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节选）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约1330—1400），抄本贾仲明《续录鬼簿》云：“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一说罗氏是钱塘人，或谓罗氏曾参加张士诚起义。《续录鬼簿》载罗贯中剧目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三平章死哭蜚（飞）虎子》《忠正（臣）孝子连环谏》三种。
至正甲辰是1364年，离元朝灭亡不过四年。此后六十年为1424年，即永乐二十二年（永乐末年）。知贾仲明卒于永乐以后。贾与罗为忘年交，必罗比贾年长得多。罗当卒在1400年以前，即洪武年间也。又明王圻《稗史汇编》云：“文至院本、说书，其变极矣。然非绝世轶材，自不妄作。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可见罗贯中志气不凡。王圻提到《水浒传》，没有提及《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也是一部详细分析政治矛盾、战争策略的书，与有志图王的旨趣相合。罗贯中所作的《赵太祖龙虎风云会》（见《元明杂剧》），比较平庸，主题思想是君臣际遇，和《三国演义》的题材也有相同之处。
罗贯中所编通俗小说极多，除《三国演义》外，还有《水浒传》，相传是施、罗两公的作品。还有《隋唐演义》《平妖传》《粉妆楼》等，甚至有他编过《十七史通俗演义》之说。这是因为后来编通俗演义的人，或者是书坊中人，要托名于他，以便流传的缘故。
《三国志通俗演义》有明刊本，前列弘治甲寅（公元1494年）年庸愚子序，称“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这里说明了明代文人对于通俗史书的看法。此本据版本家考订实为嘉靖（公元1522年）刊本，不过有此弘治甲寅（公元1494年）的序（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据此本）。
《三国演义》是把三国时代的战争作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我们可以把《三国演义》称为历史小说，它是中国古典的民族形式的历史小说，和世界文学里的所谓历史小说有性质上的差别。欧洲的长篇小说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个别作家的文艺作品，内中有把某一个历史时期作为背景，用大部分虚构的人物故事来充实描写这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叫作历史小说。我国的历史小说产生在封建时代。有通俗说书业者，约略根据史书，对人民大众讲说历史上的战争故事和英雄人物，讲说某一个朝代的兴亡始末；原来是口头的文艺创作，从他们的累代相传的讲说底本称为“话本”的东西，通过文艺作家的加工编写，产生了大批演义小说。《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都属于这一类。向来被称为演义小说的，按照它们的内容，可以叫作历史小说。它们是民族形式的历史小说，像欧洲中世纪的英雄传说、编年纪、年代纪那类介乎历史与小说之间的东西，同样渊源于人民口头创作，同样是封建时代的文艺作品。《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是一位伟大的通俗文艺作家。三国故事流传到了他的时代已经有五百年的历史。他继承了丰富的民间文学遗产，比照正史，除陈寿《三国志》外，兼采裴松之注、《后汉书》等，取其有趣的故事、可写入小说者，取其有利于他的拥刘反曹的立场的材料，编写成这部历史和文艺融合得恰到好处的天才杰作，在演义小说中是一部典范的、最成功的作品。
晚唐诗人杜牧有一首绝句《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赤壁之战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仗，这首短短的绝句也是唐诗中间有名的。“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一个鲜明的形象，把当时东吴的危机和周郎侥幸成功的这个历史事实着重表现出来。同是晚唐诗人的李商隐在《骄儿诗》里描摹他小孩的淘气情况，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两句诗，可见在晚唐时代三国故事已经普遍流行了。《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首都汴京（今开封）的“京瓦伎艺”中间有“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京瓦是京城的瓦市，热闹的人民市场，活跃着各色各样的大众化的娱乐杂技。霍四究不知是何等样人。“常卖”是京都的俗语，指在街头叫卖小商品的，大概讲五代史的尹先生曾经是这样一个行当出身的。由此推想，霍四究也不会是怎样博雅的人物吧？据记载，北宋的汴都和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杭州），演说史书的名家有孙宽、李孝祥、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张小娘子、宋小娘子等。这里贡士、解元等称呼不是真的科举上的身份，乃是社会上对于一般读书人的美称。演史家要按照史书编造故事，其中尽有些有相当学问的读书人，不过这班读书人必定是穷得可以的，在科举上断了念头，不想往统治阶级里爬了，他们转向为人民大众服务，坐在茶馆里说古书了。这样他们把掌握在封建统治阶级手里的历史知识搬运给人民，同时结合人民的道德标准批评了历史人物，结合人民大众的艺术创造能力把历史事件越发故事化了。在说书界中还有和演史家并立的“小说”家，讲说传奇、鬼怪和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这派的说书艺人捏合故事的本领更高，不像演史家的一定要依据史书，带点书卷气的。这派的有名艺人中，有故衣毛三、枣儿徐荣等。从他们的称号可以推想他们的阶级出身，大概是卖过旧衣服、开过枣儿铺的。总之无论读书人也好，做小买卖出身的也好，他们现在同属于一个阶层，就是在市场里说书讲故事的技艺人。讲说的是他们，编造话本的也是他们。他们属于小市民阶层，处在社会下层，是被压迫者，是老百姓。他们的口头文艺创作，主要反映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不过在都城里活跃的说书业者，原是从各个城市里集中来的，说书业普遍于全国，普遍于城市，也深入到农村。说书的是走江湖卖技艺的，他们接近广泛的人民大众，所以他们的文艺创作是合乎人民大众的口味、反映人民大众的愿望的。封建时代有两种文化，一种是封建统治者的文化，另一种是人民大众所创造的文化。说书艺人的口头创作集中表现了人民大众的文艺创作才能，从这里成长出民族形式的小说，为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吴敬梓、曹雪芹的文艺天才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宋代说三分的话本可惜没有能够流传下来。我们所看到的最古的三国故事的话本是元刊本《三国志平话》。书分三卷，上面是连环图画式的插图，下面是话本的本文。我们可以看到老百姓所创造的三国故事是生动灵活的，可是但具轮廓，缺乏细致的描写。三国故事经过多少人的讲说、若干代的创造，面貌未必相同，这不过是某一时期的某一种本子罢了。那些话本本来是简陋的，留出供说书者铺张增饰的余地。从师傅传徒弟，徒弟再传徒弟，各有巧妙，各有创造，不可能完全记录下来。《三国志平话》可以见到元代说话家所说三国故事的面目。有的说得很野，如司马仲相断狱的一个楔子和刘关张到太行山落草，汉献帝诛十常侍，以首级招安他们等。这是人民口头流传野史的面貌。在元代戏曲文学里，涌现出好些三国故事的剧本，这些剧本帮助增加三国故事的情节和三国人物的性格刻画。罗贯中总结了这笔丰富的文艺遗产，重新创造，重新考订史实，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原则下进行文艺创造的工作。三国故事到了他的手里，才成为完整的杰出文艺读物，比之元刊本《三国志平话》大不相同了。
宋人笔记说：“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讲史”一称“演史”，各人标榜一部正史，有讲《汉书》的，有讲《三国志》的，尽管讲得很野。“演义”，就是根据正史演说大意，铺叙发挥的意思。讲史家的话本，叫作“平话”
或者“演义”（在当时，它们不叫作“小说”，“小说”指短篇故事）。《三国演义》的正名应该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或者《三国志演义》。说《三国演义》是简称。嘉靖刊本《三国演义》题书名作《三国志通俗演义》，里面标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陈寿的《三国志》就是二十四史里的正史，其实《三国演义》和陈寿《三国志》根本是两部书，性质完全不同。所以这样标题的原因，一是说明这部小说的史料依据，二是还要抬出正史来希望见重于知识阶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罗贯中确实在史书里用过一番功夫，做了史书材料和人民口头创作双方融合统一的重编工作。他把向来话本中间离开历史事实太远的部分删去了，并且根据史实的轮廓添加文艺性的描绘。因此《三国演义》获得了“雅俗共赏”的优点。《三国演义》是讲史家话本小说的优秀代表作品，本来是演史家的书，不应称为小说。不过元末明初，演史与小说两家的分界已经混泯。我们今天称它为历史小说，一半是历史，一半是小说。不离乎史实，又有文艺创造，“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三国演义》的雅俗共赏在乎此。
章学诚《丙辰札记》说《三国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其实，与其说七实三虚，不如说三实七虚。人物是历史上所有的，人物性格与故事大部分是小说家的创造。三实七虚，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原则下大量吸取元代平话家的文艺创造。比较《三国志平话》来看，罗贯中删去了司马仲相断狱的有因果报应思想的一段入话，删去了刘关张太行山落草的一段不合史实的故事（纯出于民间传说）。他把“平话”中只有简单情节的故事，用细致的描写作了加工。例如三顾茅庐一段，“平话”只有三顾茅庐与孔明下山两段共不过一千字，到罗本扩充到五六千字，原甚简陋粗糙，今则成为艺术杰构，引人入胜。“平话”中张飞很活跃，而《三国演义》保存之，突出地写了孔明与关羽。罗贯中自己为一知识分子，处在元末乱世，有权谋策略而不曾施展，也是有抱负而不遇明主的人，所以对于诸葛亮的才能与际遇，尤其向往。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几乎成为最重要的主角，是一般知识分子的理想人物。罗氏喜欢读史，写通俗演义，对于读《春秋》、明大义的关羽这类智勇双全的人物也加以突出的塑造。总之，《三国演义》三实七虚，文艺的部分多于历史；是文艺，不是历史，是通俗小说而非历史教本，小说书与历史书应该区别开来。尤其在今天，必须分开，否则会纠缠到孰为进步的问题。
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分二十四卷，每卷十节。到了清初毛宗岗（序始），把罗本《三国演义》加上评赞，改为一百二十回。原来罗本每节用七言一句标目，毛本每回用七言或八言两句对偶诗作为回目。毛本对罗本稍有细节的修改、语义上的润饰，大体均一仍原文。我们通行本所见的《三国演义》是毛宗岗本（一名《第一才子书》，并且假托了金圣叹的一篇序文）。毛本基本上与罗本没有多少出入的。
《三国演义》的艺术性
1. 叙史事从建宁二年（公元169年），至孙皓出降（公元280年）为止，共计111年。比“编年”“史传”“纪事本末”体都有进步。错综复杂的关系，作全面的叙述与分析；人物不孤立，事件不孤立。年代有前后，按历史事实发生而叙述的。以历史书而论，是很好的体制，通史性质。不过所叙的史实偏重在政治军事，加入人物小故事、医卜杂技之类，此为正史、野史材料所限（当时社会经济情况是不详的）。《三国演义》本是文艺作品，非历史教科书，文学的宣传力强。在信史上，曹操也是一位英雄，有进步性，是说三国故事加深了他的丑恶奸诈方面，作为反面人物。《东坡志林》卷一《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一文云：“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民间说三国故事，老早就歌颂刘备，反对曹操。罗贯中《三国演义》的文艺感染力量就在于使读者的同情完全寄托在蜀汉方面。不管真实的历史曹、刘二人孰是孰非，文学宣传应该有是非、有爱憎。这就是文学的倾向性。歌颂光明，反对黑暗；歌颂仁义，反对残暴与欺诈。艺术性与思想性是一致的。
2.《三国演义》的写作方法，在历史小说中，也是完美的。作者用虚实相生法。章学诚认为“七实三虚，惑乱观者”，是把《三国演义》作为历史著作来批评，这是不公允的。《三国演义》是文艺创作，妙处正在虚而不在实。但既是历史小说，那绝不能太野，子虚乌有。作者所用是虚实相生法（《东周列国志》较实，《隋唐演义》较虚，这两书还是好的，其余或失之实，或失之虚）。
以赤壁之战一段文章来论，《通鉴》赤壁之战写得已经很精彩，而《三国演义》用了足足八回（第四十三回至五十回）书写赤壁一战，写得如火如荼，非常活跃，是全书中最精彩部分。这本来也是三国鼎足三分的决定性的战争，历史上有名的大战争。民间文艺家的笔法，超过了《通鉴》，超过了《史记》，超过了《左传》。只有希腊史诗《伊利亚特》所写可以比拟。对证历史探究起来，其中三实七虚，并非七实三虚。照我们看来，虚构的部分绝不止三分，就是连真人真事的部分也是经过文艺性改造的。越是虚构的部分，文艺价值越高。诸葛亮说孙权拒曹是实事，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见于《三国志·吴主传》。可是诸葛亮舌战群儒，完全是渲染的笔墨。鲁肃、周瑜正史上说是决定拒曹的，诸葛亮用智激周瑜是虚，刻画了两人的典型性格。《铜雀台赋》（《登台赋》）是曹植的作品，“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是诸葛亮所捏造，此意从杜牧《赤壁》怀古诗启发而出来的。黄盖献诈降计是实事，苦肉受刑是增设的；阚泽实有其人，密献诈降书是虚。小说需要一个献书的人，于是在正史上找到阚泽这个人；东吴定下火攻计是实，主要出于黄盖的计谋；诸葛亮和周瑜斗智是虚，诸葛亮借箭、借东风更是虚构的，但最为生动，出于人民的创造、人民的智慧。蒋干盗书和庞统献连环计，正史上均无其事。人物都是真的，情节是添设的、虚构的。苏东坡《赤壁赋》说曹孟德“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这是形象化的语言，概括了曹操的精神面貌，可是赋什么诗、怎样横槊，没有交代。《三国演义》加以渲染，更为形象化了。具体描写曹操正在唱他的得意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那篇《短歌行》（诗是真实的），而且一横槊便把个刘馥刺死了。刘馥实有其人，确实死在建安十三年，正是赤壁之战的那一年，可是谁知道他死在曹孟德横槊赋诗的当儿呢？小说家信手拈来，不可相信，但也无法批驳。妙在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捏合得情景逼真。是文艺作品的上乘，是历史小说的高度艺术化。
曹操从华容道败走，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十三年下引《山阳公载记》：“公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备寻亦放火而无所及。”很简单。《三国演义》讲到这一段，听众要问曹操何以能逃脱呢？从哪条路上逃脱呢？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何以算不正确，让他逃脱呢？因而添造出第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这一回书。使得诸葛亮神机妙算的形象更加完整，而关云长的重义气的性格也得到突出表现。书中说到关云长是个义重如山的人，说云长见众将皆下马，哭拜于地，愈加不忍，又说他见了张辽动故旧之情，长叹而去。内心的矛盾冲突，寥寥几笔，暴露无遗。今天的读者批评关羽立场不稳，事实上，历史上的史实是曹操原不曾在赤壁一战里死亡的，说三国故事的不能不使曹操在华容道上逃脱。那么何以能够逃脱，岂不是诸葛亮没有算定了吗？说书的人说诸葛亮算定曹操必走华容道，而且特地派一员大将关羽去，而是关羽把他放走了。情节服务于人物性格，人物性格服务于情节，都不矛盾，入情入理。这一回书也是很精彩动人的。并且前回书说诸葛亮故意先不用关羽，后来派他守华容道，并且让他立下军令状。读者要问，明知关羽可能要为故旧之情而把曹操放走，为什么不派别将？岂不是诸葛亮算定曹操还命不该绝，算定关羽要把他放走，故意如此做吧？在作者确乎有宿命论的思想因素，这是说话人对于历史的一种普遍的认识论。
第九十五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也是精彩紧张的。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郭冲三事”：“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唯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以上为郭冲三事文，注下有难者曰云云，驳此事之非实，加以论断曰“故知此书，举引皆虚”。又马谡与张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此文在前注引“郭冲三事”之后。从此可知，《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这一回，马谡失街亭是实，弹琴退仲达是有所本的，但所本也未为属实，原本为无根之谈。且《三国演义》将此无本之事移至马谡失街亭之后。两事不在一个时间，全出捏合。
虚实相生，虚构故事为刻画典型人物，且描写栩栩如生。
此外，《三国演义》有大结构，中心人物贯穿全书，不比《水浒传》由各人的故事串联。同时全书故事有顶点、有段落，此同《水浒传》。
《三国演义》的文学语言是半文半白、通俗化、大众化的，同于戏剧中的道白。历史小说不能不如此。
《水浒传》（节选）
北宋末年的腐朽政治和宋江故事的流传
北宋末年宋徽宗统治的时代（即12世纪初，1101—1125）的二十多年，尤其是最后十年，是政治最腐朽、阶级矛盾最尖锐的时期。徽宗赵佶是一个昏庸荒淫的皇帝，正如《宣和遗事》所描绘的，私游倡家李师师。自己又是书画家，他一味只图享乐，过其风流艺术家的生活。建造宫苑花园，搜刮天下奇花异石，奉命者骚扰百姓，无所不至。他不务政治，任用六贼（六贼是陈东所称呼的），搜刮财物。六贼者，蔡京、王黼做宰相，巧立法令，刻剥人命；阉人童贯做上将，虚夸军功，浪费犒赏；阉人梁师成掌代写御笔号令，出卖官爵；阉人李彦掌括公田，任意指民田良田为荒地，充作公田；朱耐掌花石纲，专搜东南（江浙）奇花异石，运往东京。六贼累积大量私有赃物，豪富惊人。人民遭受的痛苦无处申诉。宣和时京西一带饥荒，人相食。李彦不顾饥荒，在京东西照旧括田，发民夫运奇物进贡，民夫多自缢车辕下。朝廷视民命像草芥那样微贱，人民也就对朝廷痛心疾首，像仇雠那样怨恨。
在这样残酷的剥削下，人民纷纷起义。据《中国通史简编》记载：“有方腊在睦州，攻陷六州五十二县；张万仙在东京，有众五万；贾进在山东，有众十万；高托天在河北，有众十余万；宋江在淮南，转掠十郡。”
宋江是北宋末年一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这支军队是流动的武装部队。宋江三十六人的根据地是苏北（最大的可能是由一个贩私盐的集团扩大而成的）。流动打夺山东、河南一带城池（转掠十郡）。宋江和梁山泊没有关系。
梁山泊（泺）在山东济州、郓州一带，乃黄河决口汇而成泊。自后晋开运初（公元944年）至北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共130余年，黄河凡三次决口，遂使汴、曹、单、濮、郓、澶、济、徐所灌之水汇而为一，梁山泊面积乃至周围达八百里。其地本渔民所出没。《宋史·任谅传》载，徽宗时，眉山任谅“提点京东刑狱。梁山泺渔者习为盗，荡无名籍”。《宋史·许几传》：“郓州梁山泺多盗，皆渔者窟穴也。”李彦掌括公田，任意指民田良田为荒地，充作公田，起初行于京东西，后来推行到山东。《宋史·杨戬传》载，杨戬在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为侵夺公田，设立“西城所”，也把梁山泊收为“公有”，向来济、郓数州的人民，本是赖蒲鱼之利以为生的，这时要出很高的税额，漏税者以盗处罚。对于沿湖各县的剥削，在经常赋税之外，每县增租年十余万贯，水旱皆不得免。《水浒传》中三阮所谈，乃是当时真实的情况。
梁山泊在宋徽宗时代前后，为渔民聚义的地点，但是否为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根据地，史无明文。
北宋后期，全国垦田的六分之五是官田和官僚大地主的田，不负担赋税的。全部田赋的负担落在耕种不到六分之一的垦田的贫苦农民肩上。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是佃农。各州县“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掏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定差。”“役之重者，自里正、乡户，为衙前，主典府库，或辇运官物，往往破产。”（《宋史·食货志》）诸县以第一等户为里正，第二等户为户长（有力赔付之故）。如役户逃亡，官府迫使里正、户长赔累，轻则倾家荡产，流配远方，重则丧失性命。这说明《水浒传》中晁盖、宋江之辈如不劫生辰纲、不杀阎婆惜，也只有跟逃亡户一起，参加起义队伍。朱仝、雷横等则为逐捕盗贼的弓手之长。
正史及野史记载宋江材料不多，零碎片断，且有矛盾冲突之点，约略言之。
宋江被称为淮南盗，同时又被称为河北剧贼、京东贼，又有“宋江起河朔”“山东盗”的说法，可知宋江横行在河朔、山东、京东、淮南，地点并不固定，乃是流动性的武装部队，官军对他没有办法。
《宋史·侯蒙传》：“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如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
《宋史·徽宗纪》：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二月，“方腊陷处州，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张叔夜招降，是伏兵诱战。宣和三年春夏间，宋江等由沐阳将至海州。海州守张叔夜遣人侦察其所向，见其径趋海滨。“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一作使）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贼副（一作副贼），江乃降。”（《宋史·张叔夜传》）同年十二月十九日，宋徽宗有一道御笔诏书说：“河北群贼自呼赛保义等，昨与大名府界往来作过。”（《宋会要辑稿》兵十二卷二十七页）既称“赛保义”，或与宋江有关，是否宋江余党未全捕获？
睦州方腊起义在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宣和三年四月，被讨平。宋江有没有参与征讨方腊之役，历史家尚未论定。根据《三朝北盟会编》五十二引《中兴姓氏奸邪录》有“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往讨之”之文；根据《东都事略十一·徽宗纪》，宣和三年四月，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清溪，擒之，五月，宋江就擒。
1939年陕西省府谷县出土了一块折可存的墓志铭（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华阳范杰书撰）云：
公讳可存……宣和初……方腊之叛，用第四将从军。诸人藉方玄以推公，公遂兼率三将兵，奋然先登，士皆用命。腊贼就擒（公元1121年4月），迁武节大夫。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迁武功大夫。
折可存《宋史》无传。《杨震传》中谓可存问计于震，生得吕师囊等。另据《泊宅编》，吕师囊、陈十四公等略温、台诸县，四年三月，讨平之。
是则可存班师过国门当在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之五、六月，其不逾月继获宋江，更应在此以后。此说与《张叔夜传》显相抵牾，莫知所从。
最大的可能性是：宋江为张叔夜诱降后，加入征讨方腊队伍，使立功自赎，而方腊平后，即用阴谋擒杀之。
宋江的史事，因史料缺乏，尚未能下正确之结论。但《水浒传》所写是取材于人民口头所流传的宋江故事，同正史上的宋江又当分别开来看的。
宋江横行齐魏，其才过人。在北宋末期，人民不堪腐朽、黑暗的统治势力，他领导着一支反抗贪官污吏、为老百姓抱不平的武装部队，冲州撞府，官军无可奈何。最后他归降朝廷，并且“立了功”，为童贯所暗害而擒杀。这三十六人的英雄故事，流传于人口。不但故事流传，并且形于像赞。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记南宋画家兼文学家龚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云：“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者。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传写指临摹，高如、李嵩乃画家。
南宋时期，太行山是汉族人民自卫抗金的游击部队，称为忠义军的一个根据地。《三国志平话》把刘备、关羽、张飞说成曾经到太行山落草，所以宋江等英雄故事在南宋说书人的口头流传下，也有了三十六人出没于太行山、梁山泊两地的这个说法。龚开的“赞”，称卢俊义“风尘太行”、张横“太行好汉”、穆弘“出没太行”，等等。据龚开“画赞”，似英雄活动的地区在太行山。
熊克《中兴小记》[1]说：自靖康以来，中原之民不从金者，于太行山相保聚。初，太原张横者，有众二万，往来岚宪之境，岚宪知州、同知领兵一千五百人入山捕之，为横所败。两同知俱被执。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贼史斌据兴州，僭号称帝。斌本宋江之党，至是作乱。
《三朝北盟会编》引《靖康小雅》：招安巨寇杨志为边锋，首不战，由间道径归。
王象春《齐音》：金人薄济南，有勇将关胜者，善用大刀，屡陷虏阵。及金人贿通刘豫，许以帝齐，豫诳胜出战，遂缚胜于西郊，送虏营，百计说之不降，骂贼见杀，且自啖其睛。
《宣和遗事》抄录若干小说成文，显得很凌乱，说“晁盖等八个劫了生辰纲，同杨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个结为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泊去了”。太行山与梁山泊距离很远，实在是南宋人口头所流传的宋江故事，是多种方式而没有得到整理统一的现象。但是《宣和遗事》的短短记录，显出了水浒故事在南宋时期流传着的一个轮廓。
后来太行山英雄与梁山泊英雄合流。李玄伯百回本《水浒传序》上说明此事。聂绀弩《水浒是怎样写成的》一论文（《人民文学》公元1953年6月）推演此说。他说把宋江和梁山泊结合怕是元代的事。元陈泰《所安遗集补遗·江南曲序》云：
余童丱时，闻长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详。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舟过梁山泊，遥见一峰，嵲雄跨。问之篙师，曰，此安山也。昔宋江□事处，绝湖为池，阔九十里，皆蕖荷菱芡。相传以为宋妻所植。宋之为人，勇悍狂狭，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赃台，置石座三十六所。俗所谓来时三十六，归时十八双，意其自誓之辞也。始予过此，荷花弥望，今无复存者，唯残香相送耳。因记王荆公诗云：“三十六陂春水，白首相见江南。”味其词，作《江南曲》以叙游历，且以慰宋妻植荷之意云。
宋江起义本为流动性的武装力量，人民口头传说把他结合到太行山。因为在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太行山是抗金武装民兵的根据地。
据《中国通史简编》说：太行山民兵为表示对国家的血诚，面上自刻“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因此王彦部都号“八字军”（据《三朝北盟会编》，王彦，河内人。部下面刺八字，招集忠义民兵。未提太行山）。
《宋史·岳飞传》：“六年，太行忠义军梁兴等百余人慕飞义，率众来归。”
《三国志平话》有刘关张在太行山落草、受招安事。皆受北宋末年、南宋初年忠义军以太行山为根据地的影响，《忠义水浒传》的名称也有受此影响的因素。
《宋史》有忠义军、忠义社、忠义巡社等名称，这是人民武装勤王御侮、民族意识的表现。
但是，宋江的故事原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故事，虽然在某一时期与民族抗争意识结合，而它的本来的阶级斗争的内容仍不可湮没。把淮南、齐鲁、楚海州的流动武装力量硬说成在太行山，于地理亦不合。参《宋史》任谅、杨戬、蔡居厚传，梁山人民有英勇抗争、反抗统治者的严刑峻法。一定有人民口头流传的梁山泊英雄，或系三阮、杜迁、宋万等，与宋江故事又相结合。
《宣和遗事》这部书的写作年代，应该是宋末元初。它是抄录若干种野史与小说成书的。其中所保存的有杨志卖刀，晁盖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死阎婆惜、受玄女天书、收呼延绰、三十六人聚义、受招安、平方腊。这一段书，有些地方叙述较详，有些几句话带过。给我们一个《水浒传》的轮廓，是南宋人街谈巷语宋江传的大略。
《醉翁谈录》载：“言石头孙立、戴嗣宗，此乃谓之公案。青面兽，此乃为朴刀局段。言花和尚、武行者，此为杆棒之序头。”《醉翁谈录》所记的公案、朴刀、杆棒中的水浒人物的故事是小说家所说，说明后来的《水浒传》数十万言乃至一百余万言，是由小说家话本的朴刀、杆棒、公案一派演化发展而来，非出讲史。除了南宋人讲说外，北方金人统治下，亦必有之。到了元代，演说水浒故事的话本，应该是存在着的。不过没有保存下来。而元人杂剧中，却有近三十种水浒戏，有关于李逵、宋江、鲁智深、武松、燕青、花荣、杨雄、张顺、王矮虎等人的戏剧情节，尤以李逵戏为多，塑造他的性格尤为突出。今保存有十种（可能有明初人撰作在内），加上周宪王两种，共十二种。这是水浒故事的一大发展（有闹元宵、劫法场等大情节）。
南宋国势很弱，人民口头流传着宋江故事。到了元代，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人民歌颂梁山泊英雄，说梁山泊英雄的保境安民、替天行道。人民遭受迫害，希望跑到梁山去诉说，有梁山英雄替他们报仇，尤其喜欢李逵那样见义勇为的人物，都有其特殊的原因。
这充分说明水浒故事在宋元社会里得到发展生长的缘由。
《水浒传》的作者问题与繁简各本
综前所述，宋江故事在南宋时代即为人民所乐道，见于街谈巷语。说话人的公案小说、朴刀杆棒小说中讲说了孙立、戴嗣宗、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的零碎片断故事。到宋元之间的《宣和遗事》，有杨志卖刀、晁盖等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三十六人聚义的故事。元剧中有黑旋风、燕青、杨雄、武松、花荣等零碎片断故事。有闹元宵、劫法场、征方腊等大关目。在元代，宋江故事结合了太行山与梁山泊，有“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的说法。
民间的英雄传说得到文人的加工整理，编成《水浒传》这样一部大书。成书的年代在元末明初，时间距离北宋末年有二百五十年之久。
《水浒传》称“传”，而不称“平话”或“演义”，因为集合小说材料所编，非敷衍正史的。古本的《水浒传》，每回书前，各以妖异语引其首，为致语或入话，也夹杂许多诗词，是小说词话体。是话本，不过采取了长篇形式。
《水浒传》的作者，相传为两人。一为施耐庵，一为罗贯中。
明代所刊一百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题东原罗贯中编辑（东原在今山东东平、泰安两县地方，贾仲名《续录鬼簿》称罗为太原人，或为东原之误）。
高儒《百川书志》：“《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
胡应麟曾见一小说序云耐庵“尝入市肆细阅故书，于敝楮中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编”
（《笔丛》四十一）。
胡应麟谓罗贯中为施耐庵门人，施为罗之师。
明·郎瑛《七修类稿》二二：“《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
凡此皆明万历年间及万历以后人所说。《水浒传》之有刻本及流传亦在嘉靖、万历年间。
李卓吾（万历年间人）《忠义水浒传序》云：“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
周亮工《书影》：“故老传闻罗氏为《水浒传》一百回”，“又传为元人施耐庵作”。
一百二十回本新镌李氏藏本《忠义水浒传全书》引首下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是施在罗前。
鲁迅先生相信简本在繁本前，作者应为罗贯中，说施“名及事迹，皆不可考，或者实无其人，乃撰作百回本（繁本）所依托”。
施罗二人同为元时人。郑振铎所藏天都外臣序百回本《水浒传》（不曰“忠义”）序文云：“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各以妖异之语，引于其首，以为之艳。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去致语，独存本传”云云。则但称罗。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笔调作风大异，出罗贯中一人手笔未必可信。而施耐庵的为人又隐约难明。
这样伟大的小说，作者是谁，竟不能论定。作家出版社以《三国演义》归罗，而以《水浒传》归施。
明本题施耐庵为钱塘人。民国初年胡瑞亭作《施耐庵世籍考》，说施耐庵是兴化县人。
《文艺报》74期（公元1952年）载有《施耐庵与〈水浒传〉》（刘冬、黄清江作）及《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丁正华、苏从麟作）两文。谓苏北兴化县、大丰县曾有施耐庵的坟墓和祠堂。大丰县白驹镇有施家舍，村上人云是施耐庵的后代。祭祖神主书云：“元辛未进士始祖考耐庵府君之位。”《兴化县续志》载：淮安王道生作施耐庵墓志，谓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公之著作，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尤多。
《兴化县续志·文苑》中尚有传，谓耐庵名耳，白驹人。元至顺辛未进士，与张士诚部下卞元亨友善，卞荐之士诚，屡聘不至。士诚造其家，耐庵正在邻为文，作《江湖豪客传》。士诚促驾，施以母老辞。
调查这些材料，但均不能证实。其中颇多矛盾冲突之点。耐庵为元辛未进士，尤属难信。一般的小说话本是书会中人所编，如《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一百十四回云：“看官听说，这回话都是散沙一般。先人书会留传，一个个都要说到，只是难做一时说。”又四十六回，记石秀杀奸僧事，有《临江仙》一调，白云：“后来书会们备知了这件事，拿起笔来，又做了这支《临江仙》词。”（此段百二十回无之，见李玄伯百回本，孙楷第引）施、罗两人当为书会中人物。
总结上面所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于淮南、山东、京东、河北，领导着一支农民起义军，是北宋末年的史实。12世纪初，在南宋时代，南北两方都有宋江等英雄传说，为小说家所乐道，传诵人口。到了元蒙时期，出现了许多水浒英雄的剧本，可能还有小说话本，不止一种，没有统一成一部大著作。到了元末明初，有施耐庵与罗贯中两位通俗文艺作家，对流传的水浒故事，加以整理、安排，创造性地写成《水浒传》这样一部长篇章回小说。这两人都住在杭州，是同时代人，照旧本所题，施前而罗后。作为施创作于前，罗重编于后较为妥当。
施罗原本今虽不得见，内容可以推测。从误走妖魔起至一百零八人聚义于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止为一段。受招安后，征辽、征方腊，至水浒英雄或死亡、或归隐，而宋江为宋朝廷所毒死，以魂聚蓼儿洼作结。施罗原本，每回书前往往有致语（即入话）（以妖异语引其首），中间加入诗词亦多。为小说体而演成长篇者。于是人民口头流传的水浒故事，经过天才的文艺作家的加工创作，给予一个完整的结构与突出的人物描写。我们认为征辽一段是施、罗所加的，根据是李卓吾所作《忠义水浒传序》，也有《水浒传》中内在的证据。施罗增插征辽一段，是提高水浒英雄的地位的，在元代统治下，表现了一定的反抗意识。他们写宋江等为朝廷出力而被谋害，比之《宣和遗事》写宋江封节度使的结局，更合于现实主义的精神。
14世纪的原本《水浒传》没有传下来。我们所说各本均出于16世纪以后。
现存《水浒传》版本共有四类：（1）简本，有一百十五回、一百十回、一百二十四回等各本；（2）繁本一百回本；（3）繁本一百二十回本；（4）繁本七十回本（即金圣叹删节本）。内中繁本一百回本的内容与施罗原本合，语言上有润饰加工。简本一一五回或一二四回等刊本较后，增插征田虎、王庆二段，恐非施罗所原有（乃是据《宣和遗事》的“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一句而敷演者。《宣和遗事》所谓“三路”指上文淮阳、京西、河北三路，皆在宋江指挥之下者）。论到繁简两类《水浒传》，何者为先，很难论定。论增插征二寇则百回本在前，唯简本亦有接近原本处。如一一五回本云董将士将高俅荐于苏学士；繁本则为小苏学士。苏轼为是，苏辙非。如简本只是节录繁本，俗人所作，恐不易作如此的改订。杨定见一二〇回本最后出，亦增田、王，而与简本又不同（一二〇回本刊行于17世纪，简本亦刊于17世纪中）。乃是施罗以后，增加部分多而定为定本的。金圣叹腰斩水浒，只存七十回。其所割部分，别有《征四寇》一书流传。
《水浒传》繁本有百回本与一百二十回本两种。另有七十回删本。
百回本出明嘉靖年间郭勋家。郭为明世宗朝武定侯，号好文多艺。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云。前有汪道昆（字伯玉，号太函、南溟。万历时徽州人）序，托名天都外臣。有梁山聚义及征辽、征方腊。
李卓吾批本，百回本。已有征辽。唯未移置阎婆惜事，书存日本。王古鲁有照片。“天都外臣序”本已移阎婆惜事。
所谓移置阎婆惜事，李卓吾批本百回本和一百十五回本，刘唐下书别宋江回梁山去后，接着宋江遇见王婆和阎婆子，阎婆子因阎公死了，要宋江施一具棺材。宋江便取五两银子与了阎婆。宋江娶阎婆惜事在刘唐下书以后。郭武定本移置此事，刘唐下书后紧接宋江杀阎婆惜事。宋江娶阎婆惜在刘唐下书前，如此更为合理。因为从宋江周济阎婆，娶阎婆惜，到杀阎婆惜，其间至少有几个月，晁盖的书信不应该常留在招文袋内。施罗原本所以如此，因为一个故事情节完了，接写另一个故事，中间联络尚欠周密之故。
又周亮工《书影》云：“故老传闻，罗氏为《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引其首。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其致语，独存本传。金坛王氏小品中亦云此书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传。”
可见罗氏原本当为说话人作为底本用处，因而有“入话”。郭氏定本删去此类枝节。其他必当有改动处。
郭勋卒于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而天都外臣序本刊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在郭氏死后四十年。
王古鲁云，他所见日本藏百回本是李卓吾批本之真本，未移阎婆惜事，应为最古之本。此本亦为繁本。而一百十五回本（《英雄谱》本）现未移阎婆惜事，则简本之来源亦古。
巴黎图书馆尚藏有钟伯敬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本。序文有云：“嘻，世无李逵，令哈赤猖獗辽东，每诵秋风思猛士，为之狂呼叫绝。安得张、韩、岳、刘五六辈，扫清辽蜀妖氛，剪灭此而后朝食也。”此类文章触清人忌讳，故钟本少传于后。李玄伯本应同钟本。阎婆惜事已移置，则亦出郭本（按：钟伯敬死于1624年，未及见李自成、张献忠事，不知辽蜀之蜀，抑何所指，疑钟序亦明末时人所伪托也）。
百回繁本，有此三种不同之刊本。
繁本之一百二十回本，为新刊李氏藏本《忠义水浒传全书》招安后有征辽，征田虎、王庆，征方腊。为《水浒》全本。盖与简本各本内容相同，而文章细腻同百回本，加征田虎、王庆。杨定见所定，托名李贽。杨自称为李氏弟子云。
删本。金圣叹批本（贯华堂本），只楔子加七十回，为七十一回本。有卢俊义噩梦。
《征四寇》本。以金氏所删者单列成书。
简本有以下五种：
（1）《新刊京本全像忠义水浒传》，明万历年间书林余氏（余象斗）双峰堂刊本，增插征田虎、王庆。全书约为二十四卷，一百二十回。巴黎图书馆藏残本。
（2）五湖老人评刻三十卷本，繁简斟酌，合郭本与余本。
（3）一百十五回本，《英雄谱》本，不分回，只分卷，明崇祯年间熊飞作序，与《三国》合刊，又名《汉宋奇书》。
（4）一百十回本，《英雄谱》本，同上。日本有传本。
（5）一百二十回本，光绪坊间重刊。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十一：“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复数十年，无原本印证，此书将永废。”
据胡氏则繁本在简本前。唯鲁迅先生则认为简本应在繁本前。如一百十五回简本，其成当先于繁本，以其用字造句多有差违，倘是删存，无烦改作也。
又鲁迅先生疑《水浒》旧本招安后即接征方腊，同《宣和遗事》。而加入征辽，亦非郭奉所加。又他疑简本近罗贯中原本。
今作家出版社印行两本：
（1）七十一回本。用金本而校回其所改坏者，删噩梦。
（2）百二十回本。用杨定见本，而前百回用天都外臣序本校改。
我们认为施罗二公之原本《水浒传》大致轮廓应为水浒英雄出身经历至梁山泊英雄聚义排座次为顶点，下接受招安，征方腊，遇害为收结。至征辽，征田虎、王庆，有无，则不可知。文章应比今本为简略。唯主题思想、人物性格则均已决定。
《西游记》（节选）
唐僧取经故事的流传与吴承恩的《西游记》
唐玄奘取经故事，大概在唐代就在人民中间流传。玄奘自己所著的《大唐西域记》是记述他经历西域到印度去求经的旅途见闻，是游记和地理书，也记载了西域各国的风俗以及佛教圣迹和故事。慧立、彦琮所写《慈恩法师传》记述玄奘生平及求法译经始末，中间写到玄奘经历沙漠，在沙漠中见到许多幻影，以及冒许多险难，到高昌国，高昌王信仰佛法，以玄奘为弟，等等。这两部书是记实的书，属于史地类。唐代寺院俗讲，可能已把唐玄奘故事渲染得更加生动。
《慈恩法师传》说，法师在蜀，曾见一病人，身疮臭秽，衣服破污。玄奘施以饮食衣服，病者授以《般若心经》，因常诵习。及玄奘西游，过莫贺延碛，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是时顾影唯一心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虽念观音，不得全去，即诵此经，发声皆散。在危获济，实所凭焉。”至《太平广记》卷九十二，则谓玄奘西游，至宾国[2]，道险多虎豹，不可过。玄奘见一老僧，头面疮痍，身体脓血，在房独坐，莫知来由。乃礼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经》一卷，令奘诵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开辟，虎豹藏形，魔鬼潜迹，遂至佛国，取经六百余部而归云云。已加装点。又《太平广记》同卷，记玄奘在灵岩寺，手摩松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长，若吾归，即却东回，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约长数丈，一年，忽东回。门人弟子曰：‘教主归矣。’乃西迎之，奘果还。至今众谓此松曰摩顶松”。今《西游记》第十九回有浮屠山鸟巢禅师授法师《多心经》故事（《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本为《心经》，小说乃误为《多心经》）。又第一百回长安洪福寺僧见松枝一棵棵头俱向东，知法师东回。宾国变成浮屠山，灵岩寺变为洪福寺。这两个故事都是唐代和尚们讲经说佛所流传的。
欧阳修《于役志》记载扬州寿宁寺有南唐壁画。唯经藏院画玄奘取经一壁独在，尤为绝笔。此壁画是画玄奘取经故事的。
小说起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残卷，南宋临安瓦肆所刊行。今存在日本。分三卷十七段。文中多夹杂诗句，故曰“诗话”。另是一体，颇像变文的嫡派。而唱酬多诗，文白夹杂，文章雅洁，内容新鲜。散文多，韵文少。
《诗话》中有唐僧、猴行者、深沙神等。猴行者是一白衣秀才，遇到唐僧往西天取经，他说：“和尚前生两回到西天取经，中路遭难，此回若去，千死万死。”法师云：“你如何得知？”秀才曰：“我不是别人，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我今来助和尚取经。”当即改称猴行者。和尚借行者神通，偕入大梵王宫去讲经，梵王赐隐形帽一顶、金环锡杖一条、钵盂一只，三件齐全。猴行者说：“此去百万程途，经过三十六国，多有祸难之处。”又有深沙神，原是流沙河边的妖怪，吃过几次取经人的。其后经大蛇岭、九龙池危地，都赖行者法力，安稳行进。王母池边蟠桃，食之可寿至数千岁，法师使猴行者取桃，猴行者到王母池偷桃。蟠桃入池化为小孩形，亦即人参果的故事（今《西游记》中把齐天大圣偷桃和在五庄观镇元仙处偷人参果分化为两个故事）。又有经历树人国、鬼子母国、女人国等种种险难怪异。
这是把玄奘取经这一不寻常的事件神话传说化了，是受了佛经中本来有的印度文学成分影响而产生的中印文化交流的民间文艺作品。
这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很可宝贵的，是从变文发展到话本的过渡东西。足见南宋时代有说唐三藏西天取经的故事，也许是和尚们讲的。不过这个本子很简洁，同《碾玉观音》等不同，是可以根据来讲话，而不是说话体的成熟的小说。
元代戏曲中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一个剧本，今佚；但存《纳书楹曲谱》中《回回》一出。明初戏剧家杨景贤作《西游记》杂剧六本，今存。第一本是唐僧出身，乃《西游记》第九回江流儿故事。第二本是唐僧登程求法，木叉送火龙马的情节。第三本是孙行者出身，在花果山紫云洞做通天大圣，摄着火轮金鼎国王女为妻。他偷了西王母的仙衣、银丝长春帽、仙桃百颗，要给王女。天上派李天王和哪吒来拿他，又派二十八宿天神天将包围防守。天王与哪吒不能降伏，结果是观音出场，把他压在花果山下，要待唐僧西天取经，随往西天。此后是唐僧从花果山下经过，揭字放出，观音传与紧箍咒，收伏了他。孙行者又降伏了沙和尚。扫除黄风山妖怪，又遇鬼子母红孩儿的难，观音救了他们。第四本是猪八戒的事。第五本女王逼配。以及到火焰山与铁扇公主战斗事。第六本参佛取经，归东土，唐僧上灵山会朝佛结束。此杂剧仍以唐僧取经为中心故事，孙行者、猪八戒故事已有特写，与唐僧鼎足而三。
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六本二十四出，《西游记》故事已见梗概。这个剧本在《纳书楹曲谱》里存有《撇子》《认子》《胖姑》《伏虎》《女还》《借扇》（《续集》二）。又《饯行》《定心》《揭钵》《女国》（《补遗》）。
西游故事在元代逐渐发展，比之《取经诗话》更显得丰富，多幻想。
《也是园藏书目》又有《二郎神锁齐天大圣》一本（今存《孤本元明杂剧》中）。
元代除了戏曲外，已有粗具规模的《西游记》小说。佚文见于《永乐大典》的一三—三九卷，系魏徵梦斩泾河龙的一段。情节与今本《西游记》同，而文章比较朴素。
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是明代文学发展的高潮时期。推翻元朝统治之后，明初减轻赋税，解放手工业的大量奴隶，生产力提高，同时海外贸易也大大发展。在南洋一带，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即为了国外贸易。而欧洲人环行全球，东西交通发展也在明代（哥伦布到美洲，公元1492年；葡人至印度，公元1498年；麦哲伦至腓力宾，公元1521年）。所以，在16世纪中国的商业资本很发达。在此情况下，刻书业也发达。明版书最多的是嘉靖、隆庆、万历刊本。文化出现高潮，古文家王世贞等后七子就活跃在这一时期，此后万历朝公安派、竟陵派抬头，笔记小说也发展起来。
《西游记》这类小说就产生于海外交通发达的时代，外国的珍闻异说，亦有如《天方夜谭》之类。
《西游记》故事的轮廓在元末明初已经完成。明代中叶同时有三种《西游记》小说出现。其一，为杨志和的《西游记传》，四卷四十一回，题齐云杨志和编（在明万历年间。余象斗合刊之《西游记》中之一。其余，《东游记》，写八仙故事，《南游记》即《华光天王南游志传》，《北游记》即《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前九回写孙行者出身。孙悟空为石猴，寻得水源为猴王，就师得道，闹天宫，玉帝不得已封为齐天大圣。又扰蟠桃会，帝使二郎神与之战，为老君所暗算，遂被擒，如来压之五行山下。次四回，即魏徵斩龙、太宗入冥、刘全进瓜及玄奘受诏西行，十四回以后，玄奘道中收徒及遇难故事，灾难只三十余次。文字草率无味。鲁迅谓吴承恩书出于此简本而扩大的，胡适谓吴书在前，此是坊间删节本。
其二，为朱鼎臣之《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十卷，隆万间（16世纪七十年代，1570—1580）福建书商刘莲台所刻。有陈光蕊（即唐僧父）故事，其余同杨志和《西游记传》，但凌乱不及杨书。
其三，为今本《西游记》一百回，则为吴承恩（1500？—1582？）作。吴生于明孝宗弘治年间，卒于明神宗万历初年，书刊于其死后十年，金陵世德堂本，二十卷，每卷五回（刊于公元1592年，万历二十年）。吴、杨《西游记》均无陈光蕊、江流儿事，而清乾隆间刊《新说西游记》一百回，补入此段。据近人考据推测，唐僧出身应为吴原本所有，世德堂刊本因其亵渎圣僧故将此故事删去，此论可信。
唯吴承恩作与朱、杨两作，孰为前后，则很难定，可能是三人都据元代话本改编，可能是吴氏取元话本大加创造，而朱、杨取吴本删节以就刊书之简便者。吴本文笔优美、诙谐，为艺术上的杰作，而朱、杨本为朴素故事，文艺价值不高，自然被淘汰了。
《西游记》是最重要的一部神话小说（鲁迅称之为“神魔小说”），是神话故事的大集合，包括：① 古代神仙传说的成分；② 佛经故事的成分；③ 海外奇谈，间接吸收印度、阿拉伯故事。在人民大众融合铸造中创造了一部伟大的神话寓言小说，带有童话意味的冒险小说。
印度史诗Ramayana（《罗摩衍那》）中有哈努曼（Hanuman），是猴子国大将，神通广大，能在空中飞行，一跳可以从印度到锡兰。又善变化，能忽大忽小，有一次魔把他吞入肚中，他把身体变大，那老魔不得已也跟着大，大到顶天立地；他忽然变小，从魔的耳朵里出来了。
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猴行者还没有这些神通。而在《西游记》小说里，孙行者变成齐天大圣，有了不得的神通了。孙行者成为主角。这孙行者的故事，自然有多方的来源：① 神猿，如唐人小说《江总白猿传》；② 唐人传奇无支祁的故事；③ Ramayana的哈努曼；④ 其他来源，如谭正璧说二郎神与美猴王斗法一段，颇似《天方夜谭》里《说妒》故事中皇后与魔的战争。
锡兰有女人区域（见《慈恩法师传》），此成为《西游记》女儿国所本。又《慈恩法师传》云，取经回程，风波翻船，经被打湿，此成为《西游记》白鼋负经过河，因唐僧忘了它的嘱托，经沉入水的根据。
总之，西游记故事的轮廓在元末明初已经完成。明代中叶嘉靖年间由杰出小说家编成《西游记》一百回小说，其中创造性部分很多。西游记故事受佛经中故事、印度故事的影响，但主要还是中国人的创造。
吴承恩的生平
小说不登大雅之堂，虽流传民间，作者为谁、生平如何，往往乏人研究。百回本《西游记》与《三国》《水浒》同样为大众所喜爱。在某一时期，文人们把它作为元长春真人邱处机（元初道士）所作。此因邱处机有一《西游记》，为记述他到新疆一带游历而作之误。我们知道小说《西游记》实为明中叶文人吴承恩作，是根据天启《淮安府志》之《人物志》的。
吴承恩（1500？—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人（射阳，湖名，在今江苏淮安县东南七十里）。
天启《淮安府志》十六《人物志二·近代文苑》云：
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有文集存于家。丘少司徒汇而刻之。
又《淮安府志》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载：“吴承恩：《射阳集》[3]四册、《春秋列传序》、《西游记》。”
今《射阳存稿》四卷存。万历庚寅陈文烛序，万历己丑吴国荣跋。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重印排字本。
据同治《山阳县志》、光绪《山阳县志》：吴承恩为嘉靖中岁贡生，官长兴县丞。
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谓：“屡困场屋，为母屈就长兴倅。又不谐于长官。归田来，益以诗文自娱，十余年以寿终。”
（按：吴氏寿至八十余）
所谓《春秋列传序》，实为《射阳集》第二卷之首篇，乃一篇文章，为周某所作书之序文，非一书名。
集中有《花草新编》，乃吴氏所选词集之名称。
又有《禹鼎志序》。《禹鼎志》为吴氏所作仿唐人传奇志怪短篇十余篇之集。惜今不传。天启《淮安府志》所谓“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者也，《序》云：“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父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又云：“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记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此书如存，当可侔《聊斋志异》。
吴氏虽只为岁贡生，但为名流所重。
吴氏与明后七子中的徐中行友善，互相唱和。“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赠沙星士》）其诗如《金陵客窗对雪》《二郎搜山图歌》《后围棋歌》诸篇，才气纵横，有浓厚的浪漫气氛。
除诗外，尚有词百首左右。
吴氏的生活情况，与清代小说家蒲松龄有点相仿。他和施罗不同。施罗可能为书会中人，且有志图王者。吴氏则为岁贡生，赴考未中举。其做长兴县丞时年近六十，或六十以后矣。吴氏作书以自遣，寄其生活经验。《禹鼎志》应该是文言作品，《西游记》是白话小说。这部书并非创作而是改编。不过扩充到一百回，改编得大为改善，等于创作了。此书大概成于晚年，在1560年以后，即嘉靖、隆庆年间。这时是明代小说创作的高潮，《金瓶梅》也成于此时。
《金瓶梅》（节选）
展开小说史新页的个人创作——《金瓶梅》
《金瓶梅》的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生平不可考。兰陵今属山东峄县。书中亦多山东方言。作者当是山东人。这部书先有抄本，出现在万历年间（1573—1620）。沈德符的《野获编》提到这部书，说袁宏道欣赏这部小说，把它与《水浒传》相提并论。袁宏道有《觞政》，把它配《水浒传》。袁氏《觞政》成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以前，说是为嘉靖间大名士的手笔。有归于王世贞者，其说不可靠。王世贞是太仓人，不可能写这部书，是因“嘉靖间大名士”而附会的。《野获编》提到，1606年以后不久，苏州就有刊本。今我们所见《金瓶梅词话》，是1617年东吴弄珠客万历丁巳年序的刊本。《金瓶梅词话》的刊行离开作者成书当不甚远，此书当成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年，其初刊本应该在1617年以前五六年。
全书一百回，称词话，是拟话本。中间夹杂着许多词曲。词话是宋元小说的别名。因为演说小说的，除说书外夹上弹唱。《金瓶梅》保存这个体例。它从烟粉灵怪传奇的小说体例中脱胎出来，有长篇巨制的结构。除了诗词、四六骈体的穿插以描写景物及抒情以外，常用当时通行的词曲，全书有六十多支通行小曲。但虽是词话体例，事实上并非说书者的话本，不是从说书艺人的话本改编的，乃是一位小说家的创作。如果不是一人所独成，也只是一二位作家所创制的，不过用词话体例而已（因为书中极淫荡秽亵之处，说书者也无法说。这些秽亵部分，是只能形诸笔墨而不能公开说唱的，而它们是书中有机部分，并非另有人所加）。
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金瓶梅》
《金瓶梅》的故事，出于《水浒传》。小说从《水浒传》中摘取一段，即西门庆与潘金莲私通。武松为武大报仇，追杀西门庆，误杀另一人，西门庆得以逃脱。武松发配，西门庆偷娶潘金莲为妾。
书名《金瓶梅》，取自书中三个女性的名字：潘金莲、李瓶儿、春梅。
全书着重描写西门庆一家妻妾：妻，吴月娘；妾，孟玉楼、李瓶儿、潘金莲、孙雪娥；婢，春梅。此外有婿，陈经济。
西门庆“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知县知府都和他往来。近日又与东京杨提督结亲，都是四门亲家，谁人敢惹他。”
西门庆是一个小城市的恶霸，是有钱有势的人物。他原是破落户的浮浪子弟，结识了浮浪子弟九人，结拜为十弟兄。靠着生药铺、高利贷剥削。此后便用玩弄妇女、谋害朋友的手腕发横财。私通了他的结拜朋友花子虚的老婆李瓶儿，把花子虚害死了，谋得了钱财，又娶李瓶儿为妾。再包揽词讼，结识当地官吏。再用他的钱财，结交蔡御史，勾结东京权贵杨戬和蔡京。蔡京提拔他做了提刑副千户。蔡京的生辰到了，他亲自带了厚厚的一份礼，二十担金银缎匹去拜寿，拜蔡京为干爷，便升了正千户提刑官。于是进京引奏谢恩，进一步和朝中执政的官僚们勾结。这样一个小城市的开生药铺的老板由此列入于官绅阶级。小说集中写这个恶霸家庭，同时旁及社会黑暗的各个方面。全书除武松的出现不关重要以外，没有一个正面人物，都是些极丑恶的人物。《金瓶梅》虽假托宋代故事，书中所写实在是明代中叶，即嘉靖、万历年间的中国社会的黑暗面，剥削阶级（官绅、和官绅勾结的不法商人）的荒淫贪酷的全貌。小说大胆地暴露现实，成为照透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一面镜子。
除西门庆以外，小说还写了像应伯爵那样的帮闲人物（破落户出身，家财没了，专跟富家子弟帮闲贴食的）。伯爵=白嚼，是跟着西门庆玩弄妇女，专说笑话帮衬的。谢希大，好踢气球，赌博，游手好闲。吴典恩（无点恩），是本县阴阳生被革退的，专一在县前与官吏保债。
《金瓶梅》的书名，取自三个女性，潘金莲、李瓶儿、春梅。潘、李因争宠而互相嫉妒。潘金莲阴狠毒辣，因为李瓶儿生子，设计把李瓶儿之子惊死。李瓶儿也亡故。潘金莲私通陈经济等，是典型的荡妇。春梅是一个丫头，先为西门庆所收用，后来也私通陈经济。在西门庆家的妾中，孙雪娥是被压迫者，孟玉楼无声无臭。吴月娘是一个软弱无用的人，根本管不了家，一任西门庆和小老婆们胡闹，喜欢尼姑出家人奉承，听听说佛书。
西门庆往往用风流手段，甜言蜜语，诱骗女性。骗到手里，便换了魔王一样的面孔，高兴时叫你两声小淫妇，发起脾气来，把女人脱得精光，用皮鞭打得皮破血流。
《金瓶梅》着重写这样一个家庭，声色货利，肉欲与财贿的世界，为最堕落的社会的写照。全书一百回，从这个家庭的兴盛写到衰败。
《金瓶梅》不能被认为是自然主义的作品，而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因为作者所写，并非偶然的、琐碎的社会生活，而是典型的、一个真实社会的横剖面。作者通过西门庆、应伯爵、潘金莲等艺术形象的具体表现，使我们认识这社会的无可掩饰的如是种种丑恶，引起人们无比的愤怒与憎恨的情感。
《金瓶梅》虽只写了清河县一个剥削阶级家庭，但从这个家庭中的人物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可以看出那个时代整个社会的面貌。这是它的现实主义的广度和深度。它揭露了当时一般剥削阶级的荒淫堕落（从皇帝到官绅巨商莫不如此）。我们读明代中叶的笔记野史，认识此书所写，确是写实，并不夸大。嘉靖、隆庆、万历间，一般的风俗是淫靡堕落的，士大夫也奔竞成风，廉耻尽丧，商人富户尤其淫靡，当时的社会真实情况如此。《金瓶梅》是一部大胆暴露现实的小说。
《金瓶梅》的艺术成就
1. 是我国第一部有完整结构的长篇小说。在此之前的如《水浒传》《西游记》等，全书可以拆散为零篇故事，《金瓶梅》不然。它写一个家庭的事情，几个人物从头至尾贯穿全书。小说描写家庭琐屑的日常生活，而规模巨大，至一百回之长，结构宏伟。此无先例，具有特创性。
2. 全书以描写人物形象为主，并无多少故事情节。人物占第一位，不重情节，不靠故事，故事的发展是人物个性和行动的自然结果，有必然性，合乎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没有浪漫主义、离奇曲折的情节。描写细腻深刻。
以上两点开《红楼梦》先声。
小说创造了诸如西门庆、潘金莲等典型的反面人物。他们是封建社会末期，堕落腐朽的统治阶级中的典型人物。正如东吴弄珠客在《金瓶梅序》中所说：“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令人读之汗下。”这一群男女是声色货利、各种欲望的奴隶。分别开来说，女性又为男性的奴隶。
3. 口语的运用（文学语言的创造性），达到高度。语言全部是口语，用山东方言。生动泼辣，绘影绘声。纯粹白描，不加修饰。描绘淫鄙妇女的口吻，惟妙惟肖，如潘金莲和人吵嘴等，栩栩欲活，如闻其声。
《金瓶梅》的缺点
1. 结构有松懈处。不免有沉闷的地方，缺乏戏剧性情节、中心故事（此不及《红楼梦》处）。
2. 秽亵篇幅占太多。书中秽亵的部分非常多，西门庆私通的妇女不少，良家妇女、伙计老婆、女仆等，潘金莲私通了她的女婿。性交赤裸裸地无忌惮地描写出来。因此这部书被称为第一等淫书，列为禁书。大概色情小说通行在明代，《金瓶梅》如此，其他短篇小说也都带些色情描写。原因有：（1）在封建时代女子是文盲，不识字，不是读者。男女没有社交。小说专为男人们的读物。于是作者喜欢夹杂秽亵，刺激读者，增加书的市场。（2）堕落的社会真况如此，春药公开可买。
3. 有佛教因果报应思想，冲淡了现实主义精神（作者世界观的局限）。
《金瓶梅》有满文译本、德文译本以及其他各国译本。有《世界文库·中国珍本丛书》的删净本、张竹坡批本的《第一奇书》本。
《金瓶梅》有续书名《玉娇李》，相传为同一作者，今不传。又有《续金瓶梅》六十四回。把《金瓶梅》书中人各复投身人世，以了前世的因果报应，没有什么意义。
清初的诗词与散文（节选）
顾炎武和归庄
顾炎武不单是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和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不单是一个把书本知识联系现实政治的学者，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
顾炎武很重视诗歌的政治作用。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认为“可谓知立言之旨”（《日知录·作诗识》）。他又说：“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拟，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日知录·文人模仿之病》）因此，他主张诗应该有思想内容，贵独创，“诗以义为之，音从之”（《日知录·诗有无韵之句》）。这一点，他和公安派不同，公安派只主性灵，最后走向趣味，而顾炎武认为诗的“义”应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他作诗的原则就是这样，而他的诗歌是实践了他的原则的。他反对以文辞欺人。其诗受杜甫、陆游影响最深。他的诗的现实性表现在：（1）描写起义和反清的事；（2）反映农村情况；（3）发表他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的主张，有议论；（4）以诗明志，以示不屈忠贞之节。他的一部分诗歌直接描写了反清的斗争，有名的就是《秋山》二首。这两首诗写的是昆山的战事。战斗很激烈，“秋山复秋山，秋雨连山殷”。接着描绘战士们的抗敌义愤和英勇牺牲，“旌旗埋地中，梯冲舞城端”。虽然失败了，但复仇的种子不会死亡的，“楚人固焚麇，庶几歆旧祀。勾践栖山中，国人能致死。叹息思古人，存亡自今始”。诗中也写了清兵对江南人民的残杀和掠夺，“可怜壮哉县，一旦生荆杞。归元贤大夫，断脰良家子”，“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红颜。吴口拥橐驼，鸣笳入燕关”。
顾炎武更多地写自己对故国的怀念和自己对反抗斗争的坚持。如“中年早已伤哀乐，死日方能定是非”。他在山西和傅山相见，在《又酬傅处士次韵》一诗中有“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的诗句，足见其虽暮年仍壮心不已。他在北方奔走，并不感到疲累和厌倦，更没有悲观绝望，他说：“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
顾炎武的诗雄劲有力，在当时诗界别有风格。沈德潜称其诗“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明诗别裁》）。其诗以古体最好，魏源学他的诗。
归庄（1613—1673），一名祚明，字玄恭，江苏昆山人，归有光之曾孙，是顾炎武的同里好友，明末“复社”成员。当时归、顾在复社时，人以奇怪目之，故后即称“归奇顾怪”。因其重实践、反空谈，有唯物思想，接近劳动者，且博学，是正派知识分子，所以在当时被视为特殊人物。当时复社文人不免尚空谈，重实践的归、顾被视为奇怪人物是必然的。归庄的诗文留存不多，但都有思想内容，很有气节。他对于大地主、大富翁、帮闲文人、虚伪的道学家都予以揭露和驳斥。汪琬（尧峰）学究气（程朱理学之伪者）很重，归庄文集中有二封《与汪苕文书》，极尖锐地骂他。季沧苇是当时极富之人，为富不仁，归庄在《与季沧苇书》中痛骂之。
清兵南下，归庄曾参加抗清义军。明亡后，与妻子隐居。归庄夫妇晚年居于祖坟旁土屋中，有联云：“妻太聪明夫太怪，人何寥落鬼何多。”他的诗如《卜居》反映了作者亡国之痛，“环顾六合内，踯躅将安归”。另一首《万古愁》极为痛快，甚至骂孔子为万古罪人。但他对于明末的农民起义认识不清，认为明亡于“流寇”，此其缺点。
吴伟业及其他散文家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晚号梅村，江苏太仓人。少年时，文章就写得很好，十四岁时，张溥发现他，“因留受业于门”，参加复社。崇祯十年（29岁），充东宫讲读官，十二年（31岁），为南京国子监司业。崇祯死时，他三十六岁，“先生里居，闻信号，恸欲自缢，为家人所觉”（《年谱》），其母责之，谓父母在不宜死。福王立，授官，“先生知事不可为，又与马（士英）、阮（大铖）不合，乃谢归”（《年谱》）。在乡十年，清廷征博学鸿词，以山林隐逸不就。顺治十年（45岁）九月，“招入都，授秘书院侍讲……寻升国子监祭酒。时先生杜门不通请谒，当时有疑其独高节全名者。会诏举遗佚荐剡交上，有司敦逼。先生控辞再四，二亲流涕办严摄使就道。难伤老人意，乃扶病出山。”郁郁不得志，过一年，托辞继母卒而归家，以后即不出。情绪一直是很苦闷的。梅村孝过其气节。
梅村诗写得很好。长于歌行，色泽鲜艳，又沉雄有力。梅村颇似庾信，他的身世与庾信相似，风格也有类似之处，早年风华，老而老成。他晚年出山后，情绪很苦闷，发而为诗歌，有苍凉之气。在被征期间，他说：“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自叹》）他离家北上，和他的弟弟分别，曾写道：“云山两岸伤心里，雨雪孤城泪眼中。病后生涯同落木，乱来身计逐飘蓬。”他对自己的出山，一直是很悔恨的，“世应嘲仆仆，我亦叹栖栖”。他在京城时，告诉他的弟弟说：“万事愁何益，浮名悔已迟。”（《病中别孚令弟》）他叫弟弟告诉家里，以后教儿女们“勤识字”“学躬耕”，不要出来做官，不必管什么虚名，不要学他的样子，“似我真成误”，这都是非常沉痛的。
在他未出来前，侯方域曾写信给他，要他不出来，但他未能如约，后来回想起，感到很惭愧：“死生总负侯嬴诺，欲滴椒浆泪满樽。”
（自注：“朝宗，归德人，贻书约终隐不出，余为世所逼，有负夙诺，故及之。”）
这件事一直成为他一生的悔恨，很多事都能触动他，使他悲痛。他读了佛经，也会无端地哭起来，“《楞严经》读罢，无语泪痕深”。
中年以后，他的家庭也接连发生不幸。母亲去世，后来妻子也故去，几个女儿也先后死去。这对于他的打击都是很大的。他的《哭亡女》曰：“诀绝频携手，伤心但举头。昨宵还劝我：‘不必泪长流。’”情感是痛切抑郁的。
吴梅村写了很多歌行，这些歌行大都写古迹以及明人旧事，多吊古情调。一想起古代汉族历史故事和故明遗事，在在都使他伤怀。《永和宫词》写田贵妃，《后东皋草堂歌》是为明末爱国作家瞿式耜写的，中自叹曰：“斜晖有恨家何在，极浦无言水自流。”《鸳湖曲》吊吴昌时，皆感时抒怀之作，有的还可作为有爱国思想的作品。其《琵琶行》写崇祯十七年以来先朝旧事，以至想起唐朝的安史之乱，想起李龟年的流落江南，“龟年哽咽歌长恨，力士凄凉说上皇。前辈风流最堪羡，明时迁客犹嗟怨”。其有名的诗作《圆圆曲》，虽咏叹颇有色彩，但思想模糊。
吴伟业反映现实的诗作，有《捉船行》《马草行》《芦洲行》等。
《王郎曲》《楚两生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为写友谊交情之诗。
出仕清朝期间，有些应酬诗极无聊。
在清朝初年，散文中有所谓三大家：侯方域、魏禧、汪琬。
侯方域（1619—1654）[4]，字朝宗，河南商丘人，父为明末忠臣。宏光朝出来，为阮大铖辈所压制。才气纵横，惜中年早卒。其散文代表作有《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李姬传》《宁南侯传》等。有
《壮悔堂集》。
魏禧（1624—1680），字冰叔，号裕斋，江西宁都人。与兄弟二人称“宁都三魏”，禧居中。于文主多变化，于变化中有法则。山以不变为法，水以善变为法。文章风格，不能千篇一律。亦写不少野史材料，如《大铁椎传》。有《魏叔子集》。
汪琬（1624—1690），字苕文，号钝庵，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侯方域、魏禧在当时地位均不及汪琬。汪为统治阶级所捧。有《钝翁类稿》等。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浙江鄞县人。乾隆进士。在翰林院做过官，不肯趋奉宰相，受排斥，回乡。在浙讲学，又不为地方官所重，遂离乡至蕺山端溪书院讲学。一生穷愁多病，死无以葬。
有《鲒埼亭集》。全氏为史学家，不喜发空论，专写传记，尤重明末贞节之士。从全氏文集中，我们可以得到不少亲切而明确的明清之际的史料。如《亭林先生神道表》《阳曲傅先生事略》等，皆能以简洁短文而概括人一生事迹。他对于钱牧斋、李光地等则深恶痛绝，毫不留情。为人狷介，民族意识最为浓厚。
全祖望虽为历史家，而散文文笔甚佳，亦可谓文学家。
此外，史可法《复多尔衮书》、邵长蘅《阎典史传》，为清初之有名文章。
有明一代，传奇不下数百种，能够比得上《琵琶》《拜月》《荆钗》《白兔》者实属寥寥，只有汤显祖的《牡丹亭》可以作为天才的创作。《琵琶》《拜月》等原是从民间文艺的南戏剧本改编的，好比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来源在民间。汤显祖的《牡丹亭》，确乎是个人创作。到了清初康熙年间，却有两部历史剧本产生，《桃花扇》与《长生殿》，几乎是同时写作成功的，作者孔尚任与洪升有“南洪北孔”之目，二人同为曲家齐名并世。这两部剧本是文人所创制的传奇的高峰，同时也是传奇文学的后劲了。它们产生在昆剧已经发展到顶点，而有往下没落倾向的时代。以思想性而论，《桃花扇》比《长生殿》更高些。这两大剧本，远非李渔的纤巧尖新的喜剧可比。
这两部都是结构宏伟的历史剧，产生在清初康熙年间，不为无因。清贵族入关以后，明末遗老，有气节的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他们都注意于史学。对于现实社会有所不满，钻向古书，喜欢考古考据，也喜欢谈掌故，发思古之幽情。孔尚任是孔子后代，讲究古礼古乐，也喜欢古董。《桃花扇》一开始，就借老赞礼的话“古董先生谁似我，非玉非铜，满面包浆裹”，自命为一块肉古董，有怎样一肚皮不合时宜的思想。孔尚任真的喜欢古董，曾经用不少钱买了唐代一件称为“小忽雷”的乐器，还特地为小忽雷的掌故而同友人顾彩写了一个传奇剧本名为《小忽雷》。他写《桃花扇》，就是参考了许多关于南明的掌故，才编成这样一部传奇的。洪升的写作《长生殿》也如此，用功于天宝年间的历史掌故书籍很久，取材极博。他们的创作态度，都很严肃，结合历史和文学。这是和他们所处时代的学术潮流、明末清初的史学和考据学的发达分不开的。
孔尚任的生平及其著作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岸堂、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早年在曲阜乡下石门山中读书。是秀才，但也许没有出来应过举。是一个饱学而不合时宜的人，他研究古礼和古乐。到三十六岁，衍圣公孔毓圻请他出山，主修家谱和《阙里志》。孔尚任为李塨作《大学辨业序》云：“予自幼留意礼乐兵农诸学。”又《湖海集》卷十二：“乐律深邃精微，非狂鄙所能窥。但夙承家学……二十年来，悉心考证。”1683年，在孔毓圻处教演礼乐，邹鲁弟子秀者七百人，同宗族万人，释业于庙。1684年康熙皇帝到江南去游玩，称为“南巡”，回来路上经过曲阜，便要祭孔。孔毓圻使孔尚任参加祭礼，主持礼节。尚任以监生充讲书官，在御前进讲经书，又一一详述文庙礼器，称旨。清统治者以尊孔、尊经学、尊古礼乐为统治全国人民、收买汉族知识分子的策略，康熙帝特为赏识孔尚任的学问和人才，破格提升，命他入北京，为国子监博士。这是尊重孔家学者之意。
孔尚任到北京任国子监博士二年，便出差到扬州一带跟孙在丰治下河水患，逗留在淮上有三年之久。当时淮河一带常有水灾，人民遭受着苦难，而官吏并不当它一回事，治河不切实际，虚耗钱财，耗时费日，一无所成。他接触清朝官僚实际，又亲见民生疾苦，颇有感慨。面对现实，原想立功立业的念头也瓦解冰消了。他写了不少发牢骚的诗，此外便在旅居无聊中酝酿着《桃花扇》的创作。
孔尚任作《桃花扇》，动机很早。《桃花扇本末》云，作者舅翁秦光仪，明末避乱南京亲戚孔方训家，详悉福王遗事，归乡后为作者语之，因此始想作此。孔方训是他的族兄，崇祯时在南京为南部曹，亲见亲闻明末弘光朝事。孔尚任自己生时已是顺治五年，距离弘光被杀已三年了。所以《桃花扇》的老赞礼一半是作者自比，一半是他族兄的影子。他久已乎想写一个剧本，把“南朝兴亡，系之桃花扇底”。此次逗留南方，曾到扬州梅花岭史可法葬地，到南京游秦淮河、谒明孝陵，也接触当时老辈，多闻晚明掌故，于是把南明亡国惨事编入传奇的心愿格外强烈了。孔东塘从扬州回北京是1689年。回京仍任国子监博士。博士本是闲职，正可努力写作。他原来喜欢音律，并喜词章，因此作曲不难。他先同曲友顾彩合作《小忽雷》传奇。小忽雷是唐朝韩滉伐蜀得奇木，所制乐器大小忽雷之一，为文宗时宫中女官郑中丞所常弹者。后郑中丞因事得罪，缢投于河，又遇救为梁厚本妻。使赎寄修乐器赵家之小忽雷而弹之。忽雷乃琵琶之一种也。孔尚任于康熙辛未年（公元1691年）得于北京市上，重其为八百年前古乐器，又有唐人小说中的故事，因与顾彩谱此事为传奇。1694年《小忽雷》传奇脱稿，大部分成于顾彩之手。唯孔氏于此始驰骋于词曲。至1699年6月，则《桃花扇》脱稿。距第二次到北京任博士，已有十年。十年中，孔氏升户部主事，寻又升户部员外郎。作《小忽雷》时，因友人顾彩善音律，托之代填。此作因顾彩不在都中，故自填之，而得苏州曲师王寿熙之指点，择时优熟解之曲牌填之。依谱填词，按节而歌，使无聱牙之病。
《桃花扇》本文四十出，前后加四出，共计四十四出，结构宏伟。孔尚任陆续写作，非一时所作，数易其稿，前后十年而成。零碎片段即有人传阅，至1699年6月全剧脱稿，即盛传于京。7月，宫内索阅，且索阅甚急，匆匆呈进。孔氏即以此年罢官。宫内索阅为闻《桃花扇》名，欲演习云云。而孔氏之罢官不知何因，或与《桃花扇》不无关系。因为虽剧本开始有歌颂太平之言，但整部剧本的思想内容，是哀悼明代亡国，表扬史可法等忠烈，而富于遗民思想的，所以必定招清统治者之忌。康熙对孔氏破格提拔，引进孔圣后代，含有笼络人心之意，但东塘既无意迎合帝王及大官僚，不合时宜，遂遭罢斥。
孔尚任罢官后，还乡隐居至1718年而卒。《桃花扇》先盛行于京师，而刊刻于1708年，乃天津人佟蔗村出资助刻者，则孔氏晚年亦贫。
孔尚任为一诗人，有《湖海集》传世，十三卷。七卷为诗，后六卷为文。诗文皆奉使淮扬时所作，起康熙二十五年，讫康熙二十八年。诗共六百余首。其后之诗文未辑成书，遂散佚。
《桃花扇》和南明史实
《桃花扇》题名取晏几道词“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中之三字，从南京名妓李香君碰楼血染扇面、杨龙友为之点染、画折枝桃花而得名。名称极香艳，剧亦谱侯方域、李香君故事。其实整个剧本描写了弘光朝的起讫，于歌舞中寓家国兴亡感慨。正如《先声》一出老赞礼所言：“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桃花扇》以侯李二人情爱为题，此实传奇家的一种手法。一部大戏要包罗生旦净丑诸角，尤其不能离开生旦之角。《桃花扇》的题材阔大，侯李情爱事贯串全剧，也作为一个线索，“借离合之情”，主题是写南明弘光朝的腐朽政治、南明亡国的哀史。南明遗事，当孔尚任早年在石门山读书时，即闻之于族兄，开始酝酿此剧。亲自到南京、扬州一带时，又与遗老耆旧接触，丰富了题材，久秘不出。到再度入京时，始三易稿而成。剧作于南明史实，大体写实，中间经他布置腾挪穿插虚构，集中了几个人物。
大事均有依据。开始于1643年（崇祯十六年），南京复社文人吴应箕、陈贞慧与阉党阮大铖的斗争。阮大铖托杨文骢拉拢侯方域以为排解。侯方域与李香君遇合。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公元1644年），崇祯缢死于煤山（虚写）。马士英、阮大铖迎立福王，史可法持异议，争之不得。福王由崧乃福王常洵之子。常洵为神宗万历帝的宠儿，封藩于开封，富可敌国，弄权贪贿荒淫无耻，素为东林党的敌人，是压迫东林党的。马阮迎立由崧，在南京弄一小朝廷，继续荒淫无耻的生活。马阮等以迎立功邀宠，马士英为内阁大学士，出史可法于扬州。崇祯的太子到了南京，福王的原妻也到南京，被认为伪太子、伪妃，搒掠至死。左良玉在武昌以清君侧为辞，移兵向南京（实乃避李自成、张献忠之农民军力量）。良玉叛变。马士英移江北三镇军，防截左良玉，江北撤防，清兵南下，史可法战死。福王出奔入芜湖黄得功营中，为黄得功部下田雄所劫以献清兵。黄得功殉难，福王被杀。结束了弘光朝小朝廷（公元1645年）。历史事实，前后三年（侯李爱情故事以栖霞山重逢，入道为结束。张瑶星说：“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在政治悲剧的大氛围中，爱情由痴迷而觉悟，不以团圆为结束）。
四十出戏，集中故事的时间是三年。极紧凑。
全剧大事均实，但《桃花扇》是文学作品，不同于真实历史，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允许作者虚构与创造，使得人物生动，性格突出。这是传奇的体制。故多腾挪穿插，与史实稍有出入。
例如，复社文人吴应箕、陈贞慧攻击阮大铖，发《留都防乱揭帖》在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侯方域交陈、吴二人主盟复社在1639年，其与李香君相识亦在是年，今移置在1642年及1643年。阮大铖托王将军结交侯方域，今改为杨龙友。史可法在清兵攻陷扬州时殉难，骑白驴与自投长江事系传闻，非史实。侯方域颇有资财，梳栊李香君系自己出资，非由阮大铖馈送。李香君并无却奁事，只有提醒侯方域勿受王将军的拉拢，能识大体，聪明有见识，不同一般女子。李香君不愿受田仰之聘，亦实有其事，但与侯方域无关。其碰楼、面血溅扇及苏昆生寄扇等节，怕是作者所创造的。《桃花扇本末》云：“独香姬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此则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者。”此为孔东塘所自述。但可能此段哀艳情节，为作者自己所创造、所设想，而托于龙友小史之言。南朝以歌舞享乐的小朝廷而亡国，正是“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所谓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指斥弘光朝的荒淫享乐）。故《入道》一出下场诗谓：“桃花扇底送南朝。”
《桃花扇》的人物都是实有其人的，即是李笠翁所谓用实在史事则全为真人，故事则有所依据，而加以创造的穿插。《桃花扇》集中表现了弘光朝的政治全貌，是非常真实的。对这些历史事实作些修改，以便组织得更紧凑以及表现人物性格更突出是必要的。《桃花扇》是艺术作品，不是信史，但是它真实、正确地反映了历史现实。作历史小说及剧本者可以学习其处理方法。
《桃花扇》剧本与南明史实的出入之处，可参考梁启超之注（今文学古籍刊行社的本子，即为梁注本）。此为考据功夫。
《桃花扇》的主题思想和它的现实主义精神
——《桃花扇》是朱明王朝的沉痛挽歌
孔氏在《先声》中借老赞礼口说：“昨在太平园中，看一本新出传奇，名为《桃花扇》，就是明朝末年南京近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所以《桃花扇》以侯李故事为主要线索而主题是明末弘光一朝的亡国哀史。作者虽然被招出山，但目击清代贵族统治下汉族人民遭受苦难，故而用剧作来寄托遗老感慨。他用艺术形象描写进步人士与阉党余孽的激烈斗争，暴露南明弘光朝的腐朽政治、君臣的荒淫无耻，指明了统治中国二百八十年的明帝国的一朝衰朽和灭亡的责任，哀痛爱国主义者在民族危机无可挽救时的坚强反抗，表扬他们的民族气节。是高度爱国主义的作品。作为一部历史悲剧，是朱明王朝的沉痛挽歌。作者把历史现象熔铸在一部大歌剧、大诗剧中，从而获得了艺术上的不朽。
作者生于清代，仕于清朝，其时正任户部员外郎，他写这个剧本是很大胆的。所以在开头用了一段歌颂太平的话，说“尧舜临轩，禹皋在位，处处四民安乐，年年五谷丰登。今乃康熙二十三年，见了祥瑞一十二种”，不能不作此掩护。此为照例颂扬，非由衷之言。又在史可法困守扬州时，特地不使清兵出场。在剧本中称清兵为北兵。不能不如此。但是他描写了左良玉的哭主，描写了史可法的沉江（骑白驴自沉长江）：“那滚滚雪浪拍天，流不尽湘累怨。”（用屈原典故）“你看茫茫世界，留着俺史可法何处安放。累死英雄，到此日看江山换主，无可留恋。”黄得功见刘良佐、刘泽清两镇要劫宝（弘光帝）献与北朝，便骂：“唗！你们两个要来干这勾当，我黄闯子怎么容得！”喊：“好反贼，好反贼！”“望风便生降，望风便生降，好似波斯样。职贡朝天，思将奇货擎双掌；倒戈劫君，争功邀赏。顿丧心，全反面、真贼党。”必须注意，这里骂降清的是贼。尽管作者在前面歌颂升平，在《余韵》一出里，写柳敬亭、苏昆生已成为樵夫渔翁，还是舌头不烂，唱曲哀悼亡明。清廷征求隐逸，竟要派公差来捉拿：“你们不晓得，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目下正要访拿你辈哩。”“啐，征求隐逸，乃朝廷盛典，公祖父母俱当以礼相聘，怎么要拿起来！”这是对清统治者的笼络政策与一班屈节士大夫的莫大讽刺。这样一个剧本终于使孔尚任被罢职。
孔氏写了一部结构完整、热闹有剧情的剧本（以宾白情节为主的），但和李渔不同，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孔氏作为孔子后代，其为人不脱离孔教儒家正统思想。因此，此剧有继承祖先作为《春秋》《雅》《颂》之作的用意。他在《先声》一出中自己声明：“但看他有褒有贬，作春秋必赖祖传；可咏可歌，正雅颂岂无庭训！”这不是把俗文学中的戏曲提高到与《春秋》《诗经》同样的地位吗？其实，俗文学继续正统文学正宗的地位早已获得。而褒贬就是倾向性。孔氏对人物的爱憎与人民的爱憎是一致的。他歌颂史可法、侯方域、陈、吴等人，同时特别写出了几个市民的正面形象，如名妓李香君、柳、苏等，此外蔡益所、蓝瑛等也是清白人物。文学的倾向性是区别现实主义文学与非现实主义文学的标准。
虽然孔氏在《桃花扇》中称李自成、张献忠为寇贼，不免露出他自己的身份也是统治阶级的历史家（受时代与阶级出身的限制），但是在《逃难》一出中，还是痛快地描写了人民痛打马士英、阮大铖，出了人民的怨气（同《水浒传》一样）（那是人民出气的时候）。
《桃花扇》最后的衰飒，与山林隐逸思想、色空观念，具体表现在锦衣卫张瑶星的离官修道、侯李的修道上。张瑶星的怒喝振聋发聩，使侯李猛醒，但也只能隐遁入道。明亡后，有志气人士逃于佛道者多，山林隐逸思想是可以理解的。
此所谓遗民思想。
在清代康熙年间，在戏台上大声疾呼“国在那里”“君在那里”，是反清思想的积极表现。《余韵》一出则唱出了朱明王朝的沉痛挽歌。《桃花扇》在清末特别为人所重。清末的爱国人士，提倡晚明学术、晚明遗老文学。《桃花扇》对旧民主主义革命、排满运动有帮助。因而此剧为梁启超所爱好，而特为作注。
《桃花扇》的宏伟结构和人物形象
《桃花扇》在传奇中是局面最阔大的。本文四十出，外加四出，是四十四出的长本戏剧。一部极其伟大的歌剧。以出数而论，四十余出在传奇中还不算最长的，例如《牡丹亭》有五十五出，《长生殿》有五十出。但是《牡丹亭》和《长生殿》有不少出是独角歌唱的，富于抒情诗歌的意味。《牡丹亭》的结构还是松懈的，出数多，不免有冗漫的感觉。《长生殿》的后半部也不很紧凑，不全精彩。《桃花扇》不然，四十出的结构，严整而完美，绝不枝蔓。没有整出作为独角抒情的场面，紧凑而富于剧情，是不可删节的。
《桃花扇》人物众多。虽然以李香君、侯方域为主角，其他各人物，亦极占重要地位。生旦净丑的角色平均分配。《桃花扇》的主题是弘光朝的亡国痛史，这是主要内容，而侯李的爱情故事是主要线索。但是他为什么要用此故事为主要线索呢？此是传奇或者戏曲的艺术体制所规定的，因为戏剧、戏剧班子是以生旦为主角的。当历史内容转化为戏剧形式时，便决定了他如此写作。《桃花扇》的局面阔大处在于它不是一个爱情剧而是历史剧，政治场面开阔。
孔尚任分他的主要角色为左、右、奇、偶、经、纬六部，互相配合，共三十人。左部以侯方域为首，下列陈贞慧、吴应箕、柳敬亭、蔡益所等；右部以李香君为首，下列李贞丽、苏昆生、蓝瑛等；奇部以史可法为首，下列弘光帝、高杰、田雄等；偶部以左良玉为首，下列马士英、阮大铖等；经部以张道士为经星，老赞礼为纬星。分部没有多少意义，不过也可看出他对于生旦净丑各角色的布置组织。
《桃花扇》的人物形象：
主角李香君，秦淮歌伎。正面人物。有坚贞的性格，是美好的女性形象。一开始就写她的美丽、天真、聪明（从学歌唱曲看出）、活泼。对侯方域的倾情，于抛下樱桃报答扇坠事点出。此后写她的明白大体，识别大义，以一个秦淮歌伎的身份，能够辨认忠奸，痛恨阉党人物（《却奁》），她的见识，竟出于侯方域之上，迥然不同于一般女性。既不同于一般女性的贪图享乐，更不同于一般女性，但服从男人的主张，不发表自己的意见。能够不受贿赂，同坏人划清界限。《却奁》一出是突出描绘李香君的。特写李香君的节气，比侯方域更有见识，此事有些依据，但更为夸大特写。原来是阮胡子派王将军结交侯方域以为拉拢，为香君所提醒。《拒媒》一出写其不肯改嫁一个地位权势高的官僚，显示出坚贞的性格。接下来是《守楼》一出，她立志守节，要等侯郎：“案齐眉，他是我终身倚，盟誓怎移。宫纱扇现有诗题，万种恩情，一夜夫妻。”坚决与残暴压迫的恶势力斗争，宁死不嫁漕抚田仰。《骂筵》一出写李香君被捉下楼，叫去演习阮大铖所作《燕子笺》剧本：“奴家香君，被捉下楼，叫去学歌，是俺烟花本等，只有这点志气，就死不磨。”于是愤慨之至，当面骂马士英、阮大铖：“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把俺胡撮弄……”“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冰肌雪肠原自同，铁心石腹何愁冻。”极为痛快，爱憎分明。一个秦淮歌伎，她的正义感，千秋敬佩。她见识高、志气高，此乃孔氏特写，也是写此传奇之本旨。孔氏在《桃花扇本末》中云，剧中故事得之于族兄方训公，“惟香姬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此则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者。虽不见诸别籍，其事则新奇可传，《桃花扇》一剧感此而作也。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此故事或为孔氏所创，故为此说耳。《桃花扇》的正反人物的斗争，写得很鲜明，复社文人、李香君为一方面，阮大铖、马士英为另一方面。
侯方域，也是主角。比之李香君，则属于次要地位。他风流倜傥，是有才华的公子，复社领袖。除对李香君有深情外，在政治上有立场、有见识。特写其识见高超处，在从史可法处转移到高杰处后，见到高杰看轻总兵许定国，料定必要失败，谏之不听，即为辞去一事。此见其才谋。重情，由辛苦回南京寻觅李香君事可见。侯方域本为历史上重要文人，有才有谋之人。
吴应箕、陈贞慧，亦是当时名流，正面人物。他们写《留都防乱揭帖》，攻击阮大铖最厉害。《哄丁》《闹榭》描写他们与阮大铖之斗争。是民主主义运动中的领袖人物。
柳敬亭与苏昆生，说书唱曲的市井人物，而识大体，有侠义心肠。柳敬亭不愿做阮胡子门客，苏昆生不愿做义子的帮闲，而愿为妓女的教习。热情而有权智。此外书客蔡益所、画家蓝瑛，都是清白人士。《桃花扇》特写了一些市民形象。
剧中特意描写了史可法的忠节。此剧表扬史可法，几与李香君相等。史可法是本剧的主要角色之一。他的忠诚谋国在《阻奸》《誓师》《沉江》诸出中写出。史可法死守扬州为明末历史上一件大事。城破后，扬州遭屠杀惨剧。有王秀楚《扬州十日记》记此。
左良玉，不完全是一个正面人物。他的移兵东向，是为逃避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力量，清君侧仅托辞而已。《桃花扇》所写，稍有庇护。
黄得功，性格鲁莽，也有其忠勇的一方面。《争位》一出写四镇各不相服，内斗，非常有力、真实。《劫宝》一出，写弘光被劫，不堪之至。
反面人物以阮大铖为主。虽然在历史上弘光朝政治的腐朽以马士英负首要责任，但在剧中所特写的反面人物是阮大铖，马士英尚是陪衬者。剧作刻画此类卑鄙无耻、献媚逢迎、贪图名位、无事不可为、用毒辣的手段对付好人的阴狠人物，极其成功。阮大铖也有文才，是戏曲家，《桃花扇》刻画出他的丑恶本质，成为一个反面的典型人物。第四出《侦戏》，他出场时有一段自白，说自己“词章才子、科第名家”，“可恨身家念重，势利情多；偶投客、魏之门，便入儿孙之列。那时权飞烈焰，用着他当道豺狼；今日势败寒灰，剩下俺枯林鸮鸟。人人唾骂，处处击攻”。于是他又想拉拢君子党：“倘遇正人君子，怜而收之，也还不失为改过之鬼。”“若是天道好还，死灰有复燃之日，我阮胡子呵！也顾不得名节，索性要倒行逆施了。”《桃花扇》的说白是非常精练的。这段开场白，描写他的性格，写奸臣心事，曲折阴狠，极为深刻。全剧开始，《哄丁》一出就写他的狼狈状况，在孔庙里丁祭时被复社人士轰出。吴应箕骂他：“魏家干，又是客家干，一处处儿字难免。同气崔、田，同气崔、田，热兄弟粪争尝，痈同吮。东林里丢飞箭，西厂里牵长线，怎掩旁人眼。”（阮大铖曾为魏忠贤及保母客氏的干儿子，崔呈秀、田尔耕则为阉党之凶悍者）众人打他，把胡须都采落了。《闹榭》一出写他为避人，夜半游秦淮，遇到复社会文，歇了笙歌，灭了灯火，悄然逃走。《阻奸》一出写他如何夜里奔走史可法处，想将拥戴功挟：“须将奇货归吾手，莫把新功让别人。”《迎驾》一出写他因为是废员，没有冠带，只有屈身做个赍表官。以后他依附马士英，一朝得志，便搜捕名流。《逮社》写他公报私仇，捉拿吴应箕、陈贞慧、侯朝宗：“哦！原来就是你们三位，今日都来认认下官。”这是先写其丑态百出，后写其心肠狠毒。左良玉兵到，马士英恐慌，他出主意，命江北三镇移防去堵截。马问：“倘若北兵渡河，叫谁迎敌？”他说：“北兵一到，还要迎敌么？”并说“只有两法”，一是跑，一是跪下去投降（又作跪地介）。马士英随即同意，说：“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全剧通过《哄丁》《侦戏》《闹榭》《阻奸》《迎驾》《逮社》《拜坛》诸出，特写其性格之各个方面。
马士英也是进士出身，原任凤阳督抚。他是一个自私自利争权夺位的人。《迎驾》一出中的两句道白刻画了他的内心：“幸遇国家多故，正我辈得意之秋。”果然他凭着拥立福王之功升为内阁大学士。而北兵一到，只会逃跑投降。此辈比之秦桧还差得远，原是一无用处的人。
复社文人与马、阮的斗争，乃是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历史的继承。马、阮迎立福王，福王由崧之父常洵为万历帝之宠儿，崔、魏之屏障，极荒淫无耻。剧写南明文臣马、阮之无耻，树立奸党。武将高、黄、二刘四镇之鲁莽、内讧，暴露现实情况。
《桃花扇》的人物性格都很突出，主要通过情节宾白来表现（不于曲子中唱出）。即如弘光帝同大臣们打十番，逃到黄得功营中说：“寡人只要苟全性命，那皇帝一席，也不愿再做了。”只寥寥数笔，就写出了他的荒淫昏庸。
剧写史可法沉江，同史实略不合，此乃避免与清兵冲突，且更可使其形象完整。
《桃花扇》以《入道》一出为正文的结束。侯李定情，正值大变乱的时代，之后各自遭受苦难，彼此同情，心心相印。到了道观（白云庵）里重逢，经张道士说道点醒：“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当头棒喝，他们都悟道修真。以此为结，不落俗套，是高超处。而孔尚任之友顾彩改作《南桃花扇》，使生旦当场团圆，以快观者之目。尚任对此假意恭维，其实颇为不满。如果团圆收场，侯李二人的性格不完整，与整个剧本的主题思想不调和。此剧本应是一部历史悲剧，不宜以喜剧收结。
《余韵》一出，亦极佳。以樵夫渔父慷慨悲歌、怀旧吊古作结。
《桃花扇》在思想性、艺术性上有高出《长生殿》处，完成时亦传布剧坛，但不怎么流行于剧坛。大概因为：
（1）它的遗民思想。追悼崇祯皇帝，标扬史可法等，于清朝统治阶级不利。对改朝换代时逢迎新朝的知识阶层有所讽刺，不合乎粉饰太平之作的要求。
（2）曲律不如《长生殿》，曲谱不是做得很好，因而只有少数几出为人所乐唱。
《桃花扇》的特点是曲文减少（亦减少剧本之抒情成分），而颇重说白及动作，实是戏剧发展的进步。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节选）
蒲松龄，其生卒年有1630—1715与1640—1715两说。据其自题画像，康熙癸巳年（公元1713年）七十有四：
尔貌则寝，尔躯则修，行年七十有四，此两万五千余日，所成何事，而忽已白头？奕世对尔孙子，亦孔之羞。康熙癸巳自题。
则其生卒年应为1640—1715，享年七十六。
卒年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据张元所作《柳泉蒲先生墓表》（《聊斋文集》前附）。然张元谓享年八十有六，实为七十有六之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谓其生卒年为1630—1715，亦误。
蒲氏名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其书斋名聊斋。山东淄川县（济南东）人。生于明崇祯十三年，明亡时仅数龄。其家祖上大概是世为举子业者，至其父则始操童子业，苦不售，家贫甚，遂去而学贾，积二十余年，称素封（《元配刘儒人行实》）。是松龄出身于商人兼地主家庭。但其父因久无子嗣，周贫建寺，不再居积，非富裕者。其后嫡生三子，庶生一子，家口多，遂复贫。松龄为其第三子。早婚，夫人姓刘（父为秀才）。兄弟析居，松龄夫妇得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
松龄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连取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案首秀才）。文名籍籍诸生间，然入棘闱辄见斥（即终未中举）。遂舍去举业而致力于古文辞。“性朴厚，笃交游，重名义”（《柳泉蒲先生墓表》），以旧道德眼光来看，是一正派人。中秀才后，与朋辈结郢中诗社。
蒲松龄年轻时考科举，至五十余岁尚未考上。早年一度出为幕宾，游四方，道路见闻很广，然颇不得志。有诗云：“烟波万里一身遥。”又有诗云：“十年尘土梦，百事与心违。”可知他游幕之年亦甚久。三十岁后，在同邑缙绅家坐馆。他不交际达官贵人。唯王渔洋赏识其文才，欲致之门下。松龄对渔洋致敬而已（《聊斋文集》中有二札致阮亭）（按：阮亭与松龄年龄伯仲间）。诗集中亦有《红桥和孔季重韵》一首七律，知其与孔尚任亦相识也（与王、孔大概都因山东同乡关系）。
《聊斋志异》一书，初次结集于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五十岁以后，多居家乡，搜集异闻，陆续修订增删。另著有诗文、俗曲。在他六七十岁时，他的儿子、孙子都考上了秀才，而他自己也被选拔为贡生。他因为科举失志，颇厌弃功名，但他与吴敬梓不同，非深恶痛绝科举制度。其子孙考上科举，不免大为高兴。
蒲氏生在崇祯末年，这是农民起义的时代，南明挣扎的时代。入清后又逢康熙大用武力镇压反满武装。对此，蒲松龄虽未亲身体验，但生在此动乱的时代中。唯1703—1704年淄川大闹灾荒，此为他亲身遇到的。蒲氏于1704年有《上布政司救荒策》，述淄川灾情：“山右之奇荒，千年仅见，而淄邑尤甚。盖他处尚有麦可以接济，尚有苗可望收成，而淄自去年六月不雨，直至于今，又加虫灾，禾麦全无，赤地千里。民之饿死者十之三，而逃亡又倍之……”并提出五条救灾之策，足见其对于农民的深切同情。
当时清政府用闭关自守政策，缩小对外贸易面。照顾农村，并多给地主以利益，轻视商业及手工业者。此比之明代中叶以来至明末更不同，扼杀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明代的对外贸易，舶来品都是奢侈品，增加了地主阶级的消费）。因为清统治者对于汉族地主阶级的照顾，官吏与地方上乡绅势力勾结，冤狱多。故《聊斋志异》中对于贪官污吏多加鞭挞。
由于他自己失意于功名，而且考过多次，有生活体验，因此蒲松龄反对科举，比较细致深入。因为他是寒士，所以特别同情寒士，对于念书人更了解得深刻。因其生长在农村，所以同情农民。他对于商人也注意。当时资本主义的萌芽被压抑，好比一块大石头底下的草，曲曲折折地生长着。因之《聊斋志异》中有抑郁悲凉的气氛，但并不是完全消极的。
小说中有对于人情世故的深入讽刺，鞭辟入里，此蒲松龄与吴敬梓所同有。
松龄的《聊斋志异》是遣兴之作，也是寄托孤愤之作。其《聊斋自志》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则此书借鬼狐故事而讽世，与六朝纯为志怪小说，性质不同，同吴承恩写《禹鼎志》之动机，寓劝世意。吴书不传，可能以鬼怪为可憎可恶之人的形象，而蒲留仙则不同，鬼狐均有人情味，多正面的，可爱可亲的（鲁迅谓“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
《聊斋志异》既是短篇小说，不能说成于何时，必随时有所添增。必作于中晚年。
作品的产生与故事的来源，据其《自志》说，或据之于野史，或据之于朋友所示，或农村中听人叙说，当然也有大部分是他自己所创作。《柳泉蒲先生墓表》云：“……而蕴结未尽，则又搜抉奇怪者为《志异》一书。虽事涉荒幻，而断引谨严。要归于警发薄俗，扶持道教。”（道教指儒道与教化）。蒲氏有正统思想，但因为他并非迂儒，所以没有头巾气。他胸中郁结，悲愤感慨，所以作品中又有悲凉的气氛：“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
《聊斋文集》中有《原天》一文，云：“欲知天地之始终，不于天地求之，得之方寸中耳。”“苟凝神默会，则盈虚消息，了无遗瞩。昭昭方寸，彼行列次舍，常变吉凶，不过取以证合吾天耳。”可见其世界观也是唯心论的。写狐鬼故事变幻随心，是浪漫主义笔墨。但作为幻想之素材，实是现实生活。是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满加以讽刺，或为对理想生活的追求。此皆现实主义精神之所在。又有《与诸弟侄》，论作文方法，以避实击虚为法：“盖意乘间则巧，笔翻空则奇，局逆振则险，词旁搜曲引则畅。”《志异》之笔法超绝，亦贵在虚实处用笔。
《志异》故事虽说是听人所说，实际上是自己创造居多。结构奇幻，变化莫测。于短篇幅中，有生活细节之描写，有生动表现人物性格的对话，是文言小说而能吸收白话小说的优点者。出于古文，而变化古文，亦一语文宗匠。
蒲氏的著述，除《聊斋志异》，还有诗、词、文、笔记等。他还写有许多民间文艺作品，有七种鼓词、十一种俗曲，陆续出现，真伪莫辨。今发现《聊斋志异》稿本，残存半部，共二百三十七篇。此外尚有其他遗著发现。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节选）
吴敬梓的家世和出处问题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文木，安徽全椒人。
吴敬梓出身于一个名门望族，所谓世代书香的科举家庭。高祖吴沛，有子五人，四成进士，在明末清初。曾祖吴国对是顺治戊戌年进士第三名（探花）。祖父吴旦，监生，以孝授州同知，是个孝子。父亲吴霖起，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为拔贡，做江苏赣榆县教谕。霖起为通儒，其仕亦贤，不奉承上司，而济困厄，曾捐资破产兴学宫。他有名士风，且为孝子。吴敬梓的家庭在曾祖时是极盛时代，祖父起，即在康熙时代，渐渐中落。
吴敬梓十四岁起，随父在赣榆。二十二岁，父去官。返居家乡。二十三岁，考取秀才，而父病死。他是一个不管家务、不善经营家产的人，喜欢读书，讲经学，作古文诗词赋，热心助人，没有几年，把家产花尽。他曾赴乡试，未中试，从此后便绝意进取，三十岁后，思想渐成熟，对功名亦复淡薄。在家乡待不下去了，1733年（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寄居秦淮水亭。文名籍甚。雍正十三年，清政府下令举行博学宏词科考试。原本科举制度是不勉强人去赴考的，至博学宏词科则有推荐，带点强迫性，此为朝廷牢笼汉人学者之政策。1736年（乾隆元年），吴敬梓在府、省均被取录了。因他此时已有名望，为一名士。安徽巡抚赵国麟要正式荐举他进京赴考，临时，吴敬梓托病不入京。从此以后，他也不应乡举考试了。即以秀才终身。
据胡适的考据，吴敬梓那时还有功名念头，是真病，失去机会，后来有点懊丧。这个结论是不实在的。胡适的根据是，唐时琳（吴的老师）的《文木山房集序》：“两月后敏轩病愈，至余斋。余度其容憔悴，非托为病辞者。”胡适认为据此则吴敬梓乃真病。其实，从此条中即可证明颇有人疑他是托病不去的。此外，胡适又据吴敬梓三十六岁《丙辰除夕述怀》诗：“相如封禅书，仲舒天人策，夫何采薪忧，遽为连茹厄。人生不得意，万事皆愬愬，有如在网罗，不得振羽翮。”“连茹”，出《易经》，妨碍出行；“愬愬”，亦出《易经》，惊惧貌。胡适以此为敬梓真病之证。
然而，吴敬梓三十七岁那年，有许多人进京去考，有考中者，有不得意者，有死在京中者。《文木山房集》有不少诗嘲笑他们的。唯此类诗与丙辰除夕诗距离不过半年者，何以思想转变如此之快？可知他三十六岁时对博学宏词试曾有思想斗争，而主导思想是他不想去。
吴敬梓的友人程晋芳作《文木先生传》，明明说安徽巡抚赵国麟闻其名，招之试，才之，以博学宏词荐。竟不赴廷试，亦自此不应举。所谓病，因为是在清政府的压迫下，不能不装病。《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是敬梓本人的影子。第三十四回，杜少卿辞征辟，对夫人道：“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什么要送我到京里去？”“好了！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吧！”《儒林外史》充分表现了吴敬梓反对功名富贵的思想，小说大力抨击热衷科举、势利熏心的人。他不愿入京应辟，和《儒林外史》的思想是一致的。因为他出身于一个科举家庭，从小就接触官僚士大夫阶级，眼见清统治者的箝制思想、奴役汉人，并无真意振兴礼乐、延揽名儒，荐博学宏词不过是牢笼手段。应举做清官，不得好结果；征辟也不能有所作为，所以早就迟疑。思想斗争的结果，就是辞退不出山了。
吴敬梓早年喜欢诗赋古文，本来反对八股文。他的诗赋见《文木山房集》。中年以后，阅历更广，思想愈成熟，写作《儒林外史》，抨击一般士人的庸俗、无耻、贪鄙。以王冕那样一个人物为理想典范；以市井名士作结。《儒林外史》应作于其四十到五十岁、在南京的时期，即不应博学宏词考之后，所谓“做些自己的事”也。他写作小说的精神是严肃的，不是作来遣兴，是耐贫之作。
吴敬梓四十岁时，友人捐资刊出了他的《文木山房集》。同时，他捐资兴复江宁雨花台的先贤祠，集合许多名士祭祀吴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余人（《儒林外史》中的修太伯祠为此影子），为此鬻去了所居房屋，复居城东之大中桥。他的生活愈来愈贫穷，常以书易米。“冬日苦寒，无酒食，则邀同好汪京门、樊圣谟辈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互应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程晋芳《文木先生传》）
程晋芳本一盐商，其后亦穷困，思想与敬梓有契合处。他有《怀人诗》云：“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诗作于1748—1750年之间，故《儒林外史》必是1750年以前所作，有成书。程晋芳家境衰落后，敬梓曾对他叹息道：“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
《盋山志》述敬梓售去家产后，迁家南京，“日惟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人皆不知其为贵公子也”。《盋山志》的作者为顾云（本人为南京人，比金和略前），所记颇为可信。敬梓墓即在盋山底下。种菜园的人，在《儒林外史》中也有描写。
后来敬梓愈益穷困。1754年，年五十四岁，卒于扬州，归葬南京。
《儒林外史》的主题及思想内容
《儒林外史》原书有五十回及五十五回两说，不知孰是。今定为五十五回。最早刊本在乾隆四十年左右，是吴敬梓卒后约二十年其友人金兆燕在扬州所刊，今不可得。今所得之最早刊本是1803年（嘉庆八年）卧闲草堂本，作家出版社据以排印。此本共五十六回。唯最后一回，讨论者认为是伪作，故而删去。通行本尚有六十回本，则更是他人所增。
小说从话本发展到拟话本的个人创作，明万历年间有《金瓶梅》，系无名文人所作。明末冯梦龙辈文人始作小说，也是拟话本体裁。内容涉及社会现实各方面，男女情爱还是主要的。《儒林外史》是一高级知识分子所作，取其生活经验最熟悉的部分，专门描写知识分子一群，以讽刺士林为主，别开生面，非常深刻。这部书不见得普遍于人民大众，但对于士林阶层是起进步作用的。
文学、政治都是上层建筑，为统治阶级服务。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把文学、政治、哲学思想密切配合起来，巩固这个封建统治的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从隋唐开始，有明经进士等科，思想还比较自由，考经学、策论、古文、诗赋等。到了明朝，开始用制艺（即八股），《儒林外史》内称为“文章”。这是无论形式、内容方面都完全束缚思想的东西。其内容方面，是代圣人立言，出经书上一句或一节为题，专以发挥儒家程朱一派的理学思想。其形式方面，是用八股，对偶的古文，格律极严，等于女子之缠足跳舞，同律诗同样情形。为的是使阅卷者容易看出高下，所以限制了长短、形式、题材、作法。无论谁要爬上统治阶级，必须先学八股，攻举业。不从科举里出来的人，没法做文官，只有做了官以后，或者科举上失败的，方始作些诗、古文。因此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大受打击，斫丧元气。民主的文学，反统治的文学，就无法抬头。此所以明代的诗、古文非常平庸之故，明朝亡国以后，有遗老们隐居著书，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潜心哲学、考据、经史，开学术研究风气，是为朴学，风气渐渐转移，可是一般的知识分子，仍专门作八股，以八股为天地间唯一的正文，酸腐风气，从明末传下来，没有改革掉。有清一代，完全用八股取士，同于明代。《儒林外史》在知识分子群中起着极大的进步作用，是秀才举人们自己照自己的一面镜子。其主题思想是：作者以深沉严肃的态度，予当时士林以锐利辛辣的讽刺，从而暴露了以科举制度为中心的封建主义统治的罪恶本质。在一般士林热衷科举的时代，这部小说是了不起的，指示了反封建革命的道路，必须要废去这个科举制度。
作者并没有脱离封建时代，士的阶层是封建统治的支柱。如果士的阶层道德品行好，对于人民有利；如果士的阶层道德品行坏，便会加深对人民的压迫。第一回楔子中写道，王冕见到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他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文是文章、文学，有思想内容的东西。行是品行、行为、行动。出是出仕、做官。处是退隐。《儒林外史》尽量揭露用八股文考试的科举制度怎样影响士的阶层，影响整个社会。吴敬梓有力地讽刺了热衷科举的人物、秀才举人们，批判这些人物的（1）虚伪；（2）酸腐；（3）残酷；（4）热衷；（5）鄙陋；（6）庸俗。
科举考试文章用八股文，题目出在四书五经上，体例是代圣人立言。好像是要每个人都做圣人，都是孔子一派的嫡传弟子，但是哪里能够每个人都做圣人，结果是言行不符，一概地虚伪，例如范进中举以后居丧尽礼，不用银镶杯箸，换了磁杯、象牙筷，也不肯用，直到换了白竹筷，方才罢了。落后却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尽礼之伪，即小见大。其次，八股文中所谓圣人，是古代的圣人。四书五经里的道理早已不合乎近代，是陈旧发霉的过时的东西；科举使一般士林，专门子曰文章，脱离实际，不针对现实。秀才们的头脑闭塞聪明。酸腐到极点，变成残酷。例如王玉辉的迂拙，鼓励女儿殉节，留名青史。女儿绝食死后他还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后来入祠建坊，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看见老妻悲恸，心下不忍。深刻地写出了礼教吃人，礼教与人性的矛盾。当时的思想家戴震（东原）反对朱熹，说：“人死于理，其谁怜之？”礼教杀人，戴东原已说到。所以《儒林外史》的思想和那时候的思想界是相通连的。科举制度使得每个读书人都要往上爬，社会地位完全靠功名，所以这班秀才举子就普遍地热衷功名。例如周进到贡院后撞号板、满地打滚，范进中举后发疯，这些深刻描写都表现了他们的热衷科举。这种心理甚至影响闺阁，如鲁编修的女儿，闺阁小姐从小学制艺，见丈夫不习八股文，气得要命。鲁编修见女婿不能上进，负着气要娶姨太太生儿子。鲁小姐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日夜拘着四岁的小孩读八股文，书背不熟，就要责督他念到天亮。他们只读四书五经，其他一切文化遗产都不知晓，知识鄙陋。例如范进竟不知道苏轼，以为他是一个明代的考生；张静斋硬说刘基是洪武三年开科第五名的进士。读书人既将科考作为唯一的上进途径，他们的读书，就再也不是为求真知，而只是谋取功名利禄的手段，所以一概庸俗。例如年轻的秀才梅玖和举人王惠在六十多岁的周进面前得意忘形、趾高气扬，只因周进是个童生。后周进考中进士，梅玖却又谎称是他的门生。科举制度的毒害更大的在于要使千百万知识分子都变成无用的废物、不劳动的寄生虫，而这般秀才、监生们便成为社会的统治者，胡作非为。例如严贡生关别人家的猪，将云片糕说成是名贵药来讹船家的钱等，又如举人张静斋打秋风，怂恿知县为示清廉枷了送礼的回教徒[5]，把送的牛肉都堆在枷上，以致酿出人命。《儒林外史》揭示了他们冠冕堂皇的外衣下卑鄙恶劣的实质。
《儒林外史》以描写士流为中心，笔触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在官吏之中，着重写了萧云仙的义侠。第三十九回，郭孝子道：“而今是四海一家的时候，任你荆轲、聂政，也只好叫作乱民。”暗示清政府禁止侠义行为，不允许人民之间有义气肝胆的人。郭孝子劝萧云仙：“像长兄有这样品貌才艺，又有这般义气肝胆，正该出来替朝廷效力。”后来萧云仙果然去投军，在平少保那边效力杀敌。他辛苦经营建筑了青枫城，叫百姓开垦田地，兴修水利。结果如何呢？竣工后上报兵部，工部核算建筑开销，要使萧云仙赔出七千多两银子。萧云仙卖去他父亲的产业，全数缴纳还不够。向鼎是一位名士，固然并非贤吏，但并不贪污，断案尚为明白，而几乎受到革职的处分。可见朝廷的赏罚不明。反之，王惠分发到南昌府，就问地方人情，可还有什么出产，关心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高要县汤知县为求清官之名好升官，把无辜的回民枷死。盐商宋为富骗娶沈大年之女沈琼枝为妾，江都县知县接受宋为富的贿赂，反诬沈大年为刁健讼棍！蘧太守辞官回家，他的儿子死了，他
说，这是做官的报应。凡此揭露官吏的贪污、统治阶级的腐朽，这表明了吴敬梓对一般官吏的看法。
《儒林外史》写严贡生、张静斋等，以见所谓乡绅在地方上的横行，欺压人民。写扬州盐商万雪斋、宋为富等，表现盐商们的豪富、恶俗、享乐，他们纳妾，勾结官府，欺压人民，而又附庸风雅，结交翰林清流。
官吏、乡绅、豪商、地主为当时社会中的支配者，而一般人都利欲熏心，社会风气势利《儒林外史》是写实文学，不夸大，不用浪漫主义手法，如实地揭露这社会的形形色色，而加以无情的抨击、深刻的讽刺。
曹雪芹与《红楼梦》（节选）
曹雪芹的家世及其写作《红楼梦》
《红楼梦》有两个作者，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等所补。
《红楼梦》第一回，把《红楼梦》这部书作为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一块石头上的记录，由空空道人抄写下来，问世传奇的。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空空道人当然并无其人，而孔梅溪其人亦不知有无。
甲戌脂砚斋评本有批云：
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
是曹雪芹写《红楼梦》，先有旧稿，其弟棠村为序，名《风月宝鉴》。则孔梅溪者，或棠村之托名欤？其后又加扩大，成《金陵十二钗》，一名《石头记》，亦名《红楼梦》。唯雪芹实未完成此书，完整之部分唯八十回，此后有些残稿，遗失不存。
《红楼梦》前八十回，应定为曹雪芹作。
甲戌本批云：
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
康熙间，曹练亭（应为“楝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
是乾隆时人以《红楼梦》为曹雪芹作。
唯袁枚以为曹雪芹是曹楝亭之子实误。雪芹为曹楝亭（寅）之孙。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六谓曹雪芹（霑），楝亭通政孙。杨氏所据，为雪芹之友敦诚《四松堂集》，最为可信。
曹雪芹（1723？—1763），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芹溪居士。
雪芹卒于壬午除夕（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除夕在公元1763年1月。据甲戌本脂批）；生年不详，唯敦诚的《四松堂集》稿本有挽曹雪芹诗（注甲申年），有“四十年华付杳冥”之句，今定为曹雪芹死时年四十，当生于1723年，即雍正元年。
曹氏始祖原是汉人，原籍东北。始祖曹锡远归依满洲人，随满人入关有军功。为汉军旗人，属正白旗。或云正白旗包衣（包衣，满洲话，意为奴、罪人家人、没入军中者）。入关后住河北丰润，为丰润人（或原为奉润人，清人入关后，始入伍为汉军旗者。或说为奉天人，即东北人，与丰润曹氏同族而已）。
曹锡远在顺治初年即官驻扎江南织造郎中。雪芹高祖曹振彦顺治时官山西吉州知州、大同府知府、浙江盐法道。
曾祖曹玺，驻扎江南织造郎中，赠工部尚书衔。
祖父曹寅（1658—1712），字子清，号楝亭。管理苏州、江宁织造，通政司通政使，巡视两淮盐漕监察御史，兼校理扬州书局。在康熙朝。
曹寅有文才，交际学者名流文士，如尤侗等。有诗文集，名《楝亭集》。有《虎口余生》传奇。刻书有“楝亭十二种”。是清代官僚中风雅者。年五十五卒，终江宁织造之职。曹寅卒时，雪芹尚未出生。
曹寅死后，江宁织造为其子曹颙袭职，有亏空。苏州织造由其妻兄李煦（山东人，亦占旗籍）任职。颙卒于1715年，由其弟曹頫袭职。1727年（雍正五年）李煦得罪下狱（因通于阿其那，即胤禩），而曹頫亦罢任，由满人隋赫德继任。1728年，曹氏家产没入官。
雪芹有颙之子、之子二说，比较起来，可能是曹頫的儿子。曹頫非曹寅的嫡子，乃是嗣子而袭官的。曹颙无嗣，死时可能有一遗腹子（李玄伯以遗腹子当雪芹。曹颙卒于公元1715年，如有遗腹子生于此年则至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为四十八岁，太大，与敦诚诗不合，不可能也。雪芹如非曹子则为曹寅之族孙矣）。
江宁织造、苏州织造之职，曹家、李家等任职时间排列如下：
（公元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即康熙末年）
曹家在康熙朝为全盛时期，曹氏三代为江宁织造。康熙六次南巡，其中四次到南京时驻驾江宁织造署，曹寅接驾四次。曹寅有一个女儿，嫁镶红旗王子为福晋。曹寅在东华门外特为置房产以居其婿。
曹寅做江宁织造时，并兼做四次两淮巡盐御史。他又为道政司职衔。
李煦做苏州织造，也兼做过两淮盐运使。
江宁织造署和苏州织造署，乃是在江南丝织业发达的区域所设立的机构，专供应朝廷及内府需要的丝织品、奢侈品，是常驻在江南的皇室采办性质。想来就在江南的赋税里提出银两，按年进献织造品到京。尚兼带其他差事，进款很多。但弄得不好，内府太监需索很多，也要赔累。
江宁织造这官，直接与内府打交道。在地方上可以密奏事件。曹家为顺治、康熙二帝所信任，在江南刺探官僚的密情，可以密奏。在江苏地方，大小事件，多有所闻，也要奏闻（观熊赐履及科场案两事可知）。康熙五十七年批曹頫折尾云：
朕安，尔虽无知小孩，但所关非细，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虽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闻大小事，照尔父密密奏闻，是与非朕自有洞鉴。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
似乎是江南一带的密探。因而也必然牵涉到朝廷政治上去。在康熙时，曹家及李煦家均煊赫。到雍正即位便衰败，并革职查办了。
曹寅卒时，公项亏空五十四万九千六百余两。康熙令李煦代任盐差一年，以便还清。曹颙继任，同李煦把此款还清了。多下三万两，康熙赏给曹颙，以偿私债。
据此可知，江宁织造、苏州织造供应内府的织品，系向江南织造厂家收买来的，两款项用的是两淮的盐税，所以织造官常兼盐运之职。
曹頫为雍正所不喜（雍正夺位上台后新用一批耳目），革职査办，由隋赫德继任，他的家产一齐没收，而赏给隋赫德。隋赫德奏折云：
特命管理江宁织造，于未到之先，总督范时绎已将曹頫家管事数人拿去，夹讯监禁。奴才到后，细查其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处，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顷零六十七亩，家人大小男女共一百十四口。……再曹頫所有田产房屋人口等项，奴才蒙皇上浩荡天恩，特加赏赉，宠荣已极。
此为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事。此时曹雪芹不过是五六岁的小孩。曹家抄家后，“蒙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而其家属不久回京住。
1735年秋，乾隆帝即位，曹頫又起官内务府员外郎。至乾隆十年，雪芹年二十余而曹家再败。此则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所考。唯周氏实混《红楼梦》小说中事与真实史料为一。可信否，尚待稽查。
曹雪芹似乎曾经留在南京及扬州过其少年生活。敦敏诗有“燕市狂歌悲遇合，秦淮残梦忆繁华”。敦诚诗有“扬州旧梦久已绝（原稿作‘觉’），且著临邛犊鼻裈”。言其夫妇住京郊西山村，南京、扬州的少年生活不过是残梦而已。约二十余岁以后，则久居北京。三十岁以后直到他年过四十卒时，住在北京西郊外西山村中，过着其贫穷而自由的生活。
雪芹虽出身于满洲官僚家庭，而爱好文学艺术，能诗善画。生性旷达，落拓不羁，喜欢喝酒。在北京西郊住着时，与宗室敦敏、敦诚二人为友。敦敏能诗，有《懋斋诗钞》，敦诚能诗文，有《四松堂集》，又有《琵琶行传奇》一折。据敦敏、敦诚的描写，曹雪芹的性格和生活状况是：
1. 诗风似李贺。“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披篱樊。”（敦诚《寄怀曹雪芹》）（今雪芹诗均佚，只有“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樊素鬼排场”二句，见《题敦诚〈琵琶行传奇〉》。）
2. 高谈雄辩，诙谐洒脱。敦诚《寄怀曹雪芹》中有“接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的诗句。
3. 有傲骨，胸有块垒。喜欢画石头，见其傲骨嶙峋。敦敏《题芹圃画石》诗云：“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磈磊时。”敦诚《赠曹芹圃》一诗中有“步兵白眼向人斜”，称其似阮籍。
4. 喜欢喝酒，酒渴如狂，似刘伶。“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敦诚《挽曹雪芹》）“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敦诚《赠曹芹圃》）敦诚又有《佩刀质酒歌》，写其“秋晓遇雪芹于槐园，风雨淋涔，朝寒袭袂，时主人未出，雪芹酒渴如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饮之。雪芹欢甚，作长歌以谢余，余亦作此答之”。答诗中有“曹子大笑称快哉，击石作歌声琅琅。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的诗句。
5. 生活贫穷。从下面诗句中可见一斑：“至今环堵蓬蒿屯”（敦诚）。“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若著书黄叶村”（敦诚）。“卖画钱来付酒家”（敦敏）。
6. 其西郊山村所居，幽静可爱。敦敏《赠芹圃》诗云：“碧水青山曲径遐，薜萝门巷足烟霞。寻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新愁旧恨知多少，一醉白眼斜。”
7. 卒时当在壬午除夕（一说癸未年底，公元1763年或公元1764年）。敦诚挽诗有“孤儿渺漠魂应逐（自注：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新妇飘零目岂瞑”之句，雪芹卒时有新妇作未亡人。据敦诚挽诗“四十年华付杳冥”，据张宜泉《春柳堂诗稿》：“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
曹雪芹在西山村居，写作《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二十余岁动笔，直到死时仅完成八十回，此外，有些残稿已失。八十回本完成在近四十岁时，此后，似不曾写作。
裕瑞《枣窗闲笔》云：“‘雪芹’二字，想系其字与号耳，其名不得知。曹姓，汉军人，亦不知其隶何旗。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
又云：“余曾于程、高二人未刻《红楼梦》版之前，见抄本一部，其措词命意，与刻本前八十回多有不同。抄本中增处、减处、直截处、委婉处，较刻本总当，亦不知其为删改至第几次之本。八十回书后，惟有目录，未有书文，目录有大观园抄家诸条。与刻本后四十回四美钓鱼等目录，迥然不同。盖曹雪芹于后四十回虽久蓄志全成，甫立纲领，尚未行文，时不待人矣。又闻其尝作戏语云：若有人欲快睹我书不难，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即为之作书云。”
据此，曹雪芹写作《红楼梦》，实未写完，就逝世了。真可谓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不可偿补的损失！
其人虽滑稽诙谐，其写作《红楼梦》的精神是认真严肃的。第一回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红楼梦》一书的名称：
（1）《石头记》。女娲补天所未用的一块顽石，被一僧一道带往世间经历一番，把经历刻在石头上，故名《石头记》。
（2）《情僧录》。空空道人检阅抄录之后，改为《情僧录》，空空道人自改名为情僧。
（3）《风月宝鉴》。东鲁孔梅溪题。脂砚斋有批云：“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一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书中说，梅溪，乃棠村的影射，雪芹一号芹溪。脂本评语中亦有梅溪评。题此名说明起初计划是一部劝人脱离情欲的书。
（4）《金陵十二钗》。“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这是为女性立传的书。
（5）《红楼梦》。脂砚斋本有“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一句。此从第五回中宝玉梦中听唱《红楼梦》一套曲子而来。“因此上演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金玉皆无好收场，笼括全书意旨，富贵荣华，情爱都为一梦。使人从幻境中醒悟，体味真实人生的苦味。
（6）《金玉缘》。坊间俗称。此一种最为俗气。
此书在坊间流行，用了三种名称：（1）《石头记》；（2）《红楼梦》；（3）《金玉缘》。而《石头记》实在是最好的，是自始至终的总名，含蓄。
《红楼梦》今有脂砚斋评本：
（1）甲戌脂砚斋重评本（公元1754年，雪芹年三十二岁）（残存十六回）。胡适所藏。
（2）己卯冬脂砚斋四阅评本（公元1759年，雪芹年三十七岁）（残存三十八回）。
（3）庚辰秋脂砚斋四阅评本（公元1760年，雪芹年三十八岁）（凡七十八回，缺六十四、六十七两回）。北大所藏。
（4）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序抄本，年代不明，八十回。
（5）甲辰菊月，梦觉主人序本，八十回（公元1784年）。
最后一本改动较多，已近于一百二十回之前八十回。
《红楼梦》产生的时代和作者对自己创作动机的表述
《红楼梦》产生在清初乾隆年间，是封建社会从繁荣到崩溃的时期。书中所写的一个贵族家庭的没落，也反映整个时代走向没落，是封建社会的末期。在西洋，初期资本主义已经抬头；在中国，尚是清代统治国力强盛的时期，然而外强中干。乾隆的好大喜功和几次南巡，开了淫靡之风，清代统治慢慢走上下坡路。
书中写贾府常用外国东西。贾府是贵族世家，薛家是商业资本的家庭。
在这时，一般满贵族家庭，都已汉化。子弟们靠世袭官爵，不拘于科举出身，故而过着悠闲的生活。公子哥儿们的嗜好，俗一点的是声色、荒淫、赌博、禽鸟、唱戏、弄官做；雅一点的是喜欢构园亭、作诗词、刻书，讲究花木、禽鸟、古董、书画。曹雪芹生长于这种家庭，所以写出这样一部小说来描绘他自己熟悉的家庭生活。
当他终日忙忙在这热闹场中，生活享受很好的时候，是写不出深刻的文艺作品来的；乃是在他家败以后，自己穷愁潦倒，方始能够写这样一部伟大小说。冷静中回忆热闹，有留恋与幻灭的矛盾心理。
《红楼梦》产生在太平盛世，不是流离战乱的年代，书中没有战争，没有忠臣烈士，只写家庭琐碎，儿女私情。集中写一个家庭、几个女性。在《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金瓶梅》《儒林外史》以外，另树一帜。
《红楼梦》产生于古典文学和艺术成熟的时期，古典文学和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诗词、小说、戏曲、音乐、绘画、园亭结构等为贵族和名士所欣赏。纳兰性德的词，诗歌中主神韵的王渔洋、主性灵的袁枚，音乐、戏曲包括昆曲，比如《桃花扇》《长生殿》对作者都有影响；书法、绘画，如倪云林、唐寅、文徵明、祝枝山、清初以山水画著称的四王等，都为作者所熟知。作者对这些雅事，无不精通，加之以灯谜、酒令、花草、禽鸟、烹饪，乃至医道等，也无不知晓。《红楼梦》书中有诗、词、曲、骚、赋，可谓古典文学的教本。书中也有谈庄子哲学、谈禅的话题。总之，包罗万象，内容极其丰富。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最成熟的作品，也是最后的殿军。它孕育着反封建的、民主个人自由主义的思想。
《红楼梦》总结了上起《诗经》《楚辞》、汉乐府、六朝的宫体诗、《世说新语》，下至于唐人小说、宋元白话小说、《西厢记》《牡丹亭》乃至于书画、园亭、医道、优伶等艺术和人生的种种方面。《红楼梦》是小说中的巨擘，是整个社会的最高艺术创造，是一幅详尽的图画，包括贵族生活和平民生活。
《红楼梦》也合于中国最早小说的传统。桓谭《新论》中说：“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小说家需要多方面的知识，不是单写几个人物故事的。
写癞头和尚、跛足道人、甄士隐等，似《列仙传》；
写贾母、探春、李纨等，作为治家典型；
写贾雨村、贾政是官鉴；
写宝黛是言情；
写柳湘莲、尤三姐是奇仪。
作者是一洒脱人物，怀才不遇，自伤好比女娲补天未用的一块顽石，不合流俗。
一生崇拜女性，情痴，有情爱而未团圆的遗憾。
在全书开头部分，作者透露了其写作《红楼梦》的动机：
（1）本身经历过富贵家庭的生活，伤悼这个家庭由盛而衰、没落无可挽救的情况。
（2）本人流落穷困，“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但深于感情，为性情中人，不慕热利，颇佩“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故特为闺阁立传，作《金陵十二钗》一书，所写女子或有才，或有貌，一概红颜薄命，随着这个家庭的没落而没落。
（3）作者深感于向来才子佳人的书，都不真实。“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小丑一般。……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红楼梦》作者自云所写系“半世亲见亲闻的这几个女子……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只愿世人当那醉余睡醒之时，或避事消愁之际，把此一玩，不但洗了旧套，换新眼目，却也省了些寿命筋力。”（第一回）作者又借贾母之口批评才子佳人书，“开口都是乡绅门第，父亲不是尚书的，就是宰相。……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绝代佳人。只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他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像个佳人。……凡有这样的事，就只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头”（第五十四回）。
《红楼梦》为反庸俗的才子佳人书而作。它的作风是现实主义的。虽然不是历史上的真实，乃是情理上的真实，真正的文艺创作，合乎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法则。
《红楼梦》作者不借汉唐名色，无朝代年纪可考，假托作天上一块石头，被女娲氏锻炼后，已经通灵，可大可小，自来自去，被僧道携带到尘世来一番，到昌明隆盛之邦（中国），诗礼簪缨之族（官宦），花柳繁华地（京都），温柔富贵乡（贵族家庭，公子小姐们的情爱生活）经历一番，得到觉悟、忏悔。
“无才补天、幻形人世，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引登彼岸。”这些经历，刻在石头上，空空道人见了抄录下来，就是《石头记》这部书。
作者自言此书内容是家庭琐事，闺阁闲情，无大贤大忠，有痴情故事。大旨不过谈情，绝无伤时淫秽之病。
《红楼梦》同别的小说一样有“因缘”。此书在程本中石头化为神瑛侍者（在警幻仙子处），瑛=石=宝玉，与绛珠仙草有一段灌溉之恩及在尘世以眼泪报答的一段公案。在戚本中神瑛侍者是一人，而此石变为通灵宝玉，夹带入世，成为宝玉所衔的玉。石是玉，侍者是宝玉前身。大概是修改而未定者。
此书人物所处时代，作者未说明何朝，但书中第二回谈到“近日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假定在明代，书中绝不述及清代。
书中提到金陵省，无此省名。大观园在京都（刘姥姥和妙玉的话里都说到长安），而实在是北京，但南北景物都有，如竹、梅、桂是南方植物。
第十五回“王凤姐弄权铁槛寺”文中有长安县、长安府、长安节度使。
凡此种种，系作者故弄狡狯，迷离其词。
八十六回，薛蝌呈子有“胞兄薛蟠，本籍南京，寄寓西京”语，坐实长安，乃续作所写，实非雪芹原意。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西南联大进行曲（部分）
罗庸、冯友兰 作
注释
[1]应为《中兴小纪》。——编者注
[2]应为罽宾国，西域古国。——编者注
[3]《射阳集》及下文《射阳存稿》皆指《射阳先生存稿》。——编者注
[4]侯方域在世时间应为公元1618—1654年。——编者注
[5]1956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伊斯兰教”名称问题的通知》，规定“今后对于伊斯兰教一律不要使用‘回教’这个名称，应该称为‘伊斯兰教’”。因作者写这部分内容的时间在此之前，故文中保留作者对与回族有关的宗教、民族的名称使用。——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