也。古之圣人，德在心，功业在世，顾肯为文章以自表着耶？孔子道不行，方雅言诗、书、礼以立教，而其时无六经名。后世不得见圣人，然后拾其遗文坠典，强而名之曰『经』，增其数曰六，曰九，要皆后人之为，非圣人意也。是故真伪杂出，而醇驳互见也。夫尊圣人，安得不尊六经？然尊之者，又非其本意也。震其名而张之，如托足权门者，以为不居至高之地，著作与考据不足以磷轹他人之门户，此近日穷经者之病，蒙窃耻之。文集卷十八答惠定宇书
此即实斋古人之学不遗事物，与古人本学问而发为文章之意也。简斋谓「六经亦圣人之文章」，即所以破当时经学家重考据、轻文章之病。其言孔子道不行而立教，亦颇似颜习斋。简斋又曰：
[六经之于文章]，如山之昆仑，河之星宿也。善游者必因其胚胎滥觞之所，以周巡夫五岳之崔巍，江海之交汇，而后足以尽山水之奇。若矜矜然孤居独处于昆仑、星宿间，而自以为至足，则亦未免为塞外之乡人而已矣。试问今之世，周、孔复生，其将抱六经而自足乎？抑不能不将汉后二千年来之前言往行，而多闻多见之平？同上
此亦斥当时经学之昧今博古，而议论与实斋肖似。惟实斋本六经皆史之见，谓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礼时为大，学求经世，故不能不知当代而徒好古；简斋则又本六经亦圣人之文章为说，文章与时俱新，学诗者决不专诵三百首，学文者决不专诵尚书二十八篇，则无可以笃古自封之理。盖简斋抱文学进化之见解以衡量经学之价值与地位，此则与实斋微异也。简斋既一本文学之见地以衡量经学，乃又进而言[著作与考据]之不同，其言曰：
著作……考据……一主创，一主因；一凭虚而灵，一核实而滞；一耻言蹈袭，一专事依傍；一类劳心，一类劳力。二者相较，著作胜矣。且先有著作而后有书，先有书而后有考据。以故著作者始于六经，盛于周、秦，而考据之学，则自后汉末而始兴者也。文集卷二十九散书后记
此亦有近于实斋学问与功力之辨。惟实斋自义理思想言之，故以征实发挥为说，简斋则自文章创造言之，故以劳心、劳力为比。戴东原言学问有义理、考据、辞章三途，实斋以义理言，简斋以辞章言，其所以指摘考据之意则一也。章氏遗书卷九与吴胥石简，盛斥简斋，谓「古人本学问发为文章，其志将以明道，安有考据与古文之分？」其论甚是。然简斋之意，亦如章氏之讥襞绩补苴以为学者耳。若谓「充其所见，六经宜去三礼，尚书宜去典、谟、贡、范」云云，则似近深文。要之，一重文，一重史，二人立场自不同。简斋议论不如章之正大则有之，如章所贬亦逾分也。简斋于考据工夫深致不满，谓：
秦近君说尧典二字至三万余言，徐遵明误康成八寸策为八十宗，曲说不已，一哄之市，是非麻起，烦称博引，自贤自信。而卒之古人终不复生，于彼乎？于此乎？如寻鬼神，搏虚而已。文集卷十八答惠定宇书
此则极言考据之徒劳无成，其言近于后之方植之。然简斋虽深斥考据，而其思想议论，亦往往能得考据深处。尝曰：
予于经学，少信多疑。文集卷十虞东先生文集序
又曰：
夫穷经而不知经之所由名者，非能穷经者也。三代上无「经」字……六经之名，始于庄周；经解之名，始于戴圣。庄周，异端也；戴圣，赃吏也。其命名未可为据矣……六经中惟论语、周易可信，其它经多可疑。疑，非圣人所禁也……且仆之疑经，非私心疑之也，即以经证经而疑之也。其疑乎经，所以信乎圣也。六经者，文章之祖，犹人家之有高、曾也。高、曾之言，子孙自宜听受，然未必其言之皆当也。六经之言，学者自宜参究，亦未必其言之皆醇也。疑经而以为非圣者无法，然则疑高、曾之言，而为之干蛊，为之几谏者，亦可谓非孝者无亲乎？文集卷十八答定宇第二书
简斋即本考据家法，言三代上无「经」字，见经学之无据。又谓「疑经非私心疑，即以经证经而疑」，尤为深入考据三昧。至谓「六经文章之祖，犹人家之有高、曾」，此仍昆仑、星宿之喻。简斋自抱一种进化日新之思想，则更非当时信「经学即理学」，谓「舍经学外安得有所谓理学」者所能领解矣。故当时经学家率疑尚书古文为伪，而简斋则并疑及于今文，曰：
金縢虽今文，亦伪书也。文集卷二十二金縢辨上
此简斋所谓[「疑乎经以信乎圣」]之说也。又曰：
人多疑古文尚书，而不疑其征苗。……夫「窜三苗于三危」，舜典也；「三苗丕叙」，禹贡也；「苗民淫刑以逞，是用剿绝」，吕刑也。苗既窜矣，何事于征？苗既叙矣，何必再征？苗剿绝矣，又何曾格？其它「分北三苗」、「何迁乎有苗」，皆无来格之说。以尚书证尚书，而真伪定。文集卷二十二征苗疑
此简斋所谓「以经证经而疑经」之说也。时清廷设三礼馆，学者方务为古礼之探讨，而简斋于此亦多疑，尝曰：
夫礼，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存之，此亦好古者之苦心。然不辨其真伪，不摘其纯疵，而概以为先王之书，莫敢眕视，则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巨。文集卷十五答李穆堂先生问三礼书。颜、李以古礼为习行之谱，戴学一派主以「礼」易「理」，识皆不及此。惟实斋「六经皆史」之说，与此最为接近。
于是而疑仪礼，疑周礼，疑戴礼，于经学家所谓三礼者无不疑，谓惟折衷于孔子之言，而欲求孔子之言，当折衷于论语。其言曰：
自幼读礼而疑，稍长泛览百家，而疑乃益深。夫三代远矣，今之微文大义，幸不绝如线者，赖有孔子。孔子之言，又杂矣，今之可信者，赖有论语。引孔子为断，而三代之礼定；引论语为断，而孔子之言定。同上
然简斋于论语亦谓不可尽信，其言曰：
诸子百家冒孔子之言者多矣。虽论语，吾不能无疑焉。文集卷二十四论语解四篇。赵翼陔余丛考、崔述洙泗考信录，皆有疑论语者，三人皆同时，崔较最后，袁、赵往还颇密，赵书盖受袁之影响也。又按：朱子尝言：「论语后十篇不及前，『六言、六蔽』，不似圣人法语」，则疑论语，亦自宋儒已然矣。
凡此见解，非深通于考据家法者不能知，不能言。清初诸儒治经，尚能辨真伪、别醇疵，而务其大。及于简斋之世，则治经者大率从事训诂考释，笃信之风日盛，怀疑之情日减。简斋目光炯炯，所见多有超乎清初诸儒之上者，宜其蔑视并世之经生，不足以摇撼其诗文吟赏之清兴也。同时以治史之法治经而能疑经者，惟崔东壁，东壁亦可以见简斋之文字也。实斋于此，似不能与简斋抗衡。
简斋既不喜当时经学家托足权门，自居至高之风气，故亦不喜宋儒所谓「道统」之说。其实「经学即理学，舍经学安得有理学」者，亦即变相之道统论也。[简斋之斥道统]，曰：
夫道无统也，若大路然……后儒沾沾于「道」外增一「统」字……交付若有形，收藏若有物。道甚公，而忽私之；道甚广，而忽狭之，陋矣！……夫人之所得者大，其所收者广；所得者狭，其所弃者多……夫尧、舜、禹、汤、周、孔之道所以可贵者，正以易知易行，不可须臾离故也。必如修真炼药之说，以为丹不易得，诀不易传，锺离而后，惟有吕祖，愈珍秘愈矜严，则道愈病。文集卷十七代潘学士答雷翠庭祭酒书
然简斋不喜宋儒道统之说，而于当时汉学家之轻薄宋儒，则颇不同意。良以汉学家之盛斥宋儒，欲以经学代理学之席者，其意亦仍不出往昔宋儒道统观念之宿障。简斋既撇去道统见解，故评衡汉、宋是非，转得其平。其言曰：
[简斋论宋儒]创天下之所无者，未有不为天下之所尊者也。古无笺注，故郑、马尊；古无词赋策论，故邹、枚、鼍、董尊；古无图太极而谈心性者，则宋儒安得不尊？……虽然，讲学在宋儒可，在今不可；尊宋儒可，尊宋儒而薄汉、唐之儒则不可：不尊宋儒可，毁宋儒则不可。文集卷二十一宋儒论
此简斋所以衡量汉、唐、魏、晋、宋、明诸儒之地位，而以「创天下之所无者，未有不为天下所尊」一意为主，是简斋仍守其文学上变化日新之旨趣以为言也。能创者必知「变」，故简斋又言之，曰：
其变也，非有心于变，乃不得不变。若必禁其不变，虽造物有所不能。文集卷十一答沈大宗伯论诗书
简斋之主与变为创者，亦据其文学见解而言也。然简斋颇不喜「适用」之说，曰：
必以适用为贵，将使天地之大，化工之巧，专生布帛菽粟。文集卷十九答友人论文第二书。章氏与吴胥石简，谓简斋「与友人论文，深戒文章须有关系，甚至言『欲着不朽之书，必召崔浩之灾』。推原其意，不过嫌人矫揉造作为伪体耳，然不反其本，而但恶天下有伪君子，因而昌言于众，相率为真小人。其所刻种种淫词邪说，狎侮圣言，至附会经传以为导欲宣淫之具，得罪名教，皆此书为之根源」。此乃章、袁两人态度根本相异处。
其所以与变为创之具，推简斋之意，似以[才情为本]。其言曰：
天下事何一非才所为？忠于君，德也；而所以忠之者，才也。孝于亲，德也；而所以孝之者，才也。孝而愚，忠而愚，才之不存，而德亦亡。文集卷十六答和观察书
又曰：
复性者，不于空冥处治性，而于发见处求情。……夫水火，性也；其波流光焰，则情也。人能沃其流而扬其光，其有益于水火也大矣。若夫污而为泥沙，郁而为烟黣，此后起者累之，所谓「习相远」也，于情何尤哉？文集卷二十三书复性书后
简斋不言德、性，而言才、情，此又本其文学之见解以为言，而又与实斋之说可以相通者也。然实斋力斥简斋，谓：「李白论诗，贵于清真，此乃古今论诗文之准则。清真者，学问有得于中，而以诗文抒写其所见，无意工辞，而尽力于辞者莫及也。彼方视学问为仇雠，而益以胸怀之鄙俗，是质已丧而文无可附矣。」又曰：「毋论诗文，皆须学问。空言性情，毕竟小家。」文史通义内篇五诗话居今论之，简斋轻俊，自逊实斋之深沉。然实斋笔墨淋漓，诋诃逾分，转自点污。学术之是非高下，岂堪以骂詈争之耶！
汪容甫
汪中，字容甫，江都人。生乾隆九年甲子，卒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44－1794年五十一。少孤好学，贫不能购书，助书贾鬻书于市，因徧读经、史、百家。早擅词藻，为哀盐船文，杭世骏序之，以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由是名大显。又肆力诸史，年二十九，始颛治经术。
容甫学术大要
容甫经术文章，皆冠绝一时，而自道为学则曰：
[私淑亭林有志用世]中少日问学，实私淑诸顾宁人处士，故尝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及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与巡抚毕侍郎书
又曰：
中尝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问而切究之，以待一旦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学一术以自托。与汪武曹书。据年谱，在乾隆三十七年壬辰
杭世骏序哀盐船文，亦谓：「容甫方学古之道，其言必期于有用也。」尝有意撰述学一书，其与刘端临生乾隆十六年，卒嘉庆十年，年五十五书，谓：
[容甫述学原稿之内容]所谕鸠集文字，中亦素有此志，然中之志乃在述学一书，文艺又其末也。据年谱，是书在乾隆四十四年己亥
然其书迄未成。惟其子喜孙孟慈生乾隆五十一年，卒道光二十七年，年六十二所为年谱，记其大略。谓：「是时先君撰述学一书，博考先秦古籍，三代以上学制废兴，使知古人之所以为学者，凡虞夏第一，周礼之制第二，列国第三，孔门第四，七十子后学者第五；又列通论、释经、旧闻、典籍、数典、世官，目录凡六。」略云：
观周礼太史当时行一事则有一书，其后执书以行事，又后则事废春秋已然而书存，孔门比于告朔之饩羊。至宋儒以后，文献征存录作「唐、宋以后」则并其书之事而去之矣。
有官府之典籍，有学士大夫之典籍。故老之传闻当时行一事则有一书传之，后世奉以为成宪，此官府之典籍也。先王之礼乐政事，遭世之衰，废而不失，有司徒守其文，故老能言其事，好古之君子，闵其浸久而遂亡也，而书之简毕，此学士大夫之典籍也。
古之为学士者，官师之长但教之以其事，其所诵者，诗、书而已。其它典籍，则皆官府藏而世守之，民间无有也。苟非其官，官亦无有也。其所谓士者，非王侯公卿大夫之子，则一命之士，外此则乡学、小学而已。自辟雍之制无闻，太史之官失守，于是布衣有授业之徒，草野多载笔之士，教学之官，记载之职，不在上而在下。及其衰也，诸子各以其学鸣，而先王之道荒矣。然当诸侯去籍，秦政焚书，有司之所掌，荡然无存，而犹赖学士相传，存其一二，不幸中之幸也。
孔子所言，则学士所能为者，留为世教。若其政教之大者，圣人无位，不复举以教弟子。
礼乐征伐，失在诸侯、大夫，又后而有四豪游侠之徒出，而学问乃在士大夫。
周之衰也，典章制度，考之故旧则犁然俱在，而历世既久，徒以沿袭失之，而不复能知其制作之义。孔子则睠然于一王之作而被诸当世，故云：「人存政举」，又曰：「待其人而后行。」庄子则一以为无用而思欲尽去之。
喜孙所以志其父述学一书之大旨如是。钱林文献征存录又有「古人学在官府，人世其官，故官世其业。官既失守，故专门之学废」一条。同时刘端临亦言之曰：
君搜辑三代、两汉学制，以及文字、训诂、度数、名物有系于学者，分别部居，为述学一书。属稿未成，更以平日读书所得，及所论撰之文，分述学内、外篇。汪君传
其后徐有壬生嘉庆五年，卒咸丰十年，年六十一为述学故书跋，据汪氏学行记卷四谓：
江都汪先生以淹雅之才，具宏通之识，尝取古人学术之散见他籍者，网罗编次，为述学一书。先之以虞、夏、殷、周及周人兼虞、夏、殷之制，又继之以周衰列国之失礼者、存礼者，又继之以孔门言行、七十子后学者。又为之通论，以明古之学在官府，以及史之司图籍、明天道、数典、释经、世官世业。为之援据经、传，博征子、史，以明是说之信而有征。嗟乎！此岂唐、宋以下儒者所能见及哉！虽当时属藁未就，传至今日，多有放失，其纂述之大旨，固可按而寻也。后之人因先生之条目，部居载籍，以终先生之绪，庶几周、孔之学术复炳于今日矣。至若幼仪、曲礼、内则、学则，皆布帛菽粟之文，民生日用彝伦之不可阙，其关于世道人心尤巨，古所谓履小节、履大节者，胥是物也。迄于今，他卷多有残阙，而此卷独完，或者鬼神默有以呵护之。有壬既获读先生书，以为存其目，则先生之书，虽不传犹传也。
目如次：
古之学出于官府，人世其官，故学世其业，官既失守，故专门之学废。
卷一 虞夏殷之制
卷二 成周之制王国大学 侯国贡士 废学附 王国小学 侯国小学 诸子之学 乡学
周礼士冠 公冠附 士昏 士丧 既夕 士虞 奔丧附 特牲 少牢 有司彻 乡饮 乡射 投壶附
幼仪保赤附 曲礼 内则学则
卷三 周衰列国异礼 失礼 变古 存古 举礼 从礼 乐 制度之失
有壬按：此卷多阙文，今特存其目。各目中又分子目六：曰吉、曰凶、曰军、日宾、曰嘉、曰通礼。又
按：异礼乃亡于礼者之礼，及用礼失当者；存古乃饩羊仅存者；举礼乃讲求典礼以修其国之法者；从礼
乃违众而独从礼者。
卷四 孔门 言 行 储说 通论附
卷五 七十子后学者
卷六 旧闻 典籍原始
卷七 阙
卷八 通论甲古之学在官师瞽史 通论乙史数典 史释经 史司图籍 通论丙史明天道 史世官世业
又薛寿生嘉庆十七年，卒同治十一年，年六十一学诂斋文集记之，曰：
先生尝谓三代之学出于官，官世其业，志记掌于外史，道艺董于司徒，自列侯去籍，太史失官，儒、农、名、法诸子，则析为九流，易、礼、诗、书众经，则兼存数氏，公卿之职守已缺，草野之家法遂兴。先生乃核世官之原始，探典籍之旧文，自虞、夏以迄孔门，分标子目，附诸说而终通论，略举大凡，著述学未成，成条目纂述大旨一卷。……今所刊述学内、外等篇，则汇录诸说经杂着诸作，非其全书。汪氏遗书后序
据此则容甫述学之所拟议，大体可见。其说与实斋文史、校雠两通义所论，古者官师流变，政学分合，意见殆相近似。[章汪两人之关系]实斋、容甫于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同游皖；翌年，实斋即草创通义，然其详已无考。通义重要议论，当始乾隆四十八年癸卯，而「六经皆史」论则始于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容甫与刘端临书自道有意为述学，在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两人对此问题发见之先后，虽无可确考，然容甫之非得自实斋，则可知也。郑献甫补学轩文外集书三通序后，谓：「章氏校雠通义，独创之见，皆出夹漈。今取其编次必谨类例论观之，首云：『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忘』云云，此即章氏得间之处。后来推拓尽致，乃托本于太史公六家、刘子骏七略，讳其所出，并举校雠绪论，驳其未纯；然其所从来，无可讳也。」今按：章氏论史学极推夹漈，献甫所指摘，亦或情实。然汪氏亦有述学之经营，则学思途径，往往汇于世需，自然合辙，固不必一一指寻其来历矣。大抵宋、明矩矱既远，清儒论学，颜、李六艺习行为一派，吴、皖以经训明经义为又一派，而章氏官史典章之说为又一派，同时如汪容甫，稍后如龚定庵，皆有志于此者。迨清社将覆，学者乃不辨学术而竞言改制，则所谓今文学之末流也。而诸家轨迹，又莫不有其相通，故汪、龚之或先或后，皆可以参实斋思想在当时之消息也。容甫、端临订交，在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实斋识端临，亦当在四十三年戊戌前；两人同交端临，固当相知。其后容甫客游武昌，实斋亦至，乃成隙末。刘刻章氏遗书卷二十九，又答朱少白，谓：「淮、扬间人有从先生<朱筠>游者，其才甚美，学问虽未成家，记诵则甚侈富，仆向以为畏友。近见之于湖、湘间，与之谈款，一妄人耳。言大而不知惭，切而按之，枵然空落而无所有，有才无识，不善用其所长。激以名心，凿以私智，久游江湖，客气多而志不逊。以彼之甚才而美，又加十许年之功力，不但无进而反有逊者，傲与慢也。」此所谓「淮、扬间人」即指容甫。实斋自道「向以为畏友」，武昌再面，容甫恃才傲物，又文名籍甚，必有得罪于实斋者。及容甫卒，实斋特为一文诋之，谓：
[实斋诋容甫]其人聪明有余，而识力不足，不善尽其天质之良，而强言学问，恒得其似而不得其是。……盖得其是者贵自得，而难于投众好之缘；得其似者掠光影，而易于招声气之附也。散万殊者为聪明，初学之童，出语惊其长老，聪明也；等而上之，至于学充文富，而宗本尚未之闻，犹聪明也。定于一者为识力，其学包罗万有，其言千变万化，而所以为言之故，则如诗之三百，可以一言蔽也，是识力也。
舍学识而空言宗本，是窭子据空室而指其门闼以为家也；博学能文而不知宗本，是莞库为人守藏，多财而不得主其财也。
今观汪氏书，所谓内篇者，首解参辰之义……次明三九之说……杂举经传小学，辨别名诂义训，时尚是趋初无类例，亦无次序。苟使全书果有立言之宗，恐其孤立而鲜助。
杂引经传以证其义，博采旁搜以畅其旨，则此纷然丛出者，亦当列于杂篇，不但不可为内，亦并不可谓之外也……古人著书，各有立言之宗，内外分篇，盖有经纬，非如艺文著录，必甲经传而乙丙子史也。……观其外篇，则序记杂文，泛应辞章，代毕制府黄鹤楼记等亦泛入斯乃与「述学」标题如风马牛，列为外篇以拟诸子，可谓貌同而心异矣。然此正汪之所长，使不分心于著述，固可进于专家之业也。内其所外而外其所内，识力闇于内而名心骛于外也。文史通义外篇一，立言有本
又曰：
汪氏之文，聪明有余，真识不足，触隅皆悟，大体茫然。述学驳文附注
其所以评述学者则是已，其于容甫为学本末，又何不相瞭知之甚耶！实斋当经学考订全盛之日，孤识独抱，屡发「知难」之叹，若袁简斋、汪容甫，虽为学途径，与实斋不全似，然持论立言之足以相通者不少矣，顾实斋独深加诋毁，则「知难」之叹果不虚欤！按：章氏遗书卷九，与邵二云论学，谓：「鄙昔着言公篇，久有谢名之意。良以立言垂后，何必名出于我？」而余观北大所藏遗书钞本，言公篇初刻，题下附文一行，云：「遭听涂说，争名趋诡，腑械心窬，斯文如毁，着言公上、中、下篇。」仍不免情见乎辞也。又与陈鉴亭论学则谓：「鄙着通义，凡意见有与古人不约而同者，必着前人之说，示不相袭。幸足下与同志诸君，为检先儒绪论，审有似此者否？<按：指原道、原学篇言。>如其有之，幸即寄示，俾得免于雷同剿说之愆，感荷非浅鲜矣。」夫岂实斋过以创辟自喜，遂于毫厘之辨，尤斤斤不甘轻舍耶？较之戴东原攘窃人书，大言欺世，固为美矣。要之亦似有一间未达，未能尽符其学术经世，言公谢名之深旨也。余故于实斋篇后，稍举袁、汪两氏之说，备尚论者之兼观焉。
附录：章实斋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今年冬，旧都书肆有携章氏遗书钞本至北京大学求售者，余取阅之，审其为实斋子华绂所录副本也。既转写其未见传刻者近二十篇，时此书适排版，余亲校字，因稍摘一二增入，而全录本篇附此。
渊如先生执事：十年不见，积思殊深，云泥道殊，久疎音问。前岁维扬税驾，剧欲踵访旌辕。适以俗事南旋，不克一罄积愫，至今为怅！倾晤少白于皖抚署中，详悉近状，良慰良慰！又从少白索君问子堂集读之，如乡人入五都市，惊耳骇目，处处得未曾有，畏气外敛，愧心内生。大约博综贯串，而又出以颖敏之思，断以沉挚之识，卓然不朽，夫复何疑？顾诸家商复疑问，不必尽同尊旨，而皆列首简，不以为忌，则又虚怀乐善，虽在古人，犹且难之，集思广益，愈见包涵之大。因思鄙人所业，至为专陋，凡学业途径，苟非夙所专门，不欲强与其事。尊着贯彻天人，包罗万有，多非鄙见所及，无论不敢妄弹，即称说亦恐不得其似，谨谢无能为役矣！惟文史、校雠二事，鄙人颇涉藩篱，以谓向、歆以后，校雠绝学失传，区区略有窥测，似于大集校刊诸家书序，所见不无异同，谨献其疑，犹愿执事明以教我，幸矣！一曰：校定神农本草，据大观本取白字书别出古经，是也；其过信皇甫氏帝王世纪，而谓本草与素问之书，皆出炎、黄之世，则好奇之过矣。文字最古，莫过羲画虞典，五经则多三代之文，下逮春秋而止。若夫传记与诸子家言，皆出战国，同为籍去官亡而作。春秋以前，凡有文字，莫非官司典守，即大小术艺，亦莫非世氏师传，未有空言著述，不隶官籍，如后世之家自为书者也。本草、素问，道术原本炎、黄，历三代以至春秋，守在官司世氏，其间或存识记，或传口耳，迭相受授，言不尽于书也。至战国而官亡籍去，遂有医家者流，取所受授而笔之于书，今所传本是也。灵、素问难，旨多精微闳奥，出于炎、黄故也。若其文辞，非惟不类三代，并不类于春秋时，出于后撰集故也。执事好奇太过，欲求古于六经之上，往往据灵、素诸文，以折经传是非，则战国时固有为神农言者矣，恐未可全信也。素问文字为春秋前所无者甚多，即开端上古天真论中「真」字从化，乃神仙家言，字出战国，亦春秋以前所无。前人疑汉艺文志不载本草，王伯厚据郊祀志及楼护传，证明西京实有本草，足破其疑。执事犹以为不足，而漫据贾氏周官疏引汉艺文志食禁文为食药，遂取以当本草，则画蛇又添足矣。按「食药」二字，文义难晓，必贾疏传本之悮。食禁七卷，盖出周官食医之遗，食医固与疾医、疡医分科而治者也。若取食禁以当本草，无论名目卷数全不相符，且汉志遗漏之书甚多，岂能悉补？即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言公乘阳庆传黄帝、扁鹊脉书，今汉志并无其书，又将何物当之？叔孙朝仪，萧何律令，尤显著纪传，为一朝之大制作，今汉志之载，亦岂有他书之相似而可证者耶？李氏本草纲目，如论考古，则本经以下，各有叙录辨证，未尝变乱古人。如论证今，则数百年来医家奉为圭臬，未尝悮人术业。且其书乃汇集诸家，自为经纬，并非墨守大观旧本，不可移易，今乃谓其割裂旧本，何耶？又诋其命名已愚，夫正名为纲，附释为目，名正言顺，何愚之有？二曰：墨子之书，谓出夏礼，说似奇创，实无所本。据本书与公孟辨，谓法周不如法夏，及庄子叙墨子，称禹自操橐耜诸语，及淮南要略谓其背周而行夏政，遂定为墨出夏礼。不知战国诸子，称道黄、农、虞、夏，殆如赋诗比兴，惟意所欲，并非真有前代之礼，可成一家学术者也。当籍去官亡之际，本朝典制，尚不能稽，况夏礼无征，甚于殷宋，孔子生春秋时，已不可见，而谓战国尚可学其礼哉？如以墨子尚俭之说，推于菲衣恶食，为出夏礼，则茅茨十阶，安知不合唐、虞？如以荒度勤劳为合禹事，则己溺己饥，安知不合稷、尹？一偏似是之说，触处皆可傅合，非定论也。三年之丧，孟子明着三代共之，夏丧三月，自是传记之讹。薄丧之说，孟子尝诘夷子，如果出于夏礼，夷子必据儒家尊禹之说以抗其辨，何转引周书保赤文哉？且殷人尚鬼，正与明鬼之义相近，若致孝鬼神，则大舜宗庙享之，武王、周公达孝，又未见其必为夏也。三曰：柳子厚论晏子书，谓齐人为墨学者为之，其说是也。盖尚俭之意，似讽齐俗侈也。然在田齐之时，而非姜齐时书。盖春秋时本无著述，而其文辞轻利，并不类于战国初年文也。执事斥柳氏为文人不学，盖以晏氏为春秋名卿，不当称之为墨学耳。不知柳氏之意，以书为墨学，非以晏子为墨者徒也。且其说亦不始于柳氏，孔丛诘墨之篇，所诘孔子相鲁及晏事三君、路寝哭声诸条，凡指谓墨说者，今俱在晏子书中，古人久有明证，柳说不为无本，岂可轻议！鄙尝疑汉艺文志道家有伊尹、太公，儒家有魏文侯、平原君书，其书已亡，其名不伦不类，以意度之，当出诸子称述，如孟子之有梁惠王、滕文公，论语之有季氏、阳货、卫灵公之类耳。按：汉志平原君七篇，班注：「朱建也。」此章氏误说校雠诸家，或取篇目名书，如经记之有檀弓，使其书亡，人亦必疑檀弓为著书人矣。然则晏子书为墨者所述，何足为异？执事必欲晏子列于儒家，意非仅从汉志，且为晏子争其地位，则大惑矣。儒家者流，诵法先王，不得位而行道，入孝出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不得已而著书，后世列为儒家，若曾、孟、荀卿诸人是也。晏子身为齐相，行事着于国史，与列国名卿子产、叔向诸人，先后照灼春秋之传，岂皆守先待后之流耶？且管、晏同称久矣，如以班、马之法修齐史，将管、鲍、宁、隰诸贤皆入儒林传乎？至晏子春秋之名，亦战国时人习气，自孔子笔削春秋，有「知我罪我」之说，后人因以「春秋」二字，为胸中别具是非之通名，不尽拘于编年例也。虞卿、吕不韦之书，与晏子春秋所出，未知孰先孰后，何以见其效法而袭其号？亦何必谓从国史中刺取其事而用齐春秋名也？如管子生春秋初年，管子之书，皆后人采取齐史及齐官掌故而成，不闻仍齐春秋，何独于晏子变其例乎？晏子卒于齐景公前，景公卒于周敬王三十年辛亥，为鲁哀公五年，下距哀公十四年庚申春秋绝笔又二年，夫子卒。当春秋时，并无诸子著书之事，孔子之前，亦无别出儒家之名，儒行之篇，乃战国杂出传记，非孔子时所撰述也，皆不足为晏子儒家之证，明矣。墨子序称「与奢宁俭」，又称「节用爱人」，谓「孔子未尝非墨」，晏子序言「晏子居丧亦与墨子短丧法异」，皆任情予夺。四曰：执事不信春秋之世无著书事，而据史记列传，阖闾称孙武十三篇，遂为当时手着。不知春秋内外传，记吴、楚交兵甚详，其无孙武其人，即纵横短长之言，亦鲜称述之者，故叶水心氏疑其子虚乌有。且观阖闾用兵前后得失，亦与孙武之书，大相剌谬。天下固有所行不逮其所言者，必出游士空谈，不应名将终身用兵，所言如出两人。是则史迁悮采不根传记，着于列传，明矣。至其书，实可为精能，校雠之司，当列撰人阙疑，而不得凭悮采传闻之列传耳。艺文称「八十二篇，图九卷」者，书既亡逸，当着缺篇，亦不得悬断合图为八十二篇，又不得悬断十三篇为上卷，而知中、下二卷皆图，鄙人向有专篇讨论，行笈未带，容后录呈强合七录三卷之数也。孙子书言：「兴师十万，出征千里，日费千金，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春秋用兵，未有至十万者，即此便见非阖闾时。且以十万之师，而云「不得操事七十万家」，明着七国显证，决非春秋时语矣。执事谓其文在列、庄、孟、荀之前，似未审也。五曰：文子之书，汉志疑周平王问出于依托。执事以书称平王，本无「周」字，遂谓是楚平王，班氏悮读。今按文子全书，未有托春秋初年事者，此言指楚平王，以时考之，良是。但非文子手着，亦出战国时人撰述，执事所未信也。盖其书有秦、楚、燕、魏之歌，执事以为楚平王时之人，六国之时犹在，试以年计，可乎？按十二诸侯年表，楚平王卒于周敬王四年乙酉，是为鲁昭公二十六年，下距哀公十四年庚申，春秋绝笔，为敬王三十九年，凡三十六年，又四年为敬王四十三年甲子，共四十年，又历元王八年，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十五年，凡五十一年，再历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三晋始得列于诸侯，乃有秦、楚、燕、魏之称，相去已一百十四年矣。文子见楚平王，亦须生十有余岁，见时未必即其薨年，秦、楚、燕、魏之语，未必即在三家分晋之年，是文子必须一百四、五十岁，方合尊旨。神仙长生之说，起于后世，春秋之季，未闻有此寿也。六曰：天文历算，鄙人懵然，不敢与闻。惟执事力辟岁差之说，则以浅说度之，不能无疑。书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而历家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如以其言为不可信，则何以冬至日躔，子年不与丑年同度？如以其言可信，则闰月止能画气盈朔虚之平，不能齐四分度之一也。若果无岁差，则周天必三百六十有六度，更无丝毫盈歉而后可。果无丝毫盈歉，则每周朞冬至日躔，又当同度无参差矣。此二说不容两立，则此事容待徐商否耶？七曰：古人疏证论辨之文，取其明白峻洁，俾读者洞若观火，是非豁然，足矣。立言莫如夫子，而文、武之政，则云布在方策；好辨莫如孟子，而孟献子之五友，忘其三人，封建井田，但举大略。岂孔、孟学荒记疎，不如今之博雅流哉？言以达意，不过如斯而已。窃见执事序论绪篇，繁称博引，有类经生对策，市廛揭招，若惟恐人不知其腹笥便富，而于所指是非，转不明豁。浅人观之，则徒增迷眩，而无所解；深人观之，则曰：「吾取二三策，而余皆可置勿论」，毋乃为纸墨惜欤！且言多必失，古人之言，本不可以一端而尽，巧构似形，削趾就屦，以证一隅之说，原性篇书后已详辨转授人以反证，致启庄、惠濠梁之辨。夫称先述古，以云明例，非云穷类也；例足明而不已，是将穷其类矣。明例则举一自可反三，穷类则挂九不免漏一，则是欲益而反见损也。经传之外，旁证子纬百家，亡逸古书，博采他书所引，极为考古之乐。近则夸多斗靡，相习成风，赖识者能择要耳。欲望高明稍加删节，必云不能割爱，则裁为小注，附于下方，姑使文气不为芜累，抑其次也。八曰：人不幸而为古人，不能阅后世之穷、变、通、久，而有未见之事与理。又不能一言一动，处处自作注解，以使后人之不疑。又不能留其口舌，以待后生掎摭之时，出而与之质辨。惟有升天入地，一听后起之魏伯起尔。然百年之后，吾辈亦古人也，设身处地，又当何如？夫辨论疏证之文，出自名家者流，大源本于官礼。鄙人所业，文史、校雠；文史之争义例，校雠之辨源流，与执事所为考核疏证之文，途辙虽异，作用颇同，皆不能不驳正古人。譬如官御史者，不能无弹劾；官刑曹者，不能不执法。天性于此见优，亦我辈之不幸耳！古人差谬，我辈既已明知，岂容为讳？但期于明道，非争胜气也。古人先我而生，设使可见，齿让亦当在长者行。马、郑、孔、贾诸儒，于前代经师说不合者，但辨其理，未尝指斥其人。即今官修奏御之书，辨正先儒同异，尚称孔氏安国、郑氏康成云云，未有直斥先儒姓名，史传又是一例，不与论辨相涉可覆按也。尊着于前古诸贤，皆直斥姓名，横肆诟詈，不曰愚妄，则曰庸陋，如官长之责胥吏，塾师之诃弟子，何其甚也！刘子玄曰：「谈经讳言服、郑之嗤，论史畏闻迁、固之失。」史通多讥先哲，后人必不服从，至今相去千年，其言颇验。盖其卓识不磨，史家阴用其法，其论锋可畏，故人多阳毁其书。鄙人于文史自马、班而下，校雠自中垒父子而下，凡所攻刺，古人未有能解免者。虽云不得不然，然人心不平，后世必将阳弃而阴用其言，则亦听之无可如何而已。吴氏新唐书之纠谬，为治唐史者之准绳，乃人竞责其憾欧阳而快私愤，何耶？盖攻摘本无所非，而人情不容一人独是，故击人者人恒击之，庄生所以着齐物也。今请于辨正文字，但明其理，而不必过责其人，且于称谓之间，稍存严敬，是亦足以平人之心。且我辈立言，道固当如是耳。鄙着亦染此病，特未如尊者之甚耳。今已知悔，多所删改九曰：天地之大，可一言尽，学固贵博，守必欲约。人如孔子，不过学周礼一言，足以尽其生平。别有专篇论著，容另录呈执事才长学富，胆大心雅，问字堂集，未为全豹，然兼该其广，未知尊旨所在。内而身心性命，外而天文地理，名物象数，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无不包罗，可谓博矣。昔老聃以六经太泛，愿问其要，夫子答以要在仁义，说虽出于诸子，然观汉志所叙诸家流别，未有无所主者。昔人谓博爱而情不专，愚谓必情专而始可与之言博。盖学问无穷，而人之聪明有尽，以有尽逐无穷，尧、舜之知不遍物也。尊着浩瀚如海，鄙人望洋而惊，然一蠡之测，觉海波似少归宿，敢望示我以尾闾也！十曰：方以类聚，物以羣分，君子虽尚泛爱，气类亦宜有别。简端刻诸家商订异同，是矣。集中与某人论考据书，可为太不自爱，为玷岂止白圭所云乎哉！彼以纤佻倾仄之才，一部优伶剧中才子佳人，俗恶见解，淫辞邪说，宕惑士女，肆侮圣言，以六经为导欲宣淫之具，败坏风俗人心，名教中之罪人，不诛为幸。彼又乌知学问文章为何物？所言如夏畦人议中书堂事，岂值一笑！又如疯狂谵呓，不特难以取裁，即诘责之，亦无理解可入。天地之大，自有此种沴气，非道义所可喻也。此可与之往复，岂不自秽其著述之例乎？别有专篇声讨，此不复详幸即刊削其文，以归雅洁，幸甚幸甚！嗟乎，学术岂易言哉！前后有风气循环，同时则有门户角立，欲以一人一时之见，使人姑舍汝而从我，虽夫子之圣，犹且难之，况学者乎？前辈移书辨难，最为门户声气之习，鄙人不敢出也。鄙人所业，幸在寂寞之途，殆于陶朱公之所谓人弃我取，故无同道之争。一时通人，亦多不屑顾盼，故无毁誉为之劝阻。而鄙性又不甚乐于舍己从时尚也，故浮沈至此。然区区可自信者，能驳古人尺寸之非，而不敢并忽其寻丈之善。知己才之不足以兼人，而不敢强己量之所不及。知己学之不可以槩世，而惟恐人有不得尽其才。以为道必合偏而会于全也。杜子美曰：「不薄今人爱古人」，是矣。鄙请益曰：「不弃春华爱秋实。」故于执事道不同科，而欲攀援调剂，以斟于尽善，是则区区相爱之诚，未知有当裁择否耳？行笈无书，而记性又劣，书辞撮举大指，如有讹悮，容后检正也。按：刘刻遗书附录，臧镛堂丙辰山中草跋云：「论学十规、古文十弊、淮南子洪保辨、祠堂神主议等，伟论闳议，又复精细入神，切中文学之病，不朽之作也。有时文序二首及与人书之无要者，当删之。谷塍先生以此册惠读，即以鄙见质之，然否？」据此，臧镛堂曾于王谷塍处见此文，今刘刻遗书云「王目有文缺」，殆王氏删去之也。此钞本将题文「十规」二字贴去，又将文中「十日」下评简斋一节钩抹，殆亦嫌其语过而欲删削存之耳。又妇学篇书后，今传刻本屡见「不学之徒」一语，观此钞本，知原文并不尔，亦后人代改也。然则论学而轻肆逾量之诋诃，诚何为者！此文实斋先以规孙，旋复自犯，白璧之瑕，不能为之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