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启程 芝罘 渤海史论
明治三十二年，对我说来，是格外忙碌的一年。三月十二日傍晚，邻家突然着火，我在小石川租居的寓所，瞬间化为乌有，数年来费心收藏的图书，片纸未剩，烧成灰烬，就连亡友吕泣(1)的遗稿，自己幼年起抄录的各种文字，以及写就的文稿，罹祸之际，也无从择拣救出，同时化作了烟尘，每每想起，但觉不胜遗憾。到了四月，我第一个孩子降生，按人世习俗，人们都来庆贺，我也口称是件可喜可贺的事，但所添加的忙乱，却不亚于火灾降临的那段日子。过了三四个月光景，刚觉得安顿了下来，便又有了八月底前往中国的三个月旅程。去中国旅行，本是我多年向往的事，此时始得到机会，并在诸位友人的赞助下得以遂愿。秋田平洲在写给我的书简中说：“吕泣为《近代文学史论》所作序文中的期待，也由此得以实现，九泉之下的亡友，想必会为之感到宽慰。”不禁让我有不胜今昔之感。吕泣在他替我撰写的《近代文学史论》序文中这样写道：
君不见，禹域四百州，风云似箭，烟雾如墨，何不速速负剑跨马，即刻渡长江，济黄河，北上长城，纵览平原？策文章之雄图，与俗子争得失，要非吾辈之所宜矣！
此文遂成了他的绝笔。翌年一月，尚未等我能实遂他的这番期待，便先自遽告离世了。故而旅行之事拿定主意后的第二天，我便揣着该将此事最先告知吕泣的心念，去了他山谷深处的墓前。友人送别的筵席，除了极为亲近的几位所设的旨在从简的一席小筵，其余一概辞谢。八月三十日傍晚六时，从新桥出发，与前来送行的数十位友人在此叙别。后来听说，因为动身匆忙，友人有所不知，待我走后，还有去我寓所送行的。
在邮船公司打听好班船的日期，决定乘坐仙台丸轮。仙台丸轮预定八月三十日横滨启帆，推想在神户开船的日子是九月二日。但此船不在定期班船之列，在横滨本已延迟了一天，到神户更是延迟了两天，待我在大阪料理过一些琐屑之事，九月一日后的那几天，便觉得难以打发，无聊愁闷自是可以想见。九月一日晚，应友人招请，共进晚餐之后，突然动了去奈良的心思，便乘上了凑町的末班列车，抵达奈良时，已是过了晚上十点钟的光景。求宿对山楼时，深更半夜的，硬是把早已入睡的侍者给唤了起来。过了夜半，因腹泻折腾，竟至一夜未能成眠。翌日上午，仍起不了床，甚感懊丧。到了午后，稍稍觉得好了些，便雇车驶往西京方向，去看了正在改建修缮中的唐招提寺的金堂，据说前身本是朝集堂，系奈良时朝廷所赐，一直留传到了今天，是颇有来历的一处古建筑，屋脊上的鸱尾还保存着原貌。前些年，我曾来这儿观览过几次，记得有一次是和过去一位熟人一起来的，寺里的小僧弥还用手指着我说：“来过好几回，都已熟门熟路了。”药师寺的三重塔也正在整修。向寺里的僧人一打听，说是去年十一月份动的工，按事先的估计，应该是这个月竣工，但延期到明年九月，实际也难以完工。工费为一万九千六百圆，其中一万八千余圆，系由内务省拨款。我来这里，是想得到佛足石赞和塔檫铭的拓本，以便中国之行时用作酬答的礼物，遂从寺僧那里每种各索要了两部。与有名的药师三尊齐名的圣观音铜像，昔日参观时留下的印象，至今犹在眼前，故而不必再看了。没多久，我便从这里告辞了出来。在郡山站乘上火车，到法隆寺站下，又雇车前往法隆寺，请得金堂释迦佛、药师佛及光焰背铭的拓本。此处金堂之侧佛像宝库中的各种宝物，我已观览过多次，就连它们的位置及朝向都已谙熟于心，因而也便没让人再去打开佛龛，得了拓本后，便打道回府，搭乘火车返回大阪。是夜，出席《朝日新闻》诸友替我送行的小宴会。翌日，即九月三日，前往神户，在神户住了一宿。料想接下来的四日这一天殊难打发，遂前往须磨探访病中的友人。未遇。遂只得在此过夜，投宿旅馆。因不想再去须磨寺求取叶笛之缘起及音寿丸类和歌之解说文字，起来又不是，躺着又不是，颇感度日如年。像这样举着笨拙不堪的双筒望远镜，一遍遍眺望海面的事，还从来不曾有过。就这样，翌日的九月五日一大早，便赶回了神户。船终于决定该日上午十时起航，这才重新登上仙台丸轮。
是天阴天，午后渐渐下起雨来。此种天气行船，夜过濑户内海，航道颇不安全，遂于备与峡某灯塔下泊锚，待天亮后继续上路。名闻遐迩之濑户内海，固然景色旖旎，可我厌嫌记述麻烦，故且省略不记。若傍晚抵达门司(2)，即在马关上岸，一遣船中之郁闷。
七日正午开船，这一带该是与故国道别的地方了，不由生出几分凄怆。待船绕过彦岛，雨便止歇，但见船前天色，晴空万里。航路却并非如预想的安稳平静，自傍晚至深夜，玄海(3)一带，仿佛惊涛崩裂，船不时倾斜至四十度，船中器什跌落之翻滚破碎声，与击打船舷之浪涛声，交错糅杂，令人魂飞魄散。横卧于船舱被窝，因晕船折腾起身不得，痛苦不堪。当此之际，惟有横卧方是万全之策，睡着了，也便感觉不到晕船，于是一头睡去，直至天亮。清晨七时醒来，大海已异常平静。右舷所能望见者，当是朝鲜诸岛无疑；左舷望见之一大岛屿，则不知是何去处，询之船员，说是济州岛。此岛即古代之耽罗国，本自成一独立之国。遂随口吟和歌一首：
极目眺望，
大伽罗、耽罗国，
彩霞飞渡大海间。
架起双筒望远镜，眺望远处迎面而来之诸多岛屿，瘦石嶙峋之岛屿山间，似有一畦青葱田圃，当是岛人栽植以养家糊口者。茂林中，不时有村落人家影绰其间，景色与我濑户内海一带颇为相似。身穿白衣之韩人，五六人一伙，划着张挂蒲帆的船只，似乎是在那儿打鱼。将过午时，但觉诸岛退远，船渐离朝鲜，驶往山东方向。翌日，也即九日清晨，左舷前方现出一抹远山，询之船员：岂非山东地界乎？答曰：是。离故国越发遥远了，不知何故，心中不由一阵欣喜，真是不可思议。待船继续前行一时半刻，山东之成山角与白灯台，便已清晰出现在了眼前。经船员指点，陆军进攻威海时登陆上岸之荣城湾，一一得以辨认。殊出意料的是，成山一片荒秃，山脚土呈赭色，山坡平缓，海岸则尽皆危岩，山野为些许绿色所披覆，仿佛撒了一层沉香，俨然南画中常见之景物。国家之衰敝荒凉，一至于此，两千年郡县政治之余弊，令人惟有痛惜。过正午，船驶过威海卫海面。五时光景，驶入芝罘，即清人称为烟台之海湾，系缆驻泊。
海湾中停泊有一两艘英国及他国军舰，另有清国新造军舰，似是一对姊妹舰，并排停泊于此。后来听说，即是“海容舰”与“海筹舰”。两舰夜间打出光束，来回穿梭于数哩(4)海湾间，俨然一副巡视四方的架势。因为是清国的军舰，故而平日里也颇神气活现。在我们船尾，有此地特有的轻舟模样的小船，船中置一方箱，有一吹笛少年，虽说曲子吹得荒腔走板，听来却也让人忍不住觉得哀伤。
湾头烟罩四茫茫，吹笛何人度水长。
来泊烟台无月夜，不忆家乡忆异乡。
船泊芝罘暮色浓，少年吹笛牵愁肠。
十日，早上七时，上岸。先至领事馆拜访吉田领事。邮政局长高垣氏系同县人，遂也前去造访。由岩村书记员处，详细打听得大沽至天津这一路之情形。又得高垣氏陪同，前往和城泰拜访三井物产会社(5)驻外职员大冈氏。仙台丸轮预定当天正午起航，中间有两三个小时之短暂时光可供利用，为完成上述走访，本想详细了解之该地商业情况，遂无从得以了解。约定天津至上海时再会，便各自道别。侨居此地之邦人约五十人，非官员而驻留此地者，约二十人，主要有高桥某、吉冈某、金升洋行及华伸洋行细井某等。除高桥某从事委托销售外，其余则主要负责此间出产铜材输出日本之事务。此地铜材之输出，始于前年，去年之输出额，折合白银为四万两。此地输入则以棉纱为大宗，去年一年，自我日本之输入额，即已达九万包之数，折合白银，当在五六百万两之间，且输入者皆为中国人。三井物产会社只是今年春季才开始尝试，正处于试验阶段。去年一年，我日本船舶来此港之停泊者，为一百零七艘，今年至八月底，则已达去年同样之数，预计全年当比去年增加五成。由我日本输入之物品，以棉纱为例，若不以总额而按比例推算，则中国各口岸当最有希望。此为所闻知之概略。欧人对此地贸易似不甚乐观，甲午战争之前，即已纷纷废业作归国计，战事之后，虽受事态变化之鼓舞而有所驻足，然前景似乎并不明朗。
芝罘之形胜地势：半岛芝罘山，斗出北方，东面为断续之数小岛，环围湾口，茫茫碧波，注满其间，形成一大海湾。海湾异常宽阔，呈敞开状，似不适用于军事一类之目的。如今清国北部之良港旅顺、大连为俄国所租借，威海则为英国所租借，无奈之下，清国军舰只得系泊于此。此日，有一艘意大利军舰入港，趾高气扬，从清国军舰间穿行而过，突然掉过头来，下锚驻泊。近时正值两国纷争不断，目睹如此儿戏般之举动，不禁忐忑不安。街市即所谓烟台，逶迤向东，与威海、宁海相接。明朝时，此地为防御倭寇而设立烽火台，如今已有三万三千人口，干净整洁，则超逾预想，其海山风光，毋宁说跟日本十分相似。只是稍嫌阔大，无细微曲折，故而少细腻之情趣，惟有这一点与日本相异。风土凉暖宜人，驻留清国北方之外国人以此为避暑之地，可见气候之舒适。
芝罘山与成山，同为著名之古迹。据《史记》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乃并渤海以东，过黄、陲，穷成山，登芝罘，立石颂秦德而去。二十九年，再登芝罘，刻石，碑文即由李斯用小篆所撰。三十七年，又以连弩候大鱼出而射之，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弗见；至芝罘，见巨鱼，射杀一鱼。《史记·封禅书》曰：秦始皇礼祠名山大川及八大神，八神中第五神名曰阳主，祠于芝罘；第七神名曰日主，祠于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汉武帝太始三年行幸东海，登芝罘；司马相如《子虚赋》有句云：“观乎成山，射乎芝罘。”《福山县志》则有下述记载：山又名青城山。山前甘泉腴田，松卉阴翳；其背，峭壁如削，下临汪洋；有梁千户洞，洞中产异草；其东数小山，或岩石，或冈阜，棋布于水面之上，直接崆峒岛；其西南处，则巉岩相对，上有横石，曰石门；湖水出入其间；其西为迁乔谷，上有秦时刻石二处，俱为李斯小篆，今已毁。（所引，据《大清一统志》。）关于此古碑，高垣氏留心甚久。至今残存的仅是础石部分，碑石质地坚致清莹，想来不是当地所产。相传明代福山知县，担心因有此物，大官游览频繁，应接款待，不胜负担，便暗中将其投弃海中，自此之后，便连石片都不曾找到过一块。
我尝持有一论：正如北欧上古之开化，乃萌芽于波罗的海海口之斯堪的纳维亚，中国之文明，亦是萌芽于渤海湾口之现象。齐国邹衍谈天之闳远，即源于此类海上之思想。燕齐方士，一时群起，播弄秦皇、汉武于股掌之上，则正是此类海上思想畅行于世间之时。后世之道教思想，虽依托于老子五千言《道德经》之旨，但与此等方士所言，及流传于《楚辞》、《山海经》中之昆仑说，则多有若合符节之处。当年秦始皇觅求仙人羡门之属，宋母忌、王伯侨、充尚及羡门子高等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云云，事见《史记·封禅书》。近日欧西史家中，有主张印度宗教乃是从海上传入印度者，以至将“羡门”读作“沙门”。而芝罘西北，维系辽东与山东之一组群岛中，即有一岛名为“沙门”，与鼍矶、牵牛、大竹、小竹四岛相接续，苍秀如画；海市蜃楼，常明灭于此五岛之上，则见载于方志。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论列《博物志》中所言及之蓬莱方丈，及《十洲记》中之东海不死草、还魂树，称其说虽荒唐不经，然观登莱海市，楼台城郭与人物旌旗之状，瞬息而成，千态万象，根本无从摹写，则海上灵郁之气，泄而为奇怪瑰伟之物，固亦理之所宜有者。综而观之，进而思及我日本天神到来之路径，与任那、伽罗诸国古史之关联，则燕齐海上思想之发达，似亦值得从一有趣之方面做出研究。如是，则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渡海来归我邦，诸如此类之附会传说，也可做稍有把握之解释。加以唐高宗显庆五年，苏定方进击百济，即由成山渡海前往，其时正值我日本齐明天皇在位，天智帝犹为皇太子，为谋求三韩复兴，遂与唐军交战；迨至其后，更有明代之倭寇。追溯彼此交涉之沿革，犹觉其与此地关系之深切，故不觉作此画蛇添足之论于兹。
* * *
(1)畑山吕泣，生卒年未详。内藤湖南友人，政教社社员。先后参与过当时颇有影响的杂志《日本人》和《亚细亚》的编辑工作。
(2)门司，日本福冈县一港市。
(3)海域名，位于日本福冈县西北海域，以冬季风波险恶而闻名。
(4)英里旧作哩。
(5)三井物产会社，1876年三井组合并两家较小的公司后创设，后成为三井财阀的核心。
其二 天津 凭吊 与严、王二子晤谈
船驶离芝罘。由庙岛、沙门岛，及星罗棋布于山东、辽东，构成渤海咽喉之诸群岛间穿行而过。当其时，夕阳欲坠，岛影如画，风力渐渐加大，海浪稍稍变得狂暴，但还不至于有玄海那么厉害。第二天，即十一日的上午八时，船行至大沽海面。这一带海水黄浊，水天间浑莽一片，凭借双筒望远镜才稍稍望见大沽炮台。十一时余，与船员村山及同船而来的田中氏一起，登上中国人之小舢板，驶往白河口。船夫四人，随从潮势之消涨，或下棹，或张帆，或曳绳，及至从炮台下驶过，进入河口，差不多已是下午三时。大沽炮台罗列于河口海岸，擂土筑成，虽甚工巧，只是显得单薄，形状细长，给人的感觉，俨然将实用混同于儿戏。炮也不见有海岸炮那般巨大，之所以还能持以固守，想来大致是因为有三四哩的浅滩，难以从海面趋近攻击的缘故。在两岸炮台间溯行不到数町(1)，船夫似乎担心白河曲折迂远，抵达塘沽费时，将贻误火车班点，遂频频手指日头，示意太阳行将落山，催我等弃船上岸步行，他们则担着行李跟随在身后。路上遇到三四个苦力，死乞白赖，纠缠不已，遂将行李交托给他们。这段路虽不过三四华里，却无一处树荫，顶着烈日行路，实是害苦了我等不习惯于徒步行走之人。抵达塘沽车站前邦人伊野氏经营之球乐场休憩时，已是汗湿衣衫，口干舌燥，差不多快要喘不上气了。讨得一杯茶来喝过，乘上五时发车的火车，在铁路上行走二十七哩，于下午六时半，抵达天津租界。
铁道为单线，轨道很宽。客车有头等、二等车厢之分，但即便头等车厢，也无铺席褥垫，十分简慢。只是车厢构造之坚固，似要胜过我日本铁路客车之一筹。没有行李托运一说，均由乘客自行携入车中，并自行监管。而在无遮无盖、听任日晒雨淋的货车里，一直站立到终点的乘客人数，则远远多过客车乘客的人数。车到站后，照例无人维持秩序，这便是中国之特色了。担运行李之苦力与车夫蜂拥而至，甚至闯入车厢，场面之嘈杂，实难形容。据说，稍有懈怠，行李即被盗走，乃是常有之事。进入租界，照例要踏过架设在白河上的船桥。这一带人群极为杂沓，在蒙蒙烟尘间，彼此拥挤着走过，方知要看住担扛行李之苦力，大非易事。恰好有前往天津的伊野氏一路陪同，得到熟谙一方水土的伊野氏指点，我们一行才不至于迷失于路途，幸哉甚矣。
透过车窗左右眺望，平芜接天，墁平如抚，不见丘陵。树木只看到杨柳，甚至不成其为树林。惟有栽种着高粱的田地，与上下及四面皆涂抹着泥土的村落人家，散落在这中间。天色与原野的相接处呈现为黄褐色，可见尘土之沉厚，竟致炊烟穿行于高粱地时，都不胜重负，难以升腾，只得横斜在一边。随处可见马群，马匹矮小而又精瘦。支起拱形顶篷的旅行马车一路奔走着，煞是有趣。到处是星罗棋布的坟墓，泥土本少黏性，风吹雨打过后，棺木的棱角便裸露在了外面，惨不忍睹。凡此种种，就像早已预料的那样，便是中国之景物了。
三井物产会社、日本领事馆及正金银行(2)分行，是十一日晚至十二日，我们所走访的三个去处。在三井，邂逅了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当年在东洋青年会共事过的会友加藤主计氏。领事馆的井原真澄氏，是我在台湾时(3)便已结识的熟人。受到了十数天来一直渴望着的日本饭菜的款待，大喜过望。此外还会见了郑领事。正金银行的好友小贯氏，是上个月来到此地的，天津之行遂全得仰仗他来尽东道之谊了。此外，还叩访了大阪商船会社主管杉山氏下榻之阿斯特尔旅馆（Astor House Hotel）。杉山氏说，他是因视察清国航线一事，由上海来此，本有前往新开放口岸所在地秦皇岛视察之意，但因为归期迫在眉睫，恐怕难以成行了。
天津租界，位于所谓的紫竹林一带，西洋建筑鳞次栉比，其气派之壮丽，实为预想之外，系咸丰十年（我日本万延元年）开设，与府城相距约一里(4)许。河口虽未如大沽，呈埠头状，然而里边却有这么些交易市场，殊为意外。与东京周遭相比，这里尘土更易轻扬，迷蒙一片。气候从这个月起就已进入凉爽季节，东京还在残暑中，故而要比东京好过许多。因为是空气干燥的地方，即便是盛暑，气温高达一百十度上下，也不至过于酷热难当。
据说侨居天津租界的日本人有七十余人，有正金银行、三井、有信、樋口、武斋号等诸家商号。棉纱进口今年已压倒了印度棉纱，份额上升已达其两倍之多，其中三井经手的份额占到了总额的八成，以致中国人经手的进口额反而成了小额。贸易份额甚大，而侨民人数相对甚少，且邦人地位甚高，可与其他外国人并起并坐。井原氏认为，此番情形，为天津所特有，中国其他开放口岸则并不多见。我日本专辖制租界，位于紫竹林与府城之间，濒临白河。河滩一带，中国人所建之住屋，密匝猬集，不留一寸空地，对其做出整理，需要诸多费用。
天津租界之盛衰，实与白河休戚相关。三四年来，河道益发迂回，河底日趋淤塞。以往涨潮时，千吨以上船舶都能靠泊租界岸边，如今则连小轮船都难以上下其间；纵然涨潮，大轮船也仅能傍近塘沽车站一带，两千吨以上船只，则难矣哉！浚疏河道之效力究竟如何，此一大问题，虽则天津租界各国侨民及清朝官吏有所讨论，但却莫衷一是，尚未听说有何定论。
天津设府，还是近代的事。明代永乐二年，沿海设卫之际，天津亦跻身其间。清雍正三年，始改为直隶州，隶属顺天府；八年，始得升擢为府。如今俨然成为一大都会，人口号称有九十万之众（实际则为四五十万），但其城郭却不大，以致其街市，多半都在城外。
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制府由保定移驻此地；二十余年间，因引进泰西新文化、新事物，在此地设立了众多的学校与机器制造局。海光寺机器局便雇用有工匠六七百人，用机器制造洋枪（即我日本之“小铳”）洋炮。据闻，另还设有东机器局，雇用工匠达两千余人，专门制造火药及各种军械，并雇用洋人工匠作为监督。水师学堂便位于东机器局一侧，系光绪六年李鸿章奏请设立。武备学堂则在杏花村隔河对岸，据说同为李鸿章奏请所设，学生定额为三百人，乃陆军士官之培训所，学堂兼学德语。育才馆则由光绪二十一年直隶总督王文韶所奏定，学生六十人，学英文、理学诸科。北洋大学堂，系同一年由盛宣怀筹款扩充，学生定额为二百余人。此外，俄文馆、卢汉铁路学堂、法文学堂等，均系近三四百年以来所创设者。
滞留天津期间，所遇之事，特别值得记述者，乃是与严复、王修植、方若诸氏之晤谈，以及凭吊同乡友人石川伍一死难之所一事。
石川伍一与我，同乡加之同庚，甲午战争之际任军事侦探，为战事中最先殒命之人。此次旅行，必欲凭吊其亡命之所而后安。至天津，屡屡向人打听其亡命之地，竟无人知晓。本来记得传说是被枪杀于天津西门外，照片则表明是古坟累累的郊外荒原。十五日下午，从租界所在地紫竹林，来到天津府城外，穿过据称天津最繁华的锅店街、估衣街，一路转转盘盘，来到西门前，由这里径直向郊外走上数町，穿过社稷坛、先农坛、烈妇坟、育婴堂、施粥厂，来到村落人家的尽头处，果不其然，但见千百个不知其名者的土馒头，零零星星地，与渺茫的原野浑然一色。我友战乱身亡之地虽无从辨认，但追想当年，心中感慨满溢而出，难以自抑。然而，石川殒命未及数年，竟不见有人以一石标识他的名字，而天津的侨民中，也没有一人知悉他的殒命之地，这尤其令人深感凄怆。
与严、王诸氏会面，即为是日夜晚。由我设一小宴，招请他们至我下榻处的第一楼。大前天，即十三日，去《国闻报》馆见到记者方若（号药雨）时，顺便问及此地有哪些名流，方氏即告以数人名氏，分别为：
严复，字又陵，福建侯官人，现为北洋候补道，水师学堂总办。
王修植，字薨生，浙江定海人，现为北洋候补道，大学堂总办。
陈锦涛，字澜生，广东南海人，现为大学堂西文教习。此人为清国算学名家。
蒋国亮，字新皆，浙江诸暨人，举人，现为育才馆汉文教习。
温宗尧，字钦夫，广东香山人，现为海关译员。
王承传，字钦尧，安徽桐城人，现为旗兵学堂德文教习。
均为通晓时务之人。本想请他们汇集一堂，见上一面。但《国闻报》西村氏忠告说，按中国人习惯，官阶不等，汇集一堂，则有所不便，故决定先宴请严、王二氏，方药雨及西村、安藤虎男（三人均为《国闻报》记者）、小贯庆治等人，也一并招请。
严复年岁四十有七，二十年前曾作日本之游，十年前游学英国三年，熟谙英语，译有赫胥黎著书，名《天演论》者，印行于世。眉宇间有英爽之气。戊戌政变以来，于人人钳口、噤言自危之际，此公往往谈论纵横，不惮忌讳，盖系此地第一流人物也。王氏年岁四十有一，容貌温藉，为人得体，虽不解西方文字，犹任现职，是个有才干的人物。方看似犹三十上下，号药雨，兼擅作画。与他们所作一夕之谈，多半以笔代舌，虽尚来不及互尽底蕴，但也足以见出这些多少有些新思想之人物，所持有之主张，因而择其要者，记录如下：
王 昨日方君见告，先生游历至此，未待我等尽地主之谊，即承先施之雅，甚感甚歉。严君已有转约，想来惠然肯来。
闻先生为《万朝报》馆主笔，平日想必富于著述，不知是否悉已印行？能否以之见示？
我 平生从事报纸行当，所著成书不多，身边所携仅一种，当乞贵鉴，只是邦文印行，难以得到大雅批正，此为恨事耳！（遂以《近世文学史论》一册相赠。）其余如《诸葛武侯》及《泪珠唾珠》，今皆未及携来。
敢问贵国时局，当从何处着手，方见起色？
王 政府诸公，大多已是耄耋之年，倦怠于政务，必无改革之望。鄙意须从百姓自相团结做起，只是鄙国之人不学无术者居多，见解甚为短浅，恐怕一时尚难语及。
我 贵国时事，尚难变法耶？
王 目前尚无从语及，大约十年之后，列国交相逼迫，即便上层不变，下层也不得不变矣。
我 变法亦非可以轻易谈论之事，鄙邦三十年来，以变法为富强之本，然而，今日看去，措施失当者，亦复不少，这一点，宜乎贵国志士引以为鉴戒。只是鄙邦之人勇于进而拙于守，贵国之人则相反。进者退之，退者进之，贵国今日之事，想来犹未遑言守成耳。
王 尊见甚为高明。去年诸君子，亦正坐知进而不知退之病。
我 康、梁二君，我在海东曾见过。康氏意气过锐，此所以招致失败者也。开百年太平之基，当以培育精英为务。先生职已存此，望有待百年之后方能见效之事，毋期以岁月之间即成。只是，未来十数年后，不知贵国成何情状，为可虑耳。
北洋大学堂，俊彦之士想必甚众，敢问现有学生几何？所课何事？
王 敝学堂学生，分为八班，每班三十人。自进入学堂之日算起，八年后始得毕业。前四年教以传统之学，后四年则分习专门。专门则有律例、工程、矿务机器四科。敝人不通西国文字，忝列此职，抱愧之至。
以外国文教授工艺、制造之学，事倍而功半，鄙国今日教育之法，即坐此病，此乃世界各国所无者。鄙意以为，教育之事，还须从广泛翻译做起。
我 译书之局，今已撤销乎？
王 北京去年已撤，目下上海学堂译局犹在，只是主其事者，均系急功近名之人，务以翻译武备之类书籍为要，则又误矣。近日严君拟在天津开设译局，已向北洋大臣言及此事，只是尚未得到允准。
先生明日将赴北京，不克叙杯酒之欢，甚歉。大约十日之后，不佞亦拟赴京，不知先生在京将作几日勾留？
我 当有十数天时间。先生赴京，拟寓何处？
王 不佞赴京后，拟寓潘家河沿杨宅。届时当至贵国公使馆，访求先生踪迹。矢野公使亦是熟人。
以上所录者，系与王薨生之对谈。
严 先生何时抵津？拟作几日勾留？以前可曾到过北京？
我 西历九月十一日来津，拟于明日前往北京，停留旬日之后，当再次回到此地。
严 声应气求，不拘形迹，先生赏饭，及于不佞，不胜欣喜感念。
我 承蒙方先生惠赠，得以奉读大著《天演论》，文字雄伟，不似翻译，诚可见出大手笔矣。
严 因欲读者易于通晓，故不拘泥于原文句子次序，然而此举实非译书正法眼藏，弟近来所译之《计学》，则谨守绳墨，他日书成，当以求教。
我 鄙邦明治维新之时，最患府帑空竭，以至借贷于富豪，以济一时之急。想来贵国时事，亦复如是。敢问府帑充裕，有何良策？
严 国家岁入，止有此数，求其常足，主持财政者，当于新旧缓急之间有所斟酌。既已为新，则应节制其旧者。若新者日进而旧者不除，自然会日形不足矣，此正是敝国近日理财之大弊也。搜括无遗，以供给无益之军政，则尤其耗费财政。如今日之兵，虽百万之众，亦无益于胜负之数。先生以为吾言何如？（末节乃暗中讥刺刚毅(5)在江南、广东筹款之事。）
我 敝邦之岁入，现为二亿五千万圆；以贵国十倍于敝邦之土，政府岁入不过一亿余万，其原因盖在于中饱私囊之弊。防范此等弊端，岂无良策可寻？
严 “枵腹从公”，此人情所必不能者。故而，欲无中饱私囊之事，必先从增加俸禄始。俸禄不增而欲杜绝中饱私囊，则为虚与应付、自欺欺人耳。
我 京中有可以与之谈论时务者乎？
严 自戊戌政变以来，士大夫钳口结舌，何处有可与言时务者，吾不知也！
今日得以一瞻丰采，殊感欣幸。当与足下缔结一重翰墨之缘。
以上系与严又陵所谈之话语。此日严来稍迟，故所谈者亦较少也。
如是，翌十六日赴北京，与正金银行小贯氏同行，不想竟闹出没赶上火车班次之大笑话，遂延迟一天，至十七日，方得以赴北京矣。
* * *
(1)町，日本旧时长度单位，1町约为109米余。
(2)日本银行名，全称横滨正金银行，1880年创设，专事外贸金融，即后来东京银行的前身。
(3)内藤湖南1897年曾任《台湾时报》主笔。
(4)日本旧时距离单位，1日里约为今3.927公里。
(5)刚毅（1837—1900），曾任军机大臣，后以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其三 北京 沿革 城墙赏月
天津至北京的铁道，即所谓卢津铁路，又名津京铁路，在卢沟桥连接卢汉铁路。其间，由名为丰台的车站分叉出一股，抵达北京南郊的马家堡车站。马家堡与北京的外城永定门之间，相距仅我国的半日里之遥，故而站名就叫永定门。天津至永定门，急行列车三小时即可抵达，相距将近八十英里。宽轨，复线。客车的构造与塘沽天津间的一模一样。车窗外望见的风景，与天津附近一带相较，绿树转多，满目苍莽，铁路从南海子（位于北京南端的一处开阔园囿）绕行而过的那一段，原野的景色变得越发壮观，不时有骆驼群，或躺卧或直立，出现在眼前，一见这朔北风物，不由得精神为之一振。从马家堡坐上大八车(1)似的中国马车，驰走在蒙蒙沙尘之间。马家堡与永定门之间虽开通有电气铁道，但对携带行李者来说，在永定门换车却至为不便。进入永定门，右边为天坛，左边为绵延数町的先农坛红墙，两相间隔数百步，恍若一条纤细的丝线。穿行在其正中间的大道，自去年以来，修缮成了开阔畅通的砌石路面，直达内城正南的正阳门，其规模之宏大，实无愧于一个庞大帝国的都城。由此进入内城，从棋盘街右拐，便到了有公使馆大街之称的东交民巷的林氏家，我即客寓于此。城墙构造的宏大壮伟，虽已曾耳熟能详，但亲眼目睹之下，更是惟有为之惊叹而已。正阳门等，竟有离地九丈余云，城门在穿凿城墙而过的甬道外，更呈一偃月之形状。外门则通往正前方的一条道及左右的两条道，正前方的那条道通常是关闭的，因而左右的两条便成了通道。城中泥土呈灰色，就像轻灰似的，脚一踩上去，便飞扬起来，天色便变得晦暝不已。步行数分钟，衣服便都变成了灰白。如果坐上马车驴车，情形就更严重了，没蹄的尘沙高扬在驴马车的行迹之上，人影马影便都淹埋在了尘沙之中。不过，眼下正是清秋季节，天空寥廓，无风，凉爽，正是一年四季中最好的时节。当其蓬蓬春风从辽阔无垠的平野上吹刮而来，天色朦胧，日光为之赤红如血，当此之时，随你如何密闭于室内，也终难防得住尘沙粉扬侵入。由于风土干燥，冷起来冷得厉害，热也热得厉害，可人的体感却并不怎么强烈，因而很难说这地方便是有损于健康的。只是心悸这尘沙，便自行减少了出门的机会，因而侨居在这里的邦人，大抵都会为此而向人一诉其苦衷。
正如在天津时严又陵对我所说的那样，戊戌政变以来，士大夫皆钳口结舌，无有敢出其声息者，因而我在北京，终未能找到一个可以一起说说话的人。据侨居北京的几位邦人讲，政变之前，翰林院人人都喜欢跟邦人交游，可如今则完全断绝了来往，会面之事更是一概回避。朝廷的排外情绪仍有时时发作的势头，眼下局势颇不明朗，报纸传闻，多为揣摩之谈，殆难置信。即便经由一道道麻烦的手续，去跟李鸿章等人见上一面，实际上也涉及不了与清国将来命运攸关的事，故而也便先自断弃了在这里与中国士人面晤的念头，决定暂且作一次长城之游览。
按，今日之北京，乃辽、金、元以降之古都。辽太宗会同元年，擢升幽州为南京析津府，改筑都城，位于今日北京城之西南，周长三十六里，有八道城门：东面曰安东、迎春；南面曰开阳、丹凤；西面曰显西、清普；北面曰通天、拱宸。宋朝宣和年间（徽宗时），改名为燕山府，府城周长二十七里，楼台高四十尺者，九百一十座，环以三重城濠，开有八道城门。金贞元四年，废主完颜亮驾幸此地，称燕京，改为中都，析津府改为大兴府，下令增扩都城，周长七十五里，设城门十三处：东曰施仁、宣曜、阳春；南曰景风、丰宜、端礼；西曰丽泽、显华、彰义；北曰会城、通元、崇智、光泰。元世祖至元四年，改筑都城于旧城东北，方六十里，设十一道城门：正南曰丽正，偏东南曰顺承，偏西南曰文明；偏东北曰安贞，偏西北曰健德；正东曰崇仁，偏东南曰齐化，偏东北曰光熙；正西曰和义，偏西南曰肃清，偏西北曰平则。九年，取名为大都城。至正九年，十一门皆筑瓮城，架吊桥，以为守御之用。明洪武初年，改为北平府，于都城之北收缩五里，废弃东北及西北的光熙、肃清二门，其余九门一仍其旧。不久，改安贞为安定、健德为德胜、崇仁为东直、和义为西直。永乐七年，为北京城。十九年宫殿营建完毕，随即拓展城墙至周围四十里。正统二年，修筑城楼，四年工成，乃改丽正为正阳、文明为崇文、顺承为宣武、齐化为朝阳、平则为阜成。清朝鼎建，九门之名一仍其旧。城内定为八旗居址，其形状大致呈方形，以石头垒筑城基，砌砖，中间充填以泥土，城高三丈五尺，雉堞高五尺八寸，墙脚厚六丈二尺，顶端为五丈，周长四十里，相当于我六日里余。城门之上为谯楼，城墙四角则筑有角楼，均覆盖以绿色琉璃瓦。
明嘉靖三十二年增建外城，又称罗城，按照原定的擘划，本该环围内城，建成一座方圆七十余里的大城，但由于工费浩大，只是建成了揽住南端并转而襟带东西角楼的这一部分。设七座城门：南曰永定门、左安门和右安门；东曰广渠门、东便门；西曰广宁门、西便门。嘉靖四十一年，七门加筑瓮城，至四十三年六月建成。瓮城高二丈，雉堞高四尺，墙基厚二丈，顶宽一丈四尺，周长二十八里，即为我四日里二十五町余。
皇城位于内城中，呈方形，周长十八里（一侧之长度，则为我国之十一町五十间(2)也）。城墙高一丈八尺，墙壁涂成红色，上覆金黄色琉璃瓦。西南为大清门，稍北为长安左门及长安右门，东有东安门，西有西安门，正北方为地安门，旧时称北安门，顺治九年改称地安门。大清门内为天安门，天安门内又有重门，称端门。端门内，左为左阙门，右为右阙门。大清门则为三阙，飞檐重脊；天安门五阙，上覆重楼；以金水河相环绕，河上架设五座石桥。
紫禁城则又位于皇城之正，呈方形，周长六里（南北长约我国之六町三十三间余；东西长则约为我国之八町二十四间余），墙高三丈，雉堞高四尺五寸。墙皆涂成红色，覆以红瓦。南面称为午门，左右两边则是左掖门与右掖门；东面为东华门，西面为西华门，北面为神武门。
据《辽史·地理志》，皇城位于辽南京析津府西南隅。大内之门当时称宣教门；外边三道门，分别称作南端、左掖与右掖；西面为显西门，设而不开；北面为子北门。后改宣教门为元和门，改左掖门为万春门，右掖门为千秋门。金代，宫城周长为九里三十步；天津桥迤北称宣阳门，穿门而过，有文、武二楼，文楼折而向东，为来宁馆，武楼折而向西，则为会同馆；正北为千步廊，东西相对，廊的正中间各有一道偏门，朝东即为太庙，朝西为尚书省。至通天门，后改名应天楼，高八丈，有朱门五道，东西相去一里余，又各设一门，左为左掖，右为右掖。城正东称宣华，正西称玉华，北面称拱宸。元代宫城，周长九里三十步，设有六门：正南为崇天；崇天之左为星拱，右为云从；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北为厚载门。四座角楼，则据于宫城之四隅。明代初年，于元皇城旧址建燕王府，即今日之西苑。永乐十五年，皇城向东改建，相距旧宫一里许。其时东华门外，民居逼迫，喧嚣之声，达于禁御，故而宣德七年，乃加以恢廓，将东华门挪移到河东，让居民搬迁至灰厂西面的空隙之地。概言之，辽、金以来，皇城屡经改徙，至元、明二代，制度乃备。
金朝都城之残壁，至今犹残存于右安门外西南二英里许处。颓圮之土墙，高至二三丈，南北凡二英里，东折，亦二英里许，大致为其西南之一隅。从其周七十五里推算起来，似远远大于现有都城的规模，也大于元代的都城，据此当可想见海陵王的好大喜功。元代之规制也要大于现有之规制，所谓KHANBALIK（意为可汗之都），即马可·波罗所记述为KHAMBALIK者也。元都城之残壁，位于今城墙西北隅稍北处，朝北延伸一英里半许，折而向东四英里许，与今之北面城墙相平行，再折而向南延伸约一英里半许，与今城墙之东北角相交接。其西南残壁之中段，当时之门址犹存，环围以半月状之女墙，里边有一小寺观，与现时门的形状恰好相似。此便为都城沿革之大略。
此行本打算上长城去观赏中秋之月的，可一行事不凑巧，延迟了一天出发，于赴长城的前夕，在北京城里过的中秋。是日走访古城贞吉氏，上北京城墙观月的事，便是在说话间匆匆商定的。筑紫辨馆的中村氏为此备下了酒和菜肴，一同前往者，有古城氏，《大阪每日新闻》的安大氏，筑紫的中村、伊藤二氏，加上我与小贯。从崇文门内的台阶，给了守城人一点钱，登上城墙，月亮已升离于外城城墙，高悬在那儿，多尘土的北京空气，惟有中秋最为澄净，白昼污陋憋闷、沙土掩住轮毂的街市，也洁净得有如冰莹一般。崇文门谯楼的戍卒，将戈矛之类的兵器当作手杖玩耍，正玩得兴致勃勃，也顾不上盘问我们是谁，在这里做什么。城墙每隔开三百码(3)，便会出现特别宽厚的一段，即所谓扶墙。我们在崇文门东边约第五个扶墙之隅，雉堞破损之处，铺席设筵。城墙上虽铺有砖瓦，但茂盛的杂草没过了人头，甚至还长着数丈来高的树木。月光倒映在城墙外的护城河里，随处都是北京居家的稀疏灯影，透过如烟的杨柳，闪烁其间。三三两两，徘徊在护城河边，鼻中哼着小曲的中国人的身影，则隐约可见。眺望中的都城，但觉无限凄凉，以致无法想象，这便是当今君临于四亿生灵之上的大清皇帝栖居的皇城，故而惟有潸然泪下。赏月之筵行至一半，海军中佐泷川也来相会，逾十时顷，乃尽兴而散，打道回府。
* * *
(1)日本旧时一种两三人拉的运货车。
(2)间，日本旧时长度单位，1间约为1.818米。
(3)长度单位，1码约为91.44cm。
其四 长城 明十三陵
二十日清早，偕同《朝日新闻》上野靺鞨及小贯氏，寓居主人林氏做向导，骑驴从北京出发。横穿东长安街，由东安门入皇城内，傍紫禁城城墙，一路迤北。出得城墙，但见林樾浓绿的山丘之上，二三亭榭，黄瓦丹柱，景色如画，那便是人们所说的景山了，又称万岁山，是明崇祯帝遭遇李自成之乱，留下哀痛的诏书，自缢身亡的地方，又称煤山。据传闻，山丘内里，皆以煤炭堆积而成，以备一旦有事，或都城被围等不时之需云云。然而，危急关头，既有如此坚固之城墙可供守卫，崇祯帝鸣钟召集百官，尚且无有一人前来应命；而晚近又见有这样的例子，咸丰年间，英法联军侵入之际，皇帝仓皇落逃至热河一带。那么，储存煤炭，以备不测，究竟又有什么用呢？这里地当大内北端，沿城墙西折，景山遂被拉在了身后。时不时地回首顾望之间，一行人便出了北边的地安门，迎面而来的是鼓楼。再向西北一路逶迤行去，右边所见者，据云便是当今皇帝生身父亲、已故醇亲王所建的某寺院。至德胜门（城北二门中靠西边的那道门），遂离开北京城。从这里到沙河驿，须得朝西北方向行走五十华里。行至八里处，见有元代城墙残存的土墙，人称土城。顾炎武《昌平山水记》中记述说：“正统十四年己未，也先奉上皇车驾登土城，以通政司左参议三复为右通政，以中书舍人赵荣为太常寺少卿，出见上皇于土城。”即是指的此地。这一路，路幅虽广，然皆为沙尘，马蹄过处，蒙蒙滚滚，加上日头炎热犹在，但觉呼吸憋闷不堪。驿站夹在东流的沙河上的两座石桥之间，石桥系明代所建，虽岿巍壮观，但已渐呈颓堕之态，桥上铺石高低不平，驴背颠簸，乘骑者殊为之苦。此驿有满兵驻守，为一把总所统领，但见城墙四处颓圮。用过午餐后上路，至南口，复西北行四十里，一行三人，皆已疲倦，遂在沿途一村落，路边稍事休息，但这一休息，就几乎站不起身了。途中，大致是居庸关一带，所见之山，奇峰列耸，呈荷叶皴状，渐近南口，则呈小斧劈皴状。其关隘之峻险，可想而知，实无负于雄关之名声，直让人按捺不住，一心只待明日之饱览了。这一带，田野平整如划，西山列峰群峙，白色的川濑砾石拖曳其间，村落林树四处星布，景色与我邦何其相似乃尔！数日间，疲惫于茫茫野色之眼界，为之焕然一新。途经略显高平之地，乃最宜于放眼观望的一个去处，盖所谓龙虎台也。元代之时，车驾巡幸上都，往来之间，皆驻跸于此台地之上，并留有明代成祖、宣英二宗北征时曾驻跸于此之古迹。午后五时，入南口镇。
南口镇距北京三十英里，属顺天府昌平州，因地当居庸关南口，故得此名。镇以北，山势威逼，通溪流，遂成居庸关之峡路。《昌平山水记》曰：“居庸关南口，有城，南北二门。《魏书》谓之下口，《常景传》：都督元谭据居庸关下口。《北齐书》谓之夏口，《文宣纪》：天保六年，筑长城，自幽州之北夏口至垣州，九百余里。《元史》谓之南口，自南口以上，两山壁立，中通一轨，凡四十里，始得平地，而其旁皆重岭叠嶂，蔽亏天日。”即指此地。入镇前，已见镇之远方两山阻绝处，烽燧台高高耸立，颓壁与之相连，构成长城之姿。镇口有墙门，望去似与烽燧台连为一体。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曰：“明初既定元都，洪武二年，大将军徐达垒石为城，以壮幽燕之门户，即南口城也。”既如此，但觉今日之城墙，犹为当时之旧规，只是其南北口之戍守，自元代即已有之。金朝覆亡之时，冶铁锢居庸之重门，布鹿角蒺藜百余里，守之以精锐。元太祖问计于札八儿，答曰：由此向北，黑树林中有一间道，可一人骑行，若勒兵衔枚以出，终夕可至。乃遣札八儿轻骑前导，自暮时入山谷，至黎明，诸军已在平地矣。疾趋南口，金鼓之声，仿佛自天而降，金人遽告溃败。南口见载于史乘之关系重大者，即有如此。在一家旅店住下，一行三人则已体痿气疲得说不出一句话来，虽也洗澡、就餐，却连咀嚼的力气也都差不多消失殆尽，幸好得力于我随身带来的梅干，才稍稍提振起了些食欲。是夜同样月色清朗，峡口景致，想必十分静谧、奇异，但吃过饭后只想上床躺下，早已没了赏月的雅兴，遂将随身携带的寝具展铺炕上，躺下了事。这一带地当张家口至内蒙古的通道，一路上遇到的驼群络绎不绝。因为疲劳得太厉害了，彻夜惊梦不断。裹着夜色，从门外过路的驼铃声，时时轧轧作响的车辘轳声，驴马的嘶鸣，屡屡打破我的睡梦，由此方明白了在中国旅行的苦涩滋味。须得记述的是，至长城这一路，前来游览的外国人络绎不绝，因而在中国内地，就旅行而言，这要算是最为方便的一段了。二十一日清早，从南口出发。峡中晨风拂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疲劳、体力也稍觉舒解和恢复，并且也已稍稍习惯了驴背，也便不觉得本该诉说的苦衷，真的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了。从这里至八达岭为四十华里，攀行十五里，为居庸关城。建筑颇有些年头了，应该可以认定是元末明初时的建筑吧？关门的左右，城墙蜿蜒，横涉溪谷，跨越峰峦，即便是峻绝异常得难以措足之处，也都筑起了重重叠叠的砖墙。最高峰顶，危岩之上，烽火台摩天而立，委实足以令人望之惊骇不已矣。志书中，有所谓“跨水筑之，南北二门”之记载。二门中间，有一座谯楼模样的建筑物，底下像是一道门关，却不设门扉，由坚致莹泽之石材建造而成，门阙不作半圆形，半截为八角形。门关里外有种种奇异的雕像。倾斜的天穹上，左右各为五尊佛像；四大天王雕像，则两两相对，分列于两壁，雕塑成半身裸露的模样；在两两相对的天王雕像之间，则以六种文字镌刻着《陀罗尼经》(1)，这六种文字即为汉文、梵文、藏文、蒙文、维吾尔文和女真文。据欧人考证，此处即是原先那座高大宝塔之基址云。根据其佛像的面相，其所使用的六种文字，以及荒置其关隘门户之功用，徒为庄严之摆设，且将其建筑在如此紧要的地方，加以考虑，则一见之下，大致似可想象得到，此系元代之制作者也。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则对之有如下记述：
城之中有过街塔，临南北大路。累石为台，如谯楼，而窍其下，以通车马。
上有寺，名曰泰安。正统十二年赐名。下窍处刻佛像及经，有汉字，有番字。《元史》泰定三年五月，遣指挥使兀都蛮，镌西番咒语于居庸关崖石。今其刻甚多，非一时笔。而元葛逻禄《乃贤诗序》言：关北五里有敕建永明宝相寺，宫殿甚壮丽。三塔跨于通衢，车骑皆过其下者，今亡其二矣。
然而，孙星衍《寰宇访碑录》认为是元之至正五年。又近时李文田有诗云：
过街石塔尽嵚岑，泰定三年凿字深；
书法蒙古兼畏吾，眼明犹有顾亭林。
且自注云：“《泰定本纪》：‘遣兀都蛮刻经咒于过街塔。’事在三年本纪中。余亲至其下，则至正丁酉，不云泰定三年也。”又云：“右过街塔图，俄人以为万里长城门额。”盖李氏以俄人门额之说为非，而以顾炎武寺塔之说为是。不过，判定泰定年间似乎有误，泰定所刻，我以为当为居庸关崖石，而非此塔基者，顾氏本误。至正丁酉即其十七年，《访碑录》作五年，亦误，五年乃乙酉。致误之因，大致可以推定。概言之，建塔之事当为至正十七年，只是彼崖石咒语，至今是否仍存留人世，则已无从得知。出北门，往一边再走上八里，即是上关之北门，皆刻有“居庸关”三字，从其字体的丰腴硬朗来看，当知尚是晚于明代的建筑。凡此沿途，苍翠山崖，屏列左右，皆由巉岩构成，大小斧劈，层出叠见，山势极为峻险处，则酷似石笋攒矗，其神奇之状，虽我邦名山，亦所罕见。倘若在吾邦，当可看到松桧点缀其间、涛声闻于半空、奔湍激石、脚下飞雪之类的景致。而此地的山上，惟有仅能蔽土的枯黄寸草而已，眼中所见，无非石砾间无力流淌的溪水，不时出现在溪畔的七零八落的杨柳和村家，稠密的羊群则与稀疏的驼群交相错杂。道路依傍重重阻隔的山势延伸开去，不过，倒也并不至于那么险峻。沙砾扑杂，驴蹄躞蹀，尘土自然也便飞扬而起。想起《唐土名胜图会》的画家，但凭我邦人之想象，便将松树等添饰在居庸关的景物上，遂成了匪夷所思，且惨不忍睹的一种景色。《水经注》云：
漯余水导源居庸关山，南流历故关下。溪之东岸有石室三层，其户牖扇扉悉石也，盖故关之候台矣。南则绝谷，累石为关垣，崇墉峻壁，非轻功可举。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林障邃险，路方容轨。晓禽暮兽，寒鸣相和，羁官游子，聆之者莫不伤思矣。
如今，候台石室早已湮没不见踪迹，《水经注》称林树者，也早已不见一树，伤思云云，反而应该是针对其荒凉之状而发了。古今之变，竟至于此，但觉感怆难禁。稍稍前行，至一两山相逼、岩角掩流处，名曰弹琴峡。此处离上关七里，两边山崖上筑有小阁，安置佛像，截取原生之山石作为磴道。据欧人所言，此处为明代建筑。崖石上摩刻有“镇燕关”三个大字。又前行七里，为青龙桥，由此向前，道路稍稍曲折，行三里而抵达岭上。想来这里也是与前面两道关门差不多相同的一处建筑。大门两侧的墙由石头垒筑而成，虽历经二百数十年而不见有青苔簇生之迹象，当是此地风土干燥之缘故。长城蜿蜒绵延于此起彼伏的峰峦之间，极目四望，不知何处是尽头。关隘大门上镌刻着“北门锁钥”四个字，字体则与居庸关如出一辙。此处便是所谓的北口了，属于宣化府延庆州，岭高海拔两千尺云。稍稍下行，地势稍显平衍处，又遥遥望见一道关隘，但未前去观瞻，想来当是北口的北门了。由此前行五华里为一岔道，村树、民屋便参差散布在城墙的远方。由此向北，四周山峰峙立，中间自然坐落着一处乡村，从岭上望去，但见对面连绵的山峦，以及这边村落的屋墙、树林，历历在目，仿佛伸手可掬，不由得想起在谈山绝顶，曾望见过的大和平原的景致。宣化府的东南部，即连绵山峦之彼侧，但见地势与内蒙古相连接。下驴，踏上倾颓的城墙，从城墙上纵览前后形胜，山风拂袂，强劲得几欲将人掀倒。自古以来，有多少朔北英雄，策马奔赴中原，行至此地，但见烽火将熄，旌旗委地，无一卒守关，大有吞吐八荒之气宇，遥想此番情景，纵然不想为之神旺气昂，又哪里是我所能做得到的？！城墙一侧有一座古炮，虽经风雨锈蚀，但还残留着当时守备的遗痕，系明万历年间所制。按，《昌平山水记》云：“八达岭下视居庸关，若建瓴，若窥井。故昔人谓‘居庸之险不在关城，在八达岭’。而岔道又为八达岭之藩篱，元人于北口设兵，其得地形之便者欤？”待我亲身勘踏其地，始知顾氏之言，果真是明察条理。居庸之险，自古以来就有人谈论。《吕氏春秋》、《淮南子》皆视其为天下九塞之一。《金史》称：中都之有居庸，犹秦之有崤函、蜀之有剑门也。山由太行迤逦北向至此，数百里不绝。从山麓至山背，皆为陡壁峻崖，不可登攀，穿行其间的山径称为陉，居庸则是其第八陉。所设关隘，据《汉书·地理志》，则由来已久，然而，至今尚未有人能够依恃这道险要关隘而固守住此地。辽金之际，金元之时，延至李自成之明末，莫不是如此。顾炎武慨叹说：“地非无险，城非不高，兵非无多，粮非不足也，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如今南北二口之间，一路上的民家，门户上都还插着写有“守望相助”这四个字的小旗，但其实际效用，则根本难以指望。凡长城建筑，高二丈余，宽七八尺许，雉堞罗列，每隔数百步，有一阁状之谯楼，作为人力制造物，虽也备极雄壮，然而，因为绵延在山谷间，蜿蜒起伏，遥遥望去，仿佛只是镶在大幅布帛上的一道细小的镶边，虽有纤丽之致，却毋宁说，并不能进而给人以雄大之感。以此与山岳之雄、天地之伟、造化之大，做一番能力之比较，念及人类之渺小，心中不由得为一种凛然的崇高感所撼动。紧挨着城墙的，照例是高粱已被收割的旱地。岭头门侧的小石碑上，可以看到记刻着居庸关之由来的文字，但下半段已被折断，断裂的部分也已被丢失。中国人固执于实利而匮乏风雅之气，由此也可以略见其一斑。古炮未被掠走，当缘于其重量虽巨，但对中国人说来却铁价殊贱之故。此炮若是铜制，则怕早已亡失于往昔，而凭吊之客也将因此而减少一份发思古之幽情的名目。一行诸人，相语一笑，落座在断垣残瓦上，做片刻憩息，取出面包，聊充午餐。
感念于壮美雄大之景致，归去的路上，遂抖擞起精神，加鞭策驴而行。至先前的那座古塔时，又低回流连不忍离去。回到南口，已是下午四时。是夜天阴，坠下二三雨滴，不免牵挂明天天气。天亮却是开晴，不时有微云遮住天日，反而蠲免了不少头顶烈日赶路的行客之劳累。正待前往明十三陵，遂沿着山边的小道，一路向东，原野小径不起尘埃，反而比大路好走。自居庸关绵延而来的峰峦，到了这里依然是奇岩攒叠，直刺苍穹，苍润欲滴，让人大饱眼福，心旷神怡。听说其间有三十华里，正寻思着将过二十里之时，便有一座陵墓率先出现在了左边的视野里。稍稍前行，待绕过一座小山峦，突然间，但见四周青山环围，方圆南北约二里、东西不到一里间，一道溪谷，自然形成一上佳之墓地。十余座陵寝依山而筑，金屋丹壁，若隐若现于翠绿树丛间，令人不觉心驰神往。十三陵无从一一遍观，游客至此，每每最想前往观瞻的，乃是历史最为悠久之永乐帝长陵，位于天寿山之南。我们一行也前往此陵。流经此地的河道上架设的壮丽石桥，大多已与河水一并荒圮，桥上尚可行人者，仅剩一二座之数。跨过最后一座石桥，尽是石块铺路，纵然杂草茂盛，也终不能将其掩埋于草丛之间，抵达陵前，但见墓墙内外，松桧之类，郁郁苍苍，想必都已是历经数百年沧桑之物矣。
中国人有关坟墓之诗作，多用松楸一词，乃纪实之笔也。所到之处，无非杨柳、白杨、榆树之类，除此之外，不见有其他树木；其常绿乔木，惟于坟墓之畔偶尔见之。元、明以降之画，所谓青绿山水，除多见杨柳，殆已无有可以入画之树木矣，比之宋人笔下老郁苍劲之松柏，甚感柔弱无力，此亦当为眼界囿于实景之自然结果。邦人之从事南画者，因学此无力之笔法，不肖我邦苍郁多趣之景物，其愚堪可笑也。所作岩石，也无苍润之苔色，一味干燥枯瘦，此类文人画风，亦同样是地力竭蹶之故，遂成中国景物写生之格局。以此为尚，仿而效之者，则大谬。
与一见外国人便顿起贪婪索钱之心的守陵人，费去许多口舌，且被狠敲了一笔，这才打开了墙门。右侧是一碑亭，碑的正面刻着顺治十六年上谕，无非是出于清朝笼络人心政略之考虑，表达其不忍听任前朝陵寝沦为樵牧随意出入之残破境地的一番美意；碑的背面，则刻着乾隆五十年，天子前来谒陵时亲笔题写的八韵诗，略陈其为前朝复仇吊民之意。右侧是嘉庆九年嘉庆帝的谒陵诗，韵次乾隆帝，同样也是御笔。往里经过的两道门，构架与我京都禅宗名刹如出一辙。坐落在左右的瓷制小屋，看去似是焚烧纸钱的地方。享殿结构极宏伟，石阶均为纯白之大理石，石阶中部及栏杆，雕刻甚美。门面宽约七十码，由十楹柱所支撑，进深约三十码，由六楹柱所支撑，楹柱周长一丈二尺，高三丈二尺，想来都是以传闻中云南、缅甸运来之楠木制作而成，一根楹柱需耗用一棵巨大楠木木材，不见有任何拼合之痕迹。里边安置一龛，朱漆已然剥落，龛中有一朱漆牌位，镌刻有“明成祖文皇帝”六字，烫金，从其字体及“明”字之上未冠一“大”字推考，当为乾隆年间所改置。龛前有一桌，陈放花瓶、烛台及香炉。至享殿后，进而过一道门，但见松柏密生，夹峙石道两侧，益增其庄严肃穆之感。再往里去，是一座大理石石坊（即牌楼）及同样用大理石制成的一方陈放香炉、花瓶、烛台的巨大石桌。再稍稍前行，便是陵寝了。据欧人称，陵寝周长超过半英里，高一百五十尺，为树木所掩映。宝城前一阁为两层，下层系砖砌，下通一条发出回声之甬道。入甬道前行，至一丁字路口，分左右两道，缘道拾级而上，便来到阁楼上层，四面洞开之明楼中央，竖有一巨大之大理石石碑，上面镌刻有“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九字，“大明”二字字体颇小，篆文。碑面本以朱红色彩绘，剥落之痕，有如自然之纹理。阁中题名，多为邦人所为，也掺杂有欧人。由此处展望，十三陵之景物，大半落入眼中。陵寝建制大致雷同，只是格局大抵更小、更粗糙而已。
又于陵前，食随身带来之面包，聊充午饭。打道回府时走的是主道，逆进陵时之顺序，一路看去。过断桥数百步，为三座满是雕刻之石制牌楼。由此向前，每隔二十码，便有石人、石兽分列于道路左右，成为一道甚为壮伟之景观。此即勋臣像两对、文臣像两对、武臣像两对，石马、石麟、石驼、石獬豸、石狮各两对。石兽则一对站立，一对蹲踞，皆长一丈余，以灰黑色砂岩雕塑而成。石兽的尽头处，有两根石柱，柱身镂刻有雷电纹。又有一座大碑亭，里边是洪熙帝即成祖嗣帝所建之成祖神功圣德碑，其龟趺长一丈二尺云，则碑身之高，自可推想而知。背面刻有乾隆五十年御笔三十韵诗，左边则刻有嘉庆九年之御笔诗。想必当与前面陵寝内之碑文，刻于同一时期。亭外四角，相距数步处，立有四根石柱，上面皆镂刻以龙形。由此出大红门，过石桥，则为五座大理石牌楼，宽九丈，高五丈，其工巧侈大，欧人殊为惊叹。盖其屋盖柱楹，远望之，俨然拼合构成，若近观之，整个牌楼，竟由一块巨石雕制而成，即便在中国，也是牌楼中最为奇伟与壮美的一座了。长陵至此，应在我一日里之遥，想来如此奇伟建筑，当初皆为长陵而设，因地域甚美，致使嗣帝相承，皆下葬于此地。至昌平州相距不足我一日里，即策驴疾驱而达。在城中一旅店小憩片刻后，即前往汤山，行三十里，复为沙尘所困，遂投宿于行宫旁一喇嘛寺中。汤山因温泉喷出而置行宫，如今颓圮已极，护栏与地板皆由大理石制成，壮伟华丽之温泉池，也早已掩埋在了草丛之间，数十间屋宇早已破败得面目全非。管理事务之官吏犹在，投之以一元，则数人可得入浴。二十三日清早，在此入浴后出发，至清河，午餐。上野氏在这里与我们道别后，即先行归去。我与小贯氏则由林氏带路，进而赶赴西山观览。其观览之记事，则详录于下：
（谒陵之记事，本是为了便于后之游览者查考而作，虽欲竭尽记忆之所能而作详细之记录，然而，驴背观览，缺漏在所难免，故抄录顾炎武《昌平山水记》于下，以弥补我笔下有所不逮者。只是顾氏之时，恰值李自成残破之后，陵寝树木悉遭剪伐之时，如今则经由清朝之缮治，已颇恢复旧观。此外，当时石桥等尚完整存在，如今则已颓圮失修。诸如这样宜于斟酌而阅读的地方，我大致都作有插注。若取以彼此参看，方可以究明古今之变。）(2)
天寿山在州（指昌平州）北一十八里。永乐五年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上命礼部尚书赵羾，以明地理者廖均卿等往择地，得吉于昌平县东黄土山。及车驾亲临，封其山为天寿山，以七年五月乙卯作长陵。十一年正月成，仁孝皇后梓宫自南京至，二月丙寅葬。二十二年七月辛卯，上崩于榆木川，十二月庚申葬。自是列圣因之，皆兆于长陵之左右，而同为一域焉。
自州西门而北六里，至陵下，有石坊一座五架（即九丈大石碑，所谓五架，指六柱五间架）。又北有石桥三空（空，即三孔桥眼）。又二里至大红门，门三道，东西二角门，门外东西各有碑，刻曰：官员人等，至此下马。（此碑今已亡失，我已无从记忆。）入门一里，有碑亭，重檐四出，陛中有穹碑，高三丈余，龙头龟趺，题曰：“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仁宗皇帝御制文也。亭外四隅，有石柱四，俱刻交龙环之。其东有行宫，今亡。又前可二里，为棂星门（此即我所记之三间石牌楼者），门三道，俗名龙凤门。门之前有石人十二：四勋臣，四文臣，四武臣。石兽二十四：四马，四麒麟，四象，四橐驼四獬豸，四狮子，各二立二蹲；近者立，远者蹲。石柱二，刻云气，并夹侍神路之旁。迤逦而南，以接乎碑亭。碑文后书洪熙元年四月十七日小子嗣皇帝某谨述。盖文成而碑未立。宣德十年四月辛酉，修长陵、献陵，始置石人石马等于御道东西。十月己酉，建长陵神功圣德碑；是时，仁孝皇后之葬二十有三年，太宗文皇帝之葬亦十有一年矣。然而始立者，重民力也。棂星门北一里半为山坡，坡西少南，有旧行宫，今存土垣一周。坡北一里，有石桥五空。又北二百步，有大石桥七空。大石桥东北一里许，有新行宫，宫有感思殿，今亡。宫东南有工部厂及内监公署，今并亡。大石桥正北二里，有石桥五空，又二里，至长陵。殿门神道，自嘉靖十五年世宗谒陵，始命以铺石，今稍残缺。自大红门以内，苍松翠柏，无虑数十万株，今翦伐尽矣。（此处树木，遂不复见缮植。自大红门至殿门，几不见有一树而草高竟以没人矣。）
长陵在天寿山中峰之下。门三道。东西二角门。门内东神厨五间，西神厨五间。厨前有碑亭一座，南向，内有碑，龙头龟趺，无字。（此碑当系今顺治上谕碑，莫非事先为胜朝所设？不得而知。）重门三道，榜曰祾恩门。东西二小角门。门内有神帛炉，东西各一（瓷制）。其上为享殿，榜曰祾恩殿，九间重檐，中四柱饰以金莲，余皆髹漆。阶三道，中一道为神路，中平外墄，其平刻为龙形；东西二道皆墄。有白石栏三层，东西皆有级，执事所上也。两庑各十五间。殿后为门三道。又进为白石坊一座。又进为石台，其上炉一，花瓶烛台各二，皆白石。又前为宝城，城下有甬道，内为黄琉璃屏一座（今无存）。旁有级，分东西上，折而南，是为明楼；重檐四出，陛前俯享殿，后接宝城，上有榜曰长陵。中有大碑一，上书曰“大明”，用篆。下书曰“成祖文皇帝之陵”，用隶。字大径尺，以金填之（今已剥落殆尽），碑用朱漆，栏画云气，碑头交龙方趺。宝城周围二里。城之内，下有水沟。自殿门左右，缭以周垣，属之宝城。旧有树，今亡（此树后来又见种植）。
《昌平山水记》就其余十二座陵寝之规制异同也作有详细的记述，还述及妃嫔诸王等之墓葬，如尽录之则嫌过于冗繁，故皆从割爱。只是诸陵寝中，仁宗（即洪熙帝）之献陵最为简朴，而世宗（嘉靖帝）之永陵最为壮丽精致，孝、长二陵也难以匹比。后之游者，若能得暇游览此二陵，以概其余，当无憾矣。这里斟酌《昌平山水记》及《大清一统志》，仅是记述诸陵寝之位置，以备吊古者参考。
位于天寿山之南者，即上记成祖之长陵。其次则为：
献陵（仁宗，即洪熙帝），位于天寿山西峰脚下，距长陵稍偏西北方向一里处。
景陵（宣宗，即宣德帝），位于天寿山东峰下，亦名黑山，距长陵稍稍东北向一里半处。
裕陵（英宗，即正统帝），石门山东面，在献陵西面三里处。
茂陵（宪宗，成化帝），聚宝山，在裕陵稍西北方向一里许处。
泰陵（孝宗，弘治帝），笔架山，在茂陵稍稍西北方向二里处。
康陵（武宗，正德帝），金岭山，在泰陵西南二里处。
永陵（世宗，嘉靖帝），十八道岭，嘉靖十五年改为阳翠岭，位于长陵东南三里处。
昭陵（穆宗，隆庆帝），大峪山，距长陵西南四里。
定陵（神宗，万历帝），小峪山，在昭陵北面一里处。
庆陵（共宗，泰昌帝），在天寿山西峰右侧，距献陵稍稍西北一里处。
德陵（熹宗，天启帝），双锁山檀子峪，在永陵东北一里处。
思陵（庄烈，崇祯帝），锦屏山，在昭陵西边。
以上为昌平十三陵。太祖孝陵在南京，因拜谒于做金陵之游时，故另有记述。景泰帝陵寝在宛平县西金山口，距西山十里。
* * *
(1)梵文音译，佛语，可译为总持或能持，即坚守护持种种善法，及祛除种种障孽之意。此处指《陀罗尼经》。
(2)此处括弧中文字，及以下摘录顾炎武一段文字中所添加的括弧内文字，均为内藤湖南的解释语或校改补充语。
其五 京郊寺 观文庙 观象台
游览完长城，归路由清河向西南，径行于陇亩之间，走出不到数里，便早已望见一座七重高塔，挺立在丘陵之上。又前行未几，但见东面山丘上，金釉瓦屋，与日光相辉映，俨若缥缈仙山。前者为玉泉山，后者则是万寿山。玉泉山本是金章宗之行宫，虽与芙蓉殿故址近在咫尺，却并非为人们所知悉，这可是元、明以来帝王经常游幸的地方。到了清朝，康熙皇帝替它取了个静明园的雅号，随之也便有了十六景的名目。这里有清冷泉水，十分珍稀，从山麓间涌出，流至万寿山下，汇成昆明湖，一大胜景便由此而来。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之际，二山与圆明园并遭焚毁，摧残之痕，久久未经修缮，便这样听任外来游客观览凭吊。近年西太后分割军费，用于大兴土木，万寿山遂由以成为颐和园，直至戊戌政变前夕，西太后即一直栖迟于此，至今仍不准外人入内纵览，故仅是自墙垣沟渠外，稍得领略其大概而已。万寿山风情备极绮缛靡丽，山丘北面，殿阁堂塔参差沓叠，南面与四层圆楼相连，飞甍连栋，几乎绵延至昆明湖畔。屋瓦柱楹，间以金碧丹垩，一眼望去，俨然现身于空中之海市蜃楼，而映入湖水中之倒影，更是奇幻神秘，虽亲眼目睹，仍以为是耽于幻想所生之错觉。从这里到玉泉山下，须得踏过青龙桥。玉泉山之景观，则较万寿山清晰，也稍予人以萧索之感。除此前已曾遥遥望及的七重塔外，另外还有七重塔一座及多宝塔一座。塔身建在山腹，楼阁不甚华丽，想来是修缮尚未完工的缘故吧。此处地下涌出之清泉，以手掬之，但觉清冽冻人，据闻每日运往宫禁，以供天子饮用。泉水流至京城，汇为内外护城河中之水，若引以水道，则北京城中居民，可无须饮用有苦咸味之井水矣。然而，此事之于今之清国政府，固是无望之空头支票而已。两山之间，则铺展以北方殊为少见之数里稻田，柳青水绿，风景酷似江南。据说，此稻田属于官田，并设有稻田厂专司管理。
万寿山之胜，以未能入观，故吾之所记，不免极为疏略，因抄译西人所记，以弥补其缺漏。此山在北方，乃罕匹之胜景，故记述实不该太过疏略。其记云：
园内有一山丘，尝为几多绮丽之殿堂所蔽覆。一八六〇年，则为英法联军所焚毁。入门，从毁残零落之诸亭台间过，此处即为往时清帝游幸欢娱之所云。遂至昆明湖畔，山丘南麓浸濯于此，甚秀美，其北岸则有砌石而筑之高台，经雄伟之石阶可得而上。盖此台之左右上方，俱为大寺院之残垣断壁，而仅存丘顶之一部，其屋宇全以彩釉琉璃瓦修葺而成。山丘之四周，皆为众多更小之殿堂，尤以其北面者居多。其最为醒目者，当系高耸于山丘东北之浮图，塔身由彩砖构成，所谓多宝琉璃塔是也。复有青铜铸成之小阁，建于山丘南面、石台之西。虽状极废颓，但其整个景致，尚不失如画之美。伫身山丘，放眼瞻望，其感兴足以补偿登攀之劳矣。遥遥望去，北京都城之全貌，其堂、塔之参差者，皆一一收入眼中。眼前则湖光清莹，荷花掩映其间；西面，眼界则为蜿蜒之西山所遮断，但见群峰刺天处处岩壑，而以寺观镶嵌其间；东面，则圆明园之绿树郁然规整；山丘西面，则有塔桥，桥之中央为一亭榭，而石制之大舸与之相接，横陈于水面。与山丘遥相对应之湖中一小岛，呈圆形，以十七孔之石桥与湖岸相连。从岛中望去，最能领略万寿山昆明湖景致之奇妙。石桥附近之湖岸，置一铜制牝牛，制作甚工。
二十三日，投宿于万寿、玉泉二山之间，青龙桥畔之某旅店。虽不能说狭窄简陋，但小贯氏却遭床虫侵袭，甚受其苦，幸好我未受到如此侵害。翌日之二十四日清晨，先向西山出发，取道于玉泉山北之丘陵间。这一带居住有不少旗人，多有头扎两把头发、长相不甚姣美之妇人，伫立门前，如观看西洋镜般，打量我等路过之二洋鬼子。待转过山丘，豁然开朗，西山诸寺，历历可数。
西山诸寺，皆依山占胜而筑，遂历观卧佛、碧云二寺。卧佛寺在寿安山，面南而筑。据雍正十二年御制之碑文，唐代即有此寺，始名兜率寺；宋、元、明间，分别名曰昭孝、洪庆、永安；经雍正帝之弟怡贤亲王修缮，现名十方普觉寺。寺内旃檀佛卧像，据称为唐贞观年间所造，然据其容貌表情推测，当不会是早于明末之古物，特以其长及丈余而视为珍奇。有一历世宸翰之金字匾额，也留有当今西太后之手泽，行书，字体颇雄伟。入寺门，坡道两侧乔木蓊郁，恍若进入洞中，甚觉寂寞冷清。碧云寺位于香山山腹，坐西朝东，殿堂层叠，最后面之大理石制五塔，即便数华里之外，也当可遥遥望见。坡道两侧，民家鳞次栉比，登坡道，入墙门，便进到寺院境内。寺系元耶律楚材后裔阿利吉捐舍家宅而开山；明正德年间，太监于经筑墓穴于此；后魏忠贤在此大事营造，以至有了今日之华美壮观：事见于乾隆之御制碑文。寺已显得有些颓败，但殿宇连栋，结构之瑰丽尚未全失，得以想见当日阉竖之豪奢。寺内有一莲池，水从石罅间溢出，此即明神宗题有“水天一色”四字、康熙帝亦题有“激湍”二字之处。然秋色已老，连败叶都已无处寻觅。另有乾隆所建之五百罗汉堂一座，五百尊木雕之罗汉像，长凡四尺，面相堪称怪异，乃雕工拙劣之作。木雕之十界遍布数堂，虽也拙劣，或许是明末作品。一殿堂中见有乾隆帝亲笔所书之匾联，各处所见之此人匾联虽不计其数，然亲笔匾联则惟此一处。
西山归来，由万寿山一路迤北，赴大钟寺之途中，路经圆明园，隔墙望见园内树木畅茂，闻说目下尚不准游客入内纵览，无从仔细辨识英法联军遗留的狼藉之迹，甚为憾事。在海淀用过午餐后，即赴大钟寺。大钟寺本名觉生寺，位于京城西北角数华里外。明永乐帝下旨所制之大钟，高一丈五尺，内外遍铸《华严经》，密匝无隙，字八分许，阳文，系沈度所书、道衍即姚广孝监造。旧时在城西万寿寺内，乾隆时移置此寺。寺为雍正十一年敕建，其建筑格局，与碧云寺等若我日本之黄檗(1)风有所不同，反与追摹明初风格之我日本京都五山(2)等处颇相类近。由此，于离开北京城之五日间，完成了此一路之游览。嗣后数日，又得以一览西郊天宁、白云、万寿诸寺观。
万寿寺在西直门外数华里处。始建于明万历五年，由圣慈李太后出资数万，命太监冯保督造。寺之背后，叠石筑有三山，以象征普陀、清凉、峨嵋。殿宇极闳丽。虽康熙、乾隆年间皆经重修，但近年颇见颓败，西太后修建颐和园之余，随即将其作为游息之地，一并重新修理。殿堂无数，金碧辉煌，看去令人心往神驰。最为绮丽之二碑亭中，是乾隆御碑与西太后重修之碑，重修之碑系翁同龢手笔，是六朝风格字体，显得十分闲雅。只是寺中佛像，皆制作拙劣，不值一看。比邻万寿寺之延庆寺中，有一明代正德年间之碑。矢野公使偶尔寄寓此寺，因其夫人在此养疾，而前往探访，则已是该月二十九日之事，是日风霾晦暝，如同行走在雾中一般，骑在驴背上无法睁眼，往返甚为艰难，初次体验到了清国北方旅行之真实况味。以下谈及之天宁寺、白云观，即为该日所观览者。
天宁寺在外城西一二华里处，此寺所值得观览者，当为其高大之十三重塔。过宣武门，傍近西便门，出外城墙，即见其突兀矗立于空中。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初时名光林寺；隋仁寿年间，名弘业寺，建塔以藏舍利，高十三级。现今之塔，即为其遗制。虽经累世修理，原有格式却未见稍失。与我日本塔峰之十三重塔相类，只是高大远胜一筹。塔峰之十三重塔呈四角形，飞檐清婉，此塔则为八角形，矗立劲朴，此其形制之惟一差别。其最底层八面塔身所附之塑像佛体，虽几经改修，却一概不见有近世之堕落体式迹象，仅此，即足以显出其尊贵矣。
白云观位于其北面，据说即为清国北方道教大本营之所在地。旧名太极宫，建于金代。元太祖得闻长春真人丘处机之道行，遂将其召至雪山，后即命其居于此，名长春宫。明正统年间，改为今名。门前牌楼正反面，则悬挂有“洞天胜地”与“琼琳阆苑”之匾额。观中甚为闳畅，殿阁连接，庭院则在最后。其结构之绮丽，堪称与万寿寺不相上下。加之亭院房室皆极洁净，在当地殊属罕见，委实是一个令人心情愉悦的好去处。正月十九日为燕九节，京城中人纷至沓来，游冶云集于此。观中道士皆闲雅有礼，不像佛寺僧人那般见钱眼开。门前有一酷似铁拐仙人之道士，人虽污秽，望之却也颇多兴味。寺观之记述就此打住，接下来，须得为文庙记上一笔。文庙，即大成殿，位于安定门内国子监东；结构与永乐陵享殿相似而稍稍偏小；正殿七楹，东西两掖为库藏祭器与乐器之所；东西二庑各十九楹，配享先贤先儒；殿内高揭之匾额，为清圣祖之“万世师表”及清世宗之“生民未有”等历代御书。境内老树系元代栽植云。大成殿前林立之进士题名碑中，也有三块为元代之碑。戟门内有十具石鼓，相传原为周宣王之猎碣，曾为韩愈、苏轼写入诗中，以籀文之上佳标本而备受珍重，大者直径足有二尺，高三尺，形状似鼓，顶微圆。最初散落于陈仓原野之中，唐代郑馀庆取而置于凤翔县学时，其一亡失。宋皇佑四年，亡失者得于民间，其数乃足。宋徽宗大观二年，由京兆移至汴梁，初置于太学，后移至保和殿，字以金描。宋钦宗靖康二年，则为金人所掳获，后移至大兴府学。元大德末年，虞道园任大都路教授时，得之于泥草之中，始移置于如今之所。虽然石质坚致，但毕竟已是三千年之古物，文句多有剥落。宋治平年间尚存四百六十五字，元至元年间则为三百八十六字，如今所剩，则仅在三百字内外，故而其旧时拓本遂愈加昂贵，以至价至数百金之数。孙星衍曾怀疑其为宇文周时之物，但汪中力辩之。其为周宣王时之物，如今则已成定论。门前六碑亭中，有乾隆帝征讨回部、金川、伊犁、朔漠、准噶尔等，凯旋奏功时所建之巨碑。正殿后则为启圣祠，乃祭祀孔子父祖五代之处。
总而观之，想必清代至乾隆时，气运臻于极盛，与汉之武帝与唐之玄宗时相似，故而在四处修建寺观以文饰太平上，着手实施，人力物力，似乎确实绰绰有余。游历所至，罕有不见乾隆御制之碑。然而中国千年之积弊，即便是如此隆盛之世，也决然无从消除，毋宁说，如此丰亨之运，反足以使其深患，一时模糊难辨，以致意识不到厘革之必要。至乾隆末年，衰败之兆早已稍萌，从其所铸之钱币已趋粗劣等事，即可见出。且乾隆帝写字，学赵文敏，纤巧无力。同时，所兴之建筑，绮丽有余而浑厚全失，与盛世气象极不相称。此等议论，须待他日再一一详悉。此外尚有其他值得记述者。
此外犹堪记述者，则为观象台也。台在内城东南隅，北距角楼数十步，与堞堵相连而筑，高出城墙殆一丈。置有康熙十二年所制之天体仪、赤道仪、黄道仪、地平纬仪及纪限仪等，皆铜制，雕刻有龙形、云形，系西人南怀仁监制。台始建于元至元十六年，仪器由金代旧物所改制，并添置以郭守敬所制诸仪表。明洪武年间，移至南京，后于正统年间，复造仪器，置于此台。至康熙帝，以其年代湮久不堪使用而重新制作，旧仪器则藏于台下。而如今台下之两具仪器，虽相传为元代之物，盖实为明代所制。其雕刻，手法浑雅，铜色苍古，显得高贵典雅，比之于新制之轻巧，当可表征时代气象之差异。自台上放眼望去，杨柳浓翠，因北京城家屋之制，高大均有禁限，故而除寺观外，不见有壮大之殿阁，殆见树不见屋者矣，以致景山之亭榭，紫禁城之宫殿，其金瓦丹壁，一眼即可从绿树丛中辨而认之。眼下一片低矮连绵之屋宇，即是贡院，明远楼则耸立其中，此当另作记述，暂且从略。
* * *
(1)黄檗宗原系中国禅宗临济宗一分支，明亡后，福建黄檗山万福寺禅师隐元流亡日本，在京都宇治修建黄檗山万福寺，黄檗风即指其寺院建筑风格。
(2)京都临济宗五大寺院，1386年，由足利义满（1358—1408，室町幕府第三任将军）认定，分别为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南禅寺则位居此五寺之上。
其六 陈、蒋二子 威海卫 上海 文、宋二子
早就想去保定莲池书院拜访吴挚甫(1)，但因船班不如人意，只得罢议。十月一日回到天津（小贯氏上月二十六日已先行返回），正赶上本田种竹、服部宇之吉两位刚渡海来到天津，而在芝罘的高垣氏，也一并前来，在此相遇，羁旅颇感欣慰。前往上海之航路，因为邮船会社接续的班船误了日期，遂只得临时决定，搭乘招商局或外国的轮船。当此之时，邮船会社担负视察航路使命之高层人物，也预定乘坐此一班船前赴上海，故而让往返于浦港、香港间的定期班船，在芝罘等待，以接驳天津航路的船。谢天谢地，我也便得以与他们一起搭乘同一条班船。但也因为这样，我在天津整整多滞留了四天。如果知道这样，本该去保定一游，但现在懊悔，已是无济于事。
离开天津的前一天晚上，即十月四日，接受陈锦涛、蒋国亮二氏来访。陈二十八岁，蒋三十三岁，听说都是少壮有为之人才，其慧敏之气，从相貌上也能见出。照例是以笔代舌，做了一番交谈，大致梗概则如下：
予 我此次来津，曾就通晓时务之士，先行询于方君药雨，方君以二氏相告，今夕辱临，真是喜出望外。
蒋 过誉之辞，实不敢当。先生抵津之事，此前已见诸报端，甚欲一睹丰采，今则得以瞻仰，并伫聆大教。方兄今日有事，未能一同前来，特嘱我问候。我同洲之士，以一片热心，对我中国有所期望，君今日来游，当已略识中国情形，不知今日救时，有何方法？以何入手多有请教。
予 窃以为，贵国积弊，非始于本朝。远而言之，根源在商君之变井田、开阡陌；近而言之，则以科举取才，徒有美名而不见实功；加之郡县之制，牧民之官不以生民休戚为念。当今之时，抑或是其做出重大改变之时乎然而，谈何容易！要而言之，成之者，其在诸君子乎？
蒋 此行北京有何见闻？
予 贵国京中人士，不喜与外国人相见，在京淹留十余日，无缘得以与一士过从相语，只是观看北边长城、凭吊前明陵寝及游览京郊诸寺观而已。所到之处，但见州县摧残已甚，即便有朝一日，明主贤相风云际会，贵国宿弊，也绝非于举手投足间即能治愈者。若豪杰之士，无待文王，接踵而起，则庶几可拯救斯民于涂炭矣。
据闻，满州地力尚未枯竭，然其大川大抵北流，是以其地徒为俄国提供便利，而无有助成于贵国者。
陈 入其郊，见其田野未治；入其京师，见其粪土积衢。一望之下便可知道，此乃治理欠缺之国也。今日之中国，即如是。君此行，盖有慨于此乎？
予 此行所见之京城，若以规模言，俨然大国之首都矣！若缮治得宜，以其之壮观，虽比之于泰西诸国之首都，也未必相让。只是窃观其郊野，地力已趋枯竭。质之二君，不知以为如何？
蒋 或谓以燕京作首都，殆已近千年，故王气自然已尽，此自是无稽之谈。只是以地理形势论，水陆均有所不便。北海重镇，必在旅顺（此处相当于东方之彼得堡，昔俄皇彼得建新都于彼得堡，尝谓有如开一窗而得以望四海；而得旅顺者，则有如开一窗而得以望东海矣）。天津有冻河期，水道有所不便。至于陆路，则蒙古口外之来货及山西之矿产，当直接将其重要者运往汉口，而津镇铁路，又是其陆路之分道。
予 敝邦之山，多半林樾蓊郁，贵国京畿近旁之山，皆甚荒秃，地气殆尽，于此见其实状。其民徒知地力已尽，而不知如何蓄之养之，此即其深患之所在，非一时政变得失所可比拟者也。
陈 敝国之朔方及西北，大地皆为沙碛，北风一起，沙石随之，是以天津亦有沙漠风沙之患。兼之冬季积雪泥土自也尽失胶力；而北方土松，雨时既不易蓄水，旱时则地质含贮水滴，而无从滋生草木，故所到之处，皆为此类光秃之山岭。贵国环水而居，得江山之助者颇多，此乃上天赋予，人力殊难有此大功也。然考之敝国，昔时之北方土地与今日之北方土地，其出产并无多少特别之差异，而兴衰竟至有此大不同者，盖因昔时游牧之徒，以牧马为生，宜于其漂荡于北方辽阔之原野并借以为力；今则不然，无从以此为力矣。
贵国今日之在朝者，以保守党者居多，抑或以进步党居多？朝野合计起来，人数上占优的，究竟是何党何派？如今各大学堂中，校长与学生，多加入何种党派？
予 敝邦现状，无有真正之保守党，敝邦人士长于进取，而拙于守成，此乃敝邦之深患也，犹如贵国之深患则在于保守者居多之一端。
蒋 贵国之大隈党(2)得占几多比例？贵国又以何党为人数最多？
予 进步、自由(3)二党，大致势均力敌。帝国党(4)以今年刚成立之故，人数自然犹寡。然而自由、帝国二党，现皆与山县侯之政府缔结同盟，故大隈党就其处境而言，可谓正值失意之时。
蒋 贵国书籍译为中文，此大有裨益之事，既以开中国之文明，而贵国又得其实利。诸如近日之《万国史记》、《中国通史》，中国人索购此类书者甚众，只可惜此类书籍译出者甚少。故而弟甚愿贵国之士多多译著东文书籍，诸如贵国维新时期之历史及学堂之善本，尤为有益，不知以为然否？
予 现设有善邻译书馆。吾妻某氏，及冈本监辅翁等，正从事翻译。听说贵国李星使(5)亦颇赞成此事。只是敝邦之人刻苦翻译之书，沪上书肆转眼之间即翻刻售出，如此，则邦人精力徒为射利之徒所攘夺，故需贵国官司所严加查处，贵国石印书籍，价极低廉，非敝邦出版物所能敌也。
《万国史记》，即冈本翁所著。《中国通史》则系那珂世氏所著。二君我皆识之。冈本尝游历贵国，叩访过阙里先圣之址。那珂氏即为我之乡先辈。
蒋 敝国印书，本无定规。如沪上广学会之书，即皆禁止翻印。不过，要求中国官方出一告示原无不可，以后若有翻印者，也易于查出，理当严办也。前时有翻印广学会书籍者，即曾被告发查办过一次。
予 敝邦德川幕府之时，握实权者尽其旧臣，以为百世之计，然而，尊王论即出自其懿亲水户氏，幕府由此终告衰废。贵国满汉相持，盖亦英主一时以为得计者，而至今依然无从摆脱之深患也。虽有英主，一旦意欲措手解决，结果则有如去年之政变耳。革命只须实行，无须言谈。且如敝邦，因须顾及列国间之关系，故非至贵国革命之日，则敝邦人士断不能言之。愚见以为，敝邦人士所当讲究者，在于贵国维新之日，以何种政治方案与民更始。其维新之时机，须当由贵国人士先行起而作之。
敝邦维新之前，杀身赴义者，不下数十上百之人。即便幕府最强盛之时，攘臂图之者也曾不乏其人。贵国人士若只是坐谈维新，欲以口舌成之，则误甚。
近时政党兴盛，少年气锐之徒，亦往往为之而招致杀身。邦人锐气过盛，此虽是其短处，然而倘非如此，亦不足以应对近日之时势也。
蒋 君言甚是。此等利弊，弟等平日亦时有谈及，但苦于无一措手处，故不得不稍待时机耳。君所言自当铭之于心。
予 时势之变，一起一伏。愚意以为，贵国政府终有稍趋维新之日，然而，此也不足为恃。譬若曩日之开设特科，贵国人士往往视为与从前之科目并无不同，以此作为仕官捷径。此病不治，则国家不会兴盛。有一不愿做官之士，以“为百世开太平”为念者，则愈百名热衷科场之名士矣。（以下引福泽谕吉之事数十言，因嫌烦，今从略。）不知二君亦曾应试过科举否？
蒋 陈君所见甚高，视此为小道，不曾作此恶剧。弟则未能免俗，尝应试为举人。
予 未知二君有东游之意否？
蒋 甚愿，只是苦于无此机会。若自备资斧，又将为清贫所苦。是以心之所愿迄今未之偿也。然东望蓬莱，时时心向往之。
予 贵国之北人南人，愚意必非出于同一种族。南人骨相，颇近敝邦之人，瞻二君丰采，益信其然。北人多浑然质朴桀骜，只是少英气；南人多英锐敏慧，但其短处在于难以持久，尤与敝邦之人相类似。此恐非愚一家之私言也。
蒋 中国种族，皆有一自北而南之过程，经东晋及宋之南渡两大变故，真正之中国人，皆已迁徙而充实至南方，至于北方，则因掺入蒙古人种，早已非纯粹之中国种族矣。
陈 今晚得聆大教，实为平生之愿。然因有他故，未能罄怀，若后会有期，仍望再作谈聚。君明日起程赴沪否？弟恐贱冗相羁，不能趋前送行也。
十月五日，天津出发。此次得以于塘沽车站附近直接登上玄海丸轮。火车上邂逅大阪商船会社石原、金岛二氏，叩问其对秦皇岛之意见等。船上遇见土佐之久保义道、大阪朝日麦酒会社之近藤胜太郎及神户运漕店之田中仪太郎三氏，遂有了一路结伴至上海之缘。玄海丸于该日下午驶入大沽湾，终夜装载货物。翌日，即六日晨张帆起航，深夜行至芝罘。听说接续船博爱丸翌日晨即开船，遂和衣而眠，稍稍打了个盹。七日清晨，因换乘，无暇再度上岸，先前之约定，遂皆无从谈起。
所幸者，船于威海卫停泊三小时，因而得以观察此地之形胜概貌。船循西口而入，碇泊于刘公岛南面背阴处。据云，甲午战争时，清国水雷艇即由西口遁走。沉入海中之定远号，犹有数尺樯头露出水面。北洋水师之旧营务处，丁提督隐遁游息之亭榭等，借助双筒望远镜之力，皆历历可指。日岛炮台、百尺崖所及赵北嘴等旧址，一一尽收眼底。威海卫城墙，笼罩于烟霭间，环翠楼、翠微亭碑虽隐约可见，却已难仔细辨认。丁提督之英魂已召唤不回，我军攻占威海卫之冀图也已归于一时之梦境。如今，但见英国军舰森屈利昂、鲍克屈利亚等数艘，巍然镇守于湾头耳。低回于今昔之间，时当日暮，令人不禁有临风啸歌之慨。
驶离威海卫。天气甚清丽，航路极平稳。八日一整天即在海上度过。九日清晨，日头从波涛间升起时，船已在长江口。此后一段路，船行甚缓，至午后始抵申江埠头，求宿于东和洋行。
长江之大，令人惊骇。自江口上溯数十哩，犹未察觉其已进入长江。浊流滔滔，弥漫至云天间，非天津之白河等所可比拟。白河之水，致使海水为之变色者，不过十数哩，至于长江，早在距离江口约二十小时航程之北方，即已见海水变为黄浊，由此可知，江口左右二百余哩海水之混浊，皆系江流所为。
上海东文学社藤田剑峰、田冈岭云二氏是我旧友，《时事新报》通讯员佐原笃介也提供种种方便。往来结交者，尚有东亚同文会诸氏，及《亚东时报》山根立轩氏。此地会晤之中国人士，则有前翰林院侍读学士、英迈闻名之文芸阁廷式，前山东道御史、去年政变遭黜之宋伯鲁，主持南洋公学翻译之张菊生元济，及速成学堂之叶翰诸氏。与文氏之首次交谈记述如下：
予 久闻大名，今日突然枉过，喜出望外。我此次游踪，先经京津，在津之时，已见过严、王二君，得闻沪上济济多士，皆精通洋务，若得先生引介，一一历访，则幸甚。
文 伯乐过所，冀北群空，君之心意，我恐不足以承当。
予 先生莫非以我所言为桓温问豪杰于王景略，当面错过耶？
文 君未败于枋头，我非恋栈东晋，何得以此相戏乎？特君至此既已十日，焉得无一二值得交谈之士，奉渎高听？
予 昨日有邦人某，自武昌返回沪上，谈及谒见张香涛(6)制军之情状，礼数繁重，颇违所闻。敝邦近日，此事简疏，达官贵族之间，但通名刺即可相见，邦人大抵不谙此类繁重礼仪，故彼深以为苦。以此琐事推及其余，贵国维新之事，似尚未可以日月而谈之也。
文 禅家云，水浅不是泊船处。贵邦贤哲又何必津津乐道，以南皮尚书(7)预卜我国之兴衰隆替？
予 豪杰之士，不待于文王者，踵起于草莽。果有岁月之可指乎？
文 不得其时机，虽十年百年，未足以期也。若得机得势，则泰山之云不崇朝(8)而雨遍天下。
予 姑且以敝邦之事为例。百年以来，志士仁人，杀身取义，盖不下数十百辈，而后维新之变，疾如影响。若坐等时机时势，又将如何拯救斯民于涂炭？
文 知其例之同，亦当知其例之变。然而，时机已非远矣。
予 以先生之见，时机时势果真来到，当从何处下手？
文 近人有联合贵国之议，欲借贵国之兵力，此实不足与议。我正欲贵国人才，为办各种事务，以望纲举目张，皆有成例可援，此乃敝国所汲汲冀幸于同洲者也，不知先生赞成此语否？
予 借助兵力之谈，不过一时之权宜。贵国革除积弊之事，非一时权宜所能奏效。用邦人办理各种事务，作为一定之成例，先生之见甚是。只是邦人通贵国之情弊者未必甚多，若一概以敝邦成例行之贵国，或致凿枘不合，台湾即为殷鉴。
文 权实兼施，因革互用，贵邦之人若肯相助治理，主其事者必会因此而有所衡量。
予 盖以一纸之令，欲全国悉数奉行，此则去年维新之举所以终归失败之原因也。其着手次第，亟愿得闻高教。
文 今日若言次第，则非次第也。此必待临机因应方是，譬若着棋，国手着着皆有次第，虽则如此，而因敌则不能不变也。
予 只是一代治法，一旦得以确立，似无须若围棋之因敌而变。敝邦三十年来，之所以稍有起色，亦惟国家大事皆有定规使然也。
文 贵国一姓相承两千余年，故而先定国是，而后渐加修改。敝国今日之事，非其所可类比也。治法确立，在今日，采列国之长，救千年之弊，规模既立，宪法自行亦非难事。所难者，在新旧之交替及尊攘之术耳。有英才，能立国，则一切举而行之，次第必不紊乱。君其待之。
予 机势之变，首先需要有一翻天覆地之举。弊邦幕府之政，人心厌之既久，因而非打倒其不可，而后国势为之一变。贵国今日此等之事，不知犹当以同例视之否？
文 贵邦以天皇为名，其事易于顺遂，故而数十志士，即可图之。敝国之例，未知其同耶？异耶？
予 此次在北京逗留之日，曾做长城之游，一路所经过之州县，均摧残不治，如其寺观，亦皆颓败。由此想来，所谓千年之弊，虽康熙、乾隆极盛之日，亦未尝得以革除也，只是其时府帑羡余，得以粉饰一时之太平耳。今日欲革除此千年不拔之弊，又谈何容易？与敝邦三十年来之事相比，实有甚为难能为力者。折冲御侮之策，虽曰至难，然而依我之见，与此宿弊相比，还可说相对容易些。先生以为然乎？
文 此事我思索甚久。《管子·八观篇》有云：观国者，当如是也。他日当与内藤君一一剖析其详。且得贤人君子而请益，又岂是数纸空言所能了然者？无兵力，则国无以立，遑论治法？是以有易难之说矣。获教既多，今日适有登临之约，他日当就便请益，恕我告辞。
与文氏此后又见过面，并且还曾在汉口有过晤谈，但都未能留下记述稿纸，且略去不提。与宋氏之交谈，为其他访客所打断，中途而止，也没有特别值得记述的。宋氏称，百事不足为，当静待瓜分，然后始可实行革新之事。言辞颇近偏激，然未及畅谈以叩问其语之底蕴，殊为遗憾。文氏乃江西萍乡人，庚寅科榜眼，时年四十四岁，容貌魁梧，面相酷似《虎溪三笑图》中之慧远，通内典，有志于世界诸宗教之研究，造诣颇深。举止磊落，不拘小节，不与人苟合，故往往与人有迕逆，在官之日，任日讲官兼起居注，又任稽查宗学大臣之职，尽力于宗室之教育，与近时去世之国子监祭酒宗室盛昱，关系最为亲善云。盖南方人士之出类拔萃者。宋氏陕西人，其在官之时，与康有为等亲善，上疏条陈新政之事。状貌清癯，眉目须髯，纯然一北方汉人之标本。其举止言语，皆安详谦逊。戊戌政变以来，因畏祸，少与人交往云。年龄当稍长于文氏。据云，文氏之弟现正执笔于《沪报》，宋氏也与《中外日报》多有关联，因而二人均于暗中主持上海之舆论场所。
顺便记述一笔。上海报纸，虽有中英文数种，但没有一家发行量超过一万。《申报》资格最老，其通讯与论说，如今也看不出有太大起色，发行量不过七千份内外。《新闻报》、《中外日报》排在其次，当在两千至三千份之间。《沪报》一千内外，《苏报》就更少了。惟有小报《游戏报》，发售量达万份以上。英文报纸中，据云《北清日报》发行量最大，约五六百份光景，CHINA、GAZETTE等其他英文报，发行量则远少于这个数字。报道难以凭信，几乎是其通病。越发加深北京守旧官吏之于新闻报纸强烈嫌恶的原因之一，即是各报报道有欠精确，多为揣摩之臆说。天津《国闻报》在该地区独占鳌头，发行量殊出意料，当在三千内外。英文报纸，天津似仅有《京津时报》周刊一家。
逗留京津之日，亲睹日本人协会在天津之创立。该会以郑领事为会长，《国闻报》西村氏为干事，并以领事馆内一栋屋子充作协会之游息处。闻上海自甲午战争之时，即有日本人协会之成立，然现至其地，领事馆仍颇陋隘，协会亦无一集会之场所。居留上海之邦人一千余人，而有资格参与市政者，不过十三四人而已云。上海之中国人往往住高朗轩敞之宅第，挈声伎，驱马车，所谓“绿杨荫里，一鞭残照”，趾高气扬，纵横于通衢大街，旁若无人，擅用外国租界；而我日本商家，除邮船会社、正金银行、三井物产、村井烟草等二三之数，其余均甚褴褛寒酸。战胜之余威，至此荡然无存，上海乃令人索然扫兴之地也。
上海状况为邦人所知悉，故已无特加记述之必要。顾六十年前，此地尚为沮洳之场，芦苇之丛，如今则已变成东洋第一埠头。自道光末年辟为外国通商埠头，十数年间，其发展极为迟缓。长毛贼(9)乱，江苏一省大半沦为战场，独此地因有外国人租界，未遭兵祸之患，故避难者，无论富豪，不分流氓，争相萃集于此，遽然成一大都会云。故在今日，省会苏州之繁华，殆有悉数迁移至此之实状。至江南佳丽之地，无有能过之者，乃名副其实之中国第一都市，作为东西商贸与物质文明之交汇点，实呈现一种异样之景观，绝非通常之中国都会所能视也。
上海郊外，草树畅茂，禾谷丛生，青葱芊绵，皆与吾邦日本无异，只是有欠修整，为惟一之差异。极目远眺，不见一处山峦，平衍千里，至不知其际，则为我邦所罕见。彼燕京近旁之山石巍垒，危峰雄峙，尤其是水冽土厚，气候高寒，因其草木皆强干而丰本，虫鸟之化，亦劲踵毳毛，瞿瞿然飞翔迅捷，与江南之物无一相类者也。
十四日，雨。自入此邦以来，始逢雨天。但觉阴湿之气，砭彻肌肤。闻北地犹为干旱所苦，皇帝频频敕使祈雨云。南北风土之差异，有如此者。客窗萧寂，我亦欲愁。
* * *
(1)吴汝伦（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同治四年进士，官内阁中书。曾入曾国藩幕，后为李鸿章所倚重。后署天津知府，补冀知州，引疾乞退，受聘为保定莲池书院教长。庚子国变后，受命以五品卿衔充京师大学堂教习赴日本考察学政，回国后创桐城小学堂。
(2)大隈重信（1838—1922），日本政治家，佐贺滋人，早年学过兰学。曾两度组阁。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以立宪党为核心，联合诸家小党组成进步党，尾崎行箱、犬养毅等出任总务委员，大隈重信则为实际之党魁。
(3)自由党，创立于明治十四年（1881年），以其时总理板垣退助、副总理中岛信行等为首，以扩大自由、保障权利、建立立宪政体为口号。
(4)帝国党，明治时代以靠近山县有朋一系官僚的国家主义者为核心组成的政党。
(5)李经方（1855—1934），字伯行，号端甫。本为李鸿章六弟李昭庆之子，后过继给李鸿章为长子。历任出使日本大臣、出使英国大臣、邮传部左侍郎等。
(6)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一字香涛，号壶公，又号抱冰、广雅。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历官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及军机大臣等，为洋务派代表人物。著《劝学篇》，倡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7)即张之洞，以籍贯称。
(8)崇朝，又作终朝：一个早晨。意为若机会凑巧，要不了一个早晨的泰山之云，便足以雨泽天下了。
(9)作者所用“长毛贼”系当时的清政府及外国列强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蔑称，以下同。
其七 杭州 西湖 灵隐
不顾迷蒙细雨，搭乘大东轮船公司之拖轮前往杭州，是十月十七日傍晚的事。沿黄浦江溯江而上，不到一个小时，已是暝色四合，遂于空气混浊之船室寂然入睡。十八日清晨，船行至塘汇镇一带时醒来。不久，船抵嘉兴府城，乃江浙有名之水乡。环卫城墙之水路迤北而来，绕城西向，于西南角离城而去。城墙苔蒸雨湿，呈苍黝色，显得寂寞冷清。据闻城之南端有名胜鸳鸯湖，然因航路不经彼处，无由亲睹。雨越下越厉害，船窗也无法打开，但觉无聊更甚。南国沃土，纵目远眺，但见草树葱郁，带着雨意，色泽愈发翠绿了。民俗惰逸，至阡陌不修，一味听任纵横交错之河渠，冲刷树根，浸灌田圃。水势平静，波澜不兴，不见有汨没之患。其石桥皆为穹隆形，便于帆樯桥下通行。桥上则为石阶，不宜于通车。因而足可推知，此地水路即为孔道，通常之道路，仅用以走轿行马而已。桥之穹隆状两侧，正反面必有石刻之对联，以描述景物形胜之概略。盖对联之文体，乃中国人头脑特别发达之品种，以致一无遗漏，应用至于此类场合。晚七时，抵达拱宸桥。投宿于大东公司之分公司，在此度过一夜。拱宸桥位于杭州府城北，距城约二里，乃租界海关等机构之所在。此处虽也有我邦之租界，却未见有一处屋宇，旁若无人地占据了茫茫原野的，便惟有草色。不过，拱宸桥地理之便利殊为不恶，此地之繁华，正与日俱增，一年不到时间，河道两岸即已建成数百家屋，当可证明这一点。此地虽亦设有我邦之邮局与警察署等，然而，就连这些设施也未建于专辖之租界内，而只是租赁中国家屋而已。
十九日，租赁一以足摇棹之小舟，行二里许，由水门入杭州城内，抵马所巷日本领事馆。承蒙领事代理速水一孔氏之雅意，决定留宿于领事馆内。此日天色，依然阴云未开，游览亦无从逞心纵意。偕横滨正金银行留学生、此时正寓居领事馆内之大隅行一氏，往东本愿寺，访日文学堂之伊藤壶溪氏。学堂于本年一月开张，目下有生员三十人。开校以来，挂籍者近百人，然倏来倏去，志向不定。趋赴眼前利益，本乃中国少年之习常，留而未去者，则堪称志向稍见坚确也。
二十日午后，随同伊藤氏去了西湖。走钱塘门。闻门内之按察使司衙门，即为宋之权相秦桧宅址，而相邻之演武场，则充杭州驻防八旗之用。从这里至西湖湖畔，一路上，随处可见放牧在野地的马群。旗人贫乏，无以自给，竟至于此。马群侵入农家田圃，毁坏禾谷菜蔬之事，则多有发生云。旗人凡一千三百人，地当按察使司之东南，于城内别划一廓，聚居于此。臬司卫门前，视线越过城墙，即可望见与卓尔不群之峰峦比邻而立之七重宝塔，此即著名之保俶塔，建于宝石山上，高耸于西湖正北岸。出臬司卫门，西湖全景蓦然映入眼中。山翠参差，屏围湖水，纵横各有一里余之湖面，平滑如熨，山影倒涵，稀见泛舟。门外数步处，租得一系于柳荫之瓜皮船，先赴孤山。水色虽难言清澈，然水中荇藻历历可见，亦堪称此国罕见之一景矣。白堤，苏堤，杨柳如烟。孤山则位于二堤之间，翠樾可掬。堤上往返之行人，辫发胡服，但觉与风景殊不相称也。前行右边为断桥，由锦带桥入后湖，驻舟于放鹤亭下，登岸凭吊冯小青墓、林处士墓，品尝名物藕粉。复乘舟，过连接孤山与西湖西岸之西泠桥，桥西青苔累累处，即为苏小小墓。休说苏小小、冯小青皆为子虚乌有之美人，其墓茔亦不过好事者假托所为，西湖之入诗，且如此有情有色，多半是因了这子虚乌有之美人。纵然可以指认史上之美人为子虚乌有，然而，人心咏叹之美女，作为西湖景物点睛之美人墓茔，到头来，又岂可一概视其为子虚乌有哉？离开圣因寺行宫之丹壁，经跨虹桥，入岳湖，右边即西湖十景之一曲院风荷，败叶满目，令人甚感哀怜。系舟栖霞岭下岳王庙前，步上岸去进谒岳庙。庙内安置之塑像酷似演剧，令人生厌。复拜谒邻傍之坟墓。墓高丈许，周长三丈许。一旁为其子岳云墓，形制稍小。门内两侧，置有秦桧夫妻、张俊、万俟卨铁铸人像，裸身，为手缚背后状，面朝岳坟。明末以来，几度更铸，眼下之物，则为新近所铸。千载之下，恩仇两立本该譬若逝水，何以会留下这如同鞭挞死尸之残酷儿戏，纵人唾骂耶？因体会到此国之人，心地执念之深重，亦甚觉悲惨可怜也。复乘舟至关帝庙内之蚕学堂。我邦人轰氏等三人，受聘于此，教授养蚕学。机械教室整理得颇为可观。适逢轰氏等三人外出打猎，未遇。将学堂内略一观毕，遂乘舟过赵公堤之玉带桥下，入里西湖。由压堤桥下横穿苏公堤，至外湖，左边为阮公墩、湖心亭，赴西湖十景之一三潭印月。旧时为一禅林，彭刚直公玉麟于此营造水庄，亭榭修洁，建于树影水色间。别于湖中构筑一大池，平桥曲折，连络三四水亭，池为败荷所掩，惟有遥想在此眺望莲花盛开时之盛景。桥尽头处，亭前湖中之三石塔，呈鼎足之势。据云，夏夜纳凉，月光映潭，影分为三，遂取名为三潭印月。彭公殁后，复归于寺院。此处正对雷峰塔，塔身红砖砌成，塔形诡异奇特，望之鲜艳夺目。塔系五代吴越王妃所建，重檐飞栋，后罹火灾，仅存砖瓦砌成部分。风雨斑剥，藤萝覆掩，想来是昔日之窗户处，已成八面幽深之空洞。离开三潭印月，前往钱王祠，即表忠观者。东坡碑虽残缺不全，然与明代重刻之碑相并存。于此舍舟步行，左边路经问水亭，由涌金门入城，日已迟暮。过武林大街，曲折穿行于热闹街市间，遂归。
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皆雨。虽心驰神往于山色空蒙之眺望，悬想不已，然至湖上半里，须经过杂沓市街，终懒于前往。况且二十二日，领事馆内有在杭日本人聚会，我也已有意出席，遂不再做出游之想。在杭州之日本人，经商者，除大东公司二位，再不见有第三人，其他诸人之地位，均绝非可等闲视之。斋藤陆军大尉受聘于浙江武备学堂，执掌其教习。东西本愿寺之日语学堂，各有四人执掌教习，各各教授三十名内外之生徒。蚕学堂则前已言及。又闻，距此二日之行程，有绍兴府者，其中西学堂，亦由中川某氏出任教习云。浙江受吾邦之感化，诚可谓先行由教育实施之矣。若不蹶而进，岂非极有希望之地乎？但愿彼此和睦，不反目成仇，以期收取好结果。
二十三日，夜来似无雨，天空极清朗。伊藤壶溪氏邀我做西溪之游。西溪乃厉樊榭故宅所在地，以梅花闻名遐迩，固无异议矣。清早驱马出钱塘门，离湖岸，迤北，折而向西，沿渠，左边即为保俶塔。前行，路经秦亭山下。这一带左右尽为坟墓，草树茂生，早已掺杂红叶，野色分外秀丽。离渠，稍稍进入山道。此处莫非南宋高宗之辇路耶？正寻思间，顺山径，见一处名金鱼井的地方，边走边打听去西溪的路，却无人明确知晓。既而幽径曲折，青苔腻滑，清泉潺湲，与之左右相随，拨开山径，犹朝深处走去，但见修篁挟溪，仰头不见天色，山气清冽，但觉肌肤寒冷。询问路人地名，答曰花坞。此处亦著名胜地之一矣。然前往目的地西溪之路，却越发难以确定，不得已，遂掉转马首，折回原先来路。于桃源岭下买面聊充午餐。再往回走，跟人打听西溪的路，说还有十余里地。时已午后三时，已晚，于是相互商定，改变计划，弃马步行，翻过桃源岭，前往灵隐。来到岭上，但见身后野色旷远，绿树红叶相间，仿佛铺了一层锦毡。岭前，西湖安然坐落于眼皮底下，隔着杭州城与吴山，钱塘江水色，犹如曳出一道白练。遥远处，天幕低垂，可望见海宁一带海面。杭州城内外，宽敞粉墙，彰显于翠树之间。此处生活之殷富，一目即可了然。下山岭，取道小径，至溪流旁，溪水从树荫间流过，清冽异常，沙石明澈。缘溪流前行，照例有一拱桥，过桥右折，即直达灵隐寺。灵隐寺翠色欲滴，坐落于高耸入云之北高峰下，山势周匝环绕，护侍灵区。入楼门，行数十步，磴道左边便是飞来峰，岩石嵯峨，参差乱耸，又多山洞。《武林旧事》称：诸岩洞皆嵌空玲珑，莹滑清润，若虬龙瑞凤，若层华吐萼，又若皱縠叠浪，穿幽透深，不可名状。林木皆拔起于岩骨间，无土而生。果真是曲尽形容之能事，描绘得尽善尽美矣。岩面洞间，雕刻佛像，不知有几百座之数。但觉元至元年间者，犹有可不时摩挲其铭文之佛像在，虽大多经明末清代粗拙工匠修整改动，面相已殊少活气；而看似依然当年原作者，容姿怪诡而腴润，与居庸关之佛像出诸同一手法。洞中所见题名等，多为宋代以后至近世者，既有名人，也有无名之辈。由冷泉亭前入山门，正殿据云已毁于发贼之乱，仅留其基址。入罗汉堂，观赏五百罗汉。高皆六尺许，似为明末之作，与我邦宇治黄蘖山十八罗汉同一款式，略显笨拙，然胜过北京西山之碧云寺。走出寺来，已是天色垂暮之时。急急步至西湖边上，已时逾六时。赶在钱塘门未关之前，自卧龙桥之上游赁舟，由里西湖，横穿苏公堤，来到外湖。孤山、宝石山一带，灯火点点，坠落水面，暝色渐深，水烟微茫，仿佛行走于牧溪(1)之水墨山水中。水面若隐隐传来不知何处响起之钟声，越发令人有清寂难当之感。入钱塘门时，几乎已很难分辨得清行路。
二十四日，登所谓吴山第一峰，不过一小丘陵耳，为屏蔽于西湖南面之连绵山峦之一端，延伸至城墙内。右为西湖，左揽浙江，北乃杭州城，万家粉墙鳞次，壮观无匹。山上设有大观台。寺观台榭栉比，反妨碍观赏眺望。沈德潜有诗云：
湖影长堤分内外，江流全浙划东西；
凭高无限苍茫意，一抹遥山指会稽。
乃纪实之笔。浙江以观潮而闻名，所谓钱塘八月之潮。此次来游，适非其时，但见浙江波澜不兴，格外恬静，犹如研磨过一般。然而，如这般俨然一池明湖，布帆安然行走其间，驶向无际之涯，亦非轻易所可观得之景致。由吴山望去，地当西南处，有一凤凰山，山下一寺院，据云乃南宋大内旧址，今则已属城外之域，已无人凭吊矣。虽逢人辄详加询问，竟无一人知悉。我也迫于行程，最终无缘寻索得个究竟，至为遗憾。
吴山归途，访五圣堂巷之西本愿寺学堂。午后乘轿子自杭州城出发，至拱宸桥，搭乘戴生昌之小汽船。晚六时，前往苏州。
呈湖南词兄用敦民西溪诗韵
伊藤壶溪
故人远自海之东，佳约明朝酒不空。
十里秦亭山下水，芦花如雪扑吟篷。
次韵奉酬壶溪词兄
内藤湖南
水乡闻道浙西东，断续渔歌半落空。
最是西湖明月夜，故人留我泊吟篷。
西湖之胜，究竟何在？非短小篇章所能穷尽。若有仔细访寻之人，抵达杭州后，可直接去官营书局，购求《西湖志》及诸如《湖山便览》，当甚便利。今单抄录西湖十景、钱塘八景及增补西湖十八景之名目，以资诱发探胜游客之意兴。然而，必欲依照此类品题探访名胜，则无异于翻检陈年教坊名簿以觅得可意之佳人矣。
西湖十景
苏堤春晓 双峰插云 柳浪闻莺 花港观鱼
曲院风荷 平湖秋月 南屏晚钟 三潭印月
雷峰夕照 断桥残雪
钱塘八景
六桥烟柳 九里云松 灵石樵歌 冷泉猿啸
葛岭朝暾 孤山霁雪 北关夜市 浙江秋涛
增补西湖十八景
湖山春社 功德崇坊 玉带晴虹 海霞西爽
梅林归鹤 鱼沼秋蓉 莲池松舍 宝石凤亭
亭湾骑射 蕉石鸣琴 玉泉鱼跃 凤岭松涛
湖心平眺 吴山大观 天竺香市 云栖梵径
韬光观海 西溪探梅
* * *
(1)南宋画家，其画颇具禅意，遗迹多流传日本。代表作有《潇湘八景图》等。《远浦归帆图》真迹现藏京都国立博物馆，《松猿图》则对日本禅画影响尤深。
其八 苏州 虎丘 寒山寺 灵岩山 沧浪亭
我乘坐之拖轮上等舱室，有四位中国乘客先我而入，已无余席，我乃勉强挤入，其逼仄局促，岂语言所可形容。平常与中国人交肩而过，连衣袖相触都觉不快，眼下则不得不勉强插入其间，求取一宵之眠，思之甚觉悲惨。若遇有吸食鸦片者，将如之何？暗中痛心疾首，所幸皆非瘾君子也。二十五日清晨，船过嘉兴。至此，沪杭间之航路，均走同一水路，由此向前，则分道而行，赴苏州者，由大运河。舟中空气混浊，寂寞无聊，但觉心烦难忍。中国人旅客，携带寝具自不待言，即便餐具、便器，旅途中随身携带，亦习以为常。船中所应提供乘客者，竟连一只茶杯也无。我频频索求开水，却无可承受之器具，无奈，只得向同舟之中国人借用。同舟之一人名叫熊佐周，浙江衢州府人，看上去像是一名官吏，邀我笔谈，应酬数语，聊以遣闷，以皮包中所携之《万朝报》一份相赠。
船过平望镇，继续向北，从一名叫宝带桥之大石桥侧过，眼镜型之桥孔，凡五十三个孔，彼此连接，其中央三孔较大，谓其有若长虹，横架空中，亦洵非虚构。据《大清统一志》桥长一千二百丈云，似颇过于夸大。想必也即长约六七町吧。位于澹台湖口，为运道所经之处，汉代时即已开通，唐代王仲舒捐出宝带，筑桥于此，由以得今名。相传经宋、明两代重修。于晚景中，抵达苏州吴门桥东。至领事馆，片山敏彦氏尽东道之谊。
在苏州，日本人必游之地，照例为枫桥寒山寺与虎丘等处。大东汽船会社苏州分社海津、新井二君，特为我租赁一小画舫，据云，其为日本人导游此地，当已超逾五六十回，我亦命该被其一无遗漏纳入此一数字矣。二十七日，于吴门桥下解缆开船，先赴虎丘。画舫过连接城墙西面外侧之大运河，但见河中船舶鳞次，中有江苏水师之炮艇若干，乃小型之中国船，船首配备一门铜制炮，炮身大小但觉与机关炮相仿。艇虽小，但其制式甚佳，据云颇堪承受发射之际之震动。太湖水师之炮艇亦与此同一制式，乃彭玉麟(1)组织长江水师，以减发贼(2)势焰时之遗制。其在昔时曾颇为奏效，然用于今世之实战，固然已不中用。胥门、阊门等，皆为古意盎然之名称，过其门外，折而向左，进入稍狭之水路。至虎丘，两岸市屋栉比，风景无甚值得称说者。船只往来频繁，船夫大声互骂不辍，以避行船彼此冲突。至虎丘山麓，民家稍见荒疏。系缆于柳荫，遂登丘而上。
虎丘山位于苏州西北，距城七华里处，乃平畴间之一大土阜。又名海涌山。吴越春秋时，为吴王阖闾墓冢之所在地。相传，盖下葬之时，发五郡十万人治冢，葬后三日，有白虎蹲踞其上，故取名为虎丘。秦始皇东巡时，凿冢求吴王宝剑，此虎当坟而踞，秦始皇以剑击之，末及，误中一石，其遗迹犹存，剑则已不复得，乃陷而成池，故号为剑池。池旁有一石，其大当可坐千人，号千人石。事见唐人所著之《吴地记》。入山门，观览元代之至正及明代之永乐、景泰、正德等虎丘云岩寺之修造碑。永乐碑系杨士奇撰文。稍进，有拥翠山庄，依丘而筑，由此纵目西眺，灵岩山、天平山、狮子山、上方山、阳山等吴郡名山，断断续续，峙立于平野尽头。山庄下则有憨憨泉。沿磴道再向上，为秦皇之试剑石。巨石正中，断为两截，秋草萌生其间。又有一真娘墓。真娘乃古代吴国之佳丽，事见于《吴地记》。自古以来，羁旅才子为之题诗者不在少数。我邦竹添井井(3)之诗句中也曾有吟咏。然而，其何故葬此之缘由，则不甚明了。磴道尽头，则为千人石，岩石平广，经风雨剥蚀，呈死寂般苍黑。其左边之穷绝处，则为剑池，两岩耸峙，俨若以巨斧劈削而成，上架石桥，其间清泉满贮，有“风壑寒泉”几个题字。池旁一石，“虎丘剑池”四个大字，相传为颜鲁公所书，然已几经改刻。与之相邻之一石，则刻有吕祖师、陈希夷人像。千人石相传为高僧竺道生说法处，立其石以为听徒，石皆点头云。此番灵迹，如今硕果仅存者，惟明万历壬辰年间所建《金刚经》之石灯耳。闻山巅寺中有本邦铸造之钟，虽确有其事，然系贞享(4)年间铸造，铜质也甚粗糙，见镌有钱塘胡光墉捐献字样，定是我明治维新后，中国商人于神户、大阪所购得之寺院变卖品，携来此寺者无疑。丘上有一七重宝塔，苏州四周平野，于此尽入眼底。沟渠纵横，绿树荫郁，不时杂以红黄，黄熟之稻田错综其间，由此可知此地富庶之程度。苏州城中最显目者，当数北寺之九重大塔、双塔寺之双塔及瑞光寺之塔。东北方，野色与天色相接处，水光微茫，须凭借双筒望远镜之力所能辨认者，乃阳城湖(5)也，是仅次于太湖之一大湖泽。下虎丘，复登画舫，入右侧分叉之渠流，前往枫桥。
虎丘至枫桥之水路，穿行于田野间，往来船只稀疏，两岸芦荻，逼向水面，不时摩挲触碰画舫。红树映带，落叶点水，寂寥古坟，随处可见，起伏于草丛间。枫桥镇自成一小市，桥即坐落于集市中。于镇子尽头处泊舟，步行至寒山寺。破旧之寺门关闭。叩门寻访，面带饥色之寒僧欣然应答，为我引路。寺堂已荡然无存，佛像则安置于破败污浊之一庵中，眼下仅有一僧默然枯坐。于胡乱堆积之屋瓦石础中，见有明崇祯年号之石额横陈其间，上刻“寒拾遗迹”四字。文衡山(6)草书张继《枫桥夜泊》之诗碑，则颓然嵌于壁间，半已剥落，埋没于尘埃臭秽之中。凡来此造访者，概为我邦人士。苏州本当属文士景仰之地，闻更无一人前来凭吊者，此亦可视为中国人衰败气象之一征候矣。枫桥名不虚传，地当孔道，发贼乱后，重经修葺，照例是拱形小桥，架设于嘈杂市屋之间，两侧则为共用便所。若有一假充斯文之张继泊舟其下，料想定会因臭气熏蒸而终夜难以成眠。诚可笑之至。
归路过留园。园以亭榭重叠得其情趣，以石刻楹联饰其古雅，乃中国泉石最出类拔萃之一标本。门前乞丐麇集，令人闭口无言。下午五时顷，归抵吴门桥。
二十八日，邀东本愿寺山本一成师，共探灵岩之胜。复赁昨日之画舫。水路由胥门一侧，入左边歧道，稍迤西，一路朝南驶去，想来当是方志上所云之胥塘者矣。右边为黄山，又名笔架山，名如其实，形似笔架。相传有吴王僚墓茔之狮子山，于平野间眺望，则形若狮猊蹲踞状。左边为上方山，山麓至山腰，处处红树点缀，山巅之塔，数里外即可望见。前方七子山巅，见有数个隆起之古冢，彼此间距相当，据里俗所传，似是古时某国王七个儿子之坟冢，然《吴地记》、《吴郡图经续记》、《大清一统志》中，皆无此记载。惟此等书中所提及之所谓横山，由地势考量，令人疑惑莫非即是此地也。虽记载称山中有陆云墓，然而究竟何在，则无从询问。水路稍一曲折，由黄山尽头处，便可望见左边之七子山。灵岩山之塔亦早早出现在了前方。过木渎镇，两岸古树，交柯蔽水，画舫于此驻泊。偕山本氏登岸步行，由西麓上山，山峰间砖道渐趋陡急，苦于措足，丈余怪石，往往挡道而立，抬头仰望，山巅奇岩，参差错落，老绿红黄之树木点缀其间，景物极为奇丽。山巅有灵岩寺，相传为古时晋代大尉陆玩舍弃家宅所建。即就寺小憩。
灵岩山本名砚石山，其山石可作砚，事见《吴郡图经续记》。今已不复见有如此质地之石矣。山之西有石鼓，大三十围，因亦名石鼓山。事虽见载于《吴地记》、《吴郡图经续记》及《太平寰宇记》，然质之寺僧，央其物色，亦踟蹰不能指认。《越绝书》称吴人于砚石置馆娃宫(7)，即是此山。扬雄《方言》有云，吴人呼美女为娃，当因西施而得名。此据《图经续记》所记。《图经续记》又记云：山顶可见三池，一为日月池，一为砚池，一为浣华池，春秋时吴国所凿；下有石室，乃吴王囚禁范蠡之所。《姑苏新志》则载有琴台、西施洞、响屟廊(8)、吴王井、佛日岩等遗迹之名目。烦请寺僧带路，山顶实有二池，一清澈，深不见底，一水葵密生，不见水色。其状一为圆形，一为八角棱形。另有一池则今已不见。连寺院亦已多半荒废，草没断础，以致馆娃宫之往昔已无从缅怀。楩梓敷地，西施行走其上时，脚底便会发出轻微声响之所谓“响屟廊”，则不知该由何处寻索。岩石磊砢，冒险攀踏，抵达绝巅，相传此处即为琴台旧址。虽有石刻“琴台”之字样，然而，一弱不禁风、一步三颤之美人，登此危巅以鼓瑶琴，但觉甚为渺茫无稽之事矣。
由此四面眺望，一泾流向西南，直达太湖之胥口，笔直如箭，取名采香泾。太湖水色，一碧如洗，与天相接。洞庭西山秀特独明，其余群峰，错杂而立，相互掩映。此即所谓太湖七十二峰也欤？《图经续记》所记者：尝登灵岩之巅，俯瞰具区（即太湖），眺望洞庭，烟涛浩渺，一目千里，碧岩翠坞，点缀于沧波间，诚绝景也，不意今得其实矣。湖面浩大，分为数支：南面，由七子山左边所望见者，当是石湖；北面，穹隆山、光福山右边，遥遥可见者，则不知云何；横卧灵岩山之西面者，因其湖面甚大，望之，遥遥然，若绕山，呈半环状。胥口北之姑苏山，乃吴王阖闾、夫差，极二世之力，以全吴之富，聚三年材，五年所建成者，其高，可望高三百里，楚之章华台亦不足于与之相比，乃人称姑苏台之所在也。史云太史公登姑苏、望五湖，莫非即为此处乎？由灵岩向东北绵延之山脉中，有一巍然高出众山者，乃天平山。其山麓林樾荫翳，秀润可爱，至今犹与《图经续记》所记者无异。徘徊顾望，不禁怀念古人悠然泛舟五湖之乐。归至寺中憩息。归途寻访西施洞，一甚浅之石罅耳，未审是真是假。行走于无路之处，寻思或为石城之遗址，由此找到来时之砖道，辄归画舫，就归路。近城，日已暮，画舫以火点燃剪彩装饰之两灯，于橹声咿呀中抵吴门桥。纵无载得西施归来之豪兴，亦能心驰神往于两千年前之往昔时光矣。
翌晨，观览朝承天寺、北寺。北寺之塔，九重，二十余丈，游历中所经见之最大者也。虽登塔，此日雾深，苏州城内，茫然无所见。塔内砖上，见有明嘉靖卅七年及四十一年之铭文。砖色黝黑，有光泽，制法极精。寺初系三国时吴夫人所建，今所存者乃明中叶以后所修建，此砖铭已甚明了。寺本名报恩寺。其旁之普门禅院，宋景德中，日本僧人寂照，即圆通大师所居处，此事报恩寺僧人成莲亦以笔记之，语及于我，然而，禅院今已不存。玄妙观乃此地道教之基地，建筑结构颇壮丽，观址位于闹市地段，与日本浅草寺相仿佛。此日午后，应片山氏之邀，泛舟城外之采菱洲。洲名即片山氏所命。恍然间，仿佛置身于往昔吴王之豪华而莫能分辨。此处野色平远，洲渚曲折，田舍朴素，甚有逸趣。片山氏屡以公务之暇，泛舟于此云。
苏州之日本领事馆，东邻南禅寺，前对孔庙，北则与沧浪亭为邻。相传南禅寺乃白乐天旧游之地，因无遑诣观，故无由记述。惟其寺僧甚贪婪，据闻，我抵苏州之前日，即有怨恨此僧者自缢于寺中，使该僧大感棘手云。盖在中国，有人死于自己地界，乃甚为棘手之事，因其提供贪吏以罗织罪名之方便之故，必重赂官吏，亦仅得免受其祸而已。苏州之孔庙，虽以其闳大而闻名遐迩，然而境内颇荒芜，多有为农夫锄犁所侵处。犹见嵌于壁间之宋时范成大等同年题名碑。最值得记述者，则为沧浪亭。
据《石林诗话》，沧浪亭乃五代钱氏时，广陵王元璙所修之池馆，然其得名沧浪，则出自宋庆历年间之苏子美。子美既中谗言，遭废黜，寓于吴中，遂购湖石筑沧浪亭。诗集中有数首关涉此亭。欧阳文忠公、梅圣俞等，亦唱和之。文忠诗中有“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之句。相传圣俞晚年，即与此亭比邻而居。子美死后，亭几易其主。建炎罹兵燹，为韩蕲王世宗所得。其后屡经变迁，清初宋牧仲任江苏巡抚时，亭之故址，仅存一抔，野水萦洄，巨石颓仆，小山荫翳于荒烟蔓草间，人迹罕至。虽经重修，恢复旧观，然又毁于发贼之乱。今之沧浪亭，则系其后修造者矣。《沧浪亭志》二卷，宋牧仲所编，其改修前之事迹名胜，当可从中得其梗概。
亭以池相绕，败荷掩之，中有亭榭树石，虽不见常有修治，然颇洁净，乃宜于游怡之所也。沧浪亭筑于小丘之上，文衡山之隶书匾额、宋牧仲之记犹在，其为原物与否，则无从考知。而亭之令人缅想者，与其说是在其实景，毋宁说是荟集了众多名士词人之题咏之故，远者有苏子美、欧阳文忠、梅圣俞之遗迹，近者则有宋中丞、王阮亭、尤悔庵、朱竹垞、邵青门等，一时风流之盛，表彰胜迹，令人低回不忍离去也。观览沧浪亭为三十日，此日另赴发贼之乱焚毁残余之开元寺藏经阁观览。傍晚，由吴门桥外搭乘大东公司拖轮前往上海。三十一日清晨八时，抵沪上。苏杭至此遂告游毕。
* * *
(1)彭玉麟（1816—1890），衡阳人。曾国藩镇压太平军时，为湘军水师统领，后擢升兵部尚书。
(2)作者此用法亦为当时清政府及列强对太平军之蔑称，后同。
(3)竹添光鸿（1841—1917），字渐卿，号井井。清光绪元年（1875年）随日驻清公使赴天津，翌年五月自北京出发，经河北、河南、陕西入四川，后沿江东下，八月抵上海。光绪六年任日驻天津总领事。后退出政界，执教东京帝国大学，辞职，专心著述。著有《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三卷，《左氏会笺》三十卷，《毛诗会笺》二十卷，《论语会笺》二十卷，《独抱楼遗稿》五卷，《井井稿》一卷等。
(4)贞享，日本年号之一，指1684年至1687年期间。
(5)即阳澄湖。
(6)文征明（1470—1559），因先世衡山人，故号“衡山居士”，世称“文衡山”。长州（今苏州）人。明代书画家、文学家。官至翰林待诏。于诗、文、书、画无所不精，诗宗白居易、苏轼，文受业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并共创“吴派”。其画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吴门四家”）；诗文则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
(7)春秋时吴王夫差为越女西施所建，遗址即灵隐山顶崇报寺（灵隐寺）寺基。
(8)宋范成大《吴郡志》：“响屟廊在灵隐山寺。相传吴王令西施辈步屟，廊虚而响，故名。今寺中以照圆塔前小斜廊为之。白乐天亦名鸣屟廊。”
其九 溯江而上
在上海，值天长节(1)佳辰。亲临张园之日本人集会，得以拜见绅士进退失据之行仪，复为自称志士者之争执所惊骇。又赴领事馆招请之宴会，遂未错失恭贺天皇陛下万岁之庆典。翌日，即四日夜晚，搭乘大阪商船会社之天健川丸轮，前往汉口。起航似为五日凌晨二时。正在梦中，浑然不知。清晨出甲板，江流阔大，不知际涯，但见处处绿树如烟，时而露出树梢，时而露出树干，凭此测知江之广狭。行船右前方，烟霭微茫中，依稀似有山，以双筒望远镜瞰视之，果不其然。按图索骥，想来必是狼山无疑。待船稍稍前行，渐渐得以看清，先是只有两座山峰，随后变成三座、四座，其中一峰有塔，与所推测者无违。按：狼山，与塔山、军山、马鞍山、刀刃山相接续，亦称狼五山，为长江所截，复南渡延伸八十里，抵苏州常熟县之福山镇。左舷前方，遥遥可见之白色家屋，当为福山镇。此镇与比邻之居于上游之杨家港等，相传并为明代嘉靖年间筑堡抵御倭寇之所在。狼山、福山与崇明，势成掎角，自然成为防守之要地，而八幡船之倭人，纵横其间，如入无人之境，至今犹可想见，其所过处，若燎原之火。通州(2)虽位于狼山之北约十五华里处，航海者强行以此狼山作为渡口，遂有了通州这一地名。
狼山渡至江阴，江流开阔处，宽逾四五海里，最狭处也不下二海里。大江恣肆汪洋，其为江乎，抑或为海乎，殊难分辨。两岸惟有数点青螺，微茫中隐约可见。船至江阴县东北约六华里处之黄山下，江流陡然蹙紧至约一海里宽。威逼江流之黄山鹅鼻嘴，有长江第一关隘之称，自古便是控守长江之重地。宋南渡后，置营塞于山麓。明初吴良镇守此地，吴王张士诚因之不得渡江，亦不得溯流而上，攻占上游。至今依然炮垒罗列，江南提督李占椿镇守于此。南方新式精锐之自强军，据闻也屯驻于此。江阴县北，地当黄山西南，有一君山，乃镇县之山。其西为黄田港，通县城，相传为楚春申君黄歇所开，用以引江溉田者。黄山、君山、黄田港，皆因春申君而得名。森槐南(3)《江阴县所见》诗中有句云：“江流微一蹙，潮势复千盘。”乃颇能道出其形胜者也。续句“炮垒为谁戍，估帆行自安”，我亦不得不兴斯同感。虽知天星桥一带，江流当绕行自北而来，然已入夜，无从看清此番情景。船抵镇江，但觉已是夜半。蹴被而起，窥视江面，夜色甚暗，惟有透过星光，依稀推测江岸之山，即北固山之大致方位。对岸数点灯火，想必乃与韩世宗、岳飞齐名之南宋名将刘锜，囤驻兵马、力拒金兵之瓜州矣。
六日清晨，起身后来到甲板，船过南京已远。洲渚断续，江流合而又分。船由泰兴洲西端过，李青莲(4)捉月投水之采石矶，为江洲所隔，未能睹见。有两浮图，一高耸于山丘，一低立于地平，想来已至太平府之地界。山丘有浮图者，乃黄山，相传刘宋时之凌云台旧址，即在此山。远处群山蜿蜒，或浓或淡，沓垒于烟霭之间，桓温携妓登此，奏白纻之歌并以此得名之白纻山，因李白每每激赏南朝齐之谢宣城又名谢公山，相传桓温连开九日酒宴之龙山，皆在彼处。江流相合复又相分处，两岸巉岩，东西相匹，高各二百五十尺，红绿矮树，缀于碧岩之隙，崖下有一小市邑，乃所谓东、西梁山也，东梁山又名博望山，合两山即谓天门山。李青莲诗句“天门中断楚江开”之天门，即指此山，而我等则真若“孤帆一片日边来”之来者矣。自春秋吴楚争战，经六朝及唐、宋，乃成世代战守之险要，而铁锁断江之故事，则亦已成为旧梦。船从四合山、曹姑洲间穿行而过，借赭山浮图，得以辨认船已抵达芜湖埠头。停泊一小时，继续行向西南，经旧县抵荻港，乃位于江阴上游之长江第二险要。凤凰矶直扼大江，江流迫仄处，至仅有四分之三海里。城邑在矶南，介于山水间，景致殊胜。稍下，板子矶拔起于江上，高八十尺，上有浮图一座，即所谓蜃居山也。相传山顶有一龙池。江流由荻港稍上游处折而西来，分为数道支流。此时暮色渐暝，已无从分辨船航行于哪道支流。
船于睡梦中过池州、安庆。七日清早来到甲板，奇绝之景突现眼前，待揉拭睡眼审谛，乃马当矶也。陆龟蒙尝作铭，曰：“天下之险，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吕梁，合二险为一，吾亦闻乎马当。”眼前岩石壁立，仿佛用巨斧削出，不曾有一树木，惟见草苔苍润。江水至此，触壁转激，一斡一旋回，浊流为涡，虽为千吨之巨舶，犹摇摇然，樯倾舷鸣。待绕岩一转，则波平如熨，境亦豁然。杨柳成林，障蔽沙岸，山势渐远，烟色转浓，微茫无际间，忽又见群峦近水，景自安逸秀美。马当已去，小姑接踵而来。小姑山又作小孤山。相传古时山在江之北岸，半入江中。明代成化二十年，江水忽而向北分岔，至小孤山为江水所围绕。今即屹立于四面澎湃之江水间，孤岩崭然。北面水鸟群栖，为雪白鸟粪所披覆。南面林木密生，登石级百余，可达仿佛嵌于崖腹之宫观。观中之人，能从江中一一指点。至绝巅，更有一二级浮图。东与澎浪矶(5)相对，矶之险奇，不让马当。水际亦有一观，其屋翼然重叠。江流湍急，沸沸然欲涌。相传俗谚所云之“小姑嫁彭郎”，莫非真是因了其景致绝胜之缘故？不禁令人联想起吾邦日本之亩火、耳梨神话。
过澎浪矶，则为彭泽县境。此处江之南岸，山骨全露出，危岩争峙，其稍远离长江，当为江流迁移之结果。山与江之间，芦花盛开，望之甚奇。大凡大江沿岸，若洲渚平衍处，芦荻丛生，往往数百里绵延不绝。时方孟冬，叶枯花开，似霜如雪，极目无涯。否则，长天杳渺，云树相接，倦飞之鸟，非人眼所能睹，借双筒望远镜，亦仅能稍稍辨认其低翔盘旋。此等景致，其宏远豁大，惟大陆中原所能得有，揆之有若我邦习见之富于细腻情趣之风光，属目力与想象所无从企及者，真乃天地间之一大壮观也。继续向西南航行，江流宽阔，南岸山峦起伏，绵亘数里间，见山际似有白云然，待渐近，借双筒望远镜窥之，乃童秃之砂山也。前方烟云间，攒峰叠嶂，山色苍润者，想必是庐山矣。稍进，则靠近南岸之江水，觉其色稍转清澄，知系与鄱阳湖水合流之故。湖口县城依山而建，濒临鄱阳湖口，景致颇奇。张家洲见于右，扁担洲见于左，船向西直行，扁担洲偕同梅家洲，将大江与鄱阳湖，厘然区划开来。地势极低，距此约四五海里之南端，出现一巍然屹立于湖心之大孤山，与筑于其上之浮图，高耸于云天间，夺人眼目。因其形似，大孤山一名鞋山。一峰独耸于四周洪涛之中，矗然高峻，相传乃大禹治洪水时刻石记功之处，一说为秦始皇勒铭之所。顾况(6)诗中即有句云：“大孤山尽小孤山，月照洞庭归客船。”乃自古有名之胜地。渐行，庐山诸峰，隔烟竞秀，乃莲花、双剑、天池、石耳、掷笔诸峰乎？邦人尤耳熟能详之香炉峰，亦必在其中，然究属何者，则难以分辨耳。凡长江沿岸之山，一路所经，似未见有高于千尺者，独匡庐群峰，高达四千至四千五百尺，且岩壑横斜，穷极其奇状。北与大江照面，东则俯瞰彭蠡，宜其自古即被称为神灵之栖居地。道术之士，嘉遁之客，亦多寄迹其间，更增其灵异。此次无暇前去探访慧远、陶渊明之旧居，于我实为恨事矣。
午后二时，船抵九江府，即古时江州浔阳郡。府城所临之大江，别称浔阳江。城墙蜿蜒，扼守江流。城墙彼处，红树参差，楼阁隐约可见。城墙东联炮台，其中见有尚在修建者。白乐天偶遇商妇之故址，名曰琵琶亭者，则不知其所在。甘棠湖、盆浦口，水色明丽，不知往昔风景，又是如何情形。江湖吞纳，江陵、武昌之险要形胜，则依然如故。船由此稍向西北而行，天色越发阴沉，雨随之而至。至武穴镇时，暮色已合。据闻，由此上溯，江蹙岸阻，风景多有绝胜处，可惜至翌日，即八日清早，船抵汉口，一路行经何处，全为黑夜与睡梦所掩，已无所知晓矣。
* * *
(1)昭和二十年之前，日本称天皇生日为天长节。
(2)即今之南通。
(3)森槐南（1863—1911），名公泰，字大来，号槐南。曾任宫内大臣秘书、东京帝国大学文科讲师等。善汉诗，为明治后期三大家之一。著有《槐南集》等。
(4)即唐代大诗人李白。
(5)石矶名，俗转作彭郎，俚云为小姑婿。
(6)顾况（约727—815），唐代诗人、画家、鉴赏家。字逋翁，号华阳真逸（一说华阳真隐），晚年自号悲翁，苏州海盐恒山人（今在浙江海宁境内）。
其十 武汉之游 黄鹤楼 大别山(1)伯牙台
在汉口，由《汉报》馆宗方小太郎(2)尽东道之谊。九日至十一日，此三日为淫雨所阻，无由纵情游观，空自蠖屈报馆中，惟与报馆冈西门、篠原牧东、清藤吞宇诸氏叙旧话新而已。至十二日，天始放晴，江上行船，点点可数。与宗方、冈、篠原三氏结伴，于招商局埠头觅得渡轮，溯江南行。见岸上有一扶桑宫之祠，盖移我邦金毗罗神社于此而祀者，其为航业家所信仰，故虽在中国，犹多有前往祭祀者云。闻所祭之神有八百万之众，仅《延喜式》之名神，即有三千一百三十二尊之多。其在异域被崇祀者，则惟有此神而已，令我深感象头山头神威之灵验。至汉水口，但觉“万樯林立”一词，洵非虚与委蛇之形容词。此地之实景，果不其然，有若修竹密生，樯外之市屋，则为之遮蔽不见。此处多为溯汉水而上、往来于襄阳地方之船舶，此外便是前往湖南洞庭湖一带及上溯三峡之船只。据云，依照水势及所载货物种类之不同，船只形状及停泊码头也各自不同。其中溯江前往三峡之船，破篾捻成之纤索，其粗大，令人瞠目。捻索人坐数丈高之望楼上，篾片长垂，编捻而行，则俨然成一奇观。由大别山尽头处之晴川阁(3)下折而向东，横越江面，抵武昌府黄鹤楼下，遂弃船登岸。
黄鹤楼位于黄鹄山延伸至江岸之尽头，即黄鹄矶所在处。西与汉阳之大别山遥相对应，中挟大江，江宽一海里许。浊流滚滚，消逝于长天低垂之原野。凤凰山与黄鹄山相平行，皆在府城之内。明月、俞家诸湖，则萦绕于城之东南。远近相属，或通大江。地势之雄壮，自古以来，便不负巨镇之称。入汉阳门，拾石级而上，乞丐蝇集纠缠，令人头痛不已。观楼址，在后面茶楼憩息。按，汪容甫为毕沅代笔所纂之《黄鹤楼铭》序：
江出峡，东至于巴丘，沅湘二水入焉。又东至于夏口，汉水入焉。于是西自岷山，西南自牂牁，南自桂岭西北自嶓冢，五水所经半天下，皆汇于是以注于海。而江夏黄鹄山当其冲。江环其三面，再折而后东，故地形称险焉。县因山为城，山之西有矶，起于江中，石立如植，激水逆行恒数里，于形为尤险。其上为楼，咸取于山以为名。始自孙吴，郦氏著之。《齐》、《梁》二书，并载其迹。于后，楼之兴废，史莫能纪。乾隆元年，大学士史文靖总督湖广，乃更其制，自山以上，直立十有八丈，其形正方，四望如一，高壮闳丽，称其山川。历年六十，坚密如新。其下则水师蒙冲在焉。岁以十月都试，吴戈犀甲，蔽川耀日。江以西，商旅百货之所凑，道路昼夜行不休。著籍户八百万，公私舟楫，列樯成林。南北二郊，原湿沃衍，禾黍弥望，无高山深林之蔽。
铭词曰：
乐哉斯丘！会城之巅。上标崇观。下俯大川。柱天不倾。障江欲回。山增比岳。水激成雷。都会是程。荆蛮斯控。光映鸟帑。势吞云梦。四野底平。八窗洞属。登若冯虚。望惟极目。
已道尽其形胜矣。只是，楼焚毁于十五年前，今已无存。流传于照相之旧规，为圆形之三层楼，虽飞檐若翔，甚有情趣，然已不复乾隆往昔之十八丈高楼。盖乾隆兴筑之楼，焚毁于发贼之乱，后改筑三层楼，亦遭火灾，今犹未及再兴。一去不复返者，非惟黄鹤也。晴川虽阁名犹存，岿然对峙，而鹦鹉洲则已由江心移至江北，附着于汉阳府南。举目之下，山川楼观，亦已几经兴废，不复旧物矣。汪容甫又云：
其有逐臣羁客，登高作赋，感物造端，可兴可怨。丹丘羽人，云水栖霞，徜徉其地，均足以发抒文采，增成故实。
我虽无从追步此二者，然又岂能不慨然兴此千古之叹乎？
下黄鹄山，由其北绕至南，复由南楼往西。南楼又名白云楼，宋元祐年间重建，已非庾亮(4)当年登临之南楼矣。缘市街，抵自强学堂。学堂系总督张之洞所建，规模颇宏壮。吾邦教师三人佣聘于此者，即古山、根岸、柳原三氏也。询问其授课之情形等，遂告辞。复抵农务学堂。学堂位于黄鹄山系脉之蛇山麓，比邻演武厅之开阔用地。学堂总办汪凤瀛氏，为张之洞之得力幕僚。此处养蚕部则聘有吾邦教师峰村氏等二人。由此向南，则为武备学堂，邦人大原大尉等数人，即作为翻译官受聘于此。如此，武昌府侨居之邦人，大抵皆在此执教者，此外，尚有西本愿寺之原田了哲氏、三井物产会社二留学生。我辞离汉口之日，又有西本愿寺之野边氏前来送行。此地固非商业要地，故不见有一人为商业家。傍晚复由汉阳门外赁船返回汉口。
翌日，十三日，又由宗方、冈、清藤、篠原诸氏陪伴，登汉阳之大别山。先以小舟沿江岸上溯，至晴川阁下弃舟上岸。晴川阁下岩石攒立，备极奇异，素有烟波石之名。此浦人称烟波江，当缘崔颢(5)诗句而得名。然拘泥过甚，未免可笑。此与因有《源氏物语》，遂附会物语而生出之须磨、明石(6)名胜者，盖如出一辙也。而人为制造名胜者，亦实为所有国度在所难免之陋习矣。阁乃明代知府范之箴所建，立于大别山延伸至江岸之尽头，景致颇壮观。照例得付守楼人一笔强索之钱，方得登临。由此，顺山势，登大别山，即《水经注》所谓鲁山，又名翼际山，俗称则为龟山者。《长江图说》著者论云：此山非大别山，大别山当指黄麻北境之大山。指龟山为大别者，则始于唐人。其论之颇详，庶几可信。该著者又论曰：今汉口亦非禹迹之汉口，乃夏口也；以武昌为夏口，归属南岸，与古时真实不相符合；古时之汉口，当位于今汉口迤东之三五十华里间。此等论述，关涉地理变迁，故颇多兴味者焉，然此处却无暇顾及。
山之北面，为著名之汉阳铁政局。规模之宏大，真堪惊人。厂屋连栋，布满于山及汉水间，其范围与山之绵延长度相同。月湖之胜景，半数即被包揽于铁政局之域内。由山上望去，但见沃衍之野，与沮洳之泽相间，四周天野相接，长江之来路与去路，皆杳杳然，入于无际。武昌、汉阳、汉口三大市，挟江、汉而为鼎立之形。市屋栉比，其繁盛之程度可想而知。所谓八省之会，现在、将来之大市场，想必即出于此地。山之尽头处则为月湖，残荷仅存数茎，水亦干涸，舟划行于泥泞间。湖中有伯牙台。伯牙鼓琴，钟子期赏之，未审果为是处与否，然其境清幽，但觉聆听峨峨洋洋之音，自当为相应契合之所在。小憩之室中，悬古琴折本数幅，令人兴古雅相宜之观感。出琴台，棹舟月湖而行，但见横于湖面之堤岸，苫草小屋，连绵一片，当可想见贫民之众矣。见里门题写有“郎官里”字样，遂想起李太白泛舟郎官湖之故事，然郎官湖实位于汉阳府南，且明代正德年间即已填淤，至与沟渠无异。弃舟登岸，前行数十步，复由五圣庙南岸雇舟下汉水，过林立之樯桅间，返汉口。
汪容甫为毕沅代作之《汉上琴台之铭》，亦能记伯牙台之胜概，至淋漓尽致，无所遗憾者。其文如下：
汉上琴台之铭 并序
自汉阳北出二里，有丘焉。其广十亩。东对大别山，左界汉水；石堤亘其前，月湖周其外；方志以为伯牙鼓琴，钟期听之，盖在此云。居人筑馆其上，名之曰琴台。通津直道，来止近郊；层轩累榭，迥出尘表。土多平旷，林木翳然；水至清浅，鱼藻交映。可以栖迟，可以眺望，可以泳游。无寻幽陟远之劳，靡登高临深之惧，懿彼一丘，实具二美。桃花绿水，秋月春风，都人冶游，曾无旷日。夫以夔襄之技，温雪之交，一挥五弦，爰擅千古。深山穷谷之中，广厦细毡之上，灵踪所寄，爰事刻舟？胜地写心，谅符元赏。余少好雅琴，粗谙操缦，自奉简书，久忘在御。弭节夏口，假馆汉皋，岘首同感桑下是恋。于以濯足沧浪，息阴乔木，听渔父之鼓枻思游女之解佩，亦足高榭尘缘，希风往哲，何必抚弦动曲，乃移我情？铭曰：
宛彼崇丘。于汉之阴。二子来游。爰迄于今。广川人静。孤馆天沉。微风永夜。虚籁生林。泠泠水际。时泛遗音。三叹应节。如彼赏心。朱弦已绝。空桑谁抚。海忆乘舟。岩思避雨。邈矣高台。岿然旧楚。譬操南音。尚怀吾土。白雪罢歌。湘灵停鼓。流水高山。相望终古。
从开首至“曾无旷日”，至今仍是实景，无甚文饰，而冶游之客亦至今不绝。在我游观之日，即亲睹倩装炫服之士女，聚集于此，嬉戏于此。又，“夔襄之技，温雪之交”数句，乃以之道出伯牙果于此鼓琴与否，似不必多加拘泥之理。至铭词“朱弦已绝，空桑谁抚”数句，当是谓能于无声中听取遗音者之意。我爱汪容甫文藻，能为无何有(7)之胜迹益增其价，此所以不惮其烦，征引于此者矣。
十四日，风颇劲。此日有约，往武昌访原田了哲氏。宗方氏等亦以应两湖书院山长梁氏之邀，遂赁舟同行。水急浪高，非小舟所能渡航，乃先坐小舟至龙王庙前，再移搭官渡船。官渡船张帆而行，形制亦颇大，然其甫出江心，即为风浪所播弄，犹如枯叶舞于空中，乘客皆紧握船中诸部，才得免颠跌。船行如箭，顷刻间即已抵达对岸。上得岸来，回头顾望，但见恶浪汹涌，黄浊之流，激喷白雪，平日江上行船往来如梭，今日则几乎只影不见。纵然官渡帆船，亦昂低于浪涛间，险不堪言。由此明了，古人之慨叹“天所以限南北”(8)者，实亦良有以也。由武胜门入武昌城，访原田氏花园山之寓，得饷午餐。辞别后，至崇文书局，购书数部。翻逾胭脂山、凤凰山，复至农务学堂访汪凤瀛氏，未值，在此与宗方氏会合。归舟觅得官渡，风浪更猛，舟几为之倾覆者三数次。船夫巧妙利用逆风，未多费时，即已抵达龙王庙前。
是夜，搭乘大阪商船会社之大井丸，自汉口出发，前往南京。月明如昼，而风涛犹未已，船摇晃不止，若行驶于大洋中。此行本欲溯行至宜昌，但终因宜昌至汉口、汉口至上海及上海至长崎，航班接续太过局促，无奈之下，遂作罢议。此地名物张之洞，其事业及其人品，亦应有所论列才是，此当另行叙及。
附记：
有关张之洞之事，可参照《其十二最后之笔谈时务金石归途惊闻》。
* * *
(1)又名大鳖山，即龟山。前枕长江，北带汉水。
(2)宗方小太郎（1864—1924），甲午战争期间，充任日军翻译，后在上海设东方通信社，并参与创建同文书院。
(3)在龟山东端禹功矶上，始建于明代。
(4)庾亮（289—340），字元规，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北）人。东晋外戚、名士。姿容俊美，善谈玄理，又遵守礼法，为人严肃庄重。晋元帝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时，被召任西曹掾，颇受器重。其妹庾文君为世子（司马绍）妃。后与王导等辅政，但政事实际都由庾亮决断。执政后一反王导之宽和，因而大失人心。后又执意征苏峻入京，造成苏峻之乱，遂逃奔温峤，共推陶侃为盟主，平定动乱。陶侃殁后，代其为征西将军，兼领江、荆、豫三州刺史，都督七州诸军事。咸康五年（339年），部署诸将，意图北伐，遭朝臣反对。不久邾城失陷，北伐部署失败，忧闷成疾以殁。
(5)崔颢（？—754），唐代诗人。唐玄宗开元年间进士，开元后期出使河东军幕，天宝时历任太仆寺卿、司勋员外郎等职。年少为诗，名陷轻薄，后从军边塞，诗风大变。七律《黄鹤楼》最为有名，李白读后大为佩服，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感叹。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亦云：“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
(6)日本观光地名，均位于神户西南海岸，与淡路岛隔明石海峡相望，自古即以白沙青松、风光明媚而著称。
(7)无何有，典出《庄子·逍遥游》，意为空无所有。
其十一 赤壁 金陵之游 镇江
过黄州，预计当为夜半。赤壁今为鸡窠湖与湖外之洲所隔，距江面已有数华里之遥，事见《长江图说》。然终因苏东坡赤壁之游，陡发思古之幽情，遂走上甲板。但见月色清莹，霜气满天，北岸之黄州，树色朦胧，灯火点缀其间；南岸之武昌西山，水霭中亦能隐约辨认。赤壁早已留在上游，连其方位都已无从得知。是夜，为华历十月十二日，比之坡公当年第二次游赤壁，略早四日。
《读史方舆纪要》曰：江汉之间，称赤壁者，凡五处——汉阳、汉川、黄州、嘉鱼、江夏云。江夏、汉川之赤壁，皆与周郎、苏子无关，姑且不算。周郎败曹孟德处，异说颇为纷繁，孰是孰非，殊难论定。《读史方舆纪要》乃此类著述中最有影响者，其援引《图经》，以为周郎之赤壁即在嘉鱼县西七十里处。《大清一统志》虽亦持嘉鱼县说，然以为在其西南，此乃沿袭《元和志》之误，当在县之东北，与江夏县接界处。按，《水经注》：“江水左迳百人山南，右迳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处也。”即以嘉鱼县之东北为正确。于此二者，以《一统志》所记为近于真实矣。然《长江图说》又别出一说，以从前认定有误之东坡游赤壁，即为周郎之赤壁，断言东坡不误，反以《水经注》为有误。今裁断此案，亦非朝夕之谈即可解决者，故在此不遑顾及。
十五日，晨起，复至武穴镇。天虽放晴，然北风强劲，几欲裂人皮肤，甲板不可久居。过九江。过湖口。庐山山容，比之前日，更觉其奇伟，惜无缘谛观。昨日武昌之游，因渡船中甚寒，以致船过小孤、马当时，便稍觉身体失和，服随身所携之药，暂回舱室躺下。晚五时，过安庆府时，一觉醒来，由船窗放眼望去，但见大塔屹立江岸，城墙内外，市屋充填，其后方，冈峦相属，映于夕晖，呈紫色。是夜，虽月色明朗，然无意起身出舱赏月，空自拥被而卧。
翌日，十六日清早，过芜湖。四合山，东、西梁山，俨然相识之故旧，前来相迎相送，比之前日，更增人几分眷恋。由此下行，即太平府，此番船由泰兴洲之东航道航行，经过采石矶前，然事不凑巧，我在舱内读书，及出甲板观览时，已遥遥落在船舻后方，惟有推测峭壁扼江处，莫非即是其所在耶？于是，也便有幸省去燃犀角以烛照水中怪物之麻烦矣。继续下行，但见烈山洲耸立于江中。相传晋时桓冲率军自建康出发时，谢安将之送至溧洲，即此烈山洲也。随船渐近金陵，但觉山川渐渐变得雄壮。小三山、犊儿矶、三山，诸名胜渐次前来，映入眸中。北岸之乌江镇、项王庙，距岸稍远。此段大江，宽约一海里至二海里不等，故难以指点眺望。乍见南岸，连峰与城墙参差隐现，钟山巍峨，镇守其后。无须探询，即知其为金陵矣。即下船，由下关登岸。农商务省之留学生平冈、杉朝二氏，骑驴前来迎接，不胜欣喜。
由下关入仪凤门。脚下行走之马路，乃甲午乙未之役，张之洞替刘坤一留守金陵之际所修筑，约有我二日里。一路行去，抵邻近总督衙门之科巷东本愿寺学堂，暂投宿于此。该马路平坦如砥，细柳夹道，树间距仅二三尺，枝杈皆由离地面三尺处之树干生出。岁时已属孟冬，枝叶不免萧疏。若在初春，卉木萌生之际，嫩绿如烟，行人骑乘马上，想必何其得意奢侈乃尔。巡路夫日日修理扫除不怠，但凭此点，似与上海等不相上下。比之我帝都，似也胜过一筹。南京失京城之实，已四百余年，加之近岁经发贼之大乱，城内荒芜不堪，马路两侧，人家稀疏不相连续，田畴竹树，犬牙交错，俨然行走于村落间。至本愿寺，一路上，惟见鼓楼壮伟，当街高耸，觉其尚不失为往时京城残留之遗痕。其附近，寂然而立之北极阁下，则有西欧传教士住宅，尤为醒目。据闻，城内之为街市状者，仅占全城面积四分之一，合城内城外民屋，亦不过充填城内三分之一而已。如此，方圆九十六华里，规模甚至超逾北京之大都城，现今人口则不逾十五六万，其荒凉，自不难想见矣。
本愿寺学堂有邦人教师三人。学生十五六人，皆热心向学。农商务省二留学生，三井物产会社二留学生，亦一并寄宿于此。侨居南京之全体邦人，皆聚居于此一堂中。待我遽赋归去来辞，恰值东亚同文会之佐佐木四方志氏携其夫人赴南京，竟成一你来我往之巧合，由此可知，今寄居此堂之人数，比例已有所变化矣。
是日午后，农商务、三井之留学生陪我观览南京最繁盛之街市三山街，距科巷约有半日里之遥。逛一二家古董店后，即归学堂。翌日，十七日晨，由杉山、平冈二君做向导，谒明孝陵。行经路线为：渡照心桥，由西华门径走内城，内城乃明故宫之所在，今则为驻防八旗居所，发贼乱后，极其荒废，颓垣不修，御沟空流。入西安门，右边为午门，大半堵塞，里边仅存五龙桥。故宫旧址上惟有一座方孝孺祠庙，由左宗棠移建于此。入祠内，拜孝孺、铁铉等靖难之役忠义诸木主，观孝孺之血石。出祠庙。出东安门。故宫旧址之北，内城外城之间，可望见覆舟山。由朝阳门出至城外，但见钟山巍峨，迎面而立。山麓原高草枯，古坟散落于陵谷间。无一树遮挡视线，孝陵之残阁、丹壁，遥遥可辨。傍城墙北行，由燕雀湖畔，驱驴径行于原野间，胯下骑驴未加鞭策，便自行驰骋起来，似欣喜于野色之旷豁。此处有吴国孙权陵墓，虽见载与地志，但却不见有可以辨认之坟垄。金陵之城墙，高五丈至七丈不等，无有若北京之扶壁，仿佛工匠用抹子粉抹而成，砖墙长满苔藓，呈黝黑色，与燕雀湖相接之一带，湖光相映，愈加秀丽。孝陵已不见其门枢，享殿亦仅存基址，所可想见者，乃其规模之大于永乐陵也。陵前明楼与永乐陵同，有甬道，其下层之高，殆倍于永乐陵，其宽，当三倍之。上层之屋宇已颓圮，徒剩四壁，坠瓦狼藉。陵前之乾隆御制石碑亦已大半残缺。乱后光景，备极凄惨。归途由正路，与十三陵同制之石人石兽，并列于半日里间。其大超逾十三陵，然其制似较粗糙。其前有一碑亭，亭中安置明太祖功德碑。此处钟山连峰，延伸向东，山下一带高原，间有兵营；山南平畴千里，树色水光，城郭村落，时断时续；方山、牛头山、青螺山，遥遥然，浮现于平野之尽头：真不愧“六朝帝王州”，不免令人兴发苍茫万古之思绪。登朝阳门城楼，更纵览形胜。归抵学堂，已时过亭午。午后一柳氏作陪，由三山街过镇淮桥，即架设于秦淮河上者，出聚宝门，即城之南门，其城墙上之层楼，虽似不及北京正阳门之严整，然城墙规模之闳壮则远过之。出门，即长干桥，由桥向南，所通达之大街，称长干里。报恩寺琉璃塔，其壮丽堪称江南无匹，然今已不存。至长干里尽头，即进入山路。雨花台乃古昔法光说法、天花乱坠之旧址，然仅剩其名，近时则已成曾国筌守垒四十余日，以筹谋金陵之所在矣。山顶存有兵营。牛首山、方山等金陵以南诸山，由此可以望见。金陵之内外城，烟树参差，即便孝陵明楼之遗构，亦清晰可指。雨花台下之江南制造局，虽不及汉阳之壮观，然厂屋栉比，隐现于煤烟间。兵营一侧，则有方正学之墓。
由此下雨花台，横穿长干里，至刘园。不知此刘所指何人。穿园而过，亭榭泉石，颇有情趣。园后门立一石，上勒“刘公墩”三字，记为明朝青田刘伯温遗宅。经五百年岁月，余泽至今未绝，得与南京城共存者，诚可谓值得庆幸矣。傍城濠西行，虽不失为江南佳丽地，然都城劫后寂寥，逾三十年犹未恢复，加以孟冬景色，备极萧索，与寻访北京西郊之天宁白云寺观时情形相似，故不无“却望并州”之感。渡城西南角之赛虹桥，一路迤北，至西水关。秦淮河与城濠汇合，风平浪静，舟船往来，犹存往时繁华之遗痕。稍前行，折而向西，至莫愁湖。
莫愁湖南岸为华严庵。胜棋楼与之相联而建。此楼乃金陵夺还后，曾文正公热心于保存胜地，恢复莫愁湖旧时风景时所建。楼内存有文正公遗像。庵里则有石刻之卢莫愁像。“英雄儿女两千秋”，虽是句熟套话，然至此依然活色生香，遂使行客油然而动诗思矣。楼上可揽取湖之全景。湖方圆不过数町，当小于吾邦上野之不忍池。环湖植以柳树，眼下摧残之色，正不堪北风，令人徒增哀怜而已。想春光骀荡时节，满目嫩绿如烟之美景，心中思慕不已。此处城墙稍见曲折，越过城墙，清凉寺、翠微亭等可由丘陵落木间一一辨认。一柳氏为我指点，并告诉我，古时之石头城，即在这一带。
离开莫愁湖，走石城桥过秦淮，由汉西门进入城中。傍城墙内侧前行，至清凉寺。寺颇荒颓。径上翠微亭。亭四周虽为风景名胜，然已作兵营，兵士则半以农桑为活计。入营门，竟无哨兵把守盘问。亭中藁秸满积，已无可供憩息之余地。城西野色江流，伸手即可摘撷。太白诗云“三山半落青天外”，惟眼前此景，望之与往昔无甚变化。白鹭洲何在？凤凰台遗址今且无存，更遑论吴宫之花草及晋代之衣冠矣。此处乃南唐李后主避暑地，故山阜虽浅，今犹树木苍古，幽径曲折，不失为令人向往之居所。登孙权斜月楼之遗构，再次饱览形胜。下楼，就归途。一路甚荒芜，浑然不觉是在城中。古坟垄亩，相杂于陵谷间，穿行而过。见袁简斋小仓山房遗址，已沦为民居。归至学堂，已是暝色渐合之时。
翌日，十八日，由三井进修生内田、高木二氏及农商务省留学生平冈、杉山二氏陪伴，先登鸡笼山。闻此处有胭脂井故址，乃陈后主之张、孔二嫔投井自尽处，然探寻未果。山上有鸡鸣寺。视线越过城墙，即可望见玄武湖。湖远大于莫愁，中有莲萼洲、新洲等三四洲，败荷残柳，参差高低，亭榭掩映，令人不胜思念六朝之往昔。出鸡鸣寺，登北极阁。阁乃明代钦天台故址所存遗构之一，康熙帝御书“旷观”二字之石碑，断裂于发贼之乱，平乱后修整复合，立于阁内。此处乃南朝时台城所在地，凭据爽垲，可骋目眺望城中。“旷观”二字，诚可谓名实相符。建阁之丘陵下，照例是外国传教士之屋宅，西洋风味之小楼阁，鲜明如画，十分醒目。由传教士屋宅前至钟楼。楼为明代遗制，其建筑之宏大壮观，当胜过北京之钟楼，至清朝，在其楼上建一大碑，以记述康熙帝南巡之盛典。帝驻跸金陵仅两日耳，所谓民物盛否，比之北方云云，虽太过流于形式，然清代号称国运极盛之康熙朝，犹不免粉饰太平，于此亦可略窥其一斑矣。
由钟楼循原路归，更折而向东，过总督府门前，抵毗卢寺。现为南京第一大寺。佛殿楼阁，以回廊接续，重楼叠宇，记不胜记。住持海峰和尚，眉睫间虽有俗气，然款接我等一行甚殷勤，未及请求，即主动出示一尊万体佛及龙藏等，至庖厨诸隅，亦周到带领参观。
归学堂，午餐。午后复由一柳氏做向导，游观傍近秦淮河之文庙。所谓桃叶渡，即此河一曲折处之地名。今虽仍系画舫，然岸上青楼，总觉寂寥，不似苏州、上海之繁华。文庙近旁，有若苏州之玄妙观，杂耍小屋众多，热闹之极，与吾邦之浅草公园差相仿佛。归途浏览书肆、墨帖店等。于金陵刻经处拜访名声高远之杨仁山氏，寒暄一二语后，即已谈及佛教，交谈正入佳境之际，有其他客人来访，遂于此处购书数种，告辞离去。日头犹高，归学堂。
十九日，欲观燕子矶之胜，仍由农商务、三井之四君导路前往。由北极阁下北折，傍城墙前行良久，一路崎岖，马行最为艰难。由得胜门出，径行幕府山下，过二三村落，出观音门。观音门位于南京外廓最北端，据爽垲而设门，门外径直一条峻峭坡道，突如其来般濒临大江支流，眼界为之遽然大开。有一小市，即观音港口，喧闹殊甚。临江一小丘，即所谓燕子矶。康熙帝在此勒石建碑，御书地名之三字。矶与大江主流之间，隔着一道七里洲，虽壮观之势稍嫌不足，然若从陆上观之，出观音门，忽于平衍景致相接处，即可登临远眺；若就水上观之，则岩山十二洞之奇胜至此而尽，而压尾之危矶，则一直延伸至江上，此其所以为名胜之所在。王阮亭(1)有诗云：
岷涛万里望中收，振策危矶最上头；
吴楚青苍分极浦，江山平远入新秋。
永嘉南渡人皆尽，建业西风水自流；
洒酒重悲天堑险，浴凫飞鹭满汀洲。
颇得其实景。然《金陵志》所谓“翻江石劈，势欲飞动”云云，当是由江中眺望燕子矶时所见之景，人在矶上反难领略，是为恨事耳。
下矶，沿江流而上。频频顾视燕子矶半面之岩石磊砢，渐行渐远。左边为岩山十二洞一带之山峦，右边为江之支流。芦荻丛生，花飞搅天，漫漫如雪，点鞍扑袖，煞是有趣。只是路多泥泞，往往岩、水相迫，只得取道危径而进。岩山十二洞为石灰质山，因多年风雨腐蚀，形成自然洞窟，虽颇险怪，却少苍润之趣。第三洞最大，嵌于祠庙与山岩之间，甚奇。下马试访。洞中有庙，想必会有道士守持，然未见有道士模样之人。守庙之老叟，状貌俨若乞丐。由此缘梯上岩罅，曲折数十级，忽暗忽明，登上嵌于岩间之庙，又缘梯抵最高处之庙。其迫仄与危险，均臻极致，此地亦由以成一方灵验地矣。其余诸洞，往往隐现于祠庙竹树间，点缀景致。至下关，凡二日里余，一路尽情饱览。
至下关，日已阑珊。入一食店，命其煮面，味臭，难以下箸，不得已，忍饥继续上路，驱马疾驰，归抵本愿寺学堂时，天色已晚。因得知加藤高明氏翌日清晨抵达此地，一柳氏等夤夜赶往下关前去迎候。是夜，我亦以一夜闲话作为惜别。翌日，即廿日午前，辞别金陵。乘马车至下关，在此与一柳氏等道别。等候天龙川丸轮，搭乘，前往上海。
金陵下游，南岸群山，远近沓叠，扼江诸山，处处设置炮堤。见有今方施工之工地，想来是与法国就租界谈判之结果吧。南京亦有为坚固警戒而操练不绝之迹象。船近镇江已是午后四时光景。北岸瓜州镇，望之帆樯如林。稍进，金山寺浮图之四檐角，平稳舒展，殊为罕见，形制虽与吾邦之塔无甚区别，然层叠伽蓝耸立于丛树间，浮于江水之上，望之俨若海中蓬莱，实乃登峰造极之奇观也。停泊镇江一时许。北固山与金山东西相对，成守护镇江之势。山上楼阁，当即所谓多景楼(2)者，缠绕突兀之山，遂成一种景致。京岘山在稍远处，依山蜿蜒之城墙彼处可见其巅。镇江以东，险隘相接，约一日里处，焦山兀立江中，绝顶筑有一塔，与南岸之象山隔水相对，为扼守大江咽喉之地。其绝胜处，亦即绝险处。由此将大江分为二大支。船由其南支下行。南岸连山，渐为暮烟所裹。船过蒋山、圌山诸古时攻守关隘旧址时，星光稀疏，连山影都已无从确切辨认。山麓之炮台，借助火光仅能依稀辨认。
夜中过江阴县，此亦借火影所觉察者。翌日，廿一日晨，船已在崇明岛附近。渺然茫然，与江海难以分辨。未几，由吴淞炮台下绕行而过。时逾正午，抵上海。
* * *
(1)王士祯（1634—1711），原名王士禛，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世称王渔洋。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进士，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官至刑部尚书，颇有政声。清初杰出诗人、文学家，继钱谦益之后主盟诗坛，与朱彝尊并称“南朱北王”。诗论创“神韵”说，于后世影响深远。诗擅长各体，尤工七绝。好为笔记，著有《池北偶谈》、《古夫于亭杂录》、《香祖笔记》等。
(2)位于镇江东北北固山后峰甘露寺内，宋郡守陈天麟在唐临江亭旧址所建，楼名取自唐李德裕“多景悬窗牖”句。宋米芾称之为“天下江山第一楼”。
其十二 最后之笔谈 时务 金石 归途惊闻
汉口归来，滞留上海仅四日。其间，与罗叔韫振玉讨论金石，与张菊生元济、刘氏学询谈论时务，乃成此行最后之佳兴。张氏乃戊戌政变以前，与康南海等同为湘抚陈宝箴等所保荐之五人才之一。时年三十三岁，浙江秀水县（即嘉兴府治）人氏，白皙美好之大丈夫也。在北京时，尝创办通艺学堂，引导后进。颇通英文，盖亦江浙间之才俊矣。与其所谈如下：
张 先生此行，由苏杭至武昌，共勾留几旬？途中起居，安好否？
我 弟苏杭之游，勾留二礼拜。武昌、金陵之游，勾留二旬。观南中民物蕃盛，与京畿夐然不侔，窃以为将来甚有希望。如此江山，乃使他人放言为彼之势力范围，我以为乃贵国士大夫之耻，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张 国事至此，夫复何言？！先生曾上北方之长安乎？
何匆匆言归，而不作北地之游耶？
我 若为秦、蜀之游，当须半岁。今时迫近岁杪，归心方急，只得将之留待他日矣。意想关中民物，已不复昔日之盛，其地力、人才，亦无能如江南者。近日如康南海，乃倡一度迁都关中之说，甚为弟所不解，不知高见如何？
张 关中王气已尽，迁都之议，中朝士夫，亦有言之者则不过为暂避外人锋锐之计耳。康南海近时亦作斯言，且不说此事之无法实行，即欲行之，京都百万旗民安土重迁，亦必出而阻挠，而将来宗社之重地，必终至落入俄人之手矣。
我 忸古难移，乃贵邦在朝之大弊。迁都之议，暂且不论。以弟之见，以东南十省之力，养其余诸省及塞外荒远之地，贵国财政之捉襟见肘，意想此亦为一大原因也。若以东南之殷富，为自卫之计，财足兵精，数年可成。此形势之谈。若夫人才养成之说，固然有较此更为急迫者在焉。
张 南方各省，为自卫之计，此自大有可为。然如今人才，孰能成此大业？其有权者，非特不敢为，且不敢知。知之而敢为者，又一无凭借。草泽奸雄，虽无处蔑有，然皆犷悍无识之流，又安能支撑此东南半壁？且南方民物富庶，财力似尚有余，而民智遏塞，与北方无异以此自卫，恐亦难也。先生游苏杭、溯长江而达武昌，内地民风，亦略见一二，岂能足以自立哉？悲夫！
我 贵邦地广民庶，弟窃观其士人，亦自有大国规度，惟忸古之弊，遽难改易耳。泰西新政，即今日行之，恐未享其利，而其弊亦已随之而至矣。陶铸士风，致清廉勤敏能如泰西人者，此绝非朝夕之谈所可解决之事。闻先生方从事于培育精英，人才养成当以学校为先，士风陶铸，尤当以生员在校舍之日力行之。南洋公学生员规制，未知能得闻其一斑否？
张 高论极佩。弊国前四十余年，即已有变法之说，所效法于西人者，其事亦复不少，然成效茫然。且今之所谓洋务人才，亦仅知其皮毛而不能得其神髓，则不揣其本而仅得其末矣，此所以不能以人才培养为先也。我从事于南洋公学，专理译书事务，至生徒、学术，别有何梅生君嗣焜为之督导。学期大约八年。普通政治学略备，现仅有二年程度，规模尚未确定。我当取其章程一份寄呈，可请先生指教。
我 洋务人才多轻佻儇薄，敝邦十年前亦复如是。专敏于语言，读书而不能会绎其意。意想数年之后，贵邦亦将有潜思发明之人出。如严又陵《天演论》，盖为其先声矣。贵邦人士，义理精透，未知能多得喜读此类书籍者否？
张 《天演论》一书，自是弊国数十年译书中最善之书，喜读者亦不乏其人。然号为求新者流，亦有以为荒诞者，则由于智识未启使然也。先生在武汉时，曾见何人？
我 两度前往农务局拜访汪君凤瀛，均未遇，其余则无所见。若张尚书，久欲一谒，然闻其礼数繁重，遂未求见也。弟在武昌，窃察张尚书之事业，其事固伟，然皆“其人亡则其政息”之类，无一能使后人继而成之者。此虽限于其时势，而张尚书之为人，或许亦过于好大喜功，虽为创业之才，终非守成之器也。
张 其人好名，而又不受善言，宜其事业无所成就矣。先生言人亡政息，当为不刊之论。亦曾读其《劝学篇》乎？
我 《劝学篇》文字老成，然其议论，则于泰西事情，有一知半解、贻笑于识者处。何君启《书后》虽攻之过于刻薄，然其切当处，则有张尚书难以置辩者矣。且何君泰西学术深邃精博，盖非张尚书之流所可比拟也。闻何君尚有《康说书后》、《新政安行》等著述，未知已印行否？
张 《康说书后》等书，前也闻有此名，然上海无能觅购，当求之香港。坊间有《翼教丛编》，未知先生曾见之否？康南海，先生以为其人如何？
我 康南海曾于东京见之。其人才力有余而识量不足，少有沉着持重之态，志欲共济一世，而必以学义异同，喜自我标榜及与人辩驳，故而其事易鲁莽灭裂。大凡成就事功之人，必以在学义上执持偏见为大忌，此其自限势力，最不相宜之做法也。鄙见如此。（张曰：甚佩此论。）
《翼教丛编》，大抵以学义辩驳为主。守旧之人，不知南海之志者，亦自然一至于此，即或知其志者，亦以此为便而攻讦伊耳。
张 康之为人，欲以所学范围众人，转而授人以瑕隙，致生意外之衅，此正先生所言。且彼去年八月初六后，犹复偷生于人世，殊不可解。不知彼之事业，至彼时已尽，自此以后，皆为蛇足而已。梁启超近日在贵国，设立《清议报》，哓哓自辩，其事关系至大，断非局中人所能置议者，且不知以何断其是非，徒使外人见其意躁识疏，此亦当为新党所愧憾者也。
我 梁亦见过一面。梁在上海时，所论著有恃才自炫之风。东渡后，颇自抑损。然在敝邦，习见其人士近日躁急之风，仿而效之，且其太过自我辩疏，其攻讦西太后，动辄语涉猥琐。（张此处附言：此非士大夫所宜言者。）适见其为人之低鄙，故为弟所不取。敝邦维新，已逾三十年，士人亦渐惯久安，弊病百出，故游敝邦者，若非择其人而交往之，则将独受其弊而不得分享其利也。
张 尊论佩服之极。有一名王照者，不知先生曾见之否？
我 曾得一见。盖木讷倔强之人，才气甚短而禀性率直，非能担当大事之人。此等人同陷祸难，实康南海等招摇太甚所致。
张 王君现寓何处？闻已与梁氏析居。
我 前两月，寓日本报馆员桂湖村处，未审近状如何。王君望乡之心甚切，与东渡诸友多有违隙，殆欲发狂云。其情至可愍也。
张 其人夙昔即有此病。闻此数人，前尝得以托庇于大隈伯(1)，未知今复如何？
我 大隈伯幕僚诸人，至今仍庇之。
张 畅谈大教，欣佩无已。先生明日即启程，未获畅叙，是为恨事。谨口占一绝，以为先生送行：
海上相逢一叶槎，愤谈时事泪交加；
愿君椽笔张公论，半壁东南亦辅车。
与罗叔韫之交谈，多为披览金石拓本，此一句，彼一句，相互应酬，语多零碎，故难以记述。罗以其所著《面城精舍杂文》甲乙篇、《读碑小笺》、《存拙斋札》及《眼学偶得》数种相赠，我则以《近世文学史论》报之。另赠彼携来之钤延历敕定印右军草书，法隆寺金堂释迦佛及药师佛光焰背铭，二天造像记、药师寺塔檫铭、佛足石赞碑、神护寺钟铭诸拓本，风信状、小野道风国字帖等，罗则报以秦瓦量、汉戴母墓画像、汉周公辅成王画像、北齐张氏白玉像、唐张希古墓志与高延福墓志、南汉马氏买地券、晋永康砖及无年号砖、宋元嘉甄等拓本。盖此等诸本，虽文字非尽精善，然皆藏弆于人家，非市肆间所能购求者云。其评药师寺塔檫铭，谓：此极似六朝人书法，文也极为尔雅。因我语及右军草书，世间有褚遂良临摹本之说，罗谓：登善所摹写，此说殆不诬矣。又评日下部鸣鹤翁之字，谓：无北人毡裘之气，甚佳。评我受人之托携来之多田亲爱翁之字，谓：似钟绍京。罗问我喜好何种字样？我答以近人啧啧皆称六朝，然其佳者，殆可望而不可即，若刻划太过，反失古法；独唐人书法，敝邦尚多真迹可寻，书家亦有传其笔法者，此尚可学也。宋人多不循古法，故多不足为据，而元人往往有佳者。罗谓：元代皆吴兴一派，虞揭诸君文字自佳耳。我问以谁为现今书法名家？罗答曰：现在不甚多，江标、张謇、陶浚宣、高邕、杨守敬、梁鼎芬，皆近人中之彰显者。我问：翁同龢如何？答曰：固是老宿，然书多偃侧，故不为世人所重。我询以京中人频频称说徐郙，然不见其有殊胜处。罗答以此乃馆阁书，故翰林中人称扬之耳。其余所谈尚多，今皆无从记忆矣。
附记一笔：右军草书拓本，在天津时亦曾赠严又陵，严谓似米南宫摹本。其后文芸阁亦以其笔锋新颖，作同样判断。盖米氏去古未远，其笔力亦非王著等所能伦比，与我邦延历敕定本相类，以其不失右军之遗意，兼而足证米字出诸褚登善之说，洵为可信也。
闻据称携密旨出使吾邦之刘学询，由北京归来，正在上海，遂偕东亚同文会之井上雅二氏访之。刘之家产，据中国人言，约为七百万两，并称其资产悉数存入外国银行，一文不投中国事业。其邸宅位于有大马路出入之郊外闲静之地，西洋式高厦，正在修缮。所谈者，我等因未留稿，已大多归于遗忘。其使命趣旨，乃希望经济上达成日清两国之联合，此事系经西太后允准所发起者，故虽劾奏者前后群起而攻之，所幸两宫明察，得以免受其祸云。又谓驻日李星使为其周旋于日本外务省，待其归后，即向朝廷参奏弹劾，是其碍难理解者。彼谓其首要目的为开设日清银行，并进而涉及矿山、铁路诸事业。其使命之终告失败，自不待言，只须看其希望之事业一无结果，便可明白固无成效矣。我因略有疑问，遂询之以中国通商银行究系何种性质，岂盛宣怀氏之私有物乎？刘谓：此本如其名，乃为中国通商所设，创立之际，我等也曾专心尽力，被委以督办之职，然其后终被算作盛氏银行，与当初目的大相径庭，故我已辞去其职，今已与之无有关系矣。言语中，颇带不满于盛氏之意。想来当可推知，彼此次之使命，亦有针对盛氏，在吾邦预作布置之意。我又询及庆王与荣中堂不相善之传闻，未知虚实如何？彼答曰：庆王就此次使命等虽亦颇尽力，并瞻望于文明之输入，然其势孤立，行动难以如愿实施。如此，则刘氏虽未明言庆王与荣禄不善，然其事实必当有之。可知荣禄引盛宣怀、袁世凯等参与其议之风闻，并非全为讹传。刘极推赏李鸿章为人，谓张之洞顾虑名声，优柔寡断，李则无有此弊。并谓外间传闻李力主与俄结交之议，纯系讹传，东洋百年大计，方是李所深忧者，似暗中辩疏李并无敌视日本之意。此时正值刘受命派往张之洞处委用之际，故我又询以果赴武昌乎？答曰：当于来月前往。然其后终未赴武昌，并乘李鸿章被任命署理两广总督之际，随行前往广东。其中缘由，则与在此所谈者若合符节。与刘氏之笔谈，前后约为一个半小时，虽多有含糊其辞、未及明言处，然据其语气，清廷内外之情况，有关其所负使命之廷议及刘之意愿，得以粗寻径路，于我极为有利。刘相貌锐敏严谨，无丝毫骄矜之处，稍显卑微，则可谓与其出身地位相对应。惟其使命不见成效，亦未另获惩罚，所谓密旨中确不存在攻守同盟之重大嫌疑，又其失败，乃同行之庆宽、姚文藻等互起冲突所致，因之亦未见有甚大过失之故也。然而，刘氏意欲凭借日本之信任，在财界长袖善舞之夙愿终归水泡，徒为因缘关节，空费数十万金，亦诚为遗憾之事。与汪穰乡康年亦会面两三次，竟无暇谈论时务，至为遗憾。
二十五日，搭乘邮船会社西京丸，就归路。二十六日，竟日北风极劲，我之船舱在甲板之上，正对北风，激浪屡屡扑窗，船上侍者过此，皆穿长靴往来。我不堪船况，遂打卧床上，以读书勉忘其苦。二十七日清早，船抵长崎。二十八日抵门司，于此购得《大阪朝日新闻》，上载老友长泽别天(2)二十二日逝世，及吉村瞻南吊唁文。别天今春患罹肺病，其后未见好转，此行出发前，往《东京朝日新闻》访之时，曾以稍显欣快之色谓我：此一二日当去松岛、中尊寺一游，不得为君送行矣。我犹担忧其体候，从神户写信，反复劝慰其勿为俗冗挂心，当以专事保摄为宜，然心下依然不踏实。在上海，亦与田冈、藤田与小田切领事等言及，既已有过从台湾归去为吕泣送丧之不祥前例，总觉得放心不下。又孰料，就在与小田切领事交谈之时，别天竟已不在此世矣。别天在冈山时，尝为我所著《诸葛武侯》一书作序云：
四月某日，友人内藤湖南将入台湾，并因而游历中国。其从东京出发，来浪华，余急行东上，相逢于城外客舍，举大杯麦酒，痛饮快谈，目旷一世者二昼夜。月之十五日，湖南去往云烟缥缈之际。余西归再隐于朝日河畔之临江楼。二人于楠公祠前分手时，湖南嘱余曰：《诸葛武侯》即将上梓，《文学史论》已由吕泣为之序，《武侯》则子必不可不序之。（中略）
湖南今在南方蛮荒之土，主持《台湾日报》，而或横渡黄河，或入边塞苦寒之地，或登昆仑，或洒泪定军山下，或听歌扬子江头，盖当为时已不远矣。若夫归来，激以远游感愤之情，着笔于东方大陆之事，岂非必当写出留传千秋之大作之日乎？
其后，我自台湾归，在京岁余，始作此次之远游。虽足迹所及，不过六七省之一隅，不足以副吕泣、别天之所期望。夜半画灰，欲与知交纵谈形势者，亦岂为少也欤？不能起吕泣于九泉，而犹念别天，今又于途中闻其死讯，情何以堪！心忽忽不乐，飨食无味，虽执卷而无心展读。濑户内海一路风光，妩媚非不如旧日，然对之惟徒增寂寞之感。二十九日，船抵神户。未宿，径发，归京即奔别天之丧。面对其老萱堂，新寡妻，及嬉戏笑闹、不解忧为何物之幼儿，不禁垂下双泪。《禹域鸿爪记》至此搁笔。
* * *
(1)即大隈重信。大隈重信于幕府末期为激进尊王攘夷派之自由党。1898年曾与板垣退助联袂组阁，史称隈板内阁。1914年再度组阁，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
(2)长泽别天（1868—1899），名说，别号半眼子、别天楼等。明治二十四年与内藤湖南、畑山吕泣等一同加入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文学结社政教社，参与过杂志《日本人》及《亚细亚》的编辑工作。著有弥尔顿评传《盲诗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