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理学的起源及其成立之经过
中国号称是以孔子之道为大本的国家，但历史上真正以儒家的思想为正统思想的，有几年呢？战国以前，百家争鸣，儒家虽有相当的势力，但尚得不到惟我独尊的地位，固不必说。汉武以后，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加以东汉光武、明、章诸帝，崇儒重道，似乎应该是儒家独霸的时代，但是在思想史上有什么表见的，我们只看见许慎、贾逵、服虔、马融、郑玄，一般经师们在那里抱残守缺，咬文嚼字，丝毫没有一点独特的思想。董仲舒的繁猥，扬雄的剽窃，就算代表儒家的思想家了，反不如反对儒家的《淮南子》和《论衡》，倒还有几分特色可取。这算是儒家正统思想的表现吗？魏、晋以后，始则老学流行，继则佛学鼎盛，儒家只好拿王通、韩愈一班人来勉强撑持门面，更不必说了。由此看来，自唐朝以前，这一千年中名为独尊孔子，其实儒家的思想丝毫无所表见，若不是宋儒出来重行抖擞一番，替儒家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则中国思想史上之能否位置儒家竟还是一个问题，无怪乎宋儒要说他们是直接孔、孟的道统了。
理学是南宋以后正式成立的，但在北宋时代已经酝酿很盛。我们在前章已经说过，周、张、二程乃至邵雍都是南宋理学的先导，不过直到朱熹才具体成了正统形式罢了。究竟这种占历史上六七百年正统位置的宋明理学是怎样会发达起来的呢？
宋朝自开国以后，历代君相就很提倡文治。宋太祖很喜欢读书，他曾说“读书知为治之道”，因为此对于臣下如赵普、曹彬等都极力劝他们读书。宋太祖更好文学，他曾诏史馆修《太平御览》一千卷，立崇文院，又作秘阁藏书凡八万卷，因此风气一开，文治事业就渐渐进步起来。宋朝自太宗伐辽大败以后，就绝口不言兵事，从太宗朝以至于真宗、仁宗，这六七十年之中社会上太平无事，文化自然容易发展。到了仁宗朝，当时的宰相大臣如韩琦、富弼、范仲淹、欧阳修等都是很能提掖人才，崇奖学术的人，经过他们一番提倡，学术界自然会有了生气，这是理学发达的第一个原因。
当时的教育制度，也很有裨于理学的发展。原来自六朝、隋、唐以来，官立的学校颇为发达，私人讲学之风久已消沉。自晚唐以来官立学校受政治的影响，久成具文，于民间才有私立的学校出现以代之，这种学校便叫做书院。宋朝以后，这种书院经政府的鼓励，学者的提倡，遂到处发展起来。最著名的有白鹿洞、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其制度职教员有洞主、洞正、堂长、山主、山长、副山长、助教、讲书等名目，房屋有礼殿、讲堂、书库、学舍、庖、湢等建设。教师所讲，为教师自作的叫做讲义；随便问答，由学生记录的，叫做语录。统观这种制度，显然是受了佛教的影响。宋朝的理学便在这种适当的教育环境中涵育出来。
还有刻书业的发达也是很有助于宋朝学术的。古代中国书籍多用手抄，甚为困难，故不易普及。唐朝才有雕板发明，但未能为重要的应用，五代时冯道奏请将九经雕板，于是印书才在社会上发生了重大影响。宋朝承着这个趋势，雕板事业大为发达，各种重要书籍多印行出来，学者读书既易，研究自然也较发达。当时宏通的学者多有藏书极富的，考证事业所以起于南宋，也是这个道理。
以上所述还是客观的环境，虽然理学的发达有赖于客观的环境不少，但究竟还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仍是在思想界本身的观摩现象，在这一方面最有助于理学的是佛、道二教的思想。
理学发达的最重要的助力是佛教，这是人人所知道的。佛教到了晚唐，各宗都已衰歇，惟有禅宗的势力笼照一世。禅宗自六祖慧能以后，分为临济、沩仰、云门、法眼、曹洞五宗，宋初诸宗以云门为最盛，有契嵩、重显、居讷、佛印诸人，最有名。临济宗又分黄龙、杨岐二宗，前者为慧南禅师所开，后者为方会禅师所开。黄龙门下有常总、性清、宁、惟清诸人，杨岐宗之有名的，有圆悟、宗杲、道谦、德光诸人。和儒家往来最密的，在北宋是常总，在南宋是宗杲。周敦颐和慧南、常总都有来往，又参佛印；杨时亦尝从常总问答。此外李觏之于契嵩，欧阳修之于居讷，游酢之于宁，陈瓘之于惟清、明智都有原因。朱熹曾参宗杲，陆九渊也曾参德光。这些儒者与佛教徒的来往既如此之密，其思想受佛教影响自不必怪，因此理学发达以后，在外表方面如讲学的方式，如书院的组织，如静坐的提倡，都是受的佛教的影响，在学理方面自更不必提了。
还有道教，对于理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原来道教当南宋之际，分为南北两派，南则天台张用诚，其学先命而后性，北则咸阳王中孚，其学先性而后命，这些正统的道家，似乎与儒家的关系尚少。与理学关系较深的，乃是道教的一个别派。当五代、宋初的时候，有一个道士陈抟，很有理想。他能够以《易》理牵合道教，因此道教的价值就又提高一点。周敦颐、邵雍都是受他影响最深的人。周氏的《太极图》，邵氏的《先天图》，都是出自陈抟。陈抟传种放，种放传穆修，穆修传周敦颐和李之才，李之才又传邵雍。《太极图》和《先天图》都是宋朝哲学思想的中心，而其源乃出自道家，可见道家对于理学关系之深了。
我们虽然知道佛、道二家对于理学的兴起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我们切不可武断地说理学就完全是佛、道二家思想的出品，我们须知道儒家的学说中本已含有理学的成分很多，到宋儒出来参考了佛、道两家的思想才将他发挥光大是有的；若说宋儒的思想全不是儒家本来面目，那就未免厚诬宋儒，抑且厚诬古代的儒家了。
我们若承认《论语》确是孔门弟子的记录，那么我们就应当注意里面已经有许多抽象的理论如同问仁之类，孔丘之所谓仁并不只是具体的伦理条目，实在还含有哲学的意味，如同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之类，请问仁若不是一种哲理的概念，怎样拿心来不违他？可见在孔丘时代这种含有哲学意味的问题已经略略提起了。到了孟轲时代，为一个性善恶的问题打官司打的不得开交，儒家的哲学意味更进一步了。汉朝儒者所结集的大小《戴记》，其中如《礼运》、《祭义》、《中庸》、《乐记》诸篇都有很精粹的哲学理论，可见儒家至少到战国末汉初已经发达了哲学意味的理论了。不幸自汉武以后，儒家反因为受了政治上奖励的恶影响，将哲学理论完全抛弃，让许多抱残守缺的经师们来承继儒家的正统，因此这种引而未伸的儒家思想就不免暂时被人埋没了。东汉的经师们见解更鄙下，对于这种宝藏自然更不懂的去理会，所以到东汉末年大家厌弃经师的迂腐事业的时候，只有向老、庄里等寻取高超的理想，儒家的观念竟无人去注意。儒家这样被忽略了六七百年，直到禅宗的心学掩袭了一时以后，儒家受了这种暗示，才晓得自家屋里原来也有同样的宝藏，大家又重新注意发掘起来，这就是宋朝理学所以兴起的原因了。
理学成立于二程而光大于朱熹，这不过是就发达以后的情形而言，若讲起渊源来，则为时已甚久了。当佛教在唐朝势力掩袭一时的时候，儒家如王通、韩愈、李翱等已有反抗的表示，就中李翱的《复性书》颇多精粹之语，已开理学的端绪。不过风会初开，尚未能卓然成一家之言罢了。宋朝自开国以后，经过七八十年的太平休息，于是有孙复、胡瑗诸儒出，胡瑗在湖州创立书院制度，分治事、经义二斋，造就人才至多，宋儒讲学风气之开，实自胡氏始。孙复则隐居泰山，聚徒著书，以治经为教，所著《春秋尊王发微》语深意刻，已具有理学的精神。他的弟子石介著《怪说》、《庆历圣德诗》等，开宋人门户之争。这几个人可说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后来的理学家虽然不以他们为直系的祖宗，其实彼此的关系是很深的。自孙、胡诸人开创了讲学风气之后，儒家似乎开了一条新路，那时正是宋仁宗时代，国家太平无事，在朝的大臣如范仲淹、欧阳修等都是学者出身，对于学术极力提倡。宋朝文学受欧阳修的影响最大，宋朝理学受范仲淹的影响最大。孙复、胡瑗都是经他提拔以后才成名的。张载也是经他的鼓励才有志于理学。所以朱熹称他为宋朝的惟一完人，可见他与理学家关系之深了。继范仲淹以后的又有司马光，也是以大臣而为理学家的保法者。他领袖旧党与王安石一流的新党相争，当新派得势的时代，退居洛阳二十余年，一时反对新法怀抱保守思想的人都与他来往，洛阳遂成为政治和思想的中心。但是这一派人在政治上的影响并不大，他们的势力还是深种在思想界中，后来理学大师二程就是在这种环境之中长养成的。
当时在洛阳与司马光往来最密的有一个邵雍，他是一个乐天主义的哲学家，他的学说是纯粹以术数为根据的，他曾受“先天象数之学”于李之才，李氏的学问是陈抟、种放一派，因此邵雍的学说实在是道家的学说，不过因他与二程的关系很深，故后来的理学家不加以攻击罢了。他所著有《观物内外篇》、《先天图》、《皇极经世》等书。他主张“物莫大于天地，天地生于太极，太极即是吾心，太极所生之万化万事，即吾心之万化万事也，故曰天地之道备于人”。这种糅合道、佛二家思想的宇宙根本观，后来颇为理学家所采用。
与邵雍同时的，有一个周敦颐，他是湖南道县人，曾在江西等处为官，晚年隐居庐山底下的濂溪。他生平足迹多在南方，故与北方学者的往来较少，但因二程少时曾受学于他，故他的思想后得了这两个有力的弟子而大发扬。他所著有《太极图说》和《通书》。后来理学家的宇宙根本概念，即根据于周氏的《太极图说》。故我对于这个《太极图》必须加以注意的。周氏的《太极图》如下：
《太极图说》解释这个图的意思说：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
这一段糅合阴阳五行之说，又窃取道家的说法立了一个“无极”作根本，后来因为这个问题引起了许多理学家的争论。其实周氏这个图和说，据清儒考据原是受之于穆修，穆修受于种放，种放受于陈抟，与邵雍的《先天图》同是道家思想的产物，不过后来儒家误认为己有的罢了。周敦颐和邵雍，在北宋虽然为人尊重，但都认为理学的旁系，并不尊为正统，到南宋以后，经朱熹的特别提倡，才将周氏列于正统，从此以后，周氏遂裒然居宋五子之首席了。
较周敦颐略后辈的有一个张载，他是陕西郿县人，少年曾有志于功名，后经范仲淹的陶冶，始转治理学。他与二程是亲戚而兼朋友，彼此所学虽相近而不尽同。所著有《正蒙》、《西铭》、《理窟》、《性理拾遗》等书。《正蒙》是他的宇宙观，《西铭》是他的人生观。《正蒙》上说：
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其来也幾微易简，其究也广大坚固。……散殊而可象为气，清通而不同象为神。
张氏所说的太和是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他以为这就是道，道之合即含有动静沉浮等性，与《太极图》说的“无极而太极”之说似有不同，故朱熹说他只说的形而下者，不甚重视。他的学说之较有力者，还在《西铭》一篇。它的内容略谓：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唯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张氏这种万物一体的人生观，正是由他的泛神论宇宙观演绎出来的，有点与墨家之学相似，与理学的严刻态度稍有不同，不过因他与二程的关系较深，故仍被后世理学家加以尊视罢了。
理学的中坚分子还是程颢、程颐兄弟，故我们对于二人的学说更应注意。他们是河南人，世称为大小程先生，大程又称明道先生，小程又称伊川先生。兄弟们的学术虽然相近，但因各人性格的不同，也略有差异。大程的性格和易，故学说也和平近人，小程的性格端严，故学说也严刻不近人情，以后遂演成理学上的两大派。
大程所著有《识仁篇》、《定性书》、《语录》等书。《识仁篇》最为精粹。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得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识仁篇》
《定性书》说得更好：
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且以己性有随物于外，则当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是有意于绝外诱，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易》曰：“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苟规规于外诱之除，将见灭于东而生于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顾其端无穷，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今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孟氏亦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定性书》
程颢这种主张是先立其大本的修养方法，后来陆、王一派不过从此演出，更加彻底罢了。
程颢在理学上建设极大，但是他的年寿较短，仅活了五十四岁就死了。因此他的学说未能十分光大，他的兄弟程颐仅小他一岁，却活到七十五岁，因此后来理学遂得程颐一派所垄断了。
程颐首创理气二元之论，他说：“气有善有不善，性则无不善也。”性是什么呢？“性则理也”，因此理与气是不同的。理是纯然善的，气则有善有不善，人生性的本体本是善的，但因禀赋气质之不同，故有善恶之不同。他在语录上说：
问：“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须索理会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虽荀、扬亦不知性。……性无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
又说：
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
程颐这种人性二元论，后来经朱熹的解释，更加详晰，遂成为理学的根本原理。而“性即理也”一语，尤为理学的最精髓处。
程颢论修养的方法，只从识仁入手，他以为只要识其大体，则小体自然顺从，这是演绎的修养方法。程颐则不然，他是一个拘谨的人，他的学问也是从用苦功得来的，因此他的修养方法更加繁密，且兼重归纳。他尝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又说：“只守一个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又说：“敬义夹持，直上达天德自此。”他的大旨是主修养之方须理智与意志并用，自此旨一立，到朱熹更加详细发挥，遂成为“穷理”、“主敬”的双翼修养论，与大程、陆、王一派的专从直觉入手，忽略理智工夫的修养论，遂俨然如水火之不能相容了。
从周、张、二程以来，理学的内容逐渐充实，壁垒逐渐森严，同情的人也很多。这时他们最大的敌人是江西派的思想家，从欧阳修、李觏，以至王安石，他们都是主张功利的，主张以外治内的，主张变法革新的，到王安石时代两派遂因思想之争演而为政治之争。结果虽互有胜负，究竟新派在政治上占胜利的日期较多，故理学家大受压迫。不过新派自王安石死后，没有伟大的思想家承继，又因得政较久之故，许多小人都依附起来，因此反日趋于坏，而旧派转因禁锢的结果，得以专心讲学，在思想上的成就一天一天宏大起来。反对新法的思想家虽有邵雍、司马光、张载、苏轼、程颐等许多派别，但邵雍专意数理，学问太艰深，没有传人，司马光是实行家，苏轼是文学家，都没有什么思想上的建树，结果只有张、程二家之学较显。张载之学世称关学，二程之学世称洛学。关学规模稍狭，张载又死得较早，故其学也中衰，只有洛学岿然如鲁灵光之独存，故程颐以后的理学就是洛学一派独占的理学了。
程颐的弟子很多，他的学说传布的也很广，以地域论，约分为下数系：
一、洛中本系。这一系有吕希哲、谢良佐、刘绚、李籲、朱光庭、郭忠孝、尹焞、张绎诸人。就中谢良佐和尹焞最为著名。尹焞最后进，寿数最长，守师说也最严。他再传有吕祖谦、林之奇、陆景端、林光朝诸人，皆为南宋名儒。
二、南剑系。程门弟子以游酢、杨时、谢良佐、吕大临四人最著名，世称“程门四先生”。就中杨时为最老寿，南渡以后岿然成为大宗。南宋理学的大兴，他的过渡的功劳最大。他是福建南剑州的人，他的弟子有罗从彦、陈渊、张九成、高闶、吕本中诸人。罗从彦传弟子李侗，李侗传弟子朱熹，朱熹是集理学大成的人，探原追始不能不以杨时的功劳最大。相传杨时从程门辞别南归的时候，大程子送他说“吾道南矣”，后来南方果然赖他而大传。
三、蓝田系。陕西原是张载一派学说的发源地，但张载的学说并未光大。当时蓝田有吕大忠、大钧、大临弟兄三人，本是张载的弟子，后来又事程颢，《识仁篇》就是为他做的。这一派后来因金人之乱，中绝无可考。
四、永嘉系。当程学正盛的时候，浙江永嘉有许景衡、周行己、刘安节、刘安上、戴述、赵霄、张辉、沈躬行、蒋元中诸人，或亲见小程子，或私淑他，世称为永嘉九子。周行己之后有郑伯熊，再传为叶適、陈傅良、陈亮诸人，遂独立成为一派。
五、湖南系。这一派的开创者为胡安国，他是从杨时、谢良佐等得程氏之传。南渡以后，很有功于程学的发展。他的三个儿子胡寅、胡宁、胡宏和侄儿胡宪都是理学名儒。后来张栻问学于胡宏，卓然自成一大家。
六、涪陵系。谯天授是四川涪陵人，在程门为私淑之列，后来遂传程学于四川。朱熹、张栻之学都间接和他有关系。
七、吴系。吴人王也师事程颐，并问学于杨时，他的学问很启陆九渊一派之先。
二程虽然在北宋遭受政治上的极端压迫，但因为他的弟子众多，散布在各方，因此虽遭南渡之乱，学问不但不衰，反有日盛之势。到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出来，理学遂又有一番新面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