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统一与文学之变古
/罗庸/
南北朝文学之回溯
欲明隋唐文学之来源，及其与前代不同处，则南北朝大势不可不知。吾人可自三方面着眼：（1）中国史上地理之变迁。国史上地理有两天然之界线，一以潼关为中心分为东西，一以长江为中心分为南北。周代即东西对峙局面，迄秦统一皆以西方统治东方；楚之兴也，文化逐渐发展，又与汉成南北对峙之局面。东西对峙，皆在北方，故文化无多差别，而南北则迥然不同矣。三国时，历史上纵横对立皆有之，晋统一东西界限破灭，而南北文化对立生极大之差别。北方为五胡所蹂躏，文化丧零殆尽。南朝文化承东吴东晋不断之风气，无须重新整理，故蔚为大观，论文学史者亦多着眼于南朝。自东晋以来，南北交通隔绝，政治上截然两道，迄梁及齐周时代，始渐有往来，然此交通对文化滋长仍无多效用，北方皆生吞活剥以吸收南方文化者。迄隋唐统一，始见融化，故言隋唐文学实六朝文学之末段，下逮南宋，又与东晋、北朝形势同。（2）文人出身不同，于文风亦极有关。汉代文人出身多系平民，盖由郡守举察而出者也。故两汉文人参政、读书、得名之机会，犹甚平等。三国之乱，政治沦于武人之手，文人非投武人幕府不足以成名。西晋亦贵族政治，故东晋过江名士皆名门也，以致下品无士族，上品无寒门，政治文化咸为贵族（门阀）所包办，直维持至梁代而不衰。由此文学来源日减，技巧日细，下笔风云月露而已。齐梁初，有平民文人之产生，梁中世以后，世家多所没落，而平民文人出身机会遂多，不能不产生科举制以应付之，此为新的变化。而北方华夷杂处，文化何由保存？魏未分时，有在野遗民为之撑持局面，齐周之际，既无士族，则文人多重师承，迄唐初弗绝。科举制兴，此师承制又告破坏，于是士子多以主考官为师，而避免说及其原有师承，故韩愈有《师说》，柳宗元有论师道之文，皆因时而发者也。（3）欣赏文学与应用文学为两不同之道路，在隋唐为一大变。骈文实六朝所养成，声律辞藻，均极考究，此风北朝接受甚晚，迨庾王北渡，乃传播之。夫骈文之成立，原偏于欣赏方面，自建安已开其端；晋世少衰，宋齐又重其风，作为大规模之应用文字，故北朝承受此种文体，亦但用于应用方面而已（如书札、奏记）。迄唐初四杰为一回旋时期，后此骈文乃专作章奏书札之用，应用范围日狭，遂成定型，此唐四六之所由发生也。再变而为宋四六体。文学方面缺一大片，有待别立文体以为补充，此韩柳古文运动发生必然之势也。复次，唐宋有远谪之风，文人描写范围扩大，此地理之影响文学者。又唐宋文人既多来自民间，故多描写平民生活，较六朝贵族华贵生活之描述，别开生面。又以骈文之衰歇，隐而未现之古文遂成唐宋文学之主流。
《北史·文苑传序》，为整个北朝文学史之叙述。在魏收未成名之前，往往温（子升）邢（劭）并称，温卒，人称大邢小魏云。此三人者为北朝文学之主干，影响后世亦大。《文苑传》称：北朝因牵于战阵，多章奏杂文，无缘情之作。自温子升起，乃有文学新潮出现，然多少仍受南朝之影响，故邢劭尝云：“不能作赋者，不能作文人。”又邢魏互讥，邢讥魏窃文于沈约，魏讥邢窃文于彦升，由此可见北人对南朝文风仰慕之盛。而一部分在野之士，仍承东汉余风，主文必出于六经之说。而南朝文士久离此道，读读类书，有典可用足矣。传至朔北，遂有反动风气兴起，苏绰之拟《大诰》是也。至徐陵去齐，庾信、王褒留周，徐庾为六朝文学最末之新体（徐父摛，庾父肩吾，皆六朝宫体诗健将，其子传其风），既入北，遂成非南非北之变质文学，初唐四杰之面目盖由此而出。
而当时南朝人见北朝文，亦具恐慌之感，《魏书·温子升传》《南史·文苑传》有故事云，张皋使北，挈温子升文归，梁武帝见而叹曰：“曹植、陆机复生北土，嗟我词人，数穷百六。”可见南方之文胜质，偶见北方有骨气之作，自然惊赞不置，而北人亦慕南风，遂成交流状态。隋文统一，乃以北方政治统治南方，而文风则南方柔化北方矣。唐之统一，仍沿此大势，古文虽代骈文而兴，然唐以诗为主潮，仍是南方文学之余裔也。至于文坛之主持者，则多系北人，南人之入仕者多遭歧视，如贺知章即是明例。
隋唐的科举与士风
就文化史言，科举制实为一大分水岭。自隋唐迄今，莫不如此。虽考试科目不同，然其为目的则一，盖令士人有读书上进之机会也。先秦子家以著书干王侯，末流所趋，成为清客之流。汉文则创孝悌力田以培养礼重士人之风。有此四百年之培养，遂有东汉党锢清流诸公，然其病又在矫情，国势隳败，复成战国局面，文人再度沦为幕客，此建安七子之所由产生也。西晋为贵族政治，文人仍过依附生活，陆机、潘岳等靡不如此。其后一变而为东晋门阀把持之政局，盖魏文创九品中正之制，末流所至，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故此制终告破坏。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建明经、进士二科，明经为国子生，进士为外县考生。唐复创制举，即由天子御试而举擢者也。士风因之改变。
隋代考试，不考诗赋杂文，仅考时务策而已（可参考《唐书·杨绾传》[1]）。唐举制较隋为完备，京师有六学，计为国子生三百人、太学生五百人、四门学生一千三百人、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国子生多贵族子弟，不愿他去而入太学，在京师号曰国子生。六学之学生通号生徒，除算、书、律三科为专科外，余皆为普通科，可考明经。唐考进士，谓之乡贡郡举。明经考试凡二：（1）
帖经（相当于默书），凡五，又帖大经。（2）策论。进士则考时务
策，常人以为唐以诗赋取士而诗特盛，其实不然。高宗之前，考试全袭隋制，不考诗赋，玄宗时立杂文之科，因有诗赋之考科焉。玄宗又立制举，由帝亲试，科目名额皆不限定，且有在礼部范围之内，相当于清代之博学鸿词科，科举制之滥，实肇于此。王应麟《困学纪闻》载，唐代制举科目多至八十六种，每种以四字为科名，如“博通坟典”“洞晓玄经”等，乃学汉代之察举制。玄宗晚年笑话最多，如唐人笔记所载，尝有士人骑马来考“不求闻达”科，何其谐谑。中唐以后，尝一度停考诗赋，又凡来京应考者一例曰进士，及第者曰前进士。
自隋大业二年，迄唐高宗永隆二年（公元681年），科举行已七十余年，流弊盖已丛生。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言：“明经皆抄义条，进士惟诵旧策，皆无实学，有司以人数充第。乃诏自今明经试帖十粗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策试。”此唐代考试第一次变迁，加试诗赋盖肇于此。高宗、武后两朝，宫廷文学特盛，士人欲进身不能不注重诗赋，此与唐诗发达略有关系。
开元廿四年，请托之风方盛，考功员外郎李昂持正不阿，欲矫此风，试前申令有来请托者，即予除名。有李权者，请昂岳父说情，昂果除其名，权乃纠合徒众大闹礼部，至难解决，以是考试改由礼部侍郎主持，而考生遂又包围礼部矣。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礼部侍郎杨绾上书曰：“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几同挂壁……祖习既深，奔竞为务，矜能者曾无愧色，勇进者但欲凌人，以毁为常经，以向背为己任。校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己，喧胜于当代。”此数语不但写尽玄宗一代考试情形及士风，即有唐一代之科举内幕亦可了然，为唐代文学史之重要材料。由是引起士人怕说师承之风气，韩愈之作《师说》实由此而生之反响也。唐诗之发达殆与此有密切关系。盖士未达时，先以书寄京师亲友，以示己意，既入京，投刺宰相之门，以诗呈上，谓之行卷，久不得报，又复呈之，谓之温卷，如仍不理，乃至于三、四呈诗，退之四上宰相书，实以士风所趋，不得不如是耳。开元天宝年间，行卷者虽不得第，亦可从宰相家领取路费，故士人专精于诗技。中唐以后，行卷之诗一变而为传奇，此又韩柳古文运动之所以促成也。
自科举制兴，六朝门阀气消，而寒门穷酸之气毕露，士人生活乃大改变。杨绾以后，又有贾至上书，将安史之乱全归罪于科举，言甚沉恸，因建议各道多立学校，以救士人之空疏，又设孝廉科，以砥砺士行，惜二事均未能实行。文宗大和七年（公元833年），李德裕为相，主张进士停试杂文，视选学如寇仇（按：前此士人多由选学进身，故老杜令其子精熟《文选》，盖以应试），然牛李党争极烈，及李罢相，复试杂文。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李复相，奏“禁进士期集参谒曲江题名”，情形较为好转，然此后藩镇渐强，文人多往依附，国定考试遂失其重要性，温庭筠数为考场枪手，即其例也。
当时士人无论考取与否均纪以诗，落第有哀愁诗，及第有欢快诗，兹以孟郊为例，《落第》诗云：“晓日难为光，愁人难为肠，谁言春物荣？独见叶上霜。雕鹗失势病，鹪鹩假翼翔。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次年又下第云：“一夕九起嗟，短梦不到家。两度长安陌，空将泪溅花。”及第诗则态度语气迥异，如：“昔日龊龌不足嗟，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如为制举及第，则更得意，如元稹制举及第自述诗云：“延英引对碧衣郎，江砚宣毫各别床。天子下帘亲考试，宫人手里过茶汤。”真可谓露才扬己之作，唐代考试制度于此可见。如久不及第，在初唐时则闹怪事以广声誉，陈子昂捶破百金胡琴即是一例；或献赋于大典礼之间，老杜献《三大礼赋》，即其例也；或跪天子车前献诗，而跻身侍驾之臣，所谓终南捷径是也；再则如温氏父子专作枪手，或落第题诗志哀，希图达官见而顾怜。种种怪事，不一而足，士人廉耻扫地，故宋代遂有理学兴起。（以上一段可考《新唐书·选举志》《唐书·杨绾传》《贾至传》[2]。）
唐初南北文风之残存
唐初文人多为北籍，而文风则南化矣。此与徐庾留北有关。
吾人可从两方面考察隋唐之际诸文人：其一为原生长北方者，其二为原是南人因统一而带来北方者，然后者仅居二十分之一而已。如隋炀帝平陈，携回文人有河东柳、高阳许善心、会稽虞世基，皆有北方文学根底而具南方文风者。唐初十学士中南方仅三人，如虞世南、褚亮等是，然皆不常为文，世南固以书法名家也。
（一）唐初的子家和史家
子书以立言为主，以持论为本。持论在两晋已变为清谈，故不甚发达。若葛洪之撰《抱朴子》，乃超于时代风气之外者也。故终南朝之世，但有文人而无学术，而北朝为草莽时期，末年，颜之推自
南返北，乃有《颜氏家训》之作，亦可归入子书范围。隋唐之际，子书可称道者唯王通（文中子）之《中说》。此人身世极为模糊，为隐君子，故《隋书》及新、旧两《唐书》皆无传。通尝讲学于龙门，唐初之文人学士，多自认出其门下。通之见于史传，盖附于其孙《王勃传》：“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门人甚众。尝起汉魏尽晋，作书百二十篇，以续古《尚书》。后亡其序，有录无书者十篇，勃补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此记述并未及文中子或《中说》。至开元天宝间，始有《中说》出世，阮逸为之作注，且为序曰：“《中说》者，子之门人问对之书也。薛收、姚义集而名之……贞观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说》及《文中子世家》，未及进用，为长孙无忌所抑，而淹等寻卒……二十三年，太宗殁，而子之门人尽矣。惟福畤兄弟传授《中说》于仲父凝，始为十篇。”《中说》来历，当以阮序记述为最早。今吾人所见《中说》面目仍是十篇，分上、下卷。上卷有王道、天地、事君、周公、问易五篇，下卷有礼乐、述史、魏相、立命、关朗五篇。由于史籍无记，此书遂为人所疑。近人有《文中子考信录》一书，可以参考。吾人叙此，不在考订此书之真伪，而在说明韩柳古文运动之前身。按六朝时，南方文学自成发展系统，而北方有二力量阻止文学发展，其一为怀念西晋文风之旧，其二为北方文学无系统发展，不得不受南方影响，而另一辈人反对之，乃提倡绝对复古，一字一句，咸模拟之，如苏绰之《大诰》是也。然徐庾北去，北人争效其体，故隋时北方文体已归南化，故有李谔上书请正文体之事（参考《隋书·李谔传》）。此代表北方文人之保守性，既不能新创风格，又不甘同化于南方文学潮流。王通《中说》之作，即此种性格之具体表现，书仿《论语》，自成一家之言，一似扬子云之仿《论语》《易经》而作《法言》《太玄》也。唯此种复古倾向，极为笨拙，迨开元天宝间，乃渐不振，然文人复古心理，仍未尝泯灭，遂有李华、独孤及、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之勃兴。王通另一著述，按《王勃传》记述推之，当亦模仿《尚书》而成，同是代表北方复古心理之作。
南朝既倡骈文，兹体不宜于传记，故终南朝之世，可传之史书，唯范晔之《后汉书》、沈约之《宋书》与萧子显之《南齐书》耳，余皆亡佚。《晋书》至唐初始告完成。北朝有郦道元之《水经注》及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皆以散行文书之，虽非史籍，其为记述则一也。
唐初史家有李百药，字重规，定州安平人，隋内史德林子，撰《北齐书》五十卷。姚思廉，雍州万年人，陈吏部尚书姚察子，撰《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十六卷。令狐德棻，宜州华原人，撰《周书》五十卷。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撰《隋书》八十五卷。李延寿，相州人，撰《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温大雅，字彦弘，太原祁人，撰《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晋书》号为太宗御撰，盖其中《陆机传》与《王羲之传》太宗尝为题赞故也，此皆北方文人之作。故北朝之复古成绩，子书方面有《文中子》，史书方面有上述诸史籍，二者合流，即北朝文学之所以影响唐代古文运动者也。
（二）初唐四杰
四杰中，唯骆宾王为义乌人（南人），然四人所代表者皆为南方文学系统，为徐、庾北去后北方文风南化所成文体之继起人。《新唐书·文艺传序》：“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缔句绘章，揣合低昂，故王、杨为之伯。”四杰连称始见于《唐书·文苑传·杨炯传》：“炯与王卢宾王以文词齐名，炯尝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又曰：“此后崔融、李峤、张说俱重四杰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弘远，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及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又曰：“盈川文思若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又《文苑传·王勃传》：“初吏部尚书裴行俭有知人之鉴，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也？杨子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为幸。’果如其言。”四杰之称，当时已有之，与李杜为后世所合称者不同。裴氏之言亦代表北方风气，后古文家必讲道德以此。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人，文中子王通孙，诗人王绩侄孙，据《旧唐书》本传，勃生太宗贞观二十二年戊申（公元648年），卒高宗上元二年乙亥（公元675年），年二十八。《新唐书》称卒年二十九，两书所载不合。近有主张新旧《唐书》皆误，据王勃《春思赋序》考之，咸亨二年勃年二十二，则当生于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卒于上元二年，毕生年龄当为二十六。勃六岁能文，九岁读《汉书》颜注，著《指瑕》以难之。十七岁上书刘祥道，得荐于朝，应幽素举。十九至长安献颂，居沛王贤府修撰，以草《斗鸡檄》婴高宗怒，贬虢州。杀官奴曹达，事觉当诛，会大赦得免。父坐勃故贬交趾令，上元二年，勃往省父，过九江，成《滕王阁序》名作，溺死去交途中。
杨炯，华阴人。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献公卿冕服议，武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左转梓州司法参军，迁盈川令。吾人假定其生年为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卒武后天册万岁元年（公元695年），约四十五岁[3]。炯以为官时间较久，故制诰为多，而诗则为四杰之殿。
卢照邻，字升之，范阳人（范阳卢氏原为北朝望族）。《唐书》载其十余岁从曹宪、王义方受《苍》《雅》及经史，曹为选学大家，故卢之文风仍承南朝之旧。尝官蜀之新都尉，以风疾去官。后作《五悲文》自悼，投颍水死。吾人假定卢生于高宗龙朔初年（公元661年），卒武后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年亦四十左右。其文多写个人怀抱，近乎子书，与余三杰不同，盖与陈子昂差近；诗则与王相抗，多五七言长篇。
骆宾王为四杰中唯一之南人，浙江义乌人。两《唐书》载其事甚少，欲知其详，可参考其自作之《畴昔篇》。在四杰中游踪最广。生贞观十年（公元636年）。裴行俭征西域，骆尝掌书奏。既归，又奉使入蜀，为四杰之最后入蜀者，年四十六，将归浙，作《畴昔篇》，至扬州逢徐敬业申讨武氏之役，为作檄文，后亦叹服，七十余日而败。《新唐书》载与敬业同时被杀，传首至洛阳。《旧唐书》载亡命不知所终，因有与宋之问联句之逸事流传，如其然，此时当七十三岁矣。但此事仅可存疑，聊备一说耳。四杰中当以骆才气为最大。
四杰余风，至玄宗朝而衰谢，故老杜有“轻薄为文哂未休”之
句，可见当时少数人对四杰诗文讥评反感之甚，与前此张说、李峤诸公之推崇语不同，于此可瞻初唐风格之转变。
四杰与当时（武后朝）其余文人作风不同之点在少奉和应制之体。盖自梁末陈初以来，文人被蓄为帝王卿客，陪宴时必有制作承欢，此风至唐初弗坠，沈宋即其代表。由是言之，四杰虽为南朝文风，而做人态度似又为北朝之遗。
唐代文学主潮之萌芽
所谓唐代文学主潮，一为唐诗，一为古文，二者均萌芽于初唐，吾人可举四人代表其开山祖。
（一）沈佺期与宋之问
《旧唐书·文苑传》：“沈佺期与宋之问齐名，时人称为沈宋。”
《新唐书·文苑传》[4]：“魏自建安以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
沈佺期，字云卿，相州内黄人，约生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卒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约年四十余。
宋之问，字延清，一字少连，汾州人（一云虢州弘农人）。约生
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卒睿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5]，约年四十余。
二人者最多奉和应制诗，此沿乎南朝末流之风气。唐重节令，帝王尤喜点缀令节，如上巳必修禊曲江、端阳赐樱桃、九月九日登慈恩寺塔、十月幸华清宫，为一年四大节令，每行必有诗作。沈宋为武后侍从之属，以媚附二张得名，后亦坐是赐死。二人品格一仍陈、隋文人之旧，故作风亦如之。五七律近体诗格，即完成于二人之手。
通常咸以绝句成于律诗之后，故宋人有截句之说，实不尽然。吾人能明乎律诗之来历，则可决定沈宋之地位。五古转变在谢灵运手中为一大关键，东晋之诗与魏晋相去不远，多保留散行风格，至谢一转而为对起对结，往往奇突而起，奇突而绝。至小谢而注意结句，当时诗无一定句数，迄竟陵王子良门下一辈人乃注意音节、平仄矣。沈氏八病四声之说，对律诗完成仅为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为徐摛、庾肩吾二人，徐庾宫体诗自此而成，无形中形成十二句体，最多不能超过十六句，最少不过十句，为前古所未有之形式，至沈宋遂完成八句之律诗定体。按十二句为三节四句体所合成，四句体来自《子夜吴歌》，为避免过分板滞，梁陈人往往将两组四句外加二句，成为十句体，为对起单结。十句中易于抽出四句独立体，至四杰已成功矣，是为绝句。后感觉最后二句不称，截而去之，遂成八句，依绝句四句之起承转合，遂成律诗定体。此发展之新体，最初用于宫廷应制诗，以其堂皇靡丽故也。盛唐绝句发达，律诗多变，古诗与唐诗间之桥梁，
自非沈宋莫属也。
（二）陈子昂与张九龄
陈张以前，亦有数人为复古运动者，然非陈张面目。略述于下：
富嘉谟，雍州武功人。吴少微，新安人。《唐书·富嘉谟传》：“先是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富嘉谟与新安吴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吴富体。”此较苏绰之生吞活剥之仿古体已进一步。陈张之起，以个人性灵入文词中，遂开韩柳古文风气之先。
此外，当时尚有所谓燕许大手笔，苏、张说是也。，字廷硕，苏瓌子，封许国公；说，字道济，洛阳人，封益国公。皆掌制诰，时谓之燕许大手笔，然仍多承先之风气，启后之功，不能不让诸陈张也。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入《新唐书·文艺传》。唐有二文人身世特殊，子昂与太白是也，皆蜀人。蜀在三国时文学发展情形极明，自六朝迄唐代则甚模糊，子昂即在此时诞生，为文超然于时代风气之外。据其所撰乃祖父乃父之碑铭记述，其先在梁，为蜀官，世居于蜀，又与其他数姓合成二郡，俨然封建诸侯。其祖好道。子昂年十八尚任侠，不知书，闻人读书声，乃发愤，攻三年，二十一岁乃入朝，而人莫知其名，乃借碎胡琴事噪誉当世。武后闻之，召为从事。其为文章，既不似南朝之靡丽，又不似北朝之特古，盖蜀与南北朝交通阻绝故也。尝一度出征关外，既归，郁郁不得志。家富，为射洪县令段简所诟，诬下狱，以二十万贻之，仍不得出，乃忧愤卒，年四十三。《新唐书》载王适见陈咏怀诗，叹曰：“此子必为天下文宗矣。”遂订交。按《感遇诗》出自阮嗣宗《咏怀》，又出自曹子建《杂诗》，皆无题，随兴陆续写成，故内容不专一事，体裁不专一体，不必为一时之作也。学阮诗者，前有士衡、渊明，整个南朝无只字可言，此可证明作者个性之泯灭，此体遂中断若干年。子昂初至长安为人所赏以此，《旧唐书》不载此诗之数，最早见于白乐天《与元九书》中，云是二十首，后人以其他无题诗凑成今见之篇幅，此诗在当代已为人所推崇，昌黎诗云：“国初重文章，子昂始高蹈。”《感遇诗》人多以一组目之，实误。愚尝详考其本事，知其诗不虚作，乃作者对时代有个人之看法与批评，此为南朝士大夫所不能仰止也。直抒胸臆，不假雕饰，此唐人五古之创格，故南朝五古不能化作散文，唐五古则稍加增削便成散文，此风自子昂始。子昂诗之做法，个人并无系统之理论，有之，则仅见于《与东方左史虬书》数语耳，另见《修竹篇序》：“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中略），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此数语中提出“风骨”与“兴寄”两重点，信为南朝文士所未尝梦见，而作者之诗确能实践其个人所提倡之理论，故能卓然成家也。
九龄成就在其相业，而不在诗，诗固与子昂同一格调。字子寿，韶州曲江人。十三岁见广州刺史，上书言国政，张说贬岭南，见而大悦，特引荐之，至于拜相。后告归，再出为荆州令。其后以疾卒于家，封伯爵。其《感遇诗》十二首，与子昂诗同为开时代风气者。
此段自高祖开国迄开元之初，凡五十年，为八代余风之所及，盛唐面目盖胎孕于此。
唐诗及盛唐诗人
/罗庸/
总论唐诗
研究一代文学，凡以作家为主，以文体为范围时有二路可循：（1）叙述作家之来源与成就。（2）不管作家，仅就诗之内容求其表现情绪之主潮。今吾人论唐诗，即用此二种办法。
国人所著文学史，其态度与正史作家无异，均以作家为主，重视其社会背景，此法易流于呆板，本课针对此弊而矫正之，但于某一时代中找其共通性，至于作家之分述，可略则略之，盖某一作家之成功，其本身力量仅占十分之一二也。
文学史范围至广，吾人欲治文学史，必先说明作家之来踪去迹，考其同于前人者若干，异于前人者若干，能如此或可勉成精心之作，诸生其留意焉。凡优良之文学史，不仅为文体变迁史，亦应为作家情感之变迁史，前史所作皆偏于前而略于后，近代学者间亦有重视之者，唯多非客观之归纳，而有偏于主观之嫌，不可不察也。
全唐诗之内容，大别不出于十二大类，前人初、盛、中、晚之分期，亦可与此并行不悖。
（1）宫廷诗——由南朝而来。齐梁以后，文人生活变为帝王卿客，故宫廷诗特盛。唐初诗人犹存此风气。自安史之乱后则此调不复弹矣。其中又可分为四类：① 游宴——自建安开其风，至南朝益盛，初唐高宗、武后、中宗三朝达于极点。② 令节——即帝王于令节时作诗，令群臣和之。③ 同赋——帝王高兴时，令群臣同题赋诗是也，亦发端于建安、梁陈之际，诗歌日益琐碎，玄宗以后，则少作矣。④ 分赋——此与考试有关。唐诗中题为“奉和”之作者必为同赋，题为“应制”者则为分赋，此风亦绝于玄宗以后，盖自天宝以后，文人社会意识发达，南朝以来之卿客作风逐渐绝迹。
（2）赠答诗——始于汉末秦嘉夫妇之赠答诗，至建安时作者日多，两晋以后渐少。大凡应答诗多产时，则必其时书札应用甚少之故。两晋以后，抒情小札发达，可以代诗，故赠答诗极少。唐代由帝王之提倡，兼以版图扩大，人们常因阔别而写诗寄意，故此类题材占全唐诗分量将近二分之一，初唐犹不甚显著，盛、中、晚蔚为大观，至宋又少绝矣。又可分为五类：① 下第——大抵为士子在长安应试落第，同辈对之惜别，相聚吟诗送之，往往汇成一集，以序冠之，为古文中赠序文之来源。② 贬官——南朝地域较小，且多门阀士族，故贬官时惜别之意较少；唐为大帝国，且帝王权重，喜怒无常，大臣一贬数千里外，故送行者情深而多佳句矣。③ 出使——为出使时送别而作。④ 还山——为大臣归隐时同辈送行之作。⑤ 投赠——内容较为复杂。大抵士子来长安进考，欲结交达官先为揄扬，因而以诗投赠；另一情况乃名士借此化缘为生，如太白天宝三年被放以迄于死，全赖投赠而度命。此风下至武宗、文宗时代为最盛，藩镇兴起之后，文人有所投靠，便不复打秋风矣。
（3）园林诗——古代园林发展之情况，汉至三国私家园林极少，西晋以后渐多，石崇即金谷园之主人也。经北朝而不辍。南渡以后，山水方滋，贵族之私园益多，谢安之东山，康乐之西堂皆是也。唐人承接此风，贵族往往于其园林招宴文士，集而赋诗，以为文雅之事。最佳之地，莫若公主之赐第，与夫名宦达士之山庄，如宋之问陆浑山庄、王摩诘辋川别业是也。山庄草莽气多，别业则接近都市，故山庄仅少数朋友集会之地，而别业则为大宴会所也。安史乱后，社会经济一变，此风遂息。其次为僧房佛寺，以其多在名山大川，故诗人喜歌咏之。
（4）行旅诗——此受国家疆域广大影响之所致也。诗人每经一地，有若干名胜可供游览与流连，遂多取为诗材。南朝多行旅赋，盛唐不用赋体而代之以诗，故称极盛。
（5）征戍诗——此与南朝之风大异。南朝征戍诗为文人想象之作，故内容多雷同，唐代疆域辽阔，征戍事繁，文人参加实际军旅生活，故吐属极为精彩，此类诗以盛、中二期最盛。大抵唐初征戍诗题材偏东北，而盛、中二代则偏重于西北。以数量言，此类诗占《全唐诗》十分之一弱，亦为空前绝后之作，此类诗如为乐府体，则系文人想象之作，如用近体或五古，则以写实为多（老杜《三吏》《三别》盖属此类）。
（6）声伎诗——古代咏声伎者多用赋体，傅毅、张衡之《舞赋》是也。至梁陈始渐有以诗咏声伎者。唐代因胡乐、胡舞之输入，而声伎之诗转盛。
（7）杂戏诗——此亦受国外文化影响，而形成以新题材写诗者也。
（8）僧道诗——唐诗人喜与僧道结交，故赠答时诗中必带宗教之意味，诗人不必对其经书有若干研究与了解，此殆与宋人作风不同，然亦前代未有之作。唐代僧道亦甚风雅，又多女道士，轻薄文人多取材焉。
（9）异俗诗——即歌咏外国风俗之作，唐代长安为国际都市，异国风俗杂乎其间，予文人以若干新刺激，遂取为新诗之材料。西市多胡姬酒肆，文人常狭游其间，诗材更有所增益。
（10）书画诗——中国古代艺术，如书、画、音乐、观赏风景等，均与文学有密切关系，其中以音乐为最早。南朝人渡江，见山川之美从而观赏之，自然景物遂与文学关连，而东晋以来，字艺亦渐为世所重。中国画在古代不出故事画范围，此未受外来影响前之情况。北朝受佛教影响，乃有画佛之风。唐人作画，或在壁，或在屏，文人往往因之作诗，唯壁画虽占唐画十分之七，但无题画之作。
（11）田园诗——为唐人诗中最少者。
（12）类书诗——中晚唐以来，诗之内容无多发展，文人乃自类书中搜寻僻典，拼凑成章。
盛唐诗人
除李杜另立专节外，略述重要诗人如下：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綦毋潜、刘长卿。
凡诗中称大家者必具以下之特点：① 笔调不限于一方面，能变化其笔调而写各种形式与题材；② 大家诗风格有矛盾时，原因有二可能，其一为自身未能融会成纯一风格，其二为自身经验丰富，境遇变迁极多，因而能臻于上乘。
王、孟、储三家通称之为田园诗人，高、岑为边塞诗人，二王为绝句能手，綦毋潜长写寺庙，刘长卿善状行旅。由以上标准评之，唯王维足称大家。
摩诘之诗凡三变：《桃源行》为十九岁之作，属早年作品，与后期《终南别业》诸作大不相类，可见其入手时仍沿四杰余风，又其写长安早朝及大明宫诸诗七律作品，亦与晚唐作异趣，乃时势所趋，可归入一类。尚无独创之特点。第二期用《终南别业》诸作，间及佛理，东坡所谓“诗中有画”者，此类属焉。第三期乃暮年与佛教徒倡和之诗，乃见独特风格。由是可知，凡大家必先学习同时代之各种诗体，然后独立成家。
孟、储为在野之人，故少入世之感，此二家之同点。唯孟诗较为华贵，可上攀高、岑；储诗为纯田舍翁语，可下流为范石湖之风格。孟行旷达，修养无独特表现，笔力较健，唯内容较为单调，方面不多；储诗出于王无功，多写农家生计问题，笔多黏滞，但对农人生活描写较为深刻，其弊在多土气。
高、岑为盛唐笔力之最健者。岑以全力作诗，成就有所偏，七古七律成功较多，尝两度至新疆，故写边塞较为亲切。七古自初唐迄此时代，仍缘南朝之旧，但流美而已，至岑而改为壮美。其弊在偏，优在高俊。高适四十始学为诗，有意走岑一派，故古诗成功较多，亦尝从军，故其边塞诗亦如岑之多亲切感，而流转地区极广，故写行役诗又似孟浩然，为介乎岑、孟间之诗人。盛唐诗人仕宦之达者，盖以此公为最云。
王昌龄擅长音律，故优于绝句，为盛唐绝句冠冕，乐工多所传唱，声极高亢。王之涣为昌龄之嗣响。盛唐诸家绝句均为一代绝唱，后世难以为继。
綦毋潜长于五言，笔调工于收敛，诗量较多，开香山一派，常以一题而用若干做法。刘长卿当时称“五言长城”，行旅诗一似孟浩然，但无孟之阔大而较琐碎，盛唐、中唐分野在此。
太白籍贯之为胡为汉，今犹未有定论，人多目之为西域人，故其生活行止多与当代诸家不同。今读其诗，其人如在目前，唯生前同时人于其身世多迷离不清耳。据唐人记载，谓李为陇西人（唐代李氏之郡望），先世以罪谪碎叶，五岁随父潜归，家于蜀之绵竹。十五岁任侠，尝手刃数人，二十与东岩子隐峨眉学道，后入广陵，散家财二十余万，同游者（吴指南）道死，负其尸以归。后入赘安陆许氏家，一住十年。其后以道士吴筠故入长安，为玄宗所知，复以讽贵妃而放还。与杜甫、高适辈游于梁宋，旋入鲁另娶，鲁夫人生男曰明月奴，生女曰玻璃。后适金陵，娶歌妓金陵子，安史之乱中，遇永王璘之变，乱平被放夜郎，抵巫山遇赦放还，至当涂而卒。其一生行迹，多与国人伦理观念不甚一致，故身世极为可疑。前此相类者有陈子昂，二人生活习俗均不受中原传统之束缚，故能任使其气而独步一代。五言诸作多得力于建安之曹、阮二家，笔力才气亦足相匹。当世人作诗多来自四杰，而太白独取原于汉魏，所以独高。又以其流转各地，怀古饮贤，故爱二谢，然大谢之典重、小谢之空灵，又不合其口味，故青出于蓝，戛然独造。复次，太白不受当时试帖之影响，故不精律诗。七古完全脱离初唐作风而出于鲍明远，成熟后再加上汉乐府成分，乃知其诗实根深源长，非仅恃才分而已也。太白不同于少陵者凡二端：① 少陵不作当时流行之古题乐府，而太白专作此类；② 太白善音律，故长绝句，少陵则适相反。以生活态度言，近道而不近儒，故诗中多神仙思想，眼中毫无民众疾苦。天宝之乱，适在南方，未睹北土战乱现象，故诗之内容与民众及时代脱节，成为盛唐之尾声，能承先而不能启后，有以也。
老杜祖父乃诗人杜审言，官于河南，因家于巩，故诗人为纯粹中原文化之产儿。父闲，官于鲁，父死，甫已二十三矣。终其身为衣食奔走，不若太白之悠游闲放，豪情奔注。所受传统文化既深，故诗之内容与时代紧密结合。早年之作，仍沿袭初唐，盖欲因之以求仕进也。晚年仍教儿熟读《文选》，其为传统文化所范囿之迹甚明，用大力始能脱其桎梏，与太白行迹自由者绝异，而思想怀抱一以儒家为宗，故念念不忘君国。在长安十余年即努力作五律，欲因以出人头地，题材之多，方面之广，语言变化，全唐诗人无与伦比。四十岁迄天宝之乱，始放弃原作形式而试作七言诗，全盘失败，然绝不作当时之乐府调。安史之乱后，见民生疾苦甚多，非旧作体裁所能包容，过去亦少范作可资参考，有之则唯汉乐府一体，故此段时期，乃模仿汉乐府以命篇，诗境至此得一开展。后到外移居，暂定居于成都浣花溪上。此段时间生活极苦，工部乃极力练习五古，至成都而大功告成，其间行旅纪事之五古，已与初唐诗异趣，创造出独特风格。居蜀六年间，努力完成其七律及不合乐之五绝，迨夔府而臻成熟，每首各有文法，绝不雷同，又故意避熟就生，遂以登峰造极焉。此后则为强弩之末，无甚可观。晚年病肺，右手不能弹动，故流浪湖南一带，多用左手写作，为打秋风计而多写排律。论杜诗可划分为五时期，以三、四期作品最佳。
孟浩然及其作品
/闻一多/
当年孙润夫家所藏王维画的孟浩然像，据《韵语阳秋》的作者葛立方说，是个很不高明的摹本，连所附的王维自己和陆羽、张洎等三篇题识，据他看，也是一手摹出的。葛氏的鉴定大概是对的，但他并没有否认那“俗工”所据的底本——即张洎亲眼见到的孟浩然像，确是王维的真迹。这幅画，据张洎的题识说：
虽轴尘缣古，尚可窥览。观右丞笔迹，穷极神妙。襄阳之状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马——一童总角，提书笈负琴而从——风仪落落，凛然如生。
这在今天，差不多不用证明，就可以相信是逼真的孟浩然。并不是说我们知道浩然多病，就可以断定他当瘦。实在经验告诉我们，什九人是当如其诗的。你在孟浩然诗中所意识到的诗人那身影，能不是“颀而长，峭而瘦”的吗？连那件白袍，恐怕都是天造地设，丝毫不可移动的成分。白袍靴帽固然是“布衣”孟浩然分内的装束，尤其是诗人孟浩然必然的扮相。编《孟浩然集》的王士源应是和浩然很熟的人，不错，他在序文里用来开始介绍这位诗人的“骨貌淑清，风神散朗”八字，与夫陶翰《送孟六入蜀序》所谓“精朗奇素”，无一不与画像的精神相合，也无一不与孟浩然的诗境一致。总之，诗如其人，或人就是诗，再没有比孟浩然更具体的例证了。
张祜曾有过“襄阳属浩然”之句，我们却要说：浩然也属于襄阳。也许正唯浩然是属于襄阳的，所以襄阳也属于他。大半辈子岁月在这里度过，大多数诗章是在这地方、因这地方、为这地方而写的。没有第二个襄阳人比孟浩然更忠于襄阳、更爱襄阳的。晚年漫游南北，看过多少名胜，到头还是：
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
实在襄阳的人杰地灵，恐怕比它的山水形胜更值得人赞美。从汉阴丈人到庞德公，多少令人神往的风流人物，我们简直不能想象一部《襄阳耆旧传》，对于少年的孟浩然是何等深厚的一个影响。了解了这一层，我们才可以认识孟浩然的人、孟浩然的诗。
隐居本是那时代普遍的倾向，但在旁人仅仅是一个期望，至多也只是点暂时的调剂，或过期的赔偿，在孟浩然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事实。在构成这事实的复杂因素中，家乡的历史地理背景，我想，是很重要的一点。
在一个乱世，例如庞德公的时代，对于某种特别性格的人，入山采药，一去不返，本是唯一的出路。但生在“开元全盛日”的孟浩然，有那必要吗？然则为什么三番两次朋友伸过援引的手来，都被拒绝，甚至最后和本州采访使韩朝宗约好了一同入京，到头还是喝得酩酊大醉，让韩公等烦了，一赌气独自先走了呢？正如当时许多有隐士倾向的读书人，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在他这回，无疑的那成立默契的对象便是庞德公。孟浩然当然不能为韩朝宗背弃庞公。鹿门山不许他，他自己家园所在，也就是“庞公栖隐处”的鹿门山，决不许他那样做。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
这幽人究竟是谁？庞公的精灵，还是诗人自己？恐怕那时他自己也分辨不出，因为心理上他早与那位先贤同体化了。历史的庞德公给了他启示，地理的鹿门山给了他方便，这两项重要条件具备了，隐居的事实便容易完成得多了。实在，鹿门山的家园早已使隐居成为既成事实，只要念头一转，承认自己是庞公的继承人，此身便俨然是《高士传》中的人物了。总之，是襄阳的历史地理环境促成孟浩然一生老于布衣的。孟浩然毕竟是襄阳的孟浩然。
我们似乎为奖励人性中的矛盾，以保证生活的丰富，几千年来一直让儒道两派思想维持着均势，于是读书人便永远在一种心灵的僵局中折磨自己，巢、由与伊、皋，江湖与魏阙，永远矛盾着、冲突着，于是生活便永远不谐调，而文艺也便永远不缺少题材。矛盾是常态，愈矛盾则愈常态。今天是伊、皋，明天是巢、由，后天又是伊、皋，这是行为的矛盾。当巢、由时向往着伊、皋，当了伊、皋，又不能忘怀于巢、由，这是行为与感情间的矛盾。在这双重矛盾的夹缠中打转，是当时一般的现象。反正用诗一发泄，任何矛盾都注销了。诗是唐人排解感情纠葛的特效剂，说不定他们正因有诗作保障，才敢于放心大胆地制造矛盾，因而那时代的矛盾人格才特别多。自然，反过来说，矛盾愈深愈多，诗的产量也愈大了。孟浩然一生没有功名，除在张九龄的荆州幕中当过一度清客外，也没有半个官职，自然不会发生第一项矛盾问题。但这似乎就是他的一贯性的最高限度。因为虽然身在江湖，他的心并没有完全忘记魏阙。下面不过是许多显明例证中之一：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然而“羡鱼”毕竟是人情所难免的，能始终仅仅“临渊羡鱼”，而并不“退而结网”，实在已经是难得的一贯了。听李白这番热情的赞叹，便知道孟浩然超出他的时代多么远：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矛盾与诗的因果关系，许多诗是为给生活的矛盾求统一、求调和而产生的。孟浩然既免除了一部分矛盾，对于他，诗的需要便当减少了。果然，他的诗是不多，量不多，质也不多。量不多，有他的同时人作见证，杜甫讲过的：“吾怜孟浩然……赋诗虽不多，往往凌鲍谢。”质不多，前人似乎也早已见到。苏轼曾经批评他“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这话诚如张戒在《岁寒堂诗话》里所承认的，是说尽了孟浩然，但也要看才字如何解释。才如果是指才情与才学二者而言，那就对了，如果专指才学，还算没有说尽。情当然比学重要得多。说一个人的诗缺少情的深度和厚度，等于说他的诗的质不够高。孟浩然诗中质高的有是有些，数量总是太少。“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式的和“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式的句子，在集中几乎都找不出第二个例子。论前者，质和量当然都不如杜甫，论后者，至少在量上不如王维。甚至“不材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质量都不如刘长卿和十才子。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孟浩然。真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地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地分散在全篇中，出谷未停午，到家日已曛。回瞻下山路，但见牛羊群。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衡门犹未掩，伫立望夫君。
甚至淡到令你疑心到底有诗没有。
垂钓坐盘石，水清心亦闲。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藤间。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
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不，说是孟浩然的诗，倒不如说是诗的孟浩然，更为准确。在许多旁人，诗是人的精华，在孟浩然，诗纵非人的糟粕，也是人的剩余。在最后这首诗里，孟浩然几曾作过诗？他只是谈话而已。甚至要紧的还不是那些话，而是谈话人的那副“风神散朗”的姿态。读到“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我们得到一如张洎从画像所得到的印象，“风仪落落，凛然如生”。得到了象，便可以忘言，得到了“诗的孟浩然”便可以忘掉“孟浩然的诗”了。
超过了诗也好，够不上诗也好，任凭你从环子的哪一点看起。反正除了孟浩然，古今并没有第二个诗人到过这境界。东坡说他没有才，东坡自己的毛病，就在才太多。
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谁能了解庄子的道理，就能了解孟浩然的诗，当然也得承认那点“累”。至于“似之而非”，而又能“免乎累”，那除陶渊明，还有谁呢？
杜甫及其作品
/闻一多/
引言
明吕坤曰“史在天地，如形之景。人皆思其高曾也，皆愿睹其景。至于文儒之士，其思书契以降之古人，尽若是已矣”。数千年来的祖宗，我们听见过他们的名字，他们生平的梗概，我们仿佛也知道一点，但是他们的容貌、声音，他们的性情、思想，他们心灵中的种种隐秘——欢乐和悲哀、神圣的企望、庄严的愤慨，以及可笑亦复可爱的弱点或怪癖……我们全是茫然。我们要追念，追念的对象在哪里？要仰慕，仰慕的目标是什么？要崇拜，向谁施礼？假如我们是肖子肖孙，我们该怎样地悲恸、怎样地心焦！
看不见祖宗的肖像，便将梦魂中迷离恍惚的，捕风捉影，摹拟出来，聊当瞻拜的对象——那也是没有办法的慰情的办法。我给诗人杜甫绘这幅小照，是不自量，是渎亵神圣，我都承认。因此工作开始了，马上又搁下了。一搁搁了三年，依然死不下心去，还要赓续，不为别的，只还是不奈何那一点“思其高曾，愿睹其景”的苦衷罢了。
像我这回掮起的工作，本来应该包括两层步骤，第一是分析，第二是综合。近来某某考证，某某研究、分析的工作做的不少了；关于杜甫，这类的工作，据我知道的却没有十分特出的成绩。我自己在这里偶尔虽有些零星的补充，但是，我承认，也不是什么大发现。我这次简直是跳过了第一步，来径直做第二步；这样做法，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自己也明白。好在这只是初稿，只要那“思其高曾，愿睹其景”的心情不变，永远那样地策励我，横竖以后还可以随时搜罗，随时拼补。目下我决不敢说，这是真正的杜甫，我只说是我个人想象中的“诗圣”。
我们的生活如今真是太放纵了、太夸妄了、太杳小了、太龌龊了。因此我不能忘记杜甫；有个时期，华茨华斯[6]也不能忘记弥尔敦[7]，他喊——
Milton！thou shouldst be living at this hour：
England hath need of thee：she is a fen
Of stagnant waters：alter，sword，and pen，
Fireside，the heroic wealth of hall and bower，
Have forfeited their ancient English dower
Of inward happiness，we are selfish men：
O raise us up，return to us again；
And give us manners，virtue，freedom，power.
一
当中一个雄壮的女子跳舞。四面围满了人山人海的看客。内中有一个四龄童子，许是骑在爸爸肩上，歪着小脖子，看那舞女的手脚和丈长的彩帛渐渐摇起花来了，看着，看着，他也不觉眉飞目舞，仿佛很能领略其间的妙绪。他是从巩县特地赶到郾城来看跳舞的。这一回经验定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下面一段是他几十年后的回忆：
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舞女是当代名满天下的公孙大娘。四岁的看客后来便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四岁时看的东西，过了五十多年，还能留下那样活跃的印象，公孙大娘的艺术之神妙，可以想见，然而小看客的感受力，也就非凡了。
杜甫，字子美；生于唐睿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原籍襄阳，曾祖依艺做河南巩县县令，便在巩县住家了。子美幼时的事迹，我们不大知道。我们知道的，是他母亲死得早，他小时是寄养在姑母家里。他自小就多病。有一天可叫姑母为难了。儿子和侄儿都病着，据女巫说，要病好，病人非睡在东南角的床上不可；但是东南角的床铺只有一张，病人却有两个。老太太居然下了决心，把侄儿安顿在吉利的地方，叫自家的儿子填了侄儿的空子。想不到决心下了，结果就来了。子美长大了，听见老人家讲姑母如何让表兄给他替了死，他一辈子觉得对不起姑母。
早慧不算稀奇，早慧的诗人尤其多着。只怕很少的诗人开笔开得像我们诗人那样有重大的意义。子美第一次破口歌颂的，不是什么凡物。这“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的小诗人，可以说，咏的便是他自己。禽族里再没有比凤凰善鸣的，诗国里也没有比杜甫更会唱的。凤凰是禽中之王，杜甫是诗中之圣，咏凤凰简直是诗人自占的预言。从此以后，他便常常以凤凰自比（《凤凰台》《赤凤行》便是最明白的表示）；这种比拟，从现今这开明的时代看去，倒有一种特别恰当的地方。因为谈论到这伟大的人格、伟大的天才，谁不感觉寻常文字的无效？不，无效的还不只文字，你只顾呕尽心血来悬拟、揣测，总归是隔膜，那超人的灵府中的秘密，他的心情，他的思路，像宇宙的谜语一样，决不是寻常的脑筋所能猜透的。你只懂得你能懂的东西；因此，谈到杜甫，只好拿不可思议的比不可思议的。凤凰你知道是神话，是子虚，是不可能的。可是杜甫那伟大的人格、伟大的天才，你定神一想，可不是太伟大了，伟大得可疑吗？上下数千年没有第二个杜甫（李白有他的天才，没有他的人格），你敢信杜甫的存在绝对可靠吗？一切的神灵和类似神灵的人物都有人疑过，荷马有人疑过，莎士比亚有人疑过，杜甫失了被疑的资格，只因文献、史迹，种种不容抵赖的铁证，一五一十，都在我们手里。
子美自弱冠以后，直到老死，在四方奔波的时候多，安心求学的机会很少。若不是从小用过一番苦功，这诗人的学力哪得如此的雄厚？生在书香门第，家境即使贫寒，祖藏的书籍总还够他餍饫的。从七八岁到弱冠的期间中，我们想象子美的生活，最主要的，不外作诗、作赋、读书、写擘窠大字……，无论如何，闲游的日子总占少数（从七岁以后，据他自称，四十年中作了一千多首诗文；一千多首作品是要时候作的）。并且多病的身体当不起剧烈的户外生活，读书学文便自然成了唯一的消遣。他的思想成熟得特别早，一半固由于天赋，一半大概也是孤僻的书斋生活酿成的。在书斋里，他自有他的世界。他的世界是时间构成的；沿着时间的航线，上下三四千年，来往的飞翔，他沿路看见的都是圣贤、豪杰、忠臣、孝子、骚人、逸士——都是魁梧奇伟、温馨凄艳的灵魂。久而久之，他定觉得那些庄严灿烂的姓名，和生人一般的实在，而且渐渐活现起来了，于是他看得见古人行动的姿态，听得到古人歌哭的声音。甚至他们还和他揖让周旋，上下议论；他成了他们其间的一员。于是他只觉得自己和寻常的少年不同，他几乎是历史中的人物，他和古人的关系比和今人的关系密切多了。他是在时间里、不是在空间里活着。他为什么不那样想呢？这些古人不是在他心灵里活动、血脉里运行吗？他的身体不是从这些古人的身体分泌出来的吗？是的，那政事、武功、学术震耀一时的儒将杜预便是他的十三世祖；那宣言“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的著名诗人杜审言，便是他的祖父；他的叔父杜升是个为报父仇而杀身的十三岁的孝子；他的外祖母便是张说所称的那为监牢中的父亲“菲屦布衣，往来供馈，徒行悴色，伤动人伦”的孝女；他外祖母的兄弟，崔行芳，曾经要求给二哥代死，没有诏准，就同哥哥一起就刑了，当时称为“死悌”。你看他自己家里，同外家里，事业、文章、孝行、友爱——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物这样多；他翻开近代的史乘，等于翻开自己的家谱。这样读书，对于一个青年的身心，潜移默化的影响，定是不可限量的。难怪一般的少年，他瞧不上眼。他是一个贵族，不但在族望上，便论德行和智慧，他知道，也应该高人一等。所以他的朋友，除了书本里的古人，就是几个有文名的老前辈。要他同一般行辈相等的庸夫俗子混在一起，是办不到的。看看这一段文字，便可想见当时那不可一世的气概：
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皆茫茫。
子美所以有这种抱负，不但因为他的血缘足以使他自豪，也不仅仅是他不甘自暴自弃；这些都是片面的、次要的理由。最要紧的，是他对于自己的成功，如今确有把握了。崔尚、魏启心一般的老前辈都比他作班固、扬雄；他自己仿佛也觉得受之无愧。十四五岁的杜二，在翰墨场中，已经是一个角色了。
这时还有一件事也可以增长一个人的兴致。从小摆不脱病魔的纠缠，如今摆脱了。这件事竟许是最足令人开心的。因为毕竟从前那种幽闭的书斋生活不大自然；只因一个人缺欠了健康，身体失了自由，什么都没有办法。如今健康恢复了，有了办法，便尽量地追回以前的积欠，当然是不妨的，简直是应该的。譬如院子里那几棵枣树，长得比什么树都古怪，都有精神，枝子都那样剑拔弩张地挺着，仿佛全身都是劲。一个人如今身体强了，早起在院子里走走，往往也觉得浑身是劲，忽然看见它们那挑衅的样子，恨不得拣一棵抱上去，和它摔一跤，决个雌雄。但是想想那举动又未免太可笑了。最好是等八月来，枣子熟了，弟妹们只顾要枣子吃；枣子诚然好吃，但是当哥哥的，尤其筋强力壮的哥哥，最得意的，不是吃枣子，是在那给弟妹们不断地供应枣子的任务。用竹篙子打枣子还不算本领。哥哥有本领上树，不信他可以试给他们看看。上树要上到最高的枝子，又得不让枣刺扎伤了手，脚得站稳了，还不许踩断了树枝；然后躲在绿叶里，一把把地洒下来；金黄色的、朱砂色的、红黄参半的枣子，花花剌剌地洒将下来，得让孩子们抢都抢不赢。上树的技术练高了，一天可以上十来次，棵棵树都要上到。最有趣的，是在树顶上站直了，往下一望，离天近，离地远，一切都在脚下，呼吸也轻快了，他忍不住大笑一声；那笑里有妙不可言的胜利的庄严和愉快。便是游戏，一个人的地位也要站得超越一点，才不愧是杜甫。
健康既经恢复了，年龄也渐渐大了，一个人不能老在家乡守着。他得看看世界。并且单为自己创作的前途打算，多少通都广邑、名山大川，也不得不瞻仰瞻仰。
二
大约在二十岁左右，诗人便开始了他的飘流的生活。三十五以前，是快意的游览（仍旧用他自己的比喻），便像羽翮初满的雏凤，乘着灵风，踏着彩云，往濛濛的长空飞去，他胁下只觉得一股轻松，到处有竹实、有醴泉，他的世界是清鲜，是自由，是无垠的希望，和薛雷[8]的云雀一般，他是
An unbodied joy whose race is just begun.
三十五岁以后，风渐渐尖峭了，云渐渐恶毒了，铅铁的穹窿在他背上
逼压着，太阳也不见了，他在风雨雷电中挣扎，血污的翎羽在空中缤纷地旋舞，他长号，他哀呼，唱得越急切，节奏越神奇，最后声嘶力竭，他卸下了生命，他的挫败是胜利的挫败、神圣的挫败。他死了，他在人类的记忆里永远留下了一道不可逼视的白光；他的音乐，或沉雄，或悲壮，或凄凉，或激越，永远、永远是在时间里颤动着。
子美第一次出游是到晋地的郇瑕（今山西猗氏县[9]），在那边结交的人物，我们知道的，有韦之晋。此后，在三十五岁以前，曾有过两次大举的游历：第一次到吴越，第二次到齐赵。两度的游历，是诗人创作生活上最需要的两种精粹而丰富的滋养。在家乡，一切都是单调、平凡，青的天笼盖着黄的地，每隔几里路，绿杨藏着人家，白杨翳着坟地，分布得驿站似的呆板。土人的生活也和他们的背景一样的单调。我们到过中州的人都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去处；大概从唐朝到现在是不会有多少进步的。从那样的环境，一旦踏进山明水秀的江南，风流儒雅的江南，你可以想象他是怎样的惊喜。我们还记得当时和六朝，好比今天和昨日；南朝的金粉，王谢的风流，在那里当然还留着够鲜明的痕迹。江南本是六朝文学总汇的中枢，他读过鲍、谢、江、沈、阴、何的诗，如今竟亲历他们歌哭的场所，他能不感动吗？何况重重叠叠的历史的舞台又在他眼前，剑池、虎丘、姑苏台、长洲苑、太伯的遗庙、阖闾的荒冢，以及钱塘、剡溪、鉴湖、天姥——处处都是陈迹、名胜，处处都足以促醒他的回忆，触发他的诗怀。我们虽没有他当时纪游的作品，但是诗人的得意是可以猜到的。美中不足的只
是到了姑苏，船也办好了，都没有浮着海。仿佛命数注定了今番只许他看到自然的秀丽，清新的面相；长洲的荷香，镜湖的凉意，和明眸皓齿的耶溪女……都是他今回的眼福；但是那瑰奇雄健的自然，须得等四五年后游齐赵时，才许他见面。
在叙述子美第二次出游以前，有一件事颇有可纪念的价值，虽则诗人自己并不介意。
唐代取士的方法分三种——生徒、贡举、制举。已经在京师各学馆，或州县各学校成业的诸生，送来尚书省受试的，名曰生徒；不从学校出身，而先在州县受试，及第了，到尚书省应试的，名曰贡举。以上两种是选士的常法。此外，每多少年，天子诏行一次，以举非常之士，便是制举。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6年）[10]子美游吴越回来，挟着那“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的气焰应贡举，县试成功了，在京兆尚书省一试，却失败了。结果没有别的，只是在够高的气焰上又加了一层气焰。功名的纸老虎如今被他戳穿了。果然，他想，真正的学问，真正的人才，是功名所不容的。也许这次下第，不但不能损毁，反足以抬高他的身价。可恨的许只是落第落在名职卑微的考功郎手里，未免叫人丧气。当时士林反对考功郎主试的风潮酝酿得一天比一天紧，在子美“忤下考功第”的明年，果然考功郎吃了举人的辱骂，朝廷从此便改用侍郎主试。
子美下第后八九年之间，是他平生最快意的一个时期，游历了许多名胜，结交了许多名流。可惜那期间是他命运中的朝曦，也是夕照，那
几年的经历是射到他生命上的最始和最末的一道金辉；因为从那以后，世乱一天天地纷纭，诗人的生活一天天地潦倒，直到老死，永远闯不出悲哀、恐怖和绝望的环攻。但是末路的悲剧不忙提起，我们的笔墨不妨先在欢笑的时期多留连一会儿，虽则悲惨的下文早晚是要来的。
开元二十四五年之间，子美的父亲——闲——在兖州司马任上，子美去省亲，乘便游历了兖州、齐州一带的名胜，诗人的眼界于是更加开阔了。这地方和家乡平原既不同，和秀丽的吴越也两样。根据书卷里的知识，他常常想见泰山的伟大和庄严，但是真正的岱岳，那“造化钟灵秀，阴阳割昏晓”的奇观，他没有见过。这边的湍流、峻岭、丰草、长林都另有一种他最能了解、却不曾认识过的气魄。在这里看到的，是自然的最庄严的色相。唯有这边自然的气势和风度最合我们诗人的脾胃，因为所有磅礴郁结在他胸中的，自然已经在这景物中说出了；这里一丘一壑、一株树、一朵云，都能引起诗人的共鸣。他在这里句留了多年，直变成了一个燕赵的健儿；慷慨悲歌、沉郁顿挫的杜甫，如今发现了他的自我。过路的人往往看见一行人马，带着弓箭旗枪，驾着雕鹰，牵着猎狗，望郊野奔去。内中头戴一顶银盔，脑后斗大一颗红缨，全身铠甲，跨在马上的，便是监门胄曹苏预（后来避讳改名源明）。在他左首并辔而行的，装束略微平常，双手横按着长槊，却也是英风爽爽的一个丈夫，便是诗人杜甫。两个少年后来成了极要好的朋友。这回同着打猎的经验，子美永远不能忘记，后来还供给了《壮游》诗一段有声有色的文字：
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岗。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
原来诗人也学得了一手好武艺！
这时的子美，是生命的焦点、正午的日曜，是力，是热，是锋棱，是夺目的光芒。他这时所咏的《房兵曹胡马》和《画鹰》恰好都是自身的写照。我们不能不腾出篇幅，把两首诗的全文录下。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
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绦镟光堪摘，轩楹势可呼。何当系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
这两首和稍早的一首《望岳》，都是那时期里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实在也奠定了诗人全部创作的基础。诗人作风的倾向，似乎是专等这次游历来发现的；齐赵的山水，齐赵的生活，是几天的骄阳接二连三地逼成了诗人天才的成熟。
灵机既经触发了，弦音也已校准了，从此轻拢慢捻，或重挑急抹，信手弹去，都是绝调。艺术一天进步一天，名声也一天大一天。从齐赵回来，在东都（今洛阳）住了两三年，城南首阳山下的一座庄子，排场虽是简陋，门前却常留着达官贵人的车辙马迹。最有趣的是，那一天门前一阵车马的喧声，顿时老苍头跑进来报道贵人来了。子美倒屣出迎；一位道貌盎然的斑白老人向他深深一揖，自道是北海太守李邕久慕诗人的大名，特地来登门求见。北海太守登门求见，与诗人相干吗？世俗的眼光看来，一个乡贡落第的穷书生家里来了这样一位阔客人，确乎是荣誉，是发迹的吉兆。但是诗人的眼光不同。他知道的李邕，是为追谥韦巨源事、两次驳议太常博士李处，和声援宋璟、弹劾谋反的张昌宗弟兄的名御史李邕——是碑版文字散满天下，并且为要压倒燕国公的“大手笔”，几乎牺牲了性命的李邕——是重义轻财、卑躬下士的李邕。这样一位客人来登门求见，当然是诗人的荣誉；所以“李邕求识面”可以说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一句诗。结识李邕在诗人生活中确乎要算一件有关系的事。李邕的交游极广，声名又大，说不定子美后来的许多朋友，例如李白、高适诸人，许是由李邕介绍的。
三
写到这里，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我们再逼紧我们的想象，譬如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的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诗中的两曜，劈面走来了，我们看去，不比那天空的异瑞一样的神奇、一样的有重大的意义吗？所以假如我们有法子追究，我们定要把两人行踪的线索，如何拐弯抹角、时合时离，如何越走越近，终于两条路线会合交叉了——统统都记录下来。假如关于这件事，我们能发现到一些翔实的材料，那该是文学史里多么浪漫的一段掌故！可惜关于李、杜初次的邂逅，我们知道的一成，不知道的九成。我们知道天宝三载三月，太白得罪了高力士，放出翰林院之后，到过洛阳一次，当时子美也在洛阳。两位诗人初次见面，至迟是在这个当儿，至于见面时的情形，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也许是李邕的筵席上，也许是洛阳城内一家酒店里，也许……但这都是可能范围里的猜想，真确的情形，恐怕是永远的秘密。
有一件事我们却拿得稳是可靠的。子美初见太白所得的印象，和当时一般人得的，正相吻合。司马子微一见他，称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贺知章一见，便呼他作“天上谪仙人”，子美集中第一首《赠李白》诗，满纸都是企羡登真度此的话，假定那是第一次的邂逅，第一次的赠诗，那么，当时子美眼中的李十二，不过一个神采趣味与常人不同、有“仙风道骨”的人，一个可与“相期拾瑶草”的侣伴，诗人的李白没有在他脑中镌上什么印象。到第二次赠诗，说“未就丹砂愧葛洪”，回头就带着讥讽的语气问：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依然没有谈到文字。约莫一年以后，第三次赠诗，文字谈到了，也只轻轻的两句“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恭维，可是学仙的话一概不提了。或许他们初见时，子美本就对于学仙有了兴味，所以一见了“谪仙人”，便引为同调；或许子美的学仙的观念完全是太白的影响。无论如何，子美当时确是做过那一段梦——虽则是很短的一段；说“苦无大药资，山林迹如埽”；说“未就丹砂愧葛洪”，起码是半真半假的心话。东都本是商贾贵族蜂集的大城，廛市的繁华、人心的机巧、种种城市生活的罪恶，我们明明知道，已经叫子美腻烦、厌恨了；再加上当时炼药求仙的风气正盛，诗人自己又正在富于理想的、如火如荼的浪漫的年华中——在这种情势之下，萌生了出世的观念，是必然的结果。只是杜甫和李白的秉性根本不同：李白的出世，是属于天性的，出世的根性深藏在他骨子里，出世的风神披露在他容貌上；杜甫的出世是环境机会造成的念头，是一时的愤慨。两人的性格根本是冲突的。太白笑“尧舜之事不足惊”，子美始终要“致君尧舜上”。因此两人起先虽觉得志同道合，后来子美的热狂冷了，便渐渐觉得不独自己起先的念头可笑，连太白的那种态度也可笑了；临了，念头完全抛弃，从此绝口不提了。到不提学仙的时候，才提到文字，也可见当初太白的诗不是不足以引起子美的倾心，实在是诗人的李白被仙人的李白掩盖了。
东都的生活果然是不能容忍了，天宝四载夏天，诗人便取道如今开封归德一带，来到济南。在这边，他的东道主，便是北海太守李邕。他们常时集会、宴饮、赋诗；集会的地点往往在历下亭和鹊湖边上的新亭。在座的都是本地的或外来的名士；内中我们知道的还有李邕的从孙李之芳员外，和邑人蹇处士。竟许还有高适，有李白。
是年秋天太白确乎是在济南。当初他们两人是否同来的，我们不晓得；我们晓得他们此刻交情确是很亲密了，所谓“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便是此时的情况。太白有一个朋友范十，是位隐士，住在城北的一个村子上。门前满是酸枣树，架上吊着碧绿的寒瓜，滃滃的白云镇天在古城上闲卧着——俨然是一个世外的桃源；主人又殷勤；太白常常带子美到这里喝酒谈天。星光隐约的瓜棚底下，他们往往谈到夜深人静，太白忽然对着星空出神，忽然谈起从前陈留采访使李彦如何答应他介绍给北海高天师学道箓，话说过了许久，如今李彦许早忘记了，他可是等得不耐烦了。子美听到那类的话，只是唯唯否否；直等话头转到时事上来，例如贵妃的骄奢、明皇的昏聩，以及朝里朝外的种种险象，他的感慨才潮水般地涌来。两位诗人谈着话，叹着气，主人只顾忙着筛酒，或许他有意见不肯说出来，或许压根儿没有意见。
中唐文学之创新与复古（节选）
/罗庸/
中唐的三种新文体
（一）传奇文
“传奇”一名，起于唐人裴铏之小说集。“传”读去声，盖以传记体文字而记述异怪之事者也。在书写工具未发达时，有些材料多凭口传，文字工具既已发达，则可书之竹帛矣。然民间仍有不靠看书而愿听书者，故战国之世常多说书之士，韩非有《说林》，《晏子春秋》保留若干小故事，《庄子》更集寓言之大成，此即古代之“话本”也。后人乐读书矣，则有为看书者而写作之长篇出现。两晋南北朝有一般风气，即看书多而说书少，亦即琐碎材料少而系统材料多，小说文体遂衰，以小说为业之人日减。北宋、南宋产生若干“话本”，为小说文体之复兴，其间回旋即传奇文。然唐之传奇家实为看书人而写作者，后半期乃走向说书方面，与宋代话本相接。
唐末裴铏作《传奇》一书，后人因取其名而用以概括唐代之一切传奇文。《新唐书·艺文志》称子书小说家凡三十九家，中包括笔记、诗话、考据诸项，与今日所指小说范围不类。
吾人所读先秦诸子中，各种小故事多系统传说材料，而游说之士遂取以为说理之例证。东汉以来，佛、道二教兴起，民间遂有神怪之谈，文人多所取材，此与先秦小说有别。六朝小说大抵不出三类：（1）言鬼神者，如干宝《搜神记》，均与佛道有关。（2）博闻之书，如张华《博物志》。（3）逸闻，如临川王刘义庆之《世说新语》。此数书共同点即为当代士绅茶余饭后资谈助者也。唐传奇即脱胎于此，然已由鬼神进到人事，会六朝小说三派潮流为一而以人事为中心，以自成一体，至中唐而极盛。自隋迄天宝百五十年中为第一期，可见之传奇凡三部：① 王度《古镜记》；② 《补江总白猿传》；③ 张 《游仙窟》为长篇，国内失传已久，清末始得自日本，重新印行之。推其失传原因，一为道学家为维持风纪而有意抑藏之，二为不明白文学史之发展情形。按张文成尝官五花判事于武后朝，另撰《龙筋凤髓判》，最为流行，收入《四库全书》。《游仙窟》所记为刘阮天台一类故事，容诗甚多，且多隐语，盖为唐人行酒令所用者也。此种材料甚少，《全唐诗》末所存《酒令》《谜语》一卷，极为宝贵，《游仙窟》所载，更较全备。第二期自肃宗至代宗大历年间，凡二十年，适王室中衰，无甚名作。第三期自大历至文宗太和中，凡六十年，为唐传奇之极盛期，就其体裁可别为两大类：①单篇——有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冯媪传》，此三篇代表六朝初唐谈神怪之风转为写人事之过渡作品，篇幅较长，文亦较工。另有陈玄祐之《离魂记》，沈既济之《枕中记》《任氏记》，犹为半人半神之故事。其他如白行简之《李娃传》《三梦记》，元稹之《莺莺传》，陈鸿之《长恨传》《东城父老传》，沈亚之之《湘中怨》《异梦录》，李朝威之《柳毅传》，蒋防之《霍小玉传》，许尧佐之《柳氏传》，李景亮之《李章武传》，薛调之《无双传》，无名氏之《冥音录》《灵应传》，杜光庭之《虬髯客传》等，此皆名作，传至今日弗衰者也。总观其特色，在文学技巧上努力想把传记文作好；内容则将主人公人格化、人情化，并包括当时之社会背景，如《冥音录》等则受佛教影响甚明。此后则有总集发生，小说变成笔记，故唐末五代产生若干笔记小说焉。② 总集有牛僧孺之《玄怪录》，李复言之《续玄怪录》，牛肃之《纪闻》，薛用弱之《集异记》，袁郊之《甘泽谣》，裴铏之《传奇》，苏鹗之《杜阳杂编》，高彦休之《唐阙史》，康骈之《剧谈录》，孙棨之《北里志》，范摅之《云溪友议》，段成式之《酉阳杂俎》，温庭筠之《干□子》等，均为长篇之笔，一部书中包括若干长短篇小说故事。唐小说赖《太平广记》之收辑而传者甚多，惜其将整书打散，按类分编，不易以一目而见全璧耳。又一部分存原本《说郛》中，又存于《顾氏文房小说》《唐人说荟》诸书中。近人汪辟疆编《唐人小说》出版于神州国光社，鲁迅先生亦有《唐宋传奇集》之编印，均可参读。关于叙述考订者有日人盐谷温之《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第三节（开明译本），中多谬误，不及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第八一十章之论述精到。
传奇小说与唐乐府关系极密切。明乎此，则元白何以要作《新乐府》，白诗何以为老妪所能了解可以知之矣。盖唐代寺庙讲经，每有七字句长篇唱词，吾人可以想象当时必有以唱词为业之人，元、白特取此体裁而作乐府诗也。民众听惯七字句歌词，故于元、白诗多所了解。又如白氏作《长恨歌》，陈鸿为之作传，元氏有《莺莺传》而并有《会真诗》，即使听书与看书之材料并备，任听众随个人爱好而自由选择之也。沈亚之《湘中怨·序》云：“从生韦敖，善撰乐府，故牵而广之，以应其咏。”又作《冯燕传》，司空图因有《冯燕歌》，此发生传奇原因之一。其次原因，为进士以此作行卷工具，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云：“唐世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谓之行卷；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也。”以上为传奇小说发达之主要之两种原因，附带原因又有文人失志，借此以发牢骚，兼之长安地方复杂，材料丰富，足够传奇之取材。
传奇影响最大者第一为戏剧，至今犹活在民间，为宋元以来杂剧、传奇之蓝本。第二为古文家受传奇文之影响，乃产生韩柳大量小篇纪传文，此前世作家所未有者；又骈文不长于作传记，韩柳上取左史，近采传奇，合之而自成新兴文体，古文家与小说家从此不可分矣。近代翻译小说自林琴南始，此文学史背景造成者也。退之好听传奇文，张籍尝驰书相劝，凡二次，韩并有裁答，足征韩文与传奇文关系之深。第三为影响宋以后话本，传奇文之口语化，观韦瓘《周秦行纪》《无双传》，柳珵之《上清传》，往往有近于当时口语之文句，后代白话小说盖自此而扎根。第四为影响小说与戏剧形成不可分之局势。
（二）俗讲及其他俗文学
此为近四十年敦煌材料发现后产生之问题，以湘人向达研究为最精，本人所见，略有异议。
甘肃敦煌县东南三十里三危山下有莫高窟者，旧称千佛寺，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石窟墙塌，发现抄本若干卷，道士以为可治百病而卖诸乡民，后为匈牙利人斯坦因所发现，知为唐代抄本，乃大量收买而去，今存伦敦博物馆中。后法人伯希和又收买一批，时张之洞为学部大臣，始以政府之力购买余卷，即今存于北平图书馆中之卷帙是也。
在山西、陕西、甘肃边境地区，石壁甚多，人因壁刻佛经以立庙，此印度之风尚也。今考古学家所注意者唯大同石窟寺、洛阳龙门及敦煌莫高窟等寺，实则似此佛寺，北鄙不知若干。清政府所收买号称八千卷，然多为当地人所分裂者，至抗日战争前始完成其目录。日本亦尝收购若干卷。此项文物尚有待全世界学者合作研究，方能得出系统与完整之结论。
各国学者研究卷子目的各有不同，斯坦因注意其中美术部分，伯希和注意其中佛教材料，罗振玉、王国维始注意其他问题，近人郑振铎氏对敦煌学曾极力鼓吹，然论述多粗糙，不足以为定论。向达氏游欧，对此一问题进行专攻，故俗文学至现在为止，以向氏研究为较完备而精审。现存敦煌文卷计有：（1）英人斯坦因1907年购三千至六千卷；1914年，购六百卷。（2）法人伯希和1909年购一千五百卷，数字较为可靠。（3）日人橘瑞超有《敦煌将来目录》卷帙未详；大谷光瑞所藏存旅顺关东厅博物馆，据云有八百至一千二百卷。（4）中国北平图书馆共九千八百七十一卷。此外国内私家所藏以李盛铎（木斋）、罗振玉（叔言）为有名，前者已卖与日人，后者入于伪满，北平图书馆所藏则又沦于香港矣。
写本内容可分为四类：① 80%以上为佛经，多《法华经》与《维摩诘经》；② 杂文占十分之一，俗文学即属此类；写本所标年代最早为北魏道武帝天赐三年（当晋安帝义熙二年，公元406年），正在陶渊明时代，最晚者在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前后将近六百年。不仅为写本，又有刻本，此中不仅有宋刻，且有唐咸通五年刻本，据此可打破中国刻本始于五代之说法。
此类写本胡为乎来？吾人推测当是北宋初，西夏元昊时为边患，陕甘边境常遭蹂躏，兵祸最烈者在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西夏入寇灵州（今灵武），乱兵直捣凉州，疑当时私人或佛院书籍因避乱而封存于此。乱定后，人多流亡，无复知者，遂逾九百年始重见天日（迄今年止发现已四十三年矣），从此国内学术界乃有所谓“敦煌学”之出现。其贡献甚伟，盖可借以校正今日佛经之误，保存残碎之残经，以及其他当时流行之文体，词之发生，亦可于此中窥见消息，前途未可量也（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十三、十四章可供参考——中华版）。
文卷目录最早者有罗福苌（振玉长子）之《伦敦博物馆敦煌书目》（《国学季刊》一卷四号），较晚者有陈垣之《敦煌劫余录》（宣统二年），次有罗振玉之《敦煌零拾》七卷。今所论俗讲，吾名之曰“佛曲”（日人朝鲜史专家羽田亨作《敦煌遗书》第一集），次有刘半农之《敦煌掇琐》（木刻三卷），为专集俗文学材料者，然并不完备。最后有向达之《敦煌丛抄》（《北平图书馆刊》五卷六号、六卷二号），又有许国霖撰《敦煌石室写经题纪》及《敦煌杂录》二册（商务出版），又向达之《唐代俗讲考》（《燕京学报》第十六号），郑振铎编《世界文库》第六册有关部分，《中国文学史》上册第五、六章，向之《唐代俗讲考》又见于《北大文科研究讲演录》。
文卷中与本段文学史有关者凡二种材料：一为俗讲，一为当时小曲。
按印度僧院规矩，寺中有所谓唱赞，传至中国而有“倡导”与“转读”（可参考《高僧传》）。唐在长安及其他大都市之佛寺均有俗讲，乃为一般平民不识字者说法，插入佛教故事，又从而唱之，如今日之宣讲者然，当时谓之俗讲。此等材料，国史中较少，日僧园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会昌初年，公元841年）说俗讲情形较详。大抵白日讲经，夜间有番赞，人来听之如今之听戏说书也。按唐人笔记考之，知俗讲极盛于唐文宗时，以此而著名者有文溆。赵璘《因话录》、段安节《乐府杂录》、卢氏《杂说》（《太平广记》卷二〇四引）均如此记载。文溆出名于长庆年间，长安士女倾动一时，每说经万人空巷，其唱调亦极动人。文宗之乐工黄米饭以文溆之唱调谱之为曲，号曰“文溆子”，今词调中犹存之。帝以其招摇，发配甚远，去而复回者三四次，居长安者凡三十余年。其后逐渐演变，俗讲不一定在寺院，主讲者亦不一定为僧徒，为后世说书弹词之起源。
以今日材料考之，知俗讲之来源甚早，开元、天宝时即有之，每篇讲文下面有“变文”字样，此“变”字遂成诉讼。向达以为乃音乐名词，余以为即“地狱变相”之“变”字，胡适有《降魔变文》藏本，其叙有云“伏维我大唐汉朝圣主开元、天宝文神武应道皇帝陛下，化越千古，圣超百王”，据此可断为天宝时之写本，时去文溆讲经尚早七十年也。最晚为《目连救母变文》（杂叙本），尾题“太平兴国二年岁在丁丑，六月五日在显德寺学士郎杨愿受一人恩，微（维）发愿作福，写尽此《目连变文》一卷”。故就题签所记变文年月考之，最早为开元天宝年间，最迟为宋太宗时代，其间相去约三百年。
俗讲常讲者有《维摩诘经》（便于居士听）、《佛本经》、《阿弥陀经》、《目连救母》。开始时，当是找带故事之经而讲之，并加渲染，其后，肃、代以还，则于中国故事中找材料作成变文，最早者为《昭君变文》，以下有《伍子胥变文》《舜子至孝变文》等，以此推之，则文溆所讲当不止于经典，必夹有中国故事于其间。文溆后五十年，俗讲不仅取中国故事说之，且说当时时事，如《张义潮变文》，此变文即歌颂张氏平定灵州之乱之功德也（僖宗时）。由此可知，变文已渐由佛经变成国货，职业说书人亦可赖此以为生，然甚为当世文人所鄙薄。王定保《唐摭言》记诗人张祜与白乐天之对话，张谓白《长恨歌》为近于《目连变》，盖寓有嘲讽之意，亦可据以解释白诗所以盛传民间之根本原因。《太平广记》引此故事均作《目连变》，下无“文”字，又唐张彦远《名画记》记“吴道子善绘地狱变”，故知“变”为神通变化之义，讲神通变化故事之底本即是“变文”。又从而绘画其形，即谓之“变相”。今小说犹称绣像全图，亦自变文、变相而来，再进一步即为连环画矣。吉师老（唐末五代时人）有《看蜀女转昭君变》诗云：“妖姬未着石榴裙，自道家连锦水。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传意向文君。”佛家言变相不止于坏的方面，佛世界亦有变相之画，石室本画卷中复有佛故事画，经向达至伦敦考察结果，知相与文原相附和（吉诗可证），并知唐五代之际变文演变之三阶段：① 由庙寺移至街头；② 叙佛以外故事；③ 画事相应，后世章回小说之附绣像全图即变文之遗也。传奇中赵五娘画公婆相沿路弹唱作为敛资，亦有变文痕迹。向又引明人《游暹罗记》云：“有持竹竿，举画幅于街头，按图而说故事。”可见在其余佛国亦有同样风尚。
变文流传既广，有学识较高之僧徒将变文写成卷数，普遍讲诵之用，向达游巴黎见一敦煌抄本为两面写者，一面为变文，另一面为俗讲仪式，附虔斋及讲《维摩诘经》仪式，大致情况如下：说俗讲时先作梵（皆四句偈，有若干种类），次念菩萨两声，再说押座（短文，即说经之源流及提纲），再为唱释经题。念佛一声，说开经（宣布开经），说庄严（形容佛堂盛况），又念佛一声，然后一一说以题字，再说经本义，说十婆罗密，念佛赞，发愿又念佛，回向发愿，取散（以此仪式为说《温室经》用者）。说完后，然后行讲《维摩诘经》仪式：先作梵，次念观音菩萨三两声，说押座，素唱经文，说经题，说开赞庄严，念佛一两声，法师科三分经文，念佛一两声，一一说其经题名字，入经说缘喻，说念佛赞，施主各发愿、回向发愿、取散。后世“三言二拍”之类小说，先说小故事一段引入正文，完全自俗讲仪式中发展而来，元曲“楔子”亦同此例。又俗讲时和尚手执戒尺，于是后世说书人遂有醒木，官厅亦有所谓惊堂木，均承乎俗讲之影响者也。
俗讲之章法，兹以《维摩诘经之押座文》为例说明如下：“顶礼上方香积世，如喜如来化相身……火宅茫茫何日休，五欲终拓死生苦，不似听经求解脱。佛修行，能不能？能者虔恭合掌着，经题名目唱将来。”《押座》一名《缘起》，《缘起》长时则第一日不能讲正经，故末云“今日为君宣此事，明朝早来听真经”，即后章回小说“且听下回分解”之作用也。《维摩诘经》所说《经变文》（《敦煌杂录》本）开始作经云“时摩王波旬……”“是时也”（讲文）所用为骈文、散文交错成篇，说时是否动听则恃说者之文学本领。后有吟唱“摩王仗队离天宫，欲恼圣人来下界……”为廿四句之七言无韵诗，后又有韵句“波旬是日出天来，乐乱清霄碧落排……”有韵而供唱者以管和之，再下又作经文，如此相同，讲完一经。后世章回小说与弹词之格式，盖全脱胎于此。
北宋时，街头说书者多将俗讲分成若干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记汴梁城东之桑家瓦子云：“且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扑刀赶棒，发迹变态（泰）之事，谈古论今，如水之流。”银字儿即高管，唐已有之，必是未说书前吹管以召听众，唐代小说至此遂变为话本矣。“变态”当即指变文而言，另一种名曰“谈经”，即演说佛书，此为俗讲之嫡派。另一种名“说参讲”，讲宾主参禅悟道之事，此与俗讲禅宗有关，为对佛经之问难，由法师解答，由是演变而成者也；再变为“说相声”，内容多笑话，又有“说诨经”者，亦多幽默之谈，由是失其本义，变成流行之小说、弹词，遂自佛家分离而成独立之艺术。
梵赞及其他俗文学，有《开元皇帝赞》（《掇琐》本）、《太子赞》、《董永行孝赞》、《季布骂阵》等。《开元皇帝赞》为说玄宗之御注《孝经》，《太子赞》为说佛为太子时故事，《季布骂阵》为七言赞之始，《好住娘》与《辞娘赞》皆和声赞。又有长短句如《十恩德》为词之一种，又有《五更转》《十二时》，前者南朝梁代即已有之，均七言整齐句，篇幅不长。此外，又有散文卷子《晏子赋》《燕子赋》《开元歌》《茶酒论》等，亦传说于街头者也。
俗讲俗文学对后世文体之影响有：① 俗讲本子至北宋而变为话本，又演成词话（带说带唱）、平话（有说无唱）、弹词（唱多说少）；② 七言赞为元白“新乐府”之来源；③ 和声赞与当时《竹枝》有关；④《五更转》《十二时》演为后世词调俗曲；⑤《茶酒论》演为后世“合生话本”；⑥“老少问答”影响中晚唐诗体裁甚大，如卢仝《萧氏二三子赠答》是民间风格为诗人所借用者，香山亦有《池鹤》八绝句，晚唐皮、陆集中此体益多矣。
（三）曲子词
今说“词”，实不甚通。从其调说为“曲子”，就其本身说为“曲子词”，现分三节述之于下。
1. 关于词的起源诸旧说
词谱南宋以来逐渐亡佚，北宋慢词诸谱宋末元初亦已漫灭，为曲之势力所扫荡，故对词发生之推测颇有异说：① 以为六朝时即有之，杨升庵《词品》主此说，如梁武帝《江南弄》、僧法云《三洲歌》、隋炀帝《朝眠曲》是也。毛西河《词话》亦主此说，谓鲍明远《梅花落》、简文帝《春情》皆可为例。徐釚《词苑丛谈》亦举《江南弄》及沈约《六忆诗》为证。此派推测最靠不住，盖词发源于胡乐之后，而前此诸作与胡乐渺不相涉也。② 以为出自唐人绝句，主此说者有王灼《碧鸡漫志》、朱熹《语类》、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沈括《梦溪笔谈》、方成培《香研居词麈》、徐养源《律吕臆说》、宋翔凤《乐府余编》等。自南宋以来即有人如此主张，盖南宋时唐代大曲蜕变之小令，曲子已亡，故王灼以为可于绝句中求其痕迹，朱子则以为词句长短肇自曲子中之泛声，如南唐中主作《摊破浣溪沙》，于《浣溪沙》本词外在上、下阕各填三字以实泛声云云，此说惜不能以一人概全耳。沈括以为词发生于和声，与朱子说法相近。胡仔与王灼说相同，举《瑞鹧鸪》《渭城曲》为例，其由七言变来甚为明显。③ 近人胡适作《词的起源》（载《清华学报》二期），为近代关于词源问题态度较严整者，以为自白、刘诸作而下，迄温词以前之一段时期，词仅六七调而已，颇近绝句类型，而飞卿新创之调，只十六调传于今，故知中晚唐之间出现各词，实发源于绝句。
2. 关于词的起源的新推测
凡探求一切文学之起源有二原则可循：其一，凡文体发展自音乐出来的，探源时当自音乐入手；其二，凡文体成功一新形式时，颇难观其本来面目，吾人探源时必追寻其未完整时之旧面目而得结论，因知文体之起是多元而非单纯的。今吾人将唐到五代之词整个分析，观其不同而求其源，约可分为四类：① 本身为五七言诗，如《回波乐》《踏歌辞》《舞马辞》皆六言也；《阿那曲》本为仄声七绝，《柳枝》与《清平调》三章全为七绝；《谪仙怨》为六言双叠；《浪淘沙》《抛球乐》亦皆七言。此一批词时代较早，远至高宗、武后、玄宗之时，晚则不过于元和、长庆年代。此为早期五、六、七言诗之入乐而变为词者也。② 将五、六、七言诗略事破体，如《调笑》《渔父》《章台柳》《忆江南》诸调是也。③ 敦煌抄本有《云谣杂曲子》，分置巴黎、伦敦二处，朱疆村去其重合而得三十首（见《疆村遗书》），持以与温词合读，可发见词调名目增多，又同一调名而字数、格式各有不同，此中自有因缘在焉。④ 疑伪之作，如玄宗《好时光》，李白《桂殿秋》《清平乐》《菩萨蛮》《忆秦娥》，吕岩《水龙吟》《沁园春》，以上数调皆超出中唐到晚唐时代一般形式之外（《好时光》例外，或为玄宗之作）。《桂殿秋》，刘禹锡之后易名为《潇湘神》，不应为太白时所有；《菩萨蛮》则太白时尚未入中国，《忆秦娥》为双叠，其事甚晚，绝不能出于开元、天宝之间，《沁园春》《水龙吟》发生于宋代，吕作当为神仙家所托言。
3. 由近人眼中所见词体的形成
对于词之文体，首先须有音乐之概念。大曲乐谱皆相连成套者也，余外有若干小曲与之平行发展，不全有套数。将唐宋人乐府调统计，知有若干有调无词之曲名。飞卿前流行小曲有廿一调，吾人可泛名之曰杂曲子，后来一部分杂曲子成为大曲之一遍，据材料统计，原为杂曲、后入大曲而有独立性者凡八调，如《抛球乐》《忆江南》等是也；一部分始终未入大曲者如《踏歌词》《花非花》《怨回纥》等是，皆独立发展者也。其雅正者为文人所利用，因得传于后世；非雅正者但流行于教坊，不登大雅之堂，遂随时代以湮没。唐开元、天宝间，大曲正式成立，多采文人已成之绝句配乐，为大曲作词者盖寡；另一方面则有文人为杂曲子填词，当时人惯作五、六、七言诗，故适于五、六、七之调则为之填词，而不适合者则任其流行于民间，故有曲而无词。后大曲发生摘遍之习气，故一部分词名乃出自大曲之摘遍中，崔令钦《教坊记》记大曲之名三百余，今而仍为词调者凡七十余，故词调之发生若干种类，一面与大曲发生有关，另一面为民间流行之小曲衍而为词者，其数凡七八十云。此转变在元和、长庆间。然白、刘当时何以只填数调而止，盖与文人身份问题有关，不屑为歌伎填词耳。迨飞卿出，始大胆流连教坊，不顾身份，遂有若干新调之增加，实则为大胆利用民间小曲而制新词者也。此一现象之形成，不在词调之转变，而在文人身份之转变。
敦煌材料可供词发源问题之参考者凡三种：①《云谣集杂曲子》；②《舞谱》；③《曲谱》。在《云谣集杂曲子》未出现以前，人读唐五代词有一问题不得解决，即杜牧之《八六子》，钟辐子《卜算子慢》，二人皆晚唐人，形式为长调，内容为记事，似与词之由小令逐渐向长调发展之规律不合。及上书一出，总全书凡十三调，极似杜、钟之作，启示吾人在唐五代时之词体，除小令外实另有一种小曲子自成一格，兹举《云谣集》中《凤归云》为例，词云：“征夫数载，远寄他邦，去便无消息，累换星霜，月下愁听砧杵，拟塞雁成行。张眠鸾帐，枉劳梦魂夜夜飞扬。想君薄幸，更不思量。谁为传书，以表衷肠？倚牖无言，垂血泪，暗祝三光，万般无奈处，一炉香尽，又更添香。”此词不如小令精练，又不如长调之周转，当为长调早期之形式也。十三调中，有与今调相同者，唯形式则有异同，如《倾杯乐》《破阵子》《拜新月》等是，有见于大曲者，有不见于大曲者，其与词调又有异处，如《倾杯乐》柳词凡七种格式，与《云谣集》者又各不同。故温词、柳词之来源背景均可于此无文字之史料中推测得之。此类民间流行曲子，自飞卿出而有第一度之发展，耆卿出而有第二度之发展。
《舞谱》为刘半农所题名，载《敦煌掇琐》第一集，凡六调，即《浣溪沙》《遐方怨》《南方子》《南乡子》《凤归云》《双燕子》是也，一调不止一曲，当为当时舞谱。朱子《语类》云：“唐人俗舞，谓之打令。余幼时闻父老言，诸老犹及见其王父辈舞俗，舞有歌词，人误以为瓦窑。”持与《舞谱》对勘，颇能相符。故知小令与杂曲或摘遍无关，唯小令之“令”字今犹不得甚解，疑为小乐器。唐代宴会，例有妓女作乐侑酒，妓从而歌之，以酒令为节奏，酒令中有谐音令，说令者曰起令，应者曰接令，如“远望渔舟不过尺八”接曰“凭栏一吐便已空喉”。尺八即箫，空喉谐为“箜篌”，后渐衍为歌词之令，打令时歌伎必为歌之，不必太长，今日本犹存此风。飞卿诸词皆酒筵间所适用者也，故为小令。五代以来，最初失传者为舞，次为曲子，北宋而小令舞亡，南宋而曲子亡，故朱子时人不得解焉。愚以为舞亡殆与棹椅有关。
《曲谱》为向达自欧洲摄影带回者，存九调二十五谱，即《西江月》《倾杯乐》《伊州》《心事子》《水鼓子》《急胡相问》《长沙女引》《撒金沙》《营富》（瀛府）是也。前三调为唐大曲，后六调不见于晚唐小令，疑晚出于北宋初年，每调有数谱，谱下注有急曲子、慢曲子之字样，皆简谱。唐以前之乐谱皆用五音十二律（朱子所传《风雅十二诗谱》为瑟谱，为中国乐谱之最古者），简谱之制当在唐以后，与胡乐同时传入，姜白石《旁谱》及张玉田《词谱》并记此事，但至今不甚了解，唯王骥德《曲律》一书较姜、张之作略近，尚有头绪可寻。自《敦煌曲谱》之出，计所用凡二十一字，可识者唯七字而已，字为：ス、七、ㄣ、一、⊥、八、∨、之、几、乙、、十、ㄧ、ヒ、工、ㄐ、フ、ム……[11]，可识者为：ス（六）、（上）、レ（句）、几（凡）、フ（工）、ム（合）、一（乙）。“句”为上车间之一音。曲旁又有板眼记号，日本宫内省中有《左舞谱》，用字颇与《曲谱》颇相近，然材料不易得，故仍无法解释。
玄宗时乐工之传习无谱，但靠耳之听习，由南卓《羯鼓录》（唐）记故事可以推知。其一记玄宗好羯鼓，当时名手曰黄幡绰，帝问有谱否，绰画二手以对，意为唯二手可靠，无谱可言。又记渔阳琵琶名手入长安寻长安名手，长安名手令其女以小豆记对方节拍，然后令其女复弹而正其失处，故知曲谱在玄宗时尚未发生。自《曲谱》迄白石《旁谱》、玉田《词源》，此期中音乐殆有大变，《旁谱》之前，《曲谱》之用不限于乐器，而其后则限于琵琶与笛而已，今日本、高丽所传之《曲谱》为篥谱，亦简字也，与琵琶谱有别。燕乐究竟为二十八调或二十五调颇有问题，宋仅用十七宫调，元用十三宫调，明南曲所用更少，今皮簧戏但用一商调，故自唐迄今，音乐变迁自复杂退至简单，可谓达乎极矣。二十八调云者，乃唐琵琶四弦，每弦翻七调者也，然唐又有五弦琵琶，则又有三十五调之可能。故日本久木尚雄以敦煌曲谱为五弦琵琶谱，极为有见。关于词之起源所知材料尽此矣。
韩愈、柳宗元及其古文
（一）韩柳前文风之演变概况
单就文章来说，《新唐书》所记文风之变凡三期，今而言之，可分四期：① 高祖武德初迄太宗贞观末，凡三十余年，为北朝文风之结束。② 高宗永徽初迄玄宗开元末，凡九十余年，为齐梁派之结束，古文初次抬头，四杰与吴、富均在此时期中，陈子昂、卢藏用之出，可为韩柳之先驱。③ 自天宝初迄元和、长庆间，凡八十年，自萧颖士、李华下迄韩柳，为古文之完成时期。④ 自武宗大和、开成迄唐末，凡八十年，骈文、古文两衰，杂体文及公文四六流行，故五代及北宋初文体大衰，迨欧苏振起，古文又复中兴。
古文运动本身又可分为三段落：① 萧颖士、李华迄柳冕。② 柳冕迄韩愈。③韩愈迄李翱、张籍。今分别论之于后。下先论韩柳前之古文家。
（1）萧颖士：字茂挺，南陵人，开元二十三年进士，天宝后卒，年五十二（《旧唐书》九〇、《新唐书》二〇二本传）。如更上推，当及陈子昂（伯玉），然陈之成就在诗，且无具体理论，故论唐代古文自萧始，萧出于南朝南陵萧氏，为南方人，与李华友善。
（2）李华：字遐叔，赵州赞皇人，开元二十三年进士，肃宗立，贬官，卒于家（《旧唐书》一九〇、《新唐书》二〇三本传）。为萧同年（开元二十三年及第），二人为莫逆交。就造诣言，萧实较高于李。李尝作《吊古战场文》，杂诸古文以示萧。萧谓李如用力，亦可有此作，李大叹服其眼力。
（3）独孤及：字至之，洛阳人，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生，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卒，年五十三（《新唐书》一九三本传）。为李华私淑弟子。
以上三人，彼此之间无系统之理论或主张，今但由各人集中披选出之。李华《萧颖士集序》：“君谓六经之后，屈原、宋玉文甚雄健而不能经世。厥后贾谊文甚详正，近于理体……近日陈拾遗子昂文体最正……”此谓萧之提倡文体，主张实用，便于政治，古文运动盖自此发轫。独孤及《赵郡李华集序》：“志非言亦不行，言非声不彰，三者相为用……自典谟缺，雅颂寝……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其结果……枝叶对比，文不足言，言不足志……公之体本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此遐叔之主张文学当有内容也。梁肃《毗陵集后序》：“初公视肃以友，肃仰公犹师，每申话言，必先道德而后文学，且曰后世虽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几矣。”此论较萧、李更进一层，由文学之内容说到作家之修养矣，是为古文运动之萌芽，迄乎元结、柳冕，此风益张，而风靡于当代也。
（4）元结：字次山，河南人，天宝十三年进士（公元754年），生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卒（《新唐书》一四三本传）[12]。此公亦无具体理论，然尝作《舂陵行》，少陵之《三吏》《三别》盖受其启示者也。唐诗之社会描写，此风自次山开之。又尝作《贼退后示官吏》、《五规》（出、处、对、心、时）、《二恶》（圆、曲）。有次山而后有少陵之社会诗，有少陵而后有香山之《新乐府》，次山无师承，无弟子，然
其影响则有不可阻者焉。
（5）梁肃：字敬之，一字宽之，世居陆浑，贞元末卒，年四十一（《新唐书》二二二本传）。崔恭《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大约公之习尚敦古风，阅传记，硁硁然导于人以为常。”古文运动之于“阅传记”极有关系，盖古文家重道德，必读古人传记以为养性之资，是以作传记为古文之长，其能制胜骈文者以此，后世古文家必作传记，其风自肃始。而大放厥词，立古文之主张者，当推柳冕。
（6）柳冕：字敬叔，蒲州河东人，约卒于贞元末（《旧唐书》四〇附《柳登传》、《新唐书》一三二附《柳芳传》）。与友人论文书最多，《与徐给事论文书》：“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故在君子之心为志，形君子之言为文，论君子之道为教。”《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谓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谓也，言而不能为，君子耻之。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知道则气衰，文多道寡，斯为艺矣。”其他论述见《与权德舆书》《答杨中丞论文书》《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与渭州卢大夫论文书》等篇。文以载道之说盖自冕始。《与渭州卢大夫论文书》：“夫文生于情，情生于哀乐，哀乐生于治乱。故君子感哀乐而为文章，以知治乱之本。屈宋以降，则感哀乐而亡雅正，魏晋以还，则感哀乐而无风教，宋齐以下，则感物色而亡兴致。”此论为较前此诸人进步多矣。退之以前，冕为大家，惜其作不及退之，故为世所忘忽耳，然冕实集前此文论之大成者也。故退之能“文起八代之衰”，诸公开路之功殆不可磨灭也。
（二）韩柳古文之理论与成就
（1）韩愈：生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卒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年五十七（《旧唐书》一六〇、《新唐书》一七六本传）。其与前辈作家之师承关系，有以下脉络可寻：① 少为萧颖士子存所知；② 尝从独孤及、梁肃之门人游；③ 李华、宗子翰每称道之；④ 李观亦华族子，与愈同举进士，且相友善。
退之古文渊源，实自萧李而出，故立论犹有同乎诸前辈者，如《答李秀才书》：“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送孟东野序》：“人之为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皆是也。其独到之处，在论作家个人修养之言，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答尉迟生书》：“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实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此数语源于《大学》“诚中形外”“君子慎独”之警句，及陆机《文赋》论体性之言，合而铸之，遂成笃论。《答李翊书》：“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黑白分矣。”“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皆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其论文以气为主，与魏文不同。魏文所谓气，乃作者之性灵，《文心雕龙》所谓体性是也；韩之谓气，即孟子所谓“浩然正气”。唐人作文好重言之短长、声之高下，退之欲破此拘束，乃主以气涵之，其源来自《孟子·养气》章。孟子以志、气、体三者并列，称“持其志勿暴其气”。以火车喻之，其全部为列车之体，其车头气也，犹今之言生命力，司机则志也。人能以心指挥其生命力，以作种种活动，故人须守其志，勿使生命力妄动也。此孟子二种修养功夫，不能使气本能地动，故须养其气，使之从志而塞乎天地之间。入手方法在“集义”，义源于是非之心，日行一义，渐减愧怍，至于理直，理直而气壮，气壮则生死利害在所不计，乃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能“集义”便能“知言”，此道自孟子而后不得其传，退之有志继之，遂创此“养气为文”之理论。由此而知言，而能辩古文之真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下开宋之理学，故古文家与理学家之相连，退之实开其宗，而后世之论道统者，亦必及之。韩氏若干笔札论议，多用两扇对举之法，此学自孟子者也。《答崔立之书》尤酷似孟子，所作《原道》《原毁》正属于此系统，此韩文之一面。
唐代因科举之故，人多不愿讲师承，韩为古文取法孔孟，故力倡师承，作《师说》以申之，此韩文之又一面。又古文家重视传记，故韩喜为人作墓志，亦偶作游戏文字以为应酬，退之《送穷文》《进学解》诸作，是渊源自两汉者也。此外，随当时求仕之风而有《上宰相书》，因持道统以卫道为己任而有《谏迎佛骨表》，子厚较之，相去远矣。
然韩之立身与文风亦颇为当时士子所非议，兹举其一二诤友之言论以为例。① 裴度《寄李翱书》：“文人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浅深，不在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昌黎韩愈）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则已，及之者，当大为防焉耳。”此书可代表当时一般人对韩之评语。② 张籍《上韩昌黎书》：“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学，使人陈之于前以为观，此有以累于盛德。”“且执事言论文章不谬于古文，今之所为或有不出于世之守常者。此亦未为得。”又《与昌黎第二书》：“君子发言举足，不远于礼，未尝闻以驳杂无实之说为戏也。执事每见其说，亦拊抃呼笑，是挠气害性，不得其正矣。”由以上引文观之，可见当时人士亦有不甚以韩为然者，故退之人格不甚统一，态度较孟子为逊，其性格为多方面而不能调和，故研究之颇为困难。
（2）柳宗元：生大历八年（公元773年），卒元和四年（公元809年）[13]，年四十九（《旧唐书》一六〇、《新唐书》一六八本传）。
性格与行事均与韩愈不同。韩心灵幼稚，意志不坚。柳则反是，故对韩有轻视意。就文学成就言，韩自过之；而就文学功夫言，则又远过于韩，惜滞于萧李阶段而未进耳。《答崔黯秀才书》：“然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实道而遗其词。”《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言，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其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其归在不出孔子。”其自道写作之言有《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故吾尝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流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此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穀梁》以厉其气……此
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为之文。”此明柳之功夫在外，非若韩之在内也。故柳文与性格可分为二，而韩则合而不可分，曾国藩尝以韩文为阳刚，柳文为阴柔。二人者尝有匹敌之意，势均力敌。韩文高于柳者在读书录与《原道》诸篇，而柳之高于韩者为永州山水诸记。柳用心极深，韩则重感情近于自然，乘兴而动。柳以神经衰弱而终，韩则以好酒血压高而卒。总论二人成就，韩固过于柳也。
（三）略论韩门诸弟子
（1）李翱：字习之，《旧唐书》一六〇、《新唐书》一七七本传。
李氏文学主张，见于《答王载言书》，较韩柳为琐碎，其最大成就，在《复性书》三篇，乃受韩《原道》之启示而作，其友陆参（公佐）极力鼓励之，以发扬韩文《原道》之系统，此北宋理学家之来源。盖李以孟子为主，加上《中庸》而论人之修养，以复其性，遂发展为周濂溪之《太极图说》及二程所倡之道学。
（2）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新唐书》一六〇[14]本传。有关著作有：《答李生第一书》《第二书》《第三书》《谕业》。
韩门中李习之为别派，盖韩之直接影响，在北宋欧、苏、曾、王诸人之古文运动，而习之则影响程朱之理学派矣。故其真正承古文衣钵者为皇甫氏，然较昌黎则远逊之，渠以为韩之作风奇特并非可诟病者（《答李生书》），聊以非奇特不足以惊世骇俗，是以愈奇愈可宝
贵，《喻业》[15]一篇即其整个理论，然仍是昌黎一套法宝，无可珍视之创造。
（3）来择：字无择，为皇甫持正弟子，存文无多。其弟子为孙樵，字可之，著有《与友人论文书》《与贾希逸书》《与王霖秀才书》。韩文四传至孙樵而衰，盖已逮晚唐时期，时代风气已变故也。
（4）处韩柳之师友间者四人——① 李观，字元宾，李华从子，《新唐书》二〇二本传。韩尝为撰墓志，早死，成就小。② 李汉，字南纪，《旧唐书》二七本传，为退之同年进士，以兄子妻之，成就不大。③ 张籍，字文昌，《新唐书》一七〇本传，当时声名极大，然成就在新乐府。④ 沈亚之：字下贤，吴兴人，事见《唐才子传》，文有《送韩静略序》《答学文僧请益书》。与张文昌同隶元白旗帜下，后世多重其传奇之作，当时韩有《圬者王承福传》，柳有《种树郭槖驼传》，香山作《长恨歌》，陈鸿作《长恨传》，介乎其间者，即沈亚之传奇作也。
（5）樊宗师：字绍述，河中宝鼎人，《新唐书》一五九附《樊泽传》。所作有《绛守居园池记》（孙之注本），文曰：“绛即东雍，为守理所，禀参实沉兮，气蓄两河润，有陶唐冀，遗风余思，晋韩魏之相剥剖，世说总其土田土人，令无硗杂扰，宜得地形胜，泻水施法，岂新田又丛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兴废，人因得附为奢俭，为守政致平理与，益侈心耗物害时与（下略）。”此为极怪之文字，古人罕有能解之者。清人孙之为之作注，其文故意不用通行之文法，
如不标点，句法皆极成问题，而退之为作墓志，极称道之，亦专好险怪之同嗜者也。
（6）权德舆：字载之，为韩门中较守旧者，文颇典重，掌制诰。
（7）李德裕：字文饶，有《穷愁志》中之文章论，为古文家而有理论者之最后一人。其家三世不准置《文选》，可见壁垒之森严，为唐代古文家之殿军。
附：晚唐文作者
（1）令狐楚：字悫士，为走初盛唐制诰之路。
（2）皮日休与陆龟蒙：二人不应称古文家，乃写笔记式的散文，皮著《皮子文薮》（古文末路），陆有《天随子》。
（3）三十六体：温庭筠、李商隐、段成式均排行十六，同工四六文，故名“三十六体”。
（4）陆贽：字敬舆，撰有《宣公奏议》，为骈文不甚华丽，将个人政治主张全入文章之内，为经济之大文字，德宗之平内乱，人多归功于《宣公奏议》。盖其情韵深厚，足以动人，故章学诚氏谓：“有唐可读者凡三部：于典章有《通典》，于史学有《史通》，于文章有《宣公奏议》。”信然。
白居易、元微之及其新乐府
（一）中唐诗风之易辙
盛唐诗自下看为中、晚唐诗之泉源，自上看为南北朝初唐诗之总汇，盛唐诸公各有独到之处，至大历十才子为强弩之末，乃不能不有所变，其变凡三路可循：
1. 复古派：如元结《二风诗》《补乐府》，顾况《上古之什》等。《二风诗》为学《诗经》者，《补乐府》乃学汉乐府风格，工部“三吏”“三别”、《兵车行》即学此派。顾《上古之什》为全学《诗经》者，此风自宋下迄明代一系不断，时有拟作。
2. 险怪派：重要者凡三人，即卢仝（有《月蚀诗》）、李贺、马异是也。三人同学楚辞意境，故意迷离其词，富于辞藻，其中以李才气最大，似《九歌》《九辩》，卢、马则似《天问》，均不肯着实，不写现实生活，各骋其想象以相高。退之即属此派，然不能概其全。
3. 琐细派：有李益、司空曙、夏侯审、孟郊、贾岛诸人。此派愈作而愈琐细，愈不关大体矣。唯昌黎能包三派之长而自成风格，此所以为大家。其《元和圣德诗》（复古派）、《月蚀诗效玉川子》（险怪派）、《游城南诗》十六首（琐细派）为三派作风之突出表现，其独到之造诣，则见于《秋怀诗》《县斋有怀》《寄张籍》诸作。《秋怀诗》效陈子昂而用盛唐笔调，虽工部亦无此风格，影响宋人最大，盖已打破盛唐氛围，有散文之文法与气势，大为王荆公所推重。此派人亦无具体之理论。
（二）白居易与元稹
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李绅四人可列为一派，而以李之行辈较晚。四人共同努力于接近民间，而各人道路不同，如元、白找民间材料而以民间流行七言体写之，刘则自湘、桂诸地采“竹枝”而作诗。元、白理论，在白氏《与元九书》中，此为唐代诗歌理论之重要文献。前此虽有诗论，然多琐碎而无系统，其根本理论为：诗歌当有为而作，当为时代而歌唱。自二人同年登第后，即相约共同发扬此目的，至于终身而不懈，具有一贯之主张，此新乐府之所由产生也。似此以理论指导创作实践写作方法，诚前此大家所未有也。白成《新乐府》五十首，元亦以同样题材与形式写之。前此数年，乐天先发表其《长恨歌》，盛行一时，晚年悔之，后二年为拾遗，乃开始《新乐府》写作。此类诗篇为史诗性质，乃按实境描写，少写理想，技巧之进步较《长恨歌》未远，但描写现实则为内容之一大跃进，而唐代当时之社会背景遂因此而得较真实详细之记载。元白诗当时广播四宇，高丽、日本靡不有之。二人作风特点是理论与作风并重，且为有计划之写作也。
张、李亦有意走元白之路，然成就不及元白，殆为素养与天资所限耳。李有白之柔和而力不及，张笔虽刚而不开阔，故可传者少。刘禹锡根本不作新乐府，而自作《竹枝》，白亦尝效之，然卒不及。
此派趋向民间，无异走上复古之路，然绝不取险怪而集琐细派之大成，其成就凡四点：① 长篇诗，如《长恨歌》《连昌宫词》《琵琶行》《江南遇天宝叟》等。初唐七古多抒情作，至盛唐唯工部、嘉州、太白能之，然数量不多，元白可谓极其盛矣，影响后世之弹词。② 新乐府，此对古乐府和唐乐府而言，古乐府不能更动其调名，唐乐府为唐所新创调名，非诗名而为乐名，元白之乐府则由诗中取题，不守乐府规律，其弊在使后世作曲家忘却乐府诗之与音乐有关。③ 成数诗，即同时作若干首，一直连下，前此之成数诗乃陆续作成，集而题之，与元白所作不同，如白之《有乌二十章》，元之《有酒十章》[16]，开晚唐、北宋极坏风气，以此为消遣斗胜之工具，注重技巧之花样，而内容不复问矣，晚唐诗人皮陆二家，即其代表。④ 小诗，如白之《昼卧》《夜坐》《村居》《晚寒》，元之《桐花》《雉媒》《苦雨》《说剑》，此由琐细派而来，然已有进步，盖琐细派之作意境，对象极小，而元白之作乃加入个人想象，其中即加入画景，为偶然兴到之作，篇幅似词而意境似小品文，离画近而离音乐远矣。
附：元白以后、杜李之前一段时间中之作者
（1）李德裕：为回忆派之代表。
（2）徐凝：自琐细派来，缺乏气象，盛唐诗可爱在此。
（3）施肩吾：在求清新，其弊在欠典重。以上三人均不成家。
（4）姚合：有志于诗，刻意学杜，诗之数量较多，工力亦盛，然诗题材为多方面，失之枯干不润。
此数人诗多，当时亦负盛名，然不能成派。此期间诗人共同毛病在缺乏感兴。唐诗人中重感兴者，唯陈子昂、杜子美、李太白三家。三家不作诗时似空空而无所思，一遇刺激，即援笔直书，不稍等待，故老杜尝称“清新”二字。而此期中之作者作诗，皆为回忆之作，自无清新可言，沉淀后捞回之物，其力固不足也。
晚唐五代文学及其文艺论（节选）
/罗庸/
晚唐的诗人与词人
（一）杜牧与李商隐
晚唐诗为历史三种潮流之结果：① 盛唐完成之律诗，至晚唐花样业已变尽，无法翻新。而遵循旧套，故晚唐诗人律体极多，运用旧套词彩，摇笔即来，极少古诗，形成滥调，感人不深，律诗之五六一联皆千篇一律。② 词彩极美，此受词之影响者也。晚唐词在文人手中虽较少，而教坊中却极普遍。③ 元白之后，人多喜以俗语入诗，较近自然，而晚唐尤盛，故诗中多用白话土语，成为晚唐诗特色之一。后世戏台之压场词常用晚唐诗，盖取其通俗耳，然为趣味高雅者所不取。诗中大病，厥在缺乏感兴，此风至晚唐而益盛，故可观之作品甚少。能跳出此潮流者，当时便称大家。杜牧、李商隐、温庭筠即鹤立鸡群者也，然亦各有所本。
杜牧为纯白派，而加以张籍；李商隐为杜派，而加以韩愈。牧之与香山不同处在笔力刚健，绝律迥与香山不同，七古如《杜秋娘》《张好好》纯为元白笔调，加上张籍，别成一格。绝律有清刚蕴藉之致，白诗有老年人风流自赏之慨，而小杜之诗则具壮年人之情味。晚唐人诗意态之好，牧之应推独步。义山七律全学工部，晚年之作，变化极多（全唐诗人律诗变化最多者应推工部与义山二人），古诗则师退之，退之每以作文之法为古诗，喜发议论，义山《韩碑》之作即是昌黎面目。综其成就，以律为最工，故应属于杜派。樊川于晚唐无兴会中独具兴会，义山于圆熟之中而避熟就生，故均能卓然自立焉。
（二）温庭筠与韦庄
下举四人，身份与环境各有不同，故成就与作风亦殊异。樊川居微官无多委曲，故诗较清畅；义山居令狐绹门下，不得畅所欲言，乃不能不隐讳其词，作《无题》诗以喻意；飞卿为社会之流浪人，无身世之感慨与特殊之身价，故不得与李诗并论；韦庄则为亡国王孙，心多感喟，相蜀恒郁郁以没世，此与飞卿处境又自不同，故读其词不得以读温作之眼光剖析之。故就身份与作品关系言，杜温为一派，李韦又是一派；然杜李均以诗名，温韦则词名过于诗，此又不同。温诗出于施肩吾，盖师乎元白而加以流利轻巧，无樊川之清刚与蕴藉，轻巧玲珑而已，其词则独步晚唐矣。初，文人与教坊不甚沟通，不肯降低身份为教坊填词，而飞卿肯贸然为之，遂得意外成功，一如鲍明远之采用民间乐歌而卓然成家。从此，晚唐五代词乃投入文人怀抱。韦庄早年抱负极大，不肯降低身份，故早年所作诗词极为少见，其所作《秦妇吟》名噪一时，晚年悔之，不愿流传，禁写幛子，故遭遗佚，迨敦煌写本出现，又复流播人间。此作风格出自元白，然不复铺陈词彩，字字写实，上追老杜之“三吏”“三别”。盖寓蜀以后，王建自立，强藩跋扈，文人不敢声张，故隐讳其词以寓故国之思，而诗词风格遂与众迥异。综观四人中，以格调言之，韦最高，杜次之，义山又次之，飞卿最下，风云月露而已。
（三）其他诗人
皮日休与陆龟蒙为晚唐特殊人物。晚唐人诗文重形式，甚至连生活亦重形式，皮、陆二人其尤者也。元、白二人曾无意开倡和之路，皮、陆有意学之，而根本未能学像。盖元白之心重在生民社会，而皮陆则相约为江湖隐者，倡和之作不仿新乐府，但仿元白成套之小题诗作，故使人读其诗有无可如何之感，成不上不下之局面，二家终身致力于此，收获极少，至为可惜。其他可称者有司空图、杜荀鹤、罗隐、徐夤四家，可以“琐碎”二字概括其作风，无大题目与大感慨。司空图以《诗品》一作为最大成就。杜荀鹤当时影响甚大，作品数量亦多，然皆千篇一律，格式不出五六种，无甚可称。罗隐为江东三罗（虬、邺）之一，笔力甚弱。徐夤诗风格与荀鹤相近，以年高人从之学诗而有名。
研究晚唐诗人可走二新路：① 以五代词之内容与晚唐诗比较；② 晚唐多白话诗，遂为民间艺术所采用，可于北宋及金元话本中求其生命流传之所及。
五代词人
通常称五代词，概念极为笼统，实际言之，应以地理分之。自中唐而后，中央势衰，藩镇崛起，中央文化因而四溢，往往散裂于诸藩之幕府中，文学风格亦随环境而呈不同之面目。五代词以地区言可分为四区，即二蜀、南唐、晋与荆南是也。
（一）二蜀荆南与《花间集》
自隋以来，南北文化即有不同之色彩面目。经唐三百年之陶冶，长江下游以金陵为中心之文艺，仍未因统一而生显著之变化。唐代长安有变乱时，有二路可走，其一西走剑门以入蜀，其二南走荆州，绝不肯东下以至金陵，盖文化不同之故。及黄巢、朱温之乱，乃将整个文化中心打破，因而分存于各地。其一为二蜀，以成都为中心继续发展，其地去长安较近，故直承晚唐文化正统；其次为荆南，其地土风诗势力极大，避难者至此，与地方色彩相结合，形成长江上游之文学风格。至于以金陵为中心之文学面貌，自又与长江上游者异。北宋统一以后，文化承继乃取自金陵，如南唐澄心堂纸之移入开封，即是一例。
以词人之数量言，二蜀作家最多，前蜀八人，后蜀五人。前蜀计有韦庄（端己）、薛昭蕴、牛峤（松卿）、毛文锡、李珣（德润）、牛希济、尹鹗、魏承班。韦词存五十三首，内容可分三类：一为应酬之作，如《喜莺迁》之贺及第是；次为近于飞卿之教坊词；三为以诗之寓意寄托入词，用抒个人怀抱，此为特色，文人之大量填词虽始于飞卿，而境界增高则自韦发端，然韦仍属花间派之词人。薛词存十余阕，此时人填词，内容与词调相合，当为晚唐之一般格式。松卿存词二十七首，格近飞卿，而质较低。希济近薛，初官于蜀，后入仕南唐，并具两地风格。毛词较二牛教坊气少。李先世为波斯人，故当时称波斯胡，存词五十余首，近荆南风格，多写土风。魏、尹二家无甚可称。《花间集》选词以前蜀作家最多，乃代表以成都为中心之文学风格。后蜀词人计有：顾夐，鹿虔扆、欧阳炯、阎选、毛熙震。顾在后蜀为特殊作家，每思推陈出新，改良词体，自小巧处入，故二蜀词人以巧思见称者，当推顾为第一。鹿词存者不多。欧阳为蜀人，存词四十八首，内容甚杂。毛亦尝官于南唐，喜填大曲之摘遍。阎存词六首，无特点可言。
荆南词人足称者唯孙光宪（孟文）一人，晋则仅和凝（成绩）而已。孙为蜀人，官于荆南，北宋初犹在，其词风近刘梦得之诗，盖采土风“竹枝”以入词调，变教坊词为荆南之土风，开词之新境界。和凝，山东人，为五代元老，当仕时人号“曲子相公”，足见其好词之癖，今存词二十四首，专为教坊而作，词格极低，故可传者有限。
（二）冯延巳与南唐二主
冯延巳（音嗣），字正中，广陵人，为南唐太子（中主璟）太傅。南唐迄北宋初之小令，自冯开山。南唐词风不同于花间者，在完全脱离教坊成为文人抒情之工具，使词之重心全变；加之南唐文风极盛，使作者心情不致低落，故能超出晚唐风格。词至正中，遂由写事转到写情，由对外转到向内之局势，晚唐及二蜀词之渣滓，及此尽去，故正中之出，为词划一新的时代：由情浅而转深，内容由浊转清，由力弱转为强健。故云：自二蜀而上，唐也；南唐而下，宋也。正中实为唐宋词分野转捩之人。
南唐二主中，中主天才逊于后主，然工力极深。中主璟，字伯玉，年龄小正中十余岁，君臣相见，好谈文学，故人疑南唐词之风格主要受正中之影响。中主词向情深处发展，境界较为凄婉。有中主、正中之倡导培养，然后乃有后主在词方面之成就，此境遇与天才配合之所致也。后主字重光，其词之发展变迁凡三期，今流传极盛者为晚期作品，特分期论之如次：第一期为自学词迄与大小周后婚爱阶段，现阶段，此后主生活最优裕时期，本期词风，近于二蜀；第二期为宋太祖即位，开始压迫南唐，改帝为主，上表称臣阶段，其八弟重善朝宋被拘留，国势日蹙，后主悲哀自此始，词风深化，然犹未极其深广，造乎绝境；第三期自为囚于宋，至服药酒中毒死止，年四十二岁，今所传诵诸词，即此最后三四年中之作，风格最为成熟，乃完成正中、中主培养之词风，内容则推一己之悲哀及于大我人类，推一代之同情及于千古同情，又因笃信佛教之故，心胸自然开阔，加以亡国之悲运，遂成其造诣绝伦之独特风格。唯其人之风貌与词境不合。
晚唐五代的文艺论
欲以《文赋》或《文心雕龙》为标准求文艺论于唐代，则徒见其支离散落而已。关于诗论，以白氏《与元九书》、元氏《杜少陵先生墓志》（《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二文为力作，余无足观。
至宋乃有大量诗话之产生，代替诗的理论大宗，然均杂乱琐碎，此风实自唐人开之。唐人论诗较有系统者凡二书，一为释皎然之《杼山诗式》。皎然为诗人谢灵运十世孙，秉其家风而发扬之，为宋人诗话之来源，其书内容大致分为二部：一为作诗理论，论诗格、诗调及写作方法；一为批评前人作品，最重要者为以单字形容诗之格调，开司空图《诗品》之先河，后世以意境辩诗自此始。其辩诗体十九字为：高、逸、贞、忠、节、志、气、情、思、德、诫、闲、达、悲、怨、意、力、静、远。为唐诗发展三百年之总结，颇似《文心》之《体性篇》。主张人顺择其近于己意者而进行创作，至司空图乃完成此一理论。其次为《诗品》，此司空图（表圣，虞乡人）受《杼山诗式》影响而撰作者也，其书分二十四品，第一境界以二字标名，每首意境均以相近之笔调阐发之，此影响后人作诗论崇尚意境的风气。
附论一：刘知幾《史通》
刘子玄生高宗、武后之朝，其书成于景隆四年，组织之完整，可谓空前绝后，渊源来自范蔚宗《后汉书·自叙》与刘彦和《文心雕龙》。唐初大量修史之风气极盛，在此环境中，乃培养其终身致力于史论、史法方面的研究，自古文家作史之风起，其先决条件必须懂史法与史体，子玄之作，与有功焉。然此书在当时影响甚少，至北宋欧阳公与宋子京修史，相与论列，颇近《史通》风格，于以觇其对古文家修史之影响。此书前五卷于文章无甚相关，以下数卷则颇有帮助，在《内篇》中，如《言语》《浮词》《叙事》《直书》《曲笔》《模拟》诸篇，对宋以后古文影响极为重要，与韩柳之论异矣。《外篇》中有《占烦》篇，实来自《内篇·烦省》者，故欲看宋以后之文学理论，必自此入手。唐人不敢倡言《史通》者，盖其中有《疑古》《惑经》二篇，此学自《论衡》之《问孔》《非韩》《刺孟》者，其时定儒为一尊，故人不敢和之，亦理之宜；然宋人对古书之抱怀疑态度，似又不能与子玄之书无关也。
此书成于日本，在中国不甚流传，近代日本学者铃木虎雄作《中国文艺论》尝略引之，乃为国人所注意，乃有汉译本之出现。在唐武宗、文宗时代，日本曾派学问僧入唐，唐文化之输入日本，此辈实为功臣。空海卒于文宗大和九年，居唐者凡十余载。密宗盛行后，国人称之为遍照金刚，日本尊之为弘法大师。其对日本功绩凡三：（1）传密教入日本，至今不衰；（2）日本原无假名，读书全为汉文，无文字代表其本国语言，时印度梵文拼音传入中土，空海乃采汉字偏旁，以梵文拼音方法，参照日本方言而创造假名，为日本有文字之始；（3）采唐代种种文艺形式理论，集而成书，凡六卷，即《文镜秘府》是也。凡在历史潮流进行中所选择保存者，必为当时较高之成就，而一般流行于社会间价值不甚高之文物，往往遭受淘汰，而空海书中所收却属于后一类者，即保留了唐代一般通行之文籍，今中土欲知究竟，反不能不借光于东瀛矣。其书分天、地、东、西、南、北六卷，内容大要如次：（1）天卷有调四声谱、调声、用声法式、八种韵、四声论，在唐代流传之琐细文物，于此可见一斑。（2）地卷有《论体势》等，分十七势、十四例、十体、六义、八阶、六志、九章，内容较为琐碎。（3）东卷有《论对》，分二十九种，笔札七种，言例，我国后世声律启蒙书之所从来也。（4）西卷有《论病》，分文二十八种病，文笔十病，得失二部分，由此见出唐律诗及四六完成所受社会流行俗论之影响。（5）南卷有《论文》，意者为今诗韵卷中所列《词林典掖》之类所渊源。（6）北卷有《论对属》（指文章）、《句端》《帝德录》《叙功业》《叙礼乐》《叙政纪恩德》，均应酬文之格式，当是唐代士子应试之《兔园册子》之类。
治文学史须注意二事：（1）注意某时代中文人必读之书本；（2）注意某时代流行之陋书，如梁萧统之《十二锦》，即供案牍运词参考之用者也，连珠体即源于此。又如北魏好刻墓志，往往千篇一律，当时必有俗书墓志格式，人死后文人为之依样画葫芦而写成之耳。
附论三：唐代佛教在文学史上的影响
1. 译经、造论及纪行
中国佛教自东晋迄唐代有两大译经事件，一为姚秦之鸠摩罗什所主持，一为唐初玄奘所领导。就文体言，姚秦以前为另一风格，如《弘明集》诸作，乃尽力使佛经中国化，迁就国情，使国人读之不致刺目。鸠摩罗什来华后，则一反前此态度，力求合乎原义，不复迁就国人，观《高僧传》中记述译经之事，可知其谨严态度。至唐代，玄奘亲入印度者若许年，归而重译佛经，谓之新译，而称前者为旧译。新译经之妙，在一方面不失梵文原意，一方面又能合乎国情，译经至此，遂登峰造极矣。在姚秦李唐时代，均设有译经场，内分为若干组，每组多则七人，少则五人，其中一人为译主，其余各司一职，如证义、证文、笔受、润文等。姚秦时代译主多为外国人，润文者必为汉文名家。玄奘译经时，润文者即太宗十八学士。译经程序为：译主念一句，译术照原文直译（如梵文之动词在后，译时亦放动词于后），笔受直书之，证义乃按汉文调整之，再问译主，译主点头，然后交润文者进行加工。此种经文，按理当能影响中国人之持论谨严茂密，然当时所能接受者唯俗讲而已，能得其精华者亦仅玄奘弟子窥基与圆测二人耳。其未能发生普遍影响者，殆未能与儒家经典打成一片有关。计玄奘译经共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一千三百多万言。
中国古代人不多作游记，记行文每用赋体，晋法显入印度始有《佛国记》之作。玄奘西游归来，作《大唐西域记》，记述沿途地理、山川、风物、民情甚详，为中国游记开山之作。故在《徐霞客游记》出现以前，在家人所作游记，罕有超出于和尚者也。
2. 禅宗语录
此种文体，影响晚唐及宋代文学甚大。佛教入国，原走北路，至梁武帝时，菩提达摩乘舟至广州。后入金陵谒帝，为佛教之别派，重顿悟功夫，不甚投机，乃北走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后传至慧能而成佛教南宗。其宗风为打破一切束缚，为求传道普遍而用白话说法。记录时亦直书口语，遂成白话语录之新文体。今所见《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诸书，即当时所流传者也。流播既广，遂影响文人写作，以白话记其理论，宋代理学家师弟问答实因袭此种新文体，而后代之白话小说，盖亦肇源于此。故禅宗对近代中国文学之贡献实有不可磨之功德焉。
3. 诗僧与僧诗
最早为王梵志，以白话说佛理，即偈是也。传至中晚唐而有寒山、拾得之诗，皆近于白话之韵语。晚唐会稽有二清（清江、清昼）者亦以诗名。五代有贯休、齐己，其诗面目与文人之作相等，已不同于佛家之偈。
注释
[1]本篇中《唐书》《新唐书》《旧唐书》皆有出现，有些部分无法确切地知道作者所用《唐书》是指《新唐书》还是《旧唐书》，故保留原文面貌，不再加注释。——编者注
[2]杨绾、贾至在《新唐书》《旧唐书》中皆有传。——编者注
[3]应为三十九岁。底稿如此，姑依之。——编者注
[4]应为《新唐书·文艺列传》。——编者注
[5]先天应为唐玄宗年号。——编者注
[6]今译作华兹华斯。——编者注
[7]今译作弥尔顿。——编者注
[8]今译作雪莱。——编者注
[9]1954年，原临晋县、猗氏县合并为临猗县。——编者注
[10]开元二十三年应为公元735年。——编者注
[11]此处不足二十一之数，因底稿如此，姑依旧录之。——编者注
[12]《新唐书》此处记载有误，已据今人考订成果修改。——编者注
[13]此处为“元和十四年”之误。下文“年四十九”亦误，应为“年四十六”。——编者注
[14]应为《新唐书》一七六。——编者注
[15]即上文的《谕业》。——编者注
[16]《有乌二十章》为《有鸟二十章》之误。《有鸟二十章》与《有酒十章》皆为元稹之作。——编者注